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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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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规范论视角下林语堂诗词翻译策略研究——以《苏东坡传》为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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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是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一位出色的翻译家。他旅美多年，熟悉西方人的思维模式，创作出了一系列介绍中国古典文化的书籍，《苏东坡传》就是其中一例。苏东坡是林语堂最喜欢的一位中国诗人。在这部传记中，林语堂把苏东坡毕生所写的上百篇诗歌、书信等翻译成英文，淋漓尽致地展现给西方读者，让西方读者更加了解中国以及中国文化。该传记在西方能得以传播离不开林语堂深厚的文学底蕴和恰当的翻译策略的选择。　　翻译规范论是描述翻译学中最为核心的理论之一，图里是第一位对翻译规范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该理论强调翻译活动并非一种单纯的文本操作，而是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要素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他将翻译规范分为三类——初始规范、预备规范和操作规范。初始规范决定译文的整体翻译策略;预备规范影响译者对于文本的选择，包括社会文化因素及译者个人因素都会对文本的选择造成影响;而操作规范则影响文本层面具体的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　　本文根据图里对翻译规范的分类，采用描写性研究的方法，以《苏东坡传》中的诗词为个案，结合案例来探讨图里提出的翻译规范论，即初始规范、预备规范和操作规范在《苏东坡传》诗词译介过程中的体现和影响。归纳总结出了林语堂诗词翻译的特点，包括林语堂采用五大翻译方法，即意译、仿译、改译、直译和音译等对诗词的内容和形式进行了灵活处理。这些改动并非随意，除了兼顾翻译的忠实性，还考虑到了当时国内外的社会文化因素，意在使该文本在西方文化中获得最理想的效果。　　最后，本文得出三点结论：第一，《苏东坡传》中诗词的翻译受到了多重社会文化因素以及译者个人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社会语境、个人偏好和经济状况等，这些都印证了图里的预备规范;第二,林语堂采用了多种翻译方法，包括意译、仿译、改译、直译和音译等，这些体现了图里的操作规范;同时林语堂关注诗词翻译的特点，这一点与他的翻译思想相一致。第三，林语堂努力在“可接受性翻译”和“充分性翻译”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一点也体现了图里的初始规范。他所使用的这些诗词翻译策略和方法对于广大翻译者具有很好的启示作用，同时对于中国文化“走出去”也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张健丽
老子生死观及其对大学生生命教育的启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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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死问题的探索自人类诞生以来就从未停止过,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任何人都无法人回避生死,并且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也是以正确的生死观为前提,尤其是对于正处于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期的大学生来说,确立正确的生死观十分关键和紧要。日益激烈的竞争给大学生带来的压力与挑战,促使他们不断进行自我提升,以实现生命的价值。在现实生活中,部分学生因未能对生死问题形成正确的认知而导致不良生命事件、甚至是极端生命事件的发生,这些都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尤其是新冠疫情的爆发使人们的生命意识再次被唤醒,面对大学生因对生死问题的认识存在偏差而导致的负面现象,对其开展生命教育,帮助其走出对生死问题的认知误区就显得十分关键。如何确立正确的生死观,并以此来指导行为,也是必须要回答的问题。老子以“道”为核心,以“道法自然”为最高准则,根据自己对生死问题的思考,形成了意蕴丰富的生死观,能够为大学生生命教育提供可资借鉴的本土化资源。本文将《道德经》通行本作为文本,采用文本分析法、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对原文中有关生死问题的论述进行系统分析,从中挖掘老子的自然生命观、精神生命观、社会生命观以及死亡的本质、死亡的态度、死亡的超越,在整理和分析的基础上梳理出老子生死观的主要观点,并且以科学的态度看待其生死观,学习借鉴其中的合理成分,理性地看待其局限性,从而更好地将其应用在现实中,发挥其理论价值,为大学生生命教育提供现代启迪。本文首先从老子生平、时代背景、思想渊源三个方面出发来考察老子生死观的形成。其次,从“道”的内涵、“道”的特征两个方面出发对其生死观的哲学基础“道”进行详细的阐述,并对“自然”这一关键性概念一并进行分析。再次,从道生德成的生命本源、身重于物的价值取向、众生平等的生命关怀三个方面阐述老子的自然生命观;从与道合一的理想人格、宠辱不惊的生命境界两个方面阐述老子的精神生命观;从自知知人的立身原则、进退有道的处世智慧、人我和谐的理想社会三个方面阐述老子的社会生命观;从死亡的本质、死亡的态度、死亡的超越三个方面阐述老子的死亡观。并指出老子生死观存在的两个方面的局限,一是过于崇尚自然而否定人文社会;二是夸大精神的作用而脱离现实。最后,对当前大学生群体中存在的不和谐生命现象进行分析,并从老子生死观中寻求现代启示,引导大学生正确地看待生死问题,珍惜并积极把握生命。

张静
历史记忆：《东南日报》中的南京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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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以后,中国大陆的新闻事业遭受了严重损失,尤其是中国大陆东部地区的新闻事业更是损失惨重。因此,南京大屠杀发生前后,中国大陆的新闻传媒对此报道很少,大陆东部地区(上海租界内的“洋商报”除外)几乎找不到一家对此有记载的新闻传媒。这是日后日本朝野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所谓依据之一。然而,新近发现浙江的《东南日报》有南京大屠杀的系统报道。《东南日报》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最早始于1937年8月份日军对南京的空袭,以后陆陆续续一直没有中断过,尽管在南京大屠杀发生之时和一周年之际,这样的报道有过两个高潮。报纸对1938年年底浙江各界对南京大屠杀纪念的记载,是至今所发现中国大陆在抗战期间所做的唯一的一次。《东南日报》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是至今中国大陆所发现最详细、最系统的一家新闻传媒。它有助于有力地驳斥日本朝野对南京大屠杀的否定,有助于扩大和加深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也有助于扩大和加深对战时中国大陆新闻事业的研究。同时,《东南日报》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的构建,也为历史记忆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例。《东南日报》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不是偶然的。《东南日报》是当时在中国大陆东南部享有盛誉的全国性报纸,该报自创刊以来一直坚决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和行动,其报道方针一直放在中国大陆的东南部。抗战全面爆发以后,《东南日报》未雨绸缪,在杭州沦陷之前,将报社迁往浙江金华,将杭州版与金华版无缝对接。而且,在整个抗战期间,《东南日报》始终坚持在前线出报,是战斗在抗战前线的唯——家大报,为中国的抗战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何扬鸣
老子与赫拉克利特辩证法思想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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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辩证法的发展遇到了困境，人们广泛运用辩证法，却在理性与智慧中失去了它，以致其沦为诡辩的工具和意志的附庸。造成这种形势的原因复杂而又有时代性，其根源在于辩证法的“无根性”，惟超越时代的局限，“返朴归真”，以本体论为依据对辩证法进行有效划界，才能有助于化解此难题。　　老子与赫拉克利特分别开创了中西方各具理论特质的辩证法，但后人却误解了两种理论的适用范围和存在价值。利用现象学释义法，还原二人辩证法的理论特质，将有利于研究两种“原发”理论，澄清两种辩证法的原初意义。老子辩证法以“道”为前提依据，依托“生命”本体论，揭示人之生存和处世境界，从生存论的存在论角度，彰显了其“人本主义”辩证法特质;赫拉克利特辩证法以“逻各斯”为理论基础，探讨万物生灭存亡之规律，通过对自然万物的存在之领悟，揭示了其辩证法“自然主义”理论特质。本文采用比较研究的方式，以两者辩证法的本体论和理论特质为依据，系统比较二者的辩证法，于共性中梳理二人辩证法理念的普世价值，从差异中寻求互补会通之机。以古人智慧之光芒做指引，借助当代辩证法理论发展的新的成果，探索不同人文语境下的辩证法融合的可能性与合理性，澄清对两者辩证法的误用，力图实现两种辩证法思想的和谐共生，为当代辩证法的发展作出一个新的尝试。

岳磊磊
辛弃疾诗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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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弃疾是南宋时期豪放词派的领军人物,被王国维评为南宋词坛第一人,他一生创作了629首词作,辛词的成就和地位,堪称空前绝后,任何宋词选本,都绕不开辛弃疾。与光耀千古的辛词不同,他的145首诗歌和21篇政论散文,被词作的熠熠光彩所掩,历来鲜少为人重视。笔者认为,稼轩诗歌也是其整个文学创作的一部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辛弃疾中晚年复杂矛盾的思想和心灵世界,剖解稼轩诗歌,有助于我们多角度的理解稼轩本人,并对稼轩的文学成就全面的深入研究。本文拟以稼轩诗歌为研究对象,文章由三个部分构成。首先从知人论世的角度出发,从北国生活和南归岁月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背景略述稼轩的生平经历,并从整体上分类分析稼轩诗歌的题材类别。其次专门以稼轩组诗为研究对象,稼轩组诗数量占其诗歌的一半左右,对组诗的专题研究无疑更能揭示稼轩诗歌的真实风貌,本章首先梳理组诗渊源,再从整体上把握稼轩组诗的内容,然后重点探讨稼轩组诗的特色结构。最后致力于研究稼轩诗和宋代思潮的关系,分别分析稼轩诗和理学的关系,主要从对稼轩影响最大的三位理学大师邵雍、朱熹、陈亮的理学思想和理趣诗两个角度入手;其次分析稼轩诗和禅宗的关系,主要探讨稼轩的游寺诗和禅趣诗。毋庸置疑,辛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皆不能与稼轩词相颉颃,在整个宋代诗歌群里中,也不及苏轼、黄庭坚、杨万里、陆游等大家,在南宋诗坛上也算不上第一流的作品。辛诗创作尽管间接受到江西诗派的影响,但能够脱然于诗法之外,不以文字为长,独具特色,多有可观之处。稼轩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诗人,并没有致力于诗歌创作,诗歌只是他抒写退居心态、体悟人生哲理、抒发世事感慨的手段,风格或平易朴拙,或峭拔奇崛,或雄豪悲壮,充满思辨色彩,自张一帜,彪炳宋末。辛诗有时一味说理议论,过于直白,缺乏情韵,是其缺点。综上所论,欲全面了解辛弃疾及其文学成就,皆绕不开稼轩诗。

孟子月
定州汉墓竹简《论语》的文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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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在河北定州汉墓出土的竹简本《论语》,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抄写于西汉,是目前能够见到的最早的《论语》抄本原件,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定州汉墓竹简《论语》在分章和文字上与现传本存在诸多差异,为校勘传本《论语》提供了证据。本文试图在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之上,将定州汉墓竹简《论语》与“三《论》”及现传本《论语》进行比较研究,考察定州本与现传本的文字、篇章差异,分析定州本《论语》的版本系统,挖掘其文献价值。论文分为五个部分: 一、绪论。阐述选题意义,总结了定州汉墓竹简《论语》研究现状,确定本文的研究范围及方法,并简要介绍石经《论语》及其他相关出土文献。二、西汉《论语》传本考略。整理传世文献记载的西汉《论语》传本的流传情况,理清《论语》在西汉的各种版本。三、定州汉墓竹简《论语》版本系统考察。将定州本《论语》与“古论”、“齐论”、“鲁论”在篇次、章节、文字上进行比较,探讨定州本的版本系统。四、定州汉墓竹简《论语》与现传本《论语》异文比较。将竹简本与现传本在字句和篇章结构上进行比较。五、结论。归纳定州汉墓竹简《论语》的特点及对现传本的影响。

王一媛
杜甫诗歌个性化意象在教学中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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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意象是诗人个性化情感的的婉曲表现。意象作为诗人与读者时空距离连接的弹性纽带，诠释着诗人的心灵世界，开辟着读者的诗歌鉴赏能力。诗歌意象在诗歌领域具有突出的表现作用，读者可以藉此理解诗人的历史时代、思想观念和个人价值，也可以藉此品评诗人的创作才能和艺术水准，并且由此观照诗人的个体才情。杜甫是中学教材中选目最多的作家之一，而杜甫诗歌意象也是最有特点、最为繁富也最为难以理解的一种抒情艺术，因此本文从意象的内涵和特点来诠释杜甫人生不同阶段的情感表现及特征，探讨杜甫的道德情感和精神价值，并结合高中教学进一步阐述杜诗意象解读的方法和意义。　　本研究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从中国诗歌基础理论的角度，对意象的基本内涵进行追根溯源的阐释，对意象的主体特征进行简约的概括，对意象的诗学意义进行宏观而本质的归纳，并论述意象存在的客观价值。第二章论述每一时期杜诗意象与主体情感抒写的关系，表达诗人独特的情感即诗人的主体性特征。第三章结合教学实践，从时代身世、象在言内、意在象中、象外之境这几个层面对意象进行背景式探源、语词式分析、情感式解读、意境式品味，探讨杜诗意象的解读方法。第四章结合教学实践，以意为线认识析杜诗的理想人格，以象为线把握杜诗的抒情艺术，以境为线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进而阐释杜诗意象的解读意义。

郑林伶
老子教育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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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哲学作为道家哲学的经典与源头,其思辨的智慧与丰富的内容影响并启发着后世。老子的教育思想可被视为体现其哲学辩证色彩与自然精神的重要部分,诸多范畴和命题形成了老子教育思想的原则、方法、内容的系统观点。通过对老子教育思想的梳理,并与孔子、墨子的教育思想进行比较分析,可彰显老子教育思想的深刻内涵,为现代教育提供思想资源。老子教育思想的总原则非“道”莫属,“道”与万物及包含于万物之中的人存在密切而玄妙的联系。老子认为“道”有创生化育的功能,“道”创生万物之后随即成就万物,赋予物之所以为其自身的特性;“道”也是统合万物的规律和法则,是贯通万物的普遍性和共同性,统万物亦通万物。根据与“道”的不同关系,人被分为圣人、侯王、士、百姓。圣人体“道”,侯王守“道”,上士闻“道”、行“道”,百姓不知“道”。教育的目标是合“道”:于个人层面,是人性“复归于朴”;于社会层面,是步入“小国寡民”的理想境界。老子倡导的教育方法是“行不言之教”。一方面,碍于种种客观局限,语言不能完整、精确地传达“道”,另一方面,“不言”是“处无为之事”的应有之义,故“行不言之教”由“言”的局限性和“无为”的必要性共同决定。“行不言之教”不仅是理论与逻辑,更要落实到具体的实践当中。“行不言之教”的实施需要老师以身作则、树立榜样,亦要学生注重自得,即自我体悟、自我教育,还要求师生维持人格平等的关系。老子的教育内容涵盖以“道”为原则的修己、处世两个方面。修己之道即泯灭私欲、寡欲贵身;认识上做到清除障蔽、消除偏见,即“涤除玄览”;精神上远离聒噪纷乱,追求虚静的状态。处世之道在于弃绝以功利为目的取予行事;以慈爱宽容的态度对待万物;行动严守柔弱谦下的风范;功成后自觉隐退,不居功自傲。老子教育思想的总原则、对象、目的、方法、内容与孔子、墨子各有侧重,与孔子、墨子的教育思想相比,老子教育思想的总原则更具形而上的特征,教育对象突出广泛性,教育目的体现超越性,教育方法强调自主性,内容又极具整体性。老子的教育思想表现出崇尚自然、重视过程、超越现实的综合特征。老子教育思想与儒墨教育思想一起,共同构成先秦教育思想的系统。生命教育与道德教育是现代教育颇为关注的两个主题,二者有时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而老子的教育思想包含对生命的关怀和对道德的追问,是生命与道德并行不悖的教育。故老子的教育思想既有助于对生命教育的强化,亦有利于对道德教育的完善,可为现代教育提供一定的借鉴。更多还原

魏微
李纲诗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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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纲是两宋之际的抗金名臣，一生历仕徽宗、钦宗、高宗三朝。他虽累官至宰相，但南渡的时代背景使得他的政治抱负难以施展，仕途更是屡屡受挫。李纲有《梁溪集》一百八十卷，其中诗歌有二十八卷1566首。李纲的诗中，有身世之忧、家国之痛，山水之欢，也有日常之趣。建元元年罢相后，又多了一些隐逸之思。　　李纲的“政治诗”体现出一代名臣“忠君爱国”、“心系黎民”、“褒中正、斥奸佞”的政治理想以及态度。李纲流离在外数十载，福建家乡山水的旖旎秀丽、荆楚的地域文化、广西的奇景异物都在他的笔下流光溢彩。作为文人的李纲也时时表达他文人的风雅与趣味，不但日常物件、日常生活以及身体状态都在他的诗中得到了集中、生动的表达，而且他在人格精神和创作风格等方面祖述前贤，广泛学习前辈诗人，尤其是杜甫、陶渊明、苏轼三巨匠的创作经验，仿写、次韵，用他们诗意或诗句，使得他的诗成为了诗歌接受史上重要的一环;李纲对“文贵适用”、“文以气为主”、“言为心声、文如其人”等文学主张都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发展，进行了自己的诗学阐释，并体现于自己的创作中，形成了他“雄深雅健、磊落光明”的风格。

张梦歌
宋初'晚唐体'论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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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拟从基本史料入手,以通观宋诗进程的历史意识为指导思想,以对文学作品进行细微的艺术分析为途径,在明确何谓'晚唐'、何谓'晚唐体'等基本概念的前提下,对'晚唐体'的形成原因、概况、风格、渊源、影响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必要的探讨.该文认为;宋初'晚唐体'一方面是唐音余响.另一方面又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创作风格及特色,这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文学潮流及创作主体等因素有关.它区别于'白体'、西昆体',后经诗文革新运动的洗涤,对宋诗诗风的生成产生积极的影响.而宋末四灵、江湖派远和其余音而与之在神经病代文学史上首尾响呼应,这现象也值得深入研究.

徐瑛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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