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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家大族”的家风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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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平德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考察期间来到三苏祠，了解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的生平、主要文学成就和家训家风等，并指出，家风家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遗产。“三苏”的成名，得益于欧阳修的赏识和推誉。欧阳修是庐陵文化的杰出代表，近日，永丰县正在举办纪念欧阳修诞辰1015周年系列主题活动。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庐陵，探寻欧阳修家族的家风密码。——编者泷江，是江西省永丰县一条名不见经传的小河，却因为一个人，一个家族，一块阡表，而融入历史的长河里，涓涓不息……这里是欧阳修的祖地，诞生出一个崇文重教、诗书传家的“世家大族”，这个家族世代传承着“以忠事君、以孝事亲、以廉为吏、以学立身”的优良家风。正是得益于严谨的家风家教，欧阳修的一生能够以天下大事为己任，不汲汲于名利，不戚戚于黜陟，坚守信仰，忧国爱民……当我们细细品读这个家族的历史资料时，可以从中看出几代人宽广丰富的情感世界、光明磊落的处事风格、正直善良的人文关怀和质朴高尚的品行操守，让我们感受到这种家风家教持久而深厚的力量。画荻教子母传遗训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的夏天，欧阳修诞生在四川绵州（今绵阳）一名军事推官的公家宿舍里，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但不幸的是，欧阳修四岁时，父亲就病逝了。父亲官位不高，俸禄不多，死后萧条，家无长物，甚至没有一间房屋和一块土地，用以维持家人的生计。用母亲郑氏的话来说就是：“故其亡也，无一瓦之覆、一垄之植，以庇而为生。”（欧阳修《泷冈阡表》）回乡归葬亡亲之后，孤儿寡母过上异常艰辛的日子。无奈之下，他们只得千里迢迢投奔远在随州（今湖北随县）当推官的叔父欧阳晔。那时欧阳修便从母亲和叔父那里听说过家族忠信孝友的家风美德事迹，得知了祖父辈耕读传家“一门五进士”的传奇故事……欧阳修的曾祖父欧阳郴曾做过南唐时期的武昌令、吉州军事衙推，最后于吉州安家筑室，隐居山村。欧阳郴教子有方，家风优良，诗书气盛，造就出一个诗书传家、薪火不绝的书香门第。欧阳郴生育了八个儿子，其中五个儿子在官场上建立功名，子孙辈中共有五人考中进士，使欧阳家族跻身庐陵“世家大族”。童年的欧阳修是在苦水里泡大的，家里无钱购置笔墨文具，更不能奢望上私塾。好在母亲郑氏知书达理，坚韧而慈爱。她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哺育孩子，并用最原始的方式教子识字，承担起孩子的启蒙教育。大中祥符三年（公元1010年）秋天，泷江河畔的荻花丛中，一位身着素色布衣的年轻母亲，带着四岁的孩子来到河边，折荻秆作笔，以沙盘当纸，他们蜷伏在沙地上，一笔一画识字学文。那一大片白茸茸的荻花，在阳光照耀下似流泻的银光，泷江河水静静地流淌着，直至霞光铺染江面……当别人家的孩子用毛笔和纸张练字时，欧阳修只能用荻秆在沙盘上反复练字，字写满一片，用手一抹，又是一张崭新的“纸页”了。那个时候，欧阳修是多么渴望能有一支笔和一张纸呀！这就是著名的“欧母画荻”的故事。而因为教子有方，欧母也与孟母、岳母、陶母并称中国古代的四大贤母。她的事迹载入了《宋史》当中。欧阳修在母亲的悉心教诲下，特别懂事，经常向邻居借书抄读，他常常因为读书入迷，以至于忘记了吃饭睡觉，通过奋发苦读，终于考取了功名。欧阳修在朝廷做官时，敢于同保守势力作斗争，积极支持范仲淹推行革新变法，并因此被贬至偏远山区小县，郑氏没有抱怨，而是宽慰儿子说：“吾儿不能苟合于世，俭薄所以居患难也。”其后修贬夷陵，欧母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贫贱也，吾处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欧阳修《泷冈阡表》）子承父志法家拂士欧阳修的父亲欧阳观，曾任道州判官，泗、绵二州推官，又做过泰州判官，一直在基层司法执法的岗位上忠于职守，直到五十九岁突然病逝。欧阳观做官时，对公事严肃认真，从不马虎，白天办公，晚上还要看公文和案件材料,往往熬到深更半夜。对于被判处死刑犯人的材料，总是反复调查、核实。他认为，人命关天，马虎不得。由于劳累过度，欧阳观积劳成疾，他知道自己不行了，留言让妻子教导孩子说：“汝其勉之！夫养不必丰，要于孝；利虽不得博于物，要其心之厚于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欧阳修《泷冈阡表》）对于少年欧阳修，早逝的父亲是他的一本教科书。母亲告诉他：“汝父为吏廉，而好施与，喜宾客；其俸禄虽薄,常不使有余……”母亲的教诲言犹在耳，在潜移默化中让少年受教于心。父亲的高贵品格，犹如暗夜里的烛光，照亮了欧阳修的人生之路。天圣九年（公元1031年）三月，欧阳修担任西京（今河南洛阳）留守推官。他的第一个职务，跟父亲曾担任的职务一样，负责审理案件。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保州（今河北保定）发生兵变，欧阳修临危受命出任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按察使，前往平息兵变。不久，起义士兵被招抚，兵变得到平定。当时，保州有2000多名叛军投降，他们是被胁迫参与造反的。负责督察军事的宣抚使富弼，担心这些兵士再生事端，准备将他们全部处死。他把这个想法说给欧阳修听。欧阳修说：“祸莫大于杀已降，况胁从乎？既非朝命，脱一郡不从，为变不细。”（苏辙《欧阳文忠公神道碑》）富弼听了欧阳修的话后豁然省悟，觉得杀生后果不堪设想，立即停止了错误的决定。这2000多人，因欧阳修的一番话获救了。后来，欧阳修被封为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他一改前任包拯的“重典严法”的治政之策，采用简明便易、遵循法治的原则治政，不求显赫的名声，同样把京城治理得很好，被后世誉为“欧宽”。此后，欧阳修又官拜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欧阳修像他的父亲一样，首先想到的不是让人死，而是让人活，他从案卷中找破绽，为生命寻找最后一丝可能生存的缝隙。采取无罪推定方式的执法精神，至今值得人们借鉴。忠孝传家笃学致远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八月，欧阳修护送母亲灵柩归葬江西永丰县沙溪泷冈。守制期间，他以旧家谱访求族人，考证异同，用16年心血，重建了欧阳氏谱图。他认为编修族谱的目的是要使族人知道自己姓氏的由来和祖辈传承的历史，得以尊祖敬宗、敦亲睦族；同时要使家族子孙知道自己先祖传承下来的遗德精神和祖训教诲。欧阳修在其序文中特意总结了欧阳氏祖训：“以忠事君，以孝事亲，以廉为吏，以学立身。”非常明白地告诉后代子孙为人处世要坚持的四条基本原则，他希望祖训能够传承给后人，后世也能够遵从祖训，使家族未来能够发扬光大。正是秉持着祖辈遗风，欧阳修再创了家族辉煌。他为官37年所表现出的“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秉公执法、不徇私情、刚正不屈、不畏权势”的品质直接影响了子孙后代的为人做官品格，成为子孙宝贵的精神财富。欧阳修极为看重家族的荣耀，也极为关注家族的兴旺，但他从不利用手中权力为家族谋私利。每遇朝廷推恩，他总把荫官的机会让给家族中比较贫寒的子侄。对于尚未入仕的子侄，他要求他们勤奋学习，掌握一技之长；对于已经为官的子侄，则要求他们“每事当思爱惜，守廉、守贫、慎行刑”。（《与十三侄奉职》）皇祐四年夏天，南方发生战乱，欧阳修写信给时任象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司理（主管狱讼刑罚的官员）的侄儿欧阳通理(欧阳昞长子)，既担忧他的处境，又鼓励他报效朝廷。他在《与十二侄通理》（其一）中说：“偶此多事，如有差使，尽心向前，不得避事。至于临难死节，亦是汝荣事。但存心尽公，神明亦自佑汝，慎不可思避事也。”欧阳修为官清廉，淡泊名利，无欲则刚。他一直带着寡母和妻儿借住在衙门大院，还租住过破旧的民房，他在《答梅圣俞大雨见寄》里感怀道：“嗟我来京师，庇身无弊庐……墙壁豁四达，幸家无贮储。”他贬官地方时才置地盖房。为了避免有人变相行贿，他甚至连管辖区内出产的东西都不买。侄子十二郎要从南方来看望他，他在家书《与十二侄》中特别嘱托道：“昨书中言欲买朱砂来，吾不缺此物，汝于官下宜守廉，何得买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饮食物外，不曾买一物，汝可安此为戒也。”欧阳修非常重视对孩子的教育，曾写下著名的家训《诲学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然玉之为物，有不变之常德，虽不琢以为器，而犹不害为玉也。人之性，因物则迁，不学，则舍君子而为小人，可不念哉？”欧阳修此书专为其二儿子欧阳奕而作。他从“学”入手，教诲儿子努力学习，告诫他要磨砺品性，从严要求自己，不断提升学识修养与道德情操。欧阳修以“玉”喻“人”，诲学有道，可谓金玉良言。父亲树立了好榜样，孩子们跟着学样。欧阳修的四个儿子：长子欧阳发、次子欧阳奕、三子欧阳棐、四子欧阳辩，后来都有所成就。尤其欧阳发、欧阳棐严谨求实，饱读诗书，青史留名。

吴平德

2022-06-17
文豪苏轼的“彭城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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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历史文化有深厚底蕴，这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和大文豪苏轼有着很大联系。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苏轼调知湖州，写下《江城子·别徐州》：“回首彭城，清泗与淮通。欲寄相思千滴泪，流不到，楚江东。”此时此刻的苏轼，心潮澎湃，百感交集，欲寄千滴相思泪，以表万般离绪愁，留恋之情溢于言表。让他这样依依不舍的原因有哪些呢？在苏轼的心中，兄弟情、徐州情、山水情和田园情相互交织，形成了苏轼的“彭城梦”。兄弟情“彭城梦”最初由清末启蒙思想家严复提出。严复通观苏轼一生感情轨迹，对兄弟俩在徐州逍遥堂“对床夜雨”所蕴藉的苦衷深有感悟，把这纠缠苏轼一生的梦想归纳为“彭城梦”。《和刘通叔瑞潞岁莫杂诗并序》其二东坡与子由，诗句每恻楚。终身彭城梦，未遂对床雨。老泉玉渊洄，弥感青松树。读君告哀文，舌挢不能语。兄弟俩交谈的内容是什么？苏辙《逍遥堂会宿二首（并引）》：“辙幼从子瞻读书，未尝一日相舍。既壮，将游宦四方，读韦苏州诗，至‘安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恻然感之，乃相约早退为闲居之乐。”苏辙的说法或许有些片面，对此，苏轼有一个补充，在《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中讲，苏辙劝他“以不早退为戒，以退而相从之乐为慰云。”苏轼也确实以此奉公正己。兄弟情是苏轼“彭城梦”形成的直接原因，苏轼虽豪情满怀却不被重用，杭州、密州、徐州，一连三番外任，理想与现实的困扰，再加上生活之苦，以致出现了强烈的归隐打算，想过一段“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这样可以和在商丘的弟弟随时来往，了却兄弟俩聚少离多的心事。《黄楼赋》石刻由苏辙撰文、苏轼书丹，足以证明兄弟俩的感情深厚，可谓珠联璧合。关于亲情、友情、爱情，苏轼给了一个参考答案，即便是兄弟感情再深，也不能超越对事业的感情，苏轼本想在徐州安家立业，却因一纸调令又去了湖州。品尝美酒的浓度，体验亲情的深度，成就事业的高度，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徐州情苏轼《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五首》描写了离别场景，百姓依依不舍，含泪相送，一度出现截马鞭，割马镫的场面，百姓感恩戴德，感激苏轼捍水护城、为民请命的功劳。苏轼在作品中多次提到了和徐州百姓之间的浓厚感情，特别是在第五首中，以一心为民的朱邑自比。朱邑死后，他的儿子并没有把他葬在家乡，而是遵照他的遗嘱安葬在桐乡，桐乡百姓的确视他为父母官，为他起冢立祠，每年都举办重大的祭祀活动。苏轼深受百姓拥戴，如果落户徐州，他希望自己的最终归宿和朱邑的经历不一样，流露出苏轼把徐州当故乡的由衷“徐州情”。山水情苏轼对徐州山水的热爱，从诗文记载的名山大川可领略一番，东至荆山，南至雾猪泉，西至楚王山，北至圣女山，这广褒的大地处处都有他的影子。在苏轼心中，当河流遇上大山，当明月遇上美酒，便是世间最美的邂逅。徐州这座山水交融的城市实在太美了，春雨微波、泗水彭城、明月黄楼，这些美景都可以拿来写尽人生百味。苏轼《登云龙山》中说：“醉中走上黄茅冈，满冈乱石如群羊。冈头醉倒石作床，仰看白云天茫茫。歌声落谷秋风长，路人举首东南望，拍手大笑使君狂。”清代文学家查慎行在《苏诗补注》中记载：“慎按，此首先生手书刋石，诗后题云：元丰元年九月十七日，张天骥、苏轼、顔复、王巩始登此山。”清同治《徐州府志》把它列为宋代碑刻。今位于云龙山西坡可廊，东坡石床北侧。在徐州，苏轼真迹随时可参观，让你大饱眼福。1078年秋，苏轼写下与《前赤壁赋》有异曲同工之妙的《百步洪二首》，第一首连用兔起鹰落、骏马注坡、利箭脱手等七个比喻来形容百步洪速度之快，以此引发快乐人生的话题探讨，“险中得乐虽一快，何意水伯夸秋河。”这两句是苏轼内心思想的真实写照，世间万物如百步洪一样跌宕起伏，人生也不例外。用现代的话说，人生，不必纠结于过去，也不必担心未来，所有的美好就在当下；绝不要像水神一样随波逐流，当百川灌河时洋洋得意，当百川归海时望洋兴叹，这样只会把苦恼留给自己。田园情苏轼知徐州时，徐州下辖彭城、丰、沛、萧、滕五县，作为一州之长理应吃穿不愁、衣食无忧。然而，事实证明并非如此，苏轼常常为无菜难以下咽发愁。1078年初春，桌上就一道嫩姜炒木耳，吃着吃着，苏轼把筷子一放，跑到骆驼山采竹笋和蕨菜去了。《与参寥师行园中得黄耳蕈》：“老楮忽生黄耳菌，故人兼致白芽姜。萧然放箸东南去，又入春山笋蕨乡。”又如，《送笋芍药与公择二首》：“久客厌虏馔，枵然思南烹。”表达了对徐州饮食非常厌倦，食之无味，饥肠辘辘，不由想起美味的家乡饭。徐州生活的困顿在苏轼许多诗文中都有体现，《春菜》提到蔓菁（大头菜）、韭菜、荠菜、青蒿、蕨菜、茵陈、甘菊、波棱（菠菜）计8种，有几种是野菜。还说了2种鱼肴，一种是熟吃，荠菜清蒸鱼；一种是生吃，鱼鲙，现在叫鱼生。苏轼特好家乡菜鱼生，爱妻即便有病依然为他下厨房操刀制作，“病妻起斫银丝鲙，稚子欢寻尺素书。”提到的徐州麦饭，只是来客人时才偶尔做一回，《和子由送将官梁左藏仲通》：“城西忽报故人来,急扫风轩炊麦饭。”徐州的尔家川就是在这种生活困窘的状态下被发现的。苏轼渴望找到一处泉水横流的地方，有了清澈的水源，吃大米不用愁，吃鱼不用愁，酿酒更不用愁，可以解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他以“佳处未易识，当有来者知。”赞美尔家川。尔家川具体位置在铜山区新区街道办事处台上村附近。这儿的灌沟河容纳了银坑泉、锅帽泉、女儿泉、青龙泉等众多泉水。笔者寻访时，一位老太太笑嘻嘻地说：“这大闺女泉啊，只能女人摸，男人不能动，男人动了，尽出羊屎蛋子。”言下之意，男女有别，刚柔有分，男人力气大，会把泉水搅浑。同时也是告诫男人，两性相处中，大闺女千万不要碰，不然早晚会出事，惹出祸端来。泗滨老兄弟情、徐州情、山水情、田园情促使苏轼想在徐州安家落户，做一名徐州老人。《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五首其五》：“归耕何时决，田舍我已卜。卜田向何许，石佛山南路。下有尔家川，千畦种粳稌。山泉宅龙蜃，平地走膏乳。异时亩一金，近欲为逃户。逝将解簪绂，卖剑买牛具。故山岂不怀，废宅生蒿稆。便恐桐乡人，长祠仲卿墓。”苏辙揭秘尔家川位于徐州，《和子瞻自徐移湖将过宋都途中见寄五首其四》：“欲买尔家田，归种三顷稻。因营山前宅，遂作泗滨老。”“泗滨老”指的是住在泗水旁边的老人，也就是徐州老人。实际上，苏轼卜田尔家川，并不是罢徐州后才打的主意。1078年黄楼建成不久，刘贡父来徐州，苏轼把买田的事和盘托出。《次韵和刘贡父登黄楼见寄并寄子由二首》：“腴田未可买，穷鬼却须呼。（本欲买田于泗上，近已不遂矣。）”“泗上”典出《吕氏春秋》：“泗上为徐州”。苏轼这段时间说的买田、卜田、归休、归耕等基本上都是指卜田徐州的尔家川。归耕，《国语辞典》：“去官从农。”回乡也好，不回乡也好，辞去官职务农的，都叫归耕。尔家川山环水抱，藏风聚气，是“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的世外桃源。苏轼选择这里隐居是兄弟情、徐州情、山水情、田园情相互交织形成的一个“彭城梦”，梦想虽然没有实现，却伴随了一生，同时也给徐州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于克南文/图

2020-11-30
三苏祠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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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载两次到眉州。前年10月我来眉州三苏祠，恰逢修缮而未能进，颇有遗憾。去年秋天，我又来眉州，终遂心愿，成了千百年来无数拜谒瞻仰三苏祠的其中一个。三苏祠原来是苏东坡一家居住的故居。东坡有言：“昔吾先君先夫人僦居于纱豰行。”元代延祐三年（1316年）高丽诗人李齐贤拜峨眉山经过眉州写诗曰：“眉山僻在天一方，满城草木秋荒凉，过客停骖必相问，道旁为有三苏堂。”说明1316年前故居已改宅为祠了，时称“三苏堂”，而且闻名遐迩，四方客人多来寻访。后经明、清、民国、解放后近千年不断重修扩建，三苏祠已由原来的“五亩宅院”增至现在的106亩，成为一座规模宏大的中国古典园林。三苏祠门楼匾额是清代书法家何绍基的手迹，称为中华名匾，祠堂历代文人墨客意味深长的题额、楹联很多，如“北宋高文名父子，南州胜迹古祠堂”。又如“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这些题额、楹联尽显中国书法魅力，让人目不暇接。走过近八百年的两棵银杏树和一棵近千年的榕树，就是苏氏父子的飨殿，门楣正中悬挂“是父是子”匾额，两边两块匾是“文章气节”，“文峰鼎峙”，三块匾相互辉映，雄视百代。跨进飨殿，殿堂供奉三苏父子塑像，父亲苏洵居中，兄长苏轼居右，弟弟苏辙居左，供桌上有他们的牌位，苏洵像龛顶部悬挂“养气”匾额，昭示苏氏父子的浩然正气。拜谒瞻仰苏氏父子塑像、牌位，巡游漫步在祠堂，来凤轩，披风榭，木假山堂……令我流连忘返，不肯离去。最令人惊喜的是苏宅古井，这口井是真正苏家的旧物。一千年来，它静静卧在古宅里，经年不枯，井水甘冽，它孕育了苏家父子3个大文豪。井旁有一棵枯萎的黄荆树，传为苏洵所植，在枯桩边透出的新枝层出不穷，这千年古井和千年黄荆树为三苏祠祥瑞之宝。张爱萍将军来参观时，曾围绕着这口井走了3圈感叹道：“我真想知道，这口井是怎样蕴育出3个大文豪的。”接着最令我惊喜的发现是一座“东坡盘陀画像”碑。此处元代就有刻像，这是明代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重刻的。画像是东坡盘腿坐在巨石上，他天庭饱满，面额丰颐，三绺小胡子，这是苏东坡的好友北宋人物画家、白描大师李伯时画的，他经常和苏东坡在一起。李伯时存世的有《西园雅集图》，这幅画像是东坡的真容，它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毋容置疑。这画像碑上还刻有苏辙的诗和黄庭坚的像赞。苏辙诗曰：“乐哉子瞻，居水中坁……人曰吾兄，我曰吾师。”黄庭坚像赞曰：“子瞻堂堂，出于峨眉……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子瞻之德，未变于初。”苏辙诗文还特别注明，这幅画像是李伯时画于元祐五年（1090年）五月十六日。我奇怪全国各地的许多东坡画像、塑像，不但各不相同，而且凭想象臆造，这些画家为什么不到三苏祠来瞻仰临摹一下呢？第3个惊喜的发现是三苏祠里的碑刻。这是一片何等浩瀚的海洋，以年代分，有南宋、明代、清代及民国和现代的，从类型分，有东坡手迹，历代颂三苏和谒三苏祠纪事碑，还有出土的历代碑刻，共有155通，其中苏轼手迹刻石就有83通。而我特别发现的是苏东坡草书之大美，这些大美之境却似乎被世人忽略、淡忘，且误会久矣。苏东坡楷书四大名碑，也许人们都知道，这就是《表忠观碑》、《柳州罗池庙迎享送神诗碑》、《醉翁亭》碑、《丰乐亭》碑。这里陈列的这些东坡手书，所据拓本是真正的宋拓本，这是1959年成立三苏纪念馆时北京故宫博物院赠给的镇馆之宝。而我更要说的是以下几通碑，这些都是东坡的行草书。一通是《楚颂帖》碑，碑文是上表皇帝东坡打算在常州买田久居，上书中写：吾来阳羡，船入荆溪，意思豁然，如惬平生之欲，逝江归老，殆是前缘……吾性好种植，能手自接果木，尤好栽桔，种桔三百本，屈原作《桔颂》，吾园若成，当作一亭，名之曰“楚颂”。元丰七年十月二日，东坡居士轼书。帖后有元代赵孟頫，明代唐伯虎、董其昌鉴定跋文。另一通碑文是苏东坡草书巨刻《临颜真卿争座位帖》。当时，宋代四大家都有临颜帖的得意之作。苏东坡在跋文中说：“簿书之暇，每沐浴焚香，大小曾临数十卷，虽不相似，而书法已佥宿昔多多矣，元祐六年冬十月书于维扬官署。”还有就是苏东坡草书《欧阳永叔醉翁亭记》，是在广州惠州书写的，书后也有赵孟頫等8位书画家鉴赏的题跋。我徜徉摩挲其间，就发现这些大美书法，竟然被世人长期忽略了。人们总是以天下第三行书《寒食帖》说事，局限于东坡行书，并且妄言苏东坡不写草书或不能写草书，常怀疑东坡草书“大江东去”也是别人假托，今在三苏祠见到如此多的东坡草书真迹，始醒悟那些所谓的书法理论家惯于在象牙塔里臆说，那些妄言东坡不写草书或不能写草书的人可以休矣。这些东坡草书，楷书、行书相间其中，随心所欲，挥洒自如，大小错落，笔意纵横，收放有度，神韵独特，世间无有。我们真不该局限在所谓“第三行书”里牵强附会地臆说而不能自拔，东坡的草书可谓雄视古今，实不该被行书所掩盖。千年三苏祠传承是中华文化几千年生生不息传承的缩影，历朝历代无论皇帝、官府、绅士、平民，还是军阀，虽然他们的地位各异，然而在修缮保护三苏祠上却是不约而同的。祠内陈列着历朝历代修缮保护三苏祠的记录，近代的就有民国二十五年刘为立的“保护三苏祠”碑，刘湘立的“保护三苏祠布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中正签署的国民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布告，四川省政府布告，1919年军阀陈国栋“保护三苏祠”的布告。最近的一次就是前年我来眉州闭馆修缮，这次修缮按三苏祠修旧依旧，纪念馆另建的原则，对十六处大修。这使我感慨万千，我们常说要寻找信仰，要传承文化，信仰在哪里，传承又指什么，人们为什么无一例外地对三苏祠崇仰着，不遗余力地去保护传承，这不就蕴涵着一种信仰吗？人们实际上就是通过对三苏祠的崇仰，传承着苏东坡的信仰。苏东坡的信仰是什么，黄庭坚在像赞中说：“子瞻之德，未变于初”这不就是指“不忘初心”吗？在三苏祠里有三苏廉政佳句刻石，如“功废于贪，行成于廉”，又如“名以廉而为首，盖尚德以求全……”这就是苏东坡的初心。这种廉洁、爱民、惠民的人文精神就是苏东坡的人生信仰。他不仅仅是文学家，更是一个心系百姓，悲天悯人的为官人，所以赢得所有人的敬仰。

2017-04-15
面食南北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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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雄“民以食为天”。中国人对于美食的标准怕是难以统一的。“南人爱米，北人爱麦；南人爱油，北人爱醋。”仅就面条一项来说，就大有说头。面条，自然北方的更有名气，品类繁多，杂样百出。早在一千多年前的西晋，有个文人束皙，写过一篇《饼赋》，其中饼泛指各种面食。文章介绍了中原人的主粮面食可以搭配多么丰富的食材，和面、拉面的时候手法可以有多么精妙；而做好的面食：“弱如春绵，白如秋练。气勃郁以扬布，香飞散而远遍。行人失涎于下风，童仆空嚼而斜眄。擎器者唇，立侍者干咽。”这短短一段，描写面食之香美馋人相当生动，也为我们留下了一段珍贵史料。唐代的太原人白居易写“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这样句子的时候，显然没打算传世。宋代的四川人苏轼与弟弟苏辙都被贬谪，途中相遇，路边有卖面条的人，于是兄弟二人买了吃。哥俩同为南方人，苏辙越吃越觉得难吃，放下筷子叹气。苏轼却狼吞虎咽地吃完，他慢悠悠地对苏辙说：“九三郎，尔尚欲咀嚼耶？”到了近代和现代，北方的面食极其普及化了，也富于地方文化的特点。山东打卤面，山东人膀大腰圆，威武豪迈。宽宽的面条，打点卤子，又快又好吃，关键是挡饱，对于粗犷的山东人来说，这无疑是上佳之选。北京炸酱面就不同了，公子王孙，大商富贾，没事净琢磨点吃的。面条在水里汆好之后，炸上点不同的酱，配上点各异的菜码，大碗少盛，调起来是一种讲究，吃起来更是一种享受了。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做面过程，品着味道，聊着心得，俨然成了一种皇城根底下的符号。你看老舍的名作《四世同堂》里，祁老人待客，一句“你这是到了我家里啦！顺儿的妈，赶紧去做！做四大碗炸酱面。煮硬一点！”则标示出炸酱面在老北京人心目中的神圣地位。老舍《茶馆》里几次出现穷人吃的烂肉面。所谓烂肉，不是说肉切得烂或炖得烂，而是说不是成块儿的好肉，都是些下脚料，所以价钱倒是便宜。梁实秋笔下的炸酱面，写北京二荤铺的厨子和自己家里的厨子怎么抻面，其动作之优美如庖丁解牛，自家的炸酱调制有怎样的独得之秘，以及自己的一个妹妹，怎样病重垂危的时候，吃了一小碗炸酱面竟然霍然而愈。山西面继承了北方传统面食的宽大厚。在面的制作上讲究便捷，把面和好，用铜板唰唰唰往锅里涮，那是一门技术。吃刀削面得守着锅吃，那况味，类似于潮州人吃粥讲究“人待粥（熟）而非粥（熟）待人”，因为煮熟了待人面条就坨了。一早起来，山西面馆的老板早就扎着围裙站在门口的大锅前面招呼客人了，他一边半举着面团往热气腾腾的汤里削面，不一会一碗刀削面摆在面前，老陈醋点一点，热乎乎的吃上一碗，有多好。面是北方的好，也许是惯性思维，不能一概论之，南方也有很多好吃的。明代李渔介绍自家制的面条两种。一种自己吃的，叫五香面；一种待客用，叫八珍面。今天的标准看，五香不过是酱、醋之类厨房常见的佐料，八珍也不过是鸡肉干、鱼肉干、虾米、鲜笋、香蕈、芝麻、花椒和一点汤汁。清代袁枚所著《随园食单》中记述面条的做法：“大鳗一条蒸烂，拆肉去骨，和入面中，入鸡汤清揉之擀成面皮，小刀划成细条，入鸡汁、火腿汁、蘑菇汁滚。”具体点说，“先一日将蘑菇蓬熬汁，定清；次日将笋熬汁，加面滚上。此法扬州定慧庵僧人制之极精，不肯传人。然其大概亦可仿求。其纯黑色的或云暗用虾汁、蘑菇原汁，只宜澄云泥沙，不重换水，则原味薄矣。”瞧，这样贵族范儿的面条，论配料、做法之繁复，跟《红楼梦》中那道“笳鮝”不相上下。升斗小民听了，只有瞠目咂舌、徒呼奈何的份儿。如今的南方人，面食的花样当然是向大众化方面发展，没有李渔和袁枚们那么贵族化的讲究了，但精致永远是南方美食文化的主要特点。你看号称“广州第一面”的竹升面，揉面得靠坐压在大竹槓上的壮汉把握用力力度。一般的面都是加鸭蛋而使得面身爽滑，面汤中或加虾，或加蟹，悉听顾客之尊便，吃起来鲜美无比。镇江面，面条制作稍微考究，必须是手擀面，面条做好之后还要团成团放在搭布底下醒醒，高汤是用秘方熬制而成。关键是煮面的锅里永远是放着一块木锅盖，就连捞面的工具也得木质工具，面条煮好后就显得清爽，略放点菜头，秘制高汤浇上，吃的时候可以根据喜好再加上特质材料，如肴肉、肥肠、熏鱼等各式，自然美味无穷。要是不怕酸，你就尽管点上点镇江醋，真可谓是一种享受。其它，像武汉的热干面、四川担担面、重庆的小面……都拥有相当的知名度，南方城市的面食并非照搬北方的面食制作和烹饪方法，都充满自己的地方特色和味道，一点都不输给北方面！面食南北大PK，谁胜谁负，真不好说。

黄雄

2019-09-20
茶桌礼仪与茶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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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苏路小学五年级2班刘瑞茶的历史非常悠久，已经有4700多年了。传说是神农氏发现了一种草药，它可以疏通肠道上的污渍，还可以用来养生。由于它疏通肠道上的污渍就像在巡查一样，所以神农就给它命名为“查”，渐渐地，“查”就演变成了现在的茶。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茶，我跟着老师和同学们一起来到东坡印象水街的雪堂月。首先，我们学习了茶桌上的礼仪。泡茶时不能发出声音，倒茶时不能让茶具碰撞，壶嘴不能对着自己或别人，使用茶具时不能双手交叉，请别人喝茶时右手朝向茶的方向说“请”，给父母及长辈敬茶时双手握住茶杯……不仅如此，握茶杯也有讲究：女生握茶杯叫“三龙护鼎”，男生握茶杯叫“大权在握”。然后我们学习了泡茶。我知道了泡茶必备的三种条件是水温、茶叶的量以及时间，学习完后，我就开始泡茶。第一步叫温杯洁具，把开水倒进杯子和公道杯，静置一会儿后倒出来；第二步是投茶，把适量的茶叶倒进茶具；第三步就是摇香，把放入的茶叶摇晃几下让香味释放；第四步是倒水，倒入开水，放置一会儿，茶就泡好了。最后就是品尝茶了，由于“品”是三个口，所以就要喝三口，细细品味茶中的精华。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茶艺仅仅是其中一种。此次活动激起了我对茶的喜爱，让我更想去研究、去学习、去探索茶文化。

2022-03-23
苏东坡岭南足迹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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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羊城晚报记者李海婵1094年8月，苏轼从梅关古道进入广东，当时的岭南开发程度不高，以水路为主，到达惠州大概用了40多天，路线大致是：南雄→始兴→韶关→英德→清远→广州→博罗→惠州。1097年4月，他在惠州再次接到朝廷的谪命，动身前往海南儋州，路线大致是：惠州→广州→新会→新兴→德庆→梧州→藤县→容县→高州→雷州→徐闻，然后渡海进入海南。除了惠州，苏轼至今留存在广东的遗迹还有不少，粗略整理如下：韶关苏轼是1094年8月下旬由梅关古道进入广东，1100年又由梅关古道离开广东。其两次经过韶关，去得最多的一个地方就是南华寺。苏轼在南华寺写了十多首诗词，其中一首《南华寺》：“云何见祖师，要识本来面。亭亭塔中人，问我何所见。可怜明上座，万法了一电。饮水既自知，指月无复眩。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练。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谴。抠衣礼真相，感动泪雨霰。借师锡端泉，洗我绮语砚。”英德（英州）1094年闰四月三日，苏轼因“讥谤先朝”之罪被贬，朝廷先将他贬至英州，六月，当苏轼携家人赶往英州，途经安徽当涂时，又接到改贬至惠州的诏命。此后从海南北归时，他又一次经过英州。苏轼去惠州时，在英州待了一段时间。这一次他游览了南山和碧落洞，在南山遇见潜研易学有成就的英州隐士石汝励，言语投机，便留下题名，记叙此事。碧落洞是一个位于英城镇南端的天然穿洞，洞内保存着自唐长庆二年（公元822年）至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的99方摩崖石刻，尤以宋代为多，包括苏轼的《游碧落洞》诗刻。广州和英德一样，苏轼也曾两次与广州结缘。第一次是1094年，苏东坡从河北定州被贬到广东惠州时，途经广州。第二次是1100年，苏东坡在海南儋州获赦北归，再次经过广州。喜好游山玩水的苏轼途经广州时曾游览白云山、南海神庙、六榕寺（净慧寺）等胜迹，并留下题咏或手迹。

李海婵

2022-09-23
永恒的经典流淌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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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李幸/文张忠苹/图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城市因文化而立、因文化而兴。而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音乐无疑是城市的血脉。这个夏天，2018年眉山音乐季的大幕开启，国内外知名艺术家汇聚眉山，为市民们献上了一场又一场的“文艺大餐”。当《北风吹》的旋律渐渐响起，一个久远的年代仿佛苏醒，演出现场的观众席一片阒静。待那抹熟悉的红色飘然而至，“人家闺女有花戴，我爹钱少不能买，扯上了二尺红头绳，给我扎起来……”伴随着经典的唱词，许多观众也一同哼起了那熟悉的旋律。5月27日、28日，经典芭蕾舞剧《白毛女》在市会议中心精彩上演。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这一飘，便是半个多世纪；这一飘，仿佛将人们又带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演出背后的故事白毛女故事起源于晋察冀边区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故事中的主人公“喜儿”因饱受旧社会的迫害而成为少白头，顾名思义被称作“白毛女”。73年前的一个明媚的春日，由贺敬之、丁毅执笔的歌剧《白毛女》在革命圣地延安公演，轰动一时。传说中的故事经过舞台艺术的加工，尤为动人心魄。有人为杨氏父女的遭遇失声痛哭，有人对黄世仁、穆仁智怒不可遏，四月的延安借此腾起了冲天的革命之火。七十多年来，《白毛女》初心不改，并被改编为电影、歌剧、芭蕾舞剧、京剧、连环画等多种艺术形式，延续着不朽的生命力。歌剧塑造了喜儿、大春、杨白劳、黄世仁等经典形象，当中曲目也家喻户晓。而芭蕾舞剧《白毛女》在芭蕾基本技巧的基础上，融汇了丰富的中国民间舞蹈、传统戏剧以及武术，音乐上保留了歌剧曲目并吸收了大量华北地区的民歌，采用了管弦乐与民族乐器相结合的形式，将东方艺术与西方芭蕾进行了创造性的重塑。进行重塑的，正是如今的上海芭蕾舞团。1964年，当时还叫上海舞蹈学校的上海芭蕾舞团将同名歌剧改编为芭蕾舞剧《白毛女》，1965年首演后逐渐发展成大型舞剧。“嗒、嗒、嗒———嗒”没有音乐，随着团长辛丽丽口中打出的拍子，演员们在台上默契十足地进行走位，最后将动作稳稳定格……表演开始前，上海芭蕾舞团早早地开始了练功、走台与彩排，为晚上的表演做准备。作为尝试芭蕾民族化的重要作品之一，《白毛女》为上海芭蕾舞团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确立了其国内一流的地位；《白毛女》也被该团奉为“镇团之宝”，并被西方媒体称为“来自于中国上海的芭蕾像中国的瓷器一样精美”。历经半个多世纪，芭蕾舞剧《白毛女》走遍全中国，演出超过了3000场。2018年上海芭蕾舞团再次巡演，眉山是他们的第三站。“我们之前在西安、兰州进行演出，这两个城市都是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我们希望这次巡演的第三站也是如此，所以我们选择了眉山。”该团演出部经理刘靓说，上海芭蕾舞团来四川巡演已有4年时间，期间虽然到了四川大部分城市，但眉山还是头一次来。“我们是提前一天来眉山的，大家都知道这是苏东坡的故乡，所以去了三苏祠那边，品尝到了东坡美食，真是不虚此行。”虽然是第一次来眉山，漫步在眉山的大街小巷，刘靓已经被绿意环绕、到处弥漫三苏文化的眉山所吸引。他表示，眉山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人文荟萃的城市，希望以后能多多交流。不能忘却的经典作为表演芭蕾舞剧《白毛女》的鼻祖，传承半个多世纪，“喜儿”已经有了第七代的表演者。“我们继承先辈的精神，努力做到一丝不苟，把经典好好传下去。这次来眉演出，我们也毫无保留，为眉山观众呈现《白毛女》的原汁原味。”饰演喜儿的舞者周嘉雯说。历经半个多世纪，芭蕾舞剧《白毛女》对灯光舞美、舞台背景做了改善提高，但其核心——内容和思想都保持了1965年第六届“上海之春”的首演版本，配乐和唱段均采用现代科技手段保留了1965年的原版原声，《北风吹》等经典曲目仍为朱逢博原唱录音，增强了观众观剧的代入感。“新版《白毛女》的每一个细节都能捕捉到当年的印记。”市内某高校教师曹雪杨如此评价，“五十多年前编排的芭蕾舞剧《白毛女》，保持它的原汁原味，如今看来依旧让人心潮澎湃，可见它的艺术魅力。”“情感没有改变，情节没有颠覆，却不露痕迹地将西方芭蕾转化成中式经典，可敬可叹。”前来观看演出的54岁的老教师何文鑫说，自己十几岁的时候就看过《白毛女》电影，当时放映《白毛女》，全村人都去看了。“那个时候我就很喜欢电影里的歌曲，比如《喜儿哭爹》《扎红头绳》《北风吹》等，都是家喻户晓的歌曲。这次来除了看表演，也想回味当年我们爱听的歌曲。”舞台上，艺术家们以轻盈的舞姿诠释了一段凄美的故事，鲜艳的红头绳、漫天的雪花飘，熟悉的道具和场景给观众们带来了一场怀旧的享受。其中，被解救出来的“白毛女”与“大春”相遇，高难度地上演了连续32个单腿转，令全场赞叹声不断。“芭蕾算是‘舶来品’，但是在艺术家的加工重塑下，很有我们自己的味道。”退休干部李晓红说，上世纪70年代还是学生的她就曾在学校演过“白毛女”，“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在现场看到这部经典作品让我又想起了学生时代。”“我从父母那里听过‘喜儿’‘杨白劳’‘黄世仁’这些名字，但没有看过《白毛女》，这次和父母一起来看，对那个年代的人和事都有了新的认识。”正上高一的周璐洁说。以艺术为媒结文化之友举办音乐季活动是我市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进“文化立市”战略，实施“文化名城”行动计划的重要举措。除了芭蕾舞剧《白毛女》，还有话剧《苏东坡》、儿童剧《冰雪奇缘》、交响乐音乐会、开心麻花话剧社经典话剧等陆续登场，让广大市民走进剧场，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国内外的高品质演出。据悉，此次音乐季将持续到今年7月。从去年11月举办第八届（眉山）东坡文化节暨首届四川音乐周，到如今2018年眉山音乐节拉开大幕。三个月后，眉山还将承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2018“历史村落的未来”国际会议……伴随着节会、表演的兴起，眉山的文化营销变得更加多元化，城市形象也借此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得到传播。对于今天的眉山，有人如此评价：“这个城市更鲜活了，也更有趣了。”的确，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城市是文化的载体。以文化为媒，眉山不断拓展自身的文化产业，打造“文化名城”，不断延伸自己的国际“朋友圈”，以开放自信的态度，让东坡文化与世界文化碰撞交流，不断擦出绚丽的火花。在文化百花齐放的今天，优秀的、能被广泛传播的作品都在继承传统与时代创新。对于这一点，将于2018年启动的眉山本土电视剧《眉山苏轼》的艺术监制郑晓龙谈了自己的看法：“眉山有很好的基础，因为这里有东坡文化，它反映了时代，提升了时代，历久弥新。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一种方式，去表达和呈现。”作为致力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眉山年轻的文艺工作者，30多岁的刘戈认为，眉山这座传统文化资源丰厚的历史文化名城，正是需要载体，讲好东坡故事，还要讲好彭祖故事、李密的故事等。举办眉山音乐季，或许正是一种表达和呈现。“按照市委、市政府相关要求，举办眉山音乐季，进一步满足了人民群众对美好文化生活的需求，让高雅艺术成为广大市民业余生活的常态选择，同时培育眉山演艺市场，推动眉山文化产业发展，把‘眉山音乐季’打造成为新的城市名片。”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以表演为镜，以音乐为媒。许多眉山的有识之士，也在纵览文艺精品之际，反思自身所缺失的，他们期待用更多方式，实现他们共有的展望，让眉山的东坡文化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本版图片均为芭蕾舞剧《白毛女》演出照】

2018-06-01
舜作五弦琴　歌咏起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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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城舜庙中的舜帝像。古琴关于古琴的最早文字记载见于三千多年前的《诗经》,而最早的实物琴是在距今约二千五百年,战国初期的曾侯乙墓中发掘出的五弦琴(五弦筑)和十弦琴。五弦琴长度与现代古琴相仿,而十弦琴长度是现代古琴的一半,琴体较高,且琴面不平,无徽位。战国中期和西汉则有比现代古琴短些的七弦琴出土,由此可以推测出几千年来古琴由多形到定形的过程。在中国乐器中,古琴的声音是特别的,不似二胡如泣如诉,却比二胡委婉缠绵,是那种回旋往复的缠绵,有点让人心痛；不如古筝响亮欢快,演奏效果立竿见影,却平和沉稳,有一种往心里去的吟哦；也不像琵琶那么锋芒毕露,大珠小珠落玉盘式的直截了然。古琴是细腻含蓄的,指法不动声色地控制着轻缓急重。这样的声音决定了它不宜作合奏乐器,而适合独奏。能与古琴相和的,惟有箫了,箫的幽怨迷离和琴的古雅通脱糅成林下之风,超脱现实之境,说起来这也正是古琴为传统文人们所偏好的原因。舜作五弦琴,以歌《南风》教化于民《三国演义》中,马谡失街亭后,诸葛亮不得已在西城县设空城计,于城楼之上用“瑶琴三尺胜雄狮”。其所弹奏之乐器就是古琴,诸葛亮能用此乐器赶走司马懿的15万大军似乎是件匪夷所思的事情,这更给古琴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古琴简称“琴”,被尊为“国乐之父”、“圣人之器”,是中国古代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也是世界文化中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2003年11月,中国古琴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第二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据《礼记·乐记》记载:“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制乐,以赏诸侯。”“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孟子·离娄下》云:“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而孟子所说的诸冯,就位于诸城城北15华里处的潍河西岸。可以推定,在虞舜时代就有了琴,虞舜当是第一个接触弹奏古琴的诸城人。据先秦文献记载,琴是舜帝发明的。历史学家、琴学家经过大量典籍的分析和推论,认为“‘琴’是原始‘工’匠们在虞舜时代的杰作。”虞舜即位于公元前2255年,在位48年,崩于南巡途中的苍梧之野。舜帝一生非常喜爱音乐,尤为擅长弹五弦琴自唱,因一曲《思亲操》而名扬天下,并得到尧帝的赏识,命女儿娥皇、女英嫁给舜为妻。舜继位后无不以天下百姓为念,既勤劳又俭朴,跟老百姓一样劳动,劳作之余弹奏古琴,随着琴音唱起自己新作的《南风》以祈福教化于民: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意思是“和熙的南风呀吹来,可以消除人民愁闷啊。及时的南风呀吹来,可以增长人民的财富。”在舜的精心治理下,天下太平,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清代琴家徐祺《五知斋琴谱·上古琴注》载:“视琴听音,可以见志观治,知世道之兴衰。故舜弹五弦之歌,歌《南风》之诗,以平天下之心,为太平之乐也。”舜的时代成为儒家理想社会的黄金时代,舜帝文化精神之魂“德为先,重教化”,也就成为儒家文化精神核心。琴曲《南风》也就是几千年来儒家琴文化的文化标志,备受世人推崇。《史记》所载:“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是此曲意义的重要注释。此曲被奉为古琴道典范,恐怕是由于它“德如泉流”、“以平天下之心”、“以古琴道致和平也”的缘故。“和”是中国古代音乐审美意识中最为人崇尚的理想境界,而古琴音乐恰恰很好地体现了中国传统音乐思想,《南风》正是“心平德和”的平和之声,对后代的影响堪称泽被万代。密州太守苏轼曾经多次为琴歌填词早在孔子时代,琴就成为文人的必修乐器,人们常说的“琴棋书画”中的“琴”指的就是古琴。在潍坊大地上,也留下了许多琴事的记载。孔子七十二弟子之一、女婿公冶长世居诸邑公冶场村(今诸城市近贤村),公冶长于孔子处学成归故里后,与妻子携琴在安丘的城顶山上结庐授徒传艺,琴艺就是主要科目之一。公冶长专心致志传艺,直到老死山中。为了纪念他,后人把他居住的山改为“书院山”,并立公冶祠。在密州(今诸城)当过太守的苏轼,不只是开创了豪放派词风的著名文学家,他在琴学方面的修养也很深。苏轼在《仇池笔记》、《东坡志林》中,提及熙宁年间安徽庐江文勋来密州看他时,带来了古谱《阳关三叠》,此谱苍凉深远,与诸城古乐府《东武吟》颇有相通之处。苏轼离任时,在写给继任者孔宗翰的《和孔密州五绝》中有“阳关三叠君须秘,除却胶西不解歌”之句。他曾经多次为琴歌填词,仅给琴曲《阳关曲》填的歌词就有三种。俞樾《湖楼笔谈》卷六中说:“东坡集有《阳关曲》三首。一赠张继愿,一答李公择,一中秋月。”苏轼说:“琴曲有《瑶池燕》,其词不协,而声亦怨咽,变其词作闺怨”。苏轼著有《杂书琴事》十三则,其中一则说:“琴非雅声,世以琴为雅声,过矣!琴,正古之郑卫耳。今世所谓郑卫,皆乃胡部,非复中华之声。自天宝中,坐、立部与胡部合,自尔莫能辨者。”苏轼指出了琴曲和民间音乐(郑卫之音)的联系,以及民族文化交流结予琴曲的影响,是很有见解的。到南宋时,寄居北海的玉清宫道教大师丘处机的古琴演奏最为著名,他还整理了顺和真人马丹阳所创的《马丹阳琴曲》,并将琴艺传给了徒弟尹志平。明代时有潍县拔贡于养盛,其曾任陕西省宜川知县,自幼好琴,常于林中“古调独弹”。在清代,诸城清爱堂刘氏弹喜琴者也不少,刘墉《刘文清公遗集》卷九有《琴意写照》,写自己弹琴,卷十三有《弹琴次七弟韵》,写其堂弟弹琴。卷十六有《仙人抱琴图》:“湘娥愁对九嶷青,却抱朱弦下紫庭。太古遗音谁识得,洛滨弹向玉妃听。”诸城清爱堂刘氏与世德堂王氏、李家、丁家、潍县陈氏是世亲,姻亲稠叠,琴学在几家之间相互交流。诸城刘、王、李、丁诸大族,有丁惟宁、丁耀亢、刘墉等善琴者,潍县也出了陈鸿飞、陈子懿、陈介生、王石经、徐琼林等琴家。

2012-02-12
和子由记园中草木十一首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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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子由记园中草木十一首其二宋·苏轼荒园无数亩，草木动成林。春阳一以敷，妍丑各自矜。蒲萄虽满架，囷倒不能任。可怜病石榴，花如破红襟。葵花虽粲粲，蒂浅不胜簪。丛蓼晚可喜，轻红随秋深。物生感时节，此理等废兴。飘零不自由，盛亦非汝能。杭州东南中学唐琮傑/画年龄：14周岁指导老师：应茗

2022-07-16
习习家风熏染出的“公安三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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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三个以“三”概说的文学现象：“三曹”，曹操、曹丕和曹植。父子三人，曹操是建安文学的开创者，曹丕和曹植分别以七言诗和五言诗著称于世。“三苏”，苏洵、苏轼和苏辙。父子三人，均列唐宋八大家之中。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以策论和散文见长，苏轼乃豪放派词风的开创者。“三袁”，袁宗道、袁宏道和袁中道，兄弟三人，以“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理论，高举文学革新大旗，力挽明朝以来文坛复古弊习和模拟颓风，开创了以三人出生地湖北公安县为命名的“公安派”文学流派。与“三曹”和“三苏”相比，“公安三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更为突出。“公安派”提出“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人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后，不仅匡正了晚明文学创作风气，使章回小说、民间文艺出现了极大繁荣，而且延至清初，影响了张岱、王夫之、袁枚等人的成长。明朝灭亡后，袁宏道作品传入日本，日本文坛迅速形成了“日本公安派”。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发展受“公安派”影响非常深刻，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对“三袁”十分推崇，甚至可以说，如“五四运动”溯文学之源的话，当推“公安三袁”。一般来说，文学巨匠的诞生，除了特殊的时代背景外，一定离不开其家世渊源。“三曹”乃东汉末年世家大族，且曹操、曹丕为曹魏政权的创始人，政治对文学的助推不可忽视。“三苏”乃蜀地书香之家，苏东坡妻王弗之父又是蜀地首富，而且“三苏”刚入京城便得到主宰文坛的欧阳修提携。而“三袁”却是出生于地道的农耕之家，五代以上，没有大官大儒，甚至一个稍有成就的文化人也不曾有过。当然这一传统的农耕之家，在世代繁衍生息中，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家族的生产、生活法则。如果说“三袁”出类拔萃，主观上得益于自身的修养与道德追求，客观上就是受益于严明家规和敦厚家风的长期调教。二公安袁氏家规家训是从品德修为、伦理生活、人生发展以及价值取向方面，为族人确定了为人处世的方向和标准。内容主要有“可以为”的《袁氏家教十则》和“不可以为”的《袁氏家戒十条》两部分。在“可以为”中有要求“教孝慈，笃友恭”条目：“凡为父母，未有不慈爱其子者，但不可姑息失教。”袁宗道、袁宏道兄弟二人高中进士后，母亲让他二人穿草鞋回外公外婆家报喜，其母要求他俩做了官不要忘本，要长记性，接地气。袁宏道28岁做了两年吴县县令后辞去官职，准备回到家乡隐退。其父写信给他，阻止他遁世回家，信中说道：“世岂有二十八而悬车者？”也就是说，你才二十八岁，难道就不前进了吗？于是袁宏道北上京师，与其兄袁宗道一起，把“公安派”文学推向高峰。在“可以为”的袁氏家教中还有“设义学，专执业”的内容。“今拟祠堂左右设立义馆，族中有学德俱优者，择之为师，凡有能力者则量出供应，束修以资诵读……”“幼则训以小学，领其法行，践其法言，口诵心维，勿致旷时，长则入于大学，宗其纲领，疏其条目，致知力行，无愧圣贤。”袁氏家族不仅倡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设立义学，鼓励族人读书修为，而且对学龄段学什么都有明确要求，从小要学习语言文字，成人则诵读经典。难怪一个普通家庭，自明初迁徙至公安，经数代繁衍便出现了“一母三进士，南北两天官”现象。在袁氏家训“不可为”中，明确表述：“大凡居家，房屋不必过华，衣冠不必过美，饮食不必过丰，亲朋不必过贵，生子满旬不必延宾，冠婚丧祭不可越礼。”这六个“不”不仅足以让族人养成勤俭的生活作风，而且可以在幼小心灵里播下廉洁的种子。袁宗道在京城为帝师，恪尽职守，清正廉洁，病死之时，所余钱物甚至还不足以归丧。在袁氏家训“不可以为”中，明确表述：“学疏才浅，不择贤愚，交结匪类，不治生产，学成浪荡，酒肉欢歌，不分昼夜，嫖赌淫邪，千金何难一挥？”族人如果不戒学浪荡，如此而为之，最终会“无容身之地”，“终必乞丐，无门辗转于沟壑”。在袁氏家风家训中还有一些“正心术”、“立人品”、“急国课”、“遵礼制”的约束和规定，倡导和要求族人从思想境界、国家层面、道德人伦方面修身正己，利国利族利家利人。所以“公安三袁”，不仅在文学创作和文学风气推动上取得巨大成就，而且在为官方面留下了正派、正直、敢当、敢为和“清正廉洁”的形象，官任上有许多鲜活的故事，为后人津津乐道。三在中国古代有皇权不下县之说。乡镇村居的治理主要靠家族以及乡绅士人，家族又以家风家训约束人的行为规范。北宋名儒吕大钧主持制定过《吕氏乡约》，对族人在修身、立业、齐家、交友、读书、经商、婚嫁、人情诸多方面作了规定和要求。主要精神体现在“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和患难相恤”四个方面，为当地生产发展，社会稳定，文化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从这里可以看出，古时家训形成风气后，不仅能够稳定乡里，和谐族人，而且还可以形成人才培养的舆论氛围。公安袁氏家训两个十条因其独特的伦理和人文内涵，形成风气后，习习百年，终于熏染出三位文坛巨擘。不久前，中纪委网站家风栏目中，专门推出“公安三袁”故事，广示世人，教喻天下。□袁文长

2016-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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