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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当禅师书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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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之际遗民甚多,尤以“明末四僧”最为夺目,但是滇南之地却有一位不亚于“四僧”的担当大师,他虽声名不显,但却享有“诗书画三绝”之誉。他初为士子而后为衲子,一生历尽坎坷,生逢乱世实为不幸,但在书画上卓有成就,对后人而言又何其有幸。书法与绘画自打兴起便注定缘分匪浅,诗文与绘画亦常被人称作姊妹艺术,诗书画三者之间的联系十分密切。中国艺术史中书画合一或诗画一体的名家辈出,王维的诗和画高绝玄妙;苏轼的诗和书豪迈磅礴;赵孟頫将书和画完美融合;董其昌亦将书画的关系解读得恰到好处。伴随文人画的发展,“以诗入画”和“以书入画”的艺术理论出现并不断完善,至明清时已趋于成熟。担当便是明末清初书画兼具的代表人物,担当的绘画冠其三绝,书法次之。担当的书画作品中常见诗与画、书与画融合的踪迹,这是他书画艺术中最为鲜明的特点,以此为基点展开对担当书画艺术的探索,方能探得其中的奥秘。本文就从担当的书画艺术着手,从“以诗入画”和“以书入画”的角度,结合具体的艺术作品,分析担当的书画艺术特点,并阐述担当的艺术地位及其在书画史中的影响。研究明末清初书画史上这样一位重要的书画大师,对了解明末清初书画史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的主要内容具体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担当及其艺术渊源”。本章主要围绕担当的生平、师承关系及所处的社会背景进行分析。担当初为儒家士子后为禅门衲子,一生坎坷波折。担当曾师承董其昌、陈继儒等,于诗文、书法和绘画方面卓有成就。明末清初的乱世之中,担当始终保有一份家国情怀,留有一份傲然骨气,成为明末众多遗民逃禅之一。第二部分为“禅宗在担当艺术创作中的表现”。本章主要从禅理出发,对禅宗与担当的诗歌、绘画和书法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担当初为士子有深厚的儒学功底,又于出家后跟随湛然云门、苍雪等禅师学习禅理,颇得禅宗真意。担当的艺术作品中常十分自然地流露出禅宗思想,笔墨之间氤氲禅意。第三部分为“担当的书画艺术分析”。本章主要分析担当的书法和绘画艺术,他的书法和绘画艺术均与“以书入画”和“以诗入画”这两种艺术观点有密切的关系,运用这两种观点分析其具体的书画作品,解读其艺术风格。担当对书画艺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思考,他的书画作品中处处可见书画、诗画相融合的表现形式,此种风格源于其世俗所学与禅宗思想的融合,以及对书画艺术的完美把控。第四部分为“担当在书画史中的地位及影响”。本章在梳理担当书画艺术成就的基础上,从担当在书画史中的地位和影响方面进行分析。担当长居滇南地区,故其作品流传并不广泛,但他的艺术成就丝毫不亚于“明末四僧”,然而艺术地位却相差甚远。担当的艺术地位始终未能达到与其艺术成就相匹配的高度,但随着对担当研究的不断深入,他在书画史中终会有一个合适的地位。更多还原

赵天
从《老子注》看王弼的贵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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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伟大思想的产生无法摆脱其所处的时代背景，王弼的贵无论思想正是产生于政权争斗与社会矛盾日趋激烈的魏晋时代。而在魏晋玄学中，虽然并没有出现“本体”一词，但在玄学思想的理论奠基人王弼的思想中已有“以无为本”和“以无为体”的本体论思想。　　王弼作为魏晋玄学的创始者之一，在对儒道思想继承的同时，又有自己的理论创新。他认为，万物统一于一个共同的本体，即“无”，世界万物之所以能存在，就是因为有这个本体，多种多样的世界万物，就是这个本体的表现，这就是所谓的“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然而贵“无”又绝非废“有”。王弼的哲学体系就是以贵无为核心，并且由这个“无”本体出发，贯彻于人事、境界，从各个方面来论证这个命题。于本体则论以无为本、以有为用，于人事则以崇本举末为核心。以得意忘象为方法论，以“名教”出于“自然”为社会价值观，以圣人体无、圣人有情谈及境界，因此王弼的贵无论哲学并非脱离现实的空论，而是紧扣社会现实。而《老子注》作为王弼最重要的著作之一，通过对于《老子》创造性的解读，完全体现其以无为本的思想核心。　　本文将上溯前人所论及的“无”之含义，从“无”“有”入手贯穿论析王弼的贵无论思想体系，由本体、人事、境界三方面对其贵无思想进行剖析。

杨旭
《诗经》四个英译本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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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的英译始于18世纪中叶，而后出现了众多《诗经》的全译本和选译本。本论文从中选择了四个影响力较大的全译本进行比较研究。这四个英译本分别是：詹姆斯·理雅各首次出版于1871年的非韵体译本，亚瑟·韦理首次出版于1937年的非韵体译本，许渊冲出版于1994年的韵体译本，以及汪榕培和任秀桦出版于1995年的韵体译本。这四个译本产生于三个不同的年代，两个韵体、两个非韵体，两个英国译者、三个中国译者，各个译者各自的文化背景和翻译动机又有所不同。由于上述差异，为论文中对这些译本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可行性。本论文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是有关《诗经》的概述，分别介绍了《诗经》的采编、分类、历史和社会地位、创作手法以及诗歌特点，包括其“风雅颂”的分类、“赋比兴”的创作手法、其作为儒家经典和教科书的文化地位等内容。第二章首先回顾了两个半世纪以来《诗经》英译的历史，其次对论文所选择的四个英译本从各个角度进行了全方位的详细描述。在第二章的末尾，作者对论文中使用的研究方法也进行了介绍。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四个译本进行比较研究。宏观研究主要侧重于四个方面的讨论，即译者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翻译目的、翻译对象和译者本人所持有的诗歌翻译理论或观点。笔者通过对五位译者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详细剖析，并结合其各自译本的特点，证实了译本在宏观内容和整体编排上的不同正是由这四个方而的差异所引起的。例如，理雅各的译本有长达182页的序、详尽的注释和完整的汉字索引，宛如一本《诗经》的百科全书，其目的在于对《诗经》从语言和文化两个层面向西方来华传教士进行详细的译介;韦理的译本打破了原书风雅颂的分类，按诗歌的主题将其重新划分为十七类，并删除了一些政治哀怨诗，其目的在于帮助西方普通民众欣赏《诗经》作为涛歌本身的特点;许渊冲在译本开首对《诗经》的特点和儒家“礼乐治国”的思想进行了入木三分的阐释，其主要目的在于向西方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汪榕培和任秀桦的译本不仅包含了中英文诗歌，而且对汉字也逐一进行拼音标注，并将中英文诗歌对照排版，很方便现代中外的双语读者进行阅读。分析表明，所有这些特点，基本都是由上述有关译者的四个方面的背景所决定的。在第三章的最后，笔者还粗略讨论了我国其他一些著名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对中诗英译所持的不同见解。第四章笔者从《诗经》中选择了四首脍炙人口的诗歌：《周南·关雎》、《召南·摽有梅》、《王风·君子于役》和《秦风·蒹葭》，并对其各种英译文从微观上进行了对比研究。理雅各的译文几乎是对原文内容逐字逐句的忠实解释，甚至可以说是无韵的、分行的散文;韦理的译文虽也不用韵，但却充满了诗歌的情趣，且着重于突出原文的意象;许渊冲的韵体译文尽可能地保留了原文的意美、音美和形美，也只有像他这样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学思想的人才能写出如此贴切而优美的译文;汪榕培和任秀桦的泽文虽在文化层面上不及许之深刻，但其轻快的文笔和对原诗音韵的保留也令人深感回味无穷。通过对各种译文的详尽的分析阐述，笔者揭示了四个译本的不同翻译风格和译者所采取的不同翻译策略，从而从微观上证实了翻译手法也在很大程度上为译者的文化和社会背景、翻译目的和读者群所制约;同时，论文还剖析了译者所持的翻译观对其译文的影响，从而揭示了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的指导作用。第五章是对论文的总结。诗歌翻译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在笔者看来，由于古汉语的语言特点，最优美的文学形式莫过于中国古诗词，而难度最大的翻译也莫过于中国古典诗词的翻译。有关中国古诗的翻译标准，许多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通过对《诗经》四个优秀的英译本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全面的比较研究，笔者试图证实无论是对于中诗英译本身，还是对中诗英译的批评，都不应存在单一的、绝对的翻译标准和评判标准。每个译者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和社会背景、其翻译目的和翻译对象，以及其对翻译的独到见解。从宏观角度上看，整个译本的内容和编排方式等基本上取决于这些方面;从微观角度上看，译者的翻译风格和采取的翻译策略也为以上诸多因素所制约。对于中国古典诗词英译的批评，应将本文中论述的所有相关因素都考虑在内，方能得到一个全面的、客观公正的评论。以笔者之拙见，只要译者达到了预期的翻译目的，并且其译文为预期的翻译对象所接受，那么其译作就应被认为是成功的。

闫晓喆
陶渊明、谢灵运诗歌风格的形成及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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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谢灵运的比较研究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本文主要从陶渊明和谢灵运诗歌风格的形成入手,研究陶谢在中国诗歌史上的特殊地位,以期把握风格形成的一般规律,进一步加深对陶谢诗歌的理解。本文试图从文学史的角度前后纵向的分析比较陶渊明、谢灵运诗歌风格形成的内因和外因；从美学、文艺心理学及风格学的角度对他们的诗歌作静态的横向比较,总结两者诗歌风格的特点及他们风格之间的联系。把对陶渊明、谢灵运诗歌风格的形成及特点放在文学发展的历史中考虑,既考虑文学发展自身的规律,也兼顾历史演变、社会发展等外部的因素。考察思想史与风格史之间的某种结合。同时又结合各个时代的“趣味史”,既对公众趣味作历史的研究。并且把陶渊明、谢灵运放在界定清楚的历史——文化氛围之中,考察与这一环境之间的关系。本文共分三章：第一章论述陶渊明、谢灵运诗歌的风格特点及意象生成和意境构建与风格的关系。通过分析古代以刘勰、钟嵘、苏轼、严羽等为代表,近代以王夫之、沈德潜、叶燮等为代表和现代以鲁迅、朱光潜、袁行霈等为代表的诗论家的论述,概括陶渊明和谢灵运诗歌的风格特点。将陶渊明的诗歌风格特点概括为：自然、平淡、古朴、情真、意远,同时表现出风格的多样性特点。谢灵运诗歌风格特点为：清丽、新俊、奇秀。从意境的建构看,陶诗中建构的兴象天然的意境,让读者面对诗人所创设的“第二自然”感受和体悟其对人生、历史、宇宙的思考,这是超越当下景物的一种哲理性的升华,是区别于哲学思辨的感性思考。谢灵运所创设的空寂中彰显生命的诗境,传达出的是鲜活的生命力。谢为其找到的归宿是抱朴含真的隐遁中彰显生命的活力,而陶渊明是在大自然和生活的“顺化”中去寻求自己的落脚点。第二章论述陶渊明、谢灵运诗歌风格形成的外因。分析研究了陶渊明、谢灵运的诗歌对诗歌传统的借鉴,主要分析了与《诗经》、《楚辞》、《古诗十九首》及建安诗风、游仙诗和玄言诗风格的关系。认为在历史的土壤中陶渊明、谢灵运分别汲取了不同的养料。陶、谢借鉴了《诗经》“比”、“兴”的情景构成方式,并且在自己的诗歌中形成了各自情景构成的特点。陶诗把“赋”法用在抒写个人的性情怀抱、理想、志愿上。也就是后人所评陶诗的“浅直”处,但也是其诗歌的“真率”处。陶诗继承了《楚辞》以物喻人,以物写志的方法,如以松、菊、归鸟、孤云、荣木等意象写自己的人格追求和理想。谢灵运对屈骚风格的借鉴主要不在喻象上,而在于一种“苦闷、求索”的格调、自我形象的塑造上。另一方面考察了社会政治、哲学思想、家族地域文化对陶谢诗歌风格形成的影响。政治经历的挫折决定了对不同哲学思想的选择和吸收,家族地域文化的影响,决定了他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表现为文学创作中不同的审美观。第三章论述陶渊明、谢灵运诗歌风格形成的内因。主要从个性特征、社会阅历和审美趣味三个方面分析了陶渊明、谢灵运诗歌风格形成的内在原因。认为从个人来讲,不同的个性特征、人生目标以及不同的人生阅历等因素形成了不同的审美趣味。而审美趣味直接影响了诗歌风格的形成。可以这样概括：陶渊明是向内寻求自己人格的独立完善,人生境界的升华。谢灵运身上有挥之不去的家族文化的影子和对家族荣誉的追求,诗歌中表现一种重振家族的愿望,审美趣味表现为对生命力的抒写和赞美。陶渊明、谢灵运经历不同、地位不同,但他们都共同找到了自己的情趣,而且在生活中不断的丰富自己的情趣,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诗歌风格。本文的结论是陶渊明、谢灵运的诗歌在中国诗歌史上是承前启后的。陶诗受传统诗歌影响较大,意象构成相对稳定,在“比”的框架内,多是静态性的构成。陶诗的意象也是如此的简单,但简单并不同于单调,同样在寻求一种对人生、宇宙的阐释。陶既是古朴诗风的集大成者,也是士人人格精神的代表。他的诗歌和精神影响了一代代诗人。谢灵运诗歌的意象重视当下,在诗人和景物性灵契合的瞬间构成动态性的意象,在诗歌中不断地捕捉这种相同中的不同,不变中的变化,幽寂中的活力,抓住那些能和自己内在的情感的律动相契合的物象,形成山水意境中明快的格调、清丽的风格,为成熟的唐代诗歌高潮的到来开创了道路。

罗小虎
《史记·天官书》考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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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天官书》是我国传世的最早的天文学百科全书,对我国西汉以前的天文学及相关学术进行了系统总结,由于《天官书》的许多内容与星占有关且文字古奥,使得现代的一些学者认为《天官书》就是星占迷信之书,因而忽视其价值。本文认为,《天官书》不仅是西汉以前天文学的最高成就,而且是司马迁著《史记》以“究天人之际”的集中体现,并对考察上古时代思想文化史具有重要价值。本文的目的,是欲通过对《天官书》较为全面的研究,即考察其文本、天文学、星占学等方面的内容,使《天官书》变得容易理解而不再是“天书”,并阐明其内涵意蕴,揭示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思想实质。本文的内容,大体包括对《天官书》文本的考察,对《天官书》内容的释疑以及星占学解三个方面。全文共分为九章。第一章,对“天文”、“天官”及《天官书》记载的星官进行了考证。对《天官书》的作者、著作时间、材料来源、结构内容等方面予以考证,证明现存《天官书》为司马迁原作；第二章至第三章,重点对《天官书》天文方面的内容进行释疑,共分五宫、五星、日月异星、岁占论赞四节；第四章,紧密围绕《天官书》文本,揭示其星占学原理,分星占学理论基础和星占原则两节；第五章至第九章,针对《天官书》中的主要星占形式,分别就具体的星占方法和手段进行了考述,对难解问题和重要的星占术语予以探究,分恒星占、行星占、日月占、云气占、岁占共五章十七节；“结语”部分,立足《天官书》并纵观《史记》全书,对司马迁“究天人之际”思想问题予以考论,指出其“究天人之际”的实质就是究“天命”,重点在于探究“天命”和“王权更迭”之间的关系,并对司马迁的“天命”观进行了剖析。本文的创新之处有几个方面。《天官书》文本方面,用充分的文献证据证明现存《天官书》为司马迁原作,以解决自清代以来关于其成书问题的争论。天文学方面,用天文科学知识并结合正史《天文志》,证明《天官书》以“五宫”而不是以“五官”划分星官天区；对“四象”的起源和形成历史进行梳理,认为四象的形成时代在西周初,非一般认为的战国初期以前；利用传世文献并结合考古资料,认为“璇玑玉衡”是我国远古时代天文仪器的雏形；认为《天官书》是我国岁星、岁阴纪年法的总结,与之相关的《史记·历书》是我国干支纪年法的发端；指出《天官书》中月食周期的讹误。星占学方面,目前,还没有见到对《天官书》的星占学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所以,关于《天官书》星占学方面的论述,亦是本文的创新之一。本文总结归纳了《天官书》的星占学思想基础和原则,其思想基础即天人合一观和阴阳五行学说,其原则即“过度乃占”、联想比拟和对“德”的关注等。通过对这些观念的阐发,并结合古代天文学事实,说明我国古代星占学所生发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复就《天官书》的具体星占形式进行考述,以此揭示古代星占学所反映的天人思想、文化意识、政治制度和历史背景等。更多还原

赵继宁
苏轼题画诗“语-图”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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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学与绘画史当中，题画诗是一种独特的现象。作为以绘画作品为主要灵感来源的文学形式，题画诗不断朝着语言艺术与图像艺术高度融合的方向发展。诗画艺术所使用的不同符号，造成双方差异化的形式表征，然而二者在差异性的基础上，保留着向彼此转化的可能。苏轼的题画诗在形式和内容上，均体现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诗画交融美学理想，其题画诗的“语-图”关系既具有兼通的特性，又存在一定的缝隙，为研究者留下极为广阔的阐释空间。　　论文将苏轼题画诗引入当下文学与图像关系探讨的视野下，试图以古今互照、中西互通的思维与研究方式，探究苏轼题画诗中隐藏的“语-图”关系形态，从而为诗画交融美学的建构理路提供参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中国文学与图像关系研究的进程。　　论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　　首先对苏轼题画诗创作背景、作品形态以及思想基础进行述评。通过考辩题画诗的发展流程和定义可知，苏轼题画诗具有诗画合体与诗画分离的双重特性，可视其为文学与图像关系研究的重要观照对象。“郁郁乎文哉”的北宋从社会文化与美学思想的角度促进苏轼题画诗的生成，而儒道释相通的思想与艺术辩证法又为其提供丰厚的思想土壤，使得苏轼的题画诗在多个主体与艺术媒介的交互下形成一个开放而具有生长性的意义场。　　其次，引入兼性概念对苏轼题画诗的“语-图”关系进行阐释。苏轼在题画诗中提出的“诗画本一律”，可以阐释为诗歌与绘画，即语言和图像艺术之间具有一种互融互通的兼性关系。此兼性关系主要呈现为：苏轼题画诗“语-图”文体兼性、“语-图”创作兼性以及“语-图”审美兼性。诗与画的合体使得题画诗进化成一种图像和语言兼而有之的文体，并且在“文以达吾意，画以适吾心”的基础上获得了“语-图”精神本体兼性。在“语-图”创作论的维度，苏轼强调诗画创作中“妙想”与“摹写物象”之“同”，此二者串联了创作主体精神境界之“空且静”、想象环节之“身与竹化”、构思环节之“成竹于胸”、创造意象环节之“随物赋形”以及“不独画肉兼画骨”的形神统一艺术形态追求，从而还原了一条较为完整的“语-图”兼性创作理路。“天工与清新”对应的则是苏轼题画诗所提出关于语言与图像审美思想上的兼性特点，将“天工”和“清新”拆解出来进行观照，可分析出苏轼理想中诗画审美标准的共性所在。　　再次，基于莱辛关于诗画界限的观点与中国诗画美学的特质，剖析苏轼题画诗的“语-图”缝隙与弥合的现象。所谓题画诗的“语-图”缝隙，指的是题画诗与绘画之间，因为语言与图像两种不同的媒介表现形式存在着某些非对称性的特质，导致两个不同的文本在相互模仿、相互融合的过程中所产生的裂缝与空隙。“语-图”缝隙在苏轼题画诗中主要表现为诗歌语言的超感官描写、诗歌作为语言艺术在描述时间方面的优长以及诗歌对艺术空间的建构。正是由于这种“缝隙”的存在，才使得诗画交融的进路上始终保留着一个留白的空间，供观赏者在此施展无限的想象力，即通过品评诗歌而不断地想象画意，又根据对绘画的观看而持续地体悟诗情，从而获得源源不断的审美乐趣。　　最后，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出发，考量苏轼题画诗“语-图”关系的内在艺术价值及其对当前相关研究的启示性意义。苏轼题画诗“语-图”关系的兼性与缝隙，同互文性与间性理论内涵相适配，由此形成一个语言与图像和谐交融的节点，从而为构建文学与图像和谐关系提供经验。在艺术创作方面，苏轼题画诗“语-图”关系揭示出一种以通律思维为基础，内涵艺术跨界意识的大艺术观，给当下的艺术创作带来突破性创新启示。此外，通过分析苏轼题画诗“语-图”关系，可以对钱钟书关于“诗崇实，画尚虚”问题作出新的解答，即所谓“正宗”“高品”诗画标准的不同，一定程度上是在诗画之间腾挪出一块可供二者互化、互渗、互动的空地，从而保留两种艺术的活性与生长空间。

刘柯岑
《庄子》与《山海经》神话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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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是战国时期庄周及其后学所著的道家学派经典著作，其文善用寓言，汪洋恣肆，浪漫奇谲。《山海经》是一部主体部分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由楚人整理编纂的，包括山川、地理、民族、物产、祭祀、巫医、神话等内容的综合性文献。两书都是战国时期成书于楚地的文献，它们都受到了浪漫奇谲的楚文化的熏陶，因而从材料内容上到思想观念上都有相通之处。从古至今，很多研究《庄子》或《山海经》的学者都注意到了两书的联系。古人对《庄子》与《山海经》两书的比较研究大多是在注释类著作中，其重点是实证考据，自二十世纪初“神话”概念从西方传入中国以后，学者们将《庄子》与《山海经》比较研究的重点引入了“神话”这个蓝海，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方向和领域，如《庄子》神话复原研究、《庄子》与《山海经》神话意象研究、《庄子》哲学思想与《山海经》神话思维比较研究等等。但是，专门对《庄子》与《山海经》的神话材料进行全面、系统的比较研究的文章还没有出现。而且纵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庄子》与《山海经》神话比较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它越来越向着形而上的方向发展。但随之也出现了一个问题，由于缺乏文献材料的支持，这些研究的成果很多都难以令人信服。因此，本文将重拾古人文献考据的方法，让《庄子》与《山海经》神话比较研究回归到文献中来。一方面，本文系统地爬梳《庄子》与《山海经》中的同源神话材料，并对其中有代表性的神话材料做个案研究，分析它们在两书中的联系与差异。另一方面，本文也尝试总结《庄子》改装上古神话材料的方法，并从《庄子》哲学思想及战国时期社会背景的角度分析《庄子》作者采取这些改装方法的原因。如此一来，既可以增进我们对这些同源神话文本的认知，也可以增进我们对《庄子》借用神话表达哲学这种艺术手段的认识和了解。根据以上思路，本文分为四章，五个部分。首先是绪论，这一部分包括三节:第一节为“研究概念及范围对象”，包括“神话”的概念、“《山海经》神话”的范围对象以及“《庄子》神话”的范围对象;第二节为“相关研究现状综述”，梳理了从古至今《庄子》与《山海经》比较研究的方向与领域;第三节为“研究思路与方法”，针对《庄子》与《山海经》神话研究越来越哲学化的现状，提出回归文献本身的研究思路与方法。然后是《庄子》与《山海经》共见神话材料的个案研究。在爬梳《庄子》与《山海经》有关的神话材料时，笔者发现它们基本上都集中在“神山圣水”、“神鸟神兽”以及“神祗形象”这三个部分，所以《庄子》与《山海经》共见神话材料的个案研究将分为三章排列。第四章，也就是本文的最后一章，将总结《庄子》改造《山海经》共见神话材料的方法与采取这些方法的原因，共分为四节:第一节，神山圣水的抽象化;第二节，神祗、神兽名号的哲理化;第三节，祖先神形象的世俗化;第四节，神鸟神兽与自然神形象的人格化。

李紫宇
乌台诗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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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是对苏轼的专题研究.乌台诗案既是苏轼人生与创作的一个转折点,又是一场著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事出有因,然而查无实据,不同的人因目的不同而对涉案诗文有着不同的阐释.台谏确实是在搞逼供,然而苏轼并未屈招.该文对此展开全面而较为深入的研究,从乌台诗案的前后、内外多方位观照,主要运用统计学与阐释学的方法,力图客观公正地描述乌台诗案,从而加深对苏轼其人其作的把握,并对文字狱有一个具体而明晰的认识.第一章是对乌台诗案的概述,简介诗案发生的前因后果.第二章从诗案兴办者——台谏的角度进行探讨.第三章从诗案受害者——苏轼的角度进行分析:第四章分析了乌台诗案对苏轼个人的影响,这种影响有精神上与创作上的,集中体现在黄州期间作品的内容、风格、体裁的变化上.乌台诗案更开启了苏轼后半生接连不断的文祸,影响深远.第五章勾勒了宋人及后人对乌台诗案的各种看法,这些看法既是他们对涉案诗文的阐释,又是乌台诗案一种广泛而持久的影响.

周克勤
宋初“白体”诗日常生活书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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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初“白体”诗作为宋代文学史的开篇，上承中唐白居易诗歌风格，将平凡生活琐事写入诗歌，使诗歌更加贴近生活，下启宋诗通俗化诗歌特色，在宋初乃至整个宋代诗歌史上都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目前学界对宋初“白体”诗在诗歌内涵、形成与发展、单一作家作品等方面的研究相对比较成熟，有一些值得尊重和借鉴的研究成果，但对于宋初“白体”诗整体诗歌风格并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现，在论及其诗歌作品与诗歌内涵时都是对成员作家作品分而论之，从整体上把握较少，虽部分著作和论文也涉及到宋初“白体”诗多侧重日常生活的书写，但也仅是一笔带过，并没有形成对宋初“白体”日常生活诗歌的专题性研究。因此本文从日常生活与文学创作的角度出发，对宋初“白体”日常生活诗歌的内容主题与艺术特色进行梳理，以期完善宋初“白体”诗的研究，同时弥补相关研究中的不足之处。　　本文主要由绪论、正文及结语三个部分组成。　　绪论部分主要论述目前学界有关“日常生活与古典诗歌”和宋初“白体”诗的研究现状以及研究意义，并指明论文的构想、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第一章主要从宏观角度探讨“白体”诗在宋初的流行状况，从宋人对白居易诗歌的接受、宋初“白体”诗派和“白体”诗盛行的原因三个方面展开。首先通过宋人对白居易诗歌的品评和学习效仿两个方面进行梳理，对白诗在宋初的接受情况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其次对“白体”概念及其流行时间进行考述和界定，并进一步指出宋初“白体”诗的诗歌特点。而后，结合时代背景和创作环境，并联系文人心理，主要从宋初士人的生存环境、宴游唱和之风的兴盛、五代宗白诗风的延续与宋初文人心理三个方面展开，以期能够深入剖析宋初“白体”诗盛行的外因和内因。　　第二章主要论述宋初“白体”诗日常生活书写主题。本文以《全宋诗》中收录的宋初“白体”诗人的诗歌为文本依据，将其日常生活诗分成山水游历、醉心典籍、躬耕田园、杯酒光影和亲友往来五个主题加以论述，并结合创作主体的仕宦历程、人生境遇，进一步分析其创作缘由和文人心理。　　第三章主要论述宋初“白体”诗日常生活书写方式。宋初“白体”诗人以生活入诗，以其独特的书写方式感悟生活，展示细节，抒发自在闲适的精神追求。本文将宋初“白体”日常生活诗的书写方式分为物象选择的生活理趣、细腻生动的生活展示、吟咏情性的情感表达和易闻易晓的语言风格四个方面展开论述，旨在说明宋初“白体”诗日常化、世俗化的特点。　　第四章主要论述宋初“白体”诗在宋代诗坛的地位与影响。通过梳理宋人对宋初“白体”诗人及其诗作的相关品评，苏轼、黄庭坚等人对宋初“白体”诗日常化、世俗化特点的继承和探索，以及“白体”逐渐式微原因分析，探讨宋初“白体”诗在宋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及价值。　　结语部分总结全文。宋初“白体”诗，近承中唐白居易诗歌浅近平易的诗风，将审美的目光转向生活，在诗中频繁书写日常生活，流露具有自身日常生活情趣和文人情怀，使得诗歌生活气息浓郁，达到了情感与生活的深层次融合，在诗歌主题和书写方式方面对宋代诗学的现实性与世俗化的形成颇有助益。因此，研究宋初“白体”日常生活诗歌，对完善和丰富宋代诗歌具有重要意义。

廖雯
宋代文人画风格的生成及其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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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宋代是中国古典文化的巅峰时期，文人士大夫作为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在宋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尊敬。文人地位的升高，带动了文教事业的隆盛和整个社会范围内文化品味的提升。而在政治上，宋季国力衰微，屡受欺凌，俯首于北方游牧民族，这使得向来具有救世情怀的文人感到失望和痛苦。心灵是痛苦的，精神却是无限自由的，这使得士大夫们纷纷远离黑暗的政治环境，保持人格的独立，从而在心理状态上保持一种隐居的状态，文人画是画中带有文人情趣，画外流露着文人思想的绘画，于是文人画成为他们发泄心中愤懑情感的最为有效的工具。文人画本质特征的深刻内因是文人画的审美价值取向，在中国环境里深受中国哲学熏染、政治伦理影响、文人传统陶冶的文人，在他们的艺术中表现出的昂扬向上，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人格力量对后世的影响早已超越了审美的境界，而成为了一种心灵的告白激励着中国的文人。不少文人画相关著作多注重对作品感性研究和艺术图式的研究，而我则力求更多的站在哲学和美学的视角看待文人画的萌蘖。本文立足于宋代的时代、政治、文化背景，以儒道释三学的交融互动为经，以宋代文人画的理论建构以及艺术特色为纬，采用美学范畴分析的方法，层层推进，梳理起宋代文人画思想以及艺术特征衍化的理论文脉。文章的第一大部分是介绍文人画产生时代背景，包括经济和社会文化因素的推动力;第二大部分是详细介绍儒道释三家思想对文人画创作理论的影响，这也是贯穿本文的一个重要脉络和重要的分析依据;第三部分是进入到风格分析，本文以文人画风格范畴演进的方法，对文人画风格的发生发展以及对后世文人画的影响作出讨论。宋代是真正意义上的文人画理论的滥觞阶段，尤其是在文人画的创作理论方面，奠定了日后文人画发展的基调，为文人画的嬗变指明了方向，即使在文人画艺术成就最为鼎盛的元代及之后明清时代，我们都可以看到宋代文化范式和审美意识对文人画强烈的感染和影响，在理论上表现为奉宋文人画理论巨擘苏轼、米芾、黄庭坚等为圭臬。甚至可以说，宋代以后的文人画是沿着宋代文人画的理论规范一路走来的，是在宋代的艺术大师的基础上继续拓展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宋代文人画对文人画艺术的走向的影响不亚于文艺复兴对西方绘画传统的贡献。文人画历经各代文化的冲击改造，都不曾改变宋文人画理论的痕迹，宋代文化是文人画的母体，因此研究宋代文人画的理论特色和艺术特点就显得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金鹏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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