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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舜牧《重订诗经疑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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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订诗经疑问》是明末学者姚舜牧专门研究《诗经》的注疏体著作。《四库全书总目》对该书评价较高，然后世学者对其研究甚少。本文采用宏观与微观的研究方法，在明代汉宋兼采的《诗》学背景下，结合姚舜牧的《诗》学理论与具体的文本的阐释，较为全面地考察《重订诗经疑问》一书的主要内容与价值意义。　　本文主要由引言、正文、结语三部分组成，具体如下：　　第一部分引言，主要介绍《重订诗经疑问》的研究现状及其价值，阐述本文的写作原由、研究思路与方法。　　第二部分是正文，分为四章。第一章简述《重订诗经疑问》的成书背景，主要是简介姚舜牧生平、著述情况，以及《重订诗经疑问》的版本流传、解《诗》体例与征引情况。第二章阐释《重订诗经疑问》有关《诗》之体用的论述。论《诗》之体，主要见于姚舜牧对“六义”及“风体”的辨析。姚舜牧强调“风”即讽上的内涵，提出《风》诗“合性情之正”、《雅》之用乐应合礼制规范、“成王未尝赐周公礼乐”等观点。姚舜牧基于朱熹“三经三纬”之说提出“诗不必分三经三纬”之论，并在释《诗》中对《诗序》《诗集传》关于赋比兴的界定多有辩驳。姚舜牧还提出“风人意在言外”论，强调《诗经》含蓄蕴藉的特质。论《诗》之用，主要见于姚舜牧“曲尽人情”之说以及对孔子“兴观群怨”说的继承与发展，强调“《诗》可以鉴”的诗歌功能论。第三章是对《重订诗经疑问》论《诗》旨的考辨，以姚舜牧的“美刺辩”和“淫诗说”为考察重点。姚舜牧论诗旨主要参照《诗序》、朱熹《诗集传》及子贡《诗传》三家之说，亦兼容历代其它《诗》学著作，彰显其不拘于前人、尝试回归《诗》本义的解《诗》态度。第四章讨论《重订诗经疑问》的解《诗》之法。姚舜牧采用以经解《诗》、以历史与地理说《诗》、以诗论《诗》的方法，从经学与文学等多重维度对《诗经》进行评析。　　最后部分为结语，总结全文主要内容，强调《重订诗经疑问》经学与文学融通释的《诗》方法以及汉宋兼采的《诗》学倾向，阐述此书在《诗经》学史上的地位及其不足。

李棋慧
多元系统理论下湛约翰和斯蒂芬·米切尔《道德经》英译本的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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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翻译的“文化转向”，翻译研究突破了语言层面，开始被置于文化的大环境中进行解读。其中，埃文·佐哈尔（Even-Zohar,1939-）的多元系统理论将政治、经济等因素纳入研究范围，并考虑翻译文学在整个文化系统中的地位，为翻译研究打开了更广阔的视野。　　本文以多元系统理论为研究视角，择取湛约翰(John Chalmers，1825-1899)与斯蒂芬·米切尔(Stephen Mitchell，1943-)的两个《道德经》英译本为研究对象。首先，根据多元系统理论，译者在选择翻译文本时深受目的语的多元文化系统的影响。因此，从中国文化与基督教交流的必要性、英国经济与政治的需求、欧洲哲学的影响、译者自身对中国文化的研究等方面论述湛约翰选择《道德经》作为翻译对象的必然性。作为对比，论文也阐明了斯蒂芬·米切尔受到马王堆汉墓帛书的发现、美国前总统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1911-2004)的影响、禅宗的熏陶等因素的影响，从而选择《道德经》作为译本的必要性。　　其次，本文描述了两位译者的译本在其所处时代的不同地位，随后从词汇和句法层面对译者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展开分析，以此看出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深受翻译文学在整个多元文化系统中的地位的影响。　　本文通过对《道德经》两个英译本的对比研究，可以看出多元系统理论对翻译研究的解释力。作为首篇从多元系统理论对《道德经》的英译版本进行对比研究的学术文章，本文也为《道德经》的翻译研究开辟了新视角。同时，作者希冀本文对今后的《道德经》译介研究与中国传统经典的对外传播有所启迪。

孙文婕
明代前期私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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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版刻数目大、散布广、门类全，且阶段、系统分明，装帧、印刷精良，常常为后人所称颂。明代前期（洪武—成化）的版刻在卷帙浩繁的明一代刻书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其刻书活动为明中、后期刻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明代前期私刻，相比中后期而言，数量少之又少，却堪称精品。　　明代前期刻书背景。政治方面，朱元璋利用政治权威干预百姓生活，实行严酷专制的政治统治;思想方面，统治者大力倡导程朱理学，并把它奉为法定的正统思想;刻书政策方面，统治者一方面鼓励出版，下令免缴书籍税以解放刻书事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对刻书内容严加监管，与其思想统治相配合，又制约了刻书业的多元化发展;文坛风气方面，雍容粉饰的台阁体盛行，很多文人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倾慕文以载道的宋人文风，尤其对欧阳修、苏轼、曾巩、高启钟爱有加，台阁体文人的创作取向，也直接刺激着刻书主持人的刊印选题方向，进而对刻书活动产生较大的影响。　　明代前期私刻概述。私刻又称家刻，即为私家刻书，家刻是中国古代三大刻印系统（官刻、坊刻、家刻）之一。通过对《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明别集版本志》《江苏刻书》《福建刻书》以及相关出版志等梳理筛选，共得到明代前期390种私刻本，私刻主337家。通过对私刻主身份和地域考查可知：私刻主持人考中进士、举人后为官者居多，他们知识渊博，且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除此之外，学者、道士、刻字工人、刻书艺人、商人、隐士刻书等也有;明代前期私刻机构地域分布特点为：南方居多且中心明确，明显体现出持续发展与刻书政策对刻书业的影响。　　明代前期私刻的内容。根据私刻主持人的刻书选择，统计出明代前期刻书以私刻主持人自撰自编书籍以及亲族乡贤书籍居多，由于受政治、经济、刻书政策以及文风的影响，儒者文集与宋元明文集刊印数量亦可观，而词曲小说和丛书则少得可怜。除此之外，关系人们生老病死的医学书籍也成为明代前期私刻的热点。　　明代前期私刻的版式多继承元代刻书遗风，并多与此期官刻、坊刻的特点相一致，字体以赵体字为主，版心宽大，多黑口，除此之外，明代前期私刻的版式设计也有自己十分明显的特征：一是行款不统一，大字本、小字本皆有，且小字本多于大字本;二是有牌记者很少，三百九十余种书籍仅有十种使用牌记，而且牌记内容非常简洁，私刻主的广告意识不强，这些均充分体现了私刻不以盈利为目的的特征。　　明代前期私刻的意义。明代前期私刻弥补了官刻、坊刻的不足，对保存家族乡邦文化以及形成良好的家风族风起到很大作用，同时，私刻主持人的敬业精神、志在传播文化的理想为当今出版人提供了极好的精神食粮。

侯丽媛
北宋定州军事若干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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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州位于太行山东麓,华北平原的中部。北宋时期,定州并没有大山,但河流较多,如唐河、派水等。定州在地理上与辽紧傍相邻,得到北宋统治者的重视,成为河北地区军事防御重镇之一。　　在军事防线上,北宋朝廷将定州划入第二道防线,以便其在面对敌军来袭时,能有所准备,及时调兵支援,进而加强守备。在防御工程上,修建边塞榆林、方田,设立军、砦(寨)、铺、堡等军事防御点。同时,又通过修葺定州城、修建定州塔来进一步加强其防御预警能力。最后,以河北缘边安抚使统领河北沿边地带,统一军事行动。通过上述措施,使得定州的防御体系变得十分严密,使其能更好发挥河北重镇所应有的防御作用。在定州的兵力分配上,再一次凸显出北宋统治者对定州赋予的厚望。庆历年间,定州路为河北地区禁军的主要驻扎地,定州也是河北路中驻扎禁军最多的一个州。定州主要的管理人员既有米信、田重进、李继隆等德高望重的统帅,又有韩忠彦、苏轼、胡宗愈等名臣。同时,在武器装备制造、军粮供给与运输等军备方面的重视都加强了定州的军事防御力。　　凭借着优越的防御工程与庞大的兵力,定州在多次战役中抵御辽军与金军的进攻。但是,由于北宋末军事实力整体衰弱,定州最终还是落入金人之手。北宋定州与其他沿边规模较小的州军相比有着明显的军事实力。与其规模相当的州,如雄州、大名相比,定州的特色确实比较单一,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其军事地理位置过于重要,开办榷场、使者往来等会泄露防御虚实。一旦泄露,定州这一河北地区自然地理上的一道缺口就会被敌人所利用,故其突出的军事特色最终成为北宋定州发展的一把双刃剑。

吴兵
金代诗人与诗学视野中的陶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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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365?-427)，又名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附近）人。陶渊明的一生极为平淡，死后却名声日显。他以贞刚高洁的人格，安贫乐道的生活态度，语简旨深的诗文赢得后世文人极大的认同感，自北宋后，更被推为人格与诗歌的双重典范。　　在金源百年诗坛上，陶渊明以其独特风貌出现在金代诗人与诗学视野中，承载着不同个体的生命体验，发挥着清除流弊、导正文坛风气的功能。　　一、金初文坛的主体是入金宋儒。他们带来了北宋的文学传统，陶渊明也经由他们的视野进入金源诗坛。这一时期对陶渊明接受比较有特点的是蔡松年。在蔡松年看来，陶与其他的魏晋名士一起代表着魏晋风流。魏晋风流象征着受困心灵的解脱、自由精神的释放。蔡松年诗中大量出现“归去”字样，这是一直回响在他心底深处的生命强音，因此对陶渊明的出路格外心向往之，把他视为迷途中的先觉。蔡松年以宋臣身仕新朝，宦途又危机暗伏，这种心理的内在动因实际上是对女真政权的疏离。另外金初诗坛对苏轼格外推重，尤其认为其晚年平淡自然诗风已高不可及。而陶渊明恰恰是晚年苏轼的异代知已，是他最强有力的精神支撑。在海南，苏轼将陶渊明所有诗文都和了一遍，陶渊明对苏轼人生态度和诗歌风格都影响甚巨。对苏轼的推重隐藏着陶渊明接受美学背景的建构，在整体文化心理上预示着陶渊明在金人视野中出现的必然性。　　二、金代到了世宗、章宗时期达到全盛。在文坛上出现了由本土作家引领的、以蔡珪为代表的“国朝文派”，显示出金代文学有别于宋调的充满北方男儿豪杰之气的独特风骨。即便是在昂扬的时代精神和雄奇的诗风之中，陶渊明仍以他独特的生命体验与失意文人产生着深刻的心理共鸣。刘汲、王寂便是因仕宦之苦、向往身心自由而钦慕着陶渊明。明昌诗坛上，党怀英、王庭筠、赵沨等诗人又创造了清寂萧然的诗美境界。尤以党为代表，通过数首“咏菊”诗强调了陶渊明胸襟高洁、遗世独立的“幽独”形象。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即献陵梁氏因爱陶渊明为人，故卖田治园，取陶《归去来兮辞》中“日涉园以成趣”意，命之为“成趣园”。一时名士纷纷作诗记之。陶渊明归隐的复杂原因和归隐后的矛盾心态被忽略了，生活状态被简化为一种高雅脱俗的情趣。“成趣园”从表面上看不过是附庸风雅之物，深究起来却可以寻绎出此时文人心理的嬗变轨迹。陶渊明信念不变而纵浪大化，白居易以心动意动而随缘任化。从陶到白，就可以看作是从追求理想人格到选择人生态度的转变。　　这一时期，著名批评家周昂的诗歌批评倡导具有充实内容和自然风格的作品，成为陶渊明接受的理论先导。总而言之，承平时代的文化心理淡化了陶在各种冲突下所产生的丰富性及陶诗中的复杂况味，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都几乎仅仅在任真自得这一维度上接近着陶渊明。　　三、金朝南渡以后，国势衰颓，然而国运的终点成为文学的顶点。经过百年涵养，金代诗坛呈现出最为繁荣之象。　　踵武党怀英主盟文坛的是赵秉文。他突破了以往金代诗人视野中陶渊明洒脱不群、任真自得的形象，格外搜抉陶渊明忠义的品格，与发源于沈约《宋书·隐逸传》“耻复屈身后代”的传统接续。赵秉文论诗主张师法各家之长，然后自树规模，陶渊明就是他师古的对象之一。明昌、承安年间诗坛尚尖新、多艳靡，此时赵秉文主张学习以陶渊明及盛唐王维、孟浩然一派为代表的平淡自然诗风具有现实意义。同时赵秉文身体力行，创作了大量的和陶诗，可以看到诗人对陶诗精髓的准确把握。此外诗人刘从益也作有多篇和韵陶诗的篇什，平淡自然，意味隽永，表现出金诗中少有的哲理体认。（见张晶《辽金元诗歌史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P166）王若虚视野中的陶渊明让人颇觉意外。他远祧杜甫《遣兴五首》其三意:“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达生岂是足，默识盖不早。有子贤与愚，何足挂怀抱”之说，在《题渊明归去来图》五首中认为陶渊明有以归隐相夸而求虚名之嫌，而且貌似通达，实则心中时喜时忧，于世并非忘情。直到最后一首，王若虚才又承认陶渊明不慕名利，不愧为千古高人。王若虚的观念虽有苛刻不确之处，但亦不乏创见。　　金代文学巨擘元好问为对陶渊明人格精神、陶诗的文学地位及美学风格作了全面而深入的总结和开掘。在避乱居闲时期，元好问买田治地，并且亲自参加了生产，对宁静乡村生活的喜爱，使他与陶渊明成为精神的知己。还有《杂著五首》，将来自陶集不同篇章中的诗句重新组合排列成新的诗歌，这是一种拟陶、效陶的新形式，始见于元好问。三任县令期间，因为身处官场的参照，元好问更加钦佩陶明毅然抽身而退的决定。金亡以后，元好问以史自任，专力于金源文化的搜集、整理，不经意于诗歌创作，除了强调陶渊明的气节之外另无更新延展。他在这条文化之旅中找到了生命之意义与归宿，陶渊明则在自然田园中支撑生命之舟。　　元好问不仅是金源一代伟大诗人，而且是著名的诗论家。在他的理论中，可以更直观地看到陶渊明作为一个伟大诗人的形象。首先，元好问将陶诗的美学品质提炼为自然真淳。《论诗三十首》其四评陶诗日:“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自此，“天然”、“真淳”被视为评价陶诗本质特性的不刊之论。再者，元好问认为陶渊明的诗歌符合风雅传统。虽然渊明在田园中超然忘忧，但是他并未脱离晋朝的社会现实，每每在诗歌中都有隐晦地的表达。元好问这一论断是前代金人一向忽略的，充分显示出他作为一名优秀文学批评家的真知灼见。　　金代遗民诗人在不得不面对易代的现实之时，对陶渊明的忠义高节、超然情怀产生了深切共鸣，李俊民以及稍后的麻九畴、李汾、段克己、段成己、麻革等人的诗歌中都屡屡表现出了对陶渊明人格精神的赞赏和钦羡。　　金代文学开始自觉建构、争取独立性的风向所指便是清刚劲健、自然率性的美学呈现，这几乎预示了陶渊明被金人选择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因其性情真率、自然;一方面在于其诗歌自然天成、不见巧饰。反过来被金人接纳的陶渊明又影响、导正着金人的文学创作。

张秋爽
荀子正名思想的伦理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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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面对春秋以来伦理政治生活失序的社会状况,而提出了以重建社会秩序为目的的“正名”。孔子之“正名”,方法上是以“名”正“实”,内容上则以周礼为取向。至荀子,为孔子所深恶的“礼崩乐坏”非但未得缓解,且愈演愈烈。为解决与孔子同样的问题,荀子同样地提出了“正名”。但荀子的“正名”,从方法上来说,既包含着以“名”正“实”,也包含着以“实”正“名”;从内容上来说,一方面是对“先王之道”的继承,而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则是,以“制名”的方式来确立新的伦理政治规范。与孔子以“正名”来回归文武周公不同,荀子的“正名”意在为“后王”提供新时代的良方。荀子的“正名”思想,以其特有的思想体系为背景。荀子的“天”是物质的、自然的,不具备宗教的、神秘的超越性。这样的“天”解放了“正名”的对象或曰客体。而就“正名”的主体来说,荀子所理解的人,一方面因其“性”而有“情”有“欲”——“情”与“欲”的放纵将导向“恶”,另一方面又因其“心”而有“知”有“能”——“知”与“能”使人能够认识并积极地改造世界。有为的“人”作用于可为的“天”或曰世界,便是“制天命而用之”。“制天命而用之”的强大气魄体现于荀子所真正关注的人伦政治领域,人类对已有的合理的伦理政治规范的继承,便是“有循于旧名”,对出自时代与社会之需要的新的伦理政治规范的构建,便是“有作于新名”。两者之合,便是荀子所说的“正名”。荀子之“正名”,作为方法与内容,是依从于“礼”的——“礼”作为有效的秩序性与规定性,在生活日用中正是以“名”为方式而获得落实的;作为概念与范畴,则是从属于“道”的——“道”如果不通过“名”将难以被表述、被思考,而“名”如果不通过“道”也不能被确定与被纠正。而“正名”之所谓“正”,在最深远的意义上,便是对“礼”的维护、对“道”的实现。“正名”,对荀子来说,是一种最具伦理意义的人类实践。

李钰
《孟子》与《庄子》比喻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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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学说、观点的阐述都运用了大量的比喻。《孟子》作为儒家经典,列入《四书》,广为流传,和它大量使用修辞格是分不开的,而比喻又是其中使用频率较高的一种辞格。《庄子》作为道家典范之作,与《周易》、《老子》并称为“三玄”,在先秦诸子中独具风格,语言魅力更是“汪洋辟阖,仪态万方”,其中比喻的运用尤为出色,构思新颖,妙喻横生。孟轲和庄周作为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都在各自的著作中大量运用比喻这种修辞格,且各有千秋,值得我们去进行比较研究。本文试图从比喻分类、比喻中的本体、喻体以及喻词等几个方面,采用定量统计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孟子》和《庄子》二书中的比喻进行对比研究:第一,在比喻分类方面,采用陈望道的修辞理论将比喻划分为明喻、隐喻、借喻三类,在此基础上对《孟子》和《庄子》中的比喻进行分类梳理和比较分析,并寻求二者异同的原因。以成语中的比喻作为二者比喻中的特殊类型,比较成语中比喻的运用和效果,对比分析二者的异同。第二,在比喻中的本体方面,归纳总结《孟子》和《庄子》中的本体,比较分析并探究本体差异的原因。第三,在比喻中的喻体方面,归纳总结《孟子》和《庄子》中的喻体,进行比较分析。第四,在比喻中的喻词方面,统计《孟子》和《庄子》中喻词的数量,分析二者的异同。

梅梦婷
汉晋诠释方法演进中的理性深化——以王弼《老子注》的考察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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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诠释,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思想的流变,常以经典诠释为载体。王弼的注释,既是中国思想从经学到玄学转折中的重要作品,又体现了由汉到晋诠释方法的变革,本文以王弼的《老子注》为中心,探究了汉晋经典诠释方法演进中所显现的个人理性之深化。除导言和结语外,正文共分为五章,涉及汉代诠释对王弼的影响关系,王弼的诠释,王弼和郭象诠释的对比三方面的内容。导言讨论了中国整体诠释学建构的研究现状,王弼和郭象的诠释方法和形上论的研究现状,指出本文的两个研究目的：一是拓深王弼与汉代诠释的关系研究。二是追溯王弼和郭象诠释手法差异的形而上基础,从而将诠释对哲学问题演进的单向载体研究扩展为双向交互影响的研究。第一章讨论了王弼与汉代诠释的继承关系。在探讨汉代诠释由今文经学向古文经学发展过程的基础上,指出王弼对今文经学繁琐章句的明确拒绝,而他在《老子指略》中陈述了自己与古文经学相同的求其通义的注释目标,他将零散的老子文本看作是有统一意旨的典籍,力图挖掘零散文本形态背后的统一结构。第二章旨在探讨王弼诠释与汉代诠释的不同,指出王弼的所求之“通”不仅是原文之“通”,还有方法论、形上论、认识论及诠释论道合法性四个方面的“融通”,这种对方法论进行形上奠基的高度自觉,是王弼对求其通义的深化和革新。王弼将老子文本看作是圣人体道之言,从“以本统末”的形上论出发,力图通过发掘文本的统一意旨来进入当时思想问题的交涉。另外,“得意忘象”的方法论也有其根源,王弼将其溯源到“我之涉求”中对个人视域有限性的认识论观点,最后归因于道之无限性的形上特征。第三章进一步地分析了王弼具体的诠释手法,王弼通过“以经解经”联系原典的不同部分,将零散的原文串成一个有机整体,开敞了原文的结构潜能,发掘了其潜在的多义内涵,因而得以有方向地延伸原文,聚汇出核心主题来应对彼时玄学问题的讨论交涉。王弼之前,未曾出现过如此深度的对合法性与诠释关系的理性自觉。接下来,通过比较王弼和汉代若干诠释著作的差异,指出差异形成的原因在于个人理性的提升移除了权威或意识形态的过滤,个人能够以自己对经典的直接领悟来言说经典。第四章比较了郭象《庄子注》与王弼《老子注》的同异,分析了王弼之后玄学诠释方式的演进。认为郭象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王弼方法论的自觉意识和王弼直面经典的个人主义注释取向,而区别则是,郭象采用“推理直前”的诠释方法论,以意逆志,依理不依文。王弼则采用“寻象观意”“得意忘象”的诠释方法论,力图在感性描述中保持有限的人在无限的道面前言说的开放性。具体说来,郭象“转进否定推理”和“连环交错推理”手法体现了“推理直前”的特征,而王弼诠释中“并列否定”和“描述性论理”的手法则余留了较多的感性特征。第五章追溯了王弼和郭象诠释方法论差异的形上根源,认为郭象重“理”的原因在于郭象以玄冥独化为道,玄冥即物之所由而行的协同因果关系,独化则是个人之至足,这影响了郭象“纵心而理顺”的认识论,即把个人理性的至足作为真理推演展开之依据,从而决定了其“推理直前”的诠释方法论。而王弼则强调有限的个人面对时空上无限之道的渺小处境,进而提出“我之涉求”的认识论,这决定了他“得意忘言”的诠释手法。所以,王弼的理性,体现为有意识地融通经典蕴含的观念和诠释经典的方法,而郭象的理性,则更加激进地体现为与经典之间的理性交锋,此外,裴頠的《崇有论》也体现出与郭象相似的论理特征。总之,本文认为,汉晋之际,士人中存在一个理性自觉不断增强的过程,这一过程突出地体现在诠释手法的演进当中,王弼深化了求其通义的目标,加深了方法理性的自觉,生发出一种直面经典的个人主义注释取向。在他之后,郭象以推理直前的诠释方法,使诠释论道的依据更加紧密地收拢到个人理性之中,体现了理性的深化。而王弼与郭象诠释方法差异背后不同的形上论基础表明,汉晋经典诠释方法演进中个人理性的提升,背后的根源是玄学问题的深入与发展。

玉璟
北宋扬州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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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之扬州，历史悠久，交通便利，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系宋代中国东南地区仅次于杭州的名都大郡。因此，从区域文化的视角来研究宋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问题者，每每将目光投诸于这一地区。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北宋之扬州，文学活动频繁，文学作品数量可观，地域特色显著，亦是宋代文学版图上一大亮点。然而，与其他学科的学者相比，宋代文学研究者对扬州文学的关注显得就不尽如意，研究者与成果的数量差强人意。有鉴于此，本文以地域文化为切入视角，以北宋为时间断限，以扬州文学为研究对象，力图对北宋扬州文学有一个初步的总体的了解与把握，以便抛砖引玉，吸引更多的当代专家学者关心研究宋代扬州文学。本论文分为五章。第一章绪论，主要对地域文学、北宋扬州建置及扬州文学进行界定。认为历史上之扬州，尽管名称不一，包括之范围也或宽或窄，但区政有其历史延续性与稳定性，因此，关于扬州的地域概念也有相对的稳定性，这是扬州文学地域性较为突出的历史依据。第二章为北宋扬州文化文学发达的背景，包括地理交通背景、经济背景和历史文化背景。扬州水陆交通发达，城市经济发达，唐代及之前的文人又在扬州留下了珍贵的诗篇。因此，扬州文化文学发展的先天条件较为优越。第三章为扬州文学研究，主要对扬州诗词进行研究，其中诗有200多首，分写景状物和咏史抒怀两类：词有70多首，其中苏轼、秦观、贺铸和晁补之的词作占了70％，系扬州文学创作的主体生力军。第四章扬州本土作家个案研究，王令和秦观都是北宋时期扬州籍文化名人，他们以扬州人写扬州景、扬州事，为扬州文学的繁荣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第五章主要从扬州文学的繁荣背景、创作内容、意象构成三方面做了小结。认为扬州作为历史悠久、经济文化发达的南方重镇，其文学的繁荣尽管比不上唐代，但仍然可以上接前贤，有着自己的可取之处与特色。

郑玲
芳本铁三郎《史记十传纂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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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经典之一。在东亚汉学史上，日本一直是《史记》传播与研究的重镇。《史记十传寨评》是日本明治时期芳本铁三郎篡辑的一部《史记选评著作，共选择《项羽本纪》《外戚世家》《管晏列传》《廉颇商相如列传》《荆伺列传》《淮阴侯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李将军列传》《游侠列传》《滑稽列传》十篇作为评点对象，并辑录中国学者吴齐贤《史记论文》、李晚芳《读史管见》和日本学者森回节斋《太史公序赞蠢测》及西毅一相关著述中的文学性评点，在诸多中、日《史记》选本中体制特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中日合作之书"，具有别样的观照价值。　　《史记十传基评》选篇精简、体例谨严、评点明晰，意在矫正以往《史记》选本卷轶浩繁、易迷多歧的弊端。与中、日其它《史记》选评本相较，该书所选十篇与其它"十篇选"本及"数十篇边"本重合度较高。如，中国王又朴《史记七篇读法》，梁启超在《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所提出的《史记》"十大名篇"，日本学者三岛毅的《史记论赞详解》及秋山囚郎《史记钞》，充分体现了该书所选篇目的经典性及实用性。该书的评点主旨是揭集《史记》的文学性，故不录裆少孙补文以及训话、校勘等无关文法之评，四家评点意同者则择优选录其中一家:其文学评点模式是从字、句、段、篇入手，分析《史记》的结构方式、叙事技巧、人物塑造方法等，并籍此指示古文门径等。　　《史记十传篡评》的评点形式有二:一曰批评，一曰圈点。其中，批评方式有三:夹批、眉批、总评。夹批主评字法与句法:眉评析论段法与文采，总评阐明结构并发纾己意。圈点符号有"○"、"√"、"◎"、"—"、"(⊥)"等八种。其中"。"为句读符，"○"、"、"、"√"、"◎"为评点符，"—"、"(⊥)"、"]"为分段符。最具特色的便是评点符，圈点《史记》中的实字、虚字、重点词句、文采飞扬之处，指示读者如何理解"太史公之心"。点评结合，圈评相成，构成一条完整自足的评点系统。　　即从《史记十传篡评》的比较考察来看，该书包含各家的评点数量与评点内容上存在着不小的差异。继而在与《史记》"十数篇选"本、"数十篇选"本的比较上来看，则进一步突出《史记十传篡评》所选篇目的经典性。从《史记》的中、日评点史来看，《史记十传篡评》是较早吸收中国《史记》研究成果的著述，且其批评观念能在相关基础上更进一步。如，认为《史记》的整体文章风格为"真"等。但是，该书也有未脱藩篱之处。另一方面，从《史记》的日本传播史看，《史记十传篡评》凝聚了森田节斋、西毅一、芳本铁三郎师徒三代人的心血，通过他们对《史记》的接受和评点，可以窥见江户后期至明治中后期一百多年的日本《史记》研究的学统，即赖山阳为起点，森田节斋、三岛毅为传承，西毅一、池田芦洲、冈三庆等人为核心，重视《史记》文学价值的研究学统。总之，《史记十传篡评》不仅是东亚《史记》评点史上颇具特色和价值的著述，也是《史记》传播史与接受史上的重要作品。

王豪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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