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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李白苏轼韩愈做朋友是什么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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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你可能不知道他们的故事，但你一定从学生时代起，就听过他们的名字。漫长的时间将很多人忘却了，许多三流二流甚至一流的历史人物都湮没在风沙中，但有些人的名字却一直如雷贯耳。和那些靠自己的本事在历史长河漂流千百年的古人不同，他们更像是搭乘在友人的巨舟上，顺流直下。俗称：会交朋友！而他们的朋友，估计也都是你的老朋友了。比如李白，比如苏轼，比如韩愈。对了，我想你的脑海里可能已经浮现出了他们的名字——汪伦：我给李白唱过歌《赠汪伦》这首诗大家都耳熟能详，写这首诗那年李白约50岁，已经被赐金放还好几年了。那一年他旅居南陵叔父李阳冰家时收到了一个邀请，邀请人是他的资深“粉丝”，曾任泾县县令的汪伦。汪伦是这么跟李白说的：“先生好游乎？此处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处有万家酒店。”李白一听有酒很高兴，觉得应该去喝一顿，顺便见见自己这位“粉丝”，于是他就出发了。尽管到了汪伦那里之后，李白发现“十里桃花”是方圆十里的桃花潭，“万家酒店”是一家主人姓万的酒店，但汪伦给他准备的待遇是真的高规格，美酒管够，美食管够。到了给李白送别的那天，汪伦更是表现出了超乎想象的追星力度，他先是表演起了“踏歌”，又送了良马八匹和官锦十缎。所谓“踏歌”是一种表演形式，唱的时候需要边跺脚边唱，“踏”在这里是名符其实的动词。可以想见李白见到汪伦满头大汗的卖力表演时得有多么感动。而在表演之外，汪伦还货真价实地送出了良马和官锦，良马自不必说，官锦可能很多人没概念。唐朝的丝绸产量很低，价值很高，很多时候朝廷发工资就是直接给丝绸当钱用。所以汪伦送出的东西价值真的很高，几乎相当于一个县令好几年的工资了。这一下子给李白感动坏了，到了这时，汪伦在李白心中已经从铁杆粉丝悄然升到了“榜一大哥”的位置。因此，感动得一塌糊涂的李白大大方方地送出了粉丝福利，一首后世小学生都会背的《赠汪伦》提笔而成：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张怀民：我陪苏轼遛过弯相比于汪伦追星成功，张怀民和苏轼就是货真价实的好友关系了。张怀民，字梦得，意为从梦中得到的。这是一个古代“爆款”名字，比如刘禹锡的字也是“梦得”。张怀民和苏轼是在黄州认识的，但他们的相识却并不是什么巧合。没办法，安排贬官的地方就那么几个。当时苏轼被贬成黄州团练副使，而张怀民被贬为黄州主簿一类的官职，同病相怜的两人认识得很自然。历史上关于张怀民的记录并不多，最出名的就是苏轼记录的自己和张怀民于月色中“遛弯”的故事，对，又是一篇必背课文：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苏轼《记承天寺夜游》张怀民是个很有生活情调的人，他在住所附近建了个亭子，用来观览大江东去的壮阔景象。这座亭子，被苏轼命名为“快哉亭”。苏轼的弟弟苏辙认为，张怀民虽然暂时屈居于主簿之类的小官，但心胸坦然，绝不因为这件事自怨自艾，更不会耽误上班。在他公务之暇，还经常游山玩水陶冶情操，很有些过人之处。今张君不以谪为患，窃会计之余功，而自放山水之间，此其中宜有以过人者。——苏辙《黄州快哉亭记》由此可见，虽然张怀民和苏轼的相遇不太美好，但他们骨子里都是那种在逆境中自得其乐的人。这样的两个人能成为朋友，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岑勋、元丹丘：我跟李白喝过酒这两位，是李白的两个非常给面子的酒友，他们是在同一首诗里出的名：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李白《将进酒》事实上，两人除了都是李白的好酒友之外。差别还是蛮大的，岑夫子近乎“隐”，丹丘生近乎“道”。岑夫子，名岑勋，家世可谓显赫。他曾祖辈的岑文本、祖辈的岑长倩、还有父辈的岑羲，都曾官至宰辅，一门三相，赫赫扬扬。但是到了岑勋这一代就什么都没有了。岑勋的伯父岑羲因与太平公主图谋叛乱被唐玄宗诛杀。岑勋也因此受到了牵连，而无法在朝中任职。李白在另一首《送岑征君归鸣皋山》中对此事也有所提及：岑公相门子，雅望归安石。奕世皆夔龙，中台竟三拆。至人达机兆，高揖九州伯。奈何天地间，而作隐沦客。注意一下李白对待岑勋的称呼，征君，是对不受朝庭征辟的士人的称呼，所以说当时岑夫子陪李白喝酒时的身份应该是一位隐士。说完岑夫子我们再来说说李白的另一位酒友丹丘生，或者也可以称呼他的本名元丹丘。元丹丘是李白最重要的朋友之一，也是和李白一起求仙隐居的道友。元丹丘和李白年轻时就认识了，他们曾一起在河南颖阳嵩山隐居。和岑勋相比，李白写给元丹丘的诗更多，共有14首。所以对于了解李白的人来说，哪怕没有《将进酒》，也会或多或少地知道元丹丘，据说李白能结识著名道人胡紫阳就是走的他的门路。李蟠：韩愈给我写过文“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这是韩愈著名作品《师说》中的句子，相信大家肯定不陌生。而李蟠何许人也？我也不清楚，关于他的记载实在是太少了。我们只知道他是韩愈的弟子，从韩愈的形容里我们还可以知道他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但更多的一手信息就很少了。《文献通考》里有一段文字：元和元年四月，才识兼茂、明於体用科，元稹、韦惇、独孤郁、白居易、曹景伯、韦庆复、崔绾、罗让、崔护、薛存庆、韦珩、李蟠、元修、萧俛、沈传师、柴宿及第。这是元和元年（806）的进士榜单，里边有元稹和白居易，还有那个写出“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的崔护和著名书法家沈传师，李蟠的名字混在里边很不起眼。而且在《唐会要》的记载当中，李蟠的名字还被写作“李瑀”，不知道到底哪个是真的。《五百家注韩昌黎集》当中，有位叫韩醇的注家写道：“蟠，正元十九年进士”。正元十九年，也就是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师说》大概写于贞元十七到十八年，也就是说，无论李蟠中进士的时间是元和元年还是贞元十九年，他那时都只有二十岁左右，真正的少年英才。虽然我们只能在诗文里记住这些名字，可到底，是记住了。其实，抛开“李白/苏轼/韩愈的朋友”这些标签，汪伦、李蟠他们，本来就是很优秀的人。有人说，他们是历史的幸运儿，不用做什么就能留名青史。但会交朋友，本身也是一种核心能力。也许，在被历史记住之前，我们必须先被自己、被身边的人记住。本报综合

2022-10-21
好一个宋仁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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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琰著名作家秦俊系列长篇历史小说之《大宋天子——宋仁宗》问世，洋洋洒洒69万多字，反映北宋时期繁纷复杂的历史真相，再现仁宗年代波澜壮阔的本来面目，一代名君、贤君、明君、仁君形象跃然纸上。像宋仁宗那样的守成君主，能集名君、贤君、明君、仁君等于一身，在古今中外也实在罕见。秦俊引用众多翔实史料诠释，通过大量事实说话，借助很多事例证明，宋仁宗“百事不会，但会做皇帝”，以仁义治天下，以宽厚待臣民，影响深远，在他的笔下，宋仁宗是当之无愧人们心目中最伟大皇帝之一。励精图治、大有作为的名君。治下的大宋，经济空前繁荣，疆域虽不及唐玄宗时的三分之一，财政收入却是大唐开元盛世的两倍多；当时宋朝GDP可能占全世界总量GDP的80%；我国四大发明之活字印刷术、火药、指南针，都出现于此时代；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最繁荣，文教最发达，科技最兴盛，政治最廉洁，言论最自由。继业守成、开创盛世的明君。作为一位守成君王，“却守出一大堆政绩”，促成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仁宗盛治”，宋朝正是在这代君王亲政治理下达到全盛。此时的宋朝四海雍熙，八荒平静，士农乐业，文武忠良，史称“庆历、嘉祐之治”，因此多曾受到历代历史学家、政治家的称赞，纵观他的所作所为，完全可配称作为千古明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贤君。执政期间可谓贤才辈出，谏臣有威名远播的包拯；武将有建功立业的狄青；改革家有意气风发的范仲淹；历史学家有彪炳史册的司马光；书法家有宋四家之一的黄庭坚；词人有柳永、晏殊；还有活字印刷术发明家毕昇、撰写《梦溪笔谈》大科学家沈括；唐宋八大家中六位——苏洵、苏辙、苏轼、王安石、欧阳修、曾巩，全都活跃在仁宗朝间，群星荟萃。施行仁政、以仁治理的仁君。个人修养极高，天性仁孝，勤政廉明，对人宽厚和善，喜怒不形于色，能够自我约束。在刑法上采取废除肉刑政策等，史称“终仁宗之世，疑狱一从于轻”。虽然表面上武不及宋太祖等、文不及宋徽宗等，但却是南北宋朝18位皇帝中最好的一位。在位42年，执政宽简，为人温良，把一个“仁”字，贯穿于治国的全过程。宽厚仁德、开明民主的英主。中国历史上，只有宋朝，没有地方割据，没有宦官、后妃、外戚专权干政乱国，更没有文字狱。宋仁宗进一步加强台谏力量和庭辩力度，大大增强开明的政治氛围，使官员们敢于抨击朝政，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涌现出大批敢于直谏的官员，如寇准、范仲淹、包拯、欧阳修等。关注民生的君王。在中国封建社会唯一不禁商是宋朝，宋仁宗为了老百姓生活方便、日子富足，大力实施“富民”政策，对内不断减轻徭役赋税，赈济灾民。不轻动干戈、使百姓免遭刀兵之祸的皇帝。对外谨守澶渊盟约，继续保持与契丹的友好关系，绝不轻启战端。在位期间，边境安宁，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一派和平景象。宋仁宗驾崩时，“宋境几乎家家设祭，朝着汴京方向，朝夕哭泣，纸烟蔽空，天日无光”。更出乎意料的是死讯传到辽国，“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连皇帝耶律洪基也抓着宋使手痛哭失声道：“四十二年不识兵戈矣”。读我国历史可以看出，宋仁宗其实是一位千古少有的、被严重低估的皇帝。秦俊先生以一位历史学者的严肃态度，通过作品为其正名。⑮4

2018-04-27
谈谈古代文脉安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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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毅文脉是一邑的重要载体，也是我们的精神内核。触摸文脉安岳，其实就是对安岳人文渊薮基因的解码，体悟其人文表达，领略其表现特征。其范畴涵盖安岳建城史、佛教艺术史、书院史、文庙史和一路走来的文教领军人物等方面。这些文脉如同一棵硕大无朋的榕树，上面垂挂着无数发达的气根。那气根之一，是安岳的一部建城史。这部建城史，集政治、军事、文化于一体，注定了它的特殊身份，既是文脉安岳外在的集中表达，又是文脉安岳的深邃处。安岳建于北周建德四年（575），州县同治一城，迄今有1447年建城史。其间安岳古城的沧桑我们知之甚少，全凭史籍和志书遗珠略知一二。庆幸的是，清康熙《安岳县志·县治图》，勾勒了300多年前的岳城面貌。特别是清乾隆初期手绘的彩色舆图，系安岳历史上最早的彩色舆图，让我们惊讶约300年前的安岳竟是如此秀美。那气根之二，是誉满四方的安岳佛教石刻艺术史。安岳石刻造像连绵不绝，尤其是唐宋石刻艺术，具有相当的规模性，体现了强大的文化背景，呈现了“古多精美特”的特质，为世界石窟艺术史在公元8—12世纪写下了璀璨一页，散发了文脉安岳的一瓣莲香。那气根之三，是安岳兴学（书院或学堂）的发展史。安岳书院可上溯至唐高宗咸亨年间（670一674），始建于县治北岳山下，成为文脉发祥地之一。宋时，书院迁址龙泉山麓。特别是宋初多岳在铁峰山兴办书院，人才接踵，科登甲榜，盛极一时。书院是宋代教育中最重要的特色，出现了诸如岳麓、白鹿洞、嵩阳、应天府书院，即史称的“四大书院”。安岳书院虽不能与之同日而语，但它的建制更早，这在中国书院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随着兴学的燎原之势，与之关联的贡院应运而生。贡院又名试院，是古代会试的考场。中国科举始于隋，贡院肇始于唐。安岳贡院最早的虽不可考，但至少不晚于宋代，即南宋理学家魏了翁的《题普慈冯惟一率钱建贡院疏》便是佐证，足显根脉之一斑。正是因为“天下材品，渊自学宫”和贡院的蓬勃兴起，构成了文脉安岳起飞的“双翼”。及至宋代，安岳人文井喷，联翩科甲，史不绝书，进士雁塔与书楼鼎峙，“东普西眉”呼之而出，呈现出“人才之盛，为西川首称”“冠带之士，可并西眉”“人才与西眉而相埒”“科名之盛，并美西眉”“眉州、普州媲于东鲁”的云蒸霞蔚景象。这一方面，把以文名世的安岳与出了“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的眉州（今眉山）相提并论；另一方面，把安岳和眉山与代表儒家文化源头的山东媲美。那气根之四，是安岳文庙史。在古代，文庙既是一邑文脉的重要标志，又是一邑道统的神圣殿堂，传递了“斯文在兹”和“万世师表”的儒术独尊信息。安岳文庙由元代人晏道升发起创建。晏道升少年时便精通经术，在元仁宗延祐（1314—1320）初年，他掘地寻觅到湮没尘世的宋代古雁塔，目睹了文脉安岳雁塔留名的辉煌历史，“遂率同寓卢兴祖芟草莱，创文庙”。那气根之五，是历史长河中一路踏波走来的文教领军人物（包括流寓安岳者和任职安岳的名宦），历历可数的有杜甫、贾岛、陆游、多岳、彭乘、何援、文同、唐文若、何耆仲、陈抟、冯山、刘仪凤、秦九韶、杜孝严等，代表了唐宋文脉安岳的基因（尤其是宋代），开创了气象万千的时代格局。可以肯定地说，宋代文脉安岳登峰造极，是古代文脉安岳最为瑰丽的一篇“秋色赋”，一定意义上是学者陈寅恪关于“华夏民族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著名论断的一个注释。就文学影响而言，诗圣杜甫和贾岛均是唐诗中的旗帜。杜甫曾来安岳讲学，即“一时寄寓，千载留声”。为纪念杜甫，安岳建有“工部楼”，为安岳古代文脉地标之一，鲜为人知。从清乾隆《安岳县志·古迹》中的插图看，工部楼为重楼（今不存），比今成都杜甫草堂工部祠更雄伟壮观。杜甫在川渝两地遗址颇多，但均为祠堂，而独有安岳为“楼”，且具有规模大、称谓早的特点。清康熙《安岳县志·艺文》和乾隆《安岳县志·古迹》中，均辑录有《贾墓杜楼序铭》和《工部楼诗》。倘若安岳能修复工部楼，与成都杜甫草堂工部祠“一楼一祠”呼应，同其他杜甫纪念场所珠联璧合，再现“弦诵”不辍情景，让诗脉和远方并举，岂不美哉！贾岛曾在安岳任职司仓参军，写有《夏夜登南楼》《咏怀》等诗。为纪念诗人，后世建有“瘦诗亭”，留有《瘦诗亭铭》《瘦诗亭记》《瘦诗亭诗》。其遗迹和遗存，清乾隆《安岳县志·古迹》有详细记载。倘若安岳能修复“瘦诗亭”，以诗大观，如此诗意安岳岂不雅哉！陆游关乎安岳，串起文脉安岳之珠，除他有诗刻于安岳卧佛院南岩造像区岩壁（诗已不存）和为安岳主簿卢衷父跋《卢衷父绝句》之外，更在于他与安岳籍进士刘仪凤有特殊交谊。刘仪凤（1111—1176）字韶美，曾任兵部侍郎兼侍讲和集英殿修撰，与陆游（1125—1210）为同代诗人。他们互为知己和“生死相交”及“交亲”之谊的信息，囿于刘仪凤的诗文著述大都散佚，虽不得而知，但从陆游存诗里可以管中窥豹：一是所交至深（梦忆）——“死生契阔十年馀，欲话交情涕已濡”“我虽不足数，畴昔忝交亲”；二是相思至深（梦忆）——“韶美仙去三十年，一念及之常怅然”；三是视友人诗作至珍——“赠诗温其似玉璞”；四是时间跨度长达42年有余。有趣的是，陆游还写有他送“礼”（山家食品石芥）给刘仪凤和彼此之间比酒量的诗。就道教而言，陈抟堪称老庄之后的道教至尊，站位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高度。他虽举进士不第，但却被宋太宗赐号“希夷先生”“白云先生”，有“奇逸人中龙”和“图书之传，百世之师”之誉。他“集道德文章已系于一身”，算得上“东普西眉”符号中关于“东普”的强音符。宋初的多岳为一代名儒，是安岳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旗帜性的教育家，影响称得上文脉安岳深处的一个惊天春雷。他在安岳这方土地上“教授生徒”“门多名士”，培养出了安岳有史以来的第一位进士牟衮（安岳进士在隋唐无考），累官翰林学士。继牟衮登科进士之后，安岳进士顶戴接踵而至，构成了“进士文化”现象，他因此被尊为安岳“文翁”，与“公学始祖”的西汉循吏文翁相提并论。宋代时期的彭乘，既是四川的教育家，又是安岳人才的重要推手。《宋史·彭乘传》中有“聚书万余卷，皆手自刊校。蜀中所传书，多出于乘”的记载。彭乘在安岳修葺讲堂，兴学一方，守土一邑。正是其“兴学教之”，开创了安岳“士雅素而笃学”和“多贤之郡”的格局，使文脉安岳之树硕果累累，人才竞相埒西眉（今眉山）。宋代时期的文同，系苏轼“从表兄”，为苏轼“尤敬重之”。除擅长画竹，文同还是杰出教育家，有“汉文翁之后，以学名世”之誉。文同不仅在安岳“兴起文教，子惠穷民”，而且为“普州三亭”（今不存）赋诗，让后世感到诗人的心象风景。宋代安岳籍进士冯山，既是蜀中名诗人，又是安岳“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家。就诗而言，他擅长五言和七言诗，有《春秋通解》（10卷）、《安岳集》（12卷）等著述。《安岳集》冠以“安岳”名，系安岳历史上的第一种诗集，释放了悠长诗意和文脉馨香。他拓展了安岳“无倦于教育”的格局，让文脉安岳之花旖旎馨香。宋代安岳籍进士刘仪凤，集诗人、书法家、文章家、藏书家于一体，传入《宋史》。他所读（抄）史籍经典非常人所及，所著《奇堂集》在一定意义上影响了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在中国藏书史上，刘仪凤还是一位书痴、书癖、书狂。据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刘仪凤被贬谪还乡时，竟从京城载书籍三船，辗转运回桑梓安岳，以筑阁藏书，书香一方，施教一邑。此外，刘仪凤的“归蜀入峡尽藏书”，一定意义上影响了陆游“归越出峡尽藏书”。他们的入峡与出峡，皆以书贵，为藏书界和艺坛美谈一桩。书乃安岳文运昌隆、蔚起人文的种子，更是文脉安岳流淌的那条不朽江河……

汪毅

2022-11-18
吴山寻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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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以婕摄杭州人对吴山很亲。这山就在城中，“左吞山光，右饮湖绿”，是西湖群山的尾部，也曾是南宋朝内的中枢。郁达夫在短篇小说《瓢儿和尚》里写，“为《咸淳·淳佑临安志》《梦粱录》《南宋古迹考》等陈朽得不堪的旧籍迷住了心窍，那时候，我日日只背了几册书，一支铅笔，半斤面包，在杭州凤凰山，云居山，万松岭，江干的一带采访寻觅，想制出一张较为完整的《南宋大内图》……”如今，山中依然疏朗幽胜，那些不曾因时光流逝而彻底消亡的斑斑史韵仍依稀可见。吴山寻宋，不仅寻得一处绵延的文脉，知是何年图画，也想在市井繁华人家，寻得一处喜乐的生活养分。已是暮春，我们一起再去走走吴山。许丽虹吴山与宋，一衣带水。每每信马由缰地上吴山，总是自在富足。尤为喜欢早晨和傍晚的吴山，石道斑驳，一地碎金，草木之气格外浓郁，一时，南屏钟声响起，湖上生动，吴山浑然如醉……因着一株古树，一块摩崖石刻，都曾是历史的注脚，也着实为这一场神游铺著着一份来出有据的深情。只见宋樟不见有美堂吴山有47棵宋樟。它们大多700多岁了，躯干粗大，枝丫遒劲，有风来时，高高树冠随风轻摇，簌簌之声有如天籁。在吴山东麓的山巅，今药王庙与伍公庙之间，有处北宋遗址叫“有美堂”。堂前有株大樟树，樟树下有石刻“宋樟”二字。宋樟旁，有块近一人高的石碑，正面为“有美堂”三个大字，背面为欧阳修的《有美堂记》。欧阳修从未到过杭州，怎么会有文字留在吴山？这里有一个群星璀璨的故事。在我国科举史上，被誉为“千年科考第一榜”的，即是北宋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进士榜。这一榜的主考官是欧阳修。四位副主考官中，其中一位就是即将外放为官的梅挚。考试结束，梅挚自请去富庶的杭州，他知道杭州赋税对大宋举足轻重的影响。宋仁宗准了梅挚的请求，并赋诗《赐梅挚知杭州》为其送行，诗中首句写到，“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梅挚当然感动。到杭州后，将政府大院内最中心的楼改名为“有美堂”。而当梅挚登临吴山，远眺钱塘江，见舟楫穿梭往来，烟波浩淼。俯瞰杭城，见参差十万人家，风帘翠幕。遂逸兴大发，决定在吴山东麓之颠再造一个“有美堂”。想来，他是想让民众也知道宋仁宗对杭州的青睐。果然，此“有美堂”一矗立，声名远播，人所皆知。两年后，梅挚调任金陵，仍念念不忘有美堂，想请欧阳修写一写有美堂。欧阳修没到过杭州，起初没应，但梅挚一请再请，一篇传世美文《有美堂记》终在其笔下徐徐而出——“独钱塘，自五代始时，知尊中国……邑屋华丽，盖十馀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於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谓盛矣。”得了《有美堂记》，梅挚又请书法家蔡襄为之书丹，并勒石立碑于前。这一来，吴山“有美堂”在北宋成为美谈。苏轼作有《有美堂暴雨》一首。“游人脚底一声雷，满座顽云拨不开。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次年，苏轼又作一词与有美堂相关，这就是《虞美人·有美堂赠述古》，“湖山信是东南美，一望弥千里。使君能得几回来？”此时，苏轼已38岁，他是在“千年科举第一榜”中被欧阳修、梅挚选拔出来的新星，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自乞补外”，通判杭州。跟恩师有关的有美堂，想必他经常往返。九百多年过去，“有美堂”早已不存，唯有一棵香樟树默默于此扎根、陪伴……暮春时节，古老的香樟树开出密密麻麻的细花，香气甜凉馥郁。整座吴山就沉浸在好闻的香氛中。深深浅浅的绿，氤氤氲氲的香，让人流连。不见牡丹只见感花岩跟着苏轼游了雨中的有美堂，再去游一个晴日的牡丹院吧。苏轼有首诗叫《留别释迦院牡丹呈赵倅》：“春风小院却来时，壁间惟见使君诗。应问使君何处去，凭花说与春风知。年年岁岁何穷已，花似今年人老矣。去年崔护若重来，前度刘郎在千里。”这首诗，被人刻在吴山石壁上，诗的上方还有“感花岩”三个大字。感花岩，柔软与硬朗、缠绵与清亮、现在与过去的结合，好意境！这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感花岩在如今的宝成寺后面，并不好找。我第一次去时，在月白色的山石间穿行，一路东张西望，终于看到“第一山”的摩崖石刻了，但绕了一圈又一圈，还是没有找到“感花岩”。正徒劳地向寺后绕回去，往一座小庙式建筑里一瞥，天哪，那不就是“感花岩”吗？吴山上其他的摩崖石刻都是露天的，而这一块，被四柱飞檐的半亭罩了起来，可见杭州人对它的热爱。然而，了解这个感花岩可不容易，迷面重重。苏轼的诗，题目为《留别释迦院牡丹呈赵倅》，看起来是写牡丹的。但诗的内容，引用了“人面桃花”的典故：唐代诗人崔护考进士落第，郁闷中独自去郊外散心，走到桃花掩映中一处院落时，口渴而上前叩门求饮，巧遇一位如桃花般明媚的年轻女子，临别时顿生依依不舍之情。第二年春天，崔护再次寻访，桃花还是那树桃花，只是佳人已杳无踪影。莫名惆怅中，崔护在院墙上题写一诗，便是那首有名的《题都城南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春风小院却来时，壁间惟见使君诗。”使君的诗，说的是自然是桃花而非牡丹。那么，苏轼为何在吴山题留这首诗呢？在感花岩上，此诗落款为“熙宁壬子芳春吉旦东坡题”。那是1072年春天，苏轼来杭的第二年。与前面说的有美堂遇暴雨是同一年。问题出在诗题《留别释迦院牡丹呈赵倅》上。其实这首诗并非写于1072年，而是五年后的1077年。这年四月，42岁的苏轼从密州（今山东诸城）调任徐州。正是春天，牡丹盛开，这里的“赵倅”应该是指赵庾，即苏轼任密州知州时的副手，他俩相当于一个市长一个副市长。这是一首留给副市长的赠别诗。释迦院是佛教的寺院，当时许多地方都有。巧的是，杭州吴山也有。吴山释迦院，五代吴越国王妃仰氏所建，后改额为宝成寺。显然是移花接木了。何时、何人移接的呢？不得而知。从现在留在感花岩上的踪迹看，最显眼的是“岁寒、松竹”四个大字。单字大小，逾70厘米高。题写者为明代吴东升。吴东升是杭州人，写得一手好字。据《两浙名贤录》：“杭州前卫百户吴东升，善楷书，宪宗时负重名。杭城十门，皆其题额。”明代书法家均精通诗文，众所周知，岁寒三友即松竹梅。但书法家仅题了“松竹”二友，是有什么隐情吗？非也。勾起书法家题字灵感的正是梅。此石壁上，天然有一道纹路，像极了老梅树的枝干，且贴着枝干有石痕俏似梅花。有此石梅，才有了“岁寒、松竹”四个大字。不得不说，文化，须得细品方出味道。又过了一百多年，明代辽王朱植的后裔朱术洵来到吴山，见此摩崖有书画中的松、竹、石梅，还有诗意里的牡丹、桃花，感佩于心，就题刻上“感花岩“三字。感花岩，苏轼的诗是真的，地方是嫁接的，桃花、牡丹、梅花均藏于诗句石刻中。苏轼曾有诗，“长忆吴山好”，吴山也是这样树树花花、晴晴雨雨念着苏轼的好，正如感花岩半亭中间两柱的对联：“花落春风一弹指，人如玉局（注：苏轼曾任玉局观提举，后人遂以‘玉局’称苏轼）千秋知。”

2022-04-29
荔枝红时忆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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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热了，荔枝也在炙热的骄阳中红了。一时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的说法又多起来了。这两句流传甚广的诗出自诗人苏轼，解诗者都以为东坡先生是在赞美岭南风物，以抒发对岭南的留恋之情。不错，苏轼在岭南时，比被贬黄州时的心情是要好很多，没有了“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柴”的失意与苦闷，《宋史》也说苏轼在惠州时“居三年，泊然无所蒂介，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而就在那时，东坡先生写下了大量有关荔枝的诗作。苏轼首次在惠州吃到荔枝是在绍圣二年四月十一日，于是作《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一诗，对荔枝极尽赞美：“垂黄缀紫烟雨里，特与荔枝为先驱。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在《新年五首》中，苏轼则说“荔枝几时熟，花头今已繁”，《赠昙秀》中则是“留师笋蕨不足道，怅望荔枝何时丹”，活脱脱一副馋相。在《食荔枝二首》，以及《和陶归园田居》等诗中，苏轼，这位遭贬的诗人，仍然在热情地对荔枝唱赞歌。在那段时间里，苏轼还喜欢和陶渊明的诗，并把和陶的诗专门编成诗集。而苏轼此时的诗文中，与僧人唱和的作品也多了起来。后人学佛的把苏轼说成佛门中某位尊者转世，大约就是因了苏轼在作品中表现出的这种“心安是归处”的意识吧。于是，“日啖荔枝三百颗”，便做了“不辞长做岭南人”的最好注解，成了后人卖荔枝时最好的广告语。但是，苏轼牵挂国计民生的忧患情思，却从来不曾减弱过，《和陶咏三良》曰：“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而在《荔枝叹》中，他借汉唐旧事抨击统治阶级只顾自己享乐不管民众死活的丑恶嘴脸，忧患意识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前人“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影射，在东坡这里，则成了悲愤的直白，“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小小的荔枝虽味道极美，但实在无法让东坡先生真正“乐不思蜀”。后人借此为荔枝打的广告，也实在有违诗人的本意。民间说法是“一颗荔枝三把火”，而“日啖荔枝三百颗”，那简直就是九百把火，可能就是这九百把火烧得东坡先生怒发冲冠怒，而后最终去横渡琼海呢！

2019-07-31
商丘姓氏探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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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苏姓与商丘（4）这次来商丘期间，苏轼还借观了绢本设色、手卷《睢阳五老图》，并作次韵诗：“国老安荣心自闲，紫袍金带旧簪冠。星骑箕簸扬糠秕，斗掌权衡表汉桓。冬有愆阳嫌薄热，夏多沴气畏轻寒。赖得五贤清雅出，俾人敬慕肃容看。”还鉴赏赵昌的名画。据《国画见闻志》记载，赵昌，字昌之，工画花果，时称绝伦，退居南都的王廷老藏有赵昌的画轴，苏轼得知后，前去王家赏画。王廷老，字伯敭，是苏轼弟弟苏辙的姻亲。苏轼在杭州任通判时，王伯敭任两浙转运使，与苏轼多有唱酬。在王廷老家中，苏轼鉴赏赵昌之所画梅花、黄葵、芙蓉、山茶，作《王伯敭所藏赵昌画四首》诗。当时，有后学李方叔（阳翟，今河南禹州市人，苏轼同年李宪仲之子）自阳翟赶来相见。苏轼闻知其父亲、祖母、母亲、前母俱丧，因家贫四丧未举，遂将故人赠送的绢十匹、丝百两资助，并为李方叔的父亲李宪仲作哀词。熙宁十年（1077年）三月五日，神宗驾崩，苏轼得息，作《神宗挽词》，并代张方平作《神宗功德疏》。六月，苏辙的保姆杨氏卒于徐州，享年68岁，苏辙把她的灵枢从徐州载到商丘，苏轼将其安葬于宋城（今河南商丘县）东南三里的广寿院西，并作《保姆杨氏墓志铭》。元丰八年（1085）十月二十日，在登州（今山东蓬莱）知州任上仅五天的苏轼，又接旨任礼部郎中。于是，他别登州，十一月到达商丘，又来看望张方平。期间，著名画家程怀立为苏轼画像，苏轼作《传神记》送程怀立，此为苏轼绘画理论的代表作。元祐四年（1089）三月，苏轼以龙图阁大学士充浙西路兵马钤辖知杭州军州事，经陈州，五月到达商丘。元祐二年（1087）被苏轼荐为徐州教授的陈师道得知苏轼出任杭州，托疾告假，到南都商丘与之相会。据《元城先生尽言集》记载，商丘留守李承之设宴为陈师道洗尘，苏轼和陈师道一同赴宴会。元祐六年（1091）二月，苏轼由杭州知州迁翰林学士，三月别杭州，五月到达南都商丘，看望老师张方平，后到京。元祐六年（1091）十二月八日，张方平卒，葬于宋城（商丘城）永安乡仁孝里。时任尚书右丞的苏辙为其请诏，赐谥“文定”，得允。元祐七年（1092）二月，苏轼以龙图阁大学士知扬州，八月又迁兵部尚书，九月二日别扬州舟行，经宿州过夏邑、永城，至南都商丘拜祭张方平，为张方平设灵位以祭，并在坟前作祭，撰有《祭张文定公文》；又应张方平之子张恕、婿王巩之请，撰《张文定墓志铭》。绍圣元年（1049）四月，苏轼因诗蒙冤被贬谪英州（今广东英德），途径襄邑（今商丘市睢县），遇大雨，宿乾明寺，手书旧作《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并作《自跋文》。后离襄邑至宁陵，谒唐朝“安史之乱”中英勇与叛军作战牺牲的刘昌庙。据《宁陵县志》记载，“安史之乱”中，刘昌以三千人守宁陵，叛将李希烈率五万众陈于城下，刘昌深堑以遏，四十五天衣不解甲，身先士卒，大破李希烈。苏轼为刘昌的忠烈而感动，在《书刘昌事》中，表达了对刘昌深深的敬意。五月，苏轼到达南都商丘张方平家看望；因自己是被贬谪的，恐怕累及南都亲朋至交，除乡邻外一律拒见，先后作书简四封。在《致孙敏行简》中说：“某庇蒙粗遣，旦夕离南都，如闻言者尚纷纷，英州之命，未保无改也，凡委顺而已。”王巩派专使致书欲求一见，苏轼答简：“书意欲一相见，固鄙怀至愿，但不如彼此省事之为愈也。”曾任户部尚书、后出任地方官的曾布派专使来慰，苏轼答简云：“《塔记》久草下，因循未曾附上，今不敢复寄，异时万一北归，或可录呈。”苏轼却悄悄舟出南都附近的许口，在《致顾道发简》中说：“屈烦诸公冠盖出饯城外，非放臣所宜，故不敢见，只恃公知照。”张方平识拔了三苏父子，为北宋的诗文革新又作出了一大贡献。苏轼和苏辙在商丘有不少杰作，也为商丘的历史文化增添了光彩。（141）

刘秀森

2017-08-28
最是难忘滨湖的咸鸭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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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滨湖镇位于美丽富饶的微山湖畔，对于靠湖吃湖的滨湖人来说，世上只有两种食物——好吃的和想法子变为好吃的。于是，微山湖在孕育了丰富物产的同时，也诞生了众多的家乡美食,“老鳖靠河沿”“香辣鲤鱼”“含羞鱼丸”“微湖板鸭”……这其中，滨湖的红黄咸鸭蛋更是一道享誉华夏的特色美食。众所周知，滨湖红黄咸鸭蛋是以当地小麻鸭所产的新鲜鸭蛋为主要原料腌制而成。一颗完美的滨湖咸鸭蛋色、香、味俱佳。其蛋壳呈青色，外观圆润光滑，俗称“青皮”。蛋白如凝脂白玉，蛋心黄亮、起沙、流油，黄似红橘流丹。滨湖一带腌制鸭蛋的历史，虽不可详考，但想来也必定久远。在一些相关的旁证记载、考古发现中，我们同样可以一窥全豹。早在南北朝时期，山东寿光人贾思勰在他的《齐民要术》里就详细介绍了咸鸭蛋的做法：“……取杬（yuán）木皮浄洗细茎，剉（cuò）煮取汁。率二斗，及热，下盐一升和之。汁极冷，内瓮中，浸鸭子，一月任食。浸鸭子一月任食，煮而食之，酒食具用。”因为使用香料杬木皮（芫花，一种落叶灌木）的汁和盐腌制，“咸杬子”也成为文献记载中关于咸鸭蛋最早的称呼。这是否就是中国鸭蛋腌制的最早历史呢？一次考古发现给出了答案。2005年在江苏句容的一座春秋时期的古墓中，考古工作者在一个带着盖子密闭较好的陶罐里，发现了满满一罐咸鸭蛋，白花花的蛋虽然比现在的鸭蛋小，但蛋壳保存却基本完好，同时还能闻到一股淡淡的咸味。这个重大发现，被评为当年的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咸鸭蛋的历史也因此被推进到2500年前的周朝时期。两宋时期，民间基本使用《齐民要术》中记载的腌制方法，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就这样写道：“今吴人用虎杖根渍之，亦古遗法。”无论是杬木皮还是虎杖根（一种中药）、牛李根（一种李子树）等，在腌制咸蛋中都还在广泛使用。到了元代，腌制咸鸭蛋的方法进行了革新。陶宗仪在《辍耕录》中记载：“今人以米汤和入盐、草灰以团鸭卵。”对于元代这种用草木灰和盐进行腌咸蛋的方法，在今天的滨湖地区的民间我们依然可以见到。最迟到北宋末年，咸鸭蛋被作为一种商品进行买卖。创作于靖康二年（1127年）的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书中，就有关于咸鸭蛋在市场售卖的记载。可为印证的是，2018年左右，考古学家在“南海1号”——宋代一艘大型商贸沉船上发现了咸鸭蛋，虽不能完全确认是商品，但事实却足以让人浮想联翩：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远销商品中，除了瓷器和丝绸外，也许还有咸鸭蛋。明代或者更早时间，咸鸭蛋在口味又有了创新。切开后红油四溢、蛋黄外层微微泛绿、中间凝固一颗很硬的“小珠子”的咸蛋新品种，重新征服了人们的味蕾。与此同时，咸鸭蛋的药用价值也被人们发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就曾记载这样一个偏方：“俗传小儿多痢，臭咸鸭蛋食之，亦间有愈者。”咸鸭蛋清肺火、降阴火，功能比未腌制的鸭蛋更胜一筹，煮食可治愈泻痢。其中咸蛋黄油有明目养眼的功效，还可治小儿积食，外敷可治烫伤、湿疹。自古都说“药食同源”，想来还是有几分道理的。清代，咸鸭蛋成了待客宴席上的美食。大文学家袁枚在《随园食单》中就说“席间，先夹取以敬客，放盘中。总宜切开带壳，黄白兼用；不可存黄去白，使味不全，油亦走散”。漫长岁月中的美食，在保留历史记忆同时，也积淀下了太多的人物故事。滨湖咸鸭蛋当然也不例外。在滕州，苏轼的《滕县时同年西园》与《滕县公堂记》被大家所熟知，殊不知，在民间还流传着东坡先生与咸鸭蛋的一段佳话。元丰元年（1078年）秋天，受好友范仲淹的第四子、滕县知县范纯粹之邀，徐州知州苏轼来滕县视察。在参观过刚刚修葺一新的县衙公堂后，苏轼就去看望了与自己同年考中进士的好友时化基，并参观了时氏的私家园林——西园。对于苏轼的到来，好友时化基欣喜万分，连忙在西园的客厅里大摆宴席款待苏轼。就在酒酣耳热之际，时府丫鬟端上一盘切开并摆出花样的咸鸭蛋，望着盘中的美食，席间频频举筷的东坡先生突然放下了筷子，指着盘中的咸蛋出了一个上联，要大家对出下联：剖开舟两叶，中载黄金白玉。此联用词形象典雅，有一定难度。因一时无恰当物品可对，众人十分为难。恰在此时，园中嬉闹的一位幼童拿着个掰开的石榴跌跌撞撞地跑进屋来。“有了，”见此情景，一年轻的时姓书生脱口说出下联：“敲破罐一坛，内藏珍珠玛瑙。”古滕两大特产咸蛋与石榴一起入句，妙趣成联。众人鼓掌称妙，东坡先生更是大赞“后生可畏”。乘着酒兴，时化基请苏轼一定留下墨宝，苏轼也不推辞，挥毫泼墨，《滕县时同年西园》一气呵成。在“岂独富草木，子孙已成林，拱把不知数，会当出千寻”一句中，苏轼对时氏后辈才俊的赞许之意悄然入诗。只是今天，当我们读起这首诗时，已经很少有人再想起那道滕州版的“东坡美食”——咸鸭蛋了。美食制作是有一定规则的。在滕州民间，腌制与煮食咸鸭蛋同样是有讲究的。腌咸鸭蛋时，天气对味道的影响，以及天上太阳的行踪都会被蛋黄记录下来。阴天腌制的鸭蛋最能入味，如果一个月的腌制期里有三天都是阴天，那你腌的鸭蛋就会咸到齁死人了。腌咸蛋时，如果在日中时分，则蛋黄会在正中。若是上半日腌的话，蛋黄就会偏上，反之则偏下。并且因为鸭蛋与“零”“零蛋”的音形相近，家中有学生考试的那几天，家中老人是断不会煮鸭蛋给孩子吃的，万一保不齐给你带回个老师送的大红“鸭蛋”（零分），那可真是让人追悔莫及。遇上家里有学生参加中考或者高考，鸭蛋无论生与熟都不能送，如果有朋友一不小心送上一篮咸鸭蛋让孩子补补，朋友的缘分，估计八成也就做到头了。“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读着当代作家汪曾祺的《端午的鸭蛋》，你会发现，那流着油的咸鸭蛋里寄托着祖祖辈辈多少代人富裕的梦想，流着油的咸鸭蛋里也流淌着乡愁。

冯君斌

2021-12-14
苏轼到过淯井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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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永前欧阳修在他所著《六一诗话》里这样写道：苏子瞻学士，蜀人也。尝于淯井监购得西南夷人所卖蛮布弓衣，其文织成梅圣俞《春雪》诗。此诗在圣俞集中未为绝唱。盖其名重天下，一篇一咏，传落夷狄，而异域之人，重之如此耳。子瞻以余尤知圣俞者，得之因以见遗。历史的淯井监，因盐井“淯井”而置，自唐始，址即在今四川省长宁县双河镇。北宋政和四年（1114年）置长宁军，为与泸州、叙州同级的行政单位。以欧文为据，可以说苏轼到过淯井，但诸多地方史志虽载引了该段文字，但未做说明。有方家则认为，苏轼所到是南井，即今四川省江安县东北南井乡。因此，本文所要探讨的是，苏轼到过淯井监吗？首先，我们来看淯井与南井的关系。的确，苏轼到了今江安南井，并留下了《泊南井口期任遵圣长官，到晚不及见，复来》一诗。诗作叙述了与任遵圣间的未见与见，及至深的情感。诗中没有表明苏轼去了南井，现且推论苏轼去了南井，但不能以此推论苏轼去的南井即是淯井。虽然，北宋时南井与淯井在苏轼父子及家人到来时都属泸州，但其政治地理区别较大，且完全属不同的行政单位。在唐代，南井称“可盛盐井”。置南井监，是在宋熙宁八年（1075年），其地在长江以北，政权性质上，无论其上之行政机构是泸州还是江安，均已属完整意义上的郡县行政建制范畴。淯井呢？其开发历史可追溯至东汉，唐中叶即在置羁縻淯州的同时置监管盐，前后蜀也置有管盐机构。宋乾德三年（996年）蜀定，即置监。不同的是，宋代的监既是一个行业管理机构，也是地方行政建制序列。由此我们看到淯井置监的时间早南井监80年。那么，会不会在置南井监之前，南井属淯井监呢？不会。因为淯井地处长江以南，其地据泸州200余里，其治安、维稳等事务尚需江安承担，又怎可能把地处长江以北的南井盐务归淯井管辖。另一个能够证明淯井与南井无行政隶属关系的铁证，是宋真宗赵恒专为南井矿工恩准假日的史载。据《宋史·食货志下五》:“大中祥符元年，诏泸州南井灶户遇正、至、寒食各给假三日，所收日额，仍与除放。三年，减泸州淯井监颗盐三之一。”大中祥符元年给“泸州南井”灶户假日，大中祥符三年减“泸州淯井”颗盐。很显然南井与淯井间既无隶属关系，也不是一个行政单位。其次，我们来看是否是欧阳修表述有误，或苏轼拜谢恩师时叙述有误。欧阳修何许人呢？是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苏轼的恩师。更是北宋一等一的政治家。宋盐税与酒税在其财政收入中比重极大，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其主要来源，蜀南在北宋一百年间竟发生五次大规模战争，皆与此相关。作为政治家，欧阳修岂有不清楚蜀南淯井盐在哪里的道理。因而，当他评梅圣俞《春雪》诗，谈及苏轼于淯井监购得西南夷人所卖蛮布弓衣并赠与他时说：“苏子瞻学士，蜀人也。尝于淯井监购得西南夷人所卖蛮布弓衣……子瞻以余尤知圣俞者，得之因以见遗。”那一定是苏轼告诉他，蛮布弓衣是在淯井监购得。再者，弟子拜谢恩师敬赠礼物，是一件十分严肃、庄重的事，苏轼没到达淯井，那就断不敢是“淯井监购得”。如苏轼在向欧阳修敬赠礼物时未明确说，该礼品在淯井监购得，那么欧阳修就得说：“苏轼尝于泸南购得淯井监夷人所卖蛮布弓衣”才是。要知道，北宋前期，泸南包括今宜泸长江以南的大部地区，在苏轼嘉祐四年（1059年）至淯井时，还深介夷腹。第三，《雌雄井》一诗应是苏轼到达淯井之后写的。公元1059年，也就是宋仁宗嘉祐四年己亥十月，苏洵、苏轼、苏澈在井口小住，从任遵圣那里了解到这淯井监，自大中祥符元年开始，夷乱就几乎没有停过。苏轼父子决定到淯井监看看，由江安清浮坝入淯，苏轼一行到达淯井，在那里他们知道了诸葛亮到达淯井并从夷人手中夺取了淯井的故事，也亲眼目睹了淯江旁泾滩瀑布处的武侯塔，知道淯井在民间还有一个名字叫“诸葛雌雄井”。而此时距蜀南夷人又一次因为盐，也就是嘉祐二年发生的长宁州三里村的图谋反叛，遭到残酷屠杀不远，由此苏轼对蜀南夷务、盐务有了更多深入思索，于是写下了《诸葛盐井》一诗。诗作中自注并写到：井有十四，自山下至山上，其十三井常空，每盛夏水涨，则盐泉迤逦迁去，常去于江水之所不及。五行水本咸，安择江与井？如何不相入，此意谁复省。人心固难足，物理偶相逞。犹嫌取未多，井上无闲绠。从目前笔者所掌握资料，及请教有关方家，该诗无所作年代，但以笔者分析，该诗应当是描述淯井盐井情形的。其理由如是：其一，从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12月版《苏东坡全集》排列顺序，该诗在卷一，属于其从眉山沿长江至京都开封所写之诗；其二，全国各地称作诸葛井的很多，但属盐井的无，如河南南阳、四川成都、湖南怀化、云南建水、保山、永昌诸葛井都是水井。所以，没忘此行所见所闻的苏轼，后来还在其《筒井用水鞴法》中记述到：“蜀去海远，取盐于井。陵州井最古，淯井、富顺盐亦久矣。”综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苏轼到过淯井，而且不是孤证。

邹永前

2022-09-07
苏轼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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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是真正的有名有家。一举成名之后声望不衰,少年时期居住过的房舍也备受重视,经过多次重建和增修,早已成为专门的纪念场所。喜爱苏轼的人热衷于阅读其作品,瞻仰他的故居,却往往偏重前者而忽略了后者的独特价值。苏轼一生颠沛流离,先后居住甚至亲手营建过好几处房屋。它们不仅是一代文宗的栖身处所,更是其人生理想和诗学主张的具体化。重新观照这些房屋,有助于我们走近苏轼,了解苏轼。一苏轼十分眷念他少年时的家园,思念之情终生不灭。嘉祐四年(1059)赴京应试,还没有离开就开始思念家乡。二十年后,身陷御史台狱,眼前的竹与柏不断勾起他的思乡深情,忽而吟咏“此君知健否,归扫南轩绿”,忽而回忆“故园多珍木,翠柏如蒲苇”。出狱后,赶赴贬谪地黄州,路上的皑皑白雪再次激发起乡思:“忆我故居室,浮光动南轩。松竹半倾泻,未数葵与萱。三径瑶草合,一瓶井花温。至今行吟处,尚余履舄痕。”南轩位于眉州纱縠行,苏洵将其命名为“来风轩”,苏轼却称它“南轩”。南轩可爱,南轩所在地眉州也非常可爱:“稻熟鱼肥信清美。”苏轼喜爱这里,不愿外出:“少时本欲逃窜山林,父兄不许,迫以婚宦,故汩没至今。”人到中年,他还在感叹“嗟予少小慕真隐,白发青衫天所械”。“但有鱼与稻,生理已自毕”,他无法理解那些准备或已经移居外地的乡人,“怪君便尔忘故乡”。苏洵却一直希望离开家乡。他壮年折节读书,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可惜屡试不第,直到苏轼兄弟逐渐长大,才绝意科举,专心教导二子。他督责功课十分严格,苏轼直到晚年还心有余悸:“夜梦嬉游童子如,父师检责惊走书。计功当毕《春秋》余,今乃始及桓庄初。怛然悸寤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钩鱼。”严格的教育更加强化了苏轼不乐于出仕的意愿,也加剧了父子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最终以儿子的妥协告终。苏轼兄弟“自七八岁知读书,及壮大,不能晓习时事,独好观前世盛衰之迹,与其一时风俗之变。自三代以来,颇能论著”。这是对朝廷“先举策论”的积极响应,体现了苏洵的意志。在苏洵的精心教导下,苏轼兄弟很快学有所成。嘉祐二年(1057),苏轼、苏辙同日登科。他们完成了苏洵未完成的事业,继承了他的审美观与创作主张。苏洵坚持“风水相遭自然成文”,苏轼也宣称“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父子相得,似乎已经消弭了前述冲突,实则不然。就“自然成文”而言,苏洵只将其限定在读书作文之上,不见于寻常行事。苏轼无意出仕,早获科名之后,也没有汲汲于功名利禄,更“不善于政治的狡辩和算计”(林语堂语),立言与行事都体现“无意为文”的原则,随物赋形,随遇而安,“点画信手烦推求”,“意行无坎井”。二宦游在外,归家无望,南轩再好,也只能在回忆、梦境和诗文中出现。苏轼不得不压抑乡思,别求居所,甚至亲手建造房屋。被贬黄州之后,苏轼官俸微薄,生计艰难,糊口靠开荒,住房也要自己造。元丰五年(1082),雪堂建成,“有屋五间,果菜十数畦,桑百余本,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然而,它又不仅仅是栖身处所,“堂以大雪中为之,因绘雪于四壁之间,无容隙也。起居偃仰,环顾睥睨,无非雪者”,具有“八荒之趣”,可以“凄凛其肌肤,洗涤其烦郁”,便性、适意、寓情。显然,雪堂还承载着苏轼的诗意与梦想,象征一种非典型的中间化生存状态。古代士子行藏出处经常有两个极端,一是春台,一为江湖。高居春台者意气风发,炙手可热；避处江湖者逍遥无待,自由散漫。苏轼被贬黄州,一时无望于春台,又不愿意学习避处江湖的道士佛徒,更不愿“绝圣弃智”或破除“智障”,只希望在雪堂中经营高度艺术化的生活。他模仿白居易,在东坡种花种菜,自号东坡居士；又模拟大自然,将茫茫雪色涂抹在茅屋四壁,昼寝其中,隐几晏坐。苏轼在《雪堂记》中坦承,自己无法像老庄和佛教徒那样免除智慧、身心和声名之累,不能遨游在一切羁绊和边界之外。他接受羁绊,信奉辩证而中庸的生存策略,在人生的有限性中寻找希望,开辟一条通向诗意人生的中间路线,提炼出一种审美原则,即承认不完美,坦然表现这种不完美。纵观苏轼的传世之作,的确少有机心,总是“振笔直遂”。因此常遭后人诟病。清人周济就说:“东坡每事俱不十分用力,古文、书、画皆尔,词亦尔。”事实上,这正是苏轼的“自然”。他尊重现实,向不完美妥协,却并未就此沉沦,而是在有限性中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化腐朽为神奇。这种观念形成于雪堂落成之时,此后又随着居处地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十四年后,苏轼在另一个被贬谪的地方惠州买地筑宅。此时,他的心态已经发生变化。绍圣元年(1094)十月二日,苏轼来到惠州,居住于合江楼。这里是接待朝廷官员的地方,被贬的官员不宜久住,故而于十八日迁居嘉祐寺。二年三月十九日,因表兄程之才的关照,回到合江楼。表兄离任后,绍圣三年四月二十日,再次迁居嘉祐寺。忽东忽西的迁徙,并没有给苏轼带来多少负面影响,他淡然表示“东西两无择,缘尽我辄逝”。心态开朗,白鹤峰新居也就不再像雪堂那样封闭。这座宅院有房二十间,正厅是“德有邻堂”,书斋名“思无邪”。从命名上看,丝毫不见谪居者的愁苦情绪,也没有暂时寄居的潦草和敷衍。“书斋里开有宽大的窗户,推窗一望,几百里的江山烟云尽收眼底,好像是镶嵌在墙壁上的巨幅山水画。”(莫砺锋《漫话东坡》)属于私密空间的卧室也不封闭,“挂落月于床头”,积极融入自然山水。与左邻右舍的关系更是融洽,与他们共用水井,甚至爱护他们的鹅鸭。总之,这座新居既亲近人间烟火,又亲近自然,充满了不同于雪堂的诗意。美好的诗意总是被粗暴侵扰。三个多月后,苏轼再次被贬,不得不告别新居,来到海南。这里“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苏轼只得在城南桄榔林买地建房,新居就叫桄榔庵。这里狭隘低湿,没有了雪堂的纯洁,也没有了白鹤峰新居的闳敞,苏轼却安之若素,“且喜天壤间,一席亦吾庐”,一边入乡随俗,积极适应当地的生活,一边追和陶渊明诗,求取内心的安宁。三和陶是自我救赎与自我建构。还在惠州的时候,苏轼在半睡半醒之际听到儿子读陶渊明《归园田居》,决定从《和陶归园田居》开始续作和陶诗。“和陶与效陶帮助了苏诗‘老境’的形成,特点是清新晓畅,以外表的平淡包孕了内在的紧张丰富。通过风格上的‘回归’陶潜,苏轼宣布完成了生命向原始的自在状态的回归。”(杨治宜《“自然”之辩》)身处蛮荒之地,步入晚年的苏轼孤独无助。他用追和诗歌的方式与陶渊明定交,虚拟一番番晤对,一次次长谈,建构内在的乌托邦。这是一所无形的房子,安放诗人那寂寞的心灵。为了建造这所房子,苏轼几乎穷尽一生的力量。黄州时期,雪堂求道,建造了根基。到了惠州,渐成规模。来到海南,终于宣告落成。在《白鹤新居上梁文》中,苏轼化用丁令威的典故,把惠州视作更早之前的故乡。这种家园观已经与黄州雪堂时的家园观有所不同,然而犹有所待。到了海南,写作《和陶归去来兮辞》,自称“以无何有之乡为家,虽在海外,未尝不归云尔”,家园观念彻底变化。“他把‘归来’重新定义为回归自己的本真状态,所以不论他在哪里,都已经是在‘家’了。”(杨治宜《“自然”之辩》)此时,“故乡不在别处,就在他内心的最深处,因此他的双脚已经踏在‘归途’上了。儋州和眉山的地理距离被转换成心理距离,一念之间便已经跨越”(杨治宜《“自然”之辩》)。苏轼之道不自虚空入,他终于从承认有限性而进入逍遥无待的自由境界。在迁居桄榔庵的当天晚上,他听到邻居家的儿童读书,立即想起《庄子》:“去国数日,见其所知而喜；去国旬月,见所尝见于国中者喜；及期年也,见似人者而喜矣……夫逃虚空者,藜藋柱乎鼪鼬之迳,踉位其空,闻人足音跫然而喜矣,又况乎昆弟亲戚之謦欬其侧者乎!”虽然隔壁传来的不是苏辙的声音,但他还是开心不已,急忙找出书与小儿郎一起诵读。元符三年(1100),遇赦北归。苏轼自称“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惠州、海南都变成故乡,“江山故国,所至如归”,他已经打破界限,获得真正的自由。(文/沈章明来源:《光明日报》)

沈章明

2019-04-03
与黄庭坚相约黄村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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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益丰一当我第一时间看到“走进水亭”采风点简介，文中一句“黄村坞村为宋朝大文学家黄庭坚后裔居住地”，让我充满好奇。兰溪市水亭乡不仅是畲乡，而且有个黄村坞村与黄庭坚有关，曾经听说过，有关文史资料中也看到过，但一直没有机会实地去过，这次采风，正好可以弥补这一遗憾。漫步在水亭乡间小道上，迎着微风的轻拂，闻着泥土的清新，体悟村庄内敛的散淡和纯粹的生动。有缘曾在“界庐书院”学习过书法，老师说成人学书法临帖可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决定，我毫不犹豫报了临黄庭坚的帖。黄庭坚的书法一反前人规整的写法，不论是行书还是行草都可以看出他的笔画欹侧，不受羁束。我特别喜欢这种风格，本以为易临易学，结果一年下来，也没交上像样的作业。来到黄庭坚后裔居住地，身临其境可以沾点大家书法之灵气。二黄村坞村村口，两棵古樟树，根深叶茂，气势雄伟，好像正在欢迎我们的到来，据村民介绍，古樟树的年岁估计不少于300年。据《修水黄氏宗谱》记载，黄庭坚先祖黄赡任五代南唐分宁知县时举家从金华双溪玉板桥迁居于江西修水杭口镇双井村；兰溪黄村坞村的明代手写本《鹤山黄氏宗谱》中有黄庭坚第六代孙从修水回迁婺州（金华）后在兰溪鹤山（黄村坞）定居的详细记载；多年前在修水出土的一块墓志铭中落款“金华黄庭坚”，墓主系黄庭坚表兄徐纯中。这一系列史料证实了黄庭坚与金华割舍不断的渊源。因而有他著名诗句：“何时烟雨里，驱羊入金华。”我放慢脚步，跟随村子古宅旧院、土墙斑驳、村人散淡的气息，来到黄氏宗祠“钟瑞堂”。天空很蓝，环境干净，一座徽派古宅被周围气派的小洋楼包围，显得非常醒目。古宅斑驳陈朽，风霜满脸。黄村坞村黄姓人，与黄庭坚同族同宗，同一血脉，他们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生根开花，安居乐业。钟瑞堂大门口，入门顶上“大夫第”题字苍劲有力，昭示着这座宅子和宅子主人的不同凡响。“大夫第”一般是士大夫的门第，即文职官员的私宅。黄村坞“大夫第”不仅传递出婺州古民居的传统信息，还承载着黄姓家族的历史文化底蕴，是黄氏后裔为纪念黄苾曾任大中大夫、双井黄相官至中奉大夫而建。钟瑞堂始建于明景泰五年（1454），为三开间三进两明堂建筑，面积达360平方米。“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岁月有痕，“大跃进”时期，钟瑞堂曾被用作公社食堂，至今在其墙面上还能看到很多那个时代的标语口号。钟瑞堂附近有两口古井，一口仍在使用，据说这是当年回迁的先人们怀念修水双井村而挖。远观钟瑞堂，第一印象是古朴。白墙黑瓦，随着时间的流逝愈加分明。门楼是歇山顶，三叠马头墙高耸，屋檐下有硕大的四架斗拱撑托，很少有木雕装饰，只有“大夫第”匾额旁的两个斗拱雕有植物花卉图案。与钟瑞堂一同跻身省文保单位的，还有紧挨着它的黄村坞小厅。小厅是在钟瑞堂后建的，用作议事，原本有两个，如今仅存一个建筑面积297平方米的厅堂。小厅也建于明代，用材考究、型制独特，为三开间前厅后堂楼，后进二楼用作主要厅堂，集实用与美观于一体。小厅高于钟瑞堂，也是这里的一个特色，村民们说这寓意着一代更比一代强。三钟瑞堂的后进建筑一度被毁，2001年重修后，陈列了许多黄庭坚文化展板，“宋先太史山谷公黄庭坚像”悬挂在后壁正中，画中的黄庭坚头戴官帽，身着朝服，手持笏板，神态威严，令人肃然起敬。黄庭坚不仅是文坛宗师，也是孝廉楷模，他身上的闪光点，是值得黄氏族人传承的好家风。传承山谷文脉，构建和谐新村。村民们一直以来秉承“敦孝悌、睦宗族、和相邻、明礼让、务本业、端人品、隆师道、时祭扫、戒争端、莫为非、敬尊长、守法律、宗谱系”的黄氏家训。排首位的“敦孝悌”，践行这一条，说易不易，说难不难：孝自家人容易，孝他人则难；坚持一时易，数十年就难。黄金松就是村子里传承黄氏好家风“敦孝悌”的典范。在担任团支部书记、代理村主任、村书记、村主任之路上默默耕耘了30来年，还悉心挑选培养了现在的村书记，两人已经默契合作6届18年，把村务工作治理得井井有条。黄金松的“孝悌”在村里是有口皆碑的。但他很谦虚，说对家中老人尽善尽忠是做人的本分，是为人子、为人婿的责任所在，不值得大肆宣扬。践行好家风，要说在嘴上、放在心上、勤在腿上，更要落实在点滴行动上，因为，细节最是难能可贵。黄庭坚清贫一生，“但愿官清不爱钱”是他终身实践的信条。他死后“内无余帛，外无赢财”。若问他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什么，只一句“藏书万卷可教子，遗金满籯常作灾”的家训箴言已经足够。而若问他给后世官吏留下了什么，这清廉自守、忧民爱民的廉政文化因子便是最宝贵的遗产。四“海内文章非画师，能回笔力作枯枝。豫章从小有梁栋，也似郑公双鬓丝。”这首诗是宋元丰末年（1085）黄庭坚供职秘书省时，题在苏轼新作的一幅画上。当年，苏轼、黄庭坚、苏辙、晁补之、秦观他们一起常聚作画题诗、忧国忧民。那天，黄庭坚一边讨论书法，一边抽空去母亲房里拿溺器到门口冲洗，众学士目睹此番孝行，更在敬佩黄庭坚才学的同时，感动其孝心美德，遂向新任皇帝宋哲宗举荐，载入孝史，天下共识，敬之仰之。黄庭坚因正直、清廉、敢谏，虽几遭贬官，但是他的亲民勤政、文学成就、孝心美德，在正史和朝野口碑上一直处在大诗人、大书法家、大孝子的历史地位。2010年6月3日，黄庭坚的一幅《砥柱铭》书法长卷拍卖出了4.368亿元人民币的天价，这个数目对于书画来说无疑是一组惊人的数字，从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黄庭坚的书法造诣和影响力，又一次激起了海内外研究黄庭坚的学术高潮，真乃是文脉绵绵，千年不断。黄庭坚的书法无疑是起到了引领的作用。他既注重书法的内在精神，又注重点画结构，从而达到了内外兼修的艺术境界，追求气韵和笔法的高度统一。他认为，学书法只有外在的形式是不长远的，书法的根本是学识和文学修养的体现，只有内在修养达到了一定的境界，所写书法才是具有境界的。这种书学思想到现在仍然有着很大的影响。当代草圣林散之曾经说过，学书法必须多读书，没有文学修养，所写的书法称不上是有境界的书法。这艺术境界让我悟出学书法的哲理内涵。近年来，当地村干部结合黄村坞的自然条件，挖掘当地的黄庭坚文化，打造美丽乡村。“小桃灼灼柳鬖鬖，春色满江南。”这是黄庭坚在《诉衷情》里描绘的美景。村口的两棵古樟树，早已郁郁葱葱，树下不远处的池塘里常有白鹭掠过。村中不仅有桃花、杨柳，还有成片的油菜花。每逢春暖花开的农历三月三，畲乡黄村坞总会热闹一番，近年来更是连续举办了黄庭坚杯书画展，邀请不少擅长、热爱书画的文人雅士到村里感受黄庭坚诗词中的渔歌之乐。

徐益丰

2021-10-19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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