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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雅》解释《诗经》语句

会议论文

＜正＞作为我国最早的按意义编排的词典,《尔雅》以解释先秦古籍为己任,尤其对《诗经》、《尚书》中的词语解释较多,为历代学者所珍视。然而,有时《尔雅》不但解释词义,还解释语句之义,这主要体现在《尔雅》对《诗经》语句的解释上。对此,黄焯先生曾在其《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中指出"古人训释多通本文前后章句之说,而

李冬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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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招解除密州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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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本报记者许珂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在杭州任通判期满后，主动要求到山东密州(今诸城，宋时辖胶西、高密、安丘、诸城、莒县五县)任职，担任该州的最高长官“知州”。当时的密州是个贫穷山区，经济萧条，文化落后，百姓生活困苦。苏轼自称到密州是“备员偏州”，是“脱网罗之患”的“散材”。但他并没有因为来到这个小地方心怀不满而疏于政事，他勤于吏职、视官事如家事，凡百劳心而朝衙达午，夕坐过酉。A及时处置蝗虫、旱灾等危机密州地处山东半岛东南部，沿海多风，沟渠不能储水，经常干旱成灾。苏轼刚到密州，就遭逢了莫大的困境。当时灾情之重，正如苏轼在密州《祭常山祝文五首》中提到的那样：“比年以来，蝗旱相属，中民以上，举无岁蓄。量日计口，敛不待熟。秋田未终，引领新谷。”“旱蝗之为虐，三年于兹矣。东南至于江海，西北被于河汉。饥馑疾疫，靡有遗矣。”“见民以蒿蔓裹蝗虫而瘗之道左，累累相望者二百余里，捕杀之数，闻于官者几三万斛。”蝗灾伴随早灾而来，当时的密州“自今岁秋早，种麦不得，直至十月十三日方得数寸雨雪，而地冷难种，虽种不生，比常年十分中只种得二三。”如此早情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以致“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当地官吏为了讨好朝廷，故意隐瞒灾情，任其发展，以至于民不聊生。面对密州严重的自然灾害，苏轼没有消极等待，而是积极组织密州各级官员同各县百姓奋力抗灾。因为他知道，从根源上消除密州舆情危机，还得做好抗灾救民、救灾安民工作，让百姓有粮食吃不至于饿死，否则民风彪悍的密州百姓就会铤而走险去偷抢，甚至聚众为寇。为此，苏轼经常深入田间农舍，仔细了解灾情，组织吏民抗灾。“遗蝗入地应千尺，宿麦连云有几家”，就是寻访田夫野老后写成的诗句。为激励百姓捕蝗抗灾，他用补贴粮米的办法，动员灾民踊跃捕蝗灭灾，效果十分明显。苏轼号召百姓协力灭蝗的同时，率先垂范，多次与当时的密州通判赵成伯亲自参加捕蝗抗灾。他写下的《和赵郎中捕蝗见寄次韵》一诗，就是对当时这一情景的真实写照。由于苏轼亲自带领州县官员下田捕蝗，加之百姓参加捕蝗还贴补粮米，因而密州灾区到处出现了争先恐后、群策群力捕蝗灭灾的热潮。同时，苏轼十分反对“坐观不救”。他在想方设法鼓励农夫振作起来、奋力捕蝗灭灾的同时，还大力倡导人们用火烧（“秉畀炎火”）、泥埋（“荷锄散掘”）等多种办法消除蝗害。这反映出苏轼作为一名地方官员高度的同情心和强烈的责任感。在当年年底，苏轼为了如实反映旱蝗交加造成的严重灾情和百姓朝不保夕的苦难处境，向宋神宗上奏了《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以下简称《状》）。他在《状》中指出：这里（指密州）地处京东，是腹心根本之地，而此地与中原的离合，常常关系着国家的安危，“王者得之以为王，霸者得之以为霸，猾贼得之以为乱天下。”“京东之贫富，系河北之休戚；河北之治乱，系天下之安危。”就是这样一个重要的地方，已经到了“公私匮乏，民不堪命”的地步。因此，苏轼请求朝廷派官员视察灾情，并体量放税。为了安定人心，苏轼还两次登常山祈雨救旱。据《唐十道四蕃志》记载：“密州常山，齐时祈雨常应，因以得名。”苏轼便率吏民前往祈祷，果然得雨。苏轼又发现常山“庙门之西南十五步，有泉汪洋折旋如车轮，清凉滑甘，冬夏若一……乃琢石为井，其深七尺，广三之二。”于是，苏轼又为百姓寻到了水源，使抗旱救灾取得实效。B废“手实法”用“五等古法”天灾已使密州民不聊生，而变法投机分子吕惠卿创制施行了一种全民“不动产登记”——“手实法”。按照吕惠卿的设计，这次“不动产登记”的程序如下：首先，“预具式示民，令依式为状”，即由政府统一印制好“不动产登记”的标准格式，贴出来公告于民，要求民众按照格式自行填报自家的财产，包括名下房产的间数及性质（自住还是出租），田产的亩数及性质（自耕还是招佃），这些田宅折算成货币值多少贯。为方便折算，宋政府根据该地最近若干年内的田宅交易价格取一个中位数，作为估价的标准。为了照顾自耕农的利益，宋政府又规定，在评估各户财产数目时，凡出租生利的田宅按足额计算，而自住房与自耕地的估值只计市场价的五分之一。打个比方，假设我和你在乡下都有平房3间、田地50亩，我的田宅都是自用，你因为搬到了城里，则将乡下的田宅都租了出去；再假设按市场交易价中位数，每间房屋值50贯，每亩田值20贯，那么在登记不动产时，你的财产将记为1150贯，我的财产则记为230贯——这个财产估价，将决定我和你要承担的不同税负。然后，各户将填写完毕的财产清单上交到县衙门，“县受而籍之；以其价列定高下，分为五等”，县衙门接收后统一登记造册，并按照居民的财产多寡，将居民划入不同户等。通常乡村户分五等，一、二等户为上户，三等户为中户，四、五等户为下户；坊郭户（城市户）分十等，前五等为上户，后五等为下户。这不是歧视，而是分配税额的依据。然后，“参会通县役钱本额而定所当输，明书其数，众示两月，使悉知之”，即县政府根据户等划定各户的税额，不同户等所承担的税额是不同的，原则上上户承担更多的税额，下户不用缴税或者缴纳较少的税。各户的税额都标明其钱数，公示两个月。可以想象，出于逃税的目的，肯定有一部分居民在登记不动产时会隐瞒财产。对此吕惠卿已考虑好对策：鼓励民众相互监督、检举，“非用器、田谷而辄隐落者许告，有实，三分以一充赏”。你若发现亲邻隐瞒不动产，家有五套房却登记成三套房，那么政府欢迎你到官府那里举报，一旦查实，官府即没收隐匿的财产，并将三分之一奖励给你。“手实法”最大的问题就出在“许人纠告”的环节上。谏官范百禄质疑说，“造簿手实，告匿有赏，为是法者，欲民之均，推而行之，恐不如法意，至于骚动。人户虽有手实之文而未尝行，盖谓使人自占，必不尽数供通；而明许告言，则家家有告讦，人人有仇怨，礼义廉耻，何可得哉？”苏轼认为，“手实法”是奖励告密的，而悬赏奖励告密者则是败坏社会风气，危害极大。于是，他到任二十几天，便向朝廷呈报了《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反对吕惠卿等人极力推行的“手实法”。苏轼上书不久，由于“手实法”的施行造成了滋事扰民的严重后果，给朝廷的变法招惹了不少是非，宋神宗便下诏废止了“手实法”。同时，苏轼建议采用简单易行的“五等古法”定役钱，并主张用“宽剩钱”买民田以募役人，就像唐代的长征卒，“民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由于他在密州实行民出钱可以免役以尽力于农事，结果“民甚便之”，当地百姓无不称道。C罢榷盐状建议朝廷免收税金密州是一座海滨城市，海岸线长且滩涂广阔，自古盛产海盐。沿海孤贫无业之民，多以贩盐为生。早在春秋时代，管仲根据胶东丰富的海洋资源，实行“海王之国，谨正盐筴”的政策，即收征盐税借以富强。为了多产盐，他在沿海设立了许多煮盐专户（叫做灶户）。宋代推行官榷食盐，本来是为了增加政府收入，抑制豪强。而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却是既未能给政府增加收入，又加重了人民负担。正如苏轼上奏的《乞罢登州榷盐状》所言，官榷食盐“官无一毫之利，而民受三害”：登州“斗（计）入海三百里，地瘠民贫，商贾不至，所在食盐，只是居民吃用，今来既榷入官，官卖价钱，比之灶户与百姓，三不及一，灶户失业，渐以逃亡，害其一也。居民咫尺大海，而今顿食贵盐，深山穷谷，遂至食淡，其害二也。商贾不来，盐积不散，有入无出，所在官舍皆满，至于露积，若行配货，即与福建、江西之患无异，若不配货，即一二年间，举为粪土，坐弃官本，官吏被责，……其害三也。”当时，朝廷推行的榷盐（对盐实行就场官收官卖制度，即在产盐各地设置盐官，向盐户收盐，再将盐税加入卖价，售与商人）政策，弊端丛生，使得民怨鼎沸。就密州而言，虽说税收增加了二万贯，但捕盗多支出一万一千余贯，且“未获贼人尚多”“盐课日增，刑法日峻，告捕日繁，盗贼日众”。为了缓和这一矛盾，防止百姓“无以为生，大半去为‘盗贼’”，苏轼立即写了《上文侍中论榷盐书》，建议朝廷对“贩盐小客，截自三百斤以下者，并与权免收税”，以此来减轻农民的负担和痛苦。同时，还建议用京东路十万贯盐税换取京东路的社会稳定。由此可见，苏轼对黎民百姓之疾苦，忧心如焚，牵挂有加。他主张“以民为本，急民所急，想民所想，为民谋利”。这对为官者，是具有镜鉴、示范作用的。

许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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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史记》文学阐释论稿

学术论文

清代学者对《史记》的文学阐释是对历代以来《史记》文学性研究的总结,从而深入地揭示了《史记》的文学特质。研究清代《史记》的文学阐释有助于全面而深刻地把握《史记》的文学特色、文化意蕴,有助于从文学视域厘清清代特殊政治文化氛围下学术、文化发展的趋势,对我们今天的文学研究有着借鉴意义。全文共六章,第一章、第二章论述清代《史记》文学阐释的文化、文学语境。三、四、五、六章分别从清人对《史记》与小说的关系、写人艺术、叙事艺术、语言艺术的阐释进行论述。第一章论述清代文化语境与《史记》研究的兴起。面对薤发易服与“道统”的争夺,清初遗民学者从“汲古返经”出发,以史为文化相继的强调,促使了民间史学的兴盛。满清政权为了消弭汉族士人的反抗,开科举、开四库馆、开明史馆等措施使官方史学与民间史学合流。《史记》作为第一部通史,是最具汉族文化意义的历史抒写,《史记》研究被空前地重视,形成了清代《史记》经典化的学术语境。而《史记》史学的经典化促成《史记》的文学经典化高潮。第二章论述清代文学语境与《史记》文学阐释的互文关系。清人在“通经汲古”、“复古守正”的文化倡导以及对古代文化的总结清理中,形成了古雅、崇实重质、圆而神的审美趣味。这对清代《史记》文学阐释的方法、深度与广度有着重要影响。文学理论是对文学规律的把握,其丰富和发展离不开文学实践。清人把“发愤著书”说、“文气”说、“义法”说作为解读《史记》的理论,全面而深入地探索了《史记》的文学特质,并丰富发展这些理论,进行了历史性总结。第三章论述清人对《史记》与小说关系的阐释。清代学者从“泄愤”的思路出发,在艺术的内在动机上找到小说与《史记》内在神韵上的共性与幽通。小说的创作与评点一方面要冲破文化禁锢与“史余”、“史补”等史学话语对小说评论的笼罩,一方面又要借助于《史记》的经史地位来提高其文化地位,这种悖论使金圣叹不再简单地攀附《史记》等经史著作来提升小说的社会意义与文学意义,而是提出“才子书”的观念,从文学产生的历史必然来抗衡经史。通过对《史记》的“以文运事”与《水浒》的“因文生事”的比较,他准确地概括了史传文学与小说的差异,揭示了《史记》文学性的特点。金圣叹、张竹坡、冯镇峦、孔广德、刘鹗等小说评点家对小说与《史记》的比较强化了《史记》的文学特性。第四章论述清代学者对《史记》写人艺术的阐释。清人丰富发展了“实录”的内涵,认为《史记》人物传神写照,和司马迁对材料的选择和运用上,能够选选奇人,写奇事、奇遇,采摭轶事为人物注入灵魂与性格,并通过细节和心理描写使人物性格凸显,达到形神兼备。清人认为《史记》以类写人、以情写人、以议论写人,使人物虚实相映、性格鲜明、形象突出,是司马迁史笔与文心的完美结合。第五章论述清代学者对《史记》叙事艺术的阐释。“于序事中寓论断”、“义法论”是清人对《史记》叙事的两个理论发明,这对清代《史记》叙事艺术的发掘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清代学者从《史记》章法结构的秩序、变化、联贯、统一四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以文章学理论为引导,引入其他文学体裁的术语、方法,还原了《史记》的历史叙事空间,揭示了《史记》的叙事艺术,展现了《史记》的文学特质,深化了《史记》文学性的研究。第六章论述清代学者对《史记》语言艺术的阐释。清人继承了宋、明以来《史记》语言艺术的研究,以文本细读为基础,重视字法与句法的探讨,辨析了叠字、虚字、关键字在人物刻画、语意传达以及结构上的重要作用；探索了长句与短句、叠句与对句对文章情感表述、语气语势以及节奏韵律的重要作用。

王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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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文学界的炼丹术与自我修炼——苏轼(1037—1101)及其延生术

期刊

北宋道教大行其道,士大夫也趋之若鹜。其中的原因很多,有可能是哲学的、神秘主义的、宗教的、医学的或自然审美的。总体来说,士大夫对宗教的态度是矛盾的,就像承受社会压力的现代人,在需要时也会修行养生术一样。奇才苏轼的好奇心、炼就内丹或外丹的企图(尽管效果不佳)、践行吐纳与存想的些许心得,引领了时代风气,甚至在很多方面作为原型莫名其妙地引领了20世纪的风气。苏轼等人的宗教实践所涉及的儒、佛因素也表明“三教”的观念在宋代已完整建立,并成为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德]胡法心[1];左丹丹(译)[2];谭新红(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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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飞那复计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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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险峰三、观妙各有得，共赋泛颍诗：元祐更化，过陈知颍元丰八年（1085年），哲宗即位，改号“元祐”。哲宗年幼，祖母高太后垂帘听政，倚重一批旧党人士，恢复祖宗法度，史称“元祐更化”。从元丰八年（1085年）十二月入朝直到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出知定州，风光与无奈始终缠绕着苏轼：“三入承明，四至九卿”（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入为朝廷重臣，出为一方大员——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身处政争旋涡，是非和谗言如影随形，苏轼时时处于辩诬的境地，一次次上章辩白，一次次自请外放，颇是无奈。《宋史·苏轼传》记载：六年，召为吏部尚书，未至。以弟辙除右丞，改翰林承旨。辙辞右丞，欲与兄同备从官，不听。轼在翰林数月，复以谗请外，乃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颍州。知颍州，自汴京出发，故地重游，陈州之地自然是要歇一歇的。元祐六年（1091年）闰八月十三日，苏轼来到陈州。“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苏轼一世辛苦“为口忙”，一则因诗获罪，一则口舌之欲。因诗获罪，政敌交恶，苏轼或被投入牢狱、或谪贬外任，但政治斗争的残酷并没有在苏轼身心留下嫉恨、冷漠的阴影。相反，与生俱来的心地善良和天性豁达的人格修为，让苏轼超越情感，用厚道和大爱包容了一切。苏子瞻泛爱天下，士无贤不肖，欢如也。尝自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田院乞儿。子由诲默，少许可，尝戒子瞻择交，子瞻曰：“吾眼前天下无一个不好的人”。（《东坡事类》）以谗请外，给了苏轼逞口舌之欲的机会。一道道“东坡”美食，蕴含着生活智慧，横空出世。每到一地，苏轼总是选择新鲜天然的食材，运用最简易的工序，烹调出食物的精髓，口感与营养兼得，尽显原汁原味，如流传至今的绝美精食：“回锅肉”“东坡肉”“煮鱼羹”“蓑衣饼”等，皆是其谪贬黄州、杭州、徐州等地时的口舌佳作。不仅如此，其还饶有兴趣地在诗歌中注重描绘食物的色、香、味，加之以灵动的美感，如在黄州写的《猪肉颂》、在杭州写的《书煮鱼羹》，以及后来在惠州写的《老饕赋》等，不一而足。“休对故人思旧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苏轼《望江南·超然台作》）不矫情、不伪饰，得了好茶，自然是要品的，就连深宫的太后也知其喜茶之名：曾在元祐四年（1089年）三月，以龙图阁学士充浙西路兵马钤辖知杭州军州事的苏轼，“公出郊未发，（宣仁后）遣内侍赐龙茶、银合”赠予。（苏辙《亡兄子瞻墓志铭》）苏轼酒量小，一盏即醉，平生引为憾事；而苏轼茶瘾大，一次可以饮七盏，于是专心茶道。品茗是一项艺术，涉及制茶、煮茶和品茶，苏轼俨然精于此道，对煎茶之水、煎茶之器皆为通晓。水是茶之母，器是茶之父。水、器相孕，乃酿出韵味隽永的芳香。相传在江苏宜兴讲学时，苏轼曾设计一种“捉苏壶”，很受时人喜爱，及至今日，它仍被人们视作珍贵的茶品。苏轼通判杭州，曾与山僧斗茶。山僧善品茶，一向趣味甚高。茶，是等待唤醒的生命。“茶之性必发于水”“水以清轻甘洁为美”。苏轼煮茶，以“三沸水”论相较：泉水、文火煮新茶，一沸水太嫩，三沸水又太老，靠听力和嗅觉锁定的二沸水则恰到好处。苏轼茶品，寺僧折服。茶之道，如一杯清亮、澄澈、甘醇的佳茗，令人回味：“戏作小诗君一笑，从来佳茗似佳人。”（苏轼《次韵曹辅寄壑源试焙新芽》）陈州来游，苏轼端坐“读书台”（读书台，苏辙履任陈州教授时所筑）。水绕四周，澄波鉴影。盛夏时节，荷钱贴水，蕖叶翻飞，白莲满湖，亭亭玉立。“荷叶生发阳气，去脂瘦身，散淤血。荷花镇心益色，驻颜轻身。”（李时珍《本草纲目》）“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撷采新荷，晾晒炒制；汲取湖水，架起炉具。铺陈茶具，推杯换盏，品茶理趣，怡心怡情，志趣清远。茗鼎烟浮，苏轼清刚之气顿生，泼墨挥毫，《漱茶说》立就，彰显其情趣雅致、生命安康：除烦去腻，世不可阙茶。然暗中损人，殆不少。昔人云：“自茗饮盛后，人多患气，不复病黄，虽损益相半，而消阳助阴，益不偿损也。”吾有一法，常自珍之。每食已，辄以浓茶漱口，烦腻既去，而脾胃不知。凡肉之在齿间者，得茶浸漱之，乃消缩不觉脱去，不烦挑刺也。而齿便漱濯，缘此渐坚密，蠹病自已。然率皆用中下茶，其上者自不常有，间数日一啜，亦不为害也。此大是有理，而人罕知者。故详述云。元祐六年八月十三日。“故人适千里，临别尚迟迟。”（苏轼《别岁》）告别陈州，苏轼乘舟沿蔡水南下循颍水。“八月十七日，舟行入颍州界。”（孔凡礼《苏轼年谱》）“轼一郡守也，犹以为职之所当忧。”（苏轼《上文侍中论榷盐书》）苏轼不以“以谗请外”而耿耿于怀，坚守“奋历有天下志”的初心，练达事务，以苍生大众为己任，在其位谋其政。苏轼权任颍州之际，宋都汴京及陈州一带水患灾重。《宋史》记载：开封诸县多水患，吏不究本末，决其陂泽，注之惠民河，河不能胜，致陈亦多水。更为迫近者，朝廷已降旨开挖“首尾三百余里”的“八丈沟”：凿邓艾沟与颍河并，且凿黄堆欲注之于淮。八丈沟开挖，将使淮水倒灌，陷陈地于沼泽，置陈民于水苦之中。面对水害，履任颍州知州伊始，苏轼即逡巡八丈沟畔：“未尝敢行所愧”“到官十日来，九日河之湄”。苏轼身体力行，查询水情，访闻民间，忧心忡忡，“子细相验，打量地势”，尽显对苍生负责的仁者情怀。为得实证，苏轼派遣专人，“以水平准之”制得标杆，仔细相验，装订明细，专人收管：令管押濠寨，自蔡口（今河南沈丘西北部）至淮上，计会本州逐县官吏，仔细打量，每二十五步立一竿，每竿用水平量见高下尺寸，凡五千八百一十一竿，然后地面高下、沟身深浅、淮之涨水高低、沟之下口有无壅遏可得而见也。并取到逐县官吏，保明文状讫，所有逐竿细帐，见在本州使案收管。（《奏论八丈沟不可开状》）据此，苏轼分别于九月、十月三次上书《申省论八丈沟利害状》之一、《申省论八丈沟利害状》之二、《奏论八丈沟不可开状》指出开挖八丈沟之利害：若淮水不涨，则一颍河泄之足矣。若淮不免涨，则虽复旁开百沟，亦须下入于淮，淮水一涨，百沟皆壅，无益于事，而况一八丈沟乎？为民请命，苏轼单枪匹马，“虽千万人吾往矣”，疾呼不止：但恐颍州已被淮水逆流之患，而陈州但受州界下流之灾。苏轼奏论，言之凿凿，以实证之，切中要害：“轼言于朝，从之。”（《宋史》）懿旨降下，停开八丈沟，陈州子民因之得免于水患。停开八丈沟，是苏轼遗爱千古的传世佳品，苏轼热爱着自己的缔造，笑逐颜开。伫立颍水，趣书《泛颍》一诗，游戏成篇，理趣具足：我性喜临水，得颍意甚奇。到官十日来，九日河之湄。吏民相笑语，使君老而痴。使君实不痴，流水有令姿。绕郡十余里，不驶亦不迟。上流直而清，下流曲而漪。画船俯明镜，笑问汝为谁。忽然生鳞甲，乱我须与眉。散为百东坡，顷刻复在兹。此岂水薄相，与我相娱嬉。声色与臭味，颠倒眩小儿。等是儿戏物，水中少磷淄。赵陈两欧阳，同参天人师。观妙各有得，共赋泛颍诗。“某未尝求事，但事来，即不以大小为之。”（苏轼《与王定国四十一》之二十一）苏轼执政坚守“爱民”“乐民”之道，浸润民本情怀，以自己的心体察民情，又以民心处理政务，无论做多小的官，从不放弃内心的温暖。早在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应礼部考试，其《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深受欧阳修、梅尧臣激赏，他以“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开篇抒议，倡导“施行仁政”。步入仕途，足迹所到之处，德泽百姓，即使身处困境如涸辙之鲋，仍能濡人以沫。赵德麟著有《侯鲭录》一书，书中记载：元祐六年冬，汝阴久雪，人饥。一日天未明，东坡先生简召议事曰：“某一夕不寐，念颍人之饥，欲出百余千造炊饼救之。老妻谓某曰：‘子昨过陈，见傅钦之，言签判在陈，赈济有功，不问其赈济之法？’某遂相招。”令畤面议曰：“已备之矣。今细民之困，不过食与火耳。义仓之积谷数千石，便可支散，以救下民。作院有炭数万秤，酒务有柴数十万秤，依原价卖之，可济中民。”先生曰：“吾事济矣。”遂草放积欠赈济奏，檄上台寺。苏轼过陈，得赈灾之策，惠及颍州灾民，实为学士善政之佳话。“由此观之，先生善政，救民之饥，真得循吏之体矣。”（赵德麟《侯鲭录》）天降大雪，苏轼“可怜扰扰雪中人”“草放积欠赈济”灾民，灾民“得暖欢呼”，苏轼心忧顿解，兴奋之极，邀约赵德麟等僚属，雪中登湖边女郎台，赏梅观景。曾为苏门六君子之一的陈履常，时为颍州教授，一向“闭门觅句”的他，闻之，诗情迸发，兴作《连日大雪，以疾作不出，闻苏公与德麟同登女郎台》诗相记：掠地冲风敌万人，蔽天密雪几微尘。漫山塞壑疑无地，投隙穿帷巧致身。晚积读书今已老，闭门高卧不缘贫。遥知更上湖边寺，一笑潜回万室春。“草放积欠赈济”，对于履责一州的太守来讲，实是小事一桩。然而，细微之处见真情。作为“以谗请外”的苏轼，仍然“不可为而为之”，实为大义之举，也是其“力所无如之何者多矣”的真实写照。这在其《次韵陈履常雪中》抒发的喜悦之情中，尚能感受苏轼的殷殷爱民之心：可怜扰扰雪中人，饥饱终同寓一尘。老桧作花真强项，冻鸢储肉巧谋身。忍寒吟咏君堪笑，得暖欢呼我未贫。坐听屐声知有路，拥裘来看玉梅春。感于官长的爱民情怀，赵令畤不当过客、看客，也来凑趣作诗《次韵陈履常汝阴久雪赈饥》：坎壈中年坐废人，老来貂鼎视埃尘。铁霜带面惟忧国，机阱当前不为身。发廪已康诸县命，蠲逋一洗几年贫。归来又扫宽民奏，惭愧毫端尔许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古文尚书·夏书·五子之歌》）颍州济赈灾民，苏轼树立了为人、为政的标杆，无论是教授陈履常还是通判赵令畤，其诗中都对苏轼忧国忧民和为民请命的情怀进行了颂扬。同时，也从中展现出作为同事与僚属，对苏轼关心民瘼、即听即行之举甚为嘉许。赵令畤更是受益匪浅，同时收获着为官为家的精神愉悦：余尝为东坡先生言，平生当官有三乐：凶岁检灾，每自请行，放数得实，一乐也；听讼为人得真情，二乐也；公家有粟，可赈饥民，三乐也。居家亦有三乐：闺门上下和平，内外一情，一乐也；室有余财，可济贫乏，二乐也；客至即饮，略其丰俭，终日欣然，三乐也。东坡笑以为然。（赵德麟《侯鲭录》）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仙去。“鸿雁于飞，肃肃其羽。”鸿雁嘹呖，声声干云……②8（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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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为什么让人千年追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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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立平2017年临近岁末，在我们向苏轼诞辰980周年挥手道别之际，一种莫名的困惑萦绕心头：40余年创作生涯，4800多篇文、2700多首诗、300多首词，数量居北宋文学家之冠；“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些千古传诵的句子，是他唯一想留给这个世间的？辞世的前几月，苏轼给朋友写了封信，确信此生没有虚度，因为完成了传世著作，儒家事业有了交代。但赐予苏轼“文忠公”谥号的是南宋第二位皇帝宋孝宗，感叹苏轼未尽的王佐之才。在学生秦观眼中，政治才干和文艺创作不过是“与世周旋至粗者”，老师最大的成就是道德修养上的“性命自得”。而到了明代小说中，苏轼又俨然是一个“风流帅”。若徜徉于西子湖畔、漫步苏堤之上，或在孤山脚下的楼外楼小酌一番，则有文人雅士一边品尝“东坡肉”，一边欣赏子瞻先生（苏轼字子瞻，源于“登轼而望之”）的墨迹。其实，在苏轼身后的物质和精神世界里，还散落着很多的生命与文化亮点，可谓琳琅满目、触手生春。开封府的历练提升处理政务的能力看京剧的时候，觉得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是何等的威风。但在北宋政治现实中，开封府判官其实是个劳碌命。司马光曾形容开封府狱讼繁多，“自旦至暮，耳不暇听，目不暇视”。苏轼于熙宁二年冬来到这里做代理判官，干了整整一年。之所以有此差遣，乃是拜王安石所赐。王安石在朝中主持变法，苏轼屡次表达异见，王安石遂“欲以吏事困”之，想让他忙得不可开交，更无暇开口。据说，苏轼在开封府“决断精微，声问益振”，锻炼了处理繁琐政务的能力。这种能力在日后的仕途中得到验证。从建安七子刘桢的“沉迷簿领书，回回自昏乱”开始，感慨沉沦下僚、俗务缠身成为中国古典诗文的一大主题。但面对类似的种种情形，苏轼似乎没有什么抱怨。他不仅把政务安排得井井有条，而且完成得极为潇洒。《梁溪漫志》记载，苏轼在杭州为官期间，经常在西湖边上办公，早晨从涌金门泛舟而来，中午到普安院吃饭，于冷泉亭据案断决，处理公文时“落笔如风雨”，傍晚则乘马以归。据说，道路两旁灯火通明时，街上站满了人，等待一观太守风采。苏轼何以有此超能力？开封府的“魔鬼历练”可能是原因之一。《清波杂志》一书中还道出另外一些原因：盖坡为郡日，当直司日生，公事必着于历，当晚勾销，唯其事无停滞，故居多暇日，可从诗酒之适。原来，苏轼有工作日志，当天事务当天了结，并在日志上用笔勾画，从不拖延。到了南宋，这些工作日志成了书法墨宝而为人珍藏。如此关心民瘼、勤政为民，即便没有那些诗词，苏轼也应该留名史册。他在杭州赈灾浚湖，除夕夜竟野宿在城外；他在杭州设立公立医院，三年内治疗了1000个病人；他在密州斋戒吃素，为受到蝗灾的人民祈福；他把药方用“大字报”抄写在密州市镇，让看不起病的百姓得到帮助。晚年受到极大政治迫害被贬惠州、儋州后，苏轼仍然不颓唐。他一方面从精神上寻求安慰，把万里流放视为对自己的考验，“恐是诸佛知其难化，故以万里之行相调伏耳”；另一方面直面现实，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实事。当时，广州人饮食用咸水，经常生病。苏轼就献策，建议用竹筒把20里外蒲涧山的淡水引过来。他还在惠州推广“碓磨”“秧马”等农具，以减缓当地农民的劳苦。黄庭坚感言，苏轼的个体生命虽渺小如“太仓一稊米”，但“至于临大节而不可夺，则与天地相始终”。及时调整心态获得欣乐自足的平衡苏轼的爱民勤政，不仅缘于所接受的儒家教育，而且更有人生哲学作支撑。他善于根据人生际遇的变化调整心态，以使自己长期处于一种生气活泼、欣乐自足的境界。《庄子》主张“物化”，苏轼则喜欢讲“应物”——“平生为道，专以待外物之变”“天道何常之有，应物而已矣”。“应物”不是对现实的默认与妥协，更非让心灵拱手认输，而是相信现实本身也时刻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现实本身没有执着于当下，那心灵又何必于当下执着？“应物”可以减少现实处境对心灵的束缚，使生气活泼的状态重获平衡。在苏轼眼中，荒山大江的黄州与西湖美景“未见议优劣”，同样可以“饮村酒醉后，曳杖放脚，不知远近，亦旷然天真”。而“九死南荒”的海南生活，何尝不是冠绝平生的奇游？当北归无日的时候，苏轼就把自己看作一个累举不第的惠州秀才，“有何不可”？“应物”哲学是逼出来的。乌台诗案虽没有被处死，但苏轼的心灵已经死过了一次。狱中写给弟弟苏辙的诀别诗表明，他“自度不能堪”，是准备死在狱中的。经过这番锻打淬炼，他终可“谈笑于死生之际”了。“应物”的过程中，一方面是脚踏实地。乌台诗案后贬谪黄州，衣食堪忧，负债累累，怎么办？只有“痛自节俭”，限定每日开销，把钱串挂在屋梁上，并将挑钱的画叉藏起来；又躬耕于东坡，与泥土接触中体味“劳苦之中亦自有其乐”。“应物”的过程中，另一方面是精神自信。苏轼在惠州时乘舟遇雨，河水暴涨，“天水相接，星河满天，起坐四顾太息”。苏轼不是怕死，却怕自己的心血结晶——《尚书》《周易》《论语》注释稿就此沉溺。于是，只能内心祷告：“天未欲使从是也，吾辈必济。”果然，最终有惊无险，而苏轼的幼子苏过一直在旁边鼾睡，百呼不应……委运任命不是悲观颓唐，而是不暇预虑过多，不暇杞人忧天。“水到渠成”是苏轼经常用来自我宽慰的词。他似乎对水情有独钟：“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流水为苏轼照鉴出天地自然的本真。水的“随地赋形”，最能契合苏轼的“应物”哲学。在平凡的事物中感受天地的生气活泼苏轼的生活实践、文艺实践十分丰富，他善于在平凡的事物中感受天地的生气活泼，连村里造桥乃至掩埋尸体这样的事，都能让苏轼感到“条理”，体味人生的慰藉。苏轼是文人，更是哲人。他留给世间的，既有一个丰富的文艺世界，更是一种具有温度、厚度、韵度的生命哲学。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区分了几种人生态度：“现实”减“梦想”等于“禽兽”，“现实”加“梦想”等于“心痛”，“现实”加“梦想”加“幽默”等于“智慧”。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苏轼比较接近第三种。这是一种不易达到的高境界。用秦观的话来说是“与世周旋”，用朱光潜的话来说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如果用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宝绘堂记》《醉白堂记》《超然台记》这五篇名作中的话来说就是：人生如寄，寓意于物而不可留意于物；与无尽藏之造物者游，安往而不乐。

韩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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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婚恋观研究

学术论文

婚恋观是指人对恋爱与婚姻最根本的认知与理解，会直接对人的恋爱及婚姻行为产生影响。受到人生经历、个性心理、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影响，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婚恋观。民国时期，众多文人为婚恋所惑，婚姻生活不尽如意，但林语堂的婚恋则成为一段佳话流传至今。本文以林语堂的人生经历和文学创作为基点，探究林语堂婚恋观的内涵、成因，并站在时代背景下，力求客观合理地反思林语堂婚恋观的局限与意义。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章主要论述林语堂婚恋观的内涵。林语堂推崇顺乎人性的爱情，强调灵与肉的结合，但对和谐的追求使他提倡情理统一的婚姻。对于配偶的选择，他强调阴阳相和、和谐互补，并将信任理智、互敬互让视为夫妻的相处之道。林语堂的婚恋观表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首先，他认为恋爱、婚姻与生育是女性成长的契机;其次，他肯定了女性的智慧与勇气，认为女性对家庭的和谐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女性的家庭地位也值得肯定。　　第二章主要论述林语堂婚恋观产生的原因。民国时期亦新亦旧的婚恋模式，同时期文人的婚恋经历对林语堂的婚恋抉择及婚恋观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和谐友爱的家庭生活及婚恋经历使林语堂对家庭与婚恋产生最初的看法。林语堂受到东西方文化的浸染，儒家思想、道教精神、精神挚友苏东坡、基督教文化等对林语堂个性心理与婚恋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作用。　　第三章主要论述林语堂婚恋观的局限性及现代意义。作为特定时代的产物，林语堂的婚恋观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他以贤妻良母来定位女性，并对娶妾制度加以认可。虽然林语堂的婚恋观具有局限性，但就当下而言，林语堂对婚育等问题的思考依旧具有启示意义。

陈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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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苏轼和陶诗中的家风传承

会议论文

苏轼和陶诗共计一百二十四首,其中八十一首都与其家风传承有关。这些诗歌是苏轼晚年与家人联系的重要纽带,承载着他对兄弟苏辙的深厚情谊和对子孙的谆谆教导。苏轼以和陶诗向家人表达他晚年低调谨慎、渴望归隐、安贫乐道与忧国忧民等思想。同时,他也通过诗歌寄赠、亲自教授、共同唱和等行为,指导家人如何读书与提升诗歌创作能力。这种寓教于乐、以身作则、知行合一的家风传承方式,对现代家庭教育具有启示意义。

闫续瑞;栗瑞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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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庄子》内篇中“大”的美学思想

学术论文

本文从“形象之大”、“时间、空间之大”、“精神境界之大”三个层面，分析《庄子》内篇中“大”的美学思想。通过对这三个层次的分析，可以看出《庄子》内篇中“大”的思想与美学范畴中“崇高”的美学内涵十分相关，它是一种由外在客观事物的量的突破到内在主观心灵的超越的过程，是一种审美追求的过程。　　第一部分《庄子》内篇中的“形象之大”，主要是从文本中显而易见的客观形象入手，将其进行分类研究，如动物形象、植物形象、器物形象等，以这些客观形象的体积、数量、程度上的“大”来表达庄子逍遥适性、自由无碍的思想。　　第二部分“时间、空间之大”，主要是从《庄子》内篇中广袤无垠的空间和无始无终的时间入手，分析其“大”的思想与这种无限的时、空范畴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出庄子思想乃是通过突破客观时间和空间的有限性，以此达到追求精神上的自由和逍遥之目的。　　第三部分“精神境界之大”，主要是从庄子的“无用之为大用”、“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有所待上升到无所待”三个方面入手，分析其“大”的精神境界乃是克服客观世界的有限性，从而达到心灵世界的无限性。　　第四部分“大的美学内涵与崇高论”，从前文所述三个层次的内容出发，分析“大”的美学内涵与美学范畴中的崇高论的关系，从而揭示出《庄子》内篇中“大”的美学思想是一种由外在客观事物的突破到内在主观心灵的超越的审美追求过程，是人类在突破有限、把握无限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心灵的超越性。

袁琤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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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炼字炼句和使事用典看唐宋词的雅化

期刊

雅化是美的合目的性、合规律性的发展。炼字炼句的作用是:易唱;含蓄传神;去俗存雅。使事用典的主要作用是:含蓄文雅;增加词的内容,开拓词境,使词旨深刻,增强艺术感染力。

颜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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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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