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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与寿州吕氏的两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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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号东坡居士，是北宋著名文学家和书法家。他的艺术成就极高，在文坛上与其父苏洵其弟苏辙并称“三苏”。三苏加唐柳宗元、韩愈和北宋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又并称“唐宋八大家”；在诗坛上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在词坛上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在书法上又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苏轼与寿州吕氏的两世之交是从吕公著开始的。吕姓在北宋“阀阅之盛，冠于当世”，共产生9位宰相，俗称“吕半朝”，“列卿侍从”更是“难以数计”。这些吕姓宰相中，吕夷简与子吕公弼吕公著是寿州人，吕蒙正是吕夷简叔叔，时人称“三世四相”。另外5位吕余庆吕端兄弟和吕大防、吕惠卿、吕颐浩并非寿州之吕。根据《宋史》有关传记，吕夷简“先世莱州人”，曾祖父吕梦奇于五代时任户部侍郎，后居洛阳。吕梦奇生子吕龟图和吕龟祥。吕龟图是吕蒙正父亲；吕龟祥是吕夷简爷爷，因“知寿州，子孙遂为寿州人”，当时寿州治所下蔡即今凤台县。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21岁，从四川老家初次入京应试，受到主考官欧阳修和小试官梅尧臣赞赏，一时声名大噪。吕公著比苏轼长19岁，此时已在朝廷任职多年，担任过吏部、崇文院、太常寺的中层官员。这时苏轼与吕公著结识，但吕公著显然将他作为晚辈对待。除了当过宰相的吕公吕公著外，吕夷简之子还有吕公绰吕公孺，吕公绰之子吕希道也成为苏轼朋友。吕希道比苏轼只长12岁，因此两者之间共同语言要更多，友谊也就更深。苏轼中选不久，因母亲病故而回乡守丧，两年后再回东京开封，直至嘉祐六年（1061年）应中制科考试，授大理评事而出任凤翔府判官。苏轼这次在京两年，其间吕希道由解州（今山西运城市盐湖区）改知和州（今安徽和县），苏轼特地赋诗《送吕希道知和州》：“去年送君守解梁，今年送君守历阳。年年送人作太守，坐受尘土堆胸肠。君家联翩三将相，富贵未已今方将。凤雏骥子生有种，毛骨往往传诸郎。观君崛郁负奇表，便合剑佩趋明光。胡为小郡屡奔走，征马未解风帆张。我生本自便江海，忍耻未去犹彷徨。无言赠君有长叹，美哉河水空洋洋。”苏轼与吕希道在东京两遇两别，先送解州，再送和州，遇时欢欣，别时惆怅，“无言赠君有长叹”，一片深情尽寓其中。后来吕希道再从和州转知滁州，苏轼闻讯，又作诗《送吕希道少卿知滁州》：“长怪名卿亦坐曹，忽乘五马列旌旄。才多莫厌官无事，郡小不妨名自高。庶子定应牵赋咏，醉翁聊复继游遨。试寻苦战清流下，要识经纶帝业劳。”苏轼与吕公著成为相知源于王安石变法。宋英宗治平二年（1165年），苏轼赴京任判登闻鼓院，负责受理吏民诉状。这时吕公著官任龙图阁直学士（包拯也曾任过此职），两者有了更多接触，虽然官阶差距很大，但不影响两人的友情。不久苏轼因父亲苏洵去世回川守孝3年。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围绕变法引发朝廷党争，新党支持变法，旧党反对新政。吕公著和苏轼属于旧党，两人政见相同，友谊逐渐升华。苏轼还京时，吕公著已外放任颍州（今安徽阜阳市）知州。吕公著虽为旧党，但宋神宗对他很信任，又让他回京拜相。这是苏轼已因旧党原因外任，陆续在杭州、密州（今山东诸城市）、徐州、湖州、黄州（今湖北黄冈市黄州区）等地任官，这期间两人鲜有交集。苏轼在转岗途中多次经过寿州，有《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寿阳岸下》《寿春李定少卿出饯城东龙潭上》等诗为证。苏轼在寿州受到吕氏亲族的热情接待是一定的，但在寿州是否能与吕希道相会也未可知。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轼由徐州改知湖州，这时吕希道正在陪都南京（今河南商丘市）监南都粮院，苏轼倒是专程转南京拜访吕希道。吕希道正在病中，多年未见的挚友重逢，两人分外激动。分别之后，苏轼还挂念吕希道的病情，两次去信表达关切之情。吕希道还是位画家，曾作画《松局图》，苏轼专门为其画作题诗《吕希道少卿松局图》。“溪回山石间，苍松立四五。水深不可涉，上有横桥渡。溪外无居人，磐石平可住。纵横远山出，隐见云日莫。下有四老人，对局不回顾。石泉杂风松，入耳如暴雨。不闻人世喧，自得山中趣。何人昔相遇，图画入纨素。尘埃依古壁，永日奉樽俎。隐居畏人知，好事竟相误。我来再三叹，空有飞鸿慕。逝将从之游，不惜烂樵斧。”题诗完全以白描手法，描绘出画幅中幽美的神仙意境。再回到苏轼与吕公著。吕公著后来又“徙扬州，加大学士”，数年后宋神宗准备从吕公著或司马光中选择一人回京担任太子师傅。未及实施，宋神宗于元丰八年（1085年）二月去世，宋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听政。朝廷改任苏轼知登州（今山东蓬莱市），赴任途中路过扬州，苏轼与10多年未谋面的吕公著相会，饱受政治打压的契阔相交再次升华。按照宋朝规矩，新皇帝登基，大臣必须上表进谏，建言献策。吕公著与苏轼既是朋友又是长辈，索性就请苏轼代劳，这对苏轼自然是小菜一碟，苏轼认真写出《代吕申公上初即位论治道二首》。其一论“道德”，希望宋哲宗“以至诚为道，以至仁为德”；其二论“刑政”，希望新皇帝“临下以简，御众以宽”。高太后反对变法，旧党重新执政，以司马光为相，吕公著为副，全面废止新法，恢复旧政。在吕公著举荐下，苏轼在登州任上仅干5天，即回京担任起居舍人，侍读皇上。一年内连升6级，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官阶从正六品升至正三品，与宰相只有一步之遥。这是苏轼最光鲜的时代，吕公著功不可没。苏轼也是投桃报李，起草诏书是他一项职责，多次代表皇帝为吕公著草写任职、褒奖、庆生之类的诏书敕文，对吕公著不乏溢美之辞：如“耆老大臣，四朝之旧，德隆而望重，任大而忧深”；如“仁以庇民，忠以卫上”；如“卿以全德，式符具瞻。宜与师臣，共为民表”；甚至吕公著生日也是“邦国之华”。这些诏敕都收录在《苏东坡文集》中。不但吕公著屡屡受到皇帝（其实是苏轼）的高度评价，连亲属也跟着沾光。其亡妻鲁氏夫人因“所资者深，故志存乎仁；所见者大，故动协于礼。环佩穆然，闺门化之”被誉为“女史之光”；其弟吕公孺因“耆老练达，德宇渊静”，成为朝廷“贤守”，提任与西夏接境的秦州（今甘肃天水市）知州。元祐四年（1089年），吕公著在第三次宰相位上逝世。两年后，吕希道病故。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苏轼在常州谢世，苏轼与寿州吕氏近40年的两世之交点上休止符。

2022-04-21
诗意的生长：苏轼的“杭州词”，道尽了北宋盛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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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志飞“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在宋词走向鼎盛的过程中，以“杭州词”最为耀眼，这也是后世将杭州称为“中华诗词之乡”的缘由。描绘杭州的宋词，不说浩如烟海，也是多不胜数。这其中，少不了苏轼的贡献。苏轼是北宋著名的词人，也是一位敏锐的艺术鉴赏家，同时代的文人墨客，都希望得到他的称赞和题跋。他的朋友圈中既有书法家、画家、收藏家，也有官吏、商贾甚至僧人，其中有许多人是他在杭州结识的。两次仕杭，苏轼的“杭州词”却风格各异，这让人不禁想问：到底是什么造成了他如此之大的转变？一个真实的宋代杭州，又是什么样子的？作家周文翰早年撰写《中国艺术收藏史》时，就对苏轼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孤星之旅：苏东坡传》一书中这样评价：苏轼的“基底”是士人、官员，其次才是诗人、词人、艺术家。如此看来，苏轼与北宋的政治、文化、艺术生态的关系复杂密切，我们从诗词“艺术”的侧面接近苏轼，却也能体会到他一生中种种“不艺术”的为难和苦痛。作为一位词人，他心中的美好与恐惧、无奈，或许正交叉描绘出了那个最真实的北宋。自隋炀帝开凿南北运河后，杭州成了东南数一数二的大都会。宋朝时，杭州不仅不抑商，还放宽宵禁。经过数百年的积累，杭州城在宋代走向了鼎盛。杭州下辖九县，当时的知府官署设于钱塘县的凤凰山脚下。登上凤凰山，就可以“东望海，西望湖”，杭州城的地理格局一览无遗。城西是著名的西湖和周围的山岭，城东则是钱塘江的入海口和连绵的滩涂。《宋史·卷八十八·志第四十一·地理四·两浙路》记载，北宋徽宗年间，杭州城郭已有五十万人，沿街店铺、饭馆、酒楼、旅社众多，大街上从早到晚人来人往。柳永在杭州游荡时写下《望海潮》——“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形容了它的“闹”与“静”。杭州城之于宋代，正如掌上明珠，它不仅是水陆两路贸易频繁的港市，也是文人墨客青睐有加的地方。与遥远的边关和京城相比，这里有一种大隐隐于市的祥和。而苏轼与杭州的命运交织，似乎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彼时，宋朝正当内忧外患，外有藩镇割据，内有皇权不振。宋神宗与王安石为了“变风俗、立法度”，让朝廷大臣之间相互制衡，并且层层监控，使得京城里人人自危，流言蜚语盛行。作为官员，苏轼和许多人一样，同样好奇王安石要如何变法。后来，他主张保留诗赋考试，遭到了王安石的反对。两人政见不一，致使苏轼在官场中败下阵来，甚至不断受到排挤。此后，苏轼开始公开反对变法，进呈《再上皇帝书》，指出“新政”导致“四海骚动，行路怨咨”，“若力行而不已，则乱亡随之”。这让他与主张“新政”的王安石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苏轼发现，他在朝中的朋友逐渐被肃清，连他向来敬仰的观文殿学士欧阳修请辞退休，也被恶意驳回。他深感郁闷，于是有了去外地当官的打算。后来宋神宗下旨将他外放为杭州通判的时候，他反而心中暗喜。他素来知晓“余杭风物之美冠天下”，对能去杭州一事甚至还有些期待。根据《苏轼年谱》，苏轼一共有两次仕杭经历。第一次是从宋熙宁四年（1071）至宋熙宁七年（1074）任杭州通判，不到三年；第二次是从宋元祐四年（1089）至宋元祐六年（1091）出任杭州知州，不到两年。在杭州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苏轼阅尽了湖山美景，也尝遍了民间冷暖。因为他的到来，宋词才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与唐诗并列的存在。宋词、杭州、苏轼，也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苏轼上任后第三天，便去拜访了欧阳修向他介绍过的僧人惠勤。惠勤和尚擅长作诗，对苏轼来说，与僧人交往是逃离官场和家庭生活的一种放松方式。此外，杭州的佛寺通常都位于山水之地，兼有游览之趣。闲游静坐之间，苏轼写下了“天欲雪，云满湖，楼台明灭山有无。水清出石鱼可数，林深无人鸟相呼”的诗句，可以看出，他初来杭州时，心情甚是舒畅。苏轼从前并不喝茶，但是到了杭州，受僧人设茶待客的影响，也开始研究起茶、水及煮茶的方法。加上龙井等处又是茶叶的产地，苏轼对采茶、制茶、喝茶也有所了解，还作了一首《试院煎茶》：“君不见昔时李生好客手自煎，贵从活火发新泉。又不见今时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实际上，苏轼初来杭州时，吟诗作赋还以诗、文为主，直到广结善缘的他，认识了正好退居杭州的张先。张先是一位交游广泛且文采出众的词人，虽然年长苏轼46岁，但两人性格、志趣相投，相处起来毫无代沟，还经常一起泛舟西湖，寄情山水、共赋诗词。受张先的影响，苏轼那段时间的作词水平日渐精进。三月的杭州，各处花红柳绿，士人、民众纷纷出门游赏。有一次，初春时分，苏、张二人到东城门外，苏轼看到杏花含苞待放，写下一首《浪淘沙》：“昨日出东城，试探春情。墙头红杏暗如倾。槛内群芳芽未吐，早已回春。”这首词是苏轼现存最早的一首词。此后三年，苏轼陆续写了四十多首词，其才华尽显无遗。虽然仕途受挫，但他依然怀抱着积极用世的愿望和抱负，发出了“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沁园春·孤馆灯青》）的感叹。这段时间，也是苏轼诗词写作的爆发期。他写的词，奠定了他在词坛的地位。令苏轼想不到的是，远在杭州的他，还是被朝中之人盯着不放。苏轼因“杭州词”而声名远播，有心之人便说他在诗词中批评和讽刺“新政”，还将其上升为对宋神宗的不满与反对。1079年，改任至湖州的苏轼，写了一篇《湖州谢上表》，遭到多位御史台官员同时发起的弹劾。没过多久，苏轼便被带到了汴京御史台，官署外栽着许多柏树，几千只乌鸦栖宿其上。由此，苏轼的遭遇，便被世人称为“乌台诗案”。宋神宗殁后，旧党复起，苏轼被召回京城，官至翰林学士，司马光对其十分重视。然而朝中的党派之争始终没有放过苏轼。看似风光的朝中生活，在苏轼眼里，却是“以三年翰墨之林，屡遭飞语，再岁江湖之上，粗免烦言”。可见朝中的生活，令其厌烦不已。1089年，“不追求政治，反被政治追求”的苏轼，经过再三请求，终于获得了朝廷的恩准，以杭州知州的身份，又回到了他心心念念的杭州。关于苏轼“杭州词”的具体创作时间和地点，学界向来众说纷纭。词学名家龙榆生在《东坡乐府笺》一书中，对苏轼写于宋熙宁和元祐年间的“杭州词”进行了整理归类。从数量上看，苏轼两次仕杭的词作，多是写景、送别和抒情的主题，但是从情感上来看却大不一样。事实上，苏轼在仕杭前很少写词，因为受到欧阳修严格划分诗文与词界限的文学主张的影响，他将词称为“余技”。这一时期的“杭州词”，也多承袭婉约词风。直到苏轼到了杭州，为了避开“诗祸”而“有意为词”，加上他在文学上一贯求新，才把“诗词本一律”的观念，深深地扎根在创作之中。经历乌台诗案后的黄州贬谪，苏轼看淡了世事，可谓“也无风雨也无晴”。他的词被赋予了更加深刻的思想情感，不仅上升到哲理的高度，也初露豪放之气。1100年，北宋文学家黄庭坚在《与王观复书》中写道：“出牧余杭，湖山清绝处，盖将解其天弢，与斯人为得其所。士大夫以为国家事体，不当听其去。虽然，又有命矣。”这段话，道出了苏轼出任杭州地方官的利弊得失。第一句是说：山清水秀的杭州，懂得苏轼的天资与才能，苏轼出任杭州地方官，适得其所。第二句是说：从士大夫治理国家大事这点出发，苏轼理应在朝廷发挥更大作用，只是事与愿违。黄庭坚将这一切归结为“命”，而这个“命”，既是苏东坡的命运，也是宋代政治文化的命运。苏轼一生颠簸，是党争的结果，对于他个人来说是一种悲哀，对于北宋来说，无疑也是一种悲哀。（本文首发新周刊644期《最忆是杭州》）

段志飞

2023-10-20
人生如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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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有一次到外面游玩，走累了，想去前面松风亭休息，结果实在走不动了，只好望亭叹息，在一处山石上坐下。他突然领悟到：为什么一定要到亭子里才是休息？这地方有什么不能歇息的呢？由是大彻大悟，执念顿消。□张春生（雷州）据林语堂考证，苏轼贬到儋州（今海南），经过雷州时曾写过一封信，信中有这样的句子：“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春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当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海外……”那时，雷儋二州都很荒凉，人们视为畏途。苏轼在雷州安排后事，自也在情理之中。不过，古人有强烈的乡国观念，讲究叶落归根，“雷州十贤”中，寇准死在雷州，赵鼎死在海南，两人灵柩都运回了故土，苏轼对身后事这样豁达，在当时是不多见的。这种豁达，来源于他的一种认识：人生如寄。人并不属于自己，是寄寓在世上的，苏轼就曾发出“长恨此身非吾有”的慨叹。既然是“寄”，何处青山不埋骨，何必一定葬在桑梓地呢？人生如寄的思想，不是苏轼的独创，却由他发扬光大。汉代就有“人生忽如寄”的古诗。魏晋时期，曹丕叹息“人生如寄，多忧何为”，谢安给支道林信中也说：“人生如寄耳，顷风流得意之事，殆为都尽。”惆怅之情溢于言表。宋代持这种思想的人很多，其中又以苏轼为最。他文集中，有很多“须信人生如寄”、“百年人生如寄耳”、“人生如寄何不乐”这样的句子。苏轼到了海南，安顿下来，写《和陶诗》寄给雷州的苏辙，用“吾生如寄耳，何者为吾庐”描述自己心态。在北归时，给章援的回信中，把章惇贬到雷州形容为“寄迹海隅”。宋人周必大评价说：“苏文忠公（苏轼）诗文，少重复者。惟‘人生如寄耳’，十数处用，虽和陶诗亦及之，盖有感于斯言。”（《二老堂诗话》）能看出人生如寄，可以说是中国人早期的一种生命觉醒。之前，人们有幻想，希望长生，渴求游仙，然而，神仙不可见，寿命难迁延，于是对人生有了更多反思，寄的思想就产生了。苏轼的“人生如寄”，可以从两方面去理解。首先是要珍惜现实生活，树立一种生命的诗意的栖居意识。人是寄寓在各种环境中的，在寄的过程中，人是超然的，环境是共存的，两者不存在你死我活的功利关系。像《赤壁赋》中谈到的“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所以，无论贬到哪里，苏轼都把它当作一种如寄状态下的经历，任性消遥，随缘放旷，从容地写文章交朋友，达到了一种完美境界。人生如寄，也要万事看得开。苏轼在惠州，有一次到外面游玩，走累了，想去前面松风亭休息，结果实在走不动了，只好望亭叹息，在一处山石上坐下。他突然领悟到：为什么一定要到亭子里才是休息？这地方有什么不能歇息的呢？由是大彻大悟，执念顿消，他形容自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是啊，既然许多梦想注定无法实现，与其在期盼与等待中迷失自己，不如给心找一个栖息地，让心能飞起，也能落下。只要你的双眸够清澈，心够从容，平平淡淡的人生未必不是成功。

张春生

2015-02-03
苏轼曾破解唐代古琴余音绕梁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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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商越核心提示“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王维的诗句展现出大唐文人雅士对古琴的偏爱。古琴是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位列琴棋书画四艺之首，目前传世最早的古琴实物是唐代的琴。在辽宁省博物馆“又见大唐”书画文物展中，就有一件稀世珍宝——唐代九霄环佩琴，它是辽博的镇馆之宝之一。有观点认为，这张琴是蜀地雷氏家族的作品，由此引出“雷氏琴”及李白、韩愈、白居易等人抚琴放歌的故事，还有宋代苏轼如何破解其余音绕梁的奥秘……四川雷氏祖孙三代有九位制琴大家在博大精深的唐文化中，古琴文化承载着盛唐记忆，古琴也成为呈现盛唐气象的重要实物。辽宁省博物馆“又见大唐”展厅里陈列的这张唐代九霄环佩琴，是唐代中期制品，距今1200多年，属于国家一级文物。据考证，这张琴的制造者很可能是唐代最为著名的斫琴家——四川的雷氏家族。辽宁省博物馆学术研究部研究员李琼璟介绍说，四川雷氏家族祖孙三代皆以斫琴为业，共计9人，称为“九雷”，包括雷绍、雷霄、雷震、雷威、雷俨、雷文、雷珏、雷会、雷迅。其造琴活动从唐代开元年间起到开成年间止，前后120多年，经历了盛唐、中唐、晚唐3个历史时期。他们所制的琴被后人尊称为“雷琴”“雷公琴”“雷氏琴”，不仅为唐人所推崇，更被后世奉为上品。为何四川能出现制琴名家呢？据明人蒋克谦编辑的《琴书大全》记载，隋朝时，隋文帝的儿子杨秀被封为蜀王。他有个雅好，就是爱琴，曾“造琴千面，散在人间”。正是因为蜀王的喜好和提倡，蜀地便出现了许多制琴名家。到了唐代，很多富贵人家大规模造琴，古琴制作得到空前的发展，蜀地也成为制琴的主要基地。“九雷”中的前五人，为盛唐开元年间人，属于雷氏的第一代。其中，雷俨曾被唐玄宗召入宫中，职务是“琴待诏”，即凭着弹琴的技艺侍奉内廷。由此可知，雷俨不仅善于斫琴，也是一位弹琴高手。而雷氏家族中最为有名的斫琴师要数雷威，他常常为选择上佳琴料不辞辛劳。《嫏嬛记》（嫏嬛读作lánghuán）引前人之说记载：“雷威作琴，不必皆桐，每于大风雪中独往峨眉。酣饮，著蓑笠入深松中，听其声，连绵悠扬者伐之，斫以为琴，妙过于桐。”意思是说，雷威为造一张好琴，不避艰险，深入峨眉山，在大风雪中聆听狂风撼树的声音，找寻音质优异的材质。他所作之琴，并不拘泥于必须用梧桐、梓木，而是以峨眉松之良者为之，只部分使用桐木，却比桐木制作的琴还要好。因此著名的唐琴“春雷”“九霄环佩”“飞泉”“玉玲珑”等，都为雷氏所制。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也是一位著名的琴家。他对雷氏琴情有独钟，并收藏有开元十年造的雷琴，时时弹奏。苏轼在《杂书琴事》中说，为了研究古琴的发声原理及特点，他不惜把自己珍藏的唐代名贵雷琴拆开来观察：“求其法不可得，乃破其所藏雷琴求之。”结果发现，“琴声出于两池间，其背微隆若薤叶然，声欲出而隘，徘徊不去，乃有余韵，此最不传之妙。”原来琴的声音是从龙池与凤沼两孔间对面的木头稍微隆起处、好像薤叶的形状处发出的，由于声音的出口处很狭窄，琴音不能马上出去，留在琴内徘徊成余韵，这就是雷琴的奥妙之所在。李琼璟解释说，从“九霄环佩”与雷氏“春雷”两琴的纳音来看，都是在琴腹腔里稍稍高的部分中间，开出一条约5分深、1寸宽、通贯于纳音始终的圆沟。它既未增加琴面的厚度影响发音，又使龙池、凤沼两个出音孔变得稍稍狭窄，借以延长共鸣箱中余音的扩散。这种琴腹纳音的特殊做法，亦即雷氏第一代人所创造的家法。白居易“共琴为老伴”最爱弹《秋思》大唐盛世，社会繁荣稳定，涌现了一批影响深远的文人琴家，如王维、李白、白居易、柳宗元、温庭筠等，他们弹奏古琴并创作琴曲、琴诗。文人的大量参与，推进琴曲创作及演奏技法不断提高。据统计，在《全唐诗》中，收录有“四万八千九百余首，凡二千二百余人”的诗作，其中涉及古琴内容的有1400多首，从唐人诗作中咏琴诗的数量，可看出古琴在文人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为何唐代文人雅士如此偏爱古琴呢？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古琴的声音非常独特，安静古朴、清微淡远，被称为“太古之音”，被用以“愉悦情思”；另一方面则因古琴“导养神气，宣和情志”的功能，成为表达文人洁身自好、超然物外思想的载体，被誉为“圣人治世之音，君子养休之物”。因此有诗人王维作琴曲《阳关三叠》，有文学家柳宗元作琴曲《欸乃》，大诗人白居易更是留下众多咏琴诗。《琴史·白居易传》中记载，白居易自云有三大爱好：嗜酒、弹琴、吟诗。而且凡酒徒、琴侣、诗客，多与之游。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遇，必先拂酒罍，次开箧诗。酒既酣，乃自援琴操官声，弄《秋思》一遍。有时白居易坐着轿子到郊外，轿中放着一张琴，一个枕头，数卷陶渊明、谢朓的诗，轿边竹竿悬挂着两个酒壶，随意停于有山水之处，弹琴饮酒，兴尽方归。翻阅白居易的咏琴诗，可以发现，白居易的生活中少不了琴声琴韵：“身外都无事，舟中只有琴。七弦为益友，两耳是知音。”（《船夜援琴》），在《对琴待月》诗中，白居易自称：“共琴为老伴，与月有秋期”。在《宿东亭晓兴》中，他“独抱一张琴，夜入东斋宿”，可见古琴已经成为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伴侣。而在众多琴曲中，《秋思》是白居易诗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首曲子：“晚坐拂琴尘，秋思弹一遍”（《冬日早起闲咏》），而“调清声直韵疏迟”（《弹》），应该是《秋思》受白居易喜爱的原因。中国古琴在周代已经流行，至今有3000多年历史。周武王建立了周王朝之后，大力推行礼制，用以规范人们的行为，提倡音乐尤其是琴乐，用以陶冶人们的性情，而礼乐的“乐”主要就是指古琴。儒学创始人孔子就是一位杰出的琴家，他一生酷爱弹琴唱歌，曾向师襄学琴，能弹琴唱《诗经》300首，并创制仲尼式古琴，成为后世士人典范。唐文化的繁荣昌明，将古琴发展推向了第一个高峰，唐琴的造型之妙、制作之精、琴音之美为历代之冠。李琼璟说，唐代古琴尤其是盛唐之琴，造型肥而浑圆，一般又在颈、腰内收部分做圆角处理，业界称为“唐圆宋扁”，相比宋琴较扁的外形来看，唐琴的造型，各处比例均比较合理，既美观又便于弹奏。2003年，中国古琴继昆曲之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还特别选用古琴演奏。至今流传下来的古琴名曲有《广陵散》《高山流水》《渔樵问答》《平沙落雁》《阳春白雪》《阳关三叠》等。唐代宰相李勉创制“百衲琴”唐代著名诗人王维不仅善诗文、通书画，还精音律、长于弹琴。他的好友元二出使安西都护府时，王维到渭城为之饯行，作七言绝句《送元二使安西》送别，一时间广为流传，因为诗中有“渭城”“阳关”等地名，所以，又名《渭城曲》《阳关曲》，词句被反复诵唱，称之为《阳关三叠》。许多唐代诗人曾在诗作中提到这首诗，如李商隐的“红绽樱桃含白雪，断肠声里唱阳关”。宋代文学家苏轼在《东坡志林》中，曾对“三叠”作过考证：“旧时‘阳关三叠’，然今世歌者每句再叠而已。”如今，《阳关三叠》成为中国十大名曲之一。关于辽博这张唐代九霄环佩琴的制造者，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是唐代宰相李勉制作的“百衲琴”。李琼璟介绍，所谓百衲琴，是制琴不用整块木料，而是用小块优质桐木精心拼接，看起来像僧人的百衲衣，因而得名“百衲琴”。若仅从琴的形式、漆色、断纹、声音来看，百衲琴并没有什么异乎寻常的特点。从这张九霄环佩琴的背面透过圆形的龙池、椭圆形的凤沼向内看去，可见琴腹内木料上有长方形条状的百衲纹，木条纹理错综，有明显的拼合特点，因此推断其可能为百衲琴。在传世的百衲琴中，用来拼合的木块，形状、大小也并不相同，除了长条形的，还有龟纹形、银锭形、方块形等几种。而百衲琴的首创者，便是唐代宰相李勉。李勉（717年—788年），是唐高祖李渊第十三子李元懿曾孙。李勉以皇亲身份入仕，历任开封府尉、监察御史、京兆尹、岭南节度使等职，晚年入朝为相，任工部尚书，封汧（qiān）国公。李勉为官清正廉洁，奉公守法。《旧唐书》称李勉：“坦率素淡，好古尚奇，清廉简易，为宗臣之表。善鼓琴，好属诗，妙知音律，能自制琴，又有巧思。及在相位向二十年，禄俸皆遗亲党，身没而无私积。其在大官，礼贤下士，终始尽心。”据宋人《琴史》记载：“勉有所自制，天下以为宝，乐家传响泉、韵磬，皆勉所爱者。或云，其造琴，新旧桐材扣之合律者，裁而胶缀之，号百衲琴，其响泉韵磬，弦一上十年不断，其制器可谓臻妙，非达于琴者，孰能与于此乎。”文中讲述了李勉将音质上佳的新旧梧桐木裁减成小块相扣合，用胶粘接而成。“沉雅清峻”的李勉不仅善于弹琴、制琴，还有琴著《琴徽字议》，并曾作琴曲《静观吟》。当然，百衲琴作为一种制琴方法，四川雷氏也曾做过。史记SHIJI传世九霄环佩琴只存四张辽博珍藏的九霄环佩琴长122厘米、肩宽21.2厘米，表面有栗壳色的漆层。辽宁省博物馆学术研究部研究员李琼璟向记者介绍，目前世界范围内已确定的传世唐代古琴约有20张，其中最著名的唐代伏羲式九霄环佩琴仅有4张，除了省博物馆的藏品外，一张在故宫博物院，一张在中国历史博物馆，还有一张在私人手中。“这张九霄环佩琴，采用松散质地、纹理顺直的梧桐木制成，因为这样的材质能充分震动。”李琼璟说，在古琴的背面底板，篆刻有“九霄环佩”四个大字，就是此琴的名字，寓意声传九霄、音似古人腰间玉佩般悦耳动听。古琴根据腰部、颈部等外形弧度的差异，可分为蕉叶式、响泉式、凤势式、剑式等；根据创制琴形的人物，又可分为伏羲式、神农式、仲尼式、子期式、师旷式等。这张九霄环佩琴是伏羲式，腰部有两个月牙形的弯儿为特征，相传为华夏民族人文始祖伏羲所创制。古琴上有七根琴弦，一弦最粗，七弦最细，因为年代久远，古琴丝弦不易保存，这张古琴的琴弦是后人缠上的。古代琴弦一般是由蚕丝制成，声音小，常常说的古琴悦己，也是因为古琴的声音小只够愉悦自己。今人多用钢丝弦，钢弦声音大，更适合舞台表演。再看琴面一弦外侧，面板上镶有13个圆点，这是琴徽，为蚌壳制成，是琴弦音位的标志。值得注意的是，在琴面上，有很多黑色线条纹，原来这是因常年风化和弹奏时的震动，天然形成的断痕裂纹。古人根据裂纹的形状，给它们起名为蛇腹纹、牛毛纹、梅花纹、流水纹、冰裂纹等，这张琴显示出来的是蛇腹纹加上一些牛毛纹。一般来说，琴不过百年不出断纹，随年代久远程度不同，断纹也不尽相同，它是鉴藏古琴的主要依据之一。

2019-10-22
一部引人入胜的苏轼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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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伦朱刚是当今研究宋代文学的名家，除学术专著外，他还贡献了两部雅俗共赏的讲稿：《中国文学传统》和《苏轼十讲》。《苏轼十讲》由朱刚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开设的“苏轼精讲”课程讲稿结集而成，用10个专题全面展现了苏轼的传奇人生，是一部精心编纂、内容丰富、新见迭出的优秀普及读物。此书2019年面世后即受好评，次年荣获第十五届文津图书奖。与既有的苏轼传记不同，《苏轼十讲》不是按时间顺序详叙传主生平，而是拈出10个题目，以专题的形式展开苏轼的生命历程。《雪泥鸿爪》概说苏轼的人生经历，《贤良进卷》讲述二苏应制科之始末，《乌台诗案》考察苏轼乌台诗案的前因后果，《三咏赤壁》介绍苏轼谪居黄州的创作情况，《庐山访禅》分析苏轼与佛道之关系，《王苏关系》梳理三苏与王安石之恩怨，《东坡居士的“家”》剖析苏轼对家的思考与表达，《元祐党争》讨论苏轼与元祐政坛之关涉，《唱和〈千岁秋〉》关注苏轼与士人群体的同题创作，《个体诗史》总结苏轼诗词创作特色，附论苏辙晚年的诗歌创作。10个专题亦大致按苏轼生平编排，以苏轼的政治、文学活动为主线，涵盖了北宋仁宗以来的科考取士、王安石变法、新旧党争、士人风气、文坛风尚，不仅全方位地透视了传主，也生动地展现了北宋中后期的政局形势和社会图景。《苏轼十讲》以专题的形式写传记，重点突出，论述集中，见解新颖，内涵丰富，遂成为一部引人入胜的苏轼新传。《苏轼十讲》采取专题的形式，固然是因为其书本脱胎于讲稿，也是因为作者对各专题素有精深的研究。朱刚从事苏轼研究多年，早年的博士论文《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就涉及苏学；其后又与导师王水照合撰《苏轼评传》，对苏轼思想有全面而深刻的阐释；近年力作《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考察北宋士大夫文学的展开，亦涉及二苏；最近刊出的《苏轼苏辙研究》则是二苏研究的专门结集。这些研究，构成了《苏轼十讲》的基础。如第一讲《雪泥鸿爪》，撷取苏诗一系列文本中“鸿”“牛”“月”3个意象，串联起苏轼的一生，其构思不可谓不精巧，实发端于数年前《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苏轼评传》中的相关研究。作者积思累年，复讲论经年，故能于每一讲中融入一己研究之心得。同时，《苏轼十讲》还吸收了学界的相关研究，如第四讲《三咏赤壁》论苏轼豪放词、第九讲《唱和〈千岁秋〉》谈苏轼唱和秦观《千岁秋》，均参考了王水照的论文。正是由于具有坚实的专题研究基础，《苏轼十讲》不同于一般传记的戏说、漫话，体现出严谨的学风，新见卓识亦在在可见。如第二讲《贤良进卷》对“贤良进卷”的文本性质、形式来源及文学史意义作了深刻揭示。指出宋代制科的“贤良进卷”由50篇策论构成，其性质不类别集，而像子书；每一篇均用古文写作，又是唐宋古文运动的成果，可谓是以古文运动精神再造先秦子书传统；其形式则源于唐代的进士“行卷”，实为“行卷”的制度化；其写作方式造就了宋代士大夫作家的一系列特征，是士大夫文学的典范。这些精辟的见解，都是从文献出发，立足于对“进卷”材料的全面掌握和细致考辨。作者重视文本，不尚空言，每一讲均汇集了一组完整的作品，并作深入解读。如第四讲《三咏赤壁》讨论苏轼黄州时期的创作情况，依次细读了《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后赤壁赋》3篇作品，阐明了苏轼开创豪放词的词体革新意义，探寻了苏轼两赋赤壁的创作缘起与心路历程。作者灵心善感，辨析入微，引导我们通过文本走进苏轼的精神世界，从《赤壁赋》“超越的思辨”走向《后赤壁赋》“超越的心境”，再现了苏轼谪居黄州历经痛苦并最终解脱的心理过程。得益于作者对苏轼各类作品的细读，对苏轼生活时代的全面认识，《苏轼十讲》对传主深具同情之了解。如第六讲《王苏关系》、第八讲《元祐党争》中分析指出，苏轼论学、论政，都不随人俯仰，坚持独立主张，强调异议的正当性，始终保持独立的人格。北宋士大夫多贬斥势利，尊崇气节，苏轼一生立朝大节极可观，可谓北宋士大夫的典范。作者回到历史语境，知人论世，对苏轼所作的高度表彰，客观公允，允为苏轼的异代知音。《苏轼十讲》以传主苏轼为中心，涉及宋代文化、文学的诸多方面，贯通文史，视野宏阔，表彰先贤，启迪后学，其优点尚不止以上数端。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全书文字雅洁，语言清丽流畅，不仅是一部优秀的学术传记，也是一部优美的学术散文。《苏轼十讲》不论是内容还是文笔，都堪称学术研究与科学普及相结合的典范。

张伦

2023-04-07
徐新民:苏轼的民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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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文化论坛徐新民:苏轼的民本思想编辑|张瑾校对|杨庆宇本期论坛人物：徐新民，安徽宿州人，1934年生。江苏省特级教师，徐州苏轼文化研究会研究员，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员。曾任徐州市中语会会长，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中语会副会长。先后在《人民日报》、《人民教育》等发表近百篇论文。曾在徐州任太守的苏轼，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一位“宁为民碎、不为官全”的民本主义者。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极“左”思想理论的影响下，苏轼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保守派”成为主流观点。直到现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仍然存在。苏轼作为伟大的文学家，已经成为国人的共识，但作为民本主义者并不为多数人所了解。本文论述的重点是苏轼的民本思想及其政绩。一、苏轼民本思想的形成苏轼在少年时期，其父苏洵常游学在外，他和弟弟苏辙的教育就落在母亲程夫人身上。程夫人出身名门，性格果敢而仁慈，重视儒家经典的传授，言传身教，对苏轼思想、人格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苏轼八岁时，祖父苏序曾把他送到天庆观跟道士张易简熟读《道德经》、《庄子》。苏轼深受影响，后来他在政治上屡屡受挫后常常流露出“老庄”思想。之后，苏轼又先后进入眉山城里著名的官办学堂“寿昌院”和青神乡“中岩书院”跟随名师刘巨和王方（王方欣赏苏轼的才华，将女儿王弗许配苏轼）熟读儒家经典，深受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响和熏陶。良好的家庭环境和名师教育，不仅为苏轼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而且使他确立了一生为民、矢志不渝的民本观。对苏轼形成民本思想影响最大的是我国古代最早的经典《尚书》。我国最早提出“民为邦本”的是《尚书》中的《五子之歌》。所谓“五子”是指夏启的五个儿子，也就是太康的五个弟弟。太康尊位，不理国事，五位兄弟追述先祖大禹的教导而写了《五子之歌》，希望太康引以为戒。其中第一首则表现了较为完整的民本思想。原文是：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这段话是说，伟大的祖先曾有明训，人民可以亲近而不可看轻；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就安宁。我看天下的人，愚夫愚妇都能战胜我。一个人已经多次失误，难道要等到众民造反时才去考察民怨吗？应当在没有形成大的民怨之前就去考察啊。我治理天下众多的老百姓，就像用腐朽的绳索驾着六匹马那样随时随地都会发生危险一样小心谨慎。做君主的人，怎么能对天下人民不敬不怕呢？这就是我国民本思想的最早记载，它比较完整地论述了人民与君主之间的关系以及君主应持的态度，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作为以儒学为基础的苏轼，“民为邦本”的思想成为他一生“奋厉有当世志”和为人、为官、为文的航标。二、对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三、宁为民碎，不为官全苏轼的民本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重民、爱民、忧民、利民、富民，兼而有之，融为一体，贯彻始终。苏轼在《御试制科策》中说：“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他认为，皇帝仅仅是主持执行天下之事者，而人民才是天下的主人。在天命神授、皇权至上的封建时代，竟敢在皇帝主持的考场上，直率地申述自己的民“主”观点，可谓大智大勇，胆识过人。苏轼在《策略五》中说：“臣闻天下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运之乎茫茫之中，安而为太山，危而为累卵，其间不容毫厘。”苏轼认为，如果君主高高在上，随心所欲，依仗君权来统治天下，就如同“累卵”立在“太山”之上，那是很危险的，万万不可掉以轻心。和平时期，还可以相制，一旦发生战乱，还有人会听从你的指挥吗？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说：“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人主失人心则亡。”苏轼认为，民心的得失是国家兴亡的头等大事，得人心者为“王”，失人心者为“独夫”。苏轼把皇帝比作“累卵”、“木”、“灯”和“鱼”，而把人民比作“太山”、“根”、“膏”和“水”，这同荀子把“人君”比作“舟”、把人民比作“水”是一脉相承的。如果处理不好，“累卵”就会坍塌，“木”就会枯死，“灯”就会熄灭，“鱼”就会干死。苏轼就是怀着这样的民本思想和政治主张入仕为政的。三、宁为民碎，不为官全苏轼本来是宋仁宗为子孙选中的宰相，他完全有条件一帆风顺地登上宰相的高位。但是他的一生却经历了三起三落、宦海沉浮的磨难。他的政治生涯和政治品质可以用“宁为民碎，不为官全”八个字来概括。他的政治命运集中表现在对待王安石和司马光这两个关键人物上。指出王安石新法要害是“富国”而“贫民”苏轼22岁时，与弟弟苏辙同科进士。26岁时作为京官下派凤翔府任节度判官厅事。29岁返京，授于编修国史机构的文职官员。31岁时父亲卒于京师，苏轼护丧返蜀，33岁那年免丧入京。这时，正值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推行变法。苏轼本来是宋仁宗为子孙选中的宰相，王安石也非常看重他的才华。如果苏轼能够顺水推舟，支持变法，一定能够平步青云，官运亨通。可是，他不能为了升官而放弃自己的民本主张。一到京城，便旗帜鲜明地站在司马光一边，连续三次上书批评王安石新法，指出王安石新法的要害是“富国”而“贫民”。这时的苏轼仅仅是一个官小位卑的八品文官，他明明知道神宗把“变法”当成“富国”的头等大事，而王安石又是权倾朝野的重臣。他的奏状不仅仅是对王安石的抨击，也是对神宗的批评。“渎犯天威”是要杀头的。若无大智大勇和舍生忘死的心理准备，那是不可能做到的。苏轼初入政坛，便站在新旧两派激烈斗争的风口浪尖上，处处与权臣王安石相左，在自己的仕途上树起了强大的对手和难以逾越的障碍。在变法派的排挤和打压之下，他只得请求外放，到杭州当了一名通判，放弃了步入朝廷权力中心的机会。尽管他在杭州、密州、徐州期间，抵制了变法派“损民”的错误政策，践行了他的民本主张，但却遭到变法派的嫉恨，以致酿成了几乎杀头的“乌台诗案”，贬往黄州，降为团练副使。不同意司马光尽废新法元丰八年三月，宋神宗去世，哲宗即位，北宋政坛又一次发生剧变。宣仁太后一直反对变法，她掌权后就启用司马光为宰相，苏轼自然得到“骤迁”。短短的十七个月，从一个贬谪的犯官一路直升到三品大员，提升了六个品级，飞跃了十二个官阶，距离宰相只有一步之遥。如果他能与司马光保持一致，接替司马光宰相之职势在必然。可是，他偏偏不同意司马光尽废新法的主张，因而遭到新旧两派的排斥，苏轼不得不再次请求外放。朝廷也顺水推舟，让其出知杭州、颍州与扬州。

2012-12-13
留给徐州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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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新民今年是苏轼诞辰980周年，在徐州担任知州940周年。值此“双庆年”之际，徐州苏轼文化研究者推出了一批成果。其中有矿大管仁福教授的《苏轼徐州诗文辑住》，苏轼学会徐新民、陆明德的《苏轼全传·徐州卷》，陆明德的《苏轼知徐州札记》，谭敦容的《苏轼与徐州》，孔伯祥、陈玉兰的《古今诗人用徐州》等等，为此，小编从中选出两篇文章，以飨读者。苏轼与徐州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移知河中府途中，诏命改知徐州，元丰二年四月二十一日，苏轼抵徐州。苏轼一生担任过八地知州，而徐州任期时间为最长者之一。而他留给徐州的文化资源则成为徐州历史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查阅徐州过去有关苏轼的研究资料，均以为苏轼在徐州担任知州的时间是23个月。近日，陆明德先生提出，应为24个月。苏轼于熙宁十年（1077）二月到任，在（1079）年三月十日左右离任，根据中华书局孔凡礼《苏轼年谱》记载，元丰元年（1078）闰正月，全年为13个月。以此推算，苏轼在徐州任职时间应为24个月，与密州相同，比湖州、登州、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的时间都长，其业绩也更加煌煌。抗洪保城建黄楼苏轼一生功绩，影响最大、流传最久、最为辉煌者，就是在徐州抗洪保民建黄楼。林语堂把苏轼知徐时期称之为“黄楼时期”。徐州人把苏轼的抗洪为民的情怀誉之为“黄楼精神”。抗洪水、建黄楼、举行庆典、撰写诗文，四位一体，构成了徐州“苏轼文化”的核心。白土寻煤百炼刀彭城原无煤炭，苏轼派人到徐州西南五十里白土镇寻找石炭，开发利用。他的诗歌《石炭并引》真实而形象地记录了这一过程。这首诗是继李白《秋浦歌》第一次把“炼铜”写入诗歌之后，又首次把“石炭”写入诗歌，开创中国文学史上“煤炭诗”之先河，揭开了徐州开采煤炭的序幕。徐州人把《石炭并引》誉之为“石炭之歌”，把苏轼的民本情怀誉之为“石炭精神”。创作与施政同辉苏轼在徐州施政时，在同友人的交往中创作了大量诗词文赋。同代人陈师仲把它集结成《黄楼集》。后由于屡屡遭贬，早已失传。改革开放后，经过董治祥、李世明、管仁福、谭敦容等学者的发掘整理，发现苏轼在徐共创作近370篇作品，平均每两天一篇，这些作品记录和见证了他的辉煌业绩，也反映和表现了他的民本思想以及治国施政的理念，构成了独特的“徐州苏轼文化”。他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黄楼精神”，他的燃烧自己、温暖百姓的“石炭精神”，已经溶入到徐州人的血液里。遗存遗迹多苏轼在徐州的遗迹遗址有七八十处，是全国最多的地区之一。从分布上看，大体上可分三大块：一是以云龙山为中心的遗迹遗址群。这里有张山人故居、放鹤亭、招鹤亭、饮鹤泉、放鹤亭记御碑亭、东坡石床、黄茅冈、东坡石像、杏花村、春晖亭、东坡会馆、云龙湖、苏公塔、圆梦园、苏东坡艺术馆等。二是徐州主城区。这里有故黄河、黄楼、百步洪、显红岛、逍遥堂、快哉亭、苏堤路、燕子楼、石经院、戏马台、抗洪石柱等。三是徐州周围。东有老龙潭；北有桓山、利国运铁河、北山采矿遗址、滕县公堂和西园；西有楚王山、白土镇孤山老矿坑、拱翠堂；南有拔剑泉、雾猪泉、小龙岗苏迈墓、苏家湖、朱陈村等。其中最值得介绍的是“一楼（黄楼）、一河（故黄河）、一山（云龙山）、一湖（云龙湖）”。黄楼。不仅是抗洪保城济民的胜利象征，而且是苏轼在徐州执政为民的永恒丰碑。“一河”是指故黄河。苏轼知徐后，通过治水、用水、咏水，与这条母亲河结下了不解之缘。苏轼在知徐州的诗文中，有50余篇涉及泗水与黄河。九百年来，这条母亲河中流淌的苏轼元素，一直在滋润着古彭大地。“一山一湖”是指云龙山和云龙湖。云龙山位于徐州南郊，由相连的九个山峰组成，蜿蜒似龙，呈东北—西南走向，长约3千多米。苏轼的遗迹大多集中在这里。熙宁十年（1077）六月十五日，苏轼与苏辙一起到徐州西南汉王庙祈求雨停。途经石沟湖，对苏辙说：“若引上游丁塘之水以注，则此湖俨若西湖，而徐州俨若杭州”。一年后苏公调任湖州，成了苏轼的未竟愿望。九百年后的新中国，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开发与建设，终于把石沟湖改造成一碧万顷、波光粼粼的云龙湖。2016年，又被批准为国家5A级风景区，成为徐州最具魅力的旅游胜地之一。

2017-06-09
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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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的足迹·光明书屋】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宋代文学家、政治家苏轼的诗文。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引用“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一句，语出《范增论》。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的演讲中引用“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一句，语出《稼说送张琥》。作为北宋具有代表性的大家，苏轼的诗文学说无不体现出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特点，他身上既凝结了中国传统文化，又兼综各家学说。其弟苏辙对兄长曾有“（苏轼）少与辙皆师先君，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的追述。苏轼留有《范增论》《晁错论》《刑赏忠厚之至论》等政论名篇。在《晁错论》中，苏轼对西汉初年著名政治改革家晁错及其个人命运进行剖析，亦可从中看出其本人的政治哲学：纵使国泰民安的社会，也隐藏着诸多危机，“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若对此视而不见，则家国天下终将因灾祸而不可救。唯有仁人君子豪杰之士能够挺身而出，为天下犯大难。纵观苏轼一生，经历北宋五位皇帝——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数度被外任、贬谪，却始终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针砭时弊，敢为天下先。熙宁二年十二月，朝廷下旨，要求开封府减价购买四千余盏灯，苏轼上书劝谏，指出卖灯之民例非豪户，衣食之计望此度日，此举无疑是“与小民争豪末”。足见他时刻将家国天下、百姓民生放于心中。居庙堂之高，心忧黎民；处江湖之远，为善一方。正因为苏轼深入民间，因此知晓政策法令的利弊得失与黎民百姓的生活疾苦，在执政为官时始终怀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即使在其生活困顿的贬谪时期，亦有诸多利民事迹：被贬黄州时，苏轼见此地民众贫困，有“溺婴”恶习，写信告知鄂州太守朱寿昌民间弃婴杀婴的惨状，建议朱寿昌立法惩治，并对无力养儿的穷人予以救济。献计献策之外，苏轼身体力行，在黄州成立“救儿会”，拟订章程，向富人募捐。虽然生活贫困，但他亦对“救儿会”有所捐助。苏轼被贬惠州时，通过表兄——本路提刑程正辅，解决了驻军缺房与扰民问题。此外，他倡议筑堤建桥，并推广农业先进技术，教惠州人民使用“秧马”等工具。晚年被贬海南儋州，苏轼有感于当地人蒙昧落后，从思想上开导他们，“以诗书礼教转化其风俗，变化其人心”。作为传统士大夫，苏轼秉持着入世思想，治国治乱不为空言，却对仕宦生涯超脱看待。其言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亦是自身写照。正是因为这种游于物之外的超脱，才使苏轼在宦海沉浮中始终保持着“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心态。苏轼始终未将仕宦、名利视为人生根本，早年凤翔通判任上，苏轼便作《将往终南和子由见寄》，认为“人生百年寄鬓须，富贵何啻葭中莩”。晚年被贬岭海，他作“芒鞋不踏利名场”，否定入世是为了功名富贵。其豁达、乐天、超脱的人生态度，对今人依旧有借鉴与参考价值。面临困境时，我们看见的是一个“报道先生春睡美”的诗人，有着“无所往而不乐”的境界，超越出处生死，宏大广博、率意而为。苏轼其人，英才绝识，卓冠一世，历来为后世文人学者所敬仰，以至于“操觚之士鲜不习苏公文者”。早在南宋，苏学便成为一门显学，陆游《老学庵笔记》中记有“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至明清两代，苏轼诗文选本更是大量涌现，足见后人的重视与敬仰。先贤已远，苏轼其人其言看似已与现代社会疏离，但其思想吸收了历代先贤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无论是在内容特质、时代价值方面，还是在国际影响方面，都彰显了独特的魅力。新千年伊始，法国《世界报》在全球范围内评选公元一千年时代的十二位“千年英雄”，苏轼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人，成为中国软实力的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对苏轼著作的多次引用，更加彰显了苏轼政治思想、文化内涵、人格魅力在当今时代的重新发扬。习近平总书记说：“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崇德向善、见贤思齐，我们应当不断从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引领中华文化走向新的辉煌。（作者：司聃，系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讲师）

司聃

2017-11-19
汤饼客与汤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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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开周公元1073年农历十月，苏轼给一位朋友写了首诗：郁葱佳气夜充闾，始见徐卿第二雏。甚欲去为汤饼客，惟愁错写弄獐书。参军新妇贤相敌，阿大中郎喜有馀。我亦从来识英物，试教啼看定何如。在《苏轼全集》里，这首诗的题目被定为《贺陈述古弟章生子》。看题目就知道，一位姓陈名章字述古的朋友生了儿子，苏轼向他贺喜。宋朝姓陈字述古的人不少，文献里记载的有陈襄陈述古，公元1064年当过开封府推官；有陈悫陈述古，公元1096年当过大名府签判；有陈穆陈述古，是南宋后期的儒生，以哲学家朱熹的嫡派传人自许。陈章陈述古是谁呢？很惭愧，暂时还没有查到相关资料，哪位朋友要是知道，请一定告诉我，我请您吃杞县砂锅。先不管这位被苏轼称为“陈述古弟章”的陈章陈述古是谁，咱们且来看看此人生了儿子以后，苏轼写的贺诗到底讲了什么。第一句，“郁葱佳气夜充闾，始见徐卿第二雏”。用了杜甫的典故。话说当年杜甫避难成都，认识一位姓徐的官员，该官员生了两个儿子，杜甫就写了一首《徐卿二子歌》，说了一大堆吉祥话。而苏轼这句诗的意思是，郁郁葱葱的云气在半夜三更升起，飘满陈章陈述古的屋子，随着一声啼哭，婴儿呱呱坠地，这个新生儿一脸福相，就像杜甫《徐卿二子歌》里的那个小儿子。第二句，“甚欲去为汤饼客，惟愁错写弄獐书”。前有“汤饼客”，后有“弄獐书”，汤饼客是苏轼发明的词儿，意思是参加汤饼会的客人，什么是汤饼会呢？待会儿再说。弄獐书出自《旧唐书·李林甫传》，说唐玄宗时期的宰相李林甫没文化，爱写错别字，将“弄璋之庆”写成“弄獐之庆”。“甚欲去为汤饼客，惟愁错写弄獐书”，意思是非常想去你们家的汤饼会上当客人，可又担心自己文化水平不够。第三句，“参军新妇贤相敌，阿大中郎喜有馀”。又用了两个典故，都出自《世说新语》，“参军新妇”指帅哥跟美女相配，“阿大中郎”指大哥跟二哥匹敌。苏轼用这两个典，是夸陈章陈述古两口子郎才女貌，生出来的大儿子和二儿子都不是凡品。第四句，“我亦从来识英物，试教啼看定何如”。这句终于不再用典，开始直话直说：我苏轼看人一向很准，等我到你们家做客，看看你们刚生的这个二小子怎么样吧。拆解完这首诗，咱们再重点拆解汤饼客。前面说过，汤饼客是苏轼发明的词儿，是指参加汤饼会的客人。所谓汤饼会，其实能跟满月酒和周岁宴画等号。古人给孩子做满月，或者在孩子周岁时过生日，摆几桌好吃的，请一堆亲戚朋友上门，这种宴席就叫汤饼会。清朝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六十回：“过得两天，撤儿满月，开了个汤饼会，宴会了一天，来客倒也不少。”明朝小说《初刻拍案惊奇》第二十回：“转眼间又是满月，少不得做汤饼会，众乡绅亲友齐来庆贺。”再往前追溯，唐朝诗人刘禹锡给一个晚辈写诗：忆尔悬弧日，余为座上宾。举箸食汤饼，祝辞添麒麟。记得你出生以后，我去你家做客，抄起筷子吃汤饼，祝福你爹诞麟儿。刘禹锡这首诗可以证明，早在唐朝就有汤饼会。古人既然把满月酒和周岁宴叫作汤饼会，那肯定是因为这些宴席都以汤饼为主食。汤饼又是什么呢？听名字，有汤、有饼，难道就像湘菜里的鱼头泡饼？或者像天津菜里的羊汤烩饼？又或者像西安泡馍，把锅盔掰成小块儿，泡到羊肉汤里，呼噜呼噜往嘴里扒？其实都不是，汤饼的饼，压根儿就不是饼，至少不是咱们现代人理解的那种饼。“饼”这个字，在古代大有讲究，本义是把谷粒磨成粉，和成面，然后或蒸或煮或烤或炸，做成各种面食。换句话说，古汉语里的饼就等于面食，面食就等于饼。北宋末年或南宋初年有一部《靖康缃素杂记》，该书第二卷有云：凡以面为餐具者，皆谓之饼。故火烧而食者，呼为烧饼；水瀹而食者，呼为汤饼；笼蒸而食者，呼为蒸饼。凡是用面粉做的饭，都属于饼，用火烤熟的就叫烧饼，用水煮熟的就叫汤饼，用笼蒸熟的就叫蒸饼。北宋后期，蒸饼又叫“炊饼”，就是《水浒传》里武大郎挑着担子卖的炊饼。炊饼是扁乎乎的饼吗？不是，它其实是馒头，实心馒头。所以，现在街边卖的武大郎烧饼完全是现代人误解造成的，跟武大郎没关系，跟宋朝的炊饼也没关系。用水煮熟的就叫汤饼，那么汤饼具体包括哪些水煮面食呢？其实不包括馄饨、水饺、汤圆、元宵，因为馄饨在宋朝叫“馉饳”，水饺在宋朝叫“馄饨”，汤圆在宋朝叫“圆子”，元宵在宋朝叫“沙团”。宋朝人所说的汤饼，主要还是面条，各式各样的面条。把兰州拉面拿到宋朝，它是汤饼；把郑州烩面拿到宋朝，它也是汤饼；把意大利面里的蝴蝶面和通心粉拿到宋朝，它仍然属于汤饼。南宋食谱《山家清供》里有一道“梅花汤饼”，要把面团擀切成片，再用梅花形的铁模子把面片压断，压出片片梅花，搁锅里煮熟，捞出来，拌点儿菜叶和鸡汤。南宋养老手册《奉亲养老书》里有一道“山药汤饼”，将煮熟的山药去皮弄碎，跟面粉和在一起，再擀切成面条。苏东坡说他喜欢吃一种“槐芽温淘”，是把嫩槐叶焯水，捣成糊糊，加些面粉，揉成翠绿色的面团，抻成翠绿色的面条，煮熟捞出，不过水，用炒肉和肉汁儿拌一拌。事实上，这种槐芽温淘也属于汤饼。苏东坡又说他喜欢一种“南都拨心面”，应该是产自河南商丘（商丘在北宋叫“南京应天府”，简称“南都”）的空心面。古人又没有加工通心粉的机器，怎么做空心面呢？全靠手工：把面揉匀，醒透，再揉，再醒，或抻拽成丝，或擀切成条，挂到竹竿上晾干，在蛋白质大分子静电引力和表面张力的作用下，面条会自然空心，只不过孔径很小，这种面其实也要归类到汤饼家族。在唐朝、宋朝、元朝、明朝，中原地区老百姓给孩子办满月酒、周岁宴，宴席上的主食绝对不是生日蛋糕，而是汤饼，这也是满月酒和周岁宴在古代称为汤饼会的由来。宋朝汤饼会主要用哪种造型的汤饼呢？用梅花汤饼？还是用类似通心粉的南都拨心面？南宋文献《嬾真子录》透露了一点消息：东坡诗云：甚欲去为汤饼客……汤饼，今世所谓长命面也。说明汤饼会上的汤饼在南宋又被称为“长命面”，照常理推想，这种汤饼必定是长长的面条，不会是蝴蝶造型或者螺旋造型的意大利面。如今咱们中国人过生日，通常要订生日蛋糕，假如在酒店里包一桌，酒店必定会再送一碗长寿面。过生日吃蛋糕的习俗源自西方，而过生日吃长寿面的习俗则源自古代中国汤饼会，源自宋朝汤饼会上的“长命面”。所以，现代人过生日还是挺有文化内涵的，堪称古今结合、中西合璧。

2023-08-28
抢救·保护·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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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俊如廖琴本报记者黄馨月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不可估量的文化财富。“非物质文化遗产凝结着东坡故里百姓的智慧，是东坡故里历史发展的见证，是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是我们的‘传家宝’。”谈起非遗保护工作，东坡区非遗办主任王俊如有说不完的话。为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东坡区在加强对入选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保护的同时，加强了对传承人的保护，积极引导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促进传统技艺的传承、利用和发展；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全力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程，取得了显著成效。自2008年以来，东坡区正式开展项目申报工作，不遗余力推进传统“东坡泡菜传统制作技艺”，积极打造具有地域特色和时代特色的文化品牌，努力使东坡本土文化不断发扬光大。时光荏苒，回首这一段非遗保护历程，我们不仅看到了丰硕的非遗成果，也看到了东坡人且行且珍惜，一路付出的艰辛与汗水——2009年，经四川省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评审委员会评审，东坡区“裕泰乾马氏芝麻糕制作技艺”传承人马自生入选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同年，“惠通东坡肘子制作技艺”、“味聚特东坡泡菜制作技艺”、“三苏龙眼酥制作技艺”、“裕泰乾马氏芝麻糕制作技艺”、“巧巧赵氏核桃糖制作技艺”荣获第二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2010年，经市政府批准，东坡区“苏东坡酒传统酿造技艺”和“九升烧腊坊手工制作技艺”，被列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第三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在成都举行。为在这一国际文化盛会上宣传、推荐、展示眉山，东坡区“苏东坡酒”、“味聚特东坡泡菜”参加了实物展示展销；“裕泰乾马氏芝麻糕”、“惠通东坡肘子”、“三苏龙眼酥”、“巧巧核桃糖”、“九升烧腊坊”等5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参加非物质文化遗产节。2012年，东坡区的“东坡川剧艺术”、“杨氏根雕技艺”、“眉州‘山溪堂’书画装裱技艺”、“何首乌饮片传统加工技艺”、“传统中医放窍疗法”5个项目，入选第四批市“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2014年，“东坡肘子制作技艺”被列入第四批省级非遗名录。2015年，眉山首届“民间文化技艺”广场汇活动在东坡宋城启贤广场举行，展示了来自全市6个区县的12项非遗项目。东坡区独占鳌头，展出了谢氏木雕、杨氏根雕、苏裔苏体书法、钦斋泥塑技艺、火绘艺术、赏石艺术6个项目。同年，第五届中国成都国际非遗节在成都举办。东坡区有3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参加展览，分别是以味聚特为代表的东坡泡菜、谢氏木雕技艺、钦斋泥塑。此外，东坡川剧艺术参加展演。当天，东坡泡菜等一批极具眉山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展示、展销及传承人现场核心技艺及流程展演，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观看。同时，东坡区各学校开展以“川剧艺术进校园”为主题的非遗文化进校园活动。东坡川剧非遗传承人走进校园，现场为学生传授东坡川剧艺术。让小学生零距离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小学生的参与热情较高。据统计，东坡区现有省级非遗项目3个，分别是“裕泰乾马氏芝麻糕制作技艺”、“苏东坡酒传统酿造技艺”、“东坡肘子制作技艺”；市级项目有13个，包括“三苏龙眼酥制作技艺”、“东坡川剧艺术”，“谢氏木雕技艺”等；区级项目有23个，包括“唢呐吹奏艺术”、“华藏寺山门的传说”“钦斋泥塑”等。这些项目囊括了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戏剧、传统技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等各领域优秀文化遗产。如今，在区委、区政府、专家学者的全力支持与指导下，经过抢救性保护，众多即将濒临失传的历史文化遗产又回到了老百姓身边。“我们每年都会认真准备申报工作，申报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保护则是为了更好地传承与弘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将这些灿烂的文明留下来，并一直延续下去。”区非遗办主任王俊如说，这既是他的职责，也是他的心愿。

2016-08-05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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