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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象互为”与《庄子》英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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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是我国古代典籍中的一朵奇葩,与《易经》、《老子》并称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三玄”,在哲学领域与文学领域都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一直以来,《庄子》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世界各地颇具影响力的汉学家及翻译家。然而遗憾的是,关于《庄子》翻译的系统研究很少,而且大多数是从文学或美学角度切入进行分析讨论的。事实上,《庄子》这部作品首先是一部哲思之作,一部精神智慧之作,充满着“象思维”感性的认识和理性思辨这一智慧的表达方式。仅用理性的概念思维是无法真正体会《庄子》行文的认识范式和深刻内涵的。因此,本文从 “象思维”与“道象互为”的哲学维度,一个全新的维度来研究《庄子》英译。“象思维”作为我们传统中国文化的哲学样态,是一种蕴含着哲思理性和灵性的诗性为一体的思维方式,也是中国五千年文明所孕育的智慧的思维模式。作为接通“言”与“意”的关键性中枢,它对于中国人追索天地之道、人生智慧,对于文人文学创作和美学意义表征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作为我们传统文化所特有的认识形态,不光是对道家和诸子百家思想产生过重要影响,中国的诗学文论及诗词歌赋曲等文学体裁,千年以降,无一不受“象思维”的影响。尽管国内目前对于“象思维”这一中国传统文化认识形态有较多关注,但是将“象思维”与翻译相结合的领域却少有涉及。事实上,“象思维”与中华文化精神样式的翻译、传播和被他者认同追随具有不可分割性,这决定了这个课题的重要意义及研究价值。从一般意义上讲,受传统“象思维”的影响,中国的经典著作几乎都是“象思维”的产物,《庄子》也不例外。庄子在其著作《庄子》中灵活地运用“象”和“象思维”表达自己的思想、传播和发扬道家文化,生动地再现了这个充满生命形态灵动而动态的整体世界和人生的智慧。因此,仅用理性的精神概念思维是无法真正体会《庄子》行文的深刻内涵的,研究《庄子》也必须以体悟的“象思维”才能识其真谛,体其精微,致达“道”之境界,而翻译《庄子》和《庄子》翻译研究亦是如此。可以说“象思维”乃参悟其所宣扬“道”唯一行之有效之路径,而非纯粹的理性认识可为之。因而译者唯有积极调动“象思维”充分把握和体认其意象深意,深谙原作者运用“象思维”进行创作的认识过程和精神旨归,再运用“象思维”将其精神要旨再现于目的语文本,这样才能保证目的语读者通过译作获得与原作读者相同的精神要旨和审美体验,灵动而巧妙地传达原作的深刻内涵,以此展现源语言文化中所体现的东方智慧和审美情趣。论文第一章为绪论,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意义与动机、视角与可行的解决方案以及论文的整体框架;第二章介绍了《庄子》英译及其英译研究的情况;第三章讨论了“象”、“象思维”以及“道”与“象”之间的特殊关系;第四章介绍了中国典籍英译的重要性、“象思维”与翻译诗学及翻译美学之间的关系;第五章选取了《庄子》中的《逍遥游》,从“象”的保留的角度比较了汪榕培与理雅各的《庄子》译本。第六章总结全文,重新回顾了本文的主要发现、研究的局限及今后的研究方向。中国典籍英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课题,对于传播和发扬中国文化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中国典籍的创造都是在“象思维”的影响下完成的,因此我们在典籍英译时不能仅仅局限于文学或美学的角度,而应上升到哲学的层面,灵活地将“象思维”运用于中国典籍英译的实践中。

孔晔珺
论老子思想的国际政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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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长期以来,对老子思想的研究一直比较侧重其对个体行事的指导意义。直到二十世纪末,关于老子学说属于一种政治哲学的界定才普遍被中外学者所肯定。老子政治哲学的产生是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的,并以老子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为基础;以“道法自然”、和光同尘、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为精髓;致力于达到一种百姓安居乐业,没有战争侵扰,国家间和谐相处的大同局面。将老子的政治哲学进行深入挖掘和拓展,便可体味老子思想对国际政治的重要意义。随着全球化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国家间的联系也藉由经济、政治、文化等众多因素的介入而日益密切和复杂。特别是在9·11事件之后,文明之间的差异和分歧愈加凸显,国际政治格局显示出一种总体和平下局部冲突的不断发生甚至加剧的局面。如何弥合不同国家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的不同;减少由于国际政治争端带来的战争、冲突与百姓的伤亡;争取一个和平、和谐、大同的国际政治格局,不仅是全世界人类的美好愿望,也是人类发展的最终要求。而这些,都能在老子思想中找到参考和借鉴。本文以老子思想是一种政治哲学为切入点,分析老子政治哲学的背景、主要内容和特点,并从老子思想与国际政治中的人道主义、老子思想与国际政治中的生存哲学、老子思想与国际政治中的均势原则三方面论述老子思想对国际政治的重大意义,指出一个追求和平、致力和谐、尊敬自然、保证平等的国际政治新格局,无疑是人类永续发展和进步的根本保证。而老子思想,也必将在这一进程中发挥其愈加重要的作用。

马睿
《论语》三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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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在原始结集之后，虽经始皇焚书，秦末战乱，仍靠口耳相传和辗转传抄保留了下来。至西汉初，共有三个主要文本：《齐论》、《古论》和《鲁论》。《汉书·艺文志》对此三种文本有详细记载，本文主要探讨的内容如下： (一)考订三论出现的先后次序及其源流。本文通过对先秦典籍的梳理，结合出土的新材料，初步可以认定：《齐论》、《鲁论》的抄本早在高祖或文帝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早于景帝时期发现的《古论》。三论虽版本不同，师说各异，但实际上异流而同源。 (二)作为全文的核心部分，本文主要从文字异同、逸文遗句，篇章结构、师承传授四个方面着手，探讨三论的异同及其特点。文字上，《齐论》已不可考，《古论》和《鲁论》之间的异文多为假借和音同音近的字。逸文遗句方面，前人对《古论》的辑轶大致可信，而所辑《齐论》、《逸论语》只能算是一种猜测。三论在分章上最明显的区别是对《尧日》篇第三章的处理，篇数及篇序则是互有异同。师承上，《齐论》、《鲁论》传习人众多且地位尊贵，总体上《鲁论》的实力比《齐论》更强大，而《古论》由于传习不广，并未形成严密的师说体系。

李红艳
苏东坡游戏书写中的修辞辞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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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是宋代有名的诗人、词人、文学家和政治家。苏东坡的诗词及文学作品深受欢迎。本文收集了苏东坡所创作的游戏文字，以及历史上流传的关于苏东坡的相关记载，试图运用古汉语修辞理论，对其中特色化辞格加以分析、归纳。文中共分析了回文、集句、仿词、双关等十多种辞格，并试图寻找这些常在游戏书写中出现的多种辞格所存在的共性。

辛香兰
《荀子》双音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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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是汉语形成和发展的源头，在汉语发展史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双音词在这一时期的大量涌现奠定了以双音词为主要词汇单位的汉语面貌的基础。对先秦时期双音词的考察将是这一时期词汇研究的一个重点，也是我们进行断代词汇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中，选择有代表性的先秦文献进行双音组合及双音词使用情况的统计、分析，可以为断代词汇史中这一专题的研究提供具体实例依据。本文选择战国晚期儒家哲理散文著作《荀子》作为专书研究的对象。本文将《荀子》放入先秦时期双音词发展的整体背景中进行考察，以动态发展的眼光讨论双音词于先秦时期的判定标准，并草拟出“先秦时期双音词判定流程图”;依据“判定流程”，以全书的词汇为对象，并以同时期作品为佐证，对书中的双音组合进行了统计整理，确定出《荀子》中所使用的已较为稳定和凝固的双音词并对这些双音词进行结构及语义上的梳理。本文还着重对几个围绕着词汇单位的归属存在争议的问题进行初步的探察，如“～者”结构的双音组合于《荀子》书中的成词问题、偏义复词的使用情况及确定、同素异序词的使用情况和特点以及跨层次结构的词汇化等等。以期运用动态分析和统计比较相结合的方法、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讨论呈现出代表战国晚期语言风格的《荀子》双音词使用特点。

姚玮
荀子礼学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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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学思想作为荀子思想体系的核心部分，历来是研究的重点问题。把这部分作为一个问题来研究，目的就是想通过对荀子礼学的思想渊源，社会背景的探究，来了解荀子礼学思想的意义。夏商周三代及以前时代作为中国文化的奠基时期，产生了辉煌的文化成果，那时的礼文化也得以极大的发展，尤其是周朝的礼已经比较完备。孔子就是在继承前人礼思想的基础上，对周礼进行了完善发展，形成了以“仁”为主体的礼学思想，孟子基本传承了孔子的思想，将礼内化为情感心理。到荀子生活的年代，新的生产力逐渐发展，政治、文化各方面都有了一系列的大变革和新发展，天下出现了封建大一统的趋势。荀子正是在当时背景下吸收了前人思想的合理之处，结合了当时的社会现状，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礼学思想体系。在天人关系方面，他主张天人相分，认为天是自然的客观的，人有主观能动性可以认识天，但需要遵循客观规律来改造自然。这样既不同于道家对天的出世态度，又为儒家入世的思想提供了理论上依据。在人性论问题上，荀子主张“性恶”，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后世的善都是“伪”的结果，这也就强调了后天教化环境的重要性，即“礼’的重要性；但是他又强调“礼”的制定者在少数的“圣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圣人”，这就使得他在肯定人的自然之性平等的基础上衍生出社会性的不平等，这也就论证了等级制度的合理性。在认识论方面，他强调“虚壹而静”，做到“虚壹而静”也就达到了“大清明”状态，即认识是从感官到理性再到心的过程。在政治思想方面他强调“礼治”的最终目的是为“人治”服务的，只有在“人治”的基础上，各司其职才能使社会和谐，人治的最高境界是实现“王道”，但他并不完全反对“霸道”；另外他还说明了君臣关系的重要性，认为和谐的君臣关系是和谐社会的前提；君主在荀子看来是政治上的至高者，而圣人是道德至高者的代表，在他所在的社会这二者并没有能合一，所以最后他阐述了实现理想社会的途径是“成圣之道”，即君主和圣人的合二为一。荀子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很多地方显现出自然主义倾向，这是他思想特点之一。本文正是在前人资料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荀子思想的内涵。在理论分析中找出荀子思想的合理与不足之处，以及在“礼崩乐坏”的浪潮中产生荀子礼学思想的原因，同时分析荀子的礼学思想在整个中国古代礼学发展史上是否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以便得到更确切的理解与认识。

孙运玲
《庄子》中“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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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人们都把“记”看做是学习的成果,认为知识和真理都是要通过记忆印刻在心里的。在中国古代传统学说当中,儒家就把记忆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孔子鼓励他的学生不仅要获得新知识,还要牢固掌握已学的旧知识所谓“温故而知新”,做到“多见而识之”、“默而识之”。其他学派虽没有儒家学派如此重视,却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强调过如“博闻强识”、“博闻强记”。《庄子》却与之不同,庄子认为“忘”才是获得人生真谛,达到人生理想境界的途径,是指导人们处世的方法论。在本文第一章介绍“忘”这一概念,简单论述“忘”在语言层面的含义以及在《庄子》中的具体含义,对“忘”形成初步了解。认识到“忘”在《庄子》中不仅仅是一种修养工夫,更是精神上的一种超越,并且庄子“忘”这一概念的提出也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其具有一定的思想理论基础还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不同的门派思想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第二章以前面的了解为基础,展开论述具体内容也就是实现“忘”的具体途径:“坐忘——离形去知”和“心斋”。通过“坐忘”与“坐驰”的简单对比以及“心斋”与“坐忘”的关系,加深对“坐忘”这一具体途径的了解,教会人们如何做才能达到“道通为一”的境界,突出“忘”在庄子哲学中的重要性。第三章点明“忘”这种方法的最终目的是达到“游”,这是一种精神和心理上的超越,是对人生困境的挣脱。通过分析“游”的含义和基本形态以及“忘”与“游”之间的关系来说明何为“游”。全文以“忘”为线索旨在通过对这种方法的研究,使之成为一种能够为当代人解决生活和工作中所背负的心理压力的可行之策。本文在结语部分简单总结当代人面临的主要思想问题,并且结合“忘”这种方法为走出人生困境减轻压力,提供一剂良方。

李雅瑾
荀子思想体系之建构——以“心”作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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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思想体系建构实是基于“心”这一根基点而开展。其发展脉络大体遵循以下模式:人之“心”与“性”各自相对独立,特别是心天生具有认知功能和道德能力;因此向内能够认识到人之本性、能够认知到人之为人的根据,向外能够认识到天地万物;是在心的主导下,人们才“化性起伪”为善去恶;其工具和准则就是“礼”;进一步,荀子将礼用来进行社会政治统治、以礼来进行道德修养。因此,从“心”的角度去探讨解析整个荀子哲学体系的建构和脉络发展,对于重新认知荀子完整的哲学体系,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文章第一章探讨了荀子“心”的内涵。在本文看来,“心”在荀子思想中,指的是与性同时天然生成且先天具有认知能力和内在含有道德属性的一个主观能动之体。本文认为,“心”在荀子看来具有以下两点内涵:第一,心天生就具有认知能力和道德能力,这是与生俱来的功能;第二,“心”与“性”相对,心是一个具有主观能动自主性之体。第二章在第一章“心”涵义的基础上,会引出荀子的“人性论”和“认识论”。在人性论中,“性”对人自身来说是一个本然的存在,先天无所谓善恶之价值之分,但是一旦在顺性而为、放纵性的后果下就会出现“性恶”的结果,其中从“性”到“性恶”的说法转变,是在“心”这一功能主体的评判下导致的,这即是荀子“性恶”论的人性思想。而在人性论中,我们会看到荀子眼中的“人之为人”就在于一“心”,心之“义”是人与禽兽相区别的根本所在。在认识论中,认识活动的开展和完成离不开“心”的功用,荀子“天人相分”的思想也是在认识活动中建立的,离不开“心”天生的认知力和内在辨别力。第三章“化性起伪”的理论建立在第二章的基础上。人在认知到““性恶”的情况下,显然会觉察到若依顺人的本性发展会导致个体的生存毁灭与社会的混乱不堪,所以人需要控制调节自身之“性”,这即是荀子“化性起伪”思想的产生,这一思路是逻辑递进的。而“化性起伪”活动的产生,不可能是“性”的作用,因为“性”没有主观能动性,是“死”的,只有在“心”主体的认知和活动下,“化性起伪”活动才能产生和进行,“心”同样在此思想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第四章同样在前一章的基础上衍生。“化性起伪”活动的开展,除了有内在“心”功能的参与下,还必须有一个外在客观条件来依附与实际展开,这一工具就是“礼”,可以说荀子“礼”的创生是为先天之“性”而造,只有在“礼”这一具体条件的社会规范下,才能从“性”到“伪”,“化性起伪”的思想才能成立。而“礼”建立之可能,依然离不开“心”的功能,其中心之“义”的道德能力占很重要的作用,由此,礼才能被圣人所创造。而圣人在无礼的情况下如何制礼,就是依据其内在的认知力和心天生的道德能力,在观视到现实人类争夺混乱的实际情况下从而作出礼。在此章中,本文对荀子“礼”之来源也进行了探究,从而使荀子“礼”的来源更明晰化和条理化。第五章探讨的是“礼”的教化,一是以“礼”进行社会政治统治,二是以“礼”进行道德修养,同样此章内容是在第四章的前提下衍化的。荀子“礼”的创造,是为了有一个更好的安排与运用,这就是依照“礼”来进行国家政治管理并运用于个体进行道德修养,实现理想人格,二者的进行和实现,非“礼”不能产生结果,这也是荀子最为提倡的。而“心”同样在二者的思想中发挥着极大的功能,离开“心”的参与,上述活动即无法完整进行。第六章为结论,得出荀子的思想具有体系性,而其体系性的开展与思想建立之根基全在于“心”这一主体,除却“心”,荀子的思想无法产生与进行。更多还原

苏慧武
《庄子》名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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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作为先秦诸子著作的代表，其语言反映了上古汉语尤其是战国末至汉初汉语的基本面貌，也是后世典范的文献语言的源头之一，因此在汉语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庄子》是中国上古时代的哲学著作，哲学的推演和阐释需要基本的概念，而名词则担当重要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说，名词是观念的窗口、思想的原料，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富有意味，它的形成被人的思维方式所决定，而它本身则包含极为丰富的信息——人的思维方式、审美、文化、看待事物的视角、价值观等等。对《庄子》名词进行细致扎实的研究，深入分析《庄子》名词及所反映的时代、地域、哲学、文化等方面的特点，总结《庄子》在中国语言史上的多重价值无疑将有利于汉语史尤其是汉语词汇史的研究，有益于先秦语言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细化，也就是说有助于先秦诸子语言的共时研究和汉语词汇史的历时研究。本文以1961年版的新编诸子集成本《庄子集释》为底本，利用前人时贤的研究成果，对《庄子》名词进行深入地挖掘。全文正文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首先介绍《庄子》的基本情况，包括《庄子》的版本流传及历代注家情况，《庄子》词汇的研究现状;其次说明《庄子》名词研究的意义，包括文章的材料来源、研究方法和研究意义。第二部分即第一章，介绍《庄子》名词的分类标准，为下面的内容打下理论的基础，包括区分字、词、词组和词的义位的理论方法，名词的定义以及《庄子》名词的分类。《庄子》名词的分类包括结构分类和意义分类两套分类，这一章也会介绍这两套分类的目的、针对对象和分类方法。第三部分即第二章，是结构分类与分析，包括单纯词的语音结构类型分析和复合词的语法结构分析。鉴于前人已做过《庄子》词汇结构分类的穷尽式统计研究，本文重点描述偏正式复合词和并列式复合词，利用数据的统计和列表的方式，力图详尽展示这两类复合名词的特点，补前人研究之缺，其他方面点到为止。第四部分即第三章，是意义分类与分析，分三节。第一节，描述实体名词和抽象名词，并小结词汇学方面的特点、意义;第二节，描述专有名词和次专名词，并小结词汇学方面的特点、意义;第三节，把在《庄子》名词中独具特色的本原规律类单独拿出来做深一步的解析，并同《老子》中此类名词作比较，小结词汇学方面的特点、意义。三节的内容都充分利用了穷尽式的统计以及列表格的方式。第五部分即第四章，从前几部分的分析中透视《庄子》名词所反映的文化内容，包括折射出的哲学内容、人物文化、美学和文学内容、社会文化风貌。

闫滨
陶渊明诗文在韩国汉文学中的传播与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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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试图证明陶渊明诗文在高丽和朝鲜的传播、接受之途径和衍化及韩国文人之陶渊明观,分为六章进行探讨。第一,陶渊明诗文集传入时期与流传特征。陶诗三国时代(约当隋末唐初618年前后)已经传入韩国,而陶渊明集高丽中期传入朝鲜半岛,约林惟正出生时期,即1140年至1170年之间。高丽末崇尚陶渊明的风气流行,此时陶渊明集在高丽传播。直到朝鲜时代陶集才被翻刻,翻刻情况分为陶集与单篇文章《归去来辞》两类。对文集的流传来说,它的盛行始于君王与文人重视陶渊明高雅清洁的人品与性情及其文学的社会功效性。单篇文章《归去来辞》因约朝鲜中期的激烈的政治纷纭而更广为传播。文人在其诗文中最看重《归去来辞》,因其独步的影响力而在中国汉文学单篇文章中翻刻频率最高。就陶渊明诗文集流传途径的最大特征而言,可以概括为“地域性”,以岭南、湖南、湖西三南地区为主。其诗文集的盛行与朝鲜的地区文化及朝鲜的政治现实均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第二,对陶渊明的人品与诗文批评。高丽中期文人崇尚陶渊明兼备人品与文品,不过高丽后期官僚阶层文人因政治身份而批判其辞官隐逸。朝鲜文人格外崇尚陶渊明为人、为诗。其原因如下：一是其人品的性情符合朝鲜王朝推广的儒家礼教,高尚的节操为奠定国家的纲领有助；二是其人品符合有胸藏忠义、坚守道义、不事二君的臣民形象：三是其诗文符合于社会功效。朝鲜文人除了陶的清高人品以外,亦看重其慈父与真率。尤其是英祖领会其博爱与慈爱精神而把其人本思想当作人才选拔的基准。文人对其人品的崇尚影响到其诗文批评。文人评价陶诗的平淡出于自然美与真, “自然”与“真”出于其修持独身的性情。文人以为先要获得修持守身、陶冶性情的精神境界与高雅的人品,才能达到陶的平淡自然。可是他们发现“后入学他平淡,便相去远矣”的悖论。朝鲜文人对其诗体却评价陶渊明是一位古朴诗歌的集大成者而不可专学其诗。其原因之一是当时学术倾向上文人不爱古诗；二是如果专学古朴就缺少诗歌艺术上的声色,可能会流于无味枯燥。第三,陶诗对韩国的山水田园诗与闲情逸致文化的影响。韩国文人接受陶渊明田园诗的内容是三个方面。一是接受崇尚自然与生活的自然而结合韩国农家固有的风景与农民的人情味。韩国田园诗有浓厚温暖的人间味、抒情性、像理想乡一样的农家风光与农民形象,它反映着韩国固有的情调,这一点是韩国田园诗的重要的特征。二是接受重农思想与走向农民的人本思想。三是接受山水与田园情趣合流的闲情逸致,而享受闲适自乐、宿静的境界、山水怡情的文化。这一点是陶诗对韩国山水田园诗及隐逸文化的贡献。第四,“桃花源”意象在韩国的演变。桃花源有着丰富的文化意蕴,在韩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化身。李仁老将智异山“青鹤洞”比作武陵桃源。朝鲜时代文人继承李氏的桃源乡模式,进一步化用其意象。桃源乡逐渐从“理想空间”转变为“现实空间”,有人世化、实地化的特征。朝鲜后期出现了民众拿着清鹤洞秘记和清鹤洞地图去寻找“桃源乡”的现象。韩国文人接受桃花源意象之成因有四端。其一,文人对韩国的锦绣江山具有强烈的自豪感,把本土的风景秀丽比拟武陵桃源。其二,文人关注韩国的古老传说与《桃花源记》的相同之处。其三,对仙界的憧憬与老庄思想的影响。其四,文人对社会混乱与民生不安的责任意识。第五,对《归去来辞》的接受与衍化。韩国文人接受宋人苏轼的创作模式,亦接受朱子对《归去来辞》的评价即忠愤的诗人之作。朝鲜文人以《归去来辞》为士大夫的必读书,他们评价《归去来辞》不但有丰富的文学性而且反映陶渊明的节义。文人对《归去来辞》的非同一般之感受就发展到欣赏归去来图或以题画诗论陶的文化生活,它就成为韩国文人享有隐逸文化的一种乐趣。“次归去来辞”的形式非常普遍,它内容上可分为追从回归之志与性理思想。韩国“次归去来辞”概括为三个特征：一是以辞为一种“自省”的文章格式；二是强化说理性；三是创作的集团化。第六,五柳先生型人物塑造与陶渊明的典范化。《五柳先生传》给后人提供了将陶渊明偶像化、典范化的契机。李奎报、成倪、赵任道、安鼎福,按照自己的处境与社会身份,塑造处士像、君子像、士人像、隐者像,他们都是个性化、特殊化的人物形象,同时是代表其时代的共有之人物形象。他们创造一个虚构的人物来审视自己,确保客观性。不过他们艺术化的人生都在五柳先生追求的生存方式的范围之内。他们把自己人生艺术化的成因有三端。其一,对人生的艺术自觉；其二,获得类似陶渊明一样的生活感受和恬然闲适的心情；其三,对陶渊明的人格美的钦慕,格外注重“安贫乐道”的人生态度。更多还原

卢又祯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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