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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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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视角系统的《诗经》四个英译本译者视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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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集，承载了许多的中国文化与思想，对后来古诗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鉴于《诗经》的重要地位，不少译者对其进行了翻译。为了让《诗经》译本更好地理解和传播，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其译本进行了不同维度的研究，且随着翻译理论日益完善，有关《诗经》译本的研究也愈渐详细。　　在译本研究过程中，译者的地位不断得到提升和凸显，译者的主观性被置于重要的研究位置。与此同时，认知语言学揭示了语言是心智的表征，而语言翻译同样是一种心智活动。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认知语言学理论与翻译学相结合备受学界关注。这为诗经译本的认知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虽然《诗经》译本的研究增多，但以译者主观性为切入点的研究较少。鉴于此，本文基于译者主观性探讨《诗经》译本研究，主要回答以下两个问题：(1)《诗经》四个译本里译者的视角存在哪些差异？(2)译者的不同视角对译本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为解决这些问题，笔者选择了Talmy的视角理论对四个不同的《诗经》译本进行对比与分析，这些译本的作者分别是James Legge，William Jennings,许渊冲和汪榕培。认知语言学的识解理论可以有效地研究译者的主观性。视角指人观察事件场景的一个角度，同时也可以直接作为一个研究译者主观性的角度。Talmy认为视角是图式范畴系统的一部分，同时也是识解理论的一部分，其中包括了视角位置、视角距离、视角状态和观察指向。　　围绕上述思路，本论文主要集中探讨译者视角差异的问题，由六个部分组成。第一章为绪论，介绍研究背景、研究目的、研究问题、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文章结构。第二章是对《诗经》的译本、译者的主观性和认知翻译的研究进行回顾。第三章对本文的理论基础进行阐述。第四章运用Talmy视角理论中的视角位置、视角距离、视角状态和观察指向对《诗经》四个译本的译者视角进行对比与分析。第五章分析不同译者的视角对译本产生的影响。第六章对研究内容进行总结，并对论文的不足与未来的研究进行说明和展望。　　通过上述研究，本论文得出三个结论。第一，译者视角的差异性在视角位置、视角距离、视角状态和观察指向这四个方面均有体现。第二，译者的不同视角会对译文的意义产生影响，主要体现在读者的理解方面。读者在不同的视角下会得到不同的信息和有不同的感受，从而对相应诗歌产生不同的理解。第三，在被分析的译本中，意义和感受上的大多数差异是由语法和封闭类词语引起的。由此可见，译者的视角会对译本产生不可忽略的影响，这也为《诗经》译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路瑶
《论语》中文化负载词翻译策略与英译本互补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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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和交流的全球化,语言和文化的联系也日趋紧密。而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一种,日益受到中外译者的关注。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的传递。在翻译的过程中,文化因素诸如宗教文化、社会习俗、物质文化、地域风貌特征等是每一位合格的译者需要仔细斟酌的。文化因素通常会体现在文化负载词中。文化负载词指是一个民族语言系统中最直接反映该民族历史文化和民俗风俗的语言层面。由于在目的语系统很难找到对等的文化词语来诠释原文中文化负载词的内涵,所以译者需要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来最大程度达到跨文化交际的效果。自中西文化交流以来,《论语》就成为西方世界最为关注的儒家经典之一。国内外许多学者都参与到论语的翻译中来,诞生了很多著名的译作。本文选取了汉学家亚瑟·韦利和清朝初一代怪杰辜鸿铭的两本极具代表性的译作,依据奈达对文化负载词的分类以及迟庆立对翻译方法的归类,对两个译本的文化负载词进行对比实证研究。迟庆立认为异化主要是通过直（字）译和音译的翻译方法实现,而归化主要通过由替换和阐释的翻译方法来实现。随着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翻译的具体方法所占的比重不同,译文会表现出翻译策略倾向的不同。韦利的译文表现出更偏向于异化翻译策略而辜鸿铭的译文则更加偏向于归化翻译策略,当然他们在翻译服饰等物质文化负载词时都更多地采用直译的翻译方法。论文发现异化和归化不是两个泾渭分明的对立面,不能够说哪一种翻译策略会更胜一筹,而是不同的策略服务于不同阅读水平不同阅读目的的读者,因此,应该鼓励文化翻译策略的多样性。另外,文化翻译策略的多样性又带来同一文本的多个译本在内容和形式上的互补,各译本通过对同一种文化因素的反复强调和不断修改,共同促进源语文化因子进入目的语系统,从而让中国的传统特色文化真正被西方世界的人理解并且接受。

金虹
苏辙《老子解》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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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辙在注解《道德经》时融入儒、佛思想，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认为“道”是老子哲学的核心范畴，既对“道”的无名无形、非有非无和自然无为的特性进行了阐述，也对道与物、与德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剖析。同时还认为“道”是万事万物的本源，通过万事万物之理派生出宇宙万物，又用德来蓄养万物。此外极具特点的是苏辙以“性命”解老，认为“性”是人与道之间沟通的桥梁。在苏辙的“性”论中，“性”是极其重要的理论支撑点。苏辙认为“道”于人为“性”，“性”于道有认识能力，“性”本无善恶之分，但与万物接触后，就会产生“妄”。“妄”的产生，会破坏“性”的全一性，因此需要“去妄”来恢复本性。在“道”论和“性”论的基础上，苏辙又对“复性”的修养工夫做了大量论述。苏辙认为真正做到“复性”需要“知性”“见性”“复性”三个过程，且需要“去妄”“忘身”“无心”三个工夫。此外苏辙作为儒道兼融的学者，还提出了“复命”。认为“复命”是达到一种忘我无心的境界。在这个基础上，苏辙又继而提出了圣人论，探讨圣人的内在修养以及外在事功，展现苏氏所理解的老子理想人格境界。苏辙《老子解》全文都以“天下无二道”为中心思想展开，儒道相融、援释解老，诠释出具有“三教融合”思想特点的《老子》，对后世影响颇为深远。

李阳
中学语文教材中李白诗歌的选编与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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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作为浪漫主义诗人的代表，有着心怀天下的人格、极致真诚的性格与亲近自然的精神，这为他的诗歌提供了深刻的思想内容与独特的艺术特色，使其作品历来为人称道。李白诗歌不仅属于中国古代优秀作品，而且在中国文化史上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各版本中学语文教材中，李白诗歌都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虽然语文课程标准与中学语文教材已陆续推陈出新，但很多一线语文教师的诗歌教学方式仍未发生改变。因此，研究李白诗歌的教学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本研究将从以下三方面进行论证：　　第一章对李白诗歌的传播与中学语文教材中李白诗歌的选编情况进行分析，并归纳总结出中学语文教材中李白诗歌的选编特点：在思想内涵上，主要有惜别念友、思家怀乡与怀才不遇、追求理想;在艺术风格上，主要有雄壮豪放、神奇瑰丽与清新自然、蕴藉含蓄。最后，分别从李白及其诗歌的地位、课程标准的规定与学生的接受需求出发，论证中学语文教材中李白诗歌的选编依据。　　第二章对中学语文教材中李白诗歌的教学案例进行研究，选取各学段具有代表性的诗歌篇目进行教学案例分析，从中归纳总结出李白诗歌教学中的关注点主要有三个方面：李白诗歌的语言特色、情感导向以及李白独特的人格魅力。这为李白诗歌的专题教学提供了理论指导。　　第三章对李白诗歌专题教学的策略进行探究并给出反思，从目标设计、内容界定、课时设置、组织形式、教学方法、教学评价六个方面阐述李白诗歌专题教学的设计思路，并结合具体主题进行课例开发，最后给出相应的反思，以求为一线语文教师开展相关教学提供新的思路。

徐照航
苏辙送别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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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别诗是抒发诗人离愁别绪的诗歌，它既包括诗人在各种离别场合所作用以送给他人的诗，也包括在别人送别自己时所写的留别诗。苏辙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送别诗贯穿其一生，结合他的生平经历来关注送别诗可以折射出在送别诗中蕴藏的重要意义。以苏辙送别诗作为研究对象，着重探讨其中蕴含的思想情感以及表现出来的艺术特色。　　从送别诗的源流出发，对其发展状况进行概述，并将北宋送别诗大致分为群体性送别诗和私人性送别诗，此时期送别诗较之前代亦有发展之处即叙述性与理性增强。苏辙送别诗大部分属于私人性送别诗，大致可分为仕宦送别诗、亲友送别诗两大类，其诗继承了送别诗历来重抒情的主要传统，以及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描写内容多样化;直抒胸臆、融情于景等多种表达方式和大量运用柳、酒、水、月等意象的特点。苏辙受到文化环境的影响，吸收同代苏轼等诗人在送别内容上从重悲情到重写实的特点，以及在送别诗中好发议论，以哲理入诗的时代特征。苏辙送别诗中蕴含的情感倾向其中主要有四种：临别时对亲友的难舍伤情、仕宦别诗中折射出的济世利民情怀、仕途失意之后的隐居之思、对蜀地一以贯之的思念。在艺术特色上有其独特魅力：各体兼工、散文化和议论化的表现方式、中正平和的诗境等，形成醇厚有味的特点。研究苏辙送别诗中蕴含的艺术价值，可以推进苏辙诗歌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王婷婷
后现代视域下庄子与海德格尔人生哲学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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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是后现代主义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待不同文化文明的基本态度。新世纪是对话与综合的世纪，只有依赖于不同文化的对话与交流才能生成优势文化。也正因为此，中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其根本意义不在于一分高下，而在于彼此为镜鉴，切磋以精进，获得反思与提醒，以应付共同的问题。　　本文尝试站在后现代主义的视域下，就庄子与海德格尔人生哲学的相通性进行探索，庄子与海德格尔哲学以其回返自然、超越世俗沉沦，以及对人类生存与人类文明形而上的终极反思，给迷失本性的现代人类提供了一个栖息的家园。面对全球性的问题，中西方的哲学家都应向对方吸取有益的养分，海德格尔与庄子的对话也在此意义上产生。　　文章分为五个部分来分析:　　第一章为绪论，交待选题意义、选题依据、文章构思及其创新与不足之处。　　第二章分析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意义，以及庄子哲学与海德格尔哲学进行对话的视域。庄子哲学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想的东方渊源，海德格尔哲学作为后现代主义的西方渊源之一，他们都具有反对传统本体论哲学、关心人类的现实生存、批判文化与文明等后现代主义特征，这是他们交流对话的后现代主义语境。　　第三章分析庄子与海德格尔哲学的基础——“道”与“存在”的相通性，为人生哲学的研究提供依据。“道”是“无”，“存在”是“无”，庄子、海德格尔哲学本体统一于“无”;庄子“以道观物”的豁达视角使其对待人生能够自然无为，游心于物，得到自性的逍遥与满足;海德格尔以人为窗口重新思考了“存在”，克服了西方传统的主客体对立，还原了人在自然与世界中的地位。　　第四章对庄子与海德格尔的人生哲学思想进行比较，为本文重点，分为四个层次:一、人是什么——“真人”与“本真存在”的对话;二、人的生存状态——“丧己于物，失性于俗”与“沉沦于世”的对话;三、人的解脱——“体道”与对“死”的领悟的对话。四、人生理想境界——“逍遥游”与“诗意的栖居”的对话;海德格尔关注整个世界、整个人类，他想感召人性、恢复人性，试图揭示人间苦恼的根源，确立人的自由的伊甸园;庄子思想的着眼点更多地在于个体，关注的是如何在混乱的人世间保存生命，并力图按照生命的本来面目无忧无虑地生存，逍遥游于天地之间。因而庄子思想充溢着一种怡然自得、自由自在的生活气息。二者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互为补充和借鉴。而他们之间的这种互相补充，也为后现代关注现实人生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第五章是结论与启示。庄子与海德格尔思想中有许多相通的地方，但又有根本的不同，即他们的思维路径根本不同。这归根结底还是由两种文明传统的不同而决定的。庄子哲学是一种直觉的、朦胧的本能体验，对“道”的认识有一种超越时空、超越理性的神秘主义色彩，缺乏对自然、社会、人生理智的分析与反思，追求一种天人合一、混沌不分的神秘境界。海德格尔哲学则是在对主体性哲学根源、发展、进行分析反思的基础上，做出的回归自然、重返人类家园的哲学思考，其整个过程蕴含着强烈的理性思辨色彩。庄子与海德格尔哲学对现代生活的启示是:一、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天人和谐”的美好图景;二、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另类的生存方式;三、为人们提供一种超越自我、开阔放达的生活态度。　　总之，将庄子哲学与海德格尔哲学放在后现代主义视域下进行比较研究，对处于世界文化多元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化创新是一个新的视野，中国文化一方面可以挖掘、吸收西方优秀文化来充实自己，另一方面也可以发掘传统文化中对世界文化发展有益的精华。同时，海德格尔与庄子对人生的独特思考，对解决当代技术与人本身的发展的矛盾问题也提供了一个新思路，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苏菡丽
《史记》齐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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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典范之作，塑造了众多脍炙人口的历史人物形象，本文以《史记》齐人为研究对象。在此之前，《史记》人物群体研究多从性别、职业角度切入，从地域角度切入的研究较少。《史记》人物个案研究涉及齐人的研究论文数量较多，多是集中于一两个齐人的史实考辨或形象分析，缺乏综合视角。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史记》中的齐人进行整理统计、分类研究，力图分析出司马迁对其所书写的齐人的刻画与考量。　　论文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是基础宏观性的研究。第一章对《史记》中，齐地的历史变迁和疆域变化、齐人数量、齐人籍贯判定与描述方法进行统计分类，将齐人历史分为三个历史时期进行整体观照。第二章关注齐人群体特征。关于西周封建形成的各个文化区不同的地理环境、民风民俗、群体性格，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已有相关讨论。这种讨论说明他意识到了不同文化区人们群体性格的差异。在具体的齐人书写塑造中，司马迁也有意地凸显这一点。过去很多研究者困惑于司马迁对齐人传记书写的奇特倾向，如果从司马迁对齐人群体性格的关注与塑造角度理解，可以提供解决此问题的新思路。本文认为司马迁对齐人群体的关注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对智谋和功业的重视，在社会风气上的表现是对人才的重视，即尊贤尚功;在个人层面则是崇尚智谋、积极进取的价值取向。二是重视权变，即齐人总体上倾向于圆融变通，鲜少有胶柱鼓瑟的顽固不化之人。三是开放务实的倾向，齐地临海、工商业发达、政治民主，齐人的性格也受到这种开明自由氛围的影响，呈现兼容并包、阔达匿智的特点。　　论文第三章选取《史记》着重刻画的、具有典型性的齐人进行对比研究，将面临相似处境的齐人的选择与行为进行对比，探究司马迁叙写这些人物时的特殊用心。因为内容较多，分为上下两部分。在上半部分以管仲、晏婴，孟尝君、鲁仲连为例。比如管仲和晏婴，太史公将之同传。两人同是春秋齐国闻名遐迩的杰出政治家，管仲辅佐桓公称霸、晏婴讽谏一心为公，管鲍之交千古称颂、晏婴正直举贤荐能，一奢一俭，一霸一治，一盛一衰，是春秋贵族政治家的代表。相比于《左传》刻画的详细，《史记》对春秋时人的塑造更简省，同时在书写材料上又有新的增添和改写。这反映了两书著述体例和书写目的的差异，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司马迁对轶事的关注。不同于管晏二人同为流芳千古的先贤，后世对孟尝君和鲁仲连这两个战国后期齐人的评价一贬一褒。与同样记载两人事迹的《战国策》相比，《史记》的记载详略处置更合理，更便于塑造人物形象。田文与鲁仲连出身和地位一尊一卑、一贵一贫，而在思想境界上却是前者自私自利、后者大公无私;前者利欲熏心，后者视钱如粪土。史公在两人的传记中所用的手法与篇章结构一繁一简、对比鲜明;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二人迥异的情感倾向。对先秦两组齐人的对比研究即第三章的内容。　　第三章下半部分以四位齐地军事家、四位在汉朝中央政府任职的齐人官员的列传为例，剖析《史记》的情感态度、以人系史的写作特点。太史公为田穰苴、孙武、孙膑、田单四位先秦齐国军事家立传，反映齐地兵学的发达。在田穰苴和孙武的传记中着重强调军纪的重要性，在孙膑与田单的传记中则突出二人的智谋奇计。四人练兵作战的方式反映出从春秋到战国军事思想的变化，即从“堂堂之阵”到“出奇设伏”的转变。《刘敬叔孙通列传》和《平津侯主父列传》是司马迁为高祖、武帝两朝在中央政府任职的齐地政治家所写的两篇合传，以此四人为代表，反映西汉中前期齐人在西汉朝廷中所起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对比两篇列传，可以看到西汉政府内政外交各个方面政策的发展变化、汉高祖和汉武帝两朝政治生态的差异、司马迁对齐人“多诈”一面的批评;与《汉书》对四人的书写相比，司马迁的书写笔触更犀利、同时又饱含深情。　　最后，我们通过以上章节中对《史记》齐人群体的定量定性分析、历时共时分析，探讨了司马迁书写齐人的材料选择、谋篇布局和描写手法、褒贬态度。通过与其他文本的对比，考察《史记》对史料的增删、对齐人书写的侧重、对齐人心性品质的关注。越是深入，越是惊叹于《史记》一书的体大精深，司马迁对笔下的历史人物热情地赞扬其优点、毫不留情地揭露其缺点、悲天悯人地同情其失败或被迫害的命运，不愧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魏凤鸣
朱熹咏梅诗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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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朱熹同时又是一位优秀的诗人。目前学术界大多倾向于研究朱熹的哲学思想与政治主张。本文即从文学角度，以咏物诗中之咏梅诗为切入点，力求真实地再现朱熹咏梅诗的创作实际，解读其丰富的思想感情，深入研究其创作的艺术特色手法。中国的文化宝库中，淡雅坚韧的梅花，自古以来深受到中国文人的喜爱，而名篇佳句在历代的诗词曲赋中数不胜数，作为人文精神的载体而成为了孤傲寂寞、高洁幽雅的文人象征。在赞美梅的品格的同时，也就寄寓了作者们对崇高人格的追求，这即是所谓的“梅格人品两奇绝”。而朱熹的咏物诗特色鲜明，在南宋咏物诗坛更是占有一席之地。　　本研究选取其咏物诗中之咏梅诗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作横向之文学艺术特色和纵向之人物身份、社会背景的总体考察。朱熹对于梅花是情有独钟的，更是其笔下的吟咏唱和的重要对象。朱熹咏梅诗内容丰富而涉及范围广泛，这些咏梅诗在物象描写、主题情感表达上充分而独到，写作手法运用娴熟，诗歌极富艺术表现力，语言准确到位、生动传神。本文以他的梅花诗词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意境创造、艺术表现手法及语言特色三方面，将朱熹咏梅诗词的艺术特色作以详细的剖析。分析朱熹咏梅诗词，从中可以感受朱熹深厚的精神文化内涵，他的作品抒发了对自然和生活的热爱。显然，朱熹是借对梅花的赞美以抒发其凌寒独自开的意志品格，彰显炽热的赤子情怀。后人对这些诗词的研究，即是对朱熹生活状态、思想情感和遭遇经历的变化的生动地全面、客观、深入的解读。首先，咏诗反映了朱熹对国家的关注担忧，和对人民疾苦的关怀;其次，朱熹通过咏梅也间接的阐述了抽象理学命题;最后，朱熹咏梅诗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内涵：对亲人好友和家乡故里的思念，对逝水年华的感叹，对怀才不遇的感慨，对高尚品德的追求等??总之，朱熹通过咏梅表达对自然和生活的热爱，他沉浸于梅花丽的同时也感受这生活的一点一滴。通过对宋以前梅花诗词的创作的回顾与概述后，再通过朱熹咏梅诗与宋代另二位文豪苏轼和陆游的咏梅诗词做比较，进一步来阐述朱熹梅花诗词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梅花是朱熹日益完善人格的写照，可以算作他理学探究的钥匙。从朱熹的咏梅诗词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初入仕途的感慨、壮岁幽处的感悟和晚年失意的喟叹，可以品味出属于朱熹精神世界的梅韵、文心和理趣。

马玉红
高中选修课教材《论语选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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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说：“《论语》为两千年来国人思想的总源泉'。《论语》作为儒家文化的经典著作，顺应时代的国学热潮流，走进中学语文课堂。《论语》选读课体现了语文教育对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视与传承。2006年下半年，大陆五种版本的《论语》选读教材编写完毕并投入使用。这是中国大陆首次尝试编辑“文化论著研读”类选修教材。本文将结合语文新课程理念和台湾版《国学基本教材（论语卷）》的成功经验，用开放的眼光对《论语》选读教材的开发现状与编写做一个全面细致的分析。　　到目前为止，大陆开发了五种版本的《论语》选读教材，分别是语文出版社《（论语）选读》，山东人民出版社《（论语）(孟子）选读》，广东教育出版社《（论语）选读》，人民教育出版社《先秦诸子选读》，江苏教育出版社《（论语）（孟子）选读》。本文首先分别对五种版本教材进行了概览，并从《论语》内容的选择和分类、教材编写思想和编排方式两个方面对教材进行了评析。在评析的过程中，引发了笔者对《论语》选读教材的五点思考。　　针对这五个问题，本文首先论述了《论语》选读教材的地位及意义，探讨了《论语》作为选读教材对中学生成长的意义。《论语》会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修养，会教授学生如何做人做事，会教授学生如何为学，会打造学生的精神底子。但是从民族心理形成的负面角度思考，《论语》有些糟粕和隐藏的消极因素，会对学生的价值取向和性格形成产生有待商榷的影响。这也是很多学者反对青少年读经的原因。因此，本文接着探讨了《论语》中孔子思想现代转型的必要性和途径。最后，本文对《论语》选读教材提出了三方面的建议：教材编辑目标的建议;教材内容分类和选文标准的建议;教材编制理念的建议。在教材编制理念方面，《论语》选读教材要实现现代化;要贴近生活，富有时代活力;要体例灵活而特色鲜明;要倡导采用信息技术，顺应信息化社会。

张群超
江山景趣隽永简淡——乔仲常《后赤壁赋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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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乔仲常《后赤壁赋图》是以苏轼《后赤壁赋》为创作文本的绘画作品，其巧妙地构思与简淡的绘画风格，虽在以董、李、范、郭画风为尚的北宋山水画坛独树一帜，却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同时，由于递藏过程中的种种因由，造成了作者身份、师承、创作年代、艺术价值与真伪等诸多争议。本文试图运用文献研究与图式分析等方法对纳本乔仲常《后赤壁赋图》所涉及的相关问题展开研究。　　第一，对乔仲常与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乔仲常《后赤壁赋图》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整理与分析后，认为乔仲常《后赤壁赋图》是一件流传有序的清宫重要藏品，并对乔仲常的生卒、师承及社会地位、擅画题材进行了较为清晰的梳理。　　第二，通过关于苏轼“赤壁”题材的绘画进行文献与图式特点的比较，对“赤壁”题材绘画的图式演变过程进行了梳理，认为纳本乔仲常《后赤壁赋图》的图式特点符合早期“赤壁”题材绘画的特征。　　第三，通过对创作思路与笔墨语言的分析，发现纳本乔仲常《后赤壁赋图》是一幅具有独特匠心以及绘画水平极高的李公麟传派山水画作品。　　第四，将倪瓒山水画作品与乔仲常《后赤壁赋图》进行比较，认为倪瓒山水画风格与李公麟传派山水画风十分相近。同时，对纳本乔仲常《后赤壁赋图》与《石渠宝笈》相关记载的尺寸差异，北京故宫藏清乾隆缂丝仇英《后赤壁赋图卷》的构图差异，提出了纳本乔仲常《后赤壁赋图》的前、后部分都存在缺失诸问题。

周玉铉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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