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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遇赦北还魂归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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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驾崩。宋哲宗登基之后，高太后执政，支持熙宁变法的改革派遭到打压。作为新政的反对者，苏轼重新被朝廷启用。好景不长。元祐八年（1093），随着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改革派再次走到权力中央。苏轼一连多次遭到贬官。绍圣四年（1097），六十二岁的苏轼被贬儋州，弟弟苏辙也被贬雷州。途中，兄弟俩在滕州得以会面。这次相会，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从此两人天各一方。儋州位于海南岛，苏轼实际上等于遭到流放。宋徽宗即位之后，大赦天下，苏轼终于结束了自己长达七年的贬谪生涯，得以北还。苏辙当时定居颍昌，也就是河南许昌的东边。他多次给兄长写信，邀请苏轼到颍昌来，希望兄弟俩晚年能够相聚一处。苏轼又何尝不想与苏辙“同归林下，夜雨对床”呢。可苏轼已看透官场险恶，厌倦了政治风波，考虑到颍昌距离京师开封太近，为了躲避政治漩涡，苏轼决定定居常州。苏轼选择在常州安度晚年，一是因为常州距离京城较远，二是他曾经在常州为官，熟悉当地民风民情。事实上，苏轼也曾一度想在润州安度晚年。苏轼在真州的时候曾给佛印写信，云：“某方议买刘氏田，成否未可知。须更留数日，携家入山，决矣。”此事未寝。苏轼在《书浮玉买田》一文里记道：“浮玉老师元公，欲为吾买田京口，要与浮玉之田相近者，此意殆不可忘。吾昔有诗云：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今有田矣而不归，无乃食言于神也耶？”浮玉指金山，元公即佛印。由此可见，苏轼一度想依金山择田而居。苏轼还写有一首诗，寄与佛印。诗中这样写道：“问我此身何所归，笑指浮休百年宅。蒜山幸有闲田地，招此无家一房客。”蒜山地属金山，这里是理想的求田问舍之所。在诗里，苏轼强烈地表达了自己想在蒜山购买田地，终老于斯的念头。可惜的是，他的这一心愿最终没能实现。在《书田》一文里，苏轼愤懑地写道：“吾无求于世矣，所须二顷稻田，以充饘粥耳。而所至访问，终不可得。岂吾道方艰难时无适而可耶？抑人生自有定分，虽一饱，亦如功名富贵不可轻得也耶？”苏轼此语，着实令人掬一把同情之泪。建中靖国元年（1101），遇赦北还的苏轼再一次经过润州，他又专程去了金山寺。金山寺风景依旧，回想当年自己和柳子玉、宝觉禅师共游金山寺的往事，一转眼已经过去了三十年，真正恍若隔世。在寺里，苏轼看到了好友李公麟所画的“东坡像”。回首跌宕起伏的一生，苏轼不禁心潮难平，感慨万千，他遂写下《自题金山画像》这首诗。诗里这样写道：“心是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所说的这三个地方，都是他政治最为失意之时，遭到贬官的处所。苏轼所处的时代，正逢新旧党争争斗不断。正是在这样动荡的时局之下，苏轼一次次遭到贬官，一次次遭受迫害。因为乌台诗案，他甚至差一点送了命。尽管宦海浮沉，漂泊万里，可是历尽忧患的苏轼，时时刻刻以国计民生为己任，为百姓做了大量好事，为中国古代士大夫立下了一座人格的丰碑。在璀璨的文化名人群星里，苏轼当之无愧的是最为光辉夺目的那一颗。苏轼北还经过润州时，担任润州知府的是王觌。王觌是苏轼的老朋友，据《嘉定镇江志》，王觌于“建中靖国元年，再自翰林学士除职守润”。王觌亲自到郊外迎接苏轼。据宋范正敏《遁斋闲览》记载，两人见面之后，王觌关切地问起海南的风土人情。苏轼回答说：“风土极善，人情不恶。某离开昌化时，有数十父老皆携酒馔，直至舟次相送，执手泣涕而去，且曰：此回与内翰相别后，不知何时再得来相见？”从这番对答里，我们也能从侧面了解到，尽管被贬至那么偏远的地方，苏轼仍然一心为民，为百姓办了很多实事，深受百姓爱戴。苏轼的外甥柳闳居住在北固山下。柳闳字展如，系苏轼堂妹之子，其父即柳子玉。柳闳和舅舅苏轼见面之后，虚心地向舅舅讨教做文章的学问。据《梁溪漫志》记载，苏轼“出文一卷，示之曰：‘此吾在岭南所作也，甥试次第之。’展如曰：‘《天庆观乳泉赋》词意高妙，当在第一；《钟子翼哀词》别出新格，次之；他文称是。舅老笔，甥敢优劣邪？’坡叹息以为知言。”柳闳弟柳闢早亡，柳闳为弟手书《楞伽经》，苏轼亲自为经文作跋。苏轼的堂妹以及妹婿柳子玉其时都已不在人世，葬于润州。苏轼亲自到堂妹及妹婿墓前祭奠，写下了感人肺腑的祭文。祭文写道：“我归自南，宿草再易。哭堕其目，泉壤咫尺！”哀哀之情，令人动容。离开润州之后，苏轼暂住江北真州，筹措在常州买房购地之事。这时候苏轼已身染重病。于是，他想到金山寺作一场水陆法会。这年六月，苏轼再一次来到润州。在船上，他已昏昏沉沉，几度昏迷。到润州之后，苏轼因重病缠身，“自太守以下皆不能见”。苏轼来到金山寺，在这里举办水陆法会，并亲自撰写《醮上帝青词》。当时米芾居住在北固山。苏轼邀请米芾来参加水陆法会。正巧米芾脚上长了个疮，没办法行走，错过了这次法会。米芾为此曾写诗一首，题曰《东坡居士作水陆于金山，相招，足疮不能往，作此以寄之》。这时候，又传来苏颂病故的噩耗。苏轼身染重病，不能亲自前往，于是派儿子叔党到苏颂府第吊唁。第二天，苏颂的后人前来探望苏轼，苏轼侧卧于床，一时间老泪纵横。据《云麓漫钞》记载：“时章子厚丞相有海康之行，其子援尚留京口，以书抵先生。”章子厚即章惇，昔年和苏轼关系很好。章惇荣升丞相掌权之后，曾迫害过苏轼。此时章惇亦遭流放雷州。章惇之子章援系苏轼门生。他给苏轼写信，反复叙求见之意，同时希望苏轼能勿念其父旧恶，为之回护，使朝廷消弭其父之罪，使得“东归田里，保养垂年”。接到章援书信之后，苏轼作书以答，云：“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虽以病重之故，苏轼未与章援会面，但在信里，苏轼对章惇昔日所为表示了宽谅，并赠援“白朮方”，以备章惇之用。一切是非恩怨，得失荣辱，在苏轼看来，已成过眼云烟。离开润州之后，苏轼乘船回到常州。短短一个多月，苏轼就病逝在了那里。一代巨星，就此陨落。病重之时，苏轼强撑病体，给弟弟苏辙修书一封，叮嘱后事：“即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意思是说，我死之后，一定要将我葬在嵩山下，弟弟你要亲自为我写墓志铭。临终之时，苏辙不在身边，苏轼十分难过。他说：“惟吾子由，自再贬及归，不及一见而诀，此痛难堪！”听说兄长的凶讯，远在颍昌的苏辙哀痛至极，昏倒在地，整整三天没有进食，哭泣不已。苏轼的灵柩运到河南时，苏辙有病在身，未能亲自迎丧。他遵从兄长遗命，将其葬在嵩山之南。登上高冈，苏辙纵目远望，不禁泪雨滂沱，不胜其悲。他除了遵从兄长嘱托，写下《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外，还连写《祭亡兄端明文》《再祭亡兄端明文》，表达心中的哀哀之情。

2017-10-20
宋代常山进士及第高峰带来文化发展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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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功富文/摄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选拔优秀人才的一种方法，是古代中国对世界制度文明的重大贡献。在科举时代，常山涌现出许多进士，同时也给常山带来文化的繁荣发展。尤其是宋代，常山涌现了大量的进士，折射出当时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水平和社会安定程度，也说明当时常山文化发展到达了一个高峰期。A宋代，是常山出进士最多的朝代据光绪《常山县志》记载，常山历史上共有132名进士，其中文进士129名，武进士3名（皆在清朝）。文进士中，宋代91名，元朝6名，明代29名，清代3名。由此可见，常山在宋代进士人数最多，比元、明、清三代总和数的两倍还多。究其原因，出现这种情况是受到整个宋代重文轻武特征的影响；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宋室南渡后大量宗室成员及文人雅士集聚常山，人才集中涌现（据统计，宋代常山91名进士中，有50名属于南宋）。其他几个朝代，常山出进士数不是很多，有历史客观原因。元朝因为实行种族歧视政策以及对知识分子的压制，以汉人居多的常山当然也受到影响。清朝，随着科举制度走向灭亡，常山只出现3名文进士和3名武进士，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明朝，因为当时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所以常山考取进士的人数也相对较多。据考光绪《常山县志》，132名进士分布在常山的37个大小地方。出进士最多的是宋畈，共有14名进士；排名第二的是芙蓉章舍，9名进士；何家源口，8名进士；后园（今县城西门），5名进士；南壁（今柳泽塘），5名进士；塔山下，4名进士。其他如球川等地，出进士1至3名不等。常山进士分布，以宋畈、芙蓉、何家居多，原因在于宋畈和芙蓉是名门望族汪氏和王氏所在地，而何家是古县城所在地。B姓赵的进士数量最多，是因为宋室的原因常山历史上有记载的132名进士中，有26个姓氏，进士人数排在前10位的分别是赵氏（22名进士）、徐氏（19名进士）、汪氏（18名进士）、江氏（11名进士）、王氏（9名进士）、詹氏（8名进士）、魏氏（7名进士）、吴氏（7名进士）、郑氏（5名进士）、陈氏（5名进士）。而14个姓氏只有1名进士，分别是鲁氏、叶氏、景氏、蒋氏、毛氏、梁氏、周氏、蔡氏、唐氏、何氏、邵氏、尹氏、曹氏、聂氏。常山十大姓氏中含有徐姓、王姓、郑姓、陈姓、汪姓、江姓等。从对照统计情况看，徐、汪、江、王等出了大量进士的均在十大姓氏内，而王姓、江姓等皆为名门望族。可见，常山古代进士主要集中在大姓和名门望族。而赵氏一门有22名进士，在数量上是“状元”，是因为宗室的原因（赵姓非常山十大姓之一）。在常山，汪氏一门十八进士流传甚广，分别是汪韶、汪文、汪杰、汪兴、汪礼、汪哲、汪贤、汪隆、汪钊、汪晶、汪澄、汪大明、汪原善、汪文璟、汪敬中、汪则忠、汪原进、汪朝宗。汪韶和汪文、汪杰、汪兴是父子关系。汪韶是宋代常山的第一个进士，也是常山宋畈汪氏始迁祖。此外，曾任常山知县的魏矼，其子魏钦承、魏钦绪、魏钦弼皆为进士，孙子魏泌和魏濬也是进士。徐辛隆一家，徐辛隆自身是进士，儿子徐大兴和徐忠兴也是进士，元孙徐青、徐瑛皆进士。特别是王氏“一门九进士，历朝笏满床”的美誉，为常山的人文历史增添了光彩。根据地方史料记载整理如下：1.王言，天禧三年己未（1019）王整榜。字定国，王伟长子，芙蓉章舍人，仕河东转运使，升太常少卿，赠金紫光禄大夫。2.王介（1015-1087），庆历六年丙戌(1046)贾黯榜。王言之三子，字中甫，芙蓉章舍人。初以太学生任福昌主簿。宋庆历六年(1046)中进士,嘉祐六年(1061)，应试直言极谏科，与苏轼、苏辙等15人同被录取。历任秘书丞、静海知县、秘阁校理等职。曾与刘攽同为开封试官主判。著有《王中甫诗集》。3.王悆，嘉祐四年己亥(1059)刘辉榜。字中豫，王言之四子，王介之弟。官至秘阁直学士。4.王沇之，元丰五年壬戌(1082)黄裳榜。字彦睦，王介之长子，担任郑州原武主簿时，受命负责制作浑天仪，编撰《九章勾股验测浑天书》，受到皇上嘉奖。仕至焕章阁学士。5.王汉之（1057-1132），熙宁六年癸丑(1073)余中榜。王介的三儿子，宇彦昭，号朝宗、默齐，别号石湖居士。宋熙宁间登进士甲科。宣和三年(1121)，方腊起义军攻入常山县境，一度占领章舍等地。同年冬，汉之从汴京归理家事。因“录奏报御捕功”，加龙图阁直学士，又进延康殿学士。朝廷因其调张叔夜收降宋江有功，赠尚书，封信安侯。6.王涣之，元丰五年壬戌(1082)黄裳榜。字彦舟，因王悆之子沩之无后，过继给王悆为嗣。宋元丰二年(1079)登进士甲科。崇宁(1102-1106)初，升任给事中、吏部侍郎，以宝文阁待制知广州。大观四年(1110)，张商英任宰相时，涣之复任给事中、吏部侍郎。重和元年(1118)，改任中山府路安抚使兼知定武军，加宝文阁直学士。后因病调至安徽亳州，任明道宫提举。7.王沩之，元丰二年(1079)己未时彦榜。字彦仁，王悆之子，历任翰林司谏。8.王栎，重和元年戊戌（1118）王昂榜。王汉之的长子，又名巩，任大理寺评事，赠大中大夫。9.王一非，庆元五年已未(1199)曾从龙榜。字从是，王栎后裔，居东案乡上源下宅，初任工部主事，累官徽猷阁大学士。御赐琴书下带之宠，谥号文正。C出进士最多的宋代，是常山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期在相当长的一个周期内，区域文化大都是由科举出身的文官来举托的。科举人物的多寡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文化、教育发达程度和人才兴衰的一个指标。故进士的多少和品秩的高低，就成为丈量某一地区人文升降的一个标志，同时也能折射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水平和社会安定程度。宋代“拔尖人才”——进士的集中出现，说明当时常山文化发展到达了一个高峰期，特别是南宋定都临安后，常山的文化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样的“小判断”也可从民国学人丁文江先生的“大判断”那里得到佐证，他在《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里认为：“江苏、浙江两省在南宋以后，变成中国的文化中心。”宋代是常山文化繁荣发展的一个高峰期，还可从常山人王介与当时的社会名流交往中得到印证。据载，王介与当时的重要官员和文化名人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曾巩等人交往甚密。王介去世后，苏轼曾写《七律·同年王中甫挽词》深切缅怀：“先帝亲收十五人，四方争看击鹏鹍。如君才业真堪用，顾我衰迟不足论。出处升沉十年后，死生契阔几人存。他时京口寻遗迹，宿草犹应有泪痕。”王介的儿子王涣之，与大书法家米芾是好友，米芾写有诗歌《送王涣之彦舟》。“中兴名相”赵鼎被贬寓居常山后，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状元汪应辰等许多外地的文人墨客也慕名而来，常山一度成为浙西“文人聚会的中心”。在常山文学史上还有个奇特的现象，专家收集的与常山有关的唐诗并不多，只有二三十首，元明清的作品也不多，而留下的宋诗，据专家预计，或将超三千首。这虽然不能成为“宋代是常山文化发展的高峰期”这一论点的“铁证”，但也从侧面说明，下这样的结论是有道理的。

2022-06-11
诗词歌赋中的淮安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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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士超淮安，饮食文化源远流长，是淮扬菜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留下了大量歌颂淮安美食的名篇佳作，如“斗酒烹黄鸡，一餐感素诚”（唐代李白《淮阴书怀寄王宗成》）、“邂逅淮阴市，共饮官道傍”（宋代陆游《古别离》）。传闻，苏轼在登盱眙第一山品茗吃野菜后悟出了“人间有味是清欢”的人生哲理……让我们一起来品味诗词中的淮安美食。淮安螃蟹与鲑鱼淮安地区包括涟水蟹在内的洪泽湖大闸蟹（淮安螃蟹）是中国螃蟹的一款极品，在宋朝，就已经很出名了。北宋张耒，楚州人，从小受业于“山阳学官”，后师从苏轼，为苏门四学士之一。他在《寄文刚求蟹》中写道：“遥知涟水蟹，九月已经霜。筐实黄金重，鳌肥白玉香。”涟水蟹就是产于淮安涟水的螃蟹，霜降前后，涟水蟹筐实、鳌肥、肉香、蟹黄如黄金。在张耒眼里，肥美的淮安螃蟹还是下酒的佳肴——“东南近腊风烟好，美酒千钟鱼蟹肥”（《泊楚州锁外六首》）。即使在外求官，张耒依然思念家乡的淮安螃蟹和淮鱼——“西来新味饶乡思，淮蟹湖鱼几日回”（《寄蔡彦规兼谢惠酥梨二首》）。北宋文学家张舜民在《行运河辛大观先行以此走寄》写道：“同下龟山时，夜投洪泽口”、“新螯与老鲑，登俎辄无遗。饱食却思睡，睡起复何为。”作者在淮安吃新螯与老鲑，一点都没剩下，可见味美至极。新螯就是淮安螃蟹。老鲑指当时淮安产的鲑鱼，鲑鱼是所有三文鱼、鳟鱼和鲑鱼三大类的统称，属溯河洄游鱼类，在淡水江河中产卵，产后回到大海。鲑鱼性成熟时回出生地产卵，性成熟期在4年左右，所以诗中称其为老鲑。在古代，淮安离海很近，淮河独流入海，河槽宽深，海潮可经淮河上溯到盱眙县城，当时，淮安不仅产鲑鱼，还产鲈鱼、河豚等。淮白鱼淮白鱼，即淮水所产的白鱼，古代以淮安产最为出名，北宋《太平寰宇记》记载的楚州土产就有淮白鱼。淮白为皇家贡品，民间把它列为上等佳肴，盛名久远，引得许多诗人歌咏连篇。淮白的美味南宋著名诗人、陆游的老师曾几在《食淮白鱼二首》中写“古来修贡有淮鱼”，说明自古以来淮白鱼就是贡品，他的“淮白美无度”（《次曾宏甫赴光守留别二首韵》），高度赞美了淮白的美味。“淮白不下槎头鳊”（宋代陈造《送羊侯因简崔帅》），认为淮白鱼不比当时的名鱼槎头鳊差。“淮浦霜鳞更腴美，谁怜按酒敌庖羊”（宋代梅尧臣《和杨秘校得糟粕》），盛赞淮白鱼非常美味，作为下酒菜超过羊肉。“雪花淮白甜如蜜，不减江珧滋味多”（宋代汪元量《湖州歌九十八首》），刻画了下雪后的淮白鱼像蜜一样甜，滋味堪比海味江珧（一种海蚌）。宋代袁说友在《淮白》中写道：“未识淮乡味，饕馋老不衰。及兹秋水张，已食小鲜肥。众口虽难美，饥肠本易为。岂无鲈脍好，物以罕为奇”。诗人极度渴望品尝淮白，认为淮白才是真正的美味，超过生鲈鱼片。淮白的吃法“淮白须将淮水煮，江南水煮正相违”（南宋杨万里《初食淮白》）。烹制淮白鱼，必须用淮河水，用南方的水不行，有点夸张，但说明淮白的做法很讲究。“肥鲜正自资糟粕，甘美何劳佐酪盐”（宋代蔡戡《刘公实以淮白为饷喜而作诗》），淮白又肥又鲜，佐料都不用放。“头尾接清淮，淮鱼日登网。吴莼芼羹美，楚糟增味爽”（宋代梅尧臣《杨公懿得颍人惠糟粕分饷并遗杨叔恬》），淮白鱼，用楚州的酒糟腌制，味道更好。吃淮白的季节“野荠春将老，淮鱼夏渐多”（宋代苏辙《索居三首》），夏天，淮白鱼渐渐多起来，但吃淮白的最佳季节是秋冬。“秋风淮白肥”（宋代贺铸《怀寄寇元弼王文举十首之八招元弼》）、“淮鱼秋正美”（宋代卫博《送杨舒州》）、“淮鱼泼泼初饱霜，頳尾宁数河之鲂”（宋代吴则礼《以淮白寄公卷》），这些文人都对淮白念念不忘。杨万里在《初食淮白》中写“霜吹柳叶落都尽，鱼吃雪花方解肥”，并自注：“淮人云白鱼食雪乃肥”。最肥的淮白鱼出产于雪后。淮白的情怀古代的文人墨客，来到淮安首先想到的就是吃名产淮白鱼。“鯹市想淮鱼”（唐代薛能《秋雨》）、“明日淮阴市，白鱼能许肥”（宋代苏轼《发洪泽中途遇大风复还》）、“已喜淮阴见白鱼”（晁补之《赴广陵道中三首》），这些都是例证。无论是接风还是送别，他们想到的也是淮白鱼。苏轼在《赠孙莘老七绝》写道：“三年京国厌藜蒿，长羡淮鱼压楚糟”，而苏辙在《程之元表弟奉使江西次前年送赴楚州韵戏别》中写道：“送君守山阳，羡君食淮鱼”，直言表弟去楚州任职，羡慕表弟能吃到淮白鱼。此外，还有宋代张镃《次韵徐衡仲饷淮白鱼》、王遂《谢赵庐州送淮白》、吴则礼《以淮白寄公卷》、曾几《曾宏甫到光山遣送鹅梨淮鱼等数种》等。淮白鱼还没上市，文人们早已按捺不住。且看“今年淮白较来迟”（宋代杨万里《晚晴独酌二首》）、“今看淮白不曾来”（宋代杨万里《谢叶叔羽总领惠双淮白二首》）。在淮安吃淮鱼，也是一种美好的回忆。曾几在《食淮白鱼二首（其二）》中写道：“十年不踏盱眙路，想见长淮属玉飞。安得玻璃泉上酒，藉糟空有白鱼肥。”玻璃泉，在今盱眙第一山上。吃淮白鱼，在玻璃泉边喝酒，看长淮好风光，美味美酒美景，多么令人向往。淮安白菜许多淮扬小炒，看起来简单，却深有道理，因为食材必须要选用淮安本土的，这样味道才正宗。比如大白菜（古代又称菘），淮产白菜很早就出名了。“请说楚州菜，白菘如臂粗”（宋代吴则礼《同坰寄黄济川五首》），直言淮安好水好土好气候，大白菜如臂粗。还有“拟向山阳买白菜，团炉烂煮北湖羹”（吴则礼《周介然所惠石铫取水瀹茶》）。吴则礼是湖北阳新人，有次他在盱眙用淮河水泡茶，想到的却是去山阳（今淮安区）买白菜用来煮羹，足以说明淮安白菜的名气。“红糟淮白复脆美，佐之绿菘作吴羹”（宋代郑獬《冬日示杨季若梁天机》），吴羹，即用蔬菜煮成的羹汤。“正须晚菘冒香枨，余生要此一釜羹”（吴则礼《以淮白寄公卷》），直言吃淮白鱼，配淮安白菜羹，荤素搭配，味道至极。贺铸在《舟次淮阴呈邑令田望》中写道：“蔬粥满杯供我饱”“晚具不须烹赤鲤”，淮安的蔬菜粥，胜过鲤鱼！水生蔬菜淮安四水穿城，河湖交错，有水乡之誉，水生蔬菜丰富，除了著名的蒲菜，还有菱角、芡实等。“白马湖平秋日光，紫菱如锦彩鸾翔。荡舟游女满中央，采菱不顾马上郎”（唐代刘禹锡《相和歌辞·采菱行》），描写了淮安白马湖的秀丽风光和女子采菱嬉戏的田园景象，当时的白马湖，已盛产菱角。“茨菰花白小如蓱，背立船头自采菱”（明代杨士奇《发淮安》），描写了淮安的茨菇花，还有人们采摘菱角的情景。“自古涟漪佳绝地。绕郭荷花，欲把吴兴比”（苏轼《蝶恋花·过涟水军赠赵晦之》），涟水自古就是水波荡漾、风光秀丽之地，城墙被荷花围绕着，多么美丽富饶的涟水。“约君入社背时事，种藕著华春满池”（宋代释正觉《游龟山和何学士》），描述了洪泽满池荷藕的景象。“鱼蟹西风市，菰蒲浅水塘”（宋代陆文圭《丙申岁侯仲达之官洪泽》），描述了洪泽水塘里长满了茨菇和蒲菜。明代顾达在《病中乡思》中写道：“一箸脆思蒲菜嫩，满盘鲜忆鲤鱼香”。诗人病重时，想到的是家乡淮安的嫩蒲菜和香鲤鱼，家乡的美味怎能忘记？“远心长日绕菰蒲，乡味朝来润客厨”（清代阮葵生《茶余客话》），淮安籍刑部侍郎阮葵生在京为官，友人带来家乡的茨菇与蒲菜等美食，他当即作诗一首。“菱角鸡首也度年”（清代许凌云《泗水患》），鸡首即芡实、鸡头米，即使泗水发大水，吃菱角和芡实也可过日子，这说明淮泗流域水产丰富。淮安鲈鱼鲈鱼，也是著名的海、淡水洄游鱼类，在历史上，淮安盛产鲈鱼。“白头波上白头翁，家逐船移浦浦风。一尺鲈鱼新钓得，儿孙吹火荻花中”（唐代郑谷《淮上渔者》），描写了淮安老者钓到鲈鱼，儿孙在玩荻花的乡村画面，钓都能钓到鲈鱼，说明当时的淮安，鲈鱼数量可观。“淮阴近日鲈鱼美，不待秋风常出水。市南市北何处多，钓台西去枚生里。细鳞簇簇白如银，入馔充盘妙无比”（清代靳应升《鲈鱼歌》），秋风还没来，淮阴的鲈鱼经常跃出水面——当时淮安盛产鲈鱼，而哪里鲈鱼最多呢？在韩侯钓台西边枚乘的故里。鲈鱼细细的鳞片像银子一样，吃起来美味无比。淮安河豚河豚，和鲈鱼一样，也是海、淡水洄游鱼类。“故人忽向江头至，携得春溪玳瑁鱼”，玳瑁鱼即阮葵生笔下的河豚，他在《茶余客话》中描述，津门的河豚毒重，吴门的河豚大而味薄，只有淮安黄淮交汇处及往下游去的地方，每年农历二三月产的河豚不大不小，又名玳瑁鱼，丰腴柔腻，味道绝佳，鱼肚下的肥肉非常嫩，又名“西施乳”。发达的农渔业唐代高适在《涟水题樊氏水亭》中写道：“亭上酒初熟，厨中鱼每鲜”“煮盐沧海曲，种稻长淮边。四时常宴如，百口无饥年”。每天厨房里的鱼都是新鲜的，在淮河边种水稻，人们都不会饿肚子。唐代刘禹锡的“万顷水田连郭秀”（《送李中丞赴楚州》），描述了淮安发达的农业景象。“鱼虾泼泼初出网，梅杏青青已著枝”（元代萨都剌《初夏淮安道中》）、“草市多樵客，渔家足水禽”（唐代李嘉祐《登楚州城望驿路》）、“鱼盐桥上市，灯火雨中船”（唐代温庭筠《送淮阴孙令之官》）、“淮水烟开渔市晓，龟山云动佛香春”（宋代李复《自京之楚州》）等等，均描述了淮安发达的渔业。舌尖上的诗词歌赋，古典诗词中的淮安美味，您，看馋了吗？（作者单位：古淮河西游记文旅区）

于士超

2019-11-08
商丘姓氏探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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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苏姓与商丘（3）我国文学史上有唐宋八大家，先后掀起古文革新浪潮，使诗文发展的陈旧面貌焕然一新，给予当时和后世的文坛以深远的影响。其中有“三苏”（指北宋散文家苏洵和他的儿子苏轼、苏辙）。“三苏”与商丘有不解之缘，主要是因为北宋时商丘人张方平。张方平是苏洵的恩人、苏轼和苏辙的老师。苏洵对张方平感恩不尽，苏轼和苏辙更是时时不忘老师的恩情。况且，当时的商丘是北宋南京，历史悠久，且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发迹之地，文化积淀丰厚，有很多名胜古迹，是文人雅士仰慕的地方。苏轼和苏辙做官后，多次来商丘。熙宁十年（1077）春，苏轼奉旨知徐州。苏辙罢齐州（今山东济南）掌书记，任应天府签判（宋代选派京官充当各州、府判官时称签书判官厅公事，简称“签判”）。当时，张方平知应天府。苏氏兄弟相约，一同来商丘看望他们的老师，受到张方平热情款待。师徒议及国事，苏轼代张方平作《谏用兵书》，谏朝廷以国家安定、百姓安康起见，不要频于用兵。元丰二年（1079）春，苏轼由徐州知州改任湖州（今江苏湖州）知州，到商丘谒见老师张方平，请求教诲，苏辙奉陪。元丰七年（1084），苏轼因事由黄州团练副使远谪汝州，途中来商丘看望张方平，得旨常州居住作《满庭芳》词，叙中说：“余居黄五年，将赴临汝，作《满庭芳》，一别黄州，既至南都，又蒙恩放归阳羡，再作一篇。”师徒在商丘相见时，张方平实感欣慰。师生诉不尽离别后的想念之情。张方平嘱苏轼为他编撰文集，苏轼欣然接受，完成编撰工作后，作《乐全先生文集叙》，说：孔融志向宏大而立论高远，功业在后世不见流传，然而他英俊豪迈的气度，自然而然地被当时的人们崇尚效仿。他所写的论盛孝章、郗鸿豫的书信，情绪激昂，有大丈夫的风范。诸葛孔明不凭借文章立名，然而他通晓万物之理，并按这道理行事而成就大事的气势，考查一个人的名望与实际是否相符的作风，都从他的言语之中表现出来了。至于《出师表》，语言简明而表意详尽，直率而不放纵，真是大学问家的言论，与《伊训》《说命》相一致，不是秦汉以来那些以博取君王欢心为乐的人能够达到的。我常常遗憾这两个人的文章不能见到完整的。现在，我的先生张安道跟他们也差不多吧。我二十岁那年，凭借弟子的身份在成都见到张公，张公一看见我，就把我当成国中才俊对待。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先生为启发我、培养我所付出得太多了，然而我始终没有对张公有一点点报效，唯有找到他的文集，亲自抄写，在家中珍藏，并且作此序概括先生所著的大致情况，来等待后世的人们去读它。张方平旧有眼疾，每次发作，都由门下医生王彦若给他医治。王彦若医术很高，据《栾城遗言》：“坡公（苏东坡）于张文定坐上赠二诗，引喻博辩，详切高深。”《赠眼医王彦若》诗曰：“针头如麦芒，气出如车轴。间关络脉中，性命寄毛粟。而况清净眼，内景含天烛。琉璃贮沆瀣，轻脆不任触。而子于其间，来往施锋镞。笑谈纷自若，观者颈为缩。运针如运斤，去翳如拆屋。常疑子善幻，他技杂符祝。子言吾有道，此理君未瞩。形骸一尘垢，贵贱两草木。世人方重外，妄见瓦与玉。而我初不知，刺眼如刺肉。君看目与翳，是翳要非目。目翳苟二物，易分如麦菽。宁闻老农夫，去草更伤谷。鼻端有余地，肝胆分楚蜀。吾于五轮间，荡荡见空曲。如行九轨道，并驱无击毂。空花谁开落，明月自朏朒。请问乐全堂，忘言老尊宿。”此诗详细记录和赞颂了眼医王彦若高超的医技。苏轼在商丘停留三个月期间，游览商丘名胜，登妙峰亭，为妙峰亭题榜（题写匾额），作有《南都妙峰亭》诗一首：“千寻挂云阙，十顷含风湾。开门弄清泚，照见双铜钚。池台半禾黍，桃李余榛菅。无人肯回首，日暮车班班。史君非世人，心与古佛闲。时邀声利客，来洗尘埃颜。新亭在东阜，飞宇临通阛。古甃磨翠壁，霜林散烟鬟。孤云抱商丘，芳草连杏山。俯仰尽法界，逍遥寄人寰。亭亭妙高峰，了了蓬艾间。五老压彭蠡，三峰照潼关。均为拳石小，配此一掬悭。烦公为标指，免使勤跻攀。”（140）

刘秀森

2017-08-25
管窥被历史烟尘遮掩的大宋繁华　从宋代徐州城门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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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奉行崇文抑武、求和避战的国策，使社会经济文化获得了相对稳定的发展空间，加上中原文明强大的内在驱动力，北宋时期已经出现了“金翠耀目，罗绮飘香”的繁华。作为东方重镇的徐州，宋代又是怎样一幅图景呢？宋代徐州城虽深深沉埋于地下，但查阅史料，拂去历史的烟尘，单从那时城门的故事，就能感受到那段辉煌过往所散发出的迷人气息。宋代徐州很可能有六座城门北宋时，徐州属京东路重镇。熙宁七年（1074年）属京东东路，元丰元年（1078年）改属京东西路，始终为大都督府级别的州府，规制仅次于上府，即“四京”（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北京大名府、南京应天府）。苏轼在《徐州上皇帝书》中说：“及移守徐州，览观山川之形势，察其风俗之所上，而考之于载籍，然后又知徐为南北之襟要，而京东诸郡安危所寄托也。”当时徐州郡治在彭城县，城市规模较大，物阜民丰，丝织业发达。《元丰九域志》载：“户：主八万四千八百七十，客一万九千四十六。土贡：双丝绫、绸、绢各一十匹。”“主”乃主户，“客”即客户。北宋的主户指有固定产业的纳税户，客户指无固定产业而给别人扛活的侨居户。徐州主户居多，超过80%。按每户四口人计算，当时徐州城乡人口已达40多万。徐州城规制高、面积大，苏轼知徐州时常感城大兵少。他上书请求皇帝支持，说：“徐城虽险固，而楼橹敝恶，又城大兵少，缓急不可守。今战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骑射两指挥于徐。”城大、城门多是造成城防力量不足的重要原因。那么，宋代徐州城有几座城门呢？根据有关资料推断，应该有六座。东门叫上洪门，黄楼就建在那苏轼《奖谕敕记》说：“创木岸四，一在天王堂之西，一在彭城楼之下，一在上洪门之西北，一在大城之东南隅。”这里提到的上洪门就是徐州城的东门，位置大致在今人民舞台附近。从名称上看，应是因其东邻泗水，位于百步洪上游而得名。贺铸《和人游白云庄二首》诗前小序云：“乙丑正月晦日，与余乡段询慎从、李成父、寇元弼步出彭城之上洪门，泛舟访张谋父于白云庄。”从上洪门出去就是泗水，没有桥，必须乘船出行。上洪门外水路交通方便，船只往来如织，是漕运物资集散地，曾巩有《彭城道中》诗云：“百步洪声潦退初，白沙新岸凑舟车”，可见当时的繁荣景象。但是，上洪门外地面窄狭，无法建筑瓮城。唐《元和郡县图志》卷九记载彭城县说：“泗水，在县东，去县一十步。”徐州东城墙距泗水河道很近，宋代依然无大改观。因此，当时只好在门外就地形建了一个外小城，设有府库、财税、转运机关等。由于地势低洼，在熙宁十年（1078年）的抗洪中，这里形势最为危急，差点成为洪水的突破口。苏轼《奖谕敕记》云：“水高于城中平地有至一丈九寸者，而外小城东南隅不沉者三版。”黄楼最初就建在东门。苏轼修建黄楼，一是为了纪念徐州军民同舟共济，抗洪保城的壮举；二是为了增强东门的抵御洪水能力，以防后患。因此，他选在上洪门外小城东门这个最为薄弱处建立了这座闻名千古的楼观。他在《书子由黄楼赋后》中说：“子城之东门，当水之冲，府库在焉。而地狭不可以为瓮城，乃大筑其门，护以砖石。府有废厅事，俗传项籍所作，而非也。恶其淫名无实，毁之，取其材为黄楼东门之上。”苏轼这里所说的“子城”指的就是外小城。四年后，贺铸来到徐州，第一次登上慕名已久的黄楼，心潮澎湃，写了一首《黄楼歌》赞颂苏轼战胜洪水、拯救百姓的不朽功绩，诗前小序交代：“增筑子城之东门，楼冠其上，名之曰‘黄’，取土胜水之义。”看来，黄楼原址应在东门外，紧邻泗水。南城墙上三座门：白门、小市门、新墙门徐州城东、北、西三面基本在泗水和汴水的环抱中，城墙沿河而建，呈半圆形，最大的好处是因河为池。只有南面地形较开阔，陆路通畅，成为民生活动集结地，向来最繁荣。南城墙建成一条直线，墙外有护城河。苏轼在《徐州上皇帝书》中描述：“其城三面阻水，楼堞之下，以汴、泗为池，独其南可通车马，而戏马台在焉。”把徐州城比作一张弓，那么南城墙就是弓弦，是最长的一段。为出入方便，先后形成了三座城门。白门：徐州城南大门，也是正门，大致位置在今泛亚大厦附近。《新唐书》卷三十九记载：“徐吏有路审中者，彦曾知其能，颇任之。既遇害，赂守卒，敛藏其尸。张玄稔攻徐州，审中率死士应官军，开南白门，官兵入，因得破勋。”唐朝末年，庞勋率戍卒起义，据守徐州城，庞的部将张玄稔投降官军，从宿州进攻徐州，城中官吏路审中趁机率敢死队打开南门，里应外合，攻破徐州城。对此事，明弘治《徐州志》亦有记载。可见，唐代徐州城南大门就称白门，白门得名原因，还需考证。苏轼有一次身体不适，坐着轿子去云龙山拜访张山人，走的就是白门，其《过云龙山人张天骥》诗云：“郊原雨初足，风日清且好。病守亦欣然，肩舆白门道。”陈师道曾经和弟子寇应之一起登上白门城楼赋诗抒怀，他在《和寇十一晚登白门》诗中写道：“重门杰观屹相望，表里河山自一方。”描绘了白门的高大巍峨和形势的险要。小市门：徐州城南靠东的便门，大致位置在今解放路与建国路交叉口附近。此门由来已久，《汉书·五行志》载：“（文帝）五年十月，楚王都彭城，大风从东南来，毁市门，杀人。”说是汉文帝五年（公元前175年），楚王刘戊上任时，大风从东南袭来，刮倒市场大门，有人死于风灾，时人以为是不祥之兆。这个“市门”当是后来小市门的前身。南朝宋时，在小市门和南门还发生了一场唇枪舌剑与浴血厮杀交互进行的争斗。《宋书》卷五十九载：“明旦，焘又自上戏马台，复遣使至小市门曰：‘魏主致意安北，安北可暂出门，欲与安北相见。我亦不攻此城，安北何劳苦将士在城上。又骡、驴、骆驼是北国所出，今遣送，并致杂物。’又语小市门队主曰：‘既有赏物，君可移度南门受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拓跋焘率大军围攻徐州，为试探虚实，先派使者带着礼物到小市门喊话，依照礼节，要求到南门交接礼物。时镇守徐州的安北将军刘骏（刘裕之孙）和长史张畅与他们斗智斗勇，最终击败了对方的挑衅和进攻，保卫了徐州城。小市门外是一片市场，称为小市。陈师道《和寇十一晚登白门》一诗中说：“小市张灯归意动，轻衫当户晚风长。”登上白门能够看到小市门一带张灯的景象，说明两座门相距不太远。从这座门出去向南是一条马路，一直通向城南官道。贺铸《出小市门》诗云：“小市门南路，旧游联马行。”描述他在徐州任宝丰监钱官时，与好友并排骑马游乐的情景。小市门是苏轼修建城外抗洪大堤的东起点，他在《奖谕敕记》中说：“一自小市门外，绝壕而南，少西以属于戏马台之麓。”这条大堤从小市门东边城墙修起，向南越过护城河，再折向西连接戏马台东麓。新墙门：徐州城南靠西的便门，大致位置在今中枢街与建国路交叉口附近。这座城门顾名思义，历史不长，应是为了方便西城区的居民而修建的。它是苏轼修建的另一条城外抗洪大堤的起点，《奖谕敕记》中说：“一自新墙门外，绝壕而西，折以属于城下南京门之北。”这条大堤自新墙门外的戏马台西麓修起，越过护城河向西，再折向北，连接到西门北边的城墙上。宋代徐州城的护城河西接汴水，沿着南城墙向东流入泗水，而簸箕洼（云龙湖前身）的积水也从南边注入护城河，入口当在今解放桥西边奎河拐弯处，形成一个支河。所以新墙门外这道大堤要“绝壕而西”。小市门和新墙门都是便门，没有瓮城。它们以白门为中心形成东西对称之势。北门称金铜门，门外水陆交通都方便宋代徐州北城门称作金铜门，大致位置在今夹河南巷北端附近。唐元和十二年（817年），时任武宁军节度使的李愿主持在使院南端竖立了两根石幢，上面刻写《使院新修石幢记》等文字，表述自己在徐期间的不菲政绩和为朝廷效力的真诚态度。宋皇祐六年（1054年），时任检校国子祭酒兼监察御史武骑尉的朱吉在碑幢上题跋云：“大宋皇祐六年甲午岁二月二日申，使乞差兵匠自金铜门外出，取到旧使院碑幢二座，于新使院内竖立。”唐代节度使院在城北端，称为旧使院，宋代的节度使院迁到了府衙（今彭城壹号位置），称为新使院。由于种种变迁，两根石幢已遗落在城墙之外，朱吉就差遣工匠、士兵从金铜门外出，搬回石幢，重新竖立在新使院内。到清代乾隆年间，两根石幢还存有一根，现被保存在徐州博物馆碑园内。关于唐代节度使院的位置，贺铸《燕子楼》诗前小序云：“唐徐牧张建封，晚得姬人盼盼，宠嬖之，为起燕子楼于使宅北城上，以处焉。后更兵火，楼不复存。天圣中，故相濮阳李公，出守彭城，复楼于故址。”这里提到的李公，名迪，字复古，是宋景德二年（1005年）的状元，曾任宰相，当时以刑部尚书知徐州。贺铸诗中云：“高楼临汳水，杨柳荫芙蕖。”汳水即是汴水。燕子楼起初建在节度使院住宅区北墙上，宋代李迪原址重修，当时这个燕子楼临着汴水。由此可以推断唐代节度使院就在城北端，靠近城墙。北门外有码头、桥，水陆交通方便。贺铸有一次骑马带着士兵去利国监执行公务走的就是北门。他《部兵之狄丘，道中怀寄彭城社友》诗云：“驾马出北门，徒御何迟迟。”西门称南京门，门外地势平坦徐州城西门因方向朝着南京应天府（今商丘）而得名南京门，大致位置在今徐医附院西门附近。南京门是苏轼修建的城外抗洪大堤的终点。西门出去，地势平坦，没有山岭阻隔，一直可以通向京畿腹地。苏轼《徐州上皇帝书》云：“臣观其地，三面被山，独其西平川数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开关而延敌，材官驺发，突骑云纵，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凸显出徐州战略位置的重要。苏辙曾经登高西望，游目骋怀，感慨城西一望无际的辽阔之美，他在《黄楼赋》里说：“西望则山断为玦，伤心极目，麦熟禾秀，离离满隰。飞鸿群往，白鸟孤没，横烟澹澹，俯见落日。”西门外风景秀丽，溪水潺潺，花香十里，两三家歌楼酒肆里唱着流行词曲，一片安乐优雅的光景。陈师道曾骑马去西门送客，他有诗《西郊二首》，其一：红绿相催春事阑，可能无意待人看。不因送客那能出，衰病经年一据鞍。其二：攒眉敛目抵风沙，暗度城西十里花。历肆侧听长短句，缘溪斜著两三家。这应是北宋时期徐州士民太平生活的一个剪影。明代徐州城墙基本在宋旧址之上这样的祥和景象没能维持多久，绍兴元年（1131年），徐州被金兵占领，成为宋、金交兵的前线，战火频仍，民生凋敝，哀鸿遍野。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芝麻李起义占领徐州，第二年元丞相脱脱率军镇压了起义军，毁坏城池，屠杀百姓，将徐州降格为下州，改称武安州。元末，张士诚攻下徐州，委派参政陆聚在原址筑土城，一直据守26年。直至洪武八年（1375年），才重新用砖砌筑城墙，高三丈三尺。明徐州城基本是在宋城的旧址上建设的，或许是因为防务需要或规制要求，明洪武徐州城改设四门，东曰河清门，西曰通汴门，南曰迎恩门，北曰武宁门。主持修撰弘治《徐州志》的儒学学正宋骥曾询问父老，考证历代城池建置，认为：“历代城址之设在今之城址无疑矣。且今之城垣东俯泗水，西几临汴河，此自然之险固也，古之人岂肯舍自然之险而别立城隍以劳民乎？”正是因为历代基址不断沿袭，才形成了徐州今天“城下城、府下府、街下街、井下井”的奇特现象，而宋代城门的兴衰变迁又为徐州这块古老的热土增添了几分风雅和凝重。周奎生文/图

2020-06-09
1082：从苏轼到苏东坡的人生蝶变（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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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从苏轼到苏东坡的人生蝶变（四）明代仇英《赤壁赋图》。宋人《赤壁图》描绘了苏轼与友人泛舟于赤壁之下的情景。□夏钦偏居江湖之远，苏东坡并不知道，京城开封中，围绕着他和一些旧党人员的起用，宰相与皇帝展开了好几年的斗智斗勇。可怜的神宗皇帝，现在身边的重臣中，挺身而出支持和辅佐他改革的没有，弄权专权唯恐权力旁落明争暗斗的倒是一大堆。神宗皇帝最早想起用苏东坡是在元丰三年（1080年）九月，即苏东坡刚被贬到黄州半年的时间内，官还不小：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对元祐党人如此重用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平时相互提防的左右相王珪、蔡确在可能危及彼此前途的关键时候联手，企图用怂恿发动边境战争的方式分散神宗皇帝的注意力。后来，神宗皇帝想起用苏东坡主持编撰国史、担任著作郎之类，都被王珪、蔡确二人顾左右而言他的方式一拖再拖，最终不了了之。只是神宗皇帝的良苦用心，当时的苏东坡无从知晓。元丰改制风雷动“改革”是理解11世纪北宋政治的关键词。早期范仲淹主导的“小规模”改革，被称为“庆历新政”，发生在仁宗时期，只持续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以失败而告终，主要针对官僚队伍庞大，行政效率低下等问题。最关键的失败因素是仁宗皇帝没有改革的魄力和信心，不愿也不想支持范仲淹的改革。后来王安石操盘的“大规模”改革，被称为“熙宁变法”。这一改革持续了16年，影响持久而深远，时任神宗皇帝是坚定的改革派，到了改革后期元丰年间，神宗甚至亲自冲到了第一线指挥变革。关于神宗皇帝的改革，现在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说法是，神宗是励精图治的改革之君；另一种说法却说，正是由于他，北宋才加速了灭亡。我个人比较倾向后一种观点。宋朝的江山是武力胁迫后周的孤儿寡母夺取的，篡位者赵匡胤称帝后，不再依赖于贵族阶层来维护统治，而是需要一个忠诚而尽职的文官阶层来充实到各级官僚队伍中，当他“杯酒释兵权”开启文官执政、强化文官对军权的制约后，却打开了不断增兵以维护稳定的“潘多拉魔盒”，使军费开支成为国家沉重的财政负担。前三位皇帝在位的62年，经过休养生息和一系列的爱民政策，北宋成为最接近儒家治世理想的王朝。但到了仁宗皇帝后期，财政支出已经入不敷出了，苏东坡对全盛时期仁宗朝的形势给出了“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的判断。再看一组科举数据：宋太祖每次科举录取的儒士仅有二三十人，到真宗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录取的儒士竟多达1800余人。而北宋科举正式录取儒士有“赐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等多种，屡考不中的还可以“特赐本科出身”。另外，恩荫入官更成为最大的任官来源——中央六品以上官、地方五品以上官每三年都可恩荫子孙一人、最高可恩荫六人。冗官、冗兵、冗费成为神宗继位时面临的重大问题。年轻气盛、血气方刚的神宗一心想追随的，是做尧舜一样的圣君明主。太宗披挂上阵差点被俘的“一箭之仇”，真宗时“澶渊之盟”出钱买和平共处，以及后晋石敬瑭主动割出去的“燕云十六州”，都是激励神宗锐意改革的“刻骨铭心之痛”。神宗想要改革的目的只有一个：“富国强兵”。道理很简单：国家有钱了才好打仗，打了胜仗才能扩大疆域，从而让自己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神宗和王安石一拍即合的改革，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拉开的大幕。经过熙宁年间暴风骤雨式的经济、教育和军事三方面的改革，国库已达到了充盈的“富国”预期，随着王安石的第二次罢相，神宗皇帝将目光盯上了体制改革。“元丰改制”如火如荼的机构改革浪潮对于无官一身轻的苏东坡而言，没有丝毫的利益触动。这年四五月的苏东坡，依然过着云淡风轻的边缘人生活：想念在庐山的佛印和尚了，就给他寄块怪石去；思念故乡了，就把几年前应眉州太守之请所作的《眉山远景楼记》拿出来再认真书写几遍寄给家乡的亲人；更有意思的是，好友陈季常的到访和多才多艺的杨世昌道士的到来，给苏东坡多了几分安慰，朋友间不仅可以高谈阔论，他还可以跟着杨道士学学酿酒、吹箫之类的技艺；对朝廷沉重的税赋实在看不惯了，填点词诸如《鱼蛮子》之类的来调侃调侃。忙的时候披星戴月种田做菜，闲的时候面对滔滔江水对酒当歌，醒的时候在小桥流水边看风轻云淡，于是，满世界的万千云水，在苏东坡眼里，都只如风里尘埃。三吟赤壁成绝唱很多年前的1082年，人们不会想到，因为官员们的蝇营狗苟尔虞我诈，将一个人到中年才华无限的官员贬到偏远的黄州，不仅没有将其置于死地，反而会让宋词的天空变得更加绚丽多彩、璀璨夺目。接下来登场的，是赤壁和一个中年男子数次的碰撞，以及在历史的天空产生的巨大回响。赤壁之于东坡，不仅是一个物理空间，一个想象中的古战场遗址，更是一个天然的才华容器，一只巨大的酒杯，一颗诗心的定向引爆点。没有苏东坡，赤壁就是一块冰冷的、突兀的石头；没有赤壁，苏东坡也许不会是今天我们吟唱着“大江东去”的苏东坡。湖北境内，被称为赤壁的地方有五个：蒲圻的石头关、武昌的赤矶山、汉阳的临嶂山、汉川的赤矶山和黄州的赤鼻矶。在四年多的黄州贬谪岁月，苏东坡到赤鼻矶携友游玩吟唱的次数甚多，现在有文字可查的，至少在十次以上。元丰三年（1080年）八月，苏东坡与长子苏迈在一个夜晚划着小船，与赤壁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初次邂逅，尽管尽兴而归，但苏东坡并没有留下诗文，只在日后给秦观、辨才、参寥等人的尺牍之中提起，交流了一下游历的感受而已：时去中秋不十日，秋潦方涨，水面千里。月出房、心（星宿名）间，风露浩然；所居去江无十步，独与子迈棹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乔木苍然，云涛际天。涵辉楼是宋时黄州的四大名楼之一。连续三年的重阳节，苏东坡都会和太守徐君猷游赤壁登涵辉楼，推窗远望，把酒临风，诗酒唱和。《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就是在苏东坡到黄州过第一个重阳节时，有感于太守的宅心仁厚而作：霜降水痕收。浅碧鳞鳞露远洲。酒力渐消风力软，飕飕。破帽多情却恋头。佳节若为酬。但把清尊断送秋。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从词表达的意境外，除了借秋景抒写对太守的感激之情外，前途顺风顺水的苏东坡还没有从牢狱之灾的阴影中完全走出来，无论是“万事到头都是梦”的感慨，还是“明日黄花蝶也愁”的伤悲，都掩饰不住内心的落寂。这首诗放在苏东坡的三百多首词中，也算不上佳品力作。1082年重阳节，苏东坡照样与徐太守雅聚于涵辉楼，只不过这次有些伤感，过完节后不久，徐太守将调离黄州。照样是饮酒，照样是赋诗赠徐太守，但当天晚上，苏东坡制造的大动静，把徐太守吓得不轻。从涵辉楼归来后，晚上苏东坡与朋友们又在东坡雪堂饮酒至半夜，醉醺醺地回到临皋亭时，家童早已鼾声如雷，怎么敲门都没有反应，他只好一个人柱着拐杖站在江边，在一轮上弦月的沐浴下，看着滚滚东流的江水，不断的歌吟着自己有感而发的歌词《临江仙·夜归临皋》：“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东坡苍凉的歌声划破夜空，连不善歌赋的黄州百姓都听得揪心。以致第二天一早，这首歌就传遍了全城，人们纷纷议论东坡先生晚上驾着一条小船乘风而去了。徐太守听说后，急忙带人亲往临皋亭查看，在门外听到东坡先生鼾声时，会心大笑而去。数次读到这个桥段，我都觉得事件的若干细节值得商榷，今天我依然把它写出来，更多的是表达对一颗渴望简单、纯粹的诗心的理解。无论是苏东坡，还是赤壁，都在等待，等待一个表达的契机，一次天人合一的交融，以成全彼此的永恒。

夏钦

2020-12-23
此心安处是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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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在他的《种桃杏》中写道：“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意思无论身处天涯海角，只要内心平静就能安然地把所在地当做家乡。这首诗体现了白居易虽贬谪在外，依然乐观豁达的心态，这也与他的“乐天”之字颇为相得，很有些入禅的味道。后来苏轼在他的《定风波》中引用了白居易的这句话：“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苏轼当时也被贬岭南，遭遇和心情跟白居易一样，所以才发出同样的感慨。“身心安处为吾土，岂限长安与洛阳”“人生到处谁非客？得意江湖便是家”……并非只有白居易、苏轼那样相同境遇的文人骚客才有如此共鸣，其实很多江湖道人也都感同身受。人活着说白了就是要内心安稳，只有这样，才能感觉到幸福，心安便是归宿。海德格尔说：“诗人的天职是还乡。”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故乡，无论是出生地，还是他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想想自己一生的经历，除了出生地外，多数时间为了工作辗转奔波于全国各地，家也随着工作的变动四处迁徙，虽然有形的故乡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湮没在繁华与喧嚣之中，但精神的家园却始终在内心安放，而且变得愈发纯净丰盈，我想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心安”吧。人生就像一艘远行的小舟，会驶过山川小溪，也会驶过大江大河，会与很多名山大川相伴，也会与很多城镇乡村同行，还会在很多港口码头驻留停靠，这些数不胜数的停靠驿站，有的就成了我们的第二故乡。二十余载求学路，十七年间军旅行；三年脱贫攻坚战，心安处处皆是家。这些星星点点的人生驿站，短则两三年，长则十几年。每在一个地方工作生活，都会有自己熟悉的朋友、熟悉的圈子、熟悉的环境，而且也会慢慢对这些地方产生感情。这些曾经工作生活过的地方，如今已成了我记忆中的精神家园，不管环境如何变化，岗位如何调整，职务如何迁调，我都能像白居易、苏轼一样，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时刻提醒自己要顺时而变随遇而安，始终保持内心的“心安”，把种种经历当作个人安身立命安贫乐道的心智历练。这些年来我与家人过着聚少离多的生活，对故乡的思念也只能寄托在美好的梦境里。还好，如今发达的通讯网络拉近了时空的距离，就算身在天涯海角，但只要有一部智能手机，所有的思念和牵挂，都能在无形的电波中得到传递，隔屏相望，天涯即是咫尺。的确，滚滚红尘，心安即可。我们现在或将来生活的每一片土地，跟故乡也没有多大的区别，有所区别的只是自己不同的心境而已。此心若安，何处不是故乡？他乡故乡，原无区别。那些将要去的远方，今后都将是我们从未谋面的故乡，不管身在何处，我们都要有“此心安处是我家”的心境。如此，安好！

□蒋明来

2021-03-05
《兰亭序》中的老寿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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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在《兰亭序》中，只提到一个人——彭祖。“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的“彭”，指的就是彭祖。彭祖，又名篯铿（jiānkēng）、彭铿，是彭、钱、韦姓的共同始祖，一位对中华文化影响深远的上古人物。徐州古称彭城，因尧封彭祖得名。今天，徐州尚存彭祖楼、彭祖井等文化遗迹。武夷山，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因彭祖与儿子彭武、彭夷隐居于此得名。四川彭山县（今眉山市彭山区），因彭祖山得名。至今，彭祖山尚有彭祖祠和彭祖墓。彭祖为尧臣。《史记》载，彭祖是黄帝的八世孙，与禹、皋陶等，“自尧时而皆举用”。彭祖现身兰亭，是因为长寿。据说他活了八百岁，后世视其为长寿的象征。“彭”，长寿，“殇”，夭折，“齐彭殇为妄作”正取此意。彭祖长寿是真，但寿八百应为谬传。《竹书纪年》说，武丁四十三年，王师灭大彭。孔广森在《列子》注中也说，商君武丁（“司母戊”鼎的主人戊的丈夫）灭了大彭国。是大彭国享国八百年，而不是彭祖活了八百岁。鱼羊鲜长寿，离不开养生。彭祖善于养生，是有籍可考的第一位名厨。屈原在《楚辞·天问》中写道：“彭铿斟雉，帝何飨？受寿永多，夫何久长？”话说尧帝时期，洪水泛滥。尧帝带领族人治水，突然有一天积劳成疾，生命垂危。此时，彭祖为其作了一道野鸡汤，救了尧帝的命。彭祖也因此被尧封于大彭。相传，彭祖有个小儿子爱捕鱼。彭祖恐其落水，屡次阻止。一次，为了避免小儿子被责骂，妻子就将他偷偷捕来的鱼藏在羊肉中烧煮，不料鲜香扑鼻。于是，字典里多了一个字——“鲜”，徐州添了一道菜——羊方藏鱼。八面玲珑徐州的彭祖祠原来位于徐州城东北隅，又叫彭祖楼或彭祖庙。北魏时，徐州刺史元延明将它迁建于城垣东北角上。此楼位于汴、泗交汇处，用郦道元的话说：“耸望川原，极目清野，斯为佳处也”。苏轼有诗云：水绕彭祖楼，山围马戏台。古来豪杰地，千载有余哀……彭祖楼不仅景色美，建筑结构也应十分精致，成语“八面玲珑”就是拜彭祖楼所赐。《赋得彭祖楼送杨宗德归徐州幕》卢纶四户八窗明，玲珑逼上清。外栏黄鹄下，中柱紫芝生……彭祖观井“伯益作井”，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在原始社会，井代表清洁稳定的水源。彭祖到彭地，第一件事是率众凿井。据传，徐州的彭祖井，是彭祖受封大彭国后开凿的第一口水井，并因此披上神秘外衣。相传此井泉如玉液，常饮此泉可以长寿。明朝一诗人马惠曾为“彭祖井”赋诗一首：古井城边不记年，名留彭祖世相传。玉沉汲虎人何在，金鼎蟠龙客已仙。秋石苔浸秋雨积，梧桐叶落晚风旋。谁能更把寒泉浚，一饮须教寿八千。北京国子监，有一块明朝万历丁丑年（1577年）镌刻的《彭祖观井图》石碑，上面刻有彭祖观井的画像。在这张图里，彭祖站在一棵柳树下，腰间系一根绳子连着柳树，由书童搀扶躬身观井。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神态栩栩如生。图左上方有宋陈端题名，赞扬彭祖处事小心谨慎，希望后世效法彭祖。可惜，几百年过去，此碑仅存拓片。东晋重臣蔡谟（mó），也是一个十分谨慎的人。据《晋书·蔡谟传》载：“性尤笃慎，每事必为过防。故时人云：蔡公过浮航，脱带腰舟。”说是蔡谟坐船，都会解下衣带捆住船。这便是“蔡公过航”的典故。“彭祖观井”也好，“蔡公过航”也罢，说的都是小心驶得万年船。“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珍惜生命才能热爱生活。司马相如在《谏猎书》中说：“明者远见于未萌，而智者避危于无形。”此“谏”当鉴！气功导引术《庄子》称彭祖的养生秘术为“导引行气术”。后世道经《太清导引养生经》中有“彭祖导引图”。虽然今天我们已无法得知彭祖导引术的具体内容，但从历史文物中也可窥知一二。20世纪70年代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帛画《导引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气功图谱。天津博物馆的藏品行气玉佩铭，是最早谈到行气的法书。行气玉佩铭原为李鸿章的后代李公木所藏，据考为战国后期的作品。其45字铭文，记述了行气过程——“深则蓄，蓄则伸，伸则下，下则定……”行气玉佩铭应为手杖的杖首，其铭文文字优美，文体流畅，是战国玉器中不可多得的精品，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和文字学价值。彭祖擅烹雉鸡羹，苏轼发明东坡肉。彭祖终老的地方（眉山市彭山区），是苏轼出生的地方（四川眉山）。彭祖封国的地方，是苏轼主政的地方（徐州太守）。同是天涯沦落人，他们似乎有着某种穿越时空的精神契合。《江城子·别徐州》苏轼“回首彭城，清泗与淮通。欲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离别，是人生常态，流落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志在四方：《和子由渑池怀旧》苏轼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一部《彭祖经》，是老寿星留在雪泥上的鸿爪，值得大家阅读。一杯雪泥酒，勾兑着人生的过往，需要独自品味。“酒醒还醉醉还醒，一笑人间今古。”

2021-08-21
穿越千年的浩然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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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泽人生为何少快乐，只缘未读苏东坡。苏东坡是我国北宋时期的文坛领袖。诗、词、文、书、画，样样精通，堪称大家。诗与黄庭坚并称，词与辛弃疾比肩，文与欧阳修媲美，书画与黄庭坚、米芾、蔡襄齐名。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豪放派代表词人，在六十余载短暂人生中，留下三千多篇千古佳作，灿烂了浩瀚的文学星空。苏轼少年成名，一生波折。父亲苏洵给儿子取名轼，希望他长大后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苏轼后来的经历恰也如其名。二十一岁便中进士，先后因政见不合自求外调、“乌台诗案”被贬出京、后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的自请外调。一生一贬再贬，从杭州、惠州一直南下被贬儋州。苏轼在《自题金山画像》里写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可不管天意如何弄人，不论身在哪里，苏轼始终秉持对生命、对生活、对百姓的热爱。当时的惠州气候炎热，瘴气弥漫，疾病肆虐，只有“罪大恶极者”，才会被贬到此，苏轼欣然前往。途中，他创作《过大庾岭》：“一念失污垢，身心洞清净。浩然天地间，唯我独也正。今日岭上行，身世永相忘。仙人抚我顶，结发授长生。”内心清净，洒脱快意，身世相忘，如入仙境。抑或一餐荔枝，亦可成诗。“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因《食荔枝》，他又被贬海南儋州。被贬儋州，只是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因诗文名垂青史，也因诗文频遭贬谪，这是苏轼的宿命。至此，苏轼一生被贬三十多次，最后死于北归途中常州。一位旷世奇才，一位文坛巨匠，一位躬耕务实的士子，大半生颠沛流离，途中夭折幼子，死了夫人和侍妾。天纵之才，命运如此波折，着实让人唏嘘慨叹。可他那闪闪发光的思想，傲立苍穹的风骨，却能穿越千年，温润着我们的内心。公元1082年春，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的第三年春，苏轼与友人醉归遇雨，作词《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在突如其来的风雨中，一个竹杖芒鞋的身影淡定前行，任凭风吹雨打，胜似闲庭信步。那个镇定自若的背影，让多少人望其项背，自叹弗如。风雨，既是自然的风雨，也是政治的风雨。自然风雨里，他粗缯大布、竹杖芒鞋，“一蓑烟雨任平生”；政治风雨里，他淡泊名利，不计得失，“也无风雨也无晴”。公元1090年初冬，苏轼劝慰窘境中的好友，作《赠刘景文》：“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国人大多喜欢春，因为春是一元之始，给人希望。苏轼与众不同，他觉得橙黄橘绿的冬天才别有一番景致。他劝慰友人，也是劝慰自己：好景君须记。冬天，既是时节的冬天，也是仕途的冬天。苏轼仕途多舛，但决不逢迎媚俗。虽然受到奸佞之臣的排挤陷害，仕途始终在冬天，但他却一直保持“橙黄橘绿”的欢快心境。身处逆境，不悲不怨不惧，依然平和平静恬适，如深水静流，高山静默一般。公元1091年春，老友钱穆父在贬谪途中途经杭州，苏轼也将被贬南下，作赠别词《临江仙·送钱穆父》：“一别都门三改火，天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筠。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尊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一别三年，我们都奔波于天涯红尘。再次相见，你依然有春天般温暖的笑容，你的心志如古井深水，你的气节像秋后的竹节。短暂相逢，又匆匆惜别。不必悲愁，万物都是逆旅，人人都是过客。没有“夫万物者，天地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的人生清醒，又怎能捱过贬谪途中那些艰难岁月？在《和子由渑池怀旧》中，他开解兄弟苏辙，“人生知何似，应是飞鸿踏雪泥”。人的一生到处奔走像什么呢？应该像飞鸿踏在雪地吧，只是偶然留下一点儿印记，所以当以顺应自然的态度去对待人生。这些豁达通透的人生洞见不知拨开了多少人心中的迷雾。公元1098年，苏轼受新旧两党排挤，在雨夜贬谪路上，投宿净行院，作抒情言志七绝：《雨夜宿净行院》：“芒鞋不踏名利场，一叶轻舟寄渺茫。林下对床听夜雨，静无灯火照凄凉。”不踏名利场，天下为公——这是苏轼的人生格言，也是他出仕的铿锵誓言。唯有天下大爱，才能思想纯粹，积极入仕；才能在静无灯火、夜听风雨里，心忧天下，情系苍生。惟其如此，苏轼虽客居他乡，尚在晚年，也能与百姓打成一片：“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自庇一身轻箬笠，相随到处绿蓑衣”，为民务实，两袖清风的清官廉吏形象跃然纸上；他积极作为，不惜把皇帝赏赐的黄金都拿出来防洪疏浚筑堤，深得百姓拥戴，有诗为证：“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村西鸡。”那些场景，像一股清风拂过千年，像一轮明月观照古今。“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人人都会淹没在历史的河流中，我们穿越千年，就为找寻并坚守那份“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的高远澄明。正是无数个苏轼一样的文人雅士，用中华文化之精神，把中华民族的脊梁坚实托举，铸就了辉煌灿烂的华夏文化。苏轼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思想的快乐，这，是亘古不朽的！（作者单位：重庆市涪陵监狱）

2023-04-28
摭谈唱酬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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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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