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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吊苏洵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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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未清明，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约请了几位眉山的苏轼研究学者前往苏洵墓凭吊。过岷江二桥、上岷江大道，不久就见到苏洵墓的交通标志。2007年6月1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苏洵家族墓地”为四川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过了塘坎，进入松树林，就是所谓的“短松冈”了。我们停车下山，步行从墓园右侧绕到前方上山进入墓园。路上遇三三两两的青年学生来此凭吊。过机耕道塘坎左转，塘边、山边种满了柑橘，橘花挂满树枝，橘香沁人心脾。从这里，可以远观苏坟山整体，它就像一把太师椅。山上树木葱茏，山下一汪水塘，靠墓园塘边有一亭，有栈道把亭与塘中老翁井连接起来。其实，在未修我们刚才走过的机耕道前，山沟里是没有水的。那条机耕道似一道堤坝将山沟筑断，因而形成了现在的水塘或曰水库。这虽然破坏了柳沟山的地貌，但此处也算有山有水，山清水秀了。下去，走过水塘边的那根田坎，通向苏洵墓的山坡上有一道长长的石梯，有石碑上刻曰“回音梯”。若在石梯上顿足，尤其在上半段，可听见明显的金属声回音，仿佛下面有空洞似的，很是让人称奇。据说，石梯下面有一条暗道，通往苏洵墓。墓室仿苏洵生前书房而建，室内储藏了七十二缸清油，常年点着油灯，照着苏洵读书。回音梯上边有一牌坊，四柱三门，上下两层，飞檐翘角。牌坊正面，主门上有横批“景行行止”。里柱对联为作家兼学者赖正和先生撰写并篆书：“诗如山文如水古今何人匹，气似虹节似玉中外谁个同。”外柱对联为作家徐康先生撰联：“百代文章惊广宇，四时香火慰寒泉。”牌坊背面，主门上有横批“自洁自好”。里柱对联为作家刘川眉先生撰联：“老泉安澜井，千纪不泯，托体同山阿；东坡断肠处，万载常青，追思共渊回。”外柱对联为：“一门三父子，千古两贤人。”我们拾阶而上，来到王弗墓、苏轼衣冠冢、苏辙衣冠冢凭吊。这三座墓在苏洵墓背后台阶上。苏轼《亡妻王氏墓志铭》曰：“（王弗）葬于眉之东北彭山县安镇乡可龙里先君先夫人墓之西北八步。”苏轼《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乃千古第一悼亡词，其中有“明月夜，短松冈”之句，因而许多文学爱好者都想来此感受一下“短松冈”的意境。站在台阶上，可见此地乃风水宝地。左右山梁若太师椅的扶手，而苏洵墓则在椅座之上，对面的浅山又可踏足。四周山上，松树亭亭，柑橘株株。接下来，我们又去参观老翁泉。苏洵《老翁井铭》和《老翁井》均以安葬程夫人山丘之下的老翁泉为题材，与之相关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往岁十年，山空月明，天地开霁，则常有老人苍颜白发，偃息于泉上，就之则隐，而入于泉，莫可见。”意思是很久很久以前，在山丘空寂、雨过天晴、风清月明的时候，远望泉井，就常常看见一位白发老翁，偃息（仰卧休息）于泉井之上，可走近看时，老翁即隐没于泉井之中不见了。山脚下的老翁泉声名远播，故把此山名之曰：老翁山。老翁山之名始见于苏轼《送贾讷倅眉二首》（其二）“老翁山下玉渊回，手植青松三万栽”。因筑堤坝，此山沟积水为塘，因此重修老翁井时将井台提高至水面以上，设栈桥以通往水塘中央老翁井，靠塘边栈桥处筑一亭曰老翁亭。

2015-04-20
荔枝红时忆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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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热了，荔枝也在炙热的骄阳中红了。一时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的说法又多起来了。这两句流传甚广的诗出自诗人苏轼，解诗者都以为东坡先生是在赞美岭南风物，以抒发对岭南的留恋之情。不错，苏轼在岭南时，比被贬黄州时的心情是要好很多，没有了“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柴”的失意与苦闷，《宋史》也说苏轼在惠州时“居三年，泊然无所蒂介，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而就在那时，东坡先生写下了大量有关荔枝的诗作。苏轼首次在惠州吃到荔枝是在绍圣二年四月十一日，于是作《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一诗，对荔枝极尽赞美：“垂黄缀紫烟雨里，特与荔枝为先驱。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在《新年五首》中，苏轼则说“荔枝几时熟，花头今已繁”，《赠昙秀》中则是“留师笋蕨不足道，怅望荔枝何时丹”，活脱脱一副馋相。在《食荔枝二首》，以及《和陶归园田居》等诗中，苏轼，这位遭贬的诗人，仍然在热情地对荔枝唱赞歌。在那段时间里，苏轼还喜欢和陶渊明的诗，并把和陶的诗专门编成诗集。而苏轼此时的诗文中，与僧人唱和的作品也多了起来。后人学佛的把苏轼说成佛门中某位尊者转世，大约就是因了苏轼在作品中表现出的这种“心安是归处”的意识吧。于是，“日啖荔枝三百颗”，便做了“不辞长做岭南人”的最好注解，成了后人卖荔枝时最好的广告语。但是，苏轼牵挂国计民生的忧患情思，却从来不曾减弱过，《和陶咏三良》曰：“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而在《荔枝叹》中，他借汉唐旧事抨击统治阶级只顾自己享乐不管民众死活的丑恶嘴脸，忧患意识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前人“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影射，在东坡这里，则成了悲愤的直白，“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小小的荔枝虽味道极美，但实在无法让东坡先生真正“乐不思蜀”。后人借此为荔枝打的广告，也实在有违诗人的本意。民间说法是“一颗荔枝三把火”，而“日啖荔枝三百颗”，那简直就是九百把火，可能就是这九百把火烧得东坡先生怒发冲冠怒，而后最终去横渡琼海呢！

2019-07-31
苏轼与犍为王氏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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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鹏苏轼（公元1037年－1101年），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嘉佑四年即公元1059年苏轼路过犍为时见到王氏书楼，从而与书楼结下了一段因缘，时间跨度达30年，这一时间段是苏轼生命中的一段非常重要的时期，他与王氏书楼的因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轼在这一时期的生活状态。同时犍为是一个历史名城，汉武帝建元六年就“开西南夷”设立犍为郡，隋文帝开皇三年（公元583年）置犍为县，在汉武帝时期，首位对《尔雅》作注的汉名儒扬雄寄居犍为留下子云亭，北宋名流邵伯温寓居犍为建立安乐窝。李白、岑参、苏轼、陆游、范成大这些大文人也都写诗描述犍为。犍为王氏书楼与苏轼的这段因缘也是犍为灿烂悠久历史长河中的一朵美丽的浪花，近千年前犍为就已存在这么一座规模宏大的书楼，也证明了犍为人文荟萃的渊源。王氏书楼作为犍为的历史记忆已逐渐地远离我们，如今其楼已废。清蒋琦龄在《空青水碧斋诗文集》中重走苏轼南行路描述王氏书楼时写道“楼废已久，今不知其处”，并有诗云：“我闻蜀中有楼压鱼鲫，藏书七世眉江滨。犍为之楼乃后出，文采相望绝尘埃。想见当时万玉轴，炉烟山气相氲氤。迩来楼废书散久，江花江草空复春。古人好事不可及，或令后人讥苦辛。人生长物何必有，此论非可概典坟。筑楼藏书固不易，忍令扪腹羞将军，我家遗篇幸好在，数椽遥隔湘山云”。王氏书楼在苏轼之后就已成为了历史，具体位置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模糊。据民国二十六年版《犍为县志》第五册文事卷记载苏轼“又尝游览犍南山水，于子云亭下，访王氏书楼古遗迹，赋诗寄慨”因此诗中描述的风景应该是在犍为子云亭附近。张芑的《行经子云亭》中描述“鸡鸣曙色开，苍烟漫浩浩。遥望子云亭，青峰殊缥缈。”民国版《犍为县志》记载：“子云山石壁临江，岩壑深邃，入山数里，一峰巍然”，这些与苏轼所描述的书楼处的风景十分相似。按以上记载书楼位于现在子云亭附近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郭璞也指出：“犍为县北百里，有书楼山”。但郭璞卒于324年，早于苏轼700多年，其指出的书楼山应与王氏书楼无关。南宋范成大（公元1127年-1206年）在《犍为江楼》一诗中写到“河边堵立看归篷，三老开头暮欲东。涨水稠滩连峡内，浅山浮石似湘中。无人驿路榛榛草，有客江楼浩浩风。种落尘消少公事，胜裁新语寄诗筒。”《吴船录·峨眉山行纪》：“己亥。发峨眉。晚，至嘉州。庚子、辛丑。皆泊嘉州。壬寅，食后，发嘉州。癸卯。发王波渡，四十里至罗护镇。岸有石如马，村人常以绳縻之，云：‘不然，为怪。’百里至犍为县。县有江楼，甚高爽，下临长川。过县二十里，至下坝（今孝姑镇）宿。”唐代薛能(公元817年-880年）在《监郡犍为将归使府登楼寓题》中也提到“江楼”：“几日监临向蜀春，错抛歌酒强忧人。江楼一望西归去，不负嘉州只负身。”范成大与苏轼几乎在同一时代，而唐代薛能所生活的时期也应该是在王氏的“七世”之内，按“藏书七世”推算，两人诗中所说的“江楼”可能就是指的“王氏书楼”。如按以上记载王氏书楼应该在现在的犍为石溪附近，犍为词人赵伯州也赞同这一观点。顺着王氏书楼的脉络我们可以将苏轼人生的一段历史作如下还原：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己亥，苏轼完成丁忧，十月与父、弟携眷赴京，沿岷江、长江东下，第一次见到了犍为王氏书楼，并写下《犍为王氏书楼》从此与犍为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的苏轼踌躇满志，希望能有机会为国出力。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因“乌台诗案”入狱，次年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刚到黄州只有他和儿子，人生地不熟，心情非常的忧郁。元丰三年来到黄州十来天后偶然认识了犍为王氏书楼的主人犍为人王齐愈、王齐万兄弟。苏轼住黄冈，王氏兄弟住鄂州，两家人隔河相望。由于两家人意气相投遂成挚友，苏轼经常到王家吃饭并留宿。王氏兄弟本是西蜀富家又是皇亲，犍为王氏书楼就是王家人所修建，当年修建的情形十分壮观，书楼也非常雄伟，后来不知何故王家人带着书籍离开犍为，在湖北鄂州过上了隐逸的日子，并遇到了苏轼。在苏轼的《季常帖》中还描述了与王氏兄弟之间有书籍借阅的关系，与王家作为著名藏书家族是相符的。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轼写诗赠予王家《王齐万秀才寓居武昌县刘郎洑，正与伍洲相对，伍子胥奔吴所从渡江也》。诗中描述了两家人的交往和情谊，并对王家的背景和王氏书楼的修建进行了交代。被贬而遇到知己对苏轼是一大高兴事，两家人既是朋友又是蜀地老乡，解除了苏轼在他乡的孤寂。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时写下了《别王文甫子辩》，《再书赠王文甫》回顾了两家人的交往并表达了自己的依依惜别之情。同时苏轼在《答秦太虚书》也对这一段友谊进行了描述，足见情谊之深。五年的贬官生活，苏轼体会了人间冷暖，通过王氏书楼与王氏兄弟的友谊使苏轼感受了友谊的温暖，同时一大批朋友聚集在苏轼身边，所以这几年也是他完成经典作品最多的时期，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犍为王氏书楼使犍为在我国藏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见证了一代文豪苏轼与王氏兄弟的一段真挚的友谊故事，从一个侧面反应了苏轼在这一时期的生活状况。（上）作者简介：王鹏1975年生，犍为人，教授，计算机专业博士后、金融工程专业博士后，博士生导师，汕尾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已发表论文90余篇，出版专著7本。

王鹏

2014-07-01
眉山市食品安全学会关于发布《眉山春橘》团体标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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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和《团体标准管理规定》，由四川省丹橙现代果业有限公司、眉山市经济作物站、眉山市食品安全学会、眉山市东坡区三苏源家庭农场、眉山市东坡果业有限公司联合起草制定的《眉山春橘》团体标准（包括不知火、春见、大雅柑、爱媛38号、沃柑、椪柑、清见、马克斗等眉山晚熟柑橘），经由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食品标准、市场监管为主体的专家组评审通过，公示期无异议，现予以公布，自2020年11月30日发布之日起正式实施。（详情请登录眉山市食品安全学会网：www.mssspxh.com）特此公告眉山市食品安全学会2020年11月30日

2020-11-30
曾是惊鸿照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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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人眼中，山水是有灵性的，情满于山，意溢于海，讲的是人与山水的互动，山水的灵韵需在安静中把玩，登临的情思，也在淡淡清欢中触碰。沿西山浓阴满地的山路前行，乜斜路旁飞檐走角、红黑相间的凉亭。亭子正额“九曲亭”三个大字，在阳光的映照下，格外打眼。凉亭呈开放式结构，九根柱子托举亭顶，顶部深色的琉璃瓦多已泛白。亭子正中的屏风上，苏辙的《九曲亭记》，和亭内苏轼的《游武昌寒溪西山寺》《记樊山》《与子由同游寒溪西山》三篇诗文呼应。凉亭小坐，山风轻拂，绿波蠕涌，草木的幽香弥漫开来，心也在这一刻柔软起来。拉开时光的帷幔，九百多年前，四月的一天，暖阳正好，草木微熏，苏轼在樊口，买了一些酒，乘船前往西山踏春。这是文人的例行功课，此行他留下了“忆从樊口载春酒，步上西山寻野梅”的佳句。苏轼生性聪敏，不喜沉静，政治上屡屡率言，为此半生流离。乌台诗案，对他的打击颇大。政坛失意，辗转黄州的苏轼，转而寻找属于自己的“桃花源”。黄州对面的武昌樊山，是个不错的选择。谪居黄州的几年，苏轼数次游樊山，究竟抱着怎样的一种心态，无从探究，也无须探究。“同游困卧九曲岭，褰衣独到吴王台”，友人都累了，沉沉睡去了，诗人仍兴致不减，顿衣策杖，独自一人登上吴王台。此时的吴王台，尚不是他的超然台。自古登台多寂寥，天高地阔恍惚之间，悠悠生死转眼已是数年。在北望的叹息声里，落日低黄埃。乌台诗案的暗影，在诗人的心中挥之不去。好在苏轼找到了一条自我突围的道路，寄情山水，看淡功名，属意自己的“水云间”。不敢说，西山的云水荡涤了苏轼心中的蒙尘，西山的积翠让诗人心目放飞。但西山的流风雅韵，让苏轼在步步跋涉中，看得人生几许清明。九曲亭往右，是古灵泉寺。远望，掩映在苍松翠柏间的灵泉寺，一身淡黄装扮，它默默矗立着，栉风沐雨，已有一千多年了。当年建寺的慧远大师自荆州而来，弘法于西山，旋又风尘仆仆奔赴庐山东林寺传教。那个道法高超的僧人早已远去，但他的佛法真经还迹留于此。灵泉寺旁，洗墨池的水一片碧绿，鱼儿三三两两，不时跃出水面，啄食槐树掉入池中的落英，唼喋声响，给寂静的山林平添一份生机。春波又绿，照影的惊鸿许是重来了吧！“聆听鄂州”，不厚名家、不薄新人，珍视您的每一篇来稿，并将邀请资深主播，朗读您的美文，在鄂州日报、鄂州新闻综合广播、“云上鄂州”客户端、“鄂州融媒”微信公众号同步推出。欢迎海内外新老朋友共抒鄂州情缘，一起聆听鄂州。本栏目稿件以书写鄂州人文为题，千余字为宜。投稿邮箱：xsltez@126.com本期主播安刚扫描二维码可聆听此文

杨林

2020-09-03
跟李白苏轼韩愈做朋友是什么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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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你可能不知道他们的故事，但你一定从学生时代起，就听过他们的名字。漫长的时间将很多人忘却了，许多三流二流甚至一流的历史人物都湮没在风沙中，但有些人的名字却一直如雷贯耳。和那些靠自己的本事在历史长河漂流千百年的古人不同，他们更像是搭乘在友人的巨舟上，顺流直下。俗称：会交朋友！而他们的朋友，估计也都是你的老朋友了。比如李白，比如苏轼，比如韩愈。对了，我想你的脑海里可能已经浮现出了他们的名字——汪伦：我给李白唱过歌《赠汪伦》这首诗大家都耳熟能详，写这首诗那年李白约50岁，已经被赐金放还好几年了。那一年他旅居南陵叔父李阳冰家时收到了一个邀请，邀请人是他的资深“粉丝”，曾任泾县县令的汪伦。汪伦是这么跟李白说的：“先生好游乎？此处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处有万家酒店。”李白一听有酒很高兴，觉得应该去喝一顿，顺便见见自己这位“粉丝”，于是他就出发了。尽管到了汪伦那里之后，李白发现“十里桃花”是方圆十里的桃花潭，“万家酒店”是一家主人姓万的酒店，但汪伦给他准备的待遇是真的高规格，美酒管够，美食管够。到了给李白送别的那天，汪伦更是表现出了超乎想象的追星力度，他先是表演起了“踏歌”，又送了良马八匹和官锦十缎。所谓“踏歌”是一种表演形式，唱的时候需要边跺脚边唱，“踏”在这里是名符其实的动词。可以想见李白见到汪伦满头大汗的卖力表演时得有多么感动。而在表演之外，汪伦还货真价实地送出了良马和官锦，良马自不必说，官锦可能很多人没概念。唐朝的丝绸产量很低，价值很高，很多时候朝廷发工资就是直接给丝绸当钱用。所以汪伦送出的东西价值真的很高，几乎相当于一个县令好几年的工资了。这一下子给李白感动坏了，到了这时，汪伦在李白心中已经从铁杆粉丝悄然升到了“榜一大哥”的位置。因此，感动得一塌糊涂的李白大大方方地送出了粉丝福利，一首后世小学生都会背的《赠汪伦》提笔而成：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张怀民：我陪苏轼遛过弯相比于汪伦追星成功，张怀民和苏轼就是货真价实的好友关系了。张怀民，字梦得，意为从梦中得到的。这是一个古代“爆款”名字，比如刘禹锡的字也是“梦得”。张怀民和苏轼是在黄州认识的，但他们的相识却并不是什么巧合。没办法，安排贬官的地方就那么几个。当时苏轼被贬成黄州团练副使，而张怀民被贬为黄州主簿一类的官职，同病相怜的两人认识得很自然。历史上关于张怀民的记录并不多，最出名的就是苏轼记录的自己和张怀民于月色中“遛弯”的故事，对，又是一篇必背课文：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苏轼《记承天寺夜游》张怀民是个很有生活情调的人，他在住所附近建了个亭子，用来观览大江东去的壮阔景象。这座亭子，被苏轼命名为“快哉亭”。苏轼的弟弟苏辙认为，张怀民虽然暂时屈居于主簿之类的小官，但心胸坦然，绝不因为这件事自怨自艾，更不会耽误上班。在他公务之暇，还经常游山玩水陶冶情操，很有些过人之处。今张君不以谪为患，窃会计之余功，而自放山水之间，此其中宜有以过人者。——苏辙《黄州快哉亭记》由此可见，虽然张怀民和苏轼的相遇不太美好，但他们骨子里都是那种在逆境中自得其乐的人。这样的两个人能成为朋友，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岑勋、元丹丘：我跟李白喝过酒这两位，是李白的两个非常给面子的酒友，他们是在同一首诗里出的名：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李白《将进酒》事实上，两人除了都是李白的好酒友之外。差别还是蛮大的，岑夫子近乎“隐”，丹丘生近乎“道”。岑夫子，名岑勋，家世可谓显赫。他曾祖辈的岑文本、祖辈的岑长倩、还有父辈的岑羲，都曾官至宰辅，一门三相，赫赫扬扬。但是到了岑勋这一代就什么都没有了。岑勋的伯父岑羲因与太平公主图谋叛乱被唐玄宗诛杀。岑勋也因此受到了牵连，而无法在朝中任职。李白在另一首《送岑征君归鸣皋山》中对此事也有所提及：岑公相门子，雅望归安石。奕世皆夔龙，中台竟三拆。至人达机兆，高揖九州伯。奈何天地间，而作隐沦客。注意一下李白对待岑勋的称呼，征君，是对不受朝庭征辟的士人的称呼，所以说当时岑夫子陪李白喝酒时的身份应该是一位隐士。说完岑夫子我们再来说说李白的另一位酒友丹丘生，或者也可以称呼他的本名元丹丘。元丹丘是李白最重要的朋友之一，也是和李白一起求仙隐居的道友。元丹丘和李白年轻时就认识了，他们曾一起在河南颖阳嵩山隐居。和岑勋相比，李白写给元丹丘的诗更多，共有14首。所以对于了解李白的人来说，哪怕没有《将进酒》，也会或多或少地知道元丹丘，据说李白能结识著名道人胡紫阳就是走的他的门路。李蟠：韩愈给我写过文“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这是韩愈著名作品《师说》中的句子，相信大家肯定不陌生。而李蟠何许人也？我也不清楚，关于他的记载实在是太少了。我们只知道他是韩愈的弟子，从韩愈的形容里我们还可以知道他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但更多的一手信息就很少了。《文献通考》里有一段文字：元和元年四月，才识兼茂、明於体用科，元稹、韦惇、独孤郁、白居易、曹景伯、韦庆复、崔绾、罗让、崔护、薛存庆、韦珩、李蟠、元修、萧俛、沈传师、柴宿及第。这是元和元年（806）的进士榜单，里边有元稹和白居易，还有那个写出“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的崔护和著名书法家沈传师，李蟠的名字混在里边很不起眼。而且在《唐会要》的记载当中，李蟠的名字还被写作“李瑀”，不知道到底哪个是真的。《五百家注韩昌黎集》当中，有位叫韩醇的注家写道：“蟠，正元十九年进士”。正元十九年，也就是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师说》大概写于贞元十七到十八年，也就是说，无论李蟠中进士的时间是元和元年还是贞元十九年，他那时都只有二十岁左右，真正的少年英才。虽然我们只能在诗文里记住这些名字，可到底，是记住了。其实，抛开“李白/苏轼/韩愈的朋友”这些标签，汪伦、李蟠他们，本来就是很优秀的人。有人说，他们是历史的幸运儿，不用做什么就能留名青史。但会交朋友，本身也是一种核心能力。也许，在被历史记住之前，我们必须先被自己、被身边的人记住。本报综合

2022-10-21
长歌啸天宇弯弓射天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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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建勋江城子·密州出猎宋·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苏轼（1037年~1101年），子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是宋代著名文学家、政治家。他与大诗人黄庭坚并称“苏黄”，与词坛豪放派大家辛弃疾合称“苏辛”，还是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被誉为“苏文如海”。这样一个文坛的神奇存在，仕途却屡遭坎坷，多次被贬官。这缘于他在宋代所谓新旧党争之时抱有清醒的头脑，坚持固有风骨，不盲从任何一方，其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苏轼一度主动离开是非之地京都，去地方任职多达十几年，先后任职密州、徐州、湖州、登州、杭州等地，多有政声、政绩。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由杭州通判迁为密州知州。这首《江城子·密州出猎》是次年冬他与同僚出城打猎时所作，时年38岁。“江城子”，词牌名；“密州出猎”，是词的题目，点明题意。这首词叙述了词人一次率众打猎的经历，抒发其渴望杀敌报国、建功立业的壮志，诗句洋溢着豪迈的气概，有长歌啸天宇、弯弓射天狼之势。在苏轼生活的时代，宋朝的主要边患来自辽国和西夏，虽说宋与之先后订立过屈辱和约，可是军事上的威胁依然存在。于是，苏轼词中的出猎，其意义并非仅仅在打猎，他心中未尝不是把它看作一次作战演练，为有清除外患、卫国守疆的机会而做准备。“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老夫”，词人的自称；“黄”和“苍”，代指黄犬和苍鹰。词的上片开篇描绘狩猎盛况：我姑且学学少年的轻狂，左手牵着黄犬，右臂托着苍鹰，身穿貂裘，带着浩浩荡荡的队伍，像疾风卷过平坦的山冈般奔袭。一个“狂”字，领起全词，吐露豪气干云。“千骑”并非实指，而形容随从之多。“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写词人自己的感想：为答谢全城军民诚心相随的深情厚谊，决心亲自射杀猛虎，一展当年像孙权弯弓射虎一样的英姿。一个“亲”字，表达决心千钧，意志如铁；一个“看”字，写出内心深处满满的自信。“看孙郎”是用典，词人借“乘马射虎”（《三国志·吴志·吴主传》）的孙权来自喻，展现出不凡的气度。词的下片，先叙述围猎后的开怀畅饮：“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酒助壮士胆，胸宽眼界宽，荡气回肠的苏轼想到自己虽口称“老夫”，但毕竟38岁尚在壮年，还是建功立业的美好年华。“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畅饮的苏轼想到了汉代云中太守魏尚的故事，以其自比。《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载，汉云中太守魏尚抵御匈奴功劳很大，却因为报战果时多报了杀敌六人而获罪削职。冯唐向汉文帝进谏，文帝即命冯唐持符节去云中郡赦免魏尚，复为云中太守。一个“遣”字，表达了词人渴望到前线边防杀敌报国的心愿，言外之意为：什么时候也派我到边防前线去担当大任呢？“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天狼，星名。传说天狼星“主侵掠”（《晋书·天文志》）。这里借指当时自西北来犯大宋边疆的西夏军队。想象之中，苏轼仿佛到了西北前线，正在率兵征战，纵马驰骋疆场，弯弓杀敌，好不痛快！词至此而戛然而止，留下无穷的韵味。笔者品读这首词之余，复又联想苏轼的一生，感慨万千。苏轼前期的词豪放雄浑，如海潮般澎湃，《江城子·密州出猎》等则归此类。而遭受乌台诗案后的苏轼浴火重生，他后期的词在豪放之中增添了厚重深沉的色彩和山重水复的韵味，如《念奴娇·大江东去》等。笔者之言，不知方家然否？【作者简介】吴建勋，河南省作协会员，河南省中学特级教师。

2022-11-21
谈谈古代文脉安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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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毅文脉是一邑的重要载体，也是我们的精神内核。触摸文脉安岳，其实就是对安岳人文渊薮基因的解码，体悟其人文表达，领略其表现特征。其范畴涵盖安岳建城史、佛教艺术史、书院史、文庙史和一路走来的文教领军人物等方面。这些文脉如同一棵硕大无朋的榕树，上面垂挂着无数发达的气根。那气根之一，是安岳的一部建城史。这部建城史，集政治、军事、文化于一体，注定了它的特殊身份，既是文脉安岳外在的集中表达，又是文脉安岳的深邃处。安岳建于北周建德四年（575），州县同治一城，迄今有1447年建城史。其间安岳古城的沧桑我们知之甚少，全凭史籍和志书遗珠略知一二。庆幸的是，清康熙《安岳县志·县治图》，勾勒了300多年前的岳城面貌。特别是清乾隆初期手绘的彩色舆图，系安岳历史上最早的彩色舆图，让我们惊讶约300年前的安岳竟是如此秀美。那气根之二，是誉满四方的安岳佛教石刻艺术史。安岳石刻造像连绵不绝，尤其是唐宋石刻艺术，具有相当的规模性，体现了强大的文化背景，呈现了“古多精美特”的特质，为世界石窟艺术史在公元8—12世纪写下了璀璨一页，散发了文脉安岳的一瓣莲香。那气根之三，是安岳兴学（书院或学堂）的发展史。安岳书院可上溯至唐高宗咸亨年间（670一674），始建于县治北岳山下，成为文脉发祥地之一。宋时，书院迁址龙泉山麓。特别是宋初多岳在铁峰山兴办书院，人才接踵，科登甲榜，盛极一时。书院是宋代教育中最重要的特色，出现了诸如岳麓、白鹿洞、嵩阳、应天府书院，即史称的“四大书院”。安岳书院虽不能与之同日而语，但它的建制更早，这在中国书院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随着兴学的燎原之势，与之关联的贡院应运而生。贡院又名试院，是古代会试的考场。中国科举始于隋，贡院肇始于唐。安岳贡院最早的虽不可考，但至少不晚于宋代，即南宋理学家魏了翁的《题普慈冯惟一率钱建贡院疏》便是佐证，足显根脉之一斑。正是因为“天下材品，渊自学宫”和贡院的蓬勃兴起，构成了文脉安岳起飞的“双翼”。及至宋代，安岳人文井喷，联翩科甲，史不绝书，进士雁塔与书楼鼎峙，“东普西眉”呼之而出，呈现出“人才之盛，为西川首称”“冠带之士，可并西眉”“人才与西眉而相埒”“科名之盛，并美西眉”“眉州、普州媲于东鲁”的云蒸霞蔚景象。这一方面，把以文名世的安岳与出了“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的眉州（今眉山）相提并论；另一方面，把安岳和眉山与代表儒家文化源头的山东媲美。那气根之四，是安岳文庙史。在古代，文庙既是一邑文脉的重要标志，又是一邑道统的神圣殿堂，传递了“斯文在兹”和“万世师表”的儒术独尊信息。安岳文庙由元代人晏道升发起创建。晏道升少年时便精通经术，在元仁宗延祐（1314—1320）初年，他掘地寻觅到湮没尘世的宋代古雁塔，目睹了文脉安岳雁塔留名的辉煌历史，“遂率同寓卢兴祖芟草莱，创文庙”。那气根之五，是历史长河中一路踏波走来的文教领军人物（包括流寓安岳者和任职安岳的名宦），历历可数的有杜甫、贾岛、陆游、多岳、彭乘、何援、文同、唐文若、何耆仲、陈抟、冯山、刘仪凤、秦九韶、杜孝严等，代表了唐宋文脉安岳的基因（尤其是宋代），开创了气象万千的时代格局。可以肯定地说，宋代文脉安岳登峰造极，是古代文脉安岳最为瑰丽的一篇“秋色赋”，一定意义上是学者陈寅恪关于“华夏民族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著名论断的一个注释。就文学影响而言，诗圣杜甫和贾岛均是唐诗中的旗帜。杜甫曾来安岳讲学，即“一时寄寓，千载留声”。为纪念杜甫，安岳建有“工部楼”，为安岳古代文脉地标之一，鲜为人知。从清乾隆《安岳县志·古迹》中的插图看，工部楼为重楼（今不存），比今成都杜甫草堂工部祠更雄伟壮观。杜甫在川渝两地遗址颇多，但均为祠堂，而独有安岳为“楼”，且具有规模大、称谓早的特点。清康熙《安岳县志·艺文》和乾隆《安岳县志·古迹》中，均辑录有《贾墓杜楼序铭》和《工部楼诗》。倘若安岳能修复工部楼，与成都杜甫草堂工部祠“一楼一祠”呼应，同其他杜甫纪念场所珠联璧合，再现“弦诵”不辍情景，让诗脉和远方并举，岂不美哉！贾岛曾在安岳任职司仓参军，写有《夏夜登南楼》《咏怀》等诗。为纪念诗人，后世建有“瘦诗亭”，留有《瘦诗亭铭》《瘦诗亭记》《瘦诗亭诗》。其遗迹和遗存，清乾隆《安岳县志·古迹》有详细记载。倘若安岳能修复“瘦诗亭”，以诗大观，如此诗意安岳岂不雅哉！陆游关乎安岳，串起文脉安岳之珠，除他有诗刻于安岳卧佛院南岩造像区岩壁（诗已不存）和为安岳主簿卢衷父跋《卢衷父绝句》之外，更在于他与安岳籍进士刘仪凤有特殊交谊。刘仪凤（1111—1176）字韶美，曾任兵部侍郎兼侍讲和集英殿修撰，与陆游（1125—1210）为同代诗人。他们互为知己和“生死相交”及“交亲”之谊的信息，囿于刘仪凤的诗文著述大都散佚，虽不得而知，但从陆游存诗里可以管中窥豹：一是所交至深（梦忆）——“死生契阔十年馀，欲话交情涕已濡”“我虽不足数，畴昔忝交亲”；二是相思至深（梦忆）——“韶美仙去三十年，一念及之常怅然”；三是视友人诗作至珍——“赠诗温其似玉璞”；四是时间跨度长达42年有余。有趣的是，陆游还写有他送“礼”（山家食品石芥）给刘仪凤和彼此之间比酒量的诗。就道教而言，陈抟堪称老庄之后的道教至尊，站位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高度。他虽举进士不第，但却被宋太宗赐号“希夷先生”“白云先生”，有“奇逸人中龙”和“图书之传，百世之师”之誉。他“集道德文章已系于一身”，算得上“东普西眉”符号中关于“东普”的强音符。宋初的多岳为一代名儒，是安岳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旗帜性的教育家，影响称得上文脉安岳深处的一个惊天春雷。他在安岳这方土地上“教授生徒”“门多名士”，培养出了安岳有史以来的第一位进士牟衮（安岳进士在隋唐无考），累官翰林学士。继牟衮登科进士之后，安岳进士顶戴接踵而至，构成了“进士文化”现象，他因此被尊为安岳“文翁”，与“公学始祖”的西汉循吏文翁相提并论。宋代时期的彭乘，既是四川的教育家，又是安岳人才的重要推手。《宋史·彭乘传》中有“聚书万余卷，皆手自刊校。蜀中所传书，多出于乘”的记载。彭乘在安岳修葺讲堂，兴学一方，守土一邑。正是其“兴学教之”，开创了安岳“士雅素而笃学”和“多贤之郡”的格局，使文脉安岳之树硕果累累，人才竞相埒西眉（今眉山）。宋代时期的文同，系苏轼“从表兄”，为苏轼“尤敬重之”。除擅长画竹，文同还是杰出教育家，有“汉文翁之后，以学名世”之誉。文同不仅在安岳“兴起文教，子惠穷民”，而且为“普州三亭”（今不存）赋诗，让后世感到诗人的心象风景。宋代安岳籍进士冯山，既是蜀中名诗人，又是安岳“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家。就诗而言，他擅长五言和七言诗，有《春秋通解》（10卷）、《安岳集》（12卷）等著述。《安岳集》冠以“安岳”名，系安岳历史上的第一种诗集，释放了悠长诗意和文脉馨香。他拓展了安岳“无倦于教育”的格局，让文脉安岳之花旖旎馨香。宋代安岳籍进士刘仪凤，集诗人、书法家、文章家、藏书家于一体，传入《宋史》。他所读（抄）史籍经典非常人所及，所著《奇堂集》在一定意义上影响了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在中国藏书史上，刘仪凤还是一位书痴、书癖、书狂。据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刘仪凤被贬谪还乡时，竟从京城载书籍三船，辗转运回桑梓安岳，以筑阁藏书，书香一方，施教一邑。此外，刘仪凤的“归蜀入峡尽藏书”，一定意义上影响了陆游“归越出峡尽藏书”。他们的入峡与出峡，皆以书贵，为藏书界和艺坛美谈一桩。书乃安岳文运昌隆、蔚起人文的种子，更是文脉安岳流淌的那条不朽江河……

汪毅

2022-11-18
萱草忘忧满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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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陈小芬■摄影：庄丽祥赖建明林小龙萱草虽微花，孤秀能自拔。亭亭乱叶中，一一劳心插。牵牛独何畏，诘曲自芽蘖。走寻荆与榛，如有夙昔约。南斋读书处，乱翠晓如泼。偏工贮秋雨，岁岁坏篱落。——《和子由记园中草木十一首》（其四）宋·苏轼初秋时节，天蓝风轻，青山如洗，花海泛金。在德化春美乡，田野间到处可见的黄花给宁静的村庄铺上了一层浪漫的色彩。在阳光映衬下，成片的黄花菜金灿灿的，一株株足有半人高，每根枝头长出细长的花骨朵，微风掠过，掀起一波波金浪。采摘的农户穿梭在黄绿相间的田野，巧手上下飞舞着，一朵朵“含苞待放”的黄花菜被摘下，不一会儿，围裙就装得满满当当。黄花菜是百合科、萱草属植物，又名萱草、忘忧草、萱草花等。萱草是我国的“母亲花”，诸多文人墨客以之为题，咏萱、赞萱，借以解忧、明志、思母、颂母。萱草有众多种类，而黄花菜是既可观赏又能食用的萱草。据说，大诗人苏轼品尝过黄花菜后留下了“莫道农家无宝玉，遍地黄花是金针”佳句。在《和子由记园中草木十一首》中，苏轼用“萱草虽微花，孤秀能自拔”赞美其虽然微小，却很秀丽，生命力强，挺立自拔的坚韧品格。听农户说，黄花菜是“懒汉庄稼”，不起眼的外表却“观为名花，食为佳肴，用为良药”，最美的观赏时间是每年的八九月。中医早将黄花菜列为重要药材，称其有利湿消肿、通络下乳之功效，花、茎、叶和根均可入药。

2022-09-09
读《古文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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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绍兴人吴楚材、吴调侯是叔侄，长期设馆授徒。《古文观止》是他们为学生编的教材，此书成为当时读书人的启蒙读物，自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问世以来，影响非常广泛，清代吴兴祚在其序言中称“以此正蒙养而裨后学”。辛亥革命以后仍有很多学校用它作国文教材。吴氏叔侄把选本定名为《古文观止》，虽说有点自夸之嫌，倒也没有言过其实。“观止”二字来源于《左传》的《季札观周乐》，有“无以复加”的意思，表示“文集所收录的文章代表文言文的最高水平”。《古文观止》选取了上起东周，下至明末中国散文中部分精品，大体反映了中国散文发展的轮廓。其中包括《左传》《国语》《公羊传》《礼记》《战国策》等多部典籍中的选文，还有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名家的佳作，这些文章的共同特点是语言精练、短小精悍、便于传颂。鲁迅先生说：“评选的本子，影响于后来的文章的力量是不小的，恐怕还远在名家的专集之上，我想，这许是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们也该留意的吧。”他又说“选本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不少人批评《古文观止》漏选了辞赋和记事散文中的很多名篇，其实，《古文观止》有自己的选文标准。首先，选本不选儒家经书、诸子散文、人物传记，这是古代选本的一个传统习惯。梁代的《昭明文选》就是这样做的。儒家经书是官方规定的必读书，没必要再编入，不过《古文观止》还是突破性地选了《左传》中的一些精彩段落。其次，诸子散文，是代表不同的哲学、政治观点的学术专著，离开了整体而选个别篇章，其实是与《古文观止》普及性入门读物的性质不适宜的。第三，《古文观止》没有选传记文，是为了适应科举时代的需要，因为那时应用最广泛的不是纯粹的记叙文，而是议论、抒情或夹叙夹议的文章。所以《古文观止》只选了《左传》《史记》中少量夹叙夹议的文章，情节曲折细腻的战争故事与人物传记都没选，而大量选择了古人的辞令和作者的论赞。第四，《古文观止》基本没有收入辞赋作品，是因为辞、赋不属散文，而属韵文，所以，只收了散文化了的《阿房宫赋》《秋声赋》《赤壁赋》，而未收《吊屈原赋》《登楼赋》等大赋。在这些标准之下，《古文观止》表现出了两方面的特色：一是突出一部作品或一位作家的代表其思想或艺术风格的篇章。如外资辞令《齐桓公伐楚盟屈完》《阴饴甥对秦伯》《烛之武退秦师》《齐国佐不辱命》等，或铺陈道理，中肯周到，或委婉曲折，变化多端。如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各有思想与艺术风格，韩愈文章气势磅礴，曲折自如，善于发不平之鸣，又善于在论说中插入对人情世态的典型刻画；柳宗元的文章能突破儒家思想的某些禁区，书写社会黑暗，同情人民生活，他常常在山水游记中寄托忧愤；欧阳修善于跌宕唱叹，一往情深，疏淡清新；王安石散文则以深刻见长，表现出政治家的锐利眼光；而三苏父子都善于纵横议论。二是对于同一体裁的作品，入选时注重表达角度不同，避免雷同单调。《古文观止》选书信十九篇：李斯的《谏逐客书》影响了重要决策；路温舒的《尚德缓刑书》发表了重要的政治主张；马援《戒兄子严敦书》写长辈对子弟的教育；司马迁《报任安书》写的是有才之士内心的不平。写法也各不相同：邹阳的《狱中上梁王书》反复引喻，不能自止，几乎可以听到蒙冤哭泣之声；柳宗元的《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险语惊人，独辟蹊径，用独特的议论开导友人，让人破涕为笑；李白的《与韩荆州书》：“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豪放倜傥，没有乞怜之态；韩愈的《应科目时与人书》，通篇用一个比喻，反复形容自己的才能与处境，恳求于人又自负甚高。和“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一个道理，“熟读古文两百篇，等闲可过文言关”。可这也是一句可怕的经验，当年“熟读并背诵全文”是让所有同学恨得咬碎了牙的课后作业。那时候，为了拿到文言文考试的十几分，身边摆了一本厚厚的古文词典，什么一词多义、古今异义、通假字、倒装句，一段百来字的文章被拆得七七八八，零零碎碎，现在想来实在是惨不忍睹。还记得当时硬着头皮一板一眼的背诵，一词一句的分析，有模有样。试卷发下来就运笔如飞，欣欣然地写什么仕途受挫、人生羁旅，感叹空有报国之才却不被赏识，人生应当及时行乐等等。现在想来竟然十分有趣，一群十几岁的半大孩童整天坐在教室里，握着笔咬着牙替千百年前的文人们操碎了心。陶渊明说“好读书，不求甚解”，倒不是说看书不必深究其意，而是当你的年龄、阅历、心境随着你的生活和成长到达某个阶段，面对这一段文字，你有时就可以穿越千年的时空和那些写下这些文字的古人们遥遥相望，因为你们的思想和心情在这一刻是相合的。这就是经典的力量，它可以跨越时光。但是，这个阶段自然也是没有那么容易达到的。（由本文作者播讲的有声版已在喜玛拉雅FM、多听FM和考拉FM上线，搜索“海西的读书手记”即可收听。或关注“海西的十点大理”微信公众号收听）

2017-06-23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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