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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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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到图像——苏轼赤壁二赋的文化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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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增殖属于传播学的范畴,文化传播中的增殖既有对原文化的拓殖,也有对原文化的升华。本文聚焦苏轼赤壁二赋,讨论二赋传播过程中文本、书法、绘画的互释关系,以二赋书画作品的接受与增殖为主,重点讨论二赋在传播过程中衍生出的新的文化意义价值,进而探究文学艺术作品经典化的过程与规律。东坡九次游览黄州赤壁,留下了经典的赤壁二赋文。其一生亲书赤壁二赋近二十次,并多持赠友人。作品保存形式多样,墨迹、刻帖、碑刻均有流传。史上多载有东坡为同一友人数次书写二赋存世,《晚香堂苏帖》与《景苏园帖》收录的苏轼书《前后赤壁赋并跋》即为例证。因崇宁年间苏轼书迹大都被毁,二赋墨迹只有一件行书《赤壁赋》得以保存,小楷《赤壁赋》以及《后赤壁赋》均已失佚。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苏轼书《赤壁赋》墨迹应是进入内府之前为梁清标重裱本,且墨迹卷前补书者为文彭并非文徵明。《馀清斋法帖》收录的苏轼书《赤壁赋》摹勒底本为未损本苏轼行书《赤壁赋》,后被黄履常所藏。从帝王到文人多有临摹或重书赤壁二赋,南宋二帝曾亲书《后赤壁赋》,他们对二赋的推崇促使影响甚剧的二赋经典化。与南宋同期的金朝以及之后的元代,文人崇尚苏轼,多有学苏轼诗文书画之人。明代初期,因帝王推崇程朱理学,从统治者到文人都淡忘了苏轼,然中后期却多有书赤壁二赋者。清帝王也多有重书苏轼二赋以及临摹他人书二赋作品。究其原因,除了政治导向外,或出于对苏轼的欣赏,或者对他人所书《赤壁赋》的喜好。清代由于帝王崇董、崇赵风尚的引导,苏轼书风并未引领时代潮流,但苏书的影响却一直存在,文人也多书二赋。《赤壁赋图》为赤壁赋文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文中将《赤壁赋图》分为全景分段式《赤壁赋图》和单景主题式《赤壁赋图》。因赤壁二赋自身的文学性不同,《前后赤壁赋图》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后世《赤壁赋图》是在对二赋充分理解的基础上产生的。前赋文中描写的场景比较单一,大都是对苏子与客泛舟江上的描绘,因而《前赤壁赋图》大都围绕着“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展开。《后赤壁赋》文蕴含的故事性强于前赋,突出人物活动与故事情节,因而《后赤壁赋图》多有长卷传世。文人们热衷以赤壁二赋为母题创作《赤壁赋图》,不管是逐渐趋于程式化构图的明代,还是将创作《赤壁赋图》作为文人趣味的清代以及宋元时期文人的不同目的,二赋以图文的形式频频出现在历代文人笔下,这促进了二赋的经典化。在《赤壁赋图》中存在着较多的题跋,画家以赤壁二赋为题材创作《赤壁赋图》,接受者又将观赏《赤壁赋图》的感悟创作成文学作品,并以书法的方式题写于画面上,形成了书画文的交互。在一幅完整的绘画作品中,题跋文字基于图像产生,并通过书法得以呈现,三者之间的互动为作品的经典化打下了基础。从文学上看,文人们借题跋这一特殊的文体创作了题《赤壁赋图》诗文,试图围绕《赤壁赋图》与苏轼进行情感交流和精神对话。从艺术上看,图画与文字相融、互相映衬,是对画面的延伸,最终共同重创出一幅完整的作品,是对二赋文多重意蕴的呈现,并在图像意义上诠释着赤壁二赋的经典化过程。对东坡形象的描绘是对东坡精神的追寻,呈现的是文人心中的东坡样貌。在《赤壁赋图》中,东坡形象已经升格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寥寥几笔却可见东坡风神。东坡的真实形像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模糊,绘画中的东坡形象却逐渐符号化,成为中国文人精神的象征。明清文人篆刻的兴起与兴盛使得篆刻创作主体身份发生转变,文人们用篆刻的方式来遣兴。明代文人多有取赤壁二赋中语入印,这为印章注入了新的文化内涵,使得篆刻的独立性得以凸显。而清代不仅印文内容选取二赋语,还多有通体印石镌刻《赤壁赋图》的现象。文房中的摆件等也多镌刻以东坡与友人泛舟的主题,且材质选择趋向多样。不仅限于石头,在玉、石、木、竹等材质上刻二赋,镌刻《赤壁赋图》的现象多有存在。这充分显示文人篆刻家浓厚的东坡情结与赤壁偏好。对苏轼的追慕不仅仅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日本、韩国文人同样钦慕苏轼。日本文人对二赋的接受主要表现在题《赤壁赋图》诗文、举行赤壁会与寿苏会上以及画《赤壁赋图》上。他们对赤壁二赋的接受或是因二赋中的禅意。且他们对苏轼的理解又不仅仅限于形式上的模仿,在举行“寿苏会”时往往会陈列一些以二赋为题材的中、日文人的书画作品。日本在继承中国绘画的基础上与本国文化相融,呈现出相似而又不同的画面。他们绘制《赤壁赋图》不仅仅表达对苏轼的崇尚,对中国古代文人生活的向往,而且更注重描写历史战争场景。韩国对二赋的接受则表现在基于赤壁二赋创作诗文。他们对赤壁二赋的接受影响着朝鲜王朝的文学发展,催生了“赤壁文学”。文人们在诗文中或化用二赋中词句,或引用原句,或仿作二赋。李朝文人对二赋既有承袭也有发展,在本国文化生态下赋予了二赋新的内涵,并在接受二赋思想的基础上,衍化出更多的文学作品。韩国文人效仿苏轼进行赤壁游,也是他们接受二赋的方式。“拟把汉江当赤壁”,七月既望、十月既望的赤壁游使得朝鲜文人更关注东坡的《赤壁赋》,大众也形成了赤壁游的习俗。二赋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地被赋予新的文化价值,影响着海内外文学与艺术的发展。文人们用书、画、文等方式为二赋本身增加新的文化意义和价值。从文学到书法、绘画、题跋的二度创作,时间的沉淀与层累堆积成就了赤壁二赋的经典化。这一过程充分地体现了二赋文的文化增殖。

苏叶
庄子“逍遥游”释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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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遥游”是庄子哲学思想的灵魂,它代表着独立的个体意识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觉醒,而它所张扬的则是一种非政治化的、卓伟超拔的个体生命理想。 “逍遥游”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的影响既是深远的,并且无论就方外逸人还是就方内士人而言,这种影响又都是极其复杂的。因此,研究庄子的“逍遥游”及其历史影响,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其哲学思想的特质,而且有助于把握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精神的内蕴。关于庄子“逍遥游”的研究,历来学者大多采取玄远高明的阐释理路,把它视为内在的精神境界。从“逍遥”与“游”二词的本义和用例、“逍遥游”作为篇名可能晚出、“逍遥游”篇的文本构成和思想主题、“天下”篇对庄子思想的概括以及庄子思想在后世所产生的影响、所遭受的批评等方面来看,“逍遥游”不仅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境界,而且还是一种外在的现实生存方式。进一步看,在精神境界和生存方式这两个方面,“逍遥游”又分别表现为复杂且内在相通的二重结构,诸如精神境界层面上的安顺自适与忘我超拔、有情与无情,生存方式层面上的随顺委蛇与疾俗孤傲、道德与超道德,等等。这种复杂的二重性也正是“逍遥游”之所以产生复杂影响的根本原因之一。由于思想语境、价值观念和学术方法的转换,后世的解庄者对“逍遥游”的诠释和评价常常存在着很大差异。本文选取五个在庄学史上较有代表性的诠释个案进行研究,以期勾勒出“逍遥游”作为一种人生精神的多元化的历史流变。其中,《淮南子》基于黄老学的立场,阐发了政治化的圣主“逍遥游”;身处动荡险恶的政治环境中,阮籍狂慎兼具、亦儒亦庄,“逍遥游”是他在不得已情形下的身心逃遁之所;郭象的逍遥义在历史上产生的影响最为悠远,从他所发挥的有待逍遥和无待逍遥来看,其中不仅渗透了儒家的价值观念,而且掺杂着某些黄老学的思想主张;支遁提出的以寂心为本的“逍遥游”虽然出自佛教背景而带有出世倾向,但同时也表现出了鲜明的玄学特色;明清交替之际,王夫之在以儒家观念重塑庄子的同时,对其兼包身心安顿之道的“逍遥游”思想亦深有取鉴,而他的“逍遥游”释论则透显着君子虽堕危境却不失仁民济物、赞育万化之志的理想信念。在近代以来的思想史上,“逍遥游”作为一种传统的人生精神,仍然通过它所受到的各种批评以及它与自由主义的关联等形式,延续着它的历史生命。

邓联合
《左传》的思想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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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的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其中有相当部分都具有现代价值。本文在对该书全部内容进行梳理和归纳的基础上,主要采用以史实证思想的方法,拟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进行论述:(一)重人思想和重民思想;(二)传统美德;(三)谋略思想;(四)辩证思想。　　春秋时期,社会的发展让人们从对“神”的盲目崇拜中解脱出来,人们认识到了人在变革社会、改造自然中巨大的能动作用,由此在周人思想基础上形成了以重视人的生命、关注人的尊严、尊重人的价值为主的重人思想。同时,一些进步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从现实中也看到了人民是一个邦国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力量,因而也开始关注民生,重视人民利益,乃至把人民当作国家根本。于是,重民思想也得到了空前的强调。《左传》中的重人思想和重民思想有鲜明的时代痕迹。　　同时,时代的进步让人们更注重人自身,怎样做一个人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思考,形成了重亲明礼、守信尚义、忠贞勇仁、惩恶扬善和热爱祖国等美德。　　《左传》强调了亲情的重要,认为重亲是做人的基本修养;在“礼”的问题上,作者把“明礼”看作美德之一。《左传》提倡诚信、做人要“守信”,并且认为“义”是人的行为的内在标准。在《左传》中,“忠”往往和“贞”联用,与“勇”一起作为处理同集体有关问题时的原则;该书中的“仁”是一个较高层次的概念,已具有综合性的特点。另外,《左传》继承了《春秋》惩恶扬善的特点,表现了对“善”的追求。热爱祖国是《左传》极力推崇的,全书用大量的史实对此进行了阐述。　　春秋时期竞争激烈,国与国之间,团体与团体之间,甚至人与人之间都进行着或明或暗的、这样那样的争斗。图生存、求发展必须要有谋略,《左传》展示了一幅幅精彩的政治、军事、邦交谋略斗争的生动画面。　　另外,《左传》中有突出的辩证思想,主要反映在辩证发展的观点、“和”的观点两个方面。《左传》记叙了春秋“礼崩乐坏”的状况,反映了新旧力量的斗争,传达了“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昭公三十二年)辩证发展的观点。同时,文中对一些事件的记录也流露出这种思想。“和”的观点的强调也是《左传》一书的闪光之处,《左传》继承且发扬了西周时期“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观点,进一步阐述了有关“和”的思想。　　今天研究《左传》的思想,除有理论价值外,亦具有现实意义。比如重人思想注重分析人活动的原因、结果及产生的影响,从而使社会更好的发展;作为一个国家应该关注人民,心系人民,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的创造性和智慧;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血液中的一部分,也是社会主义新道德的有益组成部分。《左传》谋略思想对处理好各种关系无疑也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辩证发展的观点及“和”的观点对现实生活也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白景民
基于语料库《苏东坡传》汉译本译者风格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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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翻译当成一种模仿性而非创造性的活动。传统译学强调译作对原作的忠实，主张译文风格对源语文本风格的依附性。因此，译文应该只反映原文的风格，译者风格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随着描述性翻译研究的兴起，尤其是语料库翻译学的发展，研究者们开始借助语料库方法，通过大规模语料分析和数据统计，考察译者在传承原作风格之外的自我显现，并尝试运用语言学、翻译学、文学和文化理论对译者风格的存在进行解释。　　林语堂是一位蜚声中外的大学者、大翻译家和大作家。“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他一生著述颇丰，其中尤以向西方介绍东方文化的英文作品而见长，《苏东坡传》便是其中的佼佼者。《苏东坡传》于抗日战争胜利后开始动笔，1947年完稿，并在美英两国先后出版，在西方读者群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书以简洁流畅的文笔重构了北宋大文豪苏轼坎坷动荡的一生，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个性鲜明、多才多艺、形象饱满、可爱可敬的东坡印象。　　1977年夏，台湾远景出版社出版了台湾翻译家宋碧云女士翻译的《苏东坡传》，一年后，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了台湾大学教授张振玉翻译的《苏东坡传》。无论是宋译还是张译，都让不懂英语的中文读者也领略到了《苏东坡传》原著的风采，也都在普通读者以及学术评论界中产生了良好的反响。但是，国内鲜有学者研究过《苏东坡传》两个汉译本间的差异，且以往的研究也大多停留在印象式的评价和定性研究的层面之上，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定量分析。　　为了弥补定性研究的局限性，本论文运用平行语料库的研究范式，从词汇层面和句法层面来对两个汉译本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比较。笔者自建了基于多译本的平行语料库，进行了句级层面的平行对齐处理和词性及句法标注，以便用WordSmith Tools6.0和AntConc3.2.4w对自建语料库进行检索和分析。两个汉译本的比较主要从两个大的层面展开，一是词汇层面，二是句法层面。词汇层面主要包括:类符/型符比、词汇密度、高频词和四字成语;句法层面主要包括:平均句长、句对类型和中文“的”字结构。　　在对原著和两个汉译本进行定量定性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作者发现:宋译的类符/型符比高于张译，但都比作为参照语料库的兰开斯特汉语语料库传记体子库（LCMC-Biography）的类符/型符比低，说明张振玉使用的词汇没有宋碧云的丰富。就词汇密度而言，张译和宋译都比LCMC-Biography高，说明两个译本的信息量都比原创汉语高，理解难度比原创汉语高;张译虚词使用的频率更高，表明张振玉更愿意用连词来使自己的译本在形式上连接得更紧密。就高频词而言，张译人称代词的使用频率较高，更倾向于使用文言结构虚词“之”。张振玉对四字成语的使用频率更高，在语言上显得更为纯熟地道。从句法层面上看，虽然张译本的平均句长高于宋译本，但是两个汉译本的平均句段长度基本持平，说明两位译者都十分注意控制各自译文的句段长短;一对一的句对类型在两个译本中占了绝对多数，宋译二比一的句对类型出现频率更高，说明宋碧云更愿意合并多句为一句而张振玉更愿意尊崇原文的安排。张振玉使用多重修饰“的”字结构的频率比宋碧云高，使张译前置修饰结构的结构容量升高，从而降低了译文的流畅性和可读性。　　总的来说，两个译本在定量分析中并没有显示出显著的差异。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张译要比宋译长了许多，使用了更多的四字成语，多重修饰结构的结构容量更高，从而使张译显得更加严肃和学术化，这也是张译没有比宋译在普通读者中更受欢迎的原因。

霍郭浩
从蕅益智旭《论语点睛》看其儒佛融通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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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时期,儒释道三教相互影响,融合,并在融合中共同发展。从而为三教合一思想的完善创造了条件。作为晚明四大高僧之一的蕅益智旭,在这一背景下,一生都致力于佛教的复兴和三教的融合。本文通过对他所著的《论语点睛》一书的论述,通过对,道、学、孝、仁等核心概念的讨论来阐释蕅益智旭援儒入佛的思想。文章分四章来论述,第一章主要是对蕅益大师《论语点睛》的写作背景及其生平著述做一个简介,以使读者对智旭的整个人生和学术历程有个基本了解。第二章主要论述在《论语点睛》的核心思想,蕅益是如何通过对《论语》的诠释,而达到他所构想的儒佛融通之目的。本章主要讨论几个核心概念,并通过这几个核心概念的阐释来说明藕益智旭的学术努力方向。第三章主要论述蕅益《论语点睛》的思想特色,进而挖掘出蕅益智旭思想的根本归属。最后主要讨论蕅益大师《论语点睛》中的思想与当时阳明心学的关系。

王慕飞
《诗经》和《圣经》中爱情诗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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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作为五经之一,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发端,它在审美追求、抒情方式和诗体特点等方面为中国的诗歌奠定了基础。《圣经》是基督教的灵魂,自从被拉丁化之后,很早就成为了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成为了西方文化中最为核心的部分。要了解西方文明,就不能不读《圣经》。诗歌在《圣经》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和耶利米哀歌这六部经书本身就是诗歌,篇幅占《圣经》的五分之一,在其它经卷中也穿插了大量的诗歌,总量超过全部《圣经》的四分之一,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由于《圣经》在西方流传的广泛性,它对西方诗歌的影响是极其重大的。爱情是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往今来无数文人骚客最乐于描写的主题之一。《诗经》和《圣经》,各自作为中西方经典之作,其中包含了大量的爱情诗,《诗经》中的爱情诗集中体现在“风”中,而《圣经》中的爱情诗则主要体现在《雅歌》一章,这就在主题上使《诗经》和《圣经》具有了可比性。在这一主题下,《诗经》和《圣经》中的爱情诗人为了表露对恋人的爱慕,运用各自文化体系下的修辞手法、抒情方式和诗体来描绘真挚的爱情,这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造成了东西方在文化上,尤其是爱情诗歌的创作上的巨大差异。本文由导论、正文和结论三部分组成。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是导论。导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本论文研究的目的,现实意义以及本论文研究领域在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并简要介绍了本论文的创新之处。第二部分是正文,正文由四章组成: 第一章由两节构成。第一节简要叙述了比较文学在中西方的沿革,这是本论文研究的宏观历史背景。第二节探讨了比较文学的定义和研究方法,认为比较文学是研究者站在主体间性的位置,运用横向的、纵向的及交叉的方式寻求可比性,来研究两种及两种以上的民族文学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的文学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分析了国际上较为流行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两种方法和国内较为著名的“三大块”理论,这为后文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和方法论上的支持。第二章主要从对《诗经》和《圣经》中爱情诗的修辞手法进行了比较。第一节论述了《诗经》中爱情诗最有特色的修辞手法比兴,在总结前人对比兴理解的基础上,从社会政治、主观与客观和思维特征等三个角度对比兴做了定义,并从这三个方面论述了比兴在《诗经》中爱情诗里的具体运用。第二节论述了《圣经》中爱情诗最有特色的修辞手法比喻,这节总结了中西方对比喻的定义,并探讨了比喻在《圣经》中爱情诗里的具体运用。第三节在前两节对比兴和比喻内容梳理的基础上,找出两者的可比点,分别从以物感为中心的比兴和以摹仿为中心的比喻、以神思为特征的比兴和以想象为特征的比喻等两个方面对《诗经》和《圣经》中爱情诗的修辞手法进行了比较。第三章主要从对《诗经》和《圣经》中爱情诗的抒情方式进行了比较。第一节论述了《诗经》中爱情诗的抒情方式——委婉含蓄,以及造成这一风格的哲学原因,其哲学原因主要包括中国传统的物感说和礼乐文化两个方面。第二节论述了《圣经》中爱情诗的抒情方式——直抒胸臆,以及造成这一风格的哲学原因,其哲学原因主要包括摹仿说和宣泄说两个方面。第三节在前两节对《诗经》和《圣经》中爱情诗的两种不同的抒情方式的梳理的基础上从中寻找可比点,从以物感为基础的委婉含蓄和以模仿为基础的直抒胸臆的比较、以礼乐文化为特色的委婉含蓄和以宣泄为特色的直抒胸臆的比较两个方面对两者的抒情方式做一比较,探讨其中的异同点。第四章主要从对《诗经》和《圣经》中爱情诗的诗体特征进行了比较。第一、二节从句式特点和格律特点两个方面分别分析了《诗经》和《圣经》中爱情诗的诗体特点。第三节在第一、二两节研究的基础上,在《诗经》和《圣经》中爱情诗的诗体特点中寻找两者的可比点,分别从句式特点和格律两方面对《诗经》和《圣经》中爱情诗的诗体特点进行了比较,寻找其异同点。第三部分是结论。在正文部分对《诗经》和《圣经》中爱情诗进行三方面的系统比较之后,这一部分对它们进行了总结。《诗经》和《圣经》这两部中西方文化渊源之作,在爱情诗的表达上虽然具有完全不同的民族特色,所体现的修辞手法、抒情方式和诗体特点也不相同,但也有不少相通之处。这种相异又相通的特点,表明了中西两种文化具有相互沟通的可能性和不可相互取代的特质。本文创新之处在于所做的研究借鉴比较文学的相关理论,将其应用于对《诗经》和《圣经》中的爱情诗的系统比较上,增进了国际文化间的沟通。

高伟华
西汉简帛隶书形态研究--以《老子》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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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以来考古发掘的简牍帛书蔚然大观，使得当下书法研究不断深入，尤其是近年来西汉简牍的陆续公布发表，为研究西汉隶书形态的演变提供了新的墨迹资料。本选题通过梳理二十世纪以来出土的西汉简帛，按简牍年代特征，将其大致分为西汉早期和西汉中晚期两类。并以迄今出土的西汉三种《老子》简帛古本(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以及北大藏西汉竹书《老子》)为线索，纵向分析这三种抄本所呈现的不同形态，即自由草率、工稳保守以及开张规范的隶书形态。进而加以横向对比同时期其他简帛隶书，深入研究在西汉早期、中晚期简帛隶书所呈现的阶段性特征。最后围绕三种《老子》古本探讨影响简帛隶书形态的书写因素。

李欣
许渊冲英译李白诗歌中意象再现手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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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诗是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而精心构筑的意象则是这颗明珠的光芒所在。李白作为唐朝浪漫主义最杰出的代表,其对于意象的选择和安排更是带有鲜明的个性。基于此点,本文以许渊冲诗歌翻译的“三美”和“三化”原则为分析框架,对比分析许渊冲和其他译者对李白诗歌中的意象翻译,研究意象如何更好地在译文中的得到体现。从而证明“三美”和“三化”原则对中国古诗英译的翻译实践活动具有实用价值和许渊冲对诗歌翻译的巨大贡献。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许的译作和翻译思想,而大多数研究者主要是从两方面关注许的作品和思想:微观方面的研究主要是采用某种理论对比许和其他译者对于同一作品的译作,或者用某种理论阐释许的翻译作品;宏观方面的研究则主要从互文性,阐释学和跨文化角度关注许的翻译思想。很少有学者将目光集中在许渊冲英译李白诗歌中的意象再现,所以这篇论文在这方面着重做了系统的分析。　　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为引言,主要介绍了李白及其诗歌运用比兴手法的特点,以及李白诗歌英译历史和学者们对李白诗歌的英译的研究,并在这一章明确了这篇论文的理论意义,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第二章主要关注许渊冲在诗歌翻译上的见解,特别是他提出的三美和三化理论,并总结出其理论中强调译者的主体性和读者的反应等特点;第三章从中西方对于意象理解的异同之处入手,转而详细分析李白诗歌中意象的特点并对其进行分类,从而总结出李白诗歌中意象翻译的的难处主要来自于语言差异和文化障碍;第四章以许渊冲的三美理论为依据,从意美、音美、形美三个方面通过实例对比分析对音译李白诗歌中的意象再现进行研究;第五章以许渊冲的三化理论为依据,通过实例分析对许渊冲英译李白诗歌中意象所采用的深化、浅化、等化三种手段进行研究;第六章则是对全文总结,在处理诗歌意象时三美原则既是指导原则,同时三美也是诗歌意象翻译的所追求的最终效果,而三化原则可以看作是具体的翻译策略。

周蓉
王夫之《老子衍》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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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的著述众多，而《老子衍》是王夫之学术生涯中的第一本义理著作，身为儒者的王夫之却选择道家经典的研究为论著的开始，其特殊性自然不言而喻;尽管后来王夫之又撰写了数量庞大的著作，但《老子衍》在王夫之众多著述中的意义与价值仍是与众不同的。从《老子衍》中可以看到王夫之对老子思想的批判与认同，王夫之通过对《老子》义理的探讨与推衍，暴露老子思想的缺失，此举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批判老子及道家，更重要的是为了修正当时风靡于社会的王学末流思想，将思想的发展拉回经世致用的实有层面。本论文主要参考王夫之相关著述以及前辈学者的相关论述，针对《老子衍》的义理内容进行理解与诠释，进而勾勒出其整体义理架构，期望能彰显《老子衍》的义理内容，揭示王夫之老学思想。　　论文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前言主要是说明论文缘起与研究价值、研究范围与方法，以及前人研究成果的检讨。　　第一章为“王夫之《老子衍》的写作背景与方法”。通过对王夫之生平与时代背景的介绍，从序论解读《老子衍》的写作方法，体现王夫之“入儒学之正”的衍老宗旨。　　第二章为“王夫之《老子衍》中的道论”。探讨王夫之对《老子》中“有无与虚实”、“动静与常变”、“道与器”的道论的思考，深入研究王夫之对老子道论的批判与认同。　　第三章为“王夫之《老子衍》中的政治论”。探讨王夫之对《老子》中“为君之道”、“治国之道”、“用兵之道”的政治论的思考，以求两人在政治论上看法的异同。　　第四章为“王夫之《老子衍》中的人生论”。探讨王夫之对《老子》中“自然无为”、“清净自正”、“崇弱贵柔”的人生哲学的阐衍，研究王夫之对于老子的人生哲学抱持着怎样的思考和理解，王夫之如何认识老子的“自然无为”、怎样理解“清净自正”，以及看待老子“崇弱贵柔”，这些都可以通过解读王夫之的《老子衍》文本，再经由对照老子思想的本身来理清，而儒、道两家的差异性也能够更清晰的呈现。　　最后为“结语”，将上述的研究成果作统合、连贯的说明，简明扼要的表达整篇论文的脉络，再次强调王夫之衍老与老子原意的差异，以及王夫之对老子思想的批判与认同，点明本文写作的价值。最后，指出笔者在研究上的不足与缺失，以期后来研究学者的指正。

张煌兴
宋代诗论对高丽诗话批评的影响——以高丽时期四部诗话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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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两宋之世”。登峰造极的两宋文化之中，作为古代最重要的文学样式的诗歌亦显得尤为光辉灿烂，它避开唐人诗歌创作的巅峰，求建树于“论诗”领域，促成了“议论煌煌”的论诗局面，随之，大量的论诗著作——诗论、笔记、语录、诗格、类书层出不断，形成了一股承前启后的更深更系统的有关诗歌理论的批评总结大潮。这股在宋代形成的诗歌理论总结大潮借助诗论、诗文作品集等媒介，将影响深入到了与之山水相依的朝鲜半岛的高丽朝的汉诗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的建构中。　　其中，在宋代诗论的直接促媒下，高丽朝诞生了诗话批评的文学样式，并迅速发展成为了高丽文学批评领域最有影响力最为正规的批评样式，这对高丽朝乃至以后整个朝鲜朝时期的汉诗文学批评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高丽时期的诗话，今只存李仁老（1152-1220）的《破闲集》、崔兹（1188-1260）的《补闲集》、李齐贤（1288—1367）的《栎翁稗说》以及从李奎报（1169-1241）的《东国李相国集》中筛选编纂的《白云小说》等四部著作。尽管数量少，但是这四部著作比较完整地反映了高丽时期的诗歌批评理论的概貌，在高丽汉诗理论史上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从大方面来考察的话，宋代诗论主要在诗话批评理论和批评意识方面对高丽时期的诗话批评体系的建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具体来看，诗话理论批评方面，集中在诗本质论、诗学风尚、诗作法论、诗歌风格等方面。在诗歌本质论的问题上，高丽诗论家没有跳出宋人关于吟咏性情、主意主气等本质理论的探讨视域。诗学风尚上也跟随宋人大兴学杜甫之风，对苏轼的学习与模仿也形成了一股持久不衰的风潮。诗歌作法论方面，高丽诗论家所受影响最广泛，他们在关于用事原则、要求以及应对态度都与宋人保持一致，还接受了宋人“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等点化理论，此外，他们袭用宋人“新意”的概念提出了新意论和“言外之意”等相关理论主张，在探讨诗歌用字、用韵、用律问题时对宋代诗论也多有借鉴。批评意识方面，集中于“出位之思”的思维方式和批评用语两方面。“出位之思”是宋人较具特色的创意思维，其中对高丽诗论家影响最大的是“诗画一律”、“以理入诗”的“出位之思”。在批评用语意识方面，高丽诗论家在批评用语的选择上也表现出于宋人相似的意识。可见，宋代诗论对高丽中后期诗话批评理论和批评意识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

蒋肖云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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