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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学术前沿论丛"编委会
"2012北京文化论坛——首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组委会
"国立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
"孙中山与中华民族崛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编委会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中国)新疆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台湾)中台科技大学
(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
(日本)大東文化大學
(韩国)大邱Cahtolic大学校
100191 北京,卫生部医学科研管理研究所
200235,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2002年国际住房与规划联合会第46届世界大会组委会
2004年中国纳米技术应用研讨会组织委员会
2010国际数字科技博物馆论坛秘书处
2018’中国土地资源科学创新与发展暨倪绍祥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编委会
2021动物致伤防治高峰论坛组委会
256200 山东省邹平县醴泉七路 教育中心(农业局)
Baylor University 美国贝勒大学
Brandeis University
Council for Research in Values and Philosophy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Sinographic Texts and Culture Nanjing University
K.U.Leuven
Kenyon College
Kong Ju University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院
Philosophy Department,Peking University
Rowan University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SOAS) London
找到15765条数据
大国芬芳 诗酒东坡
报纸
□王晋川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一杯琼浆芬芳着灿烂的中华文明。以中国酒为主题的大型传奇诗乐舞《大国芬芳》,是一部活色生香的文化史,充分展现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和强大的文化自信。酒香千年,魂系中华!来自苏东坡故乡——四川省眉山市歌舞剧院担纲主演的《大国芬芳》,将悠久的中华历史融入酒中,将人类最美好的情感倾入杯中,举觞邀月,满台留香。从“威加海内”的刘邦,到“饮者留名”的李白;从“云想衣裳花想容”的杨贵妃,到“三杯两盏淡酒”的李清照;从“韩熙载夜宴图”的觥筹交错,到“清明上河图”的市井酒坊;从“八百寿”的彭祖,到“把酒问青天”的苏东坡……大中华雄姿英发,酒文化香飘春秋。“唐宋八大家,千古第一文人”苏东坡的家乡——四川省眉山市,古称眉州,历史悠久,俊彦倍出。南宋大诗人陆游曾赞曰:“孕奇蓄秀当此地,郁然千载诗书城。”眉山“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千里岷江绕郭而去,是天府之国重要的鱼米之乡,被誉为“坤维上腴、岷峨奥区”。早在宋朝,眉山就是全国三大刻版印刷中心之一。两宋三百年间,眉山考中进士者,多达909人,仁宗皇帝惊呼:“天下好学之士,皆出于眉州。”苏洵、苏轼、苏辙一门三杰,以其深邃的哲学思想、卓越的政治实践、辉煌的文学成就和丰富的人生体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三苏文脉、东坡文化,至今仍影响着我们生生不息的传承与创造。大文豪苏东坡素不善饮,每饮不过“三蕉叶”(北宋的一种小酒杯)。他说:“予虽饮酒不多,然而日欲把盏为乐,殆不可一日无此君。”眉山有佳酿,“玻璃春烧”和“眉山黄酒”闻名遐迩。苏东坡踏上仕途以后,常与诗酒相伴。他在密州做太守时,写下《望江南·超然台作》: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苏东坡怀念家乡,写诗给眉州太守:“瓦屋寒堆春后雪,峨眉翠扫雨余天。”“且待渊明赋归去,共将诗酒趁流年。”在谪贬流放的日子里,苏东坡还自己动手酿酒,酿出了“蜜酒”“真一酒”“洞庭春色酒”“麦门冬酒”,并将酿酒心得,写成了《东坡酒经》,早于我国酿酒专著《北山酒经》,至今仍对我国酿酒生产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和存史价值。往事越千年。如今的眉山市已成为四川省最开放最具活力的美丽城市。为了进一步弘扬东坡文化,眉山市歌舞剧院年轻的艺术家们,以饱满的热情、优美的舞姿,炫彩的灯光舞美,带你穿越历史,共赴饕餮盛宴,体验东方神韵。诗酒趁年华,千里共婵娟!
王晋川
2022-11-17
千秋交情
报纸
□本报记者温凡文/图五月的南丰,满城橘花香。新落成开放的曾巩纪念馆里,游客们兴致盎然。一个多月前,来自济南、南昌等地的专家学者齐聚于此,共话城市之间的文化交流。这份因缘而聚的交情,可以上溯到近千年前。站在岁月的长河里回望,从这片土地走出去的一代散文大家曾巩和同时代的名家们,真心相待、挚诚相交。所创作的传世之作,以及自然流露的家国情怀,延续至今。一这一年的试举,光辉照耀整个大宋王朝,被称为千年科举制最强龙虎榜。屡败屡考的曾巩挥别失意过往,交出了令人惊叹的“一门六进士”成绩单嘉祐二年(1057年),宋仁宗在位已36年。6年后,他将带着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皇帝的纪录辞世。时值科考之年,宋仁宗做了一个决定,无意间创造了比在位纪录更加精彩的千古传奇。他任命了一位主考官:欧阳修。北宋时代的科举考试,内容以注重文采、讲究华丽辞藻的骈体文为主。当时科场文风与整个文坛的风气息息相通,文坛便渐渐形成了一种标新立异、无病呻吟的“太学体”。对此,推崇韩愈写作风格、主张行文必须言之有物的欧阳修一直有个夙愿,希望有朝一日通过改革科举考试的文风,来推行自己的文学主张。如今,机会终于来了。宋代史料笔记丛书《石林燕语》记载:“欧公欲力革其弊……凡文涉雕刻者皆黜之。”主考官欧阳修大笔一挥,所有行文华而不实的考生,一个不取。于是,等到放榜时日,一纸灿烂得让人炫目的进士龙虎榜新鲜出炉。在榜单上,可以发现史册中许多如雷贯耳的名字:“程朱理学”创始人之一的程颢、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赋予儒学新活力的思想家张载、成就北宋最大一次对外军事行动“熙河大捷”的文人军事家王韶,还有先后担任过宰相大位的吕惠卿、章惇、曾布,以及最广为人知的大文学家苏轼、苏辙兄弟,等等。欧阳修的得意门生曾巩位列其间,时年39岁。这张榜单对后世的影响,横跨了文学、思想、政治、军事多个领域,将北宋文化的繁华推向了巅峰,并深深影响了后世中华文明的发展基调。文学上,苏轼、苏辙、曾巩之后,骈文开始退出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散文大兴;思想上,张载、二程对中华哲学史作出了无法磨灭的贡献;而程朱理学,更是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影响深远。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在这届千年科举最耀眼的龙虎榜上,除了“一门六进士”的荣耀,就曾巩本人而言,似乎被其他大家的光环冲淡了许多。但是,从一个考试小插曲中可以发现,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据《宋史·苏轼传》记载:“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得轼《刑赏忠厚论》,惊喜,欲擢冠多士,犹疑其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大意是说,主考官欧阳修阅卷时,读到一篇绝世好文,他认为能写出如此好文的,定是门生曾巩无疑,为了避免别人说他徇私舞弊,因此,没有将此文点为魁首,仅列为第二,最后才知道其实是苏轼的作品。由此可见,曾巩的文章在文坛泰斗欧阳修眼里,是何等的看重。值得一提的是,这场考试是“唐宋八大家”第一次、也许还是唯一一次最齐全的聚集。除了不同时代的韩愈、柳宗元,以及早已考中进士、外派任职的王安石,其余五大家竟然都在这场考试中现身:主考官欧阳修、携子参加考试的苏洵、考生曾巩、苏轼、苏辙。换句话说,除了2人来不了,1人不用考,其余5人全齐了。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当时偃武崇文的朝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文化氛围,让宋代成为中国文化史上涌现杰出人才最多的朝代,也书写了中国历史上人文情怀最为温暖的一个章节。二身为一介布衣,曾子固三番五次向朝廷要员推荐已入仕途的年轻官员王安石。他的底气和勇气,源于跨越时代的眼界,以及身在乡野胸怀天下的使命感庆历元年(1041年),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三位同样出自赣地的文学大家,在京城有了第一次交集。这一年,34岁的欧阳修回京任职,对曾巩呈来的自荐信给予回复,建立了师生情谊。这一年,22岁的曾巩、20岁的王安石在京因备考相识,结为莫逆之交。次年的科举考试,曾巩落榜,王安石上榜。然而,两人的交情并没有因此中断,反而愈发亲密。他们之间写了许多互答诗文,还留下了一段“子固三荐”的佳话。庆历四年(1044年)五月,曾巩给翰林学士蔡襄写了一封《上蔡学士书》,文中写道:“巩之友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称其“古今不常有”“执事傥进于朝廷,其有补于天下”。不久,他又给时任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按察使的欧阳修写信,内容大致相同。两封信的意思就一个:王安石是个天下难得的栋梁之材。时隔两年后,曾巩在给欧阳修的信《再与欧阳舍人书》中,又一次极力推荐。在这封信里,曾巩特别提及,自己之所以一再推荐王安石,并不是在为王安石个人前途着想,而是看到这是一个天下难得之才,于国有利。经过曾巩的多次力荐,欧阳修约见了王安石。后来的实践证明,王安石表现出的惊世才干验证了曾巩的眼光,但曾巩多次力荐王安石的这一举动在历史上并不多见。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曾巩只是一个身处乡野的普通平民,是一位屡试不中的落榜生,而王安石则是春风得意的中榜进士,并且已经在扬州为官。一个落榜生向朝廷推荐已经进入仕途的年轻官员,似乎很难让人理解。南丰县曾巩纪念馆馆长王永明作了这样的解读:说明曾巩这个人眼里只有国家,没有自己和私心,人格力量令人肃然起敬。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曾巩在当朝要员的心里,有一定的地位。熙宁元年(1068年),曾巩在京城馆阁任职,王安石应诏入京酝酿变法。此时,距他们相识已经过去了27年。谁也不会想到,由于对变法的不同认识,这次的京城聚首,两人关系竟然由亲转疏。矛盾的公开缘于一场“坐讲之争”。《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提到这段往事,起因是给皇上研经读史的侍讲者应该坐着讲还是站着讲,在当朝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议。王安石认为尊师重道为先,应该坐着讲。曾巩则赞同君尊臣卑的观点,并专门作了《讲官议》一文,以尖锐的文字对王安石的观点进行反驳。清代学者何焯在《读书记》中写到,王安石希望借此给即将开始的变法增加分量。他没想到昔日挚友曾巩竟然站在政敌的立场,对自己予以公开抨击。曾巩则认为自己的良苦用心被王安石误解了,他在《过介甫归偶成》中留下了一声叹息:“结交谓无嫌,忠告期有补。直道讵非难,尽言竟多迕。知者尚复然,悠悠谁可语。”次年八月,曾巩上书申请外放获准,出任越州(今绍兴)通判。自此,开始了长达12年的地方官生涯。由于年代久远,我们无法确定曾巩自请外派的理由是否与王安石有关,但有一个细节耐人寻味:王安石变法失败被罢相离京后,曾巩曾多次向朝廷上书请求回京任职。《讲官议》只是一个引子,其核心还是对变法的不同认识。通过一些史料的研究分析可以发现,曾巩其实并不反对变法,他与王安石的争论,其主要焦点不在变法本身,而在于变法的步骤与方法。王安石锐意改革、雷厉风行、步调急骤。曾巩则主张改革应循序渐进,不能急功近利。王安石变法的最终失败,千百年来众说纷纭。今天,我们翻读北宋王朝的这段历史,许多人对曾巩在王安石变法这一历史事件中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不置可否,目光大多关注于王安石和司马光两大阵营之间无休止的争斗。其实,曾巩在推行新法过程中对王安石的支持至关重要。他任地方官员长达12年,没有一句谤议新法的言论,而是在辖区积极推行新法,以事实验证新法富国强兵的可行性。或许,这是曾巩性情使然。或许,是他对王安石的深情支持。透过这些往事,我们看到了他身上闪现的光辉。即使观点不同、隔阂明显,依旧默默地对挚友予以最实在的支持,对于国有利的变法全力执行。元丰六年(1083年)春,曾巩、曾布、曾肇兄弟三人扶着曾母朱太夫人的灵柩南归,船至江宁(今南京)时,曾巩因病重不得不暂时停留。巧的是,此时王安石正在江宁退居,闻知消息后他经常前来探望。两位乡亲京城缔交,经历了青春年少的意气风发、据理力争的背道而驰、各奔前程的筚路蓝缕。而今,数十年光阴转眼逝去,两人已是白发老人,执手相看,想必是感慨良多。时年4月1日,曾巩辞世,享年65岁。千载有余情。在曾巩最后的时光,他和王安石两人时常能够得以相见,重温往事,尽释前嫌,未曾不是一种人生的欣慰。三南丰先生的家乡人,经年累月地延续着中华文化优秀传统。他们的足迹迈向世界各地,朋友遍及海内外,始终不曾改变的,是淳朴仁厚的道德风尚翠羽流苏出天仗,黄金戏球相荡摩。这是曾巩为家乡特产南丰蜜橘留下的美丽文字。南丰,这座有着1700余年建县历史的古城,孕育了南丰蜜橘、南丰傩舞和白舍窑等璀璨的千年文化,其中最为亮丽的文化名片,毫无疑问应该属于曾巩。其意义并不仅仅只是一位千古名人,而是曾巩身上那种始终坚持的家国情怀,以及淳朴仁厚的道德品质。千百年来,这座城市的人们,一直保持着前人留下的优秀传统,并跟随着时代的脚步不断前行。南丰县年产蜜橘6亿多公斤,其中出口量达2亿公斤。当地活跃着一支3万余人的南丰蜜橘经纪人队伍,他们将南丰蜜橘漂洋过海销往世界各地,同时也引进各国的特色水果。他们的身影在中东、东南亚、欧洲等各国的超市中,忙碌穿行,以最务实的行动践行着“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南丰县政协委员、鸿远果业创始人王鸿斌是其中一员,他被称为南丰蜜橘走出国门“第一人”。多年的国际贸易经历,让曾经身为乡镇供销社职员的王鸿斌拥有了国际视野,建立了广泛的世界朋友圈。他告诉记者,要把客户当成自己的亲人一般交往,以心换心、以诚相待。在一次中国农产品供应链论坛“优化与传承”板块发言中,他还提出三个“结合”,其中包括农产品批发销售要与文化输出相结合,立足南丰,放眼世界,不仅要把优良产品带出去,也要把千年积淀的优秀传统文化带出去,以文化服务市场、引领市场。王鸿斌未必了解家乡人曾巩。但他身在小县城、心怀大世界的视野,以及创业过程中展示出来的精神特质,却是一脉相承的共通。如果我们穿越时空,把目光停留在曾巩所处的那个时代,我们能够发现,他们之间有着某种完全相似的频率。在乡间蜗居了20余年的曾巩,他的人生境界并没有因此而沦落。相反,他的言论与眼界,与同时代的佼佼者们相比毫不逊色。因为,在他身边有像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杜衍、刘沆等一众时代骄子,曾巩与他们时刻都保持着密切联系、沟通与交流。曾巩之所以能够几十年如一日的在家乡,一边养家糊口一边刻苦攻读,始终不失青云之志,就是因为他身在乡野而心在另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许许多多的“欧阳修们”始终能够让他保持着昂扬的精神,高尚的理想,给他以鼓舞、给他以力量、给他以支持。曾巩的回报,就是好好做学问,始终责任在肩。耕读期间,他在房间的墙上写了一篇《南轩记》,对自己时时提醒和鼓励。其中有这样的文字:“吾之所学者虽博,而所守者可谓简;所言虽近而易知,而所任者可谓重也。”坚守的原则很简单,身负的责任很重大。这就是曾巩,即便身处困境,依旧矢志为国,胸怀天下。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4月13日,曾巩纪念馆新馆正式开馆迎客。南丰县委主要领导在开馆仪式上表示:作为曾巩故里,将以弘扬曾巩文化为己任,以更加开放的胸襟、更加宽阔的视野与各界加强合作,携手前行。四早已离我们远去、模糊了面容和背影的南丰先生,究竟有什么魅力,对应千年的流光?让今天的我们,依然有暖暖的温情,和一份见贤思齐的向往和尊敬一个被称为“读书岩”的所在,坐落在犹如琴沿的旴江岸边,背山面水,与南丰县城隔江相对。据传,年少的曾巩曾经带着兄弟们在这个岩洞里读书。岩洞并不深,只是山体中一处浅浅的凹入所在。里面有一座曾巩的铜像。南丰先生左手执卷,安静地坐着。满山绿意清幽,恍惚间,似乎还能听到千百年来不曾湮灭的读书声。千年时光,先生距我们是如此之远,远到已经完全模糊了印记;旴江悠悠,先生距我们又是如此之近,感觉完全可以跟着他的脚步一起前进。在唐宋八大家中,与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等光芒万丈的大家相比,曾巩的光彩也许是最少的。但他更接近我们这些普通人,没有特别显赫的家世,没有非常天才的创造力,只是以一份执著的坚守,和一颗踏实勤恳的诚心,相知相交。他们之间流传千载的交情往事,赢得了世代的尊重和敬仰。
温 凡
2019-05-31
苏东坡的“鄂州文脉”(中)
报纸
□庞良君苏东坡眼中的鄂州“吉祥三宝”“菩萨泉、潘生酒、东坡饼”,应该说,这是东坡先生送给鄂州的“吉祥三宝”。当年,苏东坡在鄂州对此爱之不舍,或吟咏讴歌,或亲口品尝,或广而告之。这样的文化名家举动,不要说是在市场经济发达的今天,对商机效应是可以推波助澜的,就是在北宋那个年代,苏东坡动笔拿出来的文字,都是被人以能吟诵为荣的。宋人朱弁在《风月堂诗话》中云:“东坡诗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其“粉丝”上至皇室,下至平民,连宋英宗的高皇后,乃至她的儿子宋神宗,以后的徽宗、高宗、孝宗,都是苏东坡诗文的忠实“读者”。苏东坡贬谪黄州,能这么看重鄂州山水风物,这不得不说是鄂州的“福分”。他贬谪黄州不久,其友人杜沂游了鄂州西山,就特意灌了一瓶菩萨泉水送给他。苏东坡细品了,夸赞这菩萨泉水可与唐代茶圣陆羽评定为“天下第二泉”的惠山泉相媲美。不久,苏东坡来到西山,特地对“上为千牛乳,下有万石铅”的菩萨泉进行实地考察,竟用“泉水白而甘”“泉所出石如人垂手”等语言,对菩萨泉水的色、味和泉石的形状进行了准确生动描述。有一次,他陪弟弟苏辙一起游西山时,又专门向远道而来的弟弟介绍了菩萨泉,弟弟苏辙当即盛赞菩萨泉:“清泉类牛乳,烦热须一掬。”苏东坡还对菩萨泉这个说法的来历进行过细心考证,认为晋代武昌太守陶侃曾经赠送给寒溪寺一座文殊师利菩萨金像,当时可能就供奉于这泉穴中,因而得名“菩萨泉”。后来,苏东坡又曾以菩萨泉水代酒,为友人王子立送行,并写下了《酌菩萨泉代酒送友人王子立》:“送行无酒亦无钱,劝尔一杯菩萨泉。何处低头不见我?四方同此水中天。”其诗其情,写得格外洒脱。对“菩萨泉”如此推崇,对“潘生酒”也情有独钟。本土诗人潘大临一家寓居鄂州樊口,以卖酒打鱼为生,那时候,樊口“潘生酒”名噪一时。苏东坡很荣幸熟识潘大临这位“酒友”,他在《与秦少游书》中介绍:“樊口有潘生,酿酒醇浓。”每次泛舟渡江,他都会到樊口,进潘家酒肆,品武昌鱼佐“潘生酒”,与潘大临悠悠对饮,尔后载酒上西山。故而,他写有“忆从樊口载春酒”的诗句,又使“潘生酒”生发出“樊口春酒”的美名。苏东坡还与潘大临叔父潘丙交往甚密,他去麻城岐亭,潘丙等朋友专门送其到女王城东禅庄院;后来到郊外寻春女王城,潘丙又与相伴而行。在他的《东坡八首》之七里,他专门写其到黄州新结识且对他帮助颇大的3位朋友中,开篇写的就是潘丙,即“潘子久不调,沽酒江南村”。苏东坡后来离开了黄州,他还多次写信给潘丙,对过去给他多方面的帮助致谢,称:“某向者流落,非诸君相伴何以度日?”并把修整雪堂、茸治东坡、留意乳母坟等事务托付给潘丙,可见其交情深厚。苏东坡贬谪期间,能自我超脱,实为不易。当初,他第一次闲游鄂州西山,就曾在灵泉寺里歇息。寺僧对名扬天下的苏东坡十分敬重,以菩萨泉水烹茶,又拿寺里特制的香油麦面炸饼招待。此饼可不经发酵就自然酥松,清香脆美。苏东坡一饱口福,便询问其制作技法,寺僧告诉他,奥秘就在西山的菩萨泉水。后来,苏东坡每次来西山,进灵泉寺,寺僧都以饼相待。直到清同治3年(公元1864年),湖广总督官文来游西山,灵泉寺的住持僧宏儒也以灵泉茶、东坡饼招待,官文品后问饼何名?宏儒答道:“东坡饼。”官文听罢来历,性情所至,即呼侍者拿来笔墨,为之题句:“门泊战船忆公瑾,吾来茶话续东坡。”可见,从菩萨泉,到潘生酒,再到东坡饼,都有苏东坡直接的人生烙印和岁月回想。苏氏兄弟相约鄂州西山游苏东坡与鄂州和西山有缘,他又特别把鄂州西山向弟弟苏辙推介。苏辙正好想来黄州和鄂州看看自己的哥哥。元丰5年,也就是公元1082年,苏辙由应天(今河南商丘)判官谪监筠州(今江西高安)盐酒税,赴任途中恰好经过江州,便专程绕道来黄州探望阔别几年的哥哥。异乡相聚,苏东坡喜不自胜,迅即带着苏辙过江同游西山。这一次,苏辙专门写了《陪子瞻游武昌西山》一诗,他在诗中自称:“千里到齐安,三日语不足。劝我勿重陈,起游西山麓。”意思是说,两兄弟久别重逢,有很多话三天三夜都说不完,哥哥提议,不要再说了,我们还是一起去西山走走吧。兄弟之情,难以言表,一切都在不言中。这一次西山之游,对苏辙来说,实在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临下山时,他还余兴未尽,颇为遗憾地表示,若下次有机会重游西山,他一定要带上棉被,以方便在西山上入宿,与苏东坡首次登西山时的想法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前,苏东坡多次游历西山,他对西山的景观和历史非常注意研究及考证。尽管当时他在黄州的生活境况也很艰苦,但他为西山的先贤遗迹和人文景观修缮乐于慷慨解囊。有一次,他登西山吴王岘,看到那里有座废亭子,他考证是三国孙权遗迹,便捐资助其重修,并取“羊肠九曲”之意,为其命名“九曲亭”。而这一次,苏辙来看哥哥,又有幸同游西山,一睹重修的“九曲亭”风采,感言道:“亭成,而西山之胜始具,子瞻于是最乐。”由衷表达了对哥哥慷慨解囊修亭子善举的敬重。也就是苏辙的这次西山之行,看到了九曲亭,便写下了《武昌九曲亭记》这篇难得的美文。至今,苏辙的这篇美文,与其兄苏东坡的《武昌西山诗》一并镶嵌在九曲亭中,被南来北往的游客来此歇足品读,成为鄂州西山一个极为重要的文化标记。
2018-07-25
苏东坡为海棠“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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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老家,伊人独立,海棠解语。苏东坡《黄州寒食诗》墨迹。三苏祠《寓居定惠院,有海棠一株碑》碑刻(局部)。海棠亭静立三苏祠。海棠映苏宅。海棠花娇丽动人,花姿曼妙,素有“花中神仙”“花尊贵”之称,亦有“解语花”之美誉。古往今来多少人赞誉海棠花,又有多少人为之梦萦魂牵?眉山老乡苏东坡就是其中一位——苏东坡咏海棠吟出“古今绝唱”苏东坡曾多次以海棠自寓,当见先生对海棠的情有独钟。据说四川是海棠的老家,苏东坡和同时代的沈立皆有诗为证。宋人沈立的《海棠百咏》第一首就这样写道:“岷蜀地千里,海棠花独艳。万株佳丽国,二月艳阳天。”沈立1007年出生,30岁“举进士”之时,苏轼出生。两人相差30岁,在海棠的“归属地”问题上却是惊人的一致。苏东坡在一首“吾平生最得意诗”中有云:“陋邦何处得此花,无乃好事移西蜀。寸根千里不易致,衔子飞来定鸿鹄。”说海棠花从西蜀移栽黄州(今湖北黄冈),实属不易,并以海棠自况,兴象深微,烟波跌宕。东坡这首标题无比长的“得意之作”《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写于元丰三年(1080年)。定惠院在黄州州治黄冈县东南,苏轼到黄州后初居于此。诗云: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独。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漫山总粗俗。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自然富贵出天姿,不待金盘荐华屋。朱唇得酒晕生脸,翠袖卷纱红映肉。林深雾暗晓光迟,日暖风轻春睡足。雨中有泪亦凄怆,月下无人更清淑。先生食饱无一事,散步逍遥自扪腹。不问人家与僧舍,拄杖敲门看修竹。忽逢绝艳照衰朽,叹息无言揩病目。陋邦何处得此花,无乃好事移西蜀。寸根千里不易致,衔子飞来定鸿鹄。天涯流落俱可念,为饮一樽歌此曲。明朝酒醒还独来,雪落纷纷那忍触。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乌台诗案审结,苏轼因嘲讽朝政而获罪,被连贬几级,由湖州知府降为黄州团练副使,不得签署公文。从位高权重到罪身闲人,苏轼经历了人生的巨大反差。苏轼是元丰三年(1080年)到达黄州的,因为没有地方住,就暂寓在定惠院里。有一天,苏轼在定惠院的杂花“竹篱间”,发现了一株海棠,惊喜之余,遂作此诗。诗作的前半部多角度地写花,反复刻画海棠的幽独、高雅、娇艳、多情,其中深深地寓含着诗人自己的影子。后面紧接着以海棠自喻,不会因贬谪而改变其高尚情操。此诗传布,广得盛赞。黄庭坚《跋所书苏轼海棠诗》谓“殆古今绝唱”,黄彻谓之“冠归绝今”。据说苏轼自己也特别钟爱这首诗,每每写以赠人,“平生喜为人写,盖人间刊石者,自有五六本”。在眉山三苏祠碑亭,记者见到了这首诗的东坡笔迹刻石《寓居定惠院,有海棠一株碑》。行云流水,摇曳生姿;曲折跌宕,汪洋恣肆。名花、名帖两相辉映,情感、行笔物我化一,那种不屈的个性、潇洒的情态展现得栩栩如生。苏东坡书海棠写就“第三行书”苏轼曾在他的文章《记游定惠院》里说:“黄州定惠院东,小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岁盛开,必携客置酒,已五醉其下矣。”苏轼谪居黄州五年,海棠花开五季,他也五醉其下。“天涯流落俱可念,为饮一樽歌此曲”便成为苏东坡初到黄州的纠结定调。黄州是苏轼百感交集、刻骨铭心的地方。苏轼在黄州,得取了“东坡”之号;苏轼在黄州,成就了“天下第三行书”之名。到黄州的第三年四月,也就是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苏轼作了两首寒食诗,翌年书写《黄州寒食帖》,成为书法界之圭臬。《寒食诗》(其一)云: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在苏东坡眼里,海棠花就像雪上搽了胭脂那样美丽。即使是过着凄苦的日子,他还惦记着海棠花,担心被污泥所染。这哪里是写海棠,分明就是写的自己啊!诗稿诞生后,几经周转,传到了河南永安县令张浩之手。由于张浩与“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相熟识,元符三年(1100年)七月,张浩携诗稿到四川眉州青神县谒见黄庭坚。黄庭坚一见诗稿,十分倾倒,又思及当时远谪海南的师友,激动之情难以自禁,于是欣然命笔,题跋于诗稿曰:“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它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二人本就有“苏黄”之称的美誉,如此更是精妙绝伦,可谓珠联璧合。眉山三苏祠碑亭,珍藏有苏东坡撰书的《黄州寒食帖》石刻。品其诗,海棠花解语,苍凉多情,沉郁凄清,饱含人生感慨,富有强烈的感染力;论其书,笔酣墨饱,起伏跌宕,飞扬飘洒,光彩照人,巧妙地将诗情、画意、书境三者融为一体,毕现苏轼“我书意造本无法”“天真烂漫是吾师”的精髓。谓之“天下第三行书”,实至名归。苏东坡种海棠长成“千年之美”东坡爱海棠,随着海棠传承下来的文化瑰宝,远不止于此。在四川三苏祠专建有海棠亭,掩映在海棠繁花之中。漫步花间,只见周围红墙环抱,绿水萦绕,荷池相通,小桥频架,曲径通幽,错落有致,充分感受三苏之文化韵致。在江苏宜兴有一个“东坡海棠园”,里面有一株苏东坡种的海棠,美了近千年。这株西府海棠树高丈余、树冠最大直径达8米,是苏东坡1083年到宜兴探访同榜学友时亲手栽下的。北宋熙宁、元丰年间,苏东坡应宜兴单锡、蒋之奇等同科进士的邀请,多次前往宜兴游历。宜兴闸口天远堂主人邵民瞻仰慕苏东坡的才学,彼此建立友谊。元丰六年(1083年)二月,邵民瞻新宅落成,苏东坡应邀前往祝贺,并带来一株“西府海棠”亲手植于邵氏庭院。据传,当时苏轼去江苏曾携带了3株海棠,一株栽种于宜兴,两株植于常州(后被毁)。据清史夏隆《永定海棠记》载:“东坡乞居阳羡,携其花至,而天远堂主人邵民瞻与之游园,传其种,而宜邑始有西府海棠……”这是宜兴西府海棠记载的最早栽种历史。今天,东坡海棠园被列入宜兴市文物保护单位。殊不知园里这株海棠,如同苏东坡一样,经历了千磨万击,笑对坎坷人生。南宋初年,金兵南侵,邵氏故居被焚,东坡所植海棠遭火噬受伤。1952年,东坡手植西府海棠主枝干被台风刮断,后继生,又在根上萌发新枝。令人称奇的是,1983年,正好在苏东坡种下这株海棠的900年后,海棠勃发,红英绿萼,满树繁花似锦,故书法家林散之题“海棠无恙”。海棠深知东坡之爱而涅槃重生,东坡更著《海棠》诗流传千年。在种下宜兴海棠的第二年,苏东坡写出了这首咏海棠的千古绝唱: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题曰《海棠》,然通篇无“海棠”而尽得风流,情意深永激赏海棠的心情和盘而出。从“东风”“崇光”“香雾”“高烛”“红妆”这些明丽的意象中,我们分明可以感触到诗人达观、潇洒的胸襟。是年,东坡在黄州定惠院那棵海棠树下“已五醉其下矣”。黄州是苏东坡人生的转折,海棠却是苏东坡的最佳陪伴和慰藉。眉山苏东坡,为海棠“代言”!
本报记者 吴晓斌 文/图
2018-04-01
商丘姓氏探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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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苏姓与商丘(3)我国文学史上有唐宋八大家,先后掀起古文革新浪潮,使诗文发展的陈旧面貌焕然一新,给予当时和后世的文坛以深远的影响。其中有“三苏”(指北宋散文家苏洵和他的儿子苏轼、苏辙)。“三苏”与商丘有不解之缘,主要是因为北宋时商丘人张方平。张方平是苏洵的恩人、苏轼和苏辙的老师。苏洵对张方平感恩不尽,苏轼和苏辙更是时时不忘老师的恩情。况且,当时的商丘是北宋南京,历史悠久,且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发迹之地,文化积淀丰厚,有很多名胜古迹,是文人雅士仰慕的地方。苏轼和苏辙做官后,多次来商丘。熙宁十年(1077)春,苏轼奉旨知徐州。苏辙罢齐州(今山东济南)掌书记,任应天府签判(宋代选派京官充当各州、府判官时称签书判官厅公事,简称“签判”)。当时,张方平知应天府。苏氏兄弟相约,一同来商丘看望他们的老师,受到张方平热情款待。师徒议及国事,苏轼代张方平作《谏用兵书》,谏朝廷以国家安定、百姓安康起见,不要频于用兵。元丰二年(1079)春,苏轼由徐州知州改任湖州(今江苏湖州)知州,到商丘谒见老师张方平,请求教诲,苏辙奉陪。元丰七年(1084),苏轼因事由黄州团练副使远谪汝州,途中来商丘看望张方平,得旨常州居住作《满庭芳》词,叙中说:“余居黄五年,将赴临汝,作《满庭芳》,一别黄州,既至南都,又蒙恩放归阳羡,再作一篇。”师徒在商丘相见时,张方平实感欣慰。师生诉不尽离别后的想念之情。张方平嘱苏轼为他编撰文集,苏轼欣然接受,完成编撰工作后,作《乐全先生文集叙》,说:孔融志向宏大而立论高远,功业在后世不见流传,然而他英俊豪迈的气度,自然而然地被当时的人们崇尚效仿。他所写的论盛孝章、郗鸿豫的书信,情绪激昂,有大丈夫的风范。诸葛孔明不凭借文章立名,然而他通晓万物之理,并按这道理行事而成就大事的气势,考查一个人的名望与实际是否相符的作风,都从他的言语之中表现出来了。至于《出师表》,语言简明而表意详尽,直率而不放纵,真是大学问家的言论,与《伊训》《说命》相一致,不是秦汉以来那些以博取君王欢心为乐的人能够达到的。我常常遗憾这两个人的文章不能见到完整的。现在,我的先生张安道跟他们也差不多吧。我二十岁那年,凭借弟子的身份在成都见到张公,张公一看见我,就把我当成国中才俊对待。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先生为启发我、培养我所付出得太多了,然而我始终没有对张公有一点点报效,唯有找到他的文集,亲自抄写,在家中珍藏,并且作此序概括先生所著的大致情况,来等待后世的人们去读它。张方平旧有眼疾,每次发作,都由门下医生王彦若给他医治。王彦若医术很高,据《栾城遗言》:“坡公(苏东坡)于张文定坐上赠二诗,引喻博辩,详切高深。”《赠眼医王彦若》诗曰:“针头如麦芒,气出如车轴。间关络脉中,性命寄毛粟。而况清净眼,内景含天烛。琉璃贮沆瀣,轻脆不任触。而子于其间,来往施锋镞。笑谈纷自若,观者颈为缩。运针如运斤,去翳如拆屋。常疑子善幻,他技杂符祝。子言吾有道,此理君未瞩。形骸一尘垢,贵贱两草木。世人方重外,妄见瓦与玉。而我初不知,刺眼如刺肉。君看目与翳,是翳要非目。目翳苟二物,易分如麦菽。宁闻老农夫,去草更伤谷。鼻端有余地,肝胆分楚蜀。吾于五轮间,荡荡见空曲。如行九轨道,并驱无击毂。空花谁开落,明月自朏朒。请问乐全堂,忘言老尊宿。”此诗详细记录和赞颂了眼医王彦若高超的医技。苏轼在商丘停留三个月期间,游览商丘名胜,登妙峰亭,为妙峰亭题榜(题写匾额),作有《南都妙峰亭》诗一首:“千寻挂云阙,十顷含风湾。开门弄清泚,照见双铜钚。池台半禾黍,桃李余榛菅。无人肯回首,日暮车班班。史君非世人,心与古佛闲。时邀声利客,来洗尘埃颜。新亭在东阜,飞宇临通阛。古甃磨翠壁,霜林散烟鬟。孤云抱商丘,芳草连杏山。俯仰尽法界,逍遥寄人寰。亭亭妙高峰,了了蓬艾间。五老压彭蠡,三峰照潼关。均为拳石小,配此一掬悭。烦公为标指,免使勤跻攀。”(140)
刘秀森
2017-08-25
在杭州寻找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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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史记》被选为中华书局“伯鸿书香奖”年度阅读主题,我作为领队专家之一,和书局招募的读者朋友们一起探访司马迁故里——陕西韩城,那次活动反响不错。今年四月间,中华书局再次约我一起策划主题游学,告知2021年度“伯鸿书香奖”活动阅读主题是“你好,苏东坡”。听到如此亲切的问候,想必旷达潇洒的东坡居士会“呵呵”一笑,招呼我们这些隔了一千年的后辈坐下来,或许马上取出“竹杖芒鞋”,邀我们一起去徒步,不用管外面是晴天还是雨天。记得余光中有过一个比喻,大意是说如果约朋友去旅行,不负责任的李白和苦哈哈的杜甫都不是合适人选,而苏东坡就很好,因为他是个很有趣的人。这话也是我的心声,能请出自带巨大流量的苏东坡,活动便不难成行。那么,上哪里寻找东坡踪迹呢?苏轼前半生基本在四川眉州老家和北宋都城汴京度过。熙宁四年(1071)七月,三十六岁的苏轼离京赴杭州任职。此后的三十年里,他很少能在一个地方生活超过三年,这些城市因苏子驻足有幸留下诸多胜迹。其平生功业,当然不限于他晚年自嘲的“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我建议在春夏之交去一趟杭州,在西湖山水之间寻找苏东坡。这是因为,一方面,杭州是唯一一个苏轼两度担任地方官的地方。第一次即上文提及的从熙宁四年(1071)十一月至七年(1074)九月担任杭州通判。十五年后,苏轼于元祐四年(1089)七月至六年(1091)三月再次为官杭州,担任知州,主政一方。两次加起来,苏轼在杭州工作生活了四年多。杭州和黄州成为苏轼后半生在京外生活时间最长的两个城市。另一方面,苏轼在杭州时虽然政务操劳,但江南风光旖旎,物产丰盈,生活富足,文风鼎盛,慰藉他敏感的心灵,激发他无限的才情,据学者研究,现存苏轼词集表明,苏轼就是从通判杭州开始填词。更何况,苏轼给后人留下一道纵跨西湖的长堤。而作为北宋“东南第一州”和南宋事实上的都城,杭州留存下来的宋代文物古迹,无论质量还是密度都颇为可观,有助于我们感受苏轼生活的那个时代。入山六月初,我们的活动如约而至,来自全国各地的书友相聚杭州。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嘉励老师的带领下,大家一头扎进了杭州的山中,从城南的凤凰山东麓开始攀爬。没走多久,林高蔽日,沿途不时遇见嶙峋的巨石,更有断崖绝壁忽立眼前,和从湖上望见的优雅山形大不相同。郑老师一见面就抛出观点:“杭州的精华,在山,不在水。”这无疑颠覆了我们的认识,因为西湖之美过于深入人心。郑老师解释说,杭州城始建于隋平江南以后,但当时的州城并非坐落在今天西湖东岸的杭州主城区,那时,钱塘江还不受约束,江面远比今日宽阔,它与西湖之间是一大片会被潮汐光顾的滩地,地势虽然平坦,但不宜居住。隋代州城选址凤凰山,这是西湖南山的东段,城址依山而筑,“周围三十六里九十步”。五代吴越国创立者钱镠以杭州为都。也是从这时开始,杭州被塑造成为今天浙江省域的中心城市。钱镠命人顺着钱塘江沿岸修筑百余里捍海塘,又设二闸,防止咸水倒灌,以此减轻潮患,“钱王射潮”的传说由此产生。与此同时,吴越国在凤凰山以北的平陆上筑造全长七十里的“罗城”,受钱塘江和西湖的东西夹峙,罗城呈南北长、东西窄的腰鼓形,形制在我国古代都城中别具一格。虽然杭州城扩展到了平地上,而山上仍然是权力中心所在,宜于居高临下进行统治。凤凰山麓的吴越国子城故址,被北宋杭州衙署和南宋皇城所沿用。苏轼当年就在山间办公,从诗文中可以一窥他的活动踪迹。如第一次为官杭州期间,苏轼常常登上衙署附近凤凰山顶的“有美堂”,这里可以同时俯瞰钱江与西湖,可谓江湖一览。熙宁六年(1073年)初秋的一个午后,苏东坡与杭城朋友相聚有美堂,赶上下面这番壮观景象:“游人脚底一声雷,满座顽云拨不开。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十分潋滟金樽凸,千杖敲铿羯鼓催。唤起谪仙泉洒面,倒倾鲛室泻琼瑰。”(《有美堂暴雨》)眼见狂风疾雨从东南方向的钱塘江上空呼啸奔来,而向西北望去,西湖像一口金樽盛满了雨水,几乎要溢出来。这场突来的暴雨不知是否就是浙江人每年夏秋都面对的台风。又如熙宁五年(1072)八月,苏轼受命主持州试,提前一个月入闱,正赶上每年大潮的季节,他便在凤凰山上州学附近的望海楼中闲看潮头,用长焦镜头般的文字记下钱江潮自远而近的全过程:“海上涛头一线来,楼前指顾雪成堆。从今潮上君须上,更看银山二十回。……”(《望海楼晚景五绝》)。元代统治者拆毁了吴越国以来的杭州城墙。到了元末,割据东南的张士诚重建杭州城,将南垣北移,凤凰山被弃城外,渐成荒野。见证苏东坡办公和闲居的那些建筑早已难觅遗痕,但在郑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先后到访“忠实”摩崖、月岩、圣果寺三尊大佛及十八罗汉造像、排衙石诗刻、慈云岭造像。这些吴越国至南宋的诸多石刻和造像类古迹,虽然从属的空间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无不提示我们,作为数百年的杭州政治核心区,这里既有山林之美,也有过人文之盛。游湖在杭州游学,当然还是绕不开西湖,而奠定今日西湖形态和规模的正是苏轼。不过,苏轼与西湖的关系,首先并不在于有意将其打造成景区,而是治理水患,这是作为地方官的正经工作。苏轼不只是文豪,首先是一名好官。在担任通判期间,他协助知州陈襄疏浚六井,解决居民饮水问题。到了知州任上,苏轼先是调动军队疏浚盐桥、茅山两河,保证沟通大运河与钱塘江的航道的畅通。接着面对六井复淤的状况,再次予以疏通。最后,苏轼把目光投向了西湖,作为杭州居民生活、农业灌溉和运河的主要水源地,西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此时却淤塞近半,使苏轼深感担忧:“使杭州而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申三省起请开湖六条状》)从元祐五年(1090)四月开始,苏轼率领杭州军民进行彻底的治理,同时创造性地将清挖出来的淤泥和湖草在湖中筑起一道南北向长堤,又在湖上建造三座小石塔圈出不许种植的水域,它们在日后演化为“苏堤春晓”“三潭印月”,均位列“西湖十景”。这个杭州人赖以生存的大湖,终成天地间一大胜境,也成为东坡本人的寄情所在。我们从北端的跨虹桥踏上苏堤。六月初,绿已深,曲院风荷里开出了第一朵花。往东看,湖心亭和阮公墩两个小岛像浮在水面上的两块翠玉,再远是岸上的柳林和背后杭城的楼群;向北看,孤山不孤,白堤如带,断桥和宝带桥如同两道卧波的娥眉,宝石山仿佛绿屏,山上那座保俶塔体态修长,依然像前人所形容的“亭亭如美人”;往南看,小瀛洲林木葱茏,再远一些,是夕照山上的雷峰塔和吴山上的城隍阁,它们则锁住观者发散的视线;往西看,那属于天目山脉的连绵山岭,就只剩下青黛色的轮廓,一直排到天际。四目流连,湖山在望,妙不可言。寻苏苏轼深谙佛理,喜欢与名僧往来,在杭州,灵隐、天竺、韬光是他经常前往的佛国圣地。从记载看,苏轼多选择步行。清阮元《两浙金石志》记录他所知的杭州东坡题刻中,有三处都是元祐五年(1090)三月二日所题。那天,苏东坡与王瑜、杨杰、张璹同游,分别在龙华寺、麦岭和韬光留下题刻,龙华寺故址在慈云岭南,麦岭在湖西赤山埠与茅家埠之间,韬光则是上香古道的终点,也是他们此行的目的地。由此看来,苏轼一行从州衙出发,翻山越岭前往天竺,这趟路程不近,他们或许会夜宿韬光,静听海潮。苏轼虽然在生前已有盛名,但几与祸患相始终,直至晚年仍陷党争,处境艰难,去世之后名字列入《元祐党籍碑》,他在杭州的题刻大多遭毁。宋室南渡后,政治风向、学术思潮和审美倾向都出现转变,苏轼备受推崇,小他一辈的人已经在各地搜寻苏轼的书画作品,当然也会拜访与他有关的遗迹。如今,公认为苏东坡原刻的题记在麦岭,内容较为简单:“苏轼、王瑜、杨杰、张璹同游天竺,过麦岭。”我们在最后的天光里赶来,借助手电筒打出的侧光,左上角“苏轼”二字穿越千年时光,与我们迎面相遇。在杭期间,承蒙本地师友告知,近年当地有心人又在南山石屋洞和定山慈岩院风水洞发现两处苏东坡题记,真是“地不爱宝”,泽被我辈。熙宁七年(1075)九月,苏轼从杭州赴密州上任。然而,他一离开便开始怀念,熙宁八年(1075)在“寂寞山城”的密州过上元节时,苏轼不可遏制地忆起繁华热闹的“钱塘灯火三五夜”(《蝶恋花·密州上元》)。而直到今天,人们踏上苏堤,面对美景还是会脱口而出:“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其二》)可以说,为官杭州虽然不像贬居黄州那样成为苏轼人生最重大的转折,但名人与名城彼此成就,缘分难解。也许,就像苏轼自己说的:“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和张子野见寄三绝句》)
耿朔
2021-08-18
苏辙辅佐三名知州共治齐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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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IDU_CLB_fillSlot("1110675");闵子骞墓闵子骞墓本版照片均为济南时报·新黄河客户端记者黄中明摄□济南时报·新黄河客户端记者徐敏苏辙在齐州三年,虽然远离家乡和北宋政治中心,又始终在反对王安石推行新法的愤懑中,但齐州任职大体是平稳顺利,甚至较为愉悦的。这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苏辙运气非常好,在他任掌书记的三年中齐州更换过三任知州,说来也巧,这三任知州都姓李,且都十分敬重苏辙的学识和才干,与他相处非常融洽。为政才能得到李师中赏识苏辙来到齐州时,齐州知州是李师中。李师中,字诚之,楚丘(今山东曹县)人,熙宁六年九月至熙宁七年二月任齐州知州。李师中亦反对王安石变法,《宋史·李师中传》载,他曾说:“今鄞县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乱天下必斯人也。”这与苏洵对王安石的评价差不多。他们对当时朝政最大的事情——王安石变法有着基本一致的态度,因此两人在公务上相处比较顺遂。李师中也十分热爱齐州的山川泉石之胜,经常与苏辙等幕僚在大明湖宴饮酬唱。苏辙对李师中的印象,通过《和李诚之待制宴别西湖(并叙)》即可看出。文中说:熙宁六年九月,天章阁待制李公,自登州来守此邦。爱其山川泉石之胜,怡然有久留之意。此邦之人,安公之惠,亦欲公之久于此也。然自其始至,而民知其方将复用,惧其不能久矣。明年二月,诏书移牧河间,邦之父兄皆惜其去。虽公亦将留焉而不可得也。于是数与其僚燕于湖上,曰:“北方幸安,余将复老于此。”酒酣,赋诗以别,从而作者三人。公平生喜为诗,所至成编,及来此邦而未尝有所为,故尤贵之。遂相与刻于石,以慰邦人之思焉。文中可以看出,李师中和苏辙一样喜爱齐州的风物,有在这里久留之意。并且,齐州百姓也十分爱戴这名谦和的知州,唯恐他调任别处。不过,李师中在齐州不到半年就移知河间(今属河北)。调离之时,李师中对齐州十分留恋,表示“北方幸安,余将复老于此”。饮酒作诗与同僚们作别。可以说,两人共同在齐州为政的时间不长,却在遭遇大旱的年间帮助百姓度过了困苦的日子,赢得了百姓的爱戴。这场宴饮有离别的伤感,不过格调仍然是明朗积极的。苏辙在诗中写道:“高情生远岫,清兴发平湖。坐使羁游士,能忘岁月徂。纵欢真乐易,恨别不须臾。”在这首诗的末尾,苏辙写下了吟咏大明湖的名句:“应念兹园好,流泉海内无。”离任之际,苏辙作《送李诚之知瀛州》一诗,对李师中的为政之才给予极高评价:“少年学诗书,晚岁探至道。岂伊封疆臣,乃是廊庙宝。”李师中也十分肯定苏辙的为政能力,离开齐州后不久上书请示朝廷“诏求方正有道之士……如司马光、苏辙辈复置左右以辅圣德”,把作为掌书记的苏辙和重臣司马光相提并论。李师中这一建议自然不会被朝廷采纳,却可以说明他深知苏辙的政治才干。辅助李肃之重修泺源桥李肃之,濮州鄄城(今山东菏泽)人,字公仪,自熙宁七年三月至熙宁九年二月任齐州知州。他在职时间较长,亦颇有政绩。苏辙与李肃之在齐州共同为政的经历,可以通过他的两篇文章来记述。在齐州任职时期,苏辙所留与政事无关的文章不多,《齐州闵子祠堂记》《齐州泺源石桥记》是重要的两篇,讲述了他任职期间的两件大事,一是修建闵子骞祠堂,一是修建西门泺水石桥。这两件事均和李肃之有关。闵子骞(公元前536—前487),孔子弟子,以德行与颜回并称,而其孝悌之德尤为世人所称颂。熙宁八年(1075年),知州李肃之接受本地耆老的建议,认为重修闵子祠堂一事不可拖延,故而重新建设了闵子祠堂。百年来荒废的祠堂修缮完成,这让齐州本地对闵子骞怀有崇敬之情的人十分感动。参观的人士同声赞扬闵子骞风节高尚、识度明达,比之为远古高士柳下惠。苏辙作为知州的从官,亲眼参与和见证了闵子祠堂修建的全过程,感慨于闵子骞的高洁品质和李肃之在齐州的文化政绩,于是“退而书之,遂刻于石”。这就是《齐州闵子祠堂记》。泺源桥,指齐州西门跨越泺水的石桥。泺水发源于城西南,北流至泺口入黄河。熙宁七年(1074年),齐州地区大雨,城南山洪暴发,大水骤下涌入泺河,冲垮了城西门护城河上的桥梁,阻断了京师到东海之滨的交通。在历城知县施辩的建议下,李肃之主持重修了一座石桥。新桥建成后,次年又遇到大水,泺源石桥很好地应对了再次汹涌而来的大水,交通和居民生活均没有受到影响。苏辙亲历了此事,感到有“不可不记”的必要,遂写下这篇《齐州泺源石桥记》,载录了石桥工程的原委和实效。这篇文章不长,却透露了极大的信息量。首先是重新修筑石桥的过程,经过知州李肃之上报审批到开工、完成,整个过程都极为顺利,三月完工,“民不知焉”,附近的老百姓还不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工程已经完工了。这说明苏辙十分肯定这项高效又不扰民的工程。首段末尾,“三跌二门,安如丘陵,惊流循道,不复为虐。”苏辙用十六字道出桥成后的型样与效果:石桥有三级跌水,两孔桥洞,不仅美观坚实,并且态势稳固。经过这次改建,水道和桥梁都得到彻底改修,洪水顺着河床而流,不再肆虐为害。第三段中,苏辙充分肯定了李肃之和施辩的作用。“方其未成也,太守李公日至于城上,视其工之良窳与其役之劳佚,而劝相之。”李肃之天天都去督察工程质量和劳役安排,鼓舞士气,意在说明李肃之是克于职守、勤勉为公的一州之长。而历城知县施辩是申请建桥之人,上段记录他进言州府时说:“水岁为桥害,请为石桥,以纾其役。距城之东十五里,有废河败堰焉,其弃石铁可取以为用。”施辩建议修改石桥,并且提出了可行的建材挪用方案,是个爱惜民力、具有远见之人。第四段是苏辙对修筑泺源石桥一事所阐发的议论:从事苏辙言曰:桥之役虽小也,然异时郡县之役,其利与民共者,其费得量取于民,法令宽简,故其功易成。今法严于恤民,一切仰给于官,官不能尽办,郡县欲有所建,其功比旧实难。非李公之老于为政与二君之敏于临事,桥将不就。夫桥之为役虽小,然其劳且难成于旧则倍,不可不记也。遂为之记。这一段议论颇能体现苏辙对当时正在实行的王安石变法的态度。在对变法的态度上,苏辙属于保守派,反对王安石变法。在这里,苏辙感叹今法不如“异时”之法,认为过去“郡县之役,其利与民共者,其费得量取于民,法令宽简,故其功易成”。而今法“严于恤民,一切仰给于官;官不能尽办,郡县欲有所建,其功比旧实难。”这里讲的“异时”之法和“今法”,指的是王安石变法前的“差役法”与变法后的“募役法”。实际上募役法取代差役法,无论从现实中还是从历史上来看,都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学界内主流观点认为,从历史眼光来看,募役法标志着封建社会农民的人身自由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放,是社会的一种进步。苏辙通过修筑泺源石桥这一件事抱怨新法不如旧法,确实有以偏概全之嫌。当然,地方官吏职权受到限制,主张地方官吏应该有更多的自主权这个见解是正确的。在陈州和齐州任职期间,苏辙远离北宋的政治中心,所交游之人也基本都是反对变法者,在地方上也耳闻目睹了一些新法给百姓带来的弊端,通过诗文表达对新法的不满,比如这篇《齐州泺源石桥记》。此时的苏辙完全站在反对变法的立场上,对一些新法的便民之处也视而不见,很难说没有意气用事的因素。总之,这处议论是苏辙对王安石变法不满的自然表露。话说回来,在后世的千年中几经修缮,泺源石桥犹在,今又称西门桥,在护城河之上。齐州重遇故人李公择熙宁九年(1076年)二月,李肃之因病请辞后,李常继任齐州知州。李常,字公择,南康建昌(今江西南城)人,是诗人黄庭坚的舅父。李常与王安石同是江西人,最初两人交好,熙宁初年,王安石以李常为三司条例司检详官。后来,李常也转变为反对王安石新法之人,《宋史·李常传》载,他曾言:“条例司始建,已致中外之议。至于均输、青苗,敛散取息,傅会经义,人且大骇,何异王莽猥析《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因为强烈反对新法,李常也被调离朝廷,通判滑州(今河南安阳滑县),后来知鄂州、湖州,复又改知齐州。李常比苏辙大十多岁,且与苏辙兄弟是旧相识,此前友情颇深,有过一些诗文唱和,这次在齐州共同任职可以算是“他乡遇故知”。“济南三岁吾何求,史君后到消人忧”,可见苏辙对旧友的到来十分欣喜。李常从湖州来齐州的途中,作《赴历下道中杂咏十二首》,苏辙一一唱和,其中有“此生与物妄相仇,欲往长嫌苦见留”之语,抒发了共同的对仕途不顺的感慨。苏轼在密州期间,也与李常有过不少诗文往来,其中有“白发相望两故人,眼看时事几番新”之句,可见他们彼此之间深厚的友谊。公务之余,李常也喜欢吟诗作赋,酬唱宴饮。苏辙跟随李常汲取泉水品茶,还共同到金线泉,用金线泉的水烹茶。这年重阳节,李常设宴邀请文人们登高赏菊,不过苏辙正身染疾病故而没有赴宴,写下了《次韵李公择九日见约以疾不赴》一诗:它年逢九日,杯酒逐英豪。渐老经秋病,独醒何处高。床头添药裹,坐上减牛毛。寂寞知谁问,烦公置浊醪。从诗歌的尾联可以看出,李常给了仕宦在外的苏辙很大的关切和安慰。苏辙与李常在齐州共事的时间也不长。熙宁九年(1076年)十月,苏辙任满离齐州,作《喜雪呈李公择》一诗,其中有句“无事乐自多,有酒庶可酌。我行今不久,公到时方昨”,表达依依惜别之情。离开齐州的次年,苏辙又作《寄济南守李公择》:“清诗调嘉宾,夜话继华烛。飞花暮雪深,浮蚁糟床熟。相对各忘归,西来自嫌速。人生每多故,乐事难再卜。”回忆两人共同在齐州时秉烛夜谈的过往。苏辙的《栾城集》中有很多与李公择的酬唱之作,可见他们频繁的交游和融洽的感情。BAIDU_CLB_fillSlot("1110676");
黄中明 徐敏
2023-09-04
一缕书香 近在咫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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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图书馆。热爱读书的苏东坡塑像。苏东坡读书,王弗倾听,一代佳话,恒久流传。走进三苏祠走近三苏人生。实施“文化战略”以来,以东坡文化为旗帜的各种文化元素迅速融入到文化建设成果之中,随着“全民阅读”的不断推进,眉山社会各界读书热情一浪高过一浪,各式各样的读书活动一个接着一个,让人们能时时刻刻沐浴在书香之中。当今这个网络盛行的时代,人们的阅读习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依赖电脑、手机的人多了,看书的人却少了,然而,这股风气似乎并没有怎么影响到眉山。许多眉山人最热衷的休闲方式依旧是在眉山逛书店,蹲图书馆,流连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追求精神的自在和安静。4月19日,在市图书馆安静的阅览室里,坐满了前来看书的市民,虽然有老人,也有年轻人,但他们仿佛达成了一种默契,都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图书馆里安静的读书氛围。“喜欢读书已经好多年了,最热衷到图书馆里读书,有许多暖心服务,沉静的环境让人止不住想读书。”市民张莉家住图书馆附近,热爱读书的她只要有空,总会来图书馆里读书,她高兴地表示,图书馆里设施齐全,书目丰富,读书氛围浓厚,是个不错的读书好地方。其实在眉山和张莉一样喜欢到图书馆里读书的人太多了。市图书馆馆长赵学军介绍,该馆丛2011年开始实行免费开放,致力于推广全民阅读事业,推进“书香眉山”建设,突破“小馆舍”局限,搭建大服务平台,在不断提升服务质量的同时,积极开展阅读推广宣传工作,从2011年到现在,在馆阅读人次约为35万多,呈逐年上升趋势,仅2016年,在馆阅读人次就达10万,营造了全民参与读书、人人热爱读书、共享和谐文化的社会舆论氛围。不止于此,为了让更多市民沐浴书香,共享文化成果,除了图书馆,书店也在积极努力,坚守着千载诗书城的阅读传统。在眉山中心城区有个具有浓郁书卷气息的读书好去处,这里不仅有海量的书籍,更有舒适温馨的环境,装修别致,清新典雅,设有成人卡座区、商务洽谈区、自由阅读区、青少年阅读区和休闲区,总能吸引不少市民前往阅读。该处负责人陈禹介绍,眉山是大文豪苏东坡的故里,著名的文化城市,有浓郁的读书氛围,他们致力传承眉山文化,打造专属眉山人的亲子阅读平台和文化交流平台,而现实果然如他们期待的一般,自开业以来,吸引了不少热爱读书的市民前去。“以我和书为主题,分享与书的故事,阅读经历和感受……”4月20日,一条与读书有关的活动在眉山人的朋友圈里不停地刷屏,消息发布出来不到半个小时,100个人的名额已被抢光,市民梁笑表示,参加这样的读书活动非常有意义,通过大家的交流,总能更深入了解不少的好书。种类繁多的读书会,是“全民阅读”推广活动的一个缩影,在眉山大地处处都演绎着人们与读书有关的故事:学校里聚集了渴望知识的学生,经典诵读等各种读书活动层出不穷,即使在最偏远的山区,也有充满爱心的书籍送到;图书馆里坐满了市民,他们有的手捧书籍,有的翻阅报纸,无不看的津津有味……这股清新的阅读之风,正在悄悄渗透在眉山这座城市里,读书正成为眉山人的常态,更将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生活习惯,“书香眉山”正在渐渐丰益起来。回望先贤:东坡先生的读书之方文化眉山,最是书香能致远。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晋代有文学家李密,其《陈情表》感动天下;宋朝更有在唐宋八大家中占有三席的“三苏父子”,浓厚的读书风气让眉山声名远播,被陆游称之为“千载诗书城”。两宋期间,眉山更是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进士之乡”。正所谓“天下好学之士,多在眉州”,巍巍屹立的孙氏书楼,见证着书香与眉山的历史渊源。无论世间怎样变化桑田,一代又一代的眉山人都不舍对书籍的喜爱,谱写了一支支感人至深的文化之歌。当然,在众多眉州先贤之中,大文豪苏东坡,无疑是我们永恒的旗帜。东坡先生,功业遍布全国,声名响彻世界,而为他奠基的,便是孕奇蓄秀的眉州沃土,还有三苏祠里的琅琅书声。那么东坡先生,又是怎样读书的呢?据史料记载,苏轼小时候“性嗜书”,对书籍有种如饥似渴的“本能”追求。父亲苏洵,喜好春秋战国时期的策士之风,一本《战国策》,便是他的宝贝。苏洵常在“南轩”书房里诵读《战国策》,而尚不满十岁的苏轼,被这雄伟的文章牢牢吸引住了,每当父亲诵读时,他便躲在一旁偷听。苏洵也觉察了,却不说破,反在苏轼来听时,他便不读了,就是要试试儿子到底是真兴趣还是一时兴起。一连十来天,苏轼每每来听,次次空手而归,然而心中的“欲火”却是越烧越旺,恨不得把那书给抢过来。苏洵卖个关子,故意把书藏在枕头底下便出门了。苏轼立马翻窗而入,捧着《战国策》大读特读,如获至宝。后来在苏轼十岁那年,父亲以《夏侯太初论》为题,命儿子作文。苏轼文中,有这么一句:“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这话的意思便是,人能经历大风大浪而面不改色,却往往会在阴沟里翻船,寓意做事专一则能成,疏忽则事败。年仅十岁的苏轼,即对人性之弱点有如此洞见,不得不感叹书本的力量是多么强大!爱读书,也要会读书,苏轼面对书本,从来不会泛泛而读,他自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而其中的一个法子,促使他成为一代书法大家,便是“抄书”。像几十万字的《汉书》,苏轼儿时就抄了两遍,所谓“东坡洗砚,蛙口俱黑”,三苏祠里的洗砚池,便见证了苏轼抄书的功力。抄书意味着慢读、精度,在一笔一画之间,也留给了苏轼充分的思考时间。对于《汉书》这样的史学经典,一目十行显然是读不透的。苏轼中年谪居黄州时,再抄了一遍,前后三遍,上百万字,他把《汉书》彻底嚼透了,也抄出了他独步天下的书法艺术。最后,我们再介绍一下苏轼独创的“八面受敌法”,这种读书方法使他受益无穷,也为古今学者所称道。“卑意欲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过读之。书之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尽读,但得其所求者耳。故愿学者,每次做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且只以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仿此。此虽愚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苏轼在《寓简》卷八中对“八面受敌”精读法作了详细介绍,也就是一本书特别是经典书籍,包含着多方面丰富的内容,人们可以从不同的需要或不同的角度反复研读,以解决不同的问题,这样步步深入,就能读懂整本书籍,书就读“厚”了。就这样,苏轼读书总是越读越厚,最终全面理解文章所说内容,不仅丰富了自己的知识,还提升了自己的精神境界,运用知识自由自在,幻化入神,终成一代名家。
2017-04-23
苏轼曾破解唐代古琴余音绕梁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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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商越核心提示“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王维的诗句展现出大唐文人雅士对古琴的偏爱。古琴是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位列琴棋书画四艺之首,目前传世最早的古琴实物是唐代的琴。在辽宁省博物馆“又见大唐”书画文物展中,就有一件稀世珍宝——唐代九霄环佩琴,它是辽博的镇馆之宝之一。有观点认为,这张琴是蜀地雷氏家族的作品,由此引出“雷氏琴”及李白、韩愈、白居易等人抚琴放歌的故事,还有宋代苏轼如何破解其余音绕梁的奥秘……四川雷氏祖孙三代有九位制琴大家在博大精深的唐文化中,古琴文化承载着盛唐记忆,古琴也成为呈现盛唐气象的重要实物。辽宁省博物馆“又见大唐”展厅里陈列的这张唐代九霄环佩琴,是唐代中期制品,距今1200多年,属于国家一级文物。据考证,这张琴的制造者很可能是唐代最为著名的斫琴家——四川的雷氏家族。辽宁省博物馆学术研究部研究员李琼璟介绍说,四川雷氏家族祖孙三代皆以斫琴为业,共计9人,称为“九雷”,包括雷绍、雷霄、雷震、雷威、雷俨、雷文、雷珏、雷会、雷迅。其造琴活动从唐代开元年间起到开成年间止,前后120多年,经历了盛唐、中唐、晚唐3个历史时期。他们所制的琴被后人尊称为“雷琴”“雷公琴”“雷氏琴”,不仅为唐人所推崇,更被后世奉为上品。为何四川能出现制琴名家呢?据明人蒋克谦编辑的《琴书大全》记载,隋朝时,隋文帝的儿子杨秀被封为蜀王。他有个雅好,就是爱琴,曾“造琴千面,散在人间”。正是因为蜀王的喜好和提倡,蜀地便出现了许多制琴名家。到了唐代,很多富贵人家大规模造琴,古琴制作得到空前的发展,蜀地也成为制琴的主要基地。“九雷”中的前五人,为盛唐开元年间人,属于雷氏的第一代。其中,雷俨曾被唐玄宗召入宫中,职务是“琴待诏”,即凭着弹琴的技艺侍奉内廷。由此可知,雷俨不仅善于斫琴,也是一位弹琴高手。而雷氏家族中最为有名的斫琴师要数雷威,他常常为选择上佳琴料不辞辛劳。《嫏嬛记》(嫏嬛读作lánghuán)引前人之说记载:“雷威作琴,不必皆桐,每于大风雪中独往峨眉。酣饮,著蓑笠入深松中,听其声,连绵悠扬者伐之,斫以为琴,妙过于桐。”意思是说,雷威为造一张好琴,不避艰险,深入峨眉山,在大风雪中聆听狂风撼树的声音,找寻音质优异的材质。他所作之琴,并不拘泥于必须用梧桐、梓木,而是以峨眉松之良者为之,只部分使用桐木,却比桐木制作的琴还要好。因此著名的唐琴“春雷”“九霄环佩”“飞泉”“玉玲珑”等,都为雷氏所制。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也是一位著名的琴家。他对雷氏琴情有独钟,并收藏有开元十年造的雷琴,时时弹奏。苏轼在《杂书琴事》中说,为了研究古琴的发声原理及特点,他不惜把自己珍藏的唐代名贵雷琴拆开来观察:“求其法不可得,乃破其所藏雷琴求之。”结果发现,“琴声出于两池间,其背微隆若薤叶然,声欲出而隘,徘徊不去,乃有余韵,此最不传之妙。”原来琴的声音是从龙池与凤沼两孔间对面的木头稍微隆起处、好像薤叶的形状处发出的,由于声音的出口处很狭窄,琴音不能马上出去,留在琴内徘徊成余韵,这就是雷琴的奥妙之所在。李琼璟解释说,从“九霄环佩”与雷氏“春雷”两琴的纳音来看,都是在琴腹腔里稍稍高的部分中间,开出一条约5分深、1寸宽、通贯于纳音始终的圆沟。它既未增加琴面的厚度影响发音,又使龙池、凤沼两个出音孔变得稍稍狭窄,借以延长共鸣箱中余音的扩散。这种琴腹纳音的特殊做法,亦即雷氏第一代人所创造的家法。白居易“共琴为老伴”最爱弹《秋思》大唐盛世,社会繁荣稳定,涌现了一批影响深远的文人琴家,如王维、李白、白居易、柳宗元、温庭筠等,他们弹奏古琴并创作琴曲、琴诗。文人的大量参与,推进琴曲创作及演奏技法不断提高。据统计,在《全唐诗》中,收录有“四万八千九百余首,凡二千二百余人”的诗作,其中涉及古琴内容的有1400多首,从唐人诗作中咏琴诗的数量,可看出古琴在文人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为何唐代文人雅士如此偏爱古琴呢?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古琴的声音非常独特,安静古朴、清微淡远,被称为“太古之音”,被用以“愉悦情思”;另一方面则因古琴“导养神气,宣和情志”的功能,成为表达文人洁身自好、超然物外思想的载体,被誉为“圣人治世之音,君子养休之物”。因此有诗人王维作琴曲《阳关三叠》,有文学家柳宗元作琴曲《欸乃》,大诗人白居易更是留下众多咏琴诗。《琴史·白居易传》中记载,白居易自云有三大爱好:嗜酒、弹琴、吟诗。而且凡酒徒、琴侣、诗客,多与之游。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遇,必先拂酒罍,次开箧诗。酒既酣,乃自援琴操官声,弄《秋思》一遍。有时白居易坐着轿子到郊外,轿中放着一张琴,一个枕头,数卷陶渊明、谢朓的诗,轿边竹竿悬挂着两个酒壶,随意停于有山水之处,弹琴饮酒,兴尽方归。翻阅白居易的咏琴诗,可以发现,白居易的生活中少不了琴声琴韵:“身外都无事,舟中只有琴。七弦为益友,两耳是知音。”(《船夜援琴》),在《对琴待月》诗中,白居易自称:“共琴为老伴,与月有秋期”。在《宿东亭晓兴》中,他“独抱一张琴,夜入东斋宿”,可见古琴已经成为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伴侣。而在众多琴曲中,《秋思》是白居易诗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首曲子:“晚坐拂琴尘,秋思弹一遍”(《冬日早起闲咏》),而“调清声直韵疏迟”(《弹》),应该是《秋思》受白居易喜爱的原因。中国古琴在周代已经流行,至今有3000多年历史。周武王建立了周王朝之后,大力推行礼制,用以规范人们的行为,提倡音乐尤其是琴乐,用以陶冶人们的性情,而礼乐的“乐”主要就是指古琴。儒学创始人孔子就是一位杰出的琴家,他一生酷爱弹琴唱歌,曾向师襄学琴,能弹琴唱《诗经》300首,并创制仲尼式古琴,成为后世士人典范。唐文化的繁荣昌明,将古琴发展推向了第一个高峰,唐琴的造型之妙、制作之精、琴音之美为历代之冠。李琼璟说,唐代古琴尤其是盛唐之琴,造型肥而浑圆,一般又在颈、腰内收部分做圆角处理,业界称为“唐圆宋扁”,相比宋琴较扁的外形来看,唐琴的造型,各处比例均比较合理,既美观又便于弹奏。2003年,中国古琴继昆曲之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还特别选用古琴演奏。至今流传下来的古琴名曲有《广陵散》《高山流水》《渔樵问答》《平沙落雁》《阳春白雪》《阳关三叠》等。唐代宰相李勉创制“百衲琴”唐代著名诗人王维不仅善诗文、通书画,还精音律、长于弹琴。他的好友元二出使安西都护府时,王维到渭城为之饯行,作七言绝句《送元二使安西》送别,一时间广为流传,因为诗中有“渭城”“阳关”等地名,所以,又名《渭城曲》《阳关曲》,词句被反复诵唱,称之为《阳关三叠》。许多唐代诗人曾在诗作中提到这首诗,如李商隐的“红绽樱桃含白雪,断肠声里唱阳关”。宋代文学家苏轼在《东坡志林》中,曾对“三叠”作过考证:“旧时‘阳关三叠’,然今世歌者每句再叠而已。”如今,《阳关三叠》成为中国十大名曲之一。关于辽博这张唐代九霄环佩琴的制造者,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是唐代宰相李勉制作的“百衲琴”。李琼璟介绍,所谓百衲琴,是制琴不用整块木料,而是用小块优质桐木精心拼接,看起来像僧人的百衲衣,因而得名“百衲琴”。若仅从琴的形式、漆色、断纹、声音来看,百衲琴并没有什么异乎寻常的特点。从这张九霄环佩琴的背面透过圆形的龙池、椭圆形的凤沼向内看去,可见琴腹内木料上有长方形条状的百衲纹,木条纹理错综,有明显的拼合特点,因此推断其可能为百衲琴。在传世的百衲琴中,用来拼合的木块,形状、大小也并不相同,除了长条形的,还有龟纹形、银锭形、方块形等几种。而百衲琴的首创者,便是唐代宰相李勉。李勉(717年—788年),是唐高祖李渊第十三子李元懿曾孙。李勉以皇亲身份入仕,历任开封府尉、监察御史、京兆尹、岭南节度使等职,晚年入朝为相,任工部尚书,封汧(qiān)国公。李勉为官清正廉洁,奉公守法。《旧唐书》称李勉:“坦率素淡,好古尚奇,清廉简易,为宗臣之表。善鼓琴,好属诗,妙知音律,能自制琴,又有巧思。及在相位向二十年,禄俸皆遗亲党,身没而无私积。其在大官,礼贤下士,终始尽心。”据宋人《琴史》记载:“勉有所自制,天下以为宝,乐家传响泉、韵磬,皆勉所爱者。或云,其造琴,新旧桐材扣之合律者,裁而胶缀之,号百衲琴,其响泉韵磬,弦一上十年不断,其制器可谓臻妙,非达于琴者,孰能与于此乎。”文中讲述了李勉将音质上佳的新旧梧桐木裁减成小块相扣合,用胶粘接而成。“沉雅清峻”的李勉不仅善于弹琴、制琴,还有琴著《琴徽字议》,并曾作琴曲《静观吟》。当然,百衲琴作为一种制琴方法,四川雷氏也曾做过。史记SHIJI传世九霄环佩琴只存四张辽博珍藏的九霄环佩琴长122厘米、肩宽21.2厘米,表面有栗壳色的漆层。辽宁省博物馆学术研究部研究员李琼璟向记者介绍,目前世界范围内已确定的传世唐代古琴约有20张,其中最著名的唐代伏羲式九霄环佩琴仅有4张,除了省博物馆的藏品外,一张在故宫博物院,一张在中国历史博物馆,还有一张在私人手中。“这张九霄环佩琴,采用松散质地、纹理顺直的梧桐木制成,因为这样的材质能充分震动。”李琼璟说,在古琴的背面底板,篆刻有“九霄环佩”四个大字,就是此琴的名字,寓意声传九霄、音似古人腰间玉佩般悦耳动听。古琴根据腰部、颈部等外形弧度的差异,可分为蕉叶式、响泉式、凤势式、剑式等;根据创制琴形的人物,又可分为伏羲式、神农式、仲尼式、子期式、师旷式等。这张九霄环佩琴是伏羲式,腰部有两个月牙形的弯儿为特征,相传为华夏民族人文始祖伏羲所创制。古琴上有七根琴弦,一弦最粗,七弦最细,因为年代久远,古琴丝弦不易保存,这张古琴的琴弦是后人缠上的。古代琴弦一般是由蚕丝制成,声音小,常常说的古琴悦己,也是因为古琴的声音小只够愉悦自己。今人多用钢丝弦,钢弦声音大,更适合舞台表演。再看琴面一弦外侧,面板上镶有13个圆点,这是琴徽,为蚌壳制成,是琴弦音位的标志。值得注意的是,在琴面上,有很多黑色线条纹,原来这是因常年风化和弹奏时的震动,天然形成的断痕裂纹。古人根据裂纹的形状,给它们起名为蛇腹纹、牛毛纹、梅花纹、流水纹、冰裂纹等,这张琴显示出来的是蛇腹纹加上一些牛毛纹。一般来说,琴不过百年不出断纹,随年代久远程度不同,断纹也不尽相同,它是鉴藏古琴的主要依据之一。
2019-10-22
夏荷浮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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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水的地方,总是充满灵性,蕴藏着美景,深受人们的喜爱和亲近。在盛夏的七月,这水里还涌动着荷香,荷叶绿了,荷花开了……片片荷叶竞相跃出水面,从近处一直延伸到天边;朵朵莲花千姿百态,惊艳了整个夏天;阵阵荷香在轻拂的微风中四散开来,给这个略显浮躁的季节添了几抹清新与芬芳。一池莲藕□刘燕飞村的东边,有一口池塘。不知道是有意栽种,还是自发生出,夏季里,池塘里总会冒出一池的荷叶与荷花。荷叶在离开水面不高的地方,展开一朵小伞,碧绿的颜色,使人陶醉。如果你往荷叶上洒水,便立刻变成珍珠一般的小水珠,从叶面上滚落下来,宛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池塘的水碧青,泛着微微水草的香气。不久,就有荷花从水面冒出来,起先,是个花骨朵儿,照了阳光以后,慢慢地绽开,红花若少女脸上的红晕,白花就像一袭洁白的婚纱。出淤泥而不染,就是荷花的脾性,让人喜爱,让我敬重。小鱼儿,沿着花茎冒泡儿,微风吹来,轻轻摇曳,一股清香,迎面袭来。一池荷花,使我想起李清照,一壶米酒、一朵海棠、一池莲花,在她的眼睛里,都是诗意。她说,“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荷花上,有飞鸟的影子,有蜻蜓悄悄地安立,碧水清荷,映衬着蓝天白云,时光悠悠,心里无端生出美好的意境。夏季的午后,阳光正烈。二哥喜欢光着膀子,去塘里游泳,一个猛子扎下去,在很远的地方才冒出头来。他还会安静地浮在水面上,像一条船一般,漂浮游弋。上岸之前,他总不忘记,用脚踩出一截嫩藕,洗干净后,递到我的手中,吃一口,脆生生的,满口生津,香甜无比。莲花落尽,生出莲蓬,当荷叶枯萎,莲蓬老熟的时候,就是踩藕的季节。生产队里经常会雇几个“北方人”下塘采藕。空气分明有点儿清冷,而水里就会泛着一股寒气。这不要紧,北方人很能吃苦,他们不怕这个。他们赤膊在水里,用脚踩塘底的淤泥,踩出一段藕后,再俯身用手慢慢拔出来,一使劲,一条白藕划着弧线,甩到了岸边的草丛里。踩出的藕有老有嫩,荷塘是公共的,所以,莲藕也是公共的。队长带着一杆秤,一个个地秤,每家每户,都分得十几斤。母亲用稻草团子,把藕身上的淤泥洗得干干净净,这些都要卖到城里,贴补一点家用。家里只留下几根老藕,以给我们打牙祭。奶奶懂藕,她说,红花藕面、糯,适合于煮着吃;而白花藕脆、甜,适合于清炒或凉拌。香藕炒肉片,出锅前,撒上一撮小葱花,那简直就是人间的至味!藕采完了,池塘又空了,满池的枯枝败叶,显得有点儿破落。这不用担心的,人们依旧在里面洗脸刷牙洗衣服。母亲说,不要急,等明年,明年夏季一到,满池塘又是生动有趣的荷叶、莲花啦!我相信母亲的话,我看着东边的日头,心里充满了希望。养荷□刘德凤去年春天,小姨给母亲送了一盆小荷花,母亲小心翼翼把荷花苗拿出来,栽在一个废弃的水缸里,她细心地盖上一些细土,又撒了几把复合肥,再往里面注满了水。那时候,荷花只冒出一丁点小芽儿,娇嫩得轻轻一碰就会断,母亲每天都围在水缸边看好几回。晴天的时候,她拿出遮阳伞为它遮阴,像宝贝一样细心呵护。小芽慢慢长大,渐渐地荷叶如铜钱般大小,再过了一阵子,叶子又如碗口般大小。这时候,无论太阳多大,母亲都不管它,只偶尔往缸里加点水。我以为母亲是因为养荷花的新鲜感过了,便跟母亲打趣,哪知道她却说最喜欢的就是荷花。她说养荷花就像养育孩子一样,幼小的时候一定要细心呵护,给足营养,待长大了,就得管宽松些,让它经历些风雨才会长得茁壮。听了母亲的解释,看到满缸碧绿的荷花叶,我不禁恍然大悟。有天散步,我看到公园里的荷花已经开放了,我打电话给母亲,问她养的荷花怎么样了。母亲说连花骨朵儿都没看见,不过,叶子倒是长得绿油油的。我有些着急,便提出建议,“多施点肥吧,开花会快些。”母亲却轻描淡写地回我:“急啥,只要养活了,总会开花的。”过了些日子,我再打电话回去问母亲的荷花开了没,她还是说没有。让母亲施肥,可她说:“迟开的花,有迟开的美。我就喜欢迟开的花。”又隔了半个月,听母亲说,荷花打花骨朵儿了,粉色的,很漂亮,再过了一周,母亲给我发来照片,荷花已经完全盛开了,粉嫩粉嫩的,长得真好看。那一缸荷花,开了整整一个夏季,一朵凋谢了,另一朵接着开。小小的水缸是它们展现美的舞台,每一支都开得生机盎然。母亲用荷叶泡茶,煮粥,因为这一缸荷花,荷香溢满了整个夏天。今年初春,母亲将水缸里的水舀出,小心翼翼地取出小小的莲藕,对荷花进行了分株。没多久,两个废弃水桶里冒出了小芽,母亲把一盆送给了隔壁的李阿姨,另一盆送给了大姑,她乐滋滋地说,分一点给别人,这样大家都可以看到荷花的美。荷花送出去后,爱花的李阿姨和大姑经常和母亲探讨养花的经验,她们的关系更加亲密了。有陌生人路过我家看到我家养的荷花,纷纷向母亲讨花苗,母亲从不拒绝。今年,我家的荷花虽然没有往年开得多,但母亲看着荷花,脸上却常挂着满足而幸福的笑容。母亲没读过什么书,讲不出什么大道理,但是,从母亲养荷的过程中,我却学到了一种心平气和静等花开的智慧,以及分享才会让生活更美好的理念。母亲何止是在养荷,更是在教我为人处世的人生哲理啊。花境怡情□李凯“泉眼无声惜细流,树荫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这是一首耳熟能详写荷花的诗,诗人杨万里有着诗人独特的敏锐,将一副蜻蜓细荷的画面描绘于笔尖,一首诗读起来活灵活现,若是在炎炎夏日里,坐在湖中心的凉亭中赏荷,我就想起了这首《小池》,画面就如同诗中描绘的那样,不禁赞叹诗人的笔墨。不单单赏荷,就连送别友人,杨万里也要选择在一片荷花的淡淡清香中,他在《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中写道:“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六月风景赛过任何一处,朋友啊,你看看这一池的碧绿荷叶,还有那开的正艳丽的荷花,你我二人也不知还能不能在一起欣赏这美景,一首诗中深藏着诗人对朋友的不舍,只怕是孤身赏荷又会想起友人来。诗人用高雅的荷花传递着情感,相隔两地,看着一池的荷花,就会想起两人之间的情谊。不仅通过来赏荷抒发自己的情感或者送别友人,大好的荷花也要物尽其用不是:“浸得荷花水一盆,将来洗面漱牙根。”荷花泡水用来洗脸是最美好的事情了,再漱漱口,脸上口中都是荷花的清香之气,偶尔摘上几片泡上一杯清茶,诗人的生活丰富至极。“午睡起来无理会,银盆清水弄荷花。”午睡起来最舒坦的事情便是摆弄一下栽种的荷花,看着自己悉心培育的荷花,心情也豁然起来。荷花总是扮演者高洁的雅士,周敦颐曰:只可远观,不可亵玩。不过最接地气儿的杨万里在生活中将荷花融入每一处,时而摆弄,时而抒情,在严肃与坦然之间,渐渐成为一个赏荷达人,并用自己的文字为人们讲述荷花的各种用途,不妨也在炎炎夏日里,邀上三两好友,在凉亭中品酒赏诗,看湖底闲游的鱼儿悠然,看蜻蜓细荷的瞬间,将一幅幅美好收录。寻莲□孔祥秋我老家水多,那些我特喜欢水边的植物——芦苇、蒲草,甚至水蓼。最喜欢的,当然是莲花。很小的时候,我就常坐在水边看莲花。看那荷尖上蜻蜓,看那花蕊中的蝴蝶,看那荷叶上滚来滚去的水珠,看那落下的花瓣小船一样在水波儿摇晃。邻居家的女孩子正好叫莲,那水灵的模样,真的就是一朵莲花。按辈分,我应该叫她小姑。她待我特亲,最难忘的是她给我剥莲子,那甜香的味道,至今在舌尖上荡漾着呢。可由于家庭穷困,她早早嫁到了偏远的山沟里。据说,她在那里吃了不少的苦。随着老家的水脉渐渐枯瘦,那些曾经蓬蓬勃勃,一望无际的芦苇没有了。几处湾塘早就整平了,种上了杂七杂八的树木。哪怕盛夏,也几乎听不到一声青蛙的鸣唱。莲花,更是无从寻觅了。有一次母亲赶集买回几枝莲藕,我突发奇想,在院子的角落里挖了个坑,灌了满满的水,将那莲藕插进了泥里。为此,挨了父亲好一顿呵斥。后来,我离开了老家,在大大小小的城市里飘荡。这些喧嚣的城市里是少有水的,偶然看到一汪,也不那么清澈。难得见到三两朵莲花,和我小时候的莲花实在是大不一样。有一次在花市中看到卖碗莲的,那宣传画非常绚丽。那花虽然小巧,但是那样清新脱俗,好似小时候莲花的缩影,让人激动不已。我买了十几粒小莲籽,又买了一个大大的玻璃鱼缸。种下不几日,果然就发了芽,抽了莲梗,再几日又绽出了几片铜钱大小的莲叶。正当我高兴的时候,莲叶却逐渐枯萎,最后莲梗也腐烂了。希望从碗莲这里得到一点安慰的心理,终于是破灭了。再后来,我迁居到了小城,让我高兴的是,在城外的湿地公园发现了一处荷塘。那时,莲花正开。蹦跳的水鸟、游荡的野鸭子、鸣叫的青蛙、水中那小巧的鱼虾,让我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小时候。从此那里成了我最爱的去处,觉得这里就是莲花重新回归到我心里的地方。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第二年再去,那里却筑起了一个大大的水泥平台,说是什么音乐喷泉,更有几道回廊,穿插在荷塘中间,荷叶则零乱得不成样子,几朵憔悴的莲花,更是让我心疼。这片我与莲花温软对话的地方,就这样沦陷了。前些时,一位朋友约我去某地游玩,让我很激动,听说那里的莲花挺盛的。而另一位朋友告诉我,那里的莲花已经是多年前的事了,这让我的心情陡然间沉了下来,决然地辞了这约。别了老家的莲花,再不见曾经的美好,心,一直黯然着。哪里还能寻觅到童年时的那莲花?兼听兼覆则明则厚□胡琦兼听、兼覆,最早出现于《管子·明法解》和《管子·版法解》,意指“广泛听取意见”,和“恩泽广覆,无所遗漏”。古人对“兼听兼覆”极是推崇,《资治通鉴》里,魏征就用“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来回答唐太宗“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的疑虑。而荀子直接在其经典名作《荀子·正名篇》里以“有兼听之明,而无奋矜之容;有兼覆之厚,而无伐德之色”来说明只要你“有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开明雅量,而没有自以为是的傲慢表情;有匡济天下的仁厚之心,而无自夸德高望隆的得意神色”,定“颙颙卬卬,如珪如璋”,令“四方为纲”。一个朝代的盛衰,与能否“兼听兼覆”息息相关。西汉时期,贾山九写《至言》向汉文帝进谏,阐述广开言路的道理,他认为如广开言路,善于养士,则国家就会强大,好比“雷霆之所击,无不摧折者;万钧之所压,无不糜灭者。”汉文帝读了觉得很有道理,确实可行,就听取了他广开言路的意见,最终实现国家强盛安乐,百姓富裕小康,开启了“文景之治”的发端。宋仁宗赵祯一生经历平庸无奇,但他治下却诞生了许多名垂千古的人物,例如苏轼、苏辙、苏颂、沈括、王安石、毕昇、韩琦、包拯、张载等等,人才之盛,以及和这些能臣巨擘开创的时代,更是中国古典时代最繁华、美好的时代,历史上任何一朝帝王都无法与其抗衡。靠的就是一颗“匡济天下的仁厚之心”。嘉祐年间,苏辙应考科举中的御试,在回答仁宗皇帝的策问时,苏辙说:“闻之道路,陛下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考官认为苏辙传谣,不合格,应该黜落。但仁宗皇帝却说,“朕设制举,本待敢言之士。辙小官,如此直言,特与科名。”坚持录用苏辙。我们勤勉奉公的习近平总书记早在河北正定工作时,就常到一线调查研究,有时还在街头亲自发放《民意调查表》。他主持制定的“人才九条”,仅用一年多时间,就吸引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和好项目在正定安家落户。正是这些兼听兼明、博采众长的做法开创了正定欣欣向荣的发展局面。而怎样做到兼听兼覆?除了反躬自省、反求诸己,“颜子四勿(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孟子四端(即:恻隐之心,仁之端;羞恶之心,义之端;辞让之心,礼之端;是非之心,智之端)”肯定都要收入来,扩而充之,以格致工夫,制外养内,推近暨远。共产党人拥有“达济天下,澄清宇内”的胸襟气度,最讲认真、最推崇实事求是、最主张实干担当,但如何守住人类精神的道德高地,将共产主义事业立于不败之地,归根结底还得靠广大共产党员在“惧满盈,思江海下百川”的谦逊中做到兼听兼覆,加强理论武装、铸牢信仰之基,不断提升能力水平,才会赢得民众恒久的支持、撑起民族更美好的明天。
刘燕飞
2020-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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