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文化大数据库

三苏文化大数据库

日期范围

-

三苏文化大数据库

学术论文

找到10484条数据

苏轼饮食诗歌研究

学术论文

纵观苏轼诗集,专门写饮食的诗歌有一百五十多首,而提及饮食者达近千首之多,这一数字超过了苏轼终其一生所创作的二千七百多首诗歌的三成。可见,苏轼饮食诗歌创作蔚为大观。作为“奋力有当世志”的士大夫,像苏轼这样对饮食日用如此关注并且对各种食材津津乐道,对亲自实验各种烹饪法、酿酒法乐此不疲的现象无疑是罕见的。当然,苏轼好吃,但不耽于吃,更不囿于吃;好论美食,但不是浮光掠影地泛泛而谈,而是在亲身实践的基础上绘声绘色地娓娓道来。苏轼的一生几起几落,宦海沉浮,踏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凡足迹所到之处他都入乡随俗、随遇而安,不失时机地品尝当地的风味美食。条件允许时他尽情享受山珍海味,生活窘迫时他也安于粗茶淡饭。复杂的人生际遇和随缘自适的心态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饮食观,即：“五谷以疗饥”的适用观,“半酣味尤长”的适度观和“饱吃惠州饭”的适时观。论文的第二部分将苏轼饮食诗歌分成：在朝任官、地方任职和遭受贬谪这三个时期加以对比研究。对比的结果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在分析例证的基础上将三个时期饮食诗歌所具有的特点进行对比,探究造成差异的原因,得出的结论是：创作于地方任职和遭受贬谪时期的饮食诗歌中提到的食物最为丰富多彩,而遭受贬谪时期的饮食诗歌尤为杰出。苏轼自号“老饕”,显然,对于自己的知味善食他不无自豪。每当面对食物,他的味蕾即刻就会被打开,同时打开的还有他轻松愉快的话匣子。在饮食诗中,有时他和朋友相互调笑戏谑,使得生活充满生机和乐趣;有时他甚至拿自己嘲讽打趣,使得生活中的窘迫被轻松地化解。他常说“肉食者尝苦墨”（肉食者胸中无墨）,又对海天佛国有着清醒的认识,因此他立足生活、注重实践,善于从大千世界中吸收创作的养料。以上两点涉及到苏轼善吃知味背后的两种人生取向：谐趣人生和务实人生,将在第三章中论及。苏轼对生活和美食的喜爱是发自内心的,所以他的饮食诗歌往往是真性情的流露。又加上超尘拔俗的措辞,高超绝妙的艺术手法,使得他成功地化凡俗为高雅,大大提升了饮食诗歌的格调,使得饮食诗歌在高雅的艺术殿堂有了一席之地。他的饮食诗歌看上去朴实无华、平淡无奇,但这种朴实和平淡却是铅华褪尽、绚烂之极所呈现出来的返璞归真与自然天成,因此淡而有味。诸如此类创作技巧、艺术特色与成就方面的东西将在第四章中论及。

陈娇
宋代旗帜研究

学术论文

伴随着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长足发展，宋代旗帜在种类和名称数量上大量增加。宋代统治者依据典籍、天文星象、已发生的事件和祥瑞等创制了大量的旗帜;社会经济的发展、市民文化的兴起直接推动了旗帜种类和数量的增加，以致宋代发展出旗、纛、幡、麾、铭旌、其他等六类195种旗帜，超过了宋代以前任何一个朝代，是中国古代旗帜发展史上的一次高峰。　　旗帜在宋代政治和军事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功能。旗帜的政治功能主要有四种：象征、彰伟绩、昭文物、仪卫和传递政府政策。旗帜政治功能的发挥，强化了宋代的政治统治。旗帜的军事功能主要有五种：指挥作战、祭祀、军事标表、传递军事信息、警示和指示，为军事活动的顺利展开提供了保障。　　宋代崇文抑武政策的实施，经济的繁荣，市民文化的兴起促进了旗帜的发展。旗帜被大量运用于社会生活之中，发挥了以下九种功能：传递商业信息、传递灾情、烘托表演气氛、渲染节日氛围、指示风向、承载信仰、识别死者身份、标表心志和传递冤情。旗帜的广泛应用一方面体现了其使用范围的不断扩大，功能的空前拓展;另一方面则从侧面反映了宋代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　　宋代车旗制度在前代基础上不断变革和发展。宋代皇帝五辂车旗主要有玉辂大常、金辂大旂、象辂大赤、革辂大白、木辂大麾，象征皇帝高贵的地位，使臣民望而知所从。宋初皇太子金辂建大旂，表现出对皇太子的尊崇。乾道元年，皇太子请求不用金路大旂。乾道九年，宋孝宗下诏允许皇太子祭祀乘金路，建大旂。在群臣车旗方面，宋初规定了大臣在祭祀、奉使、丧葬时使用的车旗和在皇帝卤簿中的车旗。宋神宗以降，皇帝卤簿中的群臣车旗在幅面画章和斿数上不断变革，使之标表大臣的贵贱等级。宋代车旗制度强化了君主的地位，明确了群臣等级，巩固了宋朝的统治。　　宋代形成赐旗制度。旗帜赏赐的对象主要是本国大臣和藩属国及外国。对内，宋朝赐旗的对象主要是军事将领，主要集中在神宗、徽宗、高宗时期。赏赐本国军事将领旗帜，一方面表达帝王对大臣的恩宠和嘉奖，另一方面则鼓励群臣继续为宋朝效劳，进一步壮大和发展宋朝。对外，宋朝赐予旗帜的国家有占城、蒲端、大食，主要集中在北宋真宗年间。对外赐旗给藩属国或外国，一方面向外国表明了宋朝国富兵强，另一方面则向他国传递宋朝大国形象，对宋朝与外国的交流与发展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宋代统治者制定了较为完备的制度对旗帜的修造、存储、使用进行有效的管理。宋代中央修造机构有东西作坊、弓弩院、制造御前军器所;地方修造机构主要有作院、都作院和提举保甲司。同时，宋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完善了对旗帜修造的管理。宋代旗帜的存储也置于政府严格的管辖之下。宋朝在中央设置朝服法物库、内弓箭库、军器库、内军器库存储旗帜;在地方上设置甲仗库、武藏或武库存储旗帜，并制定相关规定对旗帜进行有效的管理。此外，宋政府采取措施对政治活动、军事训练、教阅以及民间活动中使用的旗帜进行严格的管理和限制，为维护国家稳定和地方治安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宋朝对旗帜的有效管理，保证了政治、军事、社会活动的顺利进行。　　在社会稳定、文化发展、经济繁荣的背景下，宋代旗帜形成了与前代不同特点：旗的形制固定化;纛和麾由毛羽旗向布帛旗转变;北宋前期的旗帜画章受道教影响较大;旗帜种类增多。宋代旗帜的形制、种类、功能在前代基础上的继承和发展，使其在中国古代旗帜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对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并对金元明乃至后世旗帜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孔路路
南宋浙东学派的杂文学思想

学术论文

浙东学派是盛行于南宋中期的学术流派，包括金华吕祖谦的中原文献之学、永嘉经制之学、陈亮的皇帝王霸之学三大派。他们治学以史学为根柢，贯通经史文章，注重历史经验和事功，与当时盛行的朱子之学存在很大分歧。本文一方面从纵向考察浙东学派的兴起和演变的过程，另一方面以浙东学者的体用论思想、政治思想作为基础，从学术文化的角度观照南宋浙东的杂文学思想，围绕他们的文道观、文章写作、文法思想几方面展开论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一大部分是杂文学，重在经史文章之学，而余事作诗。浙东学派的兴起，很长时间内都伴随着与朱熹及其理学思想的冲撞。朱熹对吕祖谦的批评体现了两者为学方法“醇”与“博”的歧异。吕氏对“内省”的强调，与其向外博求的学问路径之间难以融通，显示出其修养理论的不完善。朱熹与永康陈亮、永嘉诸学者的论争，则涉及对“道”本身理解的差异。朱熹以恢复纯粹至善的性理之道为社会历史的理想，认为此道自孟子后湮没不彰;陈亮则认为舍“人”无以为道，关注“人”的历史行为的效果，故以汉唐事功为大道流行不废的明证。永嘉学者推崇三代，认为三代“治道”就在实在的礼文制度当中，而不在虚渺的“心传”，叶适更对程朱一系宣扬的道统说作了全面颠覆。朱熹与永嘉、永康的辩争，显示了性理之道与事功之道的尖锐冲突。浙东学术与正统理学在“道”的认识方面的差异，决定了双方文道观的分歧。程颐等理学前辈从追求道体的纯全和涵养持敬的思想出发，大多蔑视文人及其文学的价值，以至于北宋中期以来逐渐形成了程颐所确立的“道统”和以苏轼为代表的“文统”的对立格局。浙东学人大多是南宋的文章名家，他们对“道”的理解较为平实，文道观也显得通达，尤其是吕祖谦和叶适，更以兼祧文道自任。在吕祖谦那里，重道和好文纠结于一身，他一方面秉持“文本于正”的理学家论调，同时又慕好苏学，认为苏轼之文和理学之道可以并行而不相悖。永嘉学者中，薛季宣明确反对“作文害道”之论;叶适受陈傅良推崇三代“治道”思想的影响，将三代作为“文”、“道”合一的典范，强调文合于“治”。陈、叶的复古文学思想决定了他们仍停留在泛文学的阶段，尤其是他们本于儒学功用色彩的文艺观对纯文学的排斥，更显示出偏狭的一面。浙东学术和文学之间的互通，还体现在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对文章面貌的影响。这在浙东学人的史论文和政论文中表现最为突出。吕祖谦以史学为学术根基，强调史学“成己成物”的价值，他不但沿循“以文治史”的学问路径，并且“因史成文”，即写作史论表达自己对历史的看法，文风亦整饬工巧。陈亮以身处度外的“非常之人”自许，求声气于汉唐“因事作则”的英豪。他的史论富于气骨，说理朴素，是典型的“载道之文”。叶适更着眼于内政的改革构想，而力求将三代治法落实到社会问题的解决，其政论文笔力横肆，说理致密，亦是科举文的佳作。浙东学人大多与科举有密切的关系，出于科举教学的需要，他们对文法也有较多的研究。在科举圈子里，陈傅良声望最著，有鉴于南宋科举愈趋于程式化，他创立了细腻巧熟、带有强烈应试色彩的“永嘉文体”。吕祖谦则是此文体的推波助澜者，他写作科举范文，教授文法，选评佳作，使学人作文有矩可循。他们的科举学在当时的学人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另外，浙东学人的文学观念也以文章选本的形式体现出来。吕祖谦除了文章评点著作《古文关键》授人以行文变化之法，还编有博采众家、谨于去取的《宋文鉴》。吕氏弟子楼昉编纂的《崇古文诀》与乃师《古文关键》近似，但铨择的时代范围更宽，且含有审美的标准，其评点亦表现出“法”、“意”兼重的倾向。该文讨论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浙东学派的流变。浙东学人在“庆元党禁”中遭受到重大的打击，解禁后仍旧门庭冷落;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朱学在党禁后的迅速复苏和不断壮大，并最终被钦定为官方学说。与朱熹体大思精的理学相比，浙学的理论建构尚显浅薄，而且他们的事功精神缺乏道德的支点，很难受到浮慕道学的统治者的青睐。浙学弟子在学术方面罕能继踵前哲，而纷纷向朱学靠拢，逐渐丧失了个性和生气。在学脉绵远的永嘉学术谱系中，由叶适的弟子周南一直到舒岳祥、戴表元，总体显示出由“文”、“学”兼擅到“文胜于学”的演变轨迹。作为永嘉别派的“四灵”更是刻画雕琢，而出以淡泊，成为南宋浙东文学中一道淡雅的风景。

郭庆财
郭店楚简、马王堆帛书、王弼本《老子》版本比较与分析

学术论文

本篇论文进行郭店楚简、马王堆帛书和作为今本代表的王弼本三种《老子》的比较，由比较探索《老子》版本的流变和思想的演变。　　在具体比较之前，先讨论有关简本《老子》的一个重要而有争议的问题，即竹简《老子》的定性。通过详细分析学术界三种最主要观点的特征及其论据的合理性，我认为王博老师提出的辑选说具有最强的解释力，即认为竹简《老子》三组并非一个整体，它们有不同的来源，它们分别和加起来都不构成当时的一个完整的《老子》版本，而只是对其底本的辑录。此外，我从简本甲组和丙组都出现的相当于今本第64章后半段的文字的比较以及两组竹简形制的不同等现象，提出有关三组《老子》关系的另一种猜想，认为丙组有可能是记录当时讲授《老子》的一位先生随文解说的情况，因此丙组《老子》中不但有依其底本的《老子》原文，还夹杂着讲授人自己的解说等。从这个推想出发，可以解释同是《老子》而三组竹简形制有重大差异，64章后半段中思想的不统一，丙组中出现了甲组所没有的针对儒家的反“仁义”观念等等问题，并由此更细腻地揣摩先秦古书流传的特征。　　在探讨了竹简《老子》的定性问题之后，分篇、章形式和具体文字差异两章进行三种《老子》的比较。由于竹简《老子》并非完整的版本，因而在讨论篇、章形式时，需要先根据辑选本所呈现的面貌管窥其所依底本的可能的篇、章情况。我认为简本所依底本虽没有清晰的分篇、分章意识，但呈现出篇、章的萌芽。从甲组可以推测其有类似于上下两篇的划分，因此我赞成李零先生“道”、“德”篇雏形之说，但不赞成他对篇序的看法，我认为其顺序为上篇讲治国之方，下篇讲其哲学依据--“道论”，并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论证;帛书分《德》、《道》两篇是分篇意识的清晰化，其篇序继承简本的篇序，与今本不同，但我并不认为当时没有《道》在前《德》在后的本子，我以为今本的篇序很可能是另有所据。关于分章，我认为简本中除墨钉、短横两种符号与分章和断句有关以外，还应注意到几处间隔，间隔很可能也与段落划分有关，我将间隔的因素考虑在内分别整理出简本各组所呈现的篇章段落划分，这样的划分有三个层次，再参考这一划分推测简本所依底本的个别分段和段落情况，并与帛书、今本进行比较。帛书乙的只分篇不分章的情况与《史记》中只记“上下篇”，不提多少章的情况完全一致，说明汉初《老子》的整理者曾将前代流传本子中不规则的段落划分符号完全消除，而使本子趋于干净整洁，但这种情况正是今本诸本在形成的过程中所要改变的，今本参照有不规则分段的较早版本将《老子》分为81章。所以，就分章而言，《老子》版本经历了“不规则的段落划分→完全不分章、只分篇→规则而均匀的分章”的过程。　　在具体异文的比较中，借鉴刘笑敢先生的观点，将异文分为客观原因造成的和主观原因造成的两种，后者往往带来义理的变化，展示了编者自身的思想主张或者时代的思想趋势。从异文的具体形态上，采用李若晖先生建立的异文模型。此后具体举一章为例进行对比。所举为今本第41章，此章见于帛书乙和竹简乙。先对该章所有异文进行归类，选取与义理的解释相关的几处重要异文进行详细的分析考证，再疏通该章义理，并从“勤而行之”与“仅能行与其中”的不同展开，讲《老子》思想中的两个层次，最后勾勒本章所见的从竹简到帛书再到今本的继承与变化，认为帛书在文字上的改变往往是由客观原因造成，不显示编者改动原文的主观意识，而王本所代表的今本的改动则如刘笑敢先生所说显示了编辑者“改善”原本的意识，因而有时会带来义理上的变化。

刘黛
苏词传唱及其多样化风格之构成

学术论文

在宋词的发展过程中,苏轼可谓是功勋卓著。苏轼“以诗为词”的创作手法和他豪放的词人气质,为词体的发展另辟疆宇进而“指出向上一路”,成为推尊词体的第一人,进而有了诸如“词至苏轼,词格始高,词境始大,词体始尊”之类的赞誉。但是,长期以来围绕苏轼“以诗为词”的创作手法和他的豪放气质,人们对苏词的可歌与不可歌亦是议论纷纭。在人们普遍以入乐看待词体的宋代,以“豪放”著称的苏词是否真的无法歌唱?“要非本色”的苏词在当时的传唱情形又是如何?苏词的传唱又如何进一步影响了苏轼词作的创作?尽管时至今日,对苏词的研究已是硕果累累,但是上述这些问题均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思考与分析。尽管苏词已经显示出了乐与诗的分离的倾向,苏轼也因为作为一位引人注目的作家由于其不同以往的创作态度而受人指摘,可是在宋代这个普遍以唱词侑觞为娱乐事项的广阔背景下,从歌唱的角度对词作的风格进行思考,似乎更接近于词之本色,或许对于我们更为全面、客观地理解苏词风格的构成能够有所帮助。本文在认真学习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苏轼现存的三百六十首词进行了认真地梳理,依据词序、词作内容以及参考文献记载的歌唱本事,对苏词传唱情况进行了考察,并将传唱现象与苏词联系起来,侧重分析了苏词风格。根据唱词人身份的不同,苏轼传唱之词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歌妓唱词,第二类是关西大汉与东州壮士唱词,第三类是苏轼唱词。在普遍以应歌为词体创作背景的前提下,苏轼在创作中由于歌唱者的身份不同,其词作风格也表现出多样性。围绕苏词歌唱者身份的不同,文章分为三章进行了论述:第一章是歌妓唱词与苏词之婉丽。苏轼在酒筵席间之作,是在歌妓唱词已成为席间娱乐遣兴的必须之资的情形下创作的,这类词是为歌妓填制的歌词,一方面以歌妓的容姿和超绝技艺为题材,赞赏歌妓的歌喉、容貌、体态以及舞姿等,虽然在题材方面与传统花间词有相同之处,但是又以清新的笔调和浑融的用典表现出不同以往的高雅词情;另一方面词作大量以席间劝酒、送别为题材,词作意境高远,并不时地流露出词人的士人情怀。第二章是关西大汉与东州壮士唱词与苏词之豪放。其实,所谓壮士唱词,是苏轼对《江城子·密州出猎》一词词情的指代,此词作为苏轼的第一首豪放词,是他填制的适合东州壮士类型人物歌唱的歌词;而《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成为他为数不多的豪放词作的代表,本事中借善歌者之口,指出了这首词的风格适合关西大汉演唱,词作以男性高亢的歌喉和粗犷、豪爽的形象表现出与女性歌者细腻、柔婉不同的感情色彩与表现意境,词中有词人心系社稷、立功疆场的豪迈之气,有怀古伤今却不为情所牵系的放达之情。第三章是苏轼自唱与苏词之旷逸。虽然苏轼自称不擅唱曲,然而根据考证和相关题序以及词作中的信息推断苏轼曾唱词数首,其中有以《阳关曲》歌唱的三调五首,也有月夜怀人之兄弟情思、夜饮归来敲门无应之时的望江兴叹,诸多词作在内容方面无不是词人通达洒脱、旷逸情怀的体现。苏轼因其个人的雄放杰出的抱负和性情,在词作中侧重于陶写胸臆、抒情言志,从而创作了大量有乖于传统词论中“词为艳科”“诗庄词媚”的词作,从而使得其词作一度被视为词坛的另类,进而有诸多苏词不谐律、不可唱的评论。然而,通过对苏词现存歌唱本事的梳理和归类,我们从中已经发现虽然与当时普遍追捧五代时期题材不离柔情、风格以婉转见长的世风相乖离,但是苏词是可歌的。苏词不但可歌,而且当我们在词体发展这一广阔历史背景下看待苏词就会发现,苏词在不离音乐法度的同时表现出来的扩大词体的表现范围,在追求抒情言志、陶写胸臆为词赋予了更为广阔的生命力。虽然,由于音谱和歌法的失传,我们仅仅只能依据歌唱本事来对其词作与歌唱进行推理分析,但是苏词不但可歌,而且在歌唱方面亦表现出风格的多样性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推究苏词之所以能够在词坛另辟疆宇,一方面我们需要从苏轼对词的认识观入手,另一方面我们综合词体的发展演变过程不难发现,词体本身演变的规律性和必然性更为作者的大胆实践提供了可能性。正如沈祖棻先生在《苏轼与词乐》一文中所指出的:“它/(苏轼/)的词还是广泛地在社会中传唱的,虽然不一定像柳永的作品那样有井水处皆能歌唱,但也绝非只是作为一种脱离了音乐的抒情诗而存在的。如果苏轼在当时就不同通过音乐获得广泛的传播,苏辛词派的出现和流行将是不可想象的。这两者看起来好像相反,而实则相成。”正是在词体不断地丰富、发展和演变,从而能够在创作者和演唱者之间构建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从而使词不失其付之于喉的特点,进而拥有更为强劲的生命力。

李怡霖
宋词长度演变探析

学术论文

在各种宋词选本中可以发现，北宋初的词多为小令，而南宋末的词多为长调。由此猜想宋词的长度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　　通过对《全宋词》中20647首词进行的定量分析，可以看出，宋词在发展的过程中，其长度经历了一个由短到长的过程。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宋词的字数逐渐变多;二是宋词中的小令逐渐减少，中调、长调逐渐增多。　　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多种。首先是音乐原因，宋词是一种音乐性很强的文体，宋代的词坛的主流观点认为词需“合乐可歌”，但在现实发展的过程中，词出现了脱离音乐的趋势。“合乐”的这一路，经过周邦彦、姜夔、吴文英、张炎、周密等人的传承与发展，越写越雅，而雅词在音乐节奏上需要舒缓，在内容上需要思索安排，故“合乐”这一路发展的结果使得宋词长度延长;“不合乐”的一路，更重视词的内容表达，为了表达更丰富的内容，这一路的词人多选取长调，加上不少词人选取某一擅长的中、长调词牌，一次性写数十首词，直接导致长调的增多。在词学观方面，宋代的词学观经历了“词为小道、词为艳体、诗庄词媚”到“以诗为词”、“以文为词”再到“求雅”的转变，宋词的地位一步步提升，人们的普遍重视，使得宋词的艺术、内容更为丰富，促进了宋词长度的增加。在词人创作实践上，柳永大力创作慢词长调、苏轼“以诗为词”、周邦彦、姜夔对词的极力雅化，再到辛弃疾的“以文为词”，诸位词人用自身创作实践一步一步开拓着长调的天地。　　宋词长度演变有着深远的意义。在内容上让宋词表征的宋代文化更加丰富，宋词在发展的过程中，其内容不断丰富，越来越多的人、事、情被写入词中，从一定程度上看，宋词成为了承载宋代文化的一大载体。虽说有不少小令也传递出一定的文化内涵，但小令由于篇幅短，注重描绘局部气氛和简单情感，随着宋词字数的增加和使用长调的增多，宋词中所表征的宋代文化更为丰富具体，从词中即可窥探宋代的文化风貌和宋人的生活现状。其节序文化、礼仪文化、花卉文化和宴饮文化在长调中有着更生动的表现。在艺术上让宋词的艺术手法更高超，由于宋词长度增加，篇幅扩大，在时空上，从小令中的简单跳跃发展到中长调中的多次跳跃，在雅派词人那里甚至出现了“意识流”跳跃;宋词长度的增加，使得词中对于人物的描写更为细腻，不再局限于小令的管窥，而是对人物的外貌、神态、语言、动作、心理均有细致的描绘;在情感表达上，正是因为宋词长度的增加，使得情感表现手法越来越高超，从最简单的“直抒胸臆”到“融情于景、借景抒情”再到“依情布景、遥有寄托”。

薛正新
《庄子》动物意象研究

学术论文

庄子作为中国“轴心时代”的伟大思想家，其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郭沫若曾评论：“秦汉以来的一部中国文学史，差不多大半是在他的影响下发展的”，其书更是“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当古希腊的奴隶伊索用动物讽刺人成就著名的《伊索寓言》时，距他之后三百年的中国战国时代，也出现了一位伟大的运用动物隐喻与象征的思想家——庄子。庄子受到中国早期“象思维”模式的影响，而动物作为庄子所取之“象”在《庄子》一书中得到了大量的体现，透出其浓郁的动物审美意识。《庄子》一书以其“汪洋辟阖，仪态万方”的开放姿态为我们敞开了一扇意义世界的大门，这个世界中的鸟兽虫鱼都是庄子思想最好的注解，而探讨《庄子》中的动物审美意识及对人类的启示可视为“解庄”的另一路径。　　本文主要以《庄子》中的动物世界及意象创构、动物意象分析及动物意象的审美意义及价值为主要内容。第一章主要从《庄子》中的动物世界与动物意象创构两方面出发：首先，庄子中动物物象繁复，包含了神话传说中的动物和现实生活中的动物及庄子虚构的动物，并按照鸟兽虫鱼分类法统计、分析《庄子》文献中出现的动物，描述、总结庄子的动物世界;其次，《庄子》一书中出现的动物并不都是意象，有神话中的动物，有实存的动物，有虚构的动物，而在动物向意象的转换中，“动物物象”、“动物寓言”发挥着重要作用，需辨析物象和意象的概念，并探讨《庄子》中“动物物象”与“动物寓言”在动物向动物意象转换中发挥的作用，进而界定与诠释《庄子》中动物意象的生成和类型。第二章具体分析《庄子》中的动物意象及其象征意义，主要从鸟意象、鱼意象、虫意象、兽意象四方面展开。第三章中着重从动物意象的审美取向及动物在庄子理想人格与理想社会建构中的作用两方面探讨动物意象的审美价值。首先，《庄子》中动物意象蕴含着三大审美取向：“动物之真性”蕴含着“法天贵真”的审美原则;从“人与动物平等”到“人与天一”的审美境界;从“不同形相禅”到生命之“化”的审美品格。其次，从动物与人、社会的关系出发探讨庄子寻求的理想人格与理想社会形态。《庄子》蕴含的对动物的审美意识及古人对动物的伦理关怀也为现代人处理人与动物的关系带来了启示。

刘衡
《庄子·齐物论》“吾丧我”思想疏论

学术论文

本文旨在对《庄子》内篇《齐物论》中“吾丧我”这一命词进行研究，笔者认为《齐物论》所表达的“齐”的思想是庄子思想的核心所在，而“吾丧我”则是达到“齐”的方法，准确理解“吾丧我”之菁华要义对把握庄子思想的“道枢”是具有重要作用的。理解“吾丧我”的内在含义，有助于推动庄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第一章首先对《齐物论》做了总的概述和研究，对《齐物论》篇名与内容段落的划分进行研究，并对“吾”、“丧”、“我”三个字在《庄子》内篇中使用的情况做一个细致的考辨，并在字理、字形、字义等三方面对于“吾”和“我”两个字做细致的区分研判，站在文字学、语义学的角度对“吾丧我”思想做基础的梳理。　　第二章主要是研究历史上，注家对于“吾丧我”思想的注解，并对其注解进行梳理和辨证，并从其生活时代、学术背景和信仰学派的角度入手，探究其作出此种注解的源流。本章按历史时期的进度、政治文化的相似、传世文献的多寡，分成汉唐时期、两宋时期、明清时期、近现代时期四个历史阶段进行分别的探析。　　第三章是针对“吾丧我”思想中的“我”字做梳理，历代注家将“我”字主要理解为感官意志合成的“假我”，血肉之躯的“形骸”以及以自我为中心的“我执”。笔者的理解倾向于第三种，认为“我”字是“我执”的意思，也就是自我与他者的区别。所以，“吾丧我”的含义，笔者认为是了分别、去我执，使物我同一。　　第四章是针对“吾丧我”思想中“丧”字进行的梳理与辨析。《齐物论》中“齐”的目标正是通过此“丧”字的“物我俱忘”来表现出来。研究“吾丧我”的实现方法，即通过“心斋”、“坐忘”而实现“朝彻”从而进入“丧我”的最终境界。并研究女偊提出的七个修道层次，来探究“心斋”、“坐忘”、“朝彻”与“吾丧我”的联系。笔者通过研读认为“心斋”和“坐忘”是由外而内层层递进的内省过程，而最终目标是达到“朝彻”这一豁然开朗的境界。　　第五章探讨“吾丧我”之后的境界，站在境界论的角度，笔者通过庄子笔下“圣人、神人、至人”三种人生境界来做进一步解析。通过对于历代注家解读“见独”“无古今”“无生死”“壶子示相”“相忘江湖”时的暗指，从而将“吾丧我”之后的境界分成三个，其一是物论之不争，以天理而行事的圣人境界，其二是物我而齐同、主客而圆融的逍遥无为的神人境界，其三则遣之又遣，一切唯虚复归无极的至人境界。　　第六章则在“吾丧我”思想之余从逻辑学的角度上探讨其终极结果“齐”也就是“道通为一”。同时用“浑沌之死”的故事证明来反证“吾丧我”的合理性。并且将孔孟墨的思想来印证“吾丧我”，探寻先秦诸子思想之间的联系。最后进行归纳总结。

孙吉洋
老子的神化历程研究

学术论文

老君即老子，作为道教神话中的一位重要的神灵，他的地位非常特殊。在中国古代，他由现实中的人逐渐被神化为神，成为道教神话中的重要角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演变。对这一过程进行追踪，可以从一个侧面探索出道教发展的脉络，也可以比较典型地折射出古人的宗教文化心理。老子的思想两千多年来一直是学者们探讨的重中之重，其在整个中华文化圈中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而老子其人的生平轨迹、其书的成书年代，也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研究老子的相关书籍数不胜数，实在难以在前人研究精深的土地上再另行开辟一块土壤。而在研读相关的学术研究时，发现一个尚未有太多人关注的方面：那就是老子神化历程的相关研究。老子的道家思想对中国哲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后世很多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吸取了他的思想。老子作为先秦道家的主要开拓者，其人其书其思想都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道教奉他为教主，称为“太上老君”。老子其人在民间被神化了，关于他的神话传说也很多。老子的神化过程一般是以两汉黄老之术兴盛为先，以楚王英、汉桓帝之祀老子为断代，以张陵在《老子想尔注》中奉老子为至高无上太上老君为转折，以唐王室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为顶峰。由于民间关于老子的神话总会与画符念咒、妖言惑众联系到一起，以为不经之谈，因而相对而言，学者们更加重视老子其人以及其著作思想的研究，而关于老子的神化历程则很少有更加详尽的探讨，鉴于此本文试图就老子的神化过程做一个讨论。论文大致内容如下：首先简单介绍老子的主要思想;其次介绍了先秦至唐代老子的神秘化与神圣化，重点说明先秦时期老子身世的模糊性和战国后期道家学派对老子的推崇，这也是老子后来被逐步神化的基础。西汉统治者对老子的崇奉，以及东汉时期老子的神化，东汉上层将老子与佛一同祭祀，老子已成神灵;再次以老子本人为线索，分别从老子生平的模糊性、思想的隐逸性及论“道”的神秘性三个方面论述以研究老子神化的本人因素。通过对老予及《道德经》的神化与社会变迁的论述分析了老子被神化的社会历史原因;最后介绍了关于“太上老君”称呼的来源。本文试图通过对老子神化的原因及老子被神化的历史进程的研究，更加清楚地了解老子由人到神较为完整的发展过程，亦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明晰老子思想中的光辉部分，积极的一面，如老子思想中的哲学内涵、民主思想等，这些对于我国当前建设和谐社会无不裨益。而对于老子思想中那些被方士们所神化的迷信部分，我们应该摒弃之。总之，对于老子的思想，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去存取精。

周彤
《史记》、《汉书》校读札记

学术论文

《史记》和《汉书》是我国历史上两部重要的史书，记载着汉代及其以前社会生活中的人与事。这两部书不仅是我国语言文化的宝库，同时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的宏篇巨制。《史记》是我国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由五种体例组成：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种体例相互配合，互为补充，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记事断限，上起轩辕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记事内容极为丰厚广博，对我国古代三千年的历史，作出了伟大的总结，因而被人们视为我国古代的一部百科全书。《史记》亦是中国文学语言的宝库，它把叙事语言和人物语言融为一体，以畅达、自然著称于世，对中国文学语言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首先是班固的《汉书》学习这种语言，以后的传记也大多学习、延用这种语言。《史记》是历代语言学家研究的重要对象。《汉书》是我国的第一部断代史，其体裁承袭《史记》而略作变更，改“书”为“志”，去掉“世家”而并入列传，从而进一步整齐了纪传体的体裁为纪、表、志、传四个部分。全书由十二本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组成，共一百篇，记载了汉高祖元年(前206年)到王莽地皇四年(23年)计二百三十年的历史。《史记》与《汉书》用字各有特点，《史记》喜用当时的俗语、今字，而《汉书》则多用古字。句子上，《汉书》常会删改《史记》中的部分字、词，使得句意有时不够清晰、明确。对《史记》和《汉书》进行对比研究，不仅可以找出两部书的不同之处，更重要的是能对史实作一些有益的补充，一些校例会对语法研究和辞书编纂提供引玉之砖。本文通过先运用对校法和他校法校读《史记》和《汉书》中的相关篇章，找出两部书中的异文和不同之处，然后用训诂学、音韵学及古代汉语知识等对两部书中相关部分中的异文(凡同一书的不同版本，或不同的书记载同一事物时所使用的不同文字，都叫异文。)、用词及语法现象进行简要分析，以期有助于古籍研究、整理工作，同时也为语法、训诂学、音韵学、文字学、辞书编纂等研究工作提供一些佐证。本文分三部分来论证，第一部分为引言，简要说明为什么选《史记》、《汉书》作为校读、研究对象，以及本文的创新之处和现在的研究概况;第二部分第一章写《史记》与《汉书》中的单字异文，从语法学角度来分析单字异文，包括实词异文和虚词异文;从文字学角度来分析单字异文，有通假字、异体字和古今字。这一部分是本文的重点，特别是通假字部分，我们将《史记》和《汉书》中的通假字分为同音通假和音近通假两种通假的方式，接下来写造成异文的原因。第二章写《史记》与《汉书》中的其他不同之处，如宾语的有无，虚词的有无等;第三部分是结语。总结了本文的主要内容、创新之处。通过校读《史记》、《汉书》中的相关篇章，我们认为，叙述同一事物或同一事件时所使用的不同句子、不同词(异文)，不仅在语法、训诂研究方面，还在语法教学方面都有重要作用。

邓晓艳

到底了

学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