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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挖掘和传承东坡文化？来听听专家、学者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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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生易兰萌本报记者陈燕利熊莉文/图为弘扬“东坡文化”，推动苏学研究，6月18日下午，我市召开“三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专题研讨会。来自西南财经大学、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院、《四川日报》等机构的多位市外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就我市如何进一步保护、发掘、继承、弘扬三苏文化展开探讨。“让东坡产业做大。”“东坡文化应在回归历史的同时加强创新。”“应创建四川（眉山）全球苏学研究中心，示范推动我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眉山应围绕东坡文化打造精致的文创产品。”……研讨会上，专家学者站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围绕三苏文化的传承发展、品牌整合、特色创意等话题展开讨论，大家畅所欲言，从思路、措施、途径等多种角度为我市文化建设把脉问诊，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建议。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秘书长戴路让东坡文化产业做大，要本着对东坡历史负责的态度，严把文化质量关。将东坡精神讲透，发挥示范引领效应，推动东坡文化在全球的传播。把东坡文化说全，打造传承发展的综合体系，比如做好城乡联动，既要将苏东坡打造成眉山的城市名片，又要将东坡文化的经典元素、标志符号、人物形象、故事情节推向乡村舞台、纳入乡村规划设计。还可以结合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催生新的文化创意生长点。省政府参事、西南财经大学教授曹德骏苏学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战略高地，创建四川（眉山）全球苏学研究中心并示范推进高质量文旅产业发展很有必要。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阮怡苏轼在各方面都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应努力挖掘苏东坡与当今精神文化建设的内在联系，古为今用，建议建立苏学论坛，介绍传播苏东坡在各方面的成就，从文学、艺术、美食、情感等多个维度出发，多层次解读苏东坡生命感悟、精神嬗变和艺术升华的过程。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肖云文化本身不是产业，文化要搞成产业，就该有创意。文化如何通过创意变为产业呢？那就一定要将文化感性化。一个孤立的东西，有时候不可能成为旅游景点。三苏文化应该怎么弄？哪些可以感性化？哪些可以体量化？如何创新？我们应该有一个具体的工作方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小说《新宋》作者阿越眉山是很有文化底蕴的地方，每个人喜欢苏轼的感觉都不同，到底是哪种感觉让人更有共鸣感，作为“东坡故里”，眉山要挖掘和传承东坡文化，就必须找到一个精准的定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研究员、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张淘苏轼在日本的影响是非常久远的。在现在的日本学界，关注度是非常高的。其实在南宋末期，苏轼的集子已经流传到日本了。日本不缺乏对苏轼的研究者们和爱慕者们。眉山弘扬东坡文化，不仅要做文化输入，还要做文化输出，比如与苏轼有关的诗文、产品等。东坡文化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弘扬东坡文化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必然要求，挖掘好、发展好东坡文化对促进我市转型发展、弘扬优秀文化、增强发展自信具有重要的意义。眉山将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强烈的使命担当，积极传承和弘扬东坡文化，促进全市文化产业健康发展。

2019-06-30
大才子苏轼的宦海浮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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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鼎、铜鼓、玉带、金山图，这是著名的“金山四宝”。其中最具传奇色彩的，无疑是苏东坡玉带。《苏轼诗集》有诗《以玉带施元长老，元以衲衣相报，次韵二首》。其一云：“病骨难堪玉带围，钝根仍落箭锋机。欲教乞食歌姬院，故与云山旧衲衣。”其二云：“此带阅人如传舍，流传到我亦悠哉。锦袍错落差相称，乞与佯狂老万回。”这两首诗的背后，有着一段有趣的故事。清人王文诰注此诗，曰：“佛印禅师住持金山寺。公便服入方丈。师云：‘此间无坐处。’公戏云：‘暂借和尚四大，用作禅林。’师曰：‘山僧有一转言，言下即答，当从所请；如稍涉拟议，则所系玉带，愿留以镇山门。’公许之，便解带置几上。师云：‘山僧四大本空，五蕴非有，欲于何处坐？’公拟议未即答，师急呼侍者云：‘收此玉带，永镇山门。’公笑而与之。师遂取纳裙相报，因有二绝，公次韵答之。”佛印禅师是北宋高僧。据《金山志》载：“了元佛印禅师，字觉老，饶州浮梁林氏子。出家，即遍参圆通讷公，以为书记。先住江州之承天，继迁淮之斗方、庐山之开先、归宗，润州之金山、焦山，凡四十余年。缙绅之贤者，多与之游，名动朝野。神宗赐高丽磨衲金钵，以旌师德。”佛印和苏轼交情十分深厚。关于东坡玉带的故事，亦见宋普济《五灯会元》卷十六。据《五灯会元》所载，苏轼将玉带留下之后，乃作偈曰：“百千灯作一灯光，尽是恒沙妙法王。是故东坡不敢惜，借君四大作禅床。”金山寺为此建起留玉阁，收藏这条珍贵的玉带。东坡玉带的故事，民间流传甚广。除了玉带，苏轼和佛印之间还留下了不少趣闻逸事。如清褚人获《坚瓠集》记载，苏轼生平喜欢吃猪肉，佛印主持金山寺时，得知苏轼要来，事先烧了一大锅红烧肉，虚席以待。没想到，肉却被侍者偷吃了。等苏轼到了金山，只剩下空空一口锅。苏轼没有生气，相反赋诗一首，云：“远公沽酒饮陶潜，佛印烧猪待子瞻。采得百花成蜜后，不知辛苦为谁甜。”陶潜指的是陶渊明，子瞻是苏轼的字。诗中苏轼用了一则典故。东晋时，慧远法师邀集名士，共结“莲社”，可陶渊明却是屡请不来。慧远得知陶渊明嗜酒如命，于是破例为他准备了好酒，延请陶渊明赴会。陶渊明是慧远的方外好友，苏轼以此来比喻自己和佛印的友谊。苏轼将玉带留在金山寺，这件事发生在元丰七年（1084）八月。当时苏轼由黄州调任汝州，在赴任途中，他顺道来到润州，拜访佛印。次年七月，苏轼从常州赴登州上任，又一次途经润州。这次在金山寺与佛印禅师会面，苏轼带去了一部《楞伽经》。《楞伽经》是著名佛教典籍，苏轼得到的《楞伽经》，乃好友张方平所授。据涵芬楼《说郛》记载，张方平以《楞伽经》授苏轼，云：“且以钱三十万，使镂板印施于江淮间。”苏轼说：“此经在他人尤为稀世之瑞，况于公乎？请家藏为子孙无穷之福。”佛印听说此事后，对苏轼说：“印施有尽，书而刻之则无尽矣。”佛印的意思是，刻印佛经、广为布施，所做的功德是有限的；如果能够手书佛经，然后再去刻印，这才是功德无量的事情。苏轼于是留在金山寺，手书《楞伽经》。佛印同时请人到钱塘去找能工巧匠，刻印《楞伽经》，使其流传四方。佛印请苏轼手书《楞伽经》的本意，很可能是希望通过苏轼的名声，来弘扬这部佛经。苏轼在金山寺写经的地方，后来被称为“楞伽台”。从熙宁四年（1071）到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一生先后十余次到过润州。而这十多次到润州的经历，其实见证了苏轼的仕途坎坷，宦海沉浮。熙宁四年，是有确切文字记载的苏轼第一次到润州的年份。这一年，他三十六岁。因为反对熙宁变法，苏轼由京师被外放为杭州通判。这年十一月，在赴杭州上任途中，苏轼经过润州。他前去金山寺，拜访宝觉、圆通两位长老，并夜宿金山寺。第二天，他又从金山放船至焦山，并北固山，游甘露寺。苏轼著名长诗《游金山寺》，就写于这次夜宿金山之时。这首长诗给后人留下一段悬案。人们怀疑，苏轼在金山寺观赏江景时，看到了不明飞行物。为什么这么说呢？诗里有这么几句：“江中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鸟惊。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这是苏轼笔下描绘的江景。江面上好端端地，怎么会出现如此诡异的景色呢？苏轼当年在金山寺究竟看到了什么，今天我们已经无从考证了。熙宁七年（1074）正月到四月，在杭州通判任上的苏轼曾到润州督导赈灾。在此期间，苏轼除了再游金山和焦山外，还和柳子玉、刁约一起，游玩南郊鹤林寺和招隐寺。柳子玉名柳瑾，他和刁约一样，都是润州丹徒人。柳子玉的儿子柳仲远娶的是苏轼的堂妹。柳子玉其时到舒州赴任，正巧经过润州，遂和苏轼得以相见。苏轼和刁约、柳子玉吟诗唱和，留下不少诗作。除了佛印，苏轼和金山寺宝觉禅师也是方外之交。苏轼有诗题曰《金山寺与柳子玉饮，大醉，卧宝觉禅榻，夜分方醒，书其壁》，即写于此次润州之行。据清查慎行诗注：“此诗真迹，鄱阳洪迈得之。淳熙十六年（1189），刻石于当涂郡斋。”当年九月，苏轼由杭州通判改任为密州知府。赴密州上任途经润州，苏轼和胡宗愈、孙洙、王存等同登多景楼，唱酬山水。苏轼舟过金山时，并未停留。宝觉禅师得知后，驾着小船追赶苏轼，为其饯行。苏轼到密州之后，宝觉禅师专门派人送去书简，致以问候。苏轼复简的同时，以《后杞菊赋》回赠宝觉。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轼改任湖州知府。赴任途中，他再一次经过润州。刁约这时已经病逝，苏轼亲自前往京口万松岗刁约墓地，吊唁好友。为此，苏轼写下了《祭刁景纯墓文》和《哭刁景纯》诗。其时江面突起大风，无法行舟，苏轼遂在金山寺淹留了两日。距离上次来到金山，一转眼已五年过去了。苏轼深感时光之倏忽，写诗一首，以赠宝觉。诗题《余去金山五年而复至，次旧诗韵，赠宝觉长老》。可让苏轼怎么也想不到的是，短短几个月后，令他九死一生的“乌台诗案”案发。朝廷派太常博士皇甫遵以及两名台卒，赴湖州抓捕苏轼。据《孔氏谈苑》记载，苏辙得知这一消息后，赶紧派人到湖州通知苏轼。可是送信之人怎么也赶不上皇甫遵一行。当时皇甫遵带着儿子一起赴湖州。正巧经过润州的时候，皇甫遵的儿子生了病，为了替儿子求医问药，皇甫遵在润州耽搁了半天。如此一来，送信之人才抢先一步，赶到湖州，将此事告知苏轼。苏轼安排妥当公务，静候皇甫遵的到来。

2017-09-08
当代学者的仰苏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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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俊鹏：三临书院仰高风苏东坡是中国历史文化璀璨的明星。林语堂说：苏东坡是“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人物。东坡所生活过的地方如今成为闻名遐迩的名胜古迹，吸引万千游人纷至沓来。“高风绝代赢人仰，苏学扬名值世崇。”我们家仰苏书屋这幅楹联，也许最能表达“苏粉”对东坡敬仰的心声。现在，我们先说一位十分敬仰东坡高风亮节的邱俊鹏先生。邱峻鹏，1930年1月16日出生，四川隆昌人，是我国著名古典文学研究学者、苏轼研究专家。邱俊鹏先生四川大学毕业后，即留校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1980年9月至2005年8月期间，主持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的组织、学术工作，历任秘书长、常务副会长、会长、名誉会长，为学会发展呕心沥血。为了开展东坡学术研讨会，邱俊鹏先生曾三次来儋州东坡书院朝拜东坡。第一次，1987年12月16日，邱俊鹏先生光临东坡书院，出席儋县纪念苏轼贬儋八百九十周年活动。他看到修复后的东坡书院十分感动。他在东坡祠前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苏轼与历代被贬来海南士大夫很不相同，他对海南的积极影响，也是历代被逐来海南的士大夫中绝无仅有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他很快从绝望、悲苦中振奋起来，面对恶劣的物质生活条件，旷达乐观。第二，尽力为海南人民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好事。第三，创作了大量光辉作品。他说：“苏轼谪居海南的种种表现，不仅在古代逐臣中是绝无仅有的，而且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凡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人，不管他生前的遭遇、处境如何，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历史是不会忘记他的。”第二次。1995年7月20日至22日，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和儋州市政府在儋州联合举办全国第八次苏轼学术讨论会。邱俊鹏先生在开幕式上代表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发表讲话，在学术讨论会上又发表论文《苏轼贬儋时期的理想追求与自我派遣》。他在文章中高度评价东坡：“苏轼是一个有理想、有骨气，而又黑白分明、感情丰富的诗人。”他坚信自己立身行事的正确，坚持自己的理想追求。22日，他和与会代表又一次参观东坡书院，感受东坡的高风亮节。第三次，2010年12月18日至19日，他参加首届（儋州）东坡文化节。19日，东坡国际论坛在东坡书院钦帅堂前举行。他以《苏东坡希望人民富裕》为题发表讲话。他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每一个朝代都在改革，如果不改革社会就要停止。苏东坡、王安石之间争论的焦点在于：王安石追求的是国库充盈，苏东坡希望的是人民富裕。苏东坡遇见不公平的事情便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敢于直谏皇帝，敢于劝阻宰相，难免不给自己惹事。苏东坡对黄冈、惠州、儋州三个地方做了很多事情，在举办纪念东坡的各种活动时，要宣传他以民为本、和而不同的理念，这些才是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邱俊鹏先生三次光临东坡书院发表的肺腑之声，表达他对这位“千年英雄”的无比敬仰。康震：载酒堂前情思长2007年7月27日，赤日炎炎，热风炙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康震来访东坡书院。东坡书院经过重修，面貌焕然一新：新亭耸翠，殿宇堂皇，古木幽茂，群芳竞秀。这位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网红主讲康震站在载酒堂里，情思泉涌，激动万分。昔日主讲《苏轼》的情景像电视的镜头一幕幕闪现：少年成名、步入仕途、大难临头、潇洒东坡、赤壁绝唱、东山再起、知难而退、一贬再贬、巨星陨落……他感叹：“苏轼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永远不会消失。他的生命，好似一段涓涓的溪流，渐行渐远，离开了我们的视线，但最终汇入大海，永远不会干涸；他的生命，好似一轮皎皎的明月，时隐时落，从我们的视野里消失，但终究还在星空闪耀，永远不会黯淡；苏轼是永生的，他永远都将在中国文化的星河中川流不息，熠熠生辉！”康震对苏东坡有说不尽的情感。他在《康震评说苏东坡》书中说：“苏轼给我们最强烈的第一个印象就是：特别富有生活情趣，特别善于发现并创造生活趣味……他自己充分地享受着各式各样的生活趣味与快乐，也让不同的人分享到了这样的趣味与快乐。”“苏轼给我们最强烈的第二个印象就是：面对生活的苦难，表现出超然旷达的境界。苏轼一生，经历了三次巨大的贬谪生涯，还有其他数不清的不如意与挫折，但是他却从来没有被这些挫折所打倒、所击垮，即便是在孤悬海外的儋州，孤独的他也依然笑面人生，苦中寻乐。”“苏轼给我们最强烈的第三个印象就是：他天才的文学创造力与表现力。”“在六十六年的生涯当中，他给我们留下二千七百多首诗，三百多首词，四千八百多篇文章，总数加在一起接近八千首（篇）。”“苏轼给我们最强烈的第四个印象就是：他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少有的文化全才。”康震徜徉在载酒堂，注视墙上的《坡仙笠屐图》，感受东坡的随乡入俗，超然旷达的情怀。他说：“苏东坡，这个乐观主义者、伟大的文艺天才，老百姓最亲密的朋友，他将勤政爱国、关注民生的执著精神，达观自我、超然物外的旷逸气质，热爱生活、诙谐天真的盎然情趣，闲适优雅、从容不迫的潇洒风神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终于成就了一个可爱的苏东坡、伟大的苏东坡，成就了一个千百年来在老百姓心目中永恒不朽的苏东坡！”他情思如万里波涛翻腾，心中蹦出一首诗：“千里来寻桄榔庵，载酒堂前情思长。儋州椰林茂如海，恰似东坡诗文扬。”刘墨：挥之不去仰苏情刘墨先生，是独立学者、自由艺术家，中国美术史硕士、文艺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现为北京大学历史文化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客座教授。2011年7月1日，被聘为“2012（伦敦）奥林匹克美术会”艺术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刘墨先生不单书法画艺上有极高的造诣，文、史、美学等艺术学术方面的素养更是蕴厚。他创作并出版了备受世人瞩目的巨著——《苏东坡的朋友圈》。苏东坡是多才多艺的艺术家，刘墨也是独立学者和独立艺术家，艺术家写艺术家，刘墨先生用其独特的艺术视角，从不同的侧面为我们展现了一个鲜活的苏东坡。刘墨先生是2019年冬，因被邀至三亚参加一个年会，期间绕道儋州造访东坡书院的。事后，他将这次游踪真实地记录在他的《“兹游奇绝冠平生”——儋州与海口的“东坡书院”》文章里，并公开发表在《中国书法》杂志。刘墨先生的美文，灵逸洒脱，引经据典，文意新颖，富有哲思，史识、体例、趣味相通相融，令人赏心悦目。他用自己的亲身体验，去感受苏东坡晚年千里投荒来儋州贬居的艰辛苦楚，引用令人信服的文史资料，旁征博引，雄辩地论证东坡书院自宋代就有的历史事实；并用详实的史料数据，向世人展示了苏东坡贬居儋州的创作成果和东坡书院对儋州乃至海南的文化贡献。文章字里行间，充满着刘墨先生对苏东坡的深深景仰，包含着他浓浓的挥之不去的仰苏情。刘墨先生在文章里还用包含感情的笔墨为我们讲述了苏东坡渡海前的悲惨经历和承受的非人般的无情打击。用他艺术家的行为方式去体苏东坡之感，用最接近当时的方式体验苏东坡的内心感受，从中品味苏东坡。真实的感受来自于他亲身的体验，真是匠心独运，别出心裁。刘墨先生引用了在载酒堂看到的乾隆年间当地举人张绩和清代儋州知州孙宗礼所题的对联，以及李光在《迁建儋州学记》中的记载和明代琼山进士唐胄《修建儋州儒学记》的内容，列举了自“载酒堂”建成以后，苏东坡“给儋州这个文化荒漠带来了文化教育”所产生的影响和苏东坡著述成果。由衷地发出感叹：“有了可以讲学的地方，有了学生，东坡的心境明显开朗起来。”能够为民做事，传播文化，著述撰文，是医治苏东坡心灵创伤的灵丹妙药。从刘墨先生的文章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没有苏东坡，就不可能有“载酒堂”，没有“载酒堂”以文会友、教化移人的场所，也就没有“琼之有士始乎儋，琼之士亦莫盛乎儋！”和“海外衣冠盛事”的景象。刘墨先生带着浓浓的仰苏之情来儋州寻访东坡书院，虽然脚步匆匆，但他灵逸洒脱、高谈雄辩的话语却在东坡书院的历史天空中久久回荡，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启示。

■ 韩江波韩国强

2023-11-30
蜀中大琴家苏东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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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书琴事》琴音不拘雅俗苏轼父子兄弟所作的琴诗、琴文，今天可查得50余篇，其诗文写作地点并非都在蜀地，很多是在任职的地方作的。我们从苏轼家人所留琴艺诗文研究蜀琴，是以他们为生在蜀地、长在蜀地之琴人为出发点。在宋代，将琴意、琴境推到至高的境界，这在蜀地、在中国都要称苏氏家族了。而苏轼直写琴或以琴相衬寄情达意的诗，仅笔者所编的《中国乐舞诗》即集得30余首，而且大都是广为流传的精品，很多亦为《大还阁琴谱》等琴谱所收录。苏轼更被琴界称为前辈而受到尊敬。宋代蜀地的琴论不多，琴曲更是未见，琴论以苏轼的《杂书琴事》为典型。该书共有《家藏雷琴》《欧阳公论琴诗》《琴非雅声》《琴贵桐孙》《戴安道不及阮千里》《琴鹤之祸》《天阴弦慢》《桑叶揩弦》《书醉翁操后》《书林道人论琴棋》《书仲殊琴梦》《书王进叔所蓄琴》《文与可琴铭》十三章。这是今天所见到的宋代蜀琴的重要论文，备叙那时琴界琴人轶事。从琴学、琴乐美学、琴乐与民间艺术、制琴材料、琴的演奏、琴乐创作、琴的保养及藏琴等方面，论述自己对古琴及其音乐的见解和研究心得，记下了当时的琴乐动态。其中在《家藏雷琴》一章中，进一步讲述家藏著名雷琴，其文是：“余家有琴，其面皆作蛇腹纹。其上池铭云：开元十年造，雅州灵关材。其下池铭云：雷家记，八日合。”这里首先肯定了所藏之琴是唐开元十年斫制的，琴材是采自雅州灵关某地的木材，并注明“不晓八日合为何等语也”。下面还记叙这张琴的特点是：“岳不容指，而弦不先攵，此最之妙，而雷琴独然。”他为探得雷琴的妙理，“求其法不可得，乃破其所藏雷琴，求之琴声出于两池间”。琴的外形特点是“其背微隆，若薤叶”，这正是唐代雷琴的特征所在。接着又讲琴的声音特征是：“声欲出而隘，徘徊不去，乃有余韵，此最不传之妙。”可以说，有这样品质的琴，那当然无疑也是绝特之器了。《杂书琴事》论述一些琴事时，都从琴学、琴乐美学、琴乐与民族民间音乐艺术的关系等立论。特别在《琴非雅声》一章中，苏轼一改他以前的一些论琴音雅正的传统观点，提出自己的见解，文中说：“世以琴为雅声过矣，琴正古之郑卫耳，今世所谓郑卫者，乃皆胡部，非复中华之声。自天宝中坐、立部与胡部合，自尔莫能辨者，或云：今琵琶中有独弹，往往有中华、郑卫之声，然亦莫能辨也。”这说明琵琶曲的创作早就将雅乐（中华)、胡乐(郑卫)音调融合在一起，即今天所说的将不同风格的音乐素材巧妙地组合成一首完整的曲子。当然，其说“莫能辨”有过之，稍有专业知识和生活体验的都能辨别出乐曲的音乐地域属性和民族属性来。我们都知道传统的“郑卫”“雅乐”的观念历时已久，把西域或西亚传入的音乐称之为“胡乐”或“郑卫”之声，认为是扰乱“雅正”之乐的怪物，对之极为鄙视并加以排斥。事实上西域少数民族音乐或西亚传入之音乐，应是该地域雅正之乐。随着经济、文化的交流，中原大地传统的雅正之乐渐与西域胡乐互相融合，互为借鉴，共促发展，所以才有唐天宝时宫中“坐、立部与胡部合”的情况。苏轼批评那些世俗而片面的、以琴为雅声的说法，认为琴音正是古之郑卫的音乐，乃胡部之音。并在《次韵子由弹琴》一诗中非常鲜明地表明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态度说：“琴上遗声久不弹，琴中古意久长存，苦心欲记常迷旧，信指如归自着痕。”苏轼对“雅乐”“郑卫”之声的认识在当时的可贵之处在于其不说是提倡郑卫之音，但确实给郑卫胡部之乐以正确的地位，从思想上对之不加鄙视，他不拘泥雅俗，从而赋予古琴以新的意义。为《阳关曲》《醉翁操》填词在苏轼的琴学艺术生涯中，我们未曾发现他创作过古琴乐曲，但我们已知他曾为多首古琴曲填词，并成为佳作，至今传于琴坛，成为经常弹唱之曲。据俞樾《湖楼笔谈》载，他给《阳关曲》填写过三种不同的歌词，一赠张继愿，一答李公择，一咏中秋月。苏轼曾说：“琴曲有《瑶池燕》，其词不协，而声亦怨咽，戏变其词作闺怨。”特别为太常博士沈遵的琴曲《醉翁吟》填写了著名的歌词，记名《醉翁操》。关于苏轼填《醉翁操》一词，琴史上有这样一段传说成为佳话：此曲是沈遵为欧阳修《醉翁亭记》中那“琅琅幽谷，山水奇丽”的仙境所感而度成琴曲，名《醉翁吟》。其曲节奏疏宕，音指华畅，琴者以为绝伦。然而有声无词，欧阳修曾为此曲作过歌，但同琴声不合。在欧阳修和沈遵死后30余年，沈遵生前琴友庐山玉涧道人崔闲以此曲无词为憾，遂请东坡居士为曲填词，东坡欣然允诺，顷刻而就。这说明苏轼对琴乐理解的深刻程度，才有超越欧氏词而与琴声相合的完美的名操，这就是留给我们的名曲《醉翁操》，又名《醉翁吟》。这曲《醉翁操》填成后，他这样写道：“二水同器，有不相入，二琴同手，有不相应。今沈君信手弹琴，而与泉合，居士纵笔作诗，而与琴会，此必有真同者矣。”这是苏轼于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四月二十四日写给沈遵之子、本觉法真禅师的信。此话说得再明白不过，诗歌与琴曲要相应相合，莫过两者的心通而同道者矣。该曲存于明代著名琴谱《风宣玄品》中。苏轼在同友人的交往中，琴成为他寄情抒怀不可或缺的内容。如他的《文与可琴铭》：“攫之幽然，如水赴谷。醳之萧然，如叶脱木。按之噫然，应指而长吟者似君。置之枵然，遗形而不言者似仆。”苏轼与文与可友情甚深，彼此间酬答赠和的诗篇颇多，两人又都好琴，故有多篇以琴托情的诗。这首《文与可琴铭》就充分描绘出了他们的情谊。诗中称赞与可指下那优美的琴声像山泉样婉转幽深，透来秋风落木般的松风清气，抚到激昂时就如赋诗作文样激情高涨，曲到幽静时又使人沉思无语。但这只是对文与可之器物——琴的赞美，更重要的是他在听了文与可演奏后对与可精湛琴艺的赞美。请注意诗中“似君”“似仆”中的“君”和“仆”，即“你”和“我”，这更说明苏文之间互为尊重的凝重感情。末句的“不言”更表叙了与可的琴艺深深地吸引了他，此时已达无声胜有声的境地。将琴人格化，反映出人与琴的深刻情谊，也反映出琴在苏轼生活中的地位。苏东坡是一个能琴的人，是一个深知琴理的人，是一个生活中离不开琴的人。他的琴词《减字木兰花》：“神闲意定，万籁收声天地静。玉指冰弦，未动宫商意已传。悲风流水，写出寥寥千古意。归去无眠，一夜余音在耳边。”写出了他对古琴的依恋。东坡一生为文为政，成绩伟大，却坎坷一生。其忠贞之情始终不被理解,宏伟抱负始终不得舒展。他虽豁达大度，情趣风雅，但“都将万事，付与千钟”的悲观思想也不时产生，所以他写出了“一蓑烟雨任平生”（《定风波》），“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行香子》）的句子，表现了他退隐江湖之意。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2019-09-09
苏轼的阅读与写作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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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在66岁的人生中，共创作了2700多首诗，300多首词，各种文章4800篇，极其高产，且名篇佳作举不胜举，并都达到了各个领域的顶尖水平，是继李白、杜甫之后成就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文学家。他之所以能成为当时的“天下文宗”，不能不说是得益于他的阅读与写作之道。苏轼勤于读书、善于读书。苏轼天分虽高，却极其勤奋，从小便每天挑灯夜读，倦极才睡，这样的习惯坚持了一生。他曾道：“旧书不厌百回读”“著书不复窥园葵”。苏轼幼时家中极富，曾写诗道：“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他不仅翻来覆去地熟读，还反反复复地抄写。每读一部经典，他都从头抄到尾。苏轼青年时，张方平问苏洵他儿子在看什么书，苏洵答，苏轼正重读《汉书》。张方平也是个天分极高的文学家，素有过目不忘之能，不以为然地说，书哪用得着看两遍？苏洵回到家，告诉了苏轼这件事。苏轼笑道：“老先生大概不知道还有看三遍《汉书》的人。”苏轼名满天下之后，依然勤奋如昔，抄书不止。被贬到黄州时，有一天，州学教授朱载上拜访苏轼，家僮通报后迟迟不见主人出来，半晌才见苏轼匆匆从内室出来，道歉说是因为做每日之功课耽误了。朱载上好奇地问何为每日之功课，苏轼回答说：“抄《汉书》。”朱载上吃了一惊，说道：“凭先生的天赋，开卷一览定能终身不忘，怎么还要用手抄这种费力的办法呢？”苏轼说：“并非如此。我读《汉书》，到今天为止已经手抄了三遍。最初是一段事抄三个字为题，第二次两个字为题，现在则只用一个字。”朱载上肃然离席，请求说：“不知先生所抄的书稿，能否让我见识见识？”苏轼命人从内室取来一册，朱载上翻看，不解其意。苏轼说：“足下试举题中一字。”朱载上于是随便找出一个字，苏轼应声背诵数百字，无一字差错。朱载上又任意挑了几个字，都是如此。朱载上惊叹不已，叹服说：“先生真谪仙才也！”后来朱载上回去之后，告诉儿子朱新仲这件事，并感叹道：“东坡先生尚且如此勤奋，你我不过中等才智，岂可不勤奋读书耶！”朱新仲后来又把这件事告诉了自己儿子朱辂，以此教育他。苏轼被贬到海南儋州之时，苏辙女婿王庠写信向苏轼请教读书之法，苏轼便回了一封信《又答王庠书》，简洁地回答了他的问题：“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之。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并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如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彷此。此虽愚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苏轼认为求学并无捷径，唯有坚持与积累。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而书海茫茫无涯，因此读书必须要有目标，不能兼收尽取。在这里，苏轼提出了“八面受敌”读书法，就是每次读书的时候，只应该集中注意一个问题，将之完整读完，然后再换一个角度，围绕另一个问题，再读一遍。这样读了一遍又一遍，就可以从各个角度进行深入学习。方法虽然看起来有点儿笨，但可以学得极为扎实，学成之后就能全面掌握书中要义，经得住各方面的考验，与那些蜻蜓点水、泛泛而谈的读书人不可同日而语。和勤于读书一样，苏轼也勤于写作，但他从未把写作当作谋取声名的工具，而是视其为一生中最大的乐趣。他说：“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他的写作是为了展现自己的真心，而不是迎合世俗或者获取利益，坎坷的境遇、丰富的经历，无不化作了他笔下充满艺术审美情趣的文学作品。可以说，写作就是他的真正生命，写作治愈了心灵，写作升华了灵魂。文学向来有“诗教”与“性灵”两大传统，但“诗教”向来为主流，道德教化被认为是文学创作应有之责，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但苏轼却发挥了文学之“性灵”，文学可娱情悦性，涤荡心灵，治愈灵魂，万事万物，只要感动人心，便可进入笔下，也就是“无一事不可入诗”“无一事不可入词”。他的诗歌题材极为广泛，他写天空、海洋、湖泊，也写花草、昆虫、茶酒，几乎没有他不写的。他的文风也多样化，既有汪洋恣肆、自由驰骋之作，也有清丽婉约、空灵超逸之作。诗词文章已经成为苏轼的灵魂载体，读他的文字，可以看到他自己。即使是写小的题材，苏轼也能以小见大，对其赋予大的意境和格局，引申出深刻的道理来。比如《邵伯梵行寺山茶》：“山茶相对阿谁栽？细雨无人我独来。说似与君君不会，烂红如火雪中开。”那浴雪而开、举重若轻的山茶花，不就是君子铮铮傲骨的象征，不就是苏轼本人风骨的写照？苏轼的审美态度为后人提供了富有启迪意义的审美范式，以他的审美眼光看来，万物有灵且美，皆可成为写作的对象。而他也善于发现美，并将其写入诗文。苏轼创作力极其旺盛，仿佛时刻都有灵感，信手就能成文。他在《自评文》中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意思是说，我的文章犹如有一万斛水的泉源一样，随处都会涌出来，如同在平地上汩汩滔滔的流水，一天流一千里也不难。等到它遇到山石之物，能随之高低宛转，随着物体的形状而变化。能遇到什么，事前不能知道。所知道的，常常是文思该继续的时候就继续，该停止的时候就停止。这段文论中，苏轼表明了自己一贯强调的“自然”追求，这一追求主要是继承自父亲苏洵。他在《与谢民师推官书》中，也提出了类似看法：“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自然”之外，苏轼还提倡“平淡”。苏轼在《与二郎侄》的信中说：“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苏轼青年时仰慕李白、韩愈，喜作议论、文风纵横，虽令欧阳修推崇，却为王安石所不喜。但苏轼中年之后，则极力推崇陶渊明与柳宗元淡泊、简古的文风，认为其平淡中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和至美的意境：“所贵乎枯谈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在他写给弟弟苏辙的信中，将陶渊明推为诗人中最杰出者，因此他独好陶诗：“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不过苏轼并不赞成年轻人学写作一开始就走这种风格，应该什么年龄就写什么风格的文字，因此他在指导侄子作文时建议可先取他少年时的策论学习：“汝只见爷伯而今平淡，一向只学此样，何不取旧日应举时文字看，高下抑扬，如龙蛇捉不住，当且学此。”这种“平淡”并非表面的平淡，而是在有过丰富复杂的人生经历、具备千锤百炼而炉火纯青的技艺后的“平淡”，如同冰封之海面，看似平静，然而冰面之下，有汪洋肆意的暗流涌动，是文学创作的至高境界。（作者系湖南理工学院文学院教师）

张觅

2023-06-28
宋朝人枕着“苏诗”入梦很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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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郭平提示TISHI“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首次展出了一件在库房中沉睡数十年的宋代文物珍品“绿釉雕诗瓷枕”，这件文物经著名考古学家李文信鉴定为宋代瓷枕真品。多年来，这件宋代绿釉雕诗瓷枕一直保持着入藏时灰头土脸的样子，经过专家精心清理后，我们不仅可以清楚地看到上面雕刻的苏轼诗句，还可以感受到当年它被主人使用时温润如玉的样子。瓷枕是宋代百姓家中常备之物，伴着“苏诗”入梦真实地再现了苏轼当时万人迷的风采。李文信鉴定为宋代瓷枕“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中的“文垂千载”部分开辟有独立展柜，展出5件馆藏瓷器精品，其中一件“绿釉雕诗瓷枕”为首次展出。它能够助阵这一现象级文化大展，本身就是一个研究、探寻的故事。省博物馆学术研究部助理馆员马卉说：“当初，策展人员挑选用于配展的馆藏瓷器类文物时，一个重要依据是古代画作中的描绘。这是一个不按常规文物分类方法去挑选文物的过程，选择难度大大增加。”具体到瓷枕，灵感来自于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南宋佚名《槐荫消夏图》。在这幅古画中，炎炎夏日里，一处槐荫下，一名高士平卧榻上，闭目酣睡。引起马卉注意的是那个睡枕，仔细辨别，画中的应该是个软枕。作为文物，宋代传世的软枕几不可寻，那么瓷枕呢？如同打开一扇门，线索忽然扑面而来。用于纳凉消暑的瓷枕在宋代发展到鼎盛阶段，“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还留下了关于瓷枕的诗作《谢黄师是惠碧瓷枕》。这首七言律诗讲的是张耒拿到瓷枕后，顿时感到一阵清凉，头枕上去后感觉非常凉爽舒适，很快入睡，甚至梦到了仙翁。瓷枕给张耒带来了难得的安睡，还消去了他老来经常失眠的烦恼，表达了作者对瓷枕的喜爱。据介绍，瓷枕是中国古代瓷器造型中较为流行的一种，始于隋代，流行于唐代以后，据说开始时是作为陪葬的冥器，以后又作寝具和诊脉之用。在宋代，瓷枕普遍流行。据资料记载，1920年，巨鹿农民打井时意外挖掘出众多的古代器物，其中有瓷枕若干件。发现的时候，这些瓷枕有的是平放的，有的是立放的。据此推测宋人对于瓷枕，可能有“用则平置，不用则立置”的习惯。另外，有的瓷枕底部写有“崇宁二年（1103年）新壻”“程三、程小”等字款，从而确切证实这些都是人们日常生活用枕。那么选取馆藏哪一件瓷枕呢？马卉当时面对的是馆藏上万件瓷器的资料，相关专家提醒她注意一下那件“食罢茶瓯”瓷枕。她查看了那件文物的原始记录卡片，鉴定人栏中是“李文信”的印章。李文信是被后辈尊为“东北考古第一人”的已故著名考古学家，先生当年鉴定的结论是“宋代、真品”。这件东北博物馆时期留下来的旧藏，自从被鉴定完成之后，就像枕面上题诗描绘的那样，在库房中安然沉睡，耐心等待被唤醒并重现光彩的那一天。瓷枕刻苏轼诗，创意精巧马卉调出了瓷枕上刻诗的全文：“食罢茶瓯未要深，清风一榻抵千金。腹摇鼻息庭花落，还尽平生未足心。”意思是说，饭后品一杯清茶，在微风轻拂的榻上不知不觉地入眠。这个瞬间，人生中所有未满足的心事仿佛都圆满了。诗句超然优美，反映了作者心胸开阔、淡泊名利的心态。马卉到文献中仔细查找比对，结果赫然显示：作者苏轼！出自他的《佛日山荣长老方丈五绝》中的第四首。马卉兴奋地击掌，就是它啦！查找配展瓷器工作始自去年６月初，这时已经到了10月初，可谓功夫不负有心人。观摩文物的时候，这件宋绿釉雕诗瓷枕的样子有点狼狈。马卉说：“瓷枕转藏经过了千余年，留下了各种污渍，整体呈灰褐色，有一种油油腻腻的感觉。”将文物以什么样的姿态展出还需要专家进行评估。经过审慎研究，专家确定，瓷枕上面已经没有可能取得原始使用者的有价值信息，上面的污垢，可以进行无损清理。再次见到这件焕然一新的宋绿釉雕诗瓷枕时，人们惊讶枕面上的绿釉呈现出玉一样温润的光泽。展出的这件宋绿釉雕诗瓷枕形态修长，中部亚腰，略呈银锭形。它的侧面留有一孔，是烧制时为防止陶胎变形或者釉面皲裂特意留下来的，从这里，人们还可以了解瓷枕内部的一些信息。瓷枕中间是空的，采用的是淡红的胎土，瓷胎外面挂上了一层化妆土。瓷枕面的绿釉用含有氧化铜的石灰釉在有氧的环境下烧制而成，大约受当时技术条件限制，瓷枕除枕面外，其他部位没有采用同样的绿釉。马卉说：“瓷枕上的字采用划花手法，行书字体，推测应该是出自窑场的工匠之手。”雕划的字体大小均匀，行笔流畅，略显洒脱，更有长期书写书法的独特风格，显示出这位宋代工匠干练、果断的性格。宋绿釉雕诗瓷枕的重量是2.12公斤，长27.9厘米，宽14.1厘米，高9.2厘米。根据这组数据，我们可以计算出这件瓷枕的平均密度只有水密度的一半。从侧面证明宋代瓷枕制作水准的高超，以及当年数量众多，如今传世稀少的原因，与轻巧相应的一个词便是易碎。当然，由于此前还没有人做过深入研究，展出的这件宋绿釉雕诗瓷枕还引出一个研究课题，需要专家进一步破解诸如它的制作工艺，出自宋代的哪家窑场，乃至于它更准确的制作年代等谜团。“这是要看煞老夫啊”到了元代瓷器制造工艺有了进一步发展，工匠们可以熟练地将喜爱的名家诗句烧制在瓷器表面。人们注意到，在这些题写在瓷枕表面的诗句中，有很多苏轼的诗词作品。如现藏于河北省磁县文保所的白釉黑绘如梦令瓷枕，为金代烧造，枕面上行楷题苏轼的《如梦令》。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藏有一件杨永德个人捐赠的瓷枕，枕面上用楷书题有苏轼的《菩萨蛮》：“落花闲院春衫薄迟日恨依依梦回莺舌弄邮便问人羞。”这首回文诗应该解读为：“落花闲院春衫薄，薄衫春院闲花落。迟日恨依依，依依恨日迟。梦回莺舌弄，弄舌莺回梦，邮（尤）便问人羞，羞人问便邮（尤）。”这些瓷枕反映了苏轼诗词作品深为后世所喜爱。与之相对，省博物馆馆藏的这件宋绿釉雕诗瓷枕是宋人日常生活用品，消暑纳凉时，枕着苏轼诗作入梦，反映的则是苏轼在他所生活的时代便已经受到人们追捧。当然，史料中对此也多有描述。《宋史·苏轼传》中有一段话，记述的是宋神宗死后高太后与苏轼的一次面谈。当时太后问苏轼：“前年你是什么官职？”苏轼回答：“常州团练副使。”这是个八品的小官。太后又问：“现在官居何职？”苏轼回答：“翰林学士。”已经是三品的高官。太后又问：“为什么晋升得这么快呀？”苏轼说：“是皇太后和皇上的恩典。”太后回答：“不是。”苏轼试探着问：“是大臣们举荐吧？”太后仍说不是，苏轼惊呆了，连忙解释：“我虽不才，但也不敢托关系走后门呀。”这时太后才说：“这是先帝的意思，当年他每读到你的文章，都要赞叹：‘奇才呀，奇才！’只是没有来得及用你就故去了。”一席话后，太后、宋哲宗与苏轼都落泪了。各种传说中，都有当年宋神宗是苏轼的粉丝，以读他的作品为快的说法，这段记述为此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明。在宋代，连皇帝都喜爱的苏轼诗词作品，在民间同样受到欢迎，人们不仅传唱苏轼诗词，还像今天人们追星一般，听说他经过也要争相前来一睹苏轼真容。南宋史学家曾敏行的《独醒杂志·卷第六》，有《东坡书惠政桥额》一文，其中记述，苏轼被贬岭南，宋哲宗元符末年才开始北还。他的船经过新滏时，人们恰好造了一座石桥。听说苏轼经过，当地老少两三千人一齐站在边上，请求他给新桥命名。苏轼想要登岸去拜访县长，被众人挤住出也出不来，他只好在船上写了“惠政桥”三个字。老百姓见字后才慢慢离去。宋代《邵氏闻见后录》作者邵博则记述了常州百姓万人“追星”的盛大场面：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苏轼从被贬的海南往北走，六月十五日回到常州。常州百姓得到消息，都挤到运河两岸看苏轼，有数万人之多。苏轼当时回头对同船的人笑笑说：“这是要看煞老夫啊!”由此，苏轼留下了一段当朝万人迷的史话。（本版图片由辽宁省博物馆提供）手记襟怀坦荡得安眠本报记者郭平隔着玻璃仔细地欣赏宋绿釉雕诗瓷枕，有参观者脱口而出：“春宵一刻值千金。”是的，这是一句至今为人们传诵的苏轼诗句，出自他的《春宵》，苏轼全诗的本意是一本正经地劝那些以饮酒和歌舞为乐的人们，别玩物丧志。瓷枕上的“食罢茶瓯未要深，清风一榻抵千金。腹摇鼻息庭花落，还尽平生未足心。”诗写的是东坡茶后的小憩。“杉槽漆斛江河倾，本来无垢洗更轻。倒床鼻息四邻惊，紞如五鼓天未明。”这首《宿海会寺》描写东坡沐浴后的酣睡。他还留下了“春睡香凝索起迟”“惊起五更春睡”“宿酒初消春睡起”“日暖风轻春睡足”“未容春睡敌千钟”“一枕春睡日亭午”“只将春睡赏春晴”“午窗春睡足”“红日半窗春睡酣”“夜来春睡浓于酒”“夜来春睡知轻重”等诸多描写睡的诗句。不仅如此，苏轼一生宦海沉浮，人生命运甚至还因“睡”发生过重大转折。最为惊险的一次是“乌台诗案”后，苏轼被冠以诽谤朝廷罪抓捕入狱。解救苏轼的人和极力置他于死地的人之间发生了争执，神宗皇帝犹豫不决，决定派一个亲信到监狱里去探一探虚实，看看他是不是心中有鬼，是不是真的诽谤皇帝、攻击朝廷。这天晚上，东坡在外面受了一天的审讯，天黑了才回到牢里，非常疲惫，正想休息，突然看到牢房走进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一言不发，拿着一个包袱就进来了。东坡想，奇怪，我是朝廷重犯，关单间牢房，怎么今天来了一个人？又不好问他是谁。管他呢，睡觉吧！于是倒头便睡，不一会儿就鼾声如雷，一直睡到天大亮。那人爬起来把还在打鼾的东坡推醒，对他说“恭喜学士”，说完就走了。原来这个人就是神宗皇帝派来探监的亲信，他回去就向皇帝汇报说东坡受了一天审问后，回去倒头就睡，整夜打鼾，心中没鬼。最终，宋神宗决定赦免苏轼，不予死罪。“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这是苏轼被贬惠州写下的诗句，没想到反而给他招来了祸。当朝宰相看到诗后非常生气：“原来苏东坡在惠州过得这么舒服！”于是把他贬得更远一点儿，这下，苏轼就被贬到海南岛去了。可那又如何，苏轼起程赴海南的路上又留下了“三杯软饱后，一枕黑甜余”。苏轼说过：“其文如其为人。”“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通过精品文物打开了思接千古的窗，让人们重温传世美文，感受苏轼坚毅、超然、豁达的性格，浓郁的生活情趣。这已经不仅仅是一次文化之旅，如果你愿意，还会带来一次心灵的净化和升华。

郭平

2021-01-21
诗蕴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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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春丽江山毓秀，有仙则名。沂山的仙与名，源自其灵魂——源远流长的诗蕴文化。历代文人大家的美名就镌刻在这座名山之中，千古不朽，万代传诵。李白、刘长卿、欧阳修、范仲淹、苏轼、苏辙，以及明代状元马愉、赵秉忠，清代内阁大学士刘墉等文人墨客，都为创建文化沂山立下了不朽功勋。山水之魂神水飞来三界外，东镇极峰涌清泉。但愿天地共相济，禹甸处处是仙山。这是西晋诗人胡威观沂山玉皇顶大罗泉的留题，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留存最早的一首秀沂山风光的诗，可以认作沂山山水诗的起源。巍巍沂山，海拔1032米，风光迷人，景致如画。沂山生四河，连黄渤，具有独特的地理优势，自然景观比比皆是。百丈崖瀑布为江北瀑布之冠。崖下积雪至四五月间仍未消融。炎夏盛暑，冷浸肌骨，可谓“百丈瀑布六月寒”。唐代大诗人李白沿着雷鸣般的声响在峡谷中涉激流，攀乱石，行至崖下，驻足观看沂山瀑布三叠喷涌的壮观景象。第一叠磐石参差，水流喷薄吐泻，如云似絮；第二叠岩口凹凸，瀑水分流，像众龙戏水；第三叠高耸直下，俯冲谷底，似银河倾泻。李白触景生情，诗兴大发，脱口吟诵出《百丈崖瀑布》诗来。其实，读历代文人墨客对百丈崖瀑布和沂山之水的诸多诗词题咏，我倒十分欣赏马愉的《游沂山百丈崖》诗，通篇未现瀑水字样，委婉中却显出十足的韵味和哲理。到此游览，会看到山谷间遍布名人雅士题写的诗句和摩崖石刻。有人统计，有关百丈崖瀑布的名人诗文仅收录汇集的就有三百首之多。有趣的是，这些诗作中，除单体诗外，还有许多和诗。明代诗人陈凤梧、冯子履的沂山诗作可归于此类。不同时代的诗作也有前后呼应的。明代状元赵秉忠作《观沂山瀑布泉》诗，巧妙地联系到李白诗作《望庐山瀑布》中的香炉峰，并将其别号谪仙嵌入诗中，可谓独具匠心。沂山的山石草木、风雨云雾皆具诗意，经诗人概括提炼则更具神韵和灵性。登临沂山玉皇顶，一览群山，环顾诸峰，可欣赏日出、晚翠、云海三大奇观。沂山日出和泰山日出一样，每逢晴天早起登高东眺，可以在霎那间看到“红日喷薄出，东海波光耀”的景致；沂山晚翠接云端，霞光映日月，彩云天地衔；沂山云海多发生于夏秋两季，云海出现，如诗似画。一片白云飘来，游人即刻被笼罩其中，成为虚无缥缈的“仙人”。此时，置身玉皇顶，微风的助力会让你看到云雾从脚下移动的景象，雾点的雨丝会使你生出沁人肺腑的感觉。明朝诗人张元孝巧妙地把这种感觉融入《观沂山云海》诗中，便有了“碧波银涛时幻变，瞬息云浪吞千山”的气势。明代散曲家冯惟敏在《雨余游沂山闻莺》中则把云开雾散雨过天晴的沂山描述得惟妙惟肖：好雨初收百花青，马蹄泛泛扑沙汀。空山一个黄鹂语，胜向烟花闹处听。好一派莺歌燕舞的景象。这就是诗词名家取沂山之水采沂山之花酿造出的韵味无穷的沂山之山水诗。人文之魂《史记》载，黄帝曾登封沂山。舜肇州封山，定沂山为重镇，为天下五镇之首。汉武帝亲临其下，令礼官祀之。隋、唐、宋、元、明、清历代屡有增封，祀典不废。因此，人文景观、宗教、习俗成为沂山文化和诗词歌赋的重要组成部分。《宋史》宋大中祥符《祀东镇沂山辞》记载：惟山有镇，雄于其方。东孰为雄，于沂之疆。祀事有时，爰举旧章。我望匪遥，庶几燕飨。宋朝非常重视对东镇沂山的营造和祭祀，并在此留下了宋朝皇帝祭祀沂山的三座御碑。自西汉至宋朝末，沂山宗教发展迅猛，建有较大寺庵庙观20余座。随着仙道方士相继而至，佛门也设坛沂山，成为香火胜地。佛道的兰若、宫观、洞府，“仙迹”遍山。法云寺和明道寺为佛教之盛，南北朝时明道寺有殿堂斋舍200余间，石造佛像400余尊，僧伽近百人。东镇庙是沂山镇山之神庙，历代帝王祭祀之地，典型的道观。宋朝在现址重建的东镇庙，庙宇恢弘，碑林珍贵。矗立汉武帝等御碑及范仲淹等名士大小碑碣400余方。其中，许多碑题流传甚广。清朝康熙御碑亲书之“灵气所钟”，如今已成为旅游临朐的宣传语。进入临朐，到处可见“灵气所钟，山水临朐”的匾牌。诗词大家凡到东镇庙者无不顶礼膜拜。任职集贤都事的元朝诗人刘瓒《代祈东镇》，表现了他代帝祈拜，受宠若惊，毕恭毕敬的神态：天香捧出九重宫，驿骑奔腾迅若风。万叠奇山供眼底，一方雄镇位齐东。葵倾丹悃臣遵命，柴望精诚帝降衷。祈事代修何所祷，太平嘉兆是年丰。天上日月交替，人间朝代更迭。至明朝，沂山宗教更为兴盛，香火更旺。有刘丙《游东镇律诗》为证：巍巍东镇穆陵西，岌岌峰峦望路迷。古庙重重春带雪，穹碑矗矗夜生翳。居民香火绵延盛，天使文章次序题。更有一般堪敬处，四时救旱出云霓。沂山宗教与恒山悬空寺有类似之处，即佛道相融。这和许多名山教会之间相互诋毁的做法大相径庭。汉代元和年间，释子寄居于玉皇顶道观“泰山祠”，并且相处和谐；佛教法云寺建成后，隋文帝开皇14年，道教迁于其侧，两家互尊互重；宋代，佛家让出凤阳寺旧址让道家建了现址的东镇庙……佛道两教在沂山融合，模糊了老百姓对两教的认知界限。人们对佛道的理念似乎有着接近的看法，信佛信道就是为了积德行善；就是为了人才兴旺、多子多福；就是为了庇佑健康，祛病去灾；就是为了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所以，四时救旱，寺庙祈雨就有很大的号召力。届时，周边地区几十里上百里的民众都会带上祭品来赶会。雨后，又约定俗成自觉地前来还愿。久而久之，成为习俗。于是，就催生出了祈雨诗。这类诗中，苏轼、苏辙与友人李邦直的和诗颇有名气。苏轼所作《和李邦直沂山祈雨有感》对久旱无雨的无奈、焦虑、怨恨及雨后的喜悦心情等表现得淋漓尽致，表达了诗人对平民百姓的高度同情和作为官员理应承担责任的自劾。苏辙《和李邦直沂山祈雨有应》诗与苏轼诗具有异曲同工之美。而苏辙之诗的结尾，则表达了诗人祈求蛟龙作美、好雨常下的美好愿望。沂山祈雨诗词精品不少，其中明代诗人陈凤梧的诗中就有贴切生动之句：津津苗稼含生意，濯濯云山入画来。东镇有灵还预感，凉飙先为洗炎埃。史记之魂诗言志，史铸诗。历代诗词名家用自己的眼睛、身心的良知创作，真实客观严肃地反映出沂山和沂山地区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历史的真实面貌。唐长庆三年，薛平代祈东安公碑载，“四裔归心，烽烟沉息。”“百谷岁稔相续。”完全是一派歌舞升平的样子。宋朝宣和七年，张所代祈东安王碑载，边疆战事，黎民不安，“惟王镇中区，国所恃，民所倚”。对沂山地区安定平稳的局面给以高度褒扬。但是，月有阴晴圆缺，海有潮起潮落。由于朝代更迭、战争瘟疫、天灾人祸等诸多原因，沂山地区民不聊生的境况也曾经不断地在历史中重演，即便是盛唐时期也不例外。安史之乱后，朝政腐败，国力衰弱，藩镇割据，百姓苦不堪言。安史叛军盘踞多年的北方各地，更是满目疮痍，一片凋敝景象。唐代大诗人刘长卿在沂山路遇过客作《穆陵关北逢人归渔阳》：逢君穆陵路，匹马向桑乾。楚国苍山古，幽州白日寒。城池百战后，耆旧几家残。处处蓬蒿遍，归人掩泪看。这是一篇痛心的宽慰语，恳切的开导话，寄托着诗人忧国忧民的无限感慨。手法以赋为主而兼用比兴，语言朴实而饱含感情。尤其是第二联：“楚国苍山古，幽州白日寒”，不仅形象鲜明，语言精炼，概括性强，而且承上启下，扩大境界，加深诗意，是全篇的主线。它令人不寒而栗，感慨万千，不愧为千古流传的名句。国家、地区如此；家庭、个人亦然。大诗人李白被唐玄宗供奉翰林后结怨宦官被迫离京，在鲁豫游历近二十年。当李白离开山东后，其爱子仍居留临朐境内。于是就有了《穆陵关忆旧》有关骨肉离别的诗句：穆陵关北愁爱子，豫章天南隔老妻。一门骨肉散百草，遇难不复相提携。一个大诗人，连自家都凄凉到如此地步，整个社会又能如何？宋朝，出现在诗词大家欧阳修笔下的沂山地区乃至整个山东的景况也是悲惨的。他在诗作《晓发齐州道中》写道：岁晚劳征役，三齐旧富闲。人行桑下路，日上海边山。轩冕非吾志，风霜犯客颜。惟应思颖梦，先过穆陵关。呜呼！喜也沂山，悲也沂山；兴也沂山，衰也沂山！这就是真实的历史。

2023-06-30
了解东坡生平感受东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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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眉山日报全媒体记者余毅文/图）8月26日，“苏东坡传说”非遗讲堂第74期在眉山市图书馆喆雅书坊分馆开展。活动特邀四川省骨干教师、四川省青少年作家协会理事高建祥与40余组初中生亲子家庭，了解苏东坡波澜壮阔的一生，感受东坡文化魅力。活动中，高建祥先抛出“为什么要了解苏东坡”这个问题让大家思考。随后，高建祥从事业成就、家庭出身、政治生涯、亲情爱情四个方面，为大家简略勾勒出苏东坡的一生。苏氏家族有着世代传承的优良家风，为苏东坡绚烂多彩的人生打下亮丽的底色。苏轼的成长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莫过于双亲。高建祥从《天石砚铭》《范滂传》《记先夫人不残鸟雀》《黠鼠赋》等几个小故事，引导孩子们去思考东坡的成长与家庭出身的关系。良好的家教家风、父亲的引导、母亲的教诲，使东坡自小就养成了勤学善思、力行向善的良好品格。随着讲解，大家了解到苏东坡在仕途中起起落落，但依旧爱国爱民、清廉正直、超然洒脱。亲情爱情中，苏轼、苏辙深厚的兄弟情谊让同学们感动；通过对苏东坡写给爱人的诗词进行解读，大家见证了他的浪漫与深情。“这样的活动并不是简单介绍苏东坡生平，而是拿出很多细节来讲，很容易让人产生兴趣，学到知识。”“苏东坡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我们学习优秀传统文化，学习苏东坡，就是让生命历程获得更多营养。”“从苏东坡和弟弟苏辙的成长可以看得出，家庭教育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家庭教育的要义在于鼓励孩子培养品格和德行，修身立志在于鼓励孩子学习知识、增长才干，长大后有所作为。”整场讲堂生动有趣，家长、孩子们纷纷提问，与高建祥互动，分享自己的收获，现场气氛温馨热烈。

余毅文图

2023-08-31
归来仍是“少年” “寻路东坡”大型人文采访眉山分享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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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眉山日报全媒体记者陈燕利杨鹏）3月21日，由中共眉山市委宣传部和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主办，眉山职业技术学院、眉山三苏祠博物馆协办的东坡文化进校园——“寻路东坡”大型人文采访分享会在眉山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何迎晓出席。“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唐宋八大家独揽三席，三苏父子携手写就中国历史上的一段文化传奇。为进一步推动三苏文化的宣传普及，扩大东坡文化的传播力影响力，今年初全省“东坡文化季”活动启幕，系列活动陆续推出。2月4日，农历二十四节气的立春当日，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正式启动“寻路东坡”大型人文采访活动。9路记者沿着东坡当年的足迹，从首站眉山出发，分别前往河南开封、江苏徐州、湖北黄冈、浙江杭州、广东惠州、海南儋州、江苏常州、河南平顶山郏县等9个在苏东坡生命中留下重要印记的地方展开采访报道。整组报道历时近两个月，通过图文、视频、漫画、表情包、音频产品等，带读者沉浸式感受苏东坡跌宕起伏的一生。立春出发，春分回家。恰逢农历二十四节气的春分，参与“寻路东坡”大型人文采访活动的记者代表回到眉山分享了采访经历及感受。眉山本土的专家学者共同参与文化沙龙，探讨了“寻路东坡”的启示意义，以及新时代东坡文化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分享会上，参会嘉宾共同种下来自9个寻访城市的代表树种，象征了东坡文化的传承与延续。当天，还举行了“寻路东坡”再出发启动仪式，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将与眉山等9座城市共同携手，打造“寻路东坡”知识挑战赛等系列产品，“寻路东坡”将永远前行。传承弘扬三苏文化、东坡文化，眉山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不断赋予东坡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广泛开展东坡文化进校园、进机关、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进企业“六进”活动，打造了一系列集知识性与趣味性为一体、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东坡文化特色品牌活动，东坡文化影响力持续提升。

陈燕利杨鹏

2023-03-22
疫情暴发时苏轼和曾巩做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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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像□李开周一宋朝人对瘟疫非常恐惧假如我们乘坐一台时光机，“啾”的一声回到宋朝，回到大年初一那天凌晨，回到随便哪一户平民百姓的家门口，我们将会看到如下镜头。这户人家的男主人早早起床，走到门外，贴门神，贴春联。然后，他操起一把铁铲，在门前空地上刨一个小小的土坑，往坑里填埋三样东西。哪三样？蛇、豆子、鸡蛋。蛇是假蛇，用面团捏的。豆子是熟豆子，鸡蛋也是熟鸡蛋。这个男人一边填土，一边嘟嘟囔囔地念叨着咒语：“蛇行则疫行，豆生则疫行，鸡子生则疫行。”（陈元靓《岁时广记》）这个男人说，如果蛇能爬出来，豆子能出苗，鸡蛋能孵出小鸡，那就让瘟疫降临吧！面蛇会爬吗？不会。熟豆能出苗吗？不能。煮熟的鸡蛋可以孵小鸡吗？不可以。所以，这句咒语隐含着一个美好的愿望：人间永远风调雨顺，瘟疫永远不会来临，除非面蛇能爬走，熟豆能出苗，熟蛋能孵出小鸡。该咒语与古诗里那句传唱至今的爱情誓言有异曲同工之妙：“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咱们永远相守，不离不弃，除非山峰消失，江水枯竭，冬天打雷，夏天下雪，天地合在一起。我们应该还能看出，宋朝人对瘟疫非常恐惧，却无力应对。您想啊，如果瘟疫不可怕，如果有对付瘟疫的可靠法子，怎么会在春节早晨挖坑念咒呢？只有束手无策的时候，人类才会求助于巫术。古代中国任何一个朝代都闹过瘟疫，宋朝当然也不例外。翻开《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一书，里面有对宋朝瘟疫的不完全统计：963年，湖南疫。975年，南土卑湿，秋暑多疫。992年，都城大疫。994年，京师疫。997年，江南多疾疫。1003年，京城疫。1010年，陕西民疫。1019年，燕地疾疫。1033年，南方大旱，人多流亡，因饥成疫。1049年，河北疫。1051年，南方州军连年疾疫，其尤甚处，一州有死十余万人。1054年，京师大疫。1060年，京师民疫。1075年，南方大疫，两浙无论贫富，皆病，死者十有五六。……你看，每隔几年或者十几年，就会有一个地方暴发瘟疫，而每次瘟疫暴发，都会带走大量生命。“一州有死十余万人”，“死者十有五六”，多么惊人的死亡数字！《宋史·孝义列传》里面载有死于瘟疫的具体事例，今日读来，相当凄惨。事例一，杭州百姓范法先，父母兄弟七人“同时疫死”，只剩下范法先一个人。但他也被感染了，已经进入危重状态，躺在床上奄奄一息，无力掩埋亲人的尸体。幸亏同族亲属范叔孙出手相助，给范法先送来了药物和食物，并将死去的那七口人予以安葬。事例二，江苏吴兴百姓吴逵，“系以疾疫，父母兄弟嫂及群从小功之亲，男女死者十三人。”一场瘟疫袭来，仅仅吴逵一家就有十三口人遭难。吴逵本人也去鬼门关走了一遭，“逵时病困，邻里以苇席裹之，埋于村侧。既而逵疾得瘳，亲属皆尽。”吴逵昏迷不醒，邻居以为他死了，用芦席把他裹起来，草草浅埋在村口。过了几天，吴逵竟然苏醒，从墓穴里爬出，但是他的亲人全都不在了，只剩下他一个，孤苦伶仃活在世上。看到这样的案例，我们应该体会得到，疫情中的死亡并不只是数字和图表，那是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人，那是一场又一场撕心裂肺并且绝望无助的人间惨剧。二官员救灾抗疫的榜样宋朝没有显微镜，人们意识不到瘟疫是由病菌和病毒造成的，但他们一定注意到了瘟疫的传染性，他们意识到接触感染者和死者是一件风险很高的行为，很可能让自己也染上瘟疫。《宋史·孝义列传》描述了这样的现象：“亲邻畏远，莫敢营视。……丧尸经月不收。”亲戚和邻居害怕感染，不敢探望病者，不敢埋葬死者，有的人死了，尸体在家停放一个月，都没人敢去安葬。某个地方有了灾荒，当地百姓为了活命，会向别处逃难，俗称“逃荒”。某个地方有了瘟疫，当地百姓为了避免感染，也会向别处迁徙，史称“逃疫”。逃疫能让一部分外逃者避开瘟疫，但是外逃者当中必然有人已经感染，他们会将瘟疫传播到更远的地方，让更多的人口染上瘟疫。北宋大臣富弼是《岳阳楼记》作者范仲淹的门生，也是“似曾相识燕归来”作者晏殊的女婿，此人总结过民众四散逃疫和官府救灾不当的后果：“前此救灾者，皆聚民城郭中，为粥食之，蒸为疾疫，及相蹈藉，或待哺数日，不得粥而仆，名为救之，而实杀之。”（《宋史·富弼传》）以前官府救灾，在城里定点施粥，让难民都来领取。结果呢？难民大量聚集，瘟疫迅速传播，有的人正排队领粥，排着排着，突然倒地不起，染疫而死。用这样愚蠢的办法赈济灾民，弊大于利，后患无穷，名义上是救人，实际上是杀人。富弼在河北当官时，黄河决口，几万人死于滔滔洪水，待洪水退去，尸体来不及掩埋，引发一场瘟疫。富弼不敢把逃荒和逃疫的难民聚集到城里，他采取了相对科学的措施：“得公私庐舍十余万区，散处其人。”（苏轼《富郑公神道碑》）临时征用空闲的公房和民房，共十万多间，让难民分散居住。“山林陂泽之利可资以生者，听流民擅取。”（同前）暂时开放国有山林和国有湖泊，让难民进去砍伐和捕捞，渡过无衣无食的难关。“死者为大冢葬之，目曰丛冢。”将无人掩埋的尸体搜集起来，集中掩埋，减少传染源。《宋史·富弼传》对此有高度评价：“自弼立法，简便周尽，天下传以为式。”富弼的方法既简便又全面，成了各地官员救灾抗疫的指南。范仲淹有一个小表弟，名叫滕元发，此人在山东郓城当官，听说安徽和河南闹瘟疫，预感到将有大量逃疫者来到他的辖地避难。他的做法与富弼相近：“先度城外废营地，召谕富室，使出力为席屋，一夕成二千五百间，并灶器用皆具，民至如归。”（《宋史·滕元发传》）先在郓城郊区征用一批废弃的军营，然后让当地富人捐款建房，一晚上就在废弃营地上建起两千多间简易窝棚，窝棚里还砌了灶台，备了家具。逃疫者来到郓城，不必进城，在这些窝棚里就地安置，分散隔离，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三一位知县的担当滕元发与苏东坡是至交好友，苏东坡去杭州当官，正赶上杭州闹瘟疫，苏东坡是如何应对的呢？《宋史·苏轼传》是这么写的：“多作饘粥药剂，遣使挟医分坊治病。”准备大量的米粥和中药，派差役陪着医生去各个社区送饭送药。“复发橐中黄金五十两，以作病坊，稍畜钱粮待之。”（同前）又自掏腰包，捐出黄金五十两，建造隔离点，名为“病坊”，让症状明显的感染者去病坊居住，官方供应饮食。我们知道，苏东坡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散文家曾巩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文章写得好，在抗疫方面也积极果断，条理分明。查《宋史·曾巩传》：“会江西岁大疫，巩命县、镇、亭、传，悉储药待求，军民不能自养者，来食息官舍，资其食饮衣衾之具，分医视诊，书其全失、多寡为殿最。”江西暴发瘟疫，曾巩命令各县、各乡、各村和官道上各个国营招待所，统统置办药物，供病人取用。他还把衙门里的房子腾出来，让无人照顾的病人居住，由官府提供饮食和被褥，并派医生诊治。这些医生可以得到奖励，谁治愈的病人多，谁得到的奖励就多。苏东坡的父亲是苏洵，苏洵年轻时为了做官，曾经向枢密副使（国防部副部长）田况上书，而田况有一个侄子，名叫田昼，曾经在河南淮阳担任知县。淮阳暴发瘟疫，人人纷纷逃难，连田昼的副手都跑了。但是田昼坚守岗位，“日挟医问病者药之，遇疾卒，淮阳人祀以为土神。”（《宋史·田昼传》）每天都带着医生去给感染者治疗，结果连他也染上瘟疫，不幸殉职。淮阳人感激他，爱戴他，瘟疫过后，给他建了一座祠堂，把他当成土地神来供养。用现在的话讲，田昼这位亲民官，属于最美的逆行者。四有人味儿的好皇帝臣子如此尽心抗疫，宋朝皇帝表现又如何呢？《宋史·食货志》记载，宋仁宗在位时，京城开封暴发瘟疫，仁宗让太医研制药物，太医说需要犀牛角，仁宗就让太医从宫廷仓库里拿。一个太监说：“这里面有一只通天犀，陛下还是把它留着吧。”仁宗说：“吾岂贵异物而贱百姓？”亲手把那只通天犀捣碎，让太医做成了药物。放在古代中国，这样的皇帝实在算得上一个有人味儿的好皇帝。犀牛角对瘟疫有疗效吗？未必。宋仁宗还颁布过一部《庆历善救方》，里面收录了许多据说可以抗疫的奇方，那些方子真的有效吗？也未必。坦白讲，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古希腊古罗马古印度古埃及，都曾经发展出自成体系的传统医学，但是当瘟疫降临，没有任何一个古代文明有能力通过医药来治愈多数患者。在漫长的人类进化史上，真正能与瘟疫抗衡并且使人延续至今的法宝，不是掺杂了玄想和巫术的传统医学，而是每一种动物族群都具备的自体免疫力。甭说古代，就算到了今天，现代医学突飞猛进，但我们在随时都会变异的病菌和病毒面前，仍然感到有心无力。迄今为止，全世界对付瘟疫的可靠方法，仍然是尽可能将感染者与没有被感染的民众隔离开，断开传播链条，再用现代医学手段帮助感染者自愈。五太原知府好心办坏事回过头来继续说宋朝。由于治疗手段的落后，由于卫生观念的愚昧，由于古代官府动员能力的不足，由于没有现代通讯技术和监测技术的配合，宋朝皇帝再仁德，宋朝官员再尽心，也不可能治愈大部分感染者，他们甚至无法开展一场全面的隔离工作。所以，每一场瘟疫都伴随着巨大的死亡规模，官方最后要做的环节，往往是收尸。北宋前期，京城开封设有“福田院”，既收养孤寡和弃婴，也埋葬无主的尸体。北宋末年，蔡京执政，增设“居养院”、“安济坊”和“漏泽园”，居养院收养孤寡，安济坊收治病人，漏泽园掩埋尸体。这些机构被宋徽宗推广到全国，强迫各州各县都要兴办，但是当时的国力绝对无法支撑举国一体的官办慈善，再加上官员权力缺乏制衡，基层官吏上下其手，各地的居养院和安济坊往往徒具形式，唯独漏泽园开支较小，还能正常运转。漏泽园收埋尸体，搞的是土葬，民间收埋则流行火葬。南宋志怪小说集《夷坚志》有云：“江吴之俗，指伤寒为疫疬，病死气才绝，不敢时刻留，……至秋，将火葬。”江南地气潮湿，气候温暖，病菌很容易传播，造成大面积瘟疫，谁家有人病死，不招魂，不换衣，不小敛，不做铭旌和魂帛，直接盖棺，钉死，抬到外面，秋后火葬。《宋文鉴》也记载：“或以恶疾而死，俗云有种，虑染其后者而焚之。”如果某人死于瘟疫，他的亲属就会说他身上藏着“病种”，必须火葬，否则病种会逃出，让亲属得病。咱们现代人都有这个常识：火葬之时，大部分病毒、病菌和寄生虫都会随着死者的躯体化为灰烬，确实有助于卫生，确实有助于抗疫。可惜的是，一些迂腐不化的宋朝士大夫可不懂这个常识，以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为例，他当太原知府时，“其境土狭民众，惜地不葬，纯仁遣僚属收无主烬骨，别男女异穴，葬者三千余。”（《宋史·范纯仁传》）太原人多地少，老百姓珍惜土地，不愿土葬，只搞火葬。范存仁作为正宗儒家门徒，从意识形态上认为火葬不好，烧毁父母身体，简直十恶不赦。所以他派下属到民间访查，凡是火葬的，把骨灰搜集起来，官府出资，埋入墓地。他在太原干了一任知府，埋葬了三千多个死者的骨灰。上述故事见于《宋史》，修撰《宋史》的人是将范存仁当做好官来歌颂的。站在经济和卫生的角度看，范存仁为了维护土葬的旧习，不但害得太原又损失一大片耕地，而且还会让瘟疫传播得更快。像他这种官员，就属于好心办坏事的典型。本版统筹/梁力本版制图/黄洁玲

李开周

2020-02-22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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