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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霉太子和滑头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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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从空中俯瞰隋唐时期的洛阳城，那一个个排列整齐的里坊，就像一个个方方正正的相框，框着人情冷暖、世事浮华。城的西南部有一个宣风坊。它紧挨定鼎门大街，离皇宫不远，是隋唐洛阳城内的超高档小区。洛阳隋唐史专家王恺说，宣风坊旧址大致在今洛龙区安乐镇大杨树村一带——若从如今的洛阳桥到定鼎门遗址画一条直线，宣风坊大致就位于这条线的中段偏西。它的大小跟隋唐洛阳城内的其他里坊差不多，东西长四五百米，南北长四五百米。宣风坊的“业主”皆非等闲之辈。隋唐几百年间，入住宣风坊的大人物一茬接一茬，比较出名的几个，如太子李重俊、宰相苏味道等，都与武则天有关。01“模棱宰相”的处世哲学苏味道的宅第，在宣风坊的西北部。老苏是武则天执政时期的宰相，懂政治，懂文学，既是政治家又是文学家，是当时洛阳城中的头面人物。他文采出众，与李峤、崔融、杜审言——杜甫的爷爷并称“文章四友”，而且文学基因强大，北宋大文豪苏洵、苏轼、苏辙都是他的后人。苏味道的作品传世不多，我们可以通过《正月十五夜》这首诗管中窥豹。隋唐时期，每逢正月十五，洛阳端门内外张灯结彩。相传，某年元宵夜，苏味道和朋友们结伴赏灯，随口吟出了这首好诗：“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把东都夜景描绘得美轮美奂。谁能想到，如此才华横溢之人，却得了一个不太体面的绰号——“模棱宰相”。后人都道老苏为人太圆滑，有些瞧不起他。那时，武则天为了稳固政权，任用酷吏打压异己，洛阳的政治环境相当复杂，京城内人人自危。苏味道明哲保身，浑水摸鱼，很多同僚都倒台了，他的官帽却戴得稳稳当当。有人请他喝酒，向他讨教成功之道。他喝得飘飘然，推心置腹，倾囊相授：处理事情不要太早下决断。搞那么明白干吗？万一搞错了，反而会被上头追究责任。最好是模棱两可、含含糊糊，不明确表态，这样谁都抓不着你的小辫子。成语“模棱两可”便源于此。苏味道过了一段好日子。不过，“模棱两可”并不总是管用，武则天死后，苏味道被新皇帝撵出洛阳，贬到了四川眉州。许多年后，他的后裔子孙“三苏”进京赶考，路过洛阳，留恋洛城春色，梦想在洛阳买房置业，定居在此。02“倒霉太子”的绝地反击李重俊是女皇武则天的孙子、唐中宗李显的儿子。他原本住在宣风坊，当上太子后，搬出了这个里坊。李太子有点儿倒霉：他的亲妈是出身低微的宫女，老早就去世了；他的后妈韦后霸道狠毒，总想效仿武则天，跟闺女安乐公主轮番当女皇。这样一来，拥有皇位合法继承权的太子李重俊就成了母女俩的眼中钉。她们不把李重俊放在眼里，人前人后羞辱他。安乐公主在老公武崇训的煽动下，甚至想设计废了李重俊。李重俊气昏了头，领兵造反，杀了妹夫武崇训及其父武三思，直扑皇宫，然而大仇未报身先死，他自己反而被砍了头。03“文坛老宿”的传世咏唱武则天定都洛阳后，位置绝佳的宣风坊一度成为达官贵人和文人墨客心仪的黄金小区，“文坛老宿”李峤就住在坊中。李峤为人正直，爱憎分明。酷吏来俊臣在洛阳大兴冤狱、构陷大臣狄仁杰时，他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武则天欣赏他的人品和才学，任命他当了宰相。史载，李峤才思泉涌，而且长寿，“文章四友”中的其他人过世后，他成了洛阳的文坛领袖，被誉为“文坛老宿”。他的咏物诗写得工致贴切，“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至今为人传颂。宣风坊中还有一个安国寺。安国寺的前身是隋代杨文思的宅院。唐代名相宗楚客、太子李重俊也在这座宅院里安过家。李重俊当上太子后，搬出了宣风坊，把旧宅改建成崇因尼寺，后改名为安国寺。唐宋时期，安国寺牡丹冠绝一时。北宋大文豪司马光在洛阳工作时，曾前往宣风坊安国寺赏花，写诗盛赞“洛邑牡丹天下最，西南土沃得春多。一城奇品推安国，四面名园接月波”。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在《洛阳名园记》中写道，安国寺有数十万株牡丹，每逢花开，洛城男女老少纷纷来此赏花、买花，宣风坊中热闹非凡。不管他们把古代的园林说得多好，现在的洛阳人也不会羡慕：如今的洛阳遍地花园，处处美景，惹多少外地人羡慕！

张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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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孔子学院太极拳教学与文化传播研究

会议论文

众所周知,孔子学院肩负着国际汉语教学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神圣使命,在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环境下,孔子学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韩国的孔子学院积极开展太极拳教学与文化传播工作,使中国语言文化更好地走出去,被更多的韩国人接受。但是由于太极拳教学的专业性以及各种客观原因,太极拳在韩国的传播受到一定的限制。本文通过分析韩国孔子学院太极拳教学及文化传播现状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探索在韩国推广太极拳的有效途径,并以此为契机,推动孔子学院国际中文教育以及文化传播的发展,从而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软实力。

李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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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相国、丞相制度变迁述论——兼辨《汉书·高帝纪》“代相国陈豨反”之误

会议论文

西汉王朝初期,尤其最初之三十年,其相国、丞相的设置情况颇为复杂。我们利用《史记》、《汉书》中的材料及今人的研究成果来详细考察这三十年间其相国、丞相的设置、变迁情况,并最终认为西汉王朝所置之相国、丞相为两种不同的官职。《汉书·高帝纪》所载"代相国陈豨反"一事,我们通过考察认为陈豨反汉之时,其身份應为"赵相国",《高帝纪》云"代相国"者实为误文。

孫曉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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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到底是不是大长脸？

报纸

关于苏轼的容貌，一直有着各种争议，对此，苏轼自己是这样描述的：我嘛，堂堂七尺男儿，的确有那么一点儿小肚子，但“目若新生之犊，身如不系之舟”。脸长不长的不重要，也就是家族遗传的颧骨高了点儿，以至于去上班的时候，大家问都不用问就知道我和我表弟是亲戚。甚至有人看着临在墙上的剪影，仅凭高颧骨这一点就知道是我了。“七尺顽躯走世尘，十围便腹贮天真。”——《宝山昼睡》“长身自昔传甥舅，寿骨遥知是弟兄。（予与君皆寿骨贯耳，班列中多指予二人不问而知其为中表也。）”——《表弟程德孺生日》“吾尝于灯下顾自见颊影，使人就壁模之，不作眉目，见者皆失笑，知其为吾也。目与颧颊似，余无不似者。”——《传神记》关于苏轼的外貌和颜值，他的“铁粉”弟弟苏辙说：哥哥身材挺拔，玉树临风。“颀然仲与叔”——《次韵子瞻寄贺生日》他的朋友黄庭坚一个劲儿地夸他眉眼生得好，如云月一般柔顺明净。“眉目云开月静”——《东坡先生真赞》他的弟子孔武仲对他稍微有点“老师滤镜”，夸他面相非凡，眉清目秀。“华严长者貌古奇，紫瞳奕奕双眉垂。”——《谒苏子瞻因寄》他的忘年之交米芾则是这么讲的：咱们有一说一，东坡的体形还是很匀称的。眼睛也不小，炯炯有神，就是脸形稍长，有点像圭，上尖下方的。“玉立如山老健身”“方瞳正碧貌如圭”——《苏东坡挽诗五首》综上，苏轼的外貌特点大致可以总结为四点：个子高，有点小肚子，颧骨高，眼睛明亮有神。有人说还差一点，印象中他胡子挺多的，后世好多画里都是这么画的。但是，后人画的不一定就是真实的。首先我们从文字资料来看，宋人笔记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件趣事。我们都知道，苏轼是一个资深的谐音梗爱好者，有一天秦观在他家做客，却被人打趣说胡子多。秦观很机智，借用了《论语·子罕》中“君子多乎（胡）哉”来回应，表示“多胡”是君子的特征之一。苏轼听了这话，就接了一句《子路篇》里的“小人樊（繁）须也”，调侃说小人才有“繁须”。秦少游在东坡坐中，或调其多髯者。少游曰：“君子多乎哉。”东坡笑曰：“小人樊须也。”——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如果苏轼也是大胡子的话，那他多半是不会跟别人一起这么逗秦观的，由此可知，他的胡子应当不是浓密型。那么传世的东坡画像中，就当属胡须量相对较少者更接近他的真实相貌。再从图像资料看，根据苏轼自己的诗文记载，当时共有五个人曾为他画过像，他们分别是画师李公麟、秀才何充、妙善和尚、道士李德柔，还有他的族侄表祥和尚，遗憾的是，这五人的作品未能传世。不过，和他属于同一时代的乔仲常，却留下了这样一幅苏轼画像。在他的笔下，苏轼就是一个胡须不多，眉清目朗，面长而奇，颧骨较高，身材修长，体态潇洒的小老头儿，这些形貌特征与文献中的记载基本吻合。画里的苏轼无论是站着还是坐着都明显高于友人，这就说明他自称的“七尺”（换算下来是个接近两米的大高个儿）水分不会太高。而且在高宗亲书、御前“首席画家”马和之创作的《赤壁后游图》中，苏轼的胡子也仅仅只是正常分量。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苏轼形象的“官方认定”，如此看来，苏轼并非像后人所画的那样是满脸的大胡子。在元人赵孟頫的笔下，苏轼的胡子也不多，只不过头身比几乎被“压缩”到了1∶5，看起来不足“七尺”。后世有很多画家都创作过表现苏轼与友人聚会的西园雅集图，而那一系列的作品中，苏轼大都是以一个戴着高筒短檐乌纱帽，留着中等偏浓的胡须，有点微胖的形象出现。到了明朝，朱之蕃临摹了传为李公麟某个版本的《东坡笠屐图》，并在画的右上端题曰：东坡一日谒黎子云，途中值雨，乃于农家假篛笠木屐，戴履而归，妇人小儿相随争笑，邑犬吠，东坡谓曰：笑所怪也，吠所怪也。右李伯时写像，上有此数语题识。偶然琐事，率尔片言。粉墨载之，未播人间。与巧显融，宁直迍邅。人中之龙，仙中之仙。景止高风，有托而传。万历己未四月四日朱之蕃临并志以赞。说是苏东坡被贬在儋州（今海南）的三年（1097年至1100年）多时间里，以苦为乐，结交了一批朋友，为当地做了不少好事，还有诸多逸闻趣事为人津津乐道。元符三年（1100年）四月，苏东坡前往黎子云家拜访，回去的路上突然下起雨来，他就从农户家借了笠和屐，他头上戴笠、脚下踩屐的特殊装扮引得当地妇女、小孩哈哈大笑。那之后，海南岛上就流传着“东坡笠屐”的美谈。上文说过，李公麟给苏轼画过像是被苏轼本人记录在册的。那是苏轼北归路过金山寺时，见到了十年前李公麟在墙上为自己画的像，他感慨万千题下了“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他们二人是好友，李公麟又是当时北宋最著名的画家，所以如果朱之蕃临的那幅苏轼像当真是李所作，那么这一版“有点肚子，方长脸，有胡子但不多”的苏轼应当是最贴合他本人形貌的。（据《北京青年报》花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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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洵《六国论》文本解读与教学研究

学术论文

《六国论》自问世以来已流传千年,因其当时与时政有着密切的联系,宋朝以来就获得了“不尚空谈”的赞叹。元明时期文人对其借古讽今的写法更是直呼巧妙,此观点沿袭至清朝,不过此时也涌现出一些新观点,一方面宣扬《六国论》深切悲痛的爱国情意见解开始流传,另一方面出现了文章与史实相悖的质疑声。《六国论》作为课文已出现在语文教科书中数十年,所以其在语文教育界也颇受青睐。该课文教学实施引起众多教师的讨论与尝试,沈仲蘅老师将其开发为读写结合的例子可谓是一大亮点。学术界对《六国论》异彩纷呈的解读,本应深刻影响教学界的教材和教学处理,可前人的优秀文本解读在教学界未能得到充分挖掘与利用。本文着眼于古代文学研究界对《六国论》的文本解读,全面梳理其经典化过程;通过对照不同教材的教学导向,明确《六国论》的选编价值在于其严密的论证结构、雄辩的语言力量以及拳拳的爱国之情;分析不同教学案例的恰当与不足之处,了解目前《六国论》的教学现状,吸收教学亮点,对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作出相应反思;以《六国论》为例挖掘同类史论文教学价值与作为单篇课文教学资源价值,提出了教研循环、关注背景、用好例子、因气求情、进行思辨性阅读等教学建议。笔者将古代文学研究界与中学语文教学界的研究成果结合,为教学实施提供新路径,通过借鉴古代文人的智慧结晶,参考教科书教学内容导向以及汲取教学课例亮点,写出苏洵《六国论》的教学设计。

李晓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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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所见"葛"考

会议论文

文章通过对《诗经》中出现的"葛"以及与"葛"并用的词语进行检录，对照其语境进行知识考古，发现"葛"一词除了本意之外有着不同文化意义，这个意义可以看作是，在"诗"的时代，所反映出来的农业文化社会的不同风俗及缩蕴含的农业文化意蕴。"葛"在今天仍然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食材或药材，它的功能与"诗"时代既有联系又有新的发展。通过对"葛"的考察，能窥探出"诗"时代的农业社会历史文化。

朱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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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瞬息变幻动景寓政治人生哲理——苏轼《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赏析

期刊

气象万千、时空无限的天地自然，时常呈现稍纵即逝的动景，或演出美妙迷人的活剧。惟有才情敏捷运笔如风的诗人和画家，才能迅速捕捉和生动表现这种刹那变幻的物象景观。苏轼的《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一）就是这样的杰作。诗云：

陶文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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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辽博首“同框”

报纸

欧阳修自书诗文稿卷（局部）《赤壁图》明仇英记者陈友望中国文学“天团”中，“唐宋八大家”的名号可谓震古烁今，妇孺皆知。跨越唐宋两代的八位散文家，俱为文化巨擘，其中韩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三苏（苏轼、苏辙、苏洵）是宋代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王安石、曾巩则是临川文学的代表人物。从传世精品来表现这些文学家的成就与古文运动的成果，“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近日在辽宁省博物馆对外展出，也是年度最值得期待的大展了。展览展出与“唐宋八大家”主题有关的书法、绘画、古籍、碑帖拓片、陶瓷等门类展品共计115件（组），是“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的首次聚集。展览分为“文垂千载”“德行笃定”“家国情怀”三个部分，从文学、人物、精神三个角度呈现唐宋八大家丰富的人生历程，让观者近距离了解他们的文学、书画造诣，体会他们的丰富人生和思想人格魅力，崇仰他们伟岸高洁的品格气度。“技”与“道”：韩愈为人称道的书艺观韩愈（768-826）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他是杰出的思想家、古文家、诗人，在书法上也有很高造诣。韩愈工书，书法面目类似颜真卿。在《续书断》中，他说自己“虽不学书，而天骨劲健，自有高处，非常人所可及”。在《全唐文》中，述有与韩愈同时代的卢肇传习韩愈书艺“拔镫法”，可见他的书法在当时颇有影响。辽宁省博物收藏的《曹娥诔辞卷》墨迹本上有韩愈（字退之）流传下来的唯一墨迹，“退之题”三个字，古拙刚硬，颇有张旭草书丰腴凝重之体。元和四年（809）五月二十日，韩愈、赵玄遇、樊宗师、卢仝在来到永州，一起雅鉴了《曹娥诔辞卷》，韩愈于卷中留下题字，这是迄今为止我们见到的韩愈唯一墨迹。其实，韩愈在书法上最为人称道的还是他的《送高闲上人序》《石鼓歌》等诗文，提出了迄今仍然适用的书艺观。在《送高闲上人序》中，短短数百字，不仅对张旭的草书作了极好的分析，而且揭示了书法之为艺术的根本规律。“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侠……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他认为，书法包括“技”和“道”两个价值层面，一件能够流传后世的优秀书法作品，它一定是超越了技术层面，进入了“道”的境界。《石鼓歌》是韩愈在洛阳任河南令时所作，高度赞美石鼓文，“公从何处得纸本?毫发尽备无差讹。辞严义密读难晓，字体不类隶与科。”“羲之俗书趁姿媚，数纸尚可博白鹅。”对石鼓文字的遒劲古朴、潇洒飞动的神态，赞不绝口。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石鼓，为国宝级文物，也是韩愈写了《石鼓歌》之后，才得以被重视，并保存至今。西泠印社首任社长、大书画家吴昌硕跟石鼓文的渊源极深，他曾说，“余学篆好临石鼓文，数十载从事于此，一日有一日之境界。”吴昌硕写石鼓文，一写就几十年，无论他的篆刻或书法，甚至画画，都有石鼓文的味道，这也是他习石鼓文多年形成的笔法习惯吧。“三绝碑”：韩诗柳事苏书碑唐韩愈、柳宗元与苏轼的交集，可由这次展览中一件碑拓来诠释，那就是《罗池庙碑》拓片。柳州罗池庙是纪念柳宗元的庙，柳宗元因参加王叔文革新派的政治活动，被长期贬官，最后死在柳州刺史任上，传说他死后成“神”，并托梦要求把庙建在罗池，是为罗池庙。柳宗元去世后，韩愈曾撰文称颂柳宗元在柳州的政绩，刻于《柳州罗池庙碑》，此碑后来佚失。南宋年间，时人根据苏轼书写的《柳州罗池庙碑》之铭辞《迎享送神诗》，摹刻一碑，立于庙中。这块碑因“韩诗柳事苏书碑”而被誉为“三绝碑”，闻名遐迩。《迎享送神诗碑》仅书写了韩愈所撰碑文篇末的迎享送神诗，楷书十行，每行十五六字，字大四寸。据碑的跋文记载，此碑是用苏轼的真迹上石刻成的，虽下真迹一等，但刻工极佳，神气十足。苏轼楷书学颜真卿、杨凝式，用笔丰腴跌宕、藏巧于拙，极富情趣。而此碑，明王世贞云，“东坡书柳子厚《罗池铭辞》遒劲古雅，是其书中第一。”“赤壁赋”：文书画的不朽连接毋庸讳言，唐宋八大家中书画艺术最著者当然是苏轼，因而苏轼的作品也比较多，堪称国宝的《北宋苏轼行书洞庭中山二赋卷》《北宋苏轼行书阳羡帖卷》也是此展中的“网红”名品。公元1094年，苏轼由定州任上，再贬至英州，4月发配岭南。贬往岭南途中，闰四月廿一日遇大雨，留阻襄邑，遂自书《洞庭春色赋》与《中山松醪赋》二赋以述怀，时年他已五十九岁。苏轼，北宋著名文学家、诗人和书画家，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书法自成一家，为“北宋四大家”之首。苏轼自书两赋中的“洞庭春色”和“中山松醪”均为酒名，作者藉此抒发他因仕途坎坷而郁结在心中的不平，“曾日饮之几何，觉天刑之可逃。”文章豪放畅达，想象丰富：书法沉雄劲健，一气呵成，珠联璧合，堪称双绝。此卷还有元人、明人的题跋，以及乾隆皇帝的题跋和题诗。乾隆时入清内府，在此之前，流传有绪，钤诸家鉴藏印记数十方。溥仪出宫时将此卷携出，后下落不明。吉林省博物馆于1982年12月在一位中学教师家里找到了它，这件珍宝重新得到了国家的保护。此两赋并后记，为白麻纸七纸接装，纸精墨佳，气色如新，纵28.3厘米，横306.3厘米，前后总计六百八十四字，为所见其传世墨迹中字数最多者。虽此时苏轼人生失意，内心抑郁，但其笔墨更为老辣苍健，乾隆曾评：“精气盘郁豪楮间，首尾丽富，信东坡书中所不多觏。”王世贞最为推崇，说，“此不惟以古雅胜，且姿态百出，而结构谨密，无一笔失操纵，当是眉山最上乘。观者毋以墨猪迹之可也。”前后《赤壁赋》，是苏轼两度游览黄州赤壁时所作，诗情与哲理的完美结合，借题发挥、借景立论，堪为苏轼散文之代表作。以此为题材的历代书画作品非常之多，包括赵孟頫等许多后世书画大家。其中，明仇英画作《赤壁图卷》，今藏于辽宁省博物馆，亦为国宝级佳作。图卷为设色绢本，以石青、石绿为主色调，画的是苏轼携友泛舟夜游赤壁情景。一叶小舟水上漫游，上载数人：一人捧卷阅读，一人高谈阔论，一人欹靠船舷观景，船首仆童在细细吹火煮茗，船尾艄公在轻轻摇橹行船。作者用细腻的笔触将一个秋高气爽、月光如银的宁静夜晚极富诗情地流淌于令人陶醉的画意之中。此卷曾经明文彭、文嘉兄弟，周天球各书前后“赤壁赋”，入清为著名鉴藏家梁清标收藏，乾隆时进入内府，《石渠宝笈》著录。苏轼的恩师欧阳修，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北宋文坛领袖，“以文章冠天下”。《北宋欧阳修行书谱图序稿并诗卷》为辽宁省博物馆馆藏，包括行书《欧阳氏谱图序》草稿后部和《夜宿中书东阁》。《谱图序》稿是欧阳修所作族谱序文，叙述修谱因由和原则，约作于至和二年至嘉祐四年之间。《夜宿中书东阁》是作于嘉祐八年的一首七言律诗，对仗工整，格律清晰。欧阳修书名向被其诗文所掩，此卷手稿受颜真卿影响，落笔提按，节奏分明，笔势爽畅，丰筋健骨，布局分行，疏朗匀称。通篇随意轻松，虽多有涂改、增删，也是流畅自然。既为“天团”，唐宋八大家长相也得拿出来晒晒。为此辽博也是煞费苦心，一进展厅便能欣赏到唐宋八大家的画像。这八幅肖像画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不同画册，也是首次并列展出。画像由清人所绘，作者不详，描摹的皆是其经典半身像。欲知这千年前的“八大家”的精神、气质、神情如何，也只得到现场去看画像了。

陈友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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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解合续弦胶——《李白资料汇编》补遗刍议

会议论文

＜正＞李白的诗歌创作和人格魅力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唐代以来,人们对其诗歌本事、诗歌创作进行考证或评价,对其人格及历史遗迹进行追思、凭吊或吟咏等活动从来就未间断过,形成了一个无以伦比的非常热闹的文学或文化现象。《李白资料汇编》（以下简称《汇编》）就是对上述有文字记载的文学或文化现象进行的广泛搜集与整理。它的问世,为我们了解和研究李白

李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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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美学视角下的林语堂《道德经》英译研究

学术论文

《道德经》作为道家学派重要的哲学著作，是中国乃至世界宝贵的文化遗产。在全球范围内，《道德经》备受瞩目，不断被重译，其重要影响力不言而喻。文化因交流而多彩，研究其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显得至关重要，有利于为中华文化“走出去”作出贡献。　　1933年，林语堂在中国翻译界首次明确、系统地提出“美”的标准，倡导“使翻译成为美术之一种”，推动了美学在翻译领域的应用。本文通过翻译美学视角，就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林语堂翻译的《道德经》中的具体语料进行研究，总结译者在翻译中对难点的处理，并且探讨其译本是如何体现其中的审美意蕴。《道德经》的英译研究在国内外一直热度不减，本文以林语堂在《论翻译》一文中所提出的“美”的标准为依据，结合林语堂的个人经历和文化认同分析林语堂英译《道德经》的文本，揭示林语堂“美”译思想在其《道德经》英译中的审美再现。从音韵美、形式美、修辞美三个层面分析林语堂的英译本，归纳林语堂美译思想的独特之处。本文通过对比和总结，对林语堂的美译思想，美译实践以及相关研究进行反思。　　本文研究发现，翻译美学在中国文化典籍翻译中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价值。通过分析林语堂《道德经》的英译本，可以看出翻译美学理论对《道德经》的英译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林语堂《道德经》的英译本是翻译中审美再现的典范，代表了作者在翻译领域的巨大成就，对其他中华典籍的外译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和借鉴作用。

蔡东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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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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