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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总书记读苏东坡诗词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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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广泛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不能封闭僵化，更不能一切以外国的东西为圭臬，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临大事而不乱”“临利害之际不失故常”习近平在《从政杂谈》一文中引用“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引用《赤壁赋》中这一句话“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引用《晁错论》中这一句话“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引用《晁错论》中这一句话眉山，素有“千载诗书城”“人文第一州”的美誉。自古以来，眉山就孕奇蓄秀，名人辈出。天下好学之士多在眉州。其中，最著名的非苏东坡（苏轼）莫属。他一生著作颇丰，其诗词、文章主题涵盖广泛，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诗文最多的中国古代名人之一。6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眉山考察调研，专程来到三苏祠。让我们一起跟着习近平总书记，在诗词名作中读懂苏东坡。□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郭静雯成博“大诗人”苏轼：“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出生于眉州（今四川省眉山市）的苏轼，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从青年出蜀为官，到五十多岁谪居岭南，苏轼一生跌宕起伏，去过很多地方。北上开封、密州，东到杭州、湖州，南下惠州、儋州，最后病逝于常州，但他从未忘记自己的故乡。在苏轼《寄黎眉州》一诗中，故乡的记忆是“瓦屋寒堆春后雪，峨眉翠扫雨余天。”在《送表弟程六知楚州》一诗中，苏轼写下“我时与子皆儿童，狂走从人觅梨栗。健如黄犊不可恃，隙过白驹那暇惜”，回忆起童年时期的眉州风物。《馈岁》中，“亦欲举乡风，独唱无人和。”表达出了身在异乡的苏轼追忆故乡风俗之意。“故山松柏皆手种，行且拱矣归何时。”官场失意的苏轼，在《送安惇秀才失解西归》一诗中回忆故乡，找寻慰藉。最为著名的一首，便是苏轼所作的《水调歌头》。对故乡亲人的思念，让苏轼留下千古绝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作为一个四川人，苏轼也是“好吃嘴”。那时眉山盛产鲤、鲫，当地人尚食鱼脍。苏轼出于对故乡鱼脍的怀念，在外改良烹鱼的方法，自创出“东坡鱼”。他还用眉山炖膀的方法，做出了名声大噪的“东坡肉”，并赋诗一首《猪肉颂》，“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政治家”苏轼：“临利害之际不失故常”苏轼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诗人，但他还是一个全能型天才，被誉为“全才式的艺术巨匠”。在诗歌领域，他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在词作方面，他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同为豪放词派的开创者。在散文方面，他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宋代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在书法领域，他又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名列“北宋四大家”。此外，苏轼还通晓诗话、书法、音律，懂医药、水利、美食，并且在政治方面也有建树。苏轼进士出身，通过制科考试，历任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登闻鼓院、杭州通判等，最高曾做到礼部尚书。特别是苏轼的执政理念，在后世看来，也十分有启发性。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苏轼的诗文，其中不少与执政理念相关。早在上世纪90年代的《从政杂谈》一文中，习近平就引用了苏轼的名言“临大事而不乱”，“临利害之际不失故常”。以此强调“青年干部要不为一时议论所动，不为一时扬抑所惑”。2018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引用了苏轼在《赤壁赋》中的一句话——“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他说，“苏轼的这份情怀，正是今人所欠缺的，也是最为珍贵的。”同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引用苏轼在《晁错论》中的一句话，“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他勉励大学生“立鸿鹄志，做奋斗者。”“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苏轼在《晁错论》中写的这一句话，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不同场合多次引用。苏轼一生几番沉浮，他将达观舒意凝于纤毫笔端，把经略文采书于中华大地。在杭州，他修西湖建苏堤，造就了“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在密州，他抗旱灭蝗、厉行法治，发出了“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豪情；在徐州，他筑堤抗洪、开粮赈灾，留下了“筑堤防水，利在百世”的主张。“求学者”苏轼：“家世事酌古，百史手自斟”苏轼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都擅长于散文，共同书写了三苏文化的传奇。三苏文化，既是巴蜀人文的艺术结晶，也是中华文明的一座丰碑。在旧时的蒙学读物《三字经》中，曾有“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的记载，用以向小孩们阐明读书的重要性。苏老泉，即是苏轼、苏辙的父亲苏洵。苏洵到二十七岁时，方领悟到读书的重要性，从此发奋读书，终成一代大家。在这样一位父亲的濡染熏陶下，苏家也形成了求学上进的家风，苏轼在四十多岁时，听见儿子琅琅的读书声时，曾追忆起自己小时候与弟弟读书的情景，在《和陶郭主簿二首》中，写下“家世事酌古，百史手自斟。当年二老人，喜我作此音。”可见，天马行空的文学大家也曾一字一句地吟诵前代的典籍，从古人的智慧中不断汲取精神养料。苏母程氏也教子有方，她“养成数竿新生竹，直似儿孙”的教育理念，使苏轼少有大志。或许是受到父母的感染，苏轼与发妻王弗也十分恩爱。他对妻子的思念，让他写下“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千古悼亡词。而与亦师亦友、亦为知己的弟弟苏辙，在此长达二十余年未尝一日相舍的生活，更是成为他内心难忘的回忆。对朋友，苏轼也肝胆相照，互相勉励。在《送宋君用游辇下》一诗中，苏轼用“赖尔溪中物，虽困有远谋。不似沼沚间，四合狱万鲰。纵知有江湖，绵绵隔山丘。人生岂异此，穷达皆有由”，来鼓励将赴京师的朋友宋君用。其坦荡豪迈的气势，与其说是在鼓励朋友去开拓一片新天地，不如说是青年苏轼在苏洵与程夫人教导下，形成豁达、开阔胸襟的体现。往后的人生虽然历经起伏，但这种豁达的人生态度，苏轼至死未曾改变。

郭静雯成博

2022-06-10
千秋雪月共苏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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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山人,生于公元1040年,名天骥,字圣途，徐州人氏。他满腹才华却不愿做官，醉心于道家修身养性之术，隐居云龙山西麓黄茅冈，自号云龙山人，以躬耕自资，奉养父母。他养了两只鹤，早晨放出，傍晚招回。人们习惯称他为张山人。北宋熙宁十年（1077）四月，苏轼来徐州任知州，结识了张山人，不但和他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而且写出了千古传诵的《放鹤亭记》和《登云龙山》诗,以及若干首歌颂云龙山美丽风光的动人诗篇，为彰显徐州的历史文化增添了耀眼的光彩。苏轼任职徐州期间，和张山人交往的次数至少在十二次以上。今天，继续通过苏轼在徐州的诗作，感受他和张山人的友谊。（接22日晚报1版）四大约过了十来天，苏轼带领府衙的一群歌妓来访张山人，这是他和张山人的第四次交往。苏轼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习惯，他不论和什么人都能交上朋友，但和对方比较熟悉以后，他好设计一些小小的恶作剧捉弄对方，令其哭笑不得。他明知张山人不近女色，这一回他却带了一大帮歌妓去凑热闹。且看他写的《携妓乐游张山人园》：大杏金黄小麦熟，坠巢乳雀拳新竹。故将俗物恼幽人，细马红妆满山谷。提壶劝酒意虽重，杜鹃催归声更速。酒阑人散却关门，寂历斜阳挂梳木。“故将俗物恼幽人，细马红妆满山谷”，寥寥十四字把他导演的这场小小的恶作剧描绘得惟妙惟肖。“提壶劝酒意虽重，杜鹃催归声更速”，系双关语，“提壶”是一种鸟，发声如云“提壶芦”，“杜鹃”也是一种鸟，叫声似“不如归去”。这两句写得很巧妙，既表达了张山人欢迎他们来访热情招待的一番诚意，也暗示了张山人希望他们早点归去的真实心情。他们也很知趣，在酒醉饭饱之后，太阳还挂得老高的时候，就早早地打道回府了。值得注意的是，苏轼在诗句中有时用的是反语。“故将俗物恼幽人”，表面看是“恼”，实际上隐含了苏轼的一番善意。他率一帮红粉前来，既为歌妓们提供了一次出外游玩的机会，也为张山人创造了一次接近女色的环境，看看以此能否激起他成家的欲望。即使没有达到目的，反正他的心意已经尽到了。五苏轼和张山人的第五次交往是在这年的重阳节。八月十二日，苏轼率领徐州军民战胜特大洪水的纪念性建筑黄楼竣工，九月九日重阳节，苏轼在黄楼举行盛大的落成典礼。各方名士三十余人参加典礼，“诗人猛士杂龙虎，楚舞吴歌乱鹅鸭”，热烈而隆重的气氛难以言表。这一天，可以说是苏轼一生中过得最愉快、最繁忙、而又最风光的一个重阳节，也是他入仕以来过得最愉快、最繁忙、而又最风光的一天。张山人在苏轼的热情邀请下,很愉快地参加了这次盛大的庆祝活动。六苏轼和张山人的第六次交往是在九月十七日下午。苏轼最要好的朋友之一王巩从汴京（今河南开封）来到徐州参加黄楼落成典礼，现在已在徐州过了十来天了，即将要离开徐州。在离徐前夕，苏轼邀颜复和张山人陪同王巩一同游览云龙山。可能是张山人先下山来，和他们一同用餐，饭后由张山人领路，一同登山。苏轼本来酒量就不大，挚友来访，心情过分高兴，喝多了点。走到黄茅冈时，晕晕乎乎，只觉得满冈的石头就像群羊一样，实在支持不住了，只好躺在一块大石头上休息。从此，这块默默无闻的石头，经苏轼一躺，便名声大振，名列华夏六大醉石之一，后人名之曰“东坡石床”，成为一处有名的古迹。苏轼醒来以后，作了一首诗，题为《登云龙山》：醉中走上黄茅冈，满冈乱石如群羊。冈头醉倒石作床，仰看白云天茫茫。歌声落谷秋风长，路人举首东南望，拍手大笑使君狂。诗后有跋：“元丰元年九月十七日，张天骥、苏轼、颜复、王巩始登此山。”关于这首诗，起初，很多人误以为是苏轼喝酒喝糊涂了，本应是八句的诗他却只凑了七句。后来经方家指点，才知道原来这是一首每句押韵的柏梁体诗。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首诗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悉，成为一首家喻户晓的千古名作，成为一张宣传徐州和云龙山的响亮名片。七王巩九月十九日离开徐州。没过几天，杭州诗僧道潜从汴京徒步来到彭城拜访苏轼。道潜是北宋年间著名的诗僧，有“宋代第一诗僧”之誉。他原名昙潜，在杭州时苏轼给他改为道潜，说明他俩在杭州时已经相识，已经是很要好的朋友。九月末的一天下午，苏轼与舒教授、张山人一起陪同道潜游戏马台。苏轼兴致勃勃地写了《与舒教授、张山人、参寥师同游戏马台，书西轩壁，兼简颜长道二首》，现将第二首抄录如下：竹杖芒鞋取次行，下临官道见人情。天寒菽粟犹栖亩，日暮牛羊自入城。沽酒独教陶令醉，题诗谁似皎公清，更寻陋巷颜夫子，乞取微言继此声。舒教授名焕，当时任徐州教授，也是苏轼的好朋友。“沽酒独教陶令醉，题诗谁似皎公清”，陶令指陶潜（陶渊明），晋代庐山僧慧远与陶潜游，常沽酒饮之。皎公指唐代诗僧皎然。苏轼在此自比陶令，以张山人比慧远，以道潜比皎然。“更寻陋巷颜夫子，乞取微言继此声”，颜夫子指颜复（字长道），原任彭城令，现已去官，在彭城闲居，他也是苏轼的好朋友，此联有邀他写和诗的意思。这是苏轼和张山人的第七次交往。八第八次交往是在元丰元年（1078年）十月二十日左右一个月光明媚的夜晚,苏轼邀张山人陪同道潜乘月色放舟百步洪。百步洪是古代徐州著名的水上游览景点，游完后，苏轼兴味盎然，不仅在百步洪岸壁上挥笔写下“郡守苏轼、山人张天骥、诗僧道潜月中游”十六字题名，还写下千古名作《百步洪二首》。后来，十六字题名被制成刻石镶嵌在苏墨亭亭壁上，供游人学者鉴赏、临摹。《百步洪二首》更是备受历代名家的高度赞赏，成为古代描写百步洪这一壮丽景点的最光辉的篇章。（未完待续）谭敦容/文

2022-11-23
说不尽的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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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大宋“社交达人”，苏轼有着“咸酸杂众好”的广泛交友法则，书斋里、田埂边相遇，他都能攀谈一番。用苏轼自己的话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苏轼一人为一代文豪还不够，“苏门三学士”个个都有非凡人生，真是羡煞众人。也许正因如此，苏轼现今仍是高“曝光量”的文人大家，品读他人生、诗词的文章常见诸报端。与其“碎片化”了解苏轼，不如来一场更完整深入的阅读。《苏轼的朋友圈》（岳麓书社）、《眉州三苏：苏洵、苏轼与苏辙的人生故事》（四川人民出版社）等图书都通俗易懂讲述了苏轼的故事。　　知子而后善养　　苏洵和苏轼、苏辙并称“三苏”。三人在文坛并驾齐驱，可堪文友；生活中，苏洵既是二人的父亲，又是老师。亦师亦父亦友，这样的家庭生活于苏轼的成长可谓影响深远。《苏轼的朋友圈》在讲述苏轼的一生时，开篇即已“父母为师，学霸的成长密码”打开他的童年生活。　　大众熟知苏轼、苏辙之名，却未曾细想这名字的由来。《苏轼的朋友圈》记述苏洵有篇文章《名二子说》解释了取名由来。轼与辙皆与古代车架有关。轼是车厢前的横木，用作扶手，以防跌倒，后作装饰。人应像轼一样，虽不可或缺，但要适度掩饰。辙是行车道路上压出的痕迹。正常行驶时人们多会忽视辙，但如果车辆侧翻，也不会有人加罪于车辙。苏洵为儿子取名如此，并非心血来潮或卖弄学问，而是因为知子莫若父，他太了解两个儿子的脾气秉性，名字或寄托希望，或隐含告诫，均是有的放矢。　　我们常说“因材施教”，其实，这不仅是说学校教育，也包括家庭教育。家庭教育中不是开口闭口“别人家的孩子”，而是花更多时间了解自己家的孩子。若能为父母又为师友，则生活多一份乐趣。《眉州三苏：苏洵、苏轼与苏辙的人生故事》责编李淑云介绍说，该书是《百家讲坛》栏目主讲人郦波的新作，书中有一些值得关注的家庭教育趣事。比如，苏洵对孩子的心理拿捏相当到位，为了引起孩子的读书兴趣，他故意把好书“藏”起来，引得苏轼兄弟二人因为“猎奇”而偷来看；他还以经常和两个儿子一起搞同题作文比赛，亲自下场“参战”，以激发他们的写作欲，通过不同视角的探讨交流，共同提高写作水平。　　此外，苏洵的教育方法也相当科学。他不是每天耳提面命让儿子枯坐书斋、死记硬背、谋取功名，而是提倡学习和生活融为一体。他带两个儿子走遍名山大川，游玩时写诗作文、谈古论今，堪称深度游学。苏洵还经常与儿子一起探讨涉及国计民生、王朝的外交与边防，以及历史的经验与对照，以培养他们理性思辨的思维习惯。　　看完苏家的这些教育故事，家长们可以深刻体会到，与其耳提面命，不如共同成长。　　家庭富含爱的密码　　苏轼的人生跌宕起伏，足以构成荡气回肠的乐章。他的豁达与坚韧在当下依然被津津乐道，颇有“偶像”的意味。读者喜欢苏轼、爱读苏轼，《眉州三苏：苏洵、苏轼与苏辙的人生故事》则带领读者扩展阅读兴趣，将他还原到真实的家庭生活中，全方位讲述苏洵与苏轼、苏辙的父子关系，苏轼和苏辙的兄弟之情等，让读者体味苏家的家风家教。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是大众熟知的苏轼对兄弟情深的表达。《眉州三苏》以文章、史料为基础深入讲述了兄弟二人的故事。苏轼与苏辙自幼一起长大。如果说苏轼至今仍是个“万人迷”，那么他的第一个“迷弟”，就是弟弟苏辙。书中提到，苏辙曾在《次韵子瞻见寄》言“嗟我顽钝质，乃与公并生”，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自己如此“顽劣愚钝”之人，竟能成为如此杰出兄长的弟弟，真是一种莫大的幸运啊！苏辙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这一说法虽有自谦，却也透着深深的兄弟情义。　　说到苏轼绕不开“乌台诗案”以及苏辙作为哥哥坚强后盾的故事，《眉州三苏》中对此亦有记述与讲解，并佐以《宋史·苏辙传》的点评。或许正是带着家庭中爱的滋养、爱的密码，苏轼在历经波折的人生中仍可保持“有趣的灵魂”、坦诚率真的生活。　　《苏轼的朋友圈》在深入研究宋史、考察大量原始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将苏轼的人生图景铺展开来。书中以与苏辙的兄弟情深呈现“千里共婵娟”“乞纳官以赎兄身”等历史故事，并在这些故事中再现诗歌辞赋、画作史料等丰富的古代文化，带给读者别样的阅读体验。　　《苏轼的朋友圈》以历史记载呈现了苏洵、程夫人教导两个儿子的小故事，故事中的教育、引导都建立在浓浓的爱的基础上。比如，程夫人十分宽容。苏轼兄弟爱去市集上看热闹，爱到山野里踏青，程夫人从不禁止，她认为小孩子就应该保持自然烂漫的天性。在记述这些故事后，该书作者、文史作家郭瑞祥认为，苏轼的浪漫主义性格和文风既有祖父的影响，也缘于母亲的呵护。　　终身携带阅读基因　　“一门三苏惊天下”的文坛佳话至今为人所乐道。《苏轼的朋友圈》中提到，现代基因学告诉我们，苏家的家庭教育中也深深地刻上了阅读的基因，并由阅读展开各种人生教育。　　该书依据历史资料记载了很多苏洵与程夫人教导儿子读书的故事。比如，苏洵教学手段灵活，有意提高两个儿子联想和发散的思维能力，不仅在具体事情中激发他们的思考思辨，还会问他们古代有没有类似的说辞，引导他们拓展阅读。　　苏轼读书的故事中流传最广的是，读《后汉书·范滂传》时，读到范滂的故事以及他与母亲的诀别，苏轼问他的母亲程夫人，如果自己也想做范滂一样的人，母亲会不会支持？程夫人暗自赞许儿子对名声气节的理解，答道：“你能做范滂，难道我不能做范母吗？”程夫人认为，读书是为了更好地做人。她告诫苏轼兄弟，让他们读书，不仅仅是要一个书生的名头，而是希望他们在读书、读史中吸收丰富的人文思想，做对国家、社会有用的人。儿时的阅读故事，令苏轼终生难忘。几十年后在海南，当儿子苏过的琅琅读书声响起，他记起父亲督促自己读书的情形，提笔写下“当年二老人，喜我作此音”。读书家风可谓代代相传。　　《眉州三苏》则依据《宋史·苏轼传》《祭亡兄端明文》等提到，程夫人给苏轼讲《东汉史》时，苏轼10岁，8岁的苏辙也一起听。也就是说，程夫人对二苏的亲子阅读，至少是做到了苏轼10岁。而且这个亲子阅读还是高质量的阅读，不仅文本质量高、苏轼领悟能力高，而且程夫人品格高，这样母子心灵相通的亲子阅读，不是一日可达成，更对苏轼兄弟二人产生了深远影响。　　不论是《苏轼的朋友圈》还是《眉州三苏》，苏轼的成长故事、苏家的家风故事都有着古为今用的价值。《苏轼的朋友圈》写法通俗，但作者本着严谨的原则，以创新性的“朋友圈”视点，呈现出苏轼与家人、师友、知己、政敌、弟子等人的社会交往，让读者从中看到最接近历史真实的苏轼。《眉州三苏》不仅带读者走近那些不曾了解的三苏故事，而且仿佛打开苏家的大门，让读者看到家风家教的深远影响。

本报记者洪玉华

2023-11-24
农民专家把三苏文章变成白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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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东坡家族守墓40年农民专家把三苏文章变成白话文▲每一块碑，每一处景，每一个字，陶宗勤都能如数家珍。▲陶宗勤编著的《苏氏墓地史话》。眉山市东坡区富牛镇永光村，这里是苏氏墓地，当地人称为苏坟山。陶宗勤已在这里守护了40个年头。40年，他从风华正茂的年轻小伙，变成年过花甲的老人；从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变成小有名气的苏学“土专家”。苏学专家赖正和收他为徒，著名作家徐康为他的新书写序，文管所长变身“助理”为他打印材料。他还是“眉山好人”、“四川十大文物志愿者”……2月4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正式启动“寻路东坡——大型人文采访活动”，九路记者重走苏轼人生足迹，寻访北宋年间的明月清风与东坡故事，完整还原真实的、丰满的苏东坡一生。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庆王越欣陈光旭苏洵墓旁成长老祖母教他念碑文车出眉山城，沿岷江二桥向东再向北，行驶大约10分钟，便来到一片寂静的密林。这里松涛阵阵，蝉声鸣鸣。顺着一条蜿蜒的小径往下，便见一个写有“景行行止”的牌坊。牌坊左右两侧，分别是不同字体的两对楹联：百代文章惊广宇，四时香火慰老泉；诗如山文如水古今谁人匹，气似虹节似玉中外谁个同。穿过牌坊，几座硕大的坟墓映入眼帘，这便是苏洵家族墓地。人们把墓地所在的这片山称为苏坟山。苏坟山位于眉山市东坡区富牛镇永光村，与彭山区接壤。这里除了有苏洵及其夫人程氏、苏轼发妻王弗的墓地外，还有苏轼、苏辙的衣冠冢。陶宗勤的老家，就与这里相邻。他的记忆里，老祖母牵着他在墓地，指着碑文教他认字，告诉他：“这是我们眉山名人三苏的墓。”虽然成绩不错，考上了眉山一中，但由于历史原因，陶宗勤没读完初中就回家了。彼时，墓地也一度遭到破坏。“每每看到有牛在这里活动，吃草拉屎，我就去赶，然后把牛粪清理掉。”1984年，苏洵夫妇墓和苏轼夫人王弗的墓重修，并增修了苏轼、苏辙的衣冠墓，形成苏洵家族墓地。陶宗勤家的山地、果园就在墓地对面的山头上，早上出工或晚上收工时，他总会情不自禁多走几步，转到墓地去看看封土是否有垮塌，刚立的墓碑是否有损坏。如果墓地四周脏了，他就要去清扫一遍。三苏祠感念这个守墓人，开始给他发报酬。“最早是5块钱一个月。”2004年，东坡区文管所正式聘用陶宗勤为苏氏墓地兼职管理员，“现在800块一个月。”祭拜游人常发问他一边种田一边研究随着墓地旧貌换新颜，慕名而来朝拜、凭吊的游人一天天增多。“来的人多了，有时就问我这边的事，我就开始给他们讲。有时候讲着讲着，发现很多不懂，内心很惭愧。”“我看到好多人来这里祭拜三苏，外省、外国的都有，觉得很神奇。三苏父子究竟有啥令人着迷的？”陶宗勤说，为了解三苏、走近三苏，他开始勤奋学习。白天，他在田间干农活，晚上，就阅读《苏东坡传》。对每一块墓碑上的碑文，他努力学深、学透。遇上墓碑上风化的字或一些晦涩难懂的词语，他就翻字典、查资料。空闲时间，他则拜访苏坟山周围的村民，聆听他们讲述代代传下来的关于三苏的故事。陶宗勤说，由于自己学历有限，还是有很多问题靠自己解决不了。“我壮着胆子，去请教资深的苏学专家赖正和先生，没想到先生不仅悉心指导，还收我为徒。”2月2日，苏氏墓地里，王弗墓前，陶宗勤拿着一张纸说道：“你看这是江城子，苏东坡悼念王弗的，来祭拜的人很多，拿什么的都有。”墓碑上写着“宋赠通义郡君苏轼夫人王弗之墓”，有游客不解其意，陶宗勤便开始解释：“宋赠通义郡君，是王弗死后朝廷给她封的，有郡君，还有国君、府君、县君，代表不同的级别。”从老翁井经老翁亭到一个青石板铺成的平台，陶宗勤指着一侧的石碑说，上面的《老翁井铭和重修老翁井记》是著名书法家伍中一的书法。站在牌坊前，他又介绍，牌坊前面的楹联是眉山文化名人赖正和先生、徐康先生写的。牌坊背面的楹联是刘川眉、王晋川写的……每一块碑，每一处景，每一个字，陶宗勤如数家珍。“这块苏洵墓碑，是嘉庆五年立的，就是公元1800年。曾经一度被毁，被放进面厂当案板，1984年重修时又找回来了。”研究三苏40年他出书解读苏墓史话来墓地的人越来越多，陶宗勤深深觉得，这里碑文、铭记、楹联比比皆是，文字寓意高深，内涵极为深刻。“但很多游客都看不懂，我就在想能不能用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语言译读成白话文，再编辑成一本书给大家看。”陶宗勤说，“有了这个想法，却又很忐忑，我在心里问自己：你面对的是顶峰的文学大家，你敢在他们面前班门弄斧吗？”在犹豫之际，陶宗勤壮着胆子，把苏洵回乡安葬程夫人的《老翁井铭》译成白话文，送到了赖正和先生面前。老先生很支持他的想法，提供了相关资料，还鼓励陶宗勤放开写，不拘泥于一字一句，把译文写成大意，写得灵活生动一点。写作过程中，中国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作家、四川省作协名誉副主席徐康，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著名作家刘川眉，苏学专家熊朝东等为陶宗勤提供了资料，徐康还亲自为陶宗勤的新作《苏氏墓地史话》作序：“陶宗勤用大半生的经历投身于看护和管理苏氏墓地，并终于完成了该书。其情可感，其志可嘉。”在手稿完成后，东坡区文管所所长杨宇春变身陶宗勤的“助理”，将文字全部完成了电脑打印。2021年6月，由陶宗勤编著的《苏氏墓地史话》付印。苏洵第37代孙苏喜亮为该书题写书名。“很感谢这些老师，不嫌弃我是个农民。也要感谢三苏，因为给他们守墓，我才有机会不断学习，完成了出书的梦想。”陶宗勤说，“我虽然已经过了退休年龄，但为苏氏家族守墓，我感到很荣幸。我会一直坚持下去，直到干不动为止。”陶宗勤说。

李庆王越欣陈光旭

2023-02-09
忘却成都来十载，因君未免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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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江仙·送王缄》宋·苏轼忘却成都来十载，因君未免思量。凭将清泪洒江阳。故山知好在，孤客自悲凉。坐上别愁君未见，归来欲断无肠。殷勤且更尽离觞。此身如传舍，何处是吾乡。昨日，“我爱成都·成都诗词大会”大型城市公益活动进入了第四天，评选“最美成都诗词”子活动持续火爆，共有超过12万人参与投票。截至昨日17：00，暂时获得第一的是宋代四川大文豪苏轼所作的《临江仙·送王缄》，而诗圣杜甫继续“霸屏”，第二和第三的诗篇都和杜甫有关，分别是唐代诗人雍陶的《经杜甫旧宅》和杜甫的《蜀相》。除了投票持续火爆之外，一位80多岁的老读者还专门写来一首诗，盛赞“诗词大会开春花，成都处处尽朝晖。”暂时获得第一的《临江仙·送王缄》，是宋代大文豪苏轼所作，文中，苏轼对送别的惆怅、悼亡妻的悲伤、乡思的愁闷交织在一起。文中的王缄正是苏轼亡妻王弗的弟弟。苏轼担任钱塘太守时，王缄来看望他，正好是苏轼亡妻王弗逝世10年，看到妻弟，苏轼的悲伤涌上心头，这才有了这首词。中国苏轼研究会会长、四川大学文学院教授、著名苏学专家周裕锴表示，词的开头“忘却成都来十载，因君未免思量”中的“成都”，是泛指苏东坡的家乡四川，因为王弗和苏轼都是四川人，他思念两人婚后的生活。王弗和苏东坡都是眉州青神（今四川眉山市青神县）人，十六岁即与十九岁的苏轼成婚。可惜天命无常，治平二年五月（1065年）王弗卒，年方27。所余一子苏迈，年仅6岁。王弗聪明沉静，知书达理，刚嫁给苏轼时，未曾说自己读过书。婚后，每当苏轼读书时，她便陪伴在侧，终日不去；苏轼偶有遗忘，她便从旁提醒。苏轼问她其它书，她都说略微知道。王弗对苏轼关怀备至，二人情深意笃，恩爱有加。《东坡逸事》中有王弗幕后听言的故事，说苏轼和朋友会，王弗幕后听言，以品来人的心品，再诉之于东坡，以定往来之度，可见王弗人品之高尚。王弗在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卒于京师开封，葬于眉州东北彭山县安镇乡可龙里，距苏洵夫妇墓西北八步。苏轼兄弟曾在父母墓旁遍植松树，“老翁山下玉渊回，手植青松三万栽”。虽十年过去，他对王弗依旧一往情深，哀思深挚。苏轼在《亡妻王氏墓志铭》里说：“君与轼琴瑟相和仅十年有一。轼于君亡次年悲痛作铭，题曰‘亡妻王氏墓志铭’”于平静语气下，寓绝大沉痛。熙宁八年（1075），东坡来到密州，这一年正月二十日，他梦见爱妻王氏，便写下了那首传诵千古的悼亡词《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诗词中寻找历史上的成都不少人喜欢成都的美景和美食，这些美景和味蕾的享受其实也可以在吟诵了千百年的诗歌中寻到痕迹。唐代张籍看到“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李白登散花楼看到“金窗夹绣户，珠箔悬银钩”；陆游则有“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冯家吉也有“麻婆陈氏尚传名、豆腐烘来味最精”的麻辣鲜香。从诗文的角度去看成都，你会发现游走在哪里，都能和古人有灵犀相通之感，在晴空万里，抬头就能看到雪山时，杜甫的“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一下就从唐代冲到你的面前；“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假如是路过驷马桥，会记得唐人岑参写过“长桥题柱去，犹是未达时。及乘驷马车，却从桥上归。”，他似乎听到了司马相如“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汝下”的回音……“自古词人多入蜀”，以诗人杜甫、陆游、初唐四杰等为代表的文士们，也是“细雨骑驴入剑门”。诗圣杜甫曾流寓全国，陆游也曾在各地为官，最早为他们建祠并长期维护、敬祀不断的，只有四川，以至于成都的杜甫草堂以及其中的工部祠至今仍是全国纪念杜甫的中心。而崇州的陆游旧居以及其中的陆游祠乃是今天全国唯一的陆游纪念地。八旬读者为诗词大会写诗“美丽蓉城座平原，川西坝上芙蓉开。诗词大会推百首，诗意醉人动心魂。激情投奔诗词票，首首诗词美如画。赞美成都各抒情，诗人感情最最真。古诗根深蒂固传，杜甫草堂为最多。文人墨客挥豪笔，赞美绝句诗成堆。诗像珍珠多光彩，诗像鲜花多芬芳。诗词大会开春花，成都处处尽朝晖。”这是一位笔名叫天上星的读者给“成都诗词大会”写来的小诗。这位叫天上星的作者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她已经80岁了，从小就喜欢诗歌。在从成都商报看到成都诗词大会的报道后，感觉十分有意义，便提笔刷刷点点写下了这几句诗歌，以作纪念。她表示，历朝历代描写成都的诗词很多，精品不断，这些诗歌提升了成都的文化形象。“我眼不花耳不鸣，还会用微博微信发电子邮件。”这位老人家说，她还专门用手机给“十首最美成都诗词”投票，“我最喜欢的就是李白的《登锦城散花楼》，虽然当年的散花楼不在了，但这些美景却永远留在诗句中，让后人去回味。”成都商报记者邱峻峰成都诗词大会名家点评雷平阳（鲁迅文学奖得主、云南省作协副主席）最喜爱杜甫的诗歌，尤其是《客至》这些年，著名诗人雷平阳几乎包揽了鲁迅文学奖等中国所有的诗歌大奖。鲜为人知的是，写新诗的雷平阳也是一个古诗词爱好者。“从个人喜爱诗歌来说，我不喜欢大而不当的抒情，更推崇杜甫那样言之有物的诗歌。”昨日，谈到正在举办的“成都诗词大会”，雷平阳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成都举办“成都诗词大会”，不仅能让老百姓发现古诗词的美，也能发现这个城市的美。“学习古诗词，这是一种必然的生活态度。不论是央视举办的《中国诗词大会》，还是成都举办的诗词大会，能让大众读者重新认真地了解诗歌之美，接触诗歌的精神，这无疑是功德无量的事情。”雷平阳说，如此学习优美的古代诗词，当代诗人更有责任在学习古诗之后产生新的优秀诗歌。“单就古诗词而言，我最推崇的就是杜甫诗歌。曾经初学写诗，我甚至手抄了大量的杜甫诗篇，包括杜甫在成都时期创作的200多首诗歌。为什么杜甫的诗歌流传千年依然脍炙人口？简单地说，杜甫的诗歌及物。比如他在草堂茅屋创作的大量涉及花、鸭、鸥等实物的诗篇，不仅仅有生活情趣，而且言之有物，有感而发，激荡人心。我最喜爱杜甫的《客至》：‘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虽然杜甫写的是成都的一个局部，或者一个细节，但可以说是客观现实与诗人共同完成了一首诗歌创作。我特别喜欢杜甫写的那些表现草堂周边农家生活的诗篇，因为它们特别有生命力。”雷平阳告诉成都商报记者，除了《客至》，他还喜爱杜甫的《水槛遣心》二首（其一）：“去郭轩楹敞，无村眺望赊。澄江平少岸，幽树晚多花。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城中十万户，此地两三家。”在雷平阳看来，杜甫写自己从浣花溪的草堂到城区路途中所见到的景物，这样的古诗词才真正彰显了成都的魅力。成都商报记者邱峻峰成都诗词大会明星推荐王铮亮（川籍著名音乐人、《时间都去哪儿了》演唱者）第一反应，肯定是《春夜喜雨》王铮亮最近的“时间”都到音乐剧《阿尔兹记忆的爱情》中去了，这部由韩红出品的音乐剧，不仅由王铮亮、谭维维、郁可唯、吉杰等川籍歌手担纲主演，还有金志文、黄绮珊等实力唱将鼎力加盟。虽然远在北京排练音乐剧，王铮亮非常清楚“成都诗词大会”的盛况，因为他不少亲朋好友都在关注这件事。“肯定是《春夜喜雨》，这首诗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问他选择哪一首最能代表成都的古诗词，“春夜喜雨”脱口而出。“诗写得很巴适，描写了杜甫在草堂居住时的光景。你晓得成都的春天都非常短暂，在这样美丽的春天经过雨水冲洗，空气特别清新，最适合一家人出外踏青了。”作为土生土长的成都人，王铮亮回忆儿童时代读到这首诗，只是单纯觉得很美。“后来，随着年龄的增大，知道这是描写家乡的美丽，就更加自豪。尤其是每次读到‘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时，都会将声调提高八度。”在王铮亮看来，整首作品的意境非常淡雅，诗境与画境浑然一体，是一首传神入化、别具风韵的咏雨诗。众所周知，王铮亮凭借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被大家所熟悉、热爱。作为一名唱作歌手，有没有想过将如此优美的古诗词谱上曲演唱出来？“不瞒你说，我还是有过这样的想法。因为描写成都的古诗词太多，《春夜喜雨》《绝句》《荆门浮舟望蜀江》《蜀相》《登锦城散花楼》都是非常棒的作品。但古诗词自带韵味，很难用歌曲的方式去演唱。我总是担心自己谱出来的曲，会影响这首诗词本来的韵味。所以现在还在摸索当中，希望能够创作出展现咱们成都美好一面的歌曲。”成都商报记者任宏伟十大最美成都诗词排名排名票数诗词名称作者122923【临江仙·送王缄】宋·苏轼222084【经杜甫旧宅】唐·雍陶321607【蜀相】唐·杜甫420939【咏法藏寺】清·李调元520466【春夜喜雨】唐·杜甫620371【万里桥】唐·岑参719909【荆门浮舟望蜀江】唐·李白819817【梅花绝句】宋·陆游919695【绝句】唐·杜甫1019646【登楼】唐·杜甫（截至昨日17：00得票排名）100首成都最美诗词出炉请你为最爱的十首诗投票投票时间：2月27日—3月5日三种投票方式：关注“成都商报”官方微信，在子菜单“诗词大会”栏目中投票，每位微信用户每日可投10首，只要投满10首，就有机会获得“成都商报”官方微信送出的现金红包。每天上万元红包送出，快来抢！进入成都商报官方微博，在置顶的微博中点开链接投票。进入成都商报客户端“活动广场”，在“我爱成都·成都诗词大会”专栏中投票。

2017-03-03
被贬后改叫东坡佳作都是这时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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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57年，北宋嘉佑二年，被誉为中国科举史上最闪耀的一年，大量的天才和人才，以及挑选出这些人才和天才的人都在这一时刻闪耀，影响之后的千年，并使得中国成为整个东亚的圣地。那年，欧阳修受命“知贡举”(科考主考官)，他一改“险、涩、奇、怪”的太学体，所取文章全部是“言以载物，文以饰言”的古文体。他遴选出的进士们，其中多位成为对中华文明产生难以估量影响的重量级人物，这些人包括苏轼、苏辙、张载、程颢、程颐、曾巩、曾布、吕惠卿、章惇、王韶等，即唐宋八大家中的苏轼、苏辙、曾巩，北宋五子中的程颢、程颐和张载。这次考试，不仅改变了科举的文风，还改变了整个宋代的文风，奠定了整个宋代乃至元、明、清各代文学发展的基础。著名学者刘墨在《苏东坡的朋友圈》一书中，围绕着苏东坡记述了那个群星闪耀的时代。苏东坡朋友圈有1300多人苏东坡从1101年离世到现在有900多年，从时间上他属于很遥远的过去。但他似乎仍然生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能抓到我们内心最本质的东西。最能打动我们的正是这一点。刘墨表示，在书写苏东坡的过程中很多的学者是把对苏东坡当成了一个对象在研究，但是他就想要和苏东坡做一种隔着时空的“对话”，是一种交流，是现代的生命和过去生命的交融。在刘墨的笔下，苏东坡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是一个会牙疼、患肩周炎、有肠胃疾病、眼睛出问题、会生病、会寂寞、会焦虑、也会进退失据的一个人。而从朋友交往中提炼出来的“苏东坡”显然就变得活生生。“他不是一个‘标本’，他是一个和我们生活相渗透的一个对象。这是我写作过程中着力比较多的。”在刘墨的心中，孔子、老子、庄子他们太高，凡人够不到；陶渊明、竹林七贤、李白、杜甫他们的生活因离我们远而太不具体，没法“现实化”，他们的放浪形骸或者穷困潦倒，是我们无法忍受的。但苏东坡是非常具体的，具体到哪年哪月哪日，吃什么，高兴，不高兴，我们都知道，这是其他古人比不了的，他的诗文，他的故事，他的茶、酒、饮食这些方面直接与现实产生的关系。“当外在现实压迫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否有能力撑起我们内在的空间？当外在的空间把人压迫到无法呼吸，我们是否还有内在的空间很久远、很宽阔？这是他对我们的启示。”刘墨说，“这是特别重要的，也是很多当代人没有的，我们可能拥有他没有拥有过的一切——飞机、网络、名牌、全世界旅游……但我们是否考虑过，我们也没有他拥有的一切：豁达、天真、浪漫、从容、宽容、乐观……这才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根据刘墨的不完全统计，苏东坡的朋友圈有名有姓有史可查的约有1300多人，其中有长辈、同辈、晚辈、上级、下级、皇亲国戚、贩夫走卒、恩人、仇人……他的朋友圈是非常大的。刘墨最得意的一个比喻是把苏东坡比作钻石，“只要你稍微转动一下角度，他就有不同的光彩，在历史人物中，大概只有苏东坡才有这样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光彩：哲学、史学、文学，然后，吃、住、行，更重要的是他有现代思想：民本、人文、独立、自由，他都具备。”质的变化从苏轼变成“苏东坡”刘墨认为1079年的“乌台诗案”是苏轼创作生涯和人生的重大转变的时机。那年苏东坡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被抓，1080年的正月初一，苏东坡被贬到黄州——他此时还不叫苏东坡，仍然是苏轼。1082年，他的朋友替他要了一块旧营地，在黄州城的东边，大概50亩地，苏轼改号“东坡居士”——这个时候，意味着“苏轼”已经变成了“苏东坡”。这个变化意味着他从一个“臣子”变成了一个“人”，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转变：从臣子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时候，考虑的是社会、政治、制度问题；而当他觉得这一切不需要他的时候，他就变成了一个人，开始思考自己是谁。46岁后，苏轼变成苏东坡，他最好的文章都是这时写出来的，《前后赤壁赋》、《承天寺寻张怀民》，而且，因为他被贬到黄州羞于见人，白天睡大觉，晚上才去出游，等整个黄州城安静下来，他要么和朋友，要么和儿子出去，他最后的文章都是晚上写出来的。被贬黄州让苏东坡有了生命的觉悟，这不仅仅是他自己的觉悟，也可以看作是中国文人集体的觉悟——从庄子、陶渊明、竹林七贤、白居易之后的一个重大的觉悟，这个觉悟就是当你和现实的关系被无限制的扭曲之后，你怎么样拥有一个正常的心态，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个名号的改变，有些像姓名学一样，一个新的名字，仿佛获得了新生，外在的苏轼变成了内在的苏东坡。文坛盟主造就群星闪耀从唐到宋，对苏东坡影响大的人很多，但如果缩小范围，当然是欧阳修。欧阳修是当时无可争议的文坛盟主，他的成就非常全面，除了诗、文、词之外，还有他的史学造诣，《新唐史》《新五代史》扭转了一个时代的风气。在欧阳修时代，文人的价值观发生了重大的转折，所以1057年的那场考试搜罗了当年最有能力的一批人，可以说北宋那些年厉害的人物几乎都是他的学生，这非常了不起。嘉佑二年（1057）的科举考试，没有欧阳修的话，就不会有苏东坡。在他之前是张方平发现了苏东坡父子三个人，没有他的发现，三苏也许就闷在四川出不来了。1057年那年的科举，是中国科举史上最牛的一年。这一榜，有388人，进入《宋史》的有24人，包括章衡、曾巩、曾布、林希、朱光庭、张璪、章惇、吕惠卿、晁端彦等。在苏东坡那个时代，每个人都是厉害的，许多人并不在苏东坡之下。刘墨举例说，你不可以用对苏东坡的好坏论定一个人的好坏。沈括是苏东坡的小人，但是他在世界科学史上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了不起的人物。从政治看，王安石是激进主义，司马光是保守主义，苏东坡是自由主义，这从他们的言论中也可以看出来。章惇在苏东坡入狱时极力相助，但是后来做了宰相之后，对苏轼兄弟又是落井下石，苏东坡现存《归安丘园帖》，就是写给章惇的。辽沈晚报记者刘臣君

2020-12-15
王安石与苏东坡的恩怨人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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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苏轼从陕西凤翔回到朝廷那年,其妻王弗病逝,第二年,其父苏洵又去世；等他扶送父亲和妻子灵柩回四川眉山安葬,并为其父守孝三年之后,回到朝廷已是熙宁二年,王安石领导的变法运动正轰轰烈烈地展开。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王安石变法”成功,中国的发展将提前进入快车道。他那“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才,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和“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的经济思想,已经接近现代经济学原理,然而,历史的悲剧在于,当时几乎所有上层士大夫都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变法派领袖王安石与反对派领袖司马光都是意志坚定、毫不妥协的政治家。反对派给王安石扣了三顶“政治帽子”: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在儒学传统中是非常大逆不道的；然而,王安石却针锋相对地认领了这三顶“政治帽子”,以坚如磐石的“三不足”精神推行对帝国的改革。林语堂有句话说得很到位:苏东坡是政治上永远的反对派。用苏东坡的“红颜知己”王朝云的话来说,他是“满肚子不合时宜”。王安石于熙宁二年二月全面推行变法,苏轼于同年五月就作《议学校贡举状》进行反对；熙宁四年二月,又作洋洋万言的《上神宗皇帝书》,主张“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苏轼的正面主张属于老生常谈,但其总结历史、分析时事却纵横捭阖、雄辩滔滔。——钱穆先生就指出过这一点:苏东坡的建设性意见几无可取,但他的批判性语言却才华横溢,非常富有感染力。宋神宗的改革决心都几为苏轼的笔头所动摇。然而,此时王安石仍能忍耐苏轼。支持改革的御史谢景温曾风闻举报苏轼葬父途中贩运国家专营商品,按照人治社会的潜规则,王安石想趁此拿下反对派急先锋也在政治情理中,司马光也对王安石搞过几次“政治小动作”,然而在查无实据之后,王安石却没有动苏轼一根汗毛。直到苏轼做主考官,出题影射王安石利用宋神宗的信任独断朝纲,越过了政治争论,属于离间君臣的“政治阴招”了,王安石才下决心把这面反变法旗帜罢出朝廷。熙宁四年四月苏轼是开封府推官,被贬为杭州通判,相当于副市长,在行政上是平级的。此后,王安石执政期间,熙宁七年苏轼还升任密州知州,熙宁九年又迁徐州知州。从在密州所写《江城子·密州出猎》中的“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来看,这个时期,苏轼仍然充满政治激情。六到熙宁九年,王安石前后八年两度为相,他以其政治家的智慧和毅力,挺立在朝廷惊涛骇浪的风口浪间,顽强推行自己富国强兵的宏伟改革,直到耗尽最后一滴心血,才激流勇退,归隐钟山。熙宁九年十月,王安石手扶爱子的灵柩,与老妻吴氏一起退隐到钟山白塘。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王安石在《泊船瓜洲》中所写的愿望终于实现,他与明月一起回到了钟山。他像当年设计北宋帝国一样设计自己的园林:几间与山野农舍相似的房屋十分简陋,据《续建康志》记载,也就“仅蔽风雨”而已,而且开放得连一道围墙都没有,有人出于安全考虑,劝他还是筑一道围墙,王安石没有采纳；王安石以“唐宋八大家”的书生情怀,把园林修建得充满“寻山问水”的文人之美——他担土为丘,凿地为池,还种植了三百多株能够迅速成林的楝树,中间杂以山桃溪杏……多年积水为患的卑下之地,王安石因势利导引水为渠,使之与江宁河相通,他每去江宁,便可雇乘民间小船泛水而至。从白塘到江宁东城,与从白塘到钟山距离相等,都是七里,所以王安石把自己的园林称为“半山园”。王安石辞相退隐时,宋神宗为了使他晚年能过一份富贵日子,让他以“使相”之名兼任江宁知府,然而,王安石在“半山园”安顿下来之后,马上就辞去了“使相”之名与江宁知府,完全“裸退”下来。辞别京城时,宋神宗曾经送给王安石一匹好马充当脚力,回江宁后,王安石又买了一头驴。王安石游山玩水总是或骑马或骑驴,从不坐轿；有人向他建议,年纪大了应该坐轿,骑马骑驴不安全,王安石却说坐轿子是拿人当牲口,不习惯。元丰初年,王安石的马不幸死了,他便专门骑驴,还雇了一位老兵给他牵驴。有一次,《清虚杂著》作者王定国恰巧碰见王安石骑驴而出,便上前问他准备去哪里,王安石回答:“如果牵驴的老兵在前,就随老兵牵到哪里算哪里,如果牵驴的老兵在后,那么就由驴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另外的情形是:王安石想走则走,想停则停,或者坐卧于松石之上,或者到山间农家访问,或者去南边的定林寺读书写作。王安石的口袋里经常带着书,他或者在驴背上背诵,或者在驴背下浏览。他口袋里还装着十多个烧饼,如果走饿了,便找个地方坐下来,王安石吃烧饼,然后老兵吃烧饼,再然后是驴吃烧饼。有一年盛夏,王安石在钟山骑着黑驴漫游,提刑李茂直前往山中候见,正好与王安石在山野小路上相遇。王安石从驴背上下来,与李茂直在路边坐着聊了很久。李茂直命手下人张伞遮阳,夕阳西下时,见有阳光漏在王安石身上,李茂直又命手下人“移伞就相公”,王安石却笑着摆手:“不必移伞,他日我若转世做牛,还需一缕阳光伴我耕田呢。”七就在王安石辞相归隐的第四年,也就是元丰二年三月,苏轼从徐州移知湖州,这位永远的政治反对派又在《湖州谢上表》中给自己找来政治麻烦。苏轼在自己的诗文中对朝廷政治一直不断评论。他在杭州当通判时,后来被李约瑟誉为中国最伟大科学家的沈括,作为钦差大臣到杭州检查农田水利建设,就曾在“与轼论旧”中抄走许多苏轼诗文,回朝后又把他认为有“政治问题”的诗文笺注呈报宋神宗。这次在《湖州谢上表》中,苏轼又习惯性地发了几句牢骚:“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这里的“新进”和“生事”两词是有明确政治背景的: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曾给王安石写过三封信,指责王安石变法是“生事”；苏东坡在《上神宗皇帝书》中又把朝廷提拔的年轻变法官员称为“新进”。此时苏轼已继欧阳修成为文坛领袖,他的《湖州谢上表》按惯例在朝廷邸报上发表后,那些正在朝廷上“生事”的“新进”们顿时成为天下士大夫的笑柄。于是,李定、舒亶、何正臣等变法派“新进”官员轮番上表弹劾苏轼,给他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等政治帽子。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宋神宗不得不派人把苏轼从湖州抓进御史台监狱。因汉代御史台官署内曾遍植柏树,树上常有数百只乌鸦筑巢,所以后人便把御史台称为“乌台”,苏轼此案也因之被称为“乌台诗案”。李定等“新进”还鼓动和挟持时任宰相王珪,全力以赴地想置苏轼于死地。苏轼在“乌台诗案”中曾经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一次是被从湖州逮捕进京,在太湖上差点自杀；一次是在监狱中,与儿子苏迈约定送饭暗号,如果送鱼便是死刑信号,结果苏迈因银钱用完出京筹措,托朋友为苏轼送饭,不知暗号的朋友送了一盘熏鱼,害得苏轼给其弟留下两首诀别诗。在整个“乌台诗案”过程中,苏轼所属反对派政治大佬司马光等人都鸦雀无声。据史料记载,只有三人挺身而出救苏轼,一位是其弟苏辙,愿把自己的官职捐出来为兄赎罪,另外两位却都是苏轼的政敌:一位是他一生的“冤家朋友”章惇,另一位便是王安石。王安石虽然退隐了,但宋神宗给了他特殊奏事权,王安石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一特权,包括他的亲兄弟王安礼遭遇政治困厄,他也不曾向宋神宗言说半句。虽然李定和舒亶都是王安石一手提拔的改革派官员,但王安石非常反感这种“因言获罪”的政治斗争手法。苏轼虽然恃才自傲,但操守严明,光明磊落,是个君子。“岂有盛世杀才士乎?”据史料和宋人笔记记载,“乌台诗案,上以公疏入方决”。于是,宋神宗按照政治形势和惯例,把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八“黄州四年”后,苏东坡来到江宁。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王安石和苏东坡相聚江宁时,他们的生命都已流过“政治三峡”,显示出李白在《渡荆门送别》中所感受到的那种自由壮阔的气象与境界。王安石和苏东坡在钟山游山玩水、谈诗论佛将近一月。他们都出入自如,进退美丽,其精神姿态与风流人品,体现了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辉煌高度——两位伟人在钟山相处的日子,应该说代表了西哲海德格尔所向往的那种“诗意的栖居”。苏东坡还在黄州时,王安石就通过江宁知府王胜之关注其诗文写作,每有佳作传来,王安石都欣喜不已；苏东坡游览钟山所写“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也受到王安石“和诗”称道。“万绿丛中一点红,动人春色不须多。”正如诗句透露,王安石在文学上也非常自信,文学史也证明了其文入“唐宋八大家”,诗开江西派先河,然而,他却能以祖国山河一样的胸襟赞美苏东坡的文学才华,称“更不知几百年方能出此一个”。王安石的“半山园”以北不远处,有一个土骨堆,相传是东晋谢安的故宅遗址,一直被人称作“谢公墩”。王安石经常在土骨堆上流连忘返,摩挲生满苍苔和野草的“谢公墩”。当王安石带苏东坡游览“谢公墩”时,他们一定会想象着七百多年前谢安与王羲之在此登临远眺、极目长江的情景。——此时他们也可能想起《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句子: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历经无数政治惊涛骇浪的王安石,深知苏东坡的性格不适宜官场,他以肺腑之言劝苏东坡求田问舍,远离政治。苏东坡在黄州时就曾产生过归隐念头,在致王安石书信和致自己好友《滕达道书》中,苏东坡都谈起过曾想买田江宁,相伴荆公终老钟山之下；最后未能如愿,苏东坡又想过江在仪征置业,与荆公互相扁舟往来。离开江宁四个月后,苏东坡又作《次荆公韵四绝》,其三如下——骑驴渺渺入荒坡,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这是苏东坡历经仕途坎坷之后对王安石所说的由衷之言。这次钟山相会,正值王安石大病方愈,所以,四十八岁的苏东坡,在诗中真诚流露出对六十四岁的王安石这位孤独和老病前辈的同情与感伤。应该正是钟山相会,苏东坡才对王安石有了完整的理解,从而成为王安石的精神知音。这次钟山相会之后不到两年,三十六岁的宋神宗英年早逝,十岁太子继位,反对变法的宣仁太后垂帘听政,改年号“元祐”,起用司马光为相尽废王安石新法。然而,当废到“免役法”时,已回朝廷任中书舍人的苏东坡表示坚决反对,他对王安石变法有了新的认识,只是司马光一意孤行,气得苏东坡回到家中直骂“司马牛、司马牛”。朝廷政局发生了戏剧性转变,政治生态全面恶化,“元祐党人”把朝廷上的“元丰党人”全面贬谪下去,而且包括重启远谪“瘴厉之地”岭南。然而,王安石去世后,苏东坡替小皇帝宋哲宗撰写《王安石赠太傅》“制词”,除去可以理解的原因回避具体政治评价外,按宋史权威邓广铭先生的说法,苏东坡这篇“制词”,至今仍是历史上最能理解王安石思接千载、智冠古今的宏大精神境界的文章——朕式观古初,灼见天命: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纬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屣如遗。屡争席于渔樵,不乱群于麋鹿。进退之美,雍容可观。这是这次“王苏相会”的伟大意义。然而,历史就是这样幽默:《宋史·苏轼传》对此一笔带过,后世儒家因不赞成王安石变法而熟视无睹,加之通俗大师冯梦龙、蔡东藩等扭曲王安石形象,直至现代仍有林语堂先生这种超级“苏粉”,在他那部妙趣横生的《苏东坡传》中,公然“替苏东坡不喜欢王安石”……(文/罗强烈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6-09-14
慧日寺与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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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玉川庐山是佛教胜地，大小寺庙难以记数。“庐阜招提三百所”“僧屋五百住庐峰”，著名寺院北有东林、西林、大林“三大名寺”，南有圆通、归宗、秀峰、万杉、栖贤“五大丛林”。山东部南北之间有一座慧日寺，也曾是“山南巨刹”，虽算不上闻名遐迩，但因苏东坡（1037年—1101年）在寺里写下了一篇《跋太虚辩才庐山题名》，从而留名史册。那是1084年（元丰七年）的农历五月十九，这一天庐山大雨滂沱，苏东坡在寺中为秦观和太虚所题庐山诗文写下一篇147个字的短跋，送给一路陪同他的诗僧参寥。苏东坡大名鼎鼎，跋中提到的几位，也非等闲之辈：秦观（太虚）是大词人；参寥即道潛，著名诗僧；辩才和大觉怀琏均为佛界高僧。苏跋全文如下：某与大觉禅师别十九年矣。禅师脱屣海上，谓不复见记乃尔，拳拳耶！抚卷太息，欲一见之，恐不可得。会与参寥师自庐山之阳并出而东，所至皆禅师旧跡，山中人多能言之者。乃复书太虚与辩才题名之后，以遗参寥。太虚今年三十六，参寥四十二，某四十九，辩才七十四，禅师七十六矣。此五人者，当复相从乎？生者可以一笑，死者可以一叹也。元丰七年五月十九日慧日院大雨中书。农历五月十九日为端午节后不久，跋最后“慧日院大雨中书”寥寥数字，让人立即有了一种亲临寺院的现场感：元丰七年初夏，慧日寺迎来了苏东坡一行，这位聚诗、文、书、画于一身的文化大家，在寺院众僧的围观中，于哗哗雨声里从容蘸墨挥毫，写下了这篇千古跋文。跋虽短，却满含苏轼与朋友间的深厚情谊，还不经意地给后世留下了五个人准确的出生年代——这是常令历史学家们困惑和苦恼的问题。五人中秦观最少，参寥次之，苏东坡第三，辩才居四，大觉怀琏最年长。秦观（1049~1100年），字少游，一字太虚，江苏高邮人，北宋婉约派一代词宗，与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合称“苏门四学士”。其词作《踏莎行·郴州旅舍》最为人传诵。1996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吴宗慈《庐山志》注释（下册第36页）却把秦观说成是“江西人，工绘墨竹，画有禅意”，注释将秦太虚说成彼太虚，是不应有的硬伤。参寥（1043~1106年），法号道潜，浙江临安人，与稍后的释惠洪被人称为宋代诗僧双星，代表禅家云门、临济二宗繁盛时的文学高峰。参寥与苏轼亦诗亦友，与秦观也是诗友。苏轼被贬，他千里赴黄州看望。苏从黄州调汝州，参寥又一路陪同经浔阳访庐山，继而赴筠州（江西高安）看望苏弟苏辙，再返庐山、入浔阳分别。此后参寥隐居庐山数年。这次慧日寺之聚，当为参寥陪苏东坡从高安访弟返回，再游庐山时入住慧日寺。辩才（1011~1091年），佛教天台宗高僧，法号元净，也是浙江临安人。辩才亦是诗文高手，他与苏轼兄弟、秦观、参寥等交游，相互诗文唱和。为了纪念他，南宋时人们曾在杭州建“三贤祠”，供奉辩才、苏轼、赵拚（音pàn，北宋名臣）三人。明朝时则有“五贤祠”，供奉有辩才、苏轼兄弟、秦观、参寥、赵拚、胡则（著名清官）“五贤二开士”像。大觉怀琏（1009~1091年），北宋禅宗云门宗泐潭（音lètán、江西高安）怀澄弟子，文偃四世孙。俗姓陈，福建漳州龙溪人。少年出家，游庐山，被圆通寺居讷禅师赏识，任记室。皇佑元年（1049年），敕命居讷住持京城净因禅院，居讷举荐怀琏以代。居讷慧眼识才，大觉怀琏因此获得开堂讲法的机缘，禅宗从此开始行于京城，改变了此前京城诸寺只重唯识宗与律宗的局面。怀琏在仁宗皇帝面前“奏对称旨”，深受仁宗器重，并特赐“大觉禅师”封号，“一时显宦名流，争与之交”。云门宗理念也得以在京师所在的北方流行，获得士大夫们的合力支持，大觉禅师以一己之力达到弘法之目的。苏轼父子在京城就与怀琏有方外之交，且关系密切。据说参寥师从怀琏，也是苏轼介绍。怀琏与辩才二位高僧同于1091年圆寂（一为正月，一为九月），苏轼为他们都写有悼念之文。“地以人传”，慧日寺也因这些文化名家和高僧大德的留迹而生辉。“所至皆禅师旧跡，山中人多能言之者”。从苏东坡的跋文中，可知当年大觉怀琏禅师在庐山僧、俗中的影响。慧日寺又称慧日院，位于庐山东麓，地处古代江州府与南康军（府）交界处，属星子县（今庐山市）地界，旧时星子至九江古驿道从寺东经过。陈舜俞《庐山记》云：唐干宁中，僧如义始结庵舍。吴太和中，僧惠从乃大构禅刹。时杨澈刺江州，颇捐信施。吴宗慈《庐山志》（223页）称：慧日寺，慧日禅院在官道西，下官道，傍涧而行，两山挟涧重复者五里，旧名仙居洞。明天顺间，僧惠广重建，清咸丰间毁，八年（1858年），僧慧通修复。由山口入，蹊径纡回，经三石梁始至寺，周围皆有峰嶂围绕，地甚幽邃。昔为山南巨刹，今殿宇颓圮，夷为黄龙寺子孙静室矣。作为宋、明时的大寺院，慧日寺也曾高僧辈出，最有名的为临济宗南岳十二世法嗣文雅禅师和十三世法嗣明禅师。《五灯会元》记载有这二位高僧的公案故事，文雅禅师还著有传世之作《禅本草》。据冯晓晖先生考证：“如法炮制”这一成语出处就是文雅禅师的《禅本草》……1933年九（江）星（子）公路修通之前，慧日寺东的积余桥是两地来往的必经之地，设有积余桥市。作为两府两县的交界处，“边贸”繁盛，人丁兴旺。离积余桥市沿溪西行，即为三面环山、座落在幽谷中的慧日寺。随着佛、道的式微与历代战乱，曾经的名寺佛院殿宇颓圮，一片衰败，尤其在公路修通之后，古驿道随之废弃，昔日名寺慧日寺也渐渐被人遗忘。与苏东坡同时代的诗人孔武仲曾写有《慧日寺二首》，其一云：山外归来酒半酣，衣襟翠色贮烟岚。泉声自是小三峡，林色可名东万杉。在诗人眼中，这里山林泉流集三峡涧与万杉寺于一体，风光优于二地。半个多世纪后，南康知军钱闻诗咏慧日寺云：仙客神人几度行，环山岌嶪（jíyè、高耸）似重城。有门不掩寒溪月，终日水流无尽声。历史上慧日寺屡毁屡建，到了清中期，寺院虽不及苏东坡时宏大，但自有一番清韵。星子贡生万昶《慧日寺》诗云：忽从萧寺踏苍苔，慧日高悬霁色开。绣尾游鳞仙沼出，蛮声歌鸟五峦回。石床萝屋僧为主，雪案萤窗我独裁。借得一枝半分塌，牟尼光显夜珠来。1933年吴宗慈修《庐山志》时，慧日寺已沦为子孙庙。到1947年吴宗慈修《庐山续志稿》时，经历了日寇的侵害，慧日寺已僧舍无存，唯有空山流水，萋萋荒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又于慧日寺前拦溪建坝，筑起了慧日寺水库，大大改变了慧日寺的地理旧貌。随着行政区划的变更，曾经的积余乡变成了积余村，一度繁茂的积余桥市已不复存。积余乡今天也不属星子县管辖，而成了九江市郊区威家镇的积余村。读了苏轼写的那篇短跋，撩起了我对慧日寺的兴趣。今年9月，我第一次来到慧日寺，虽然寺前的水库令我想象中寺院风貌大减，但有寺院在，总算留住了一份念想，一种气韵，有了对历史的寻踪觅迹之地。今年入秋，绵绵秋雨淹没了通往慧日寺的道路，我们沿着新辟的临时小道才到达寺院。2001年，年轻的心月法师来到这里，经过近二十年的艰辛，寺院才有了今天的规模。寺虽不大，也只有两位僧人，但自有其特色：大殿中的佛像为石雕，重达六十余吨……和苏东坡写下跋文的慧日寺一样，附近的智林寺也曾是巨刹名寺，也曾有高僧大德驻锡，可惜今已不存。千百年来，庐山众多的寺院、道观留住了绵延不绝、数不尽的文化大家：慧远、陶渊明、陆修静、禅宗四祖道信、道家白玉蟾、李白、“山中四友”、李涉、李渤、白居易、苏东坡、佛印、周敦颐、朱熹、方以智……这让人想起《红楼梦》第49回描写薛宝琴等投奔贾府时，贾宝玉惊叹：“老天，老天！你有多少精华灵秀，生出这些人上之人来”！庐山是中国文人的精神家园，她非凡的魅力引来如此之多的精华灵秀，人上之人，给这片土地留下了无与伦比的丰厚历史文化。

景玉川

2020-12-26
眉山的苏轼世界的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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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皮埃尔·朗日里耶先生在法国《世界报》刊登原件以及其他国家报纸转载原件。传播苏东坡一群人不遗余力东坡文化闪耀照人。苏东坡的生活资料较为完全，远非其他中国诗人可比。有关他漫长的一生中多姿多彩政治生涯的那些资料，存在各种史料中，也存在他自己浩繁的著作中。在他去世后百年之内，很多传记类的书不曾提到他。东坡文化早已传播到海外，“眉山苏轼”已经成为“世界东坡”。有据可查的是，1931年，英国希里尔·克拉克曾翻译东坡的16篇名作及前后《赤壁赋》，收在他的《苏东坡文集》中，还将东坡所有的赋译成英文并加注解。英国肯纳斯·雷克若斯的英译本《中国诗百首》中，东坡的诗占了1/4。在前苏联时期，早就成立了苏东坡研究会一类组织。引起西方学术界对苏东坡重视，离不开林语堂的作品《苏东坡传》。学贯中西的林语堂用生花妙笔，将一位文学家、政治家、书画家的一生娓娓道来，一个性格鲜明、多才多艺、形象饱满、可敬可爱的苏东坡清晰地浮现在人们的眼前。它给西方学者提供了可贵的参考资料，因而成为在欧美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介绍苏东坡的英文著作。在海外，不仅有关于东坡文化的书籍，还可以在英国牛津数字化目录OXFORDDigitalBibliographies上找到“SuShi”书目。这离不开美国著名苏学家，西华盛顿大学荣誉退休教授唐凯琳的努力。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唐凯琳不遗余力研究和传播东坡文化。当时，美国遴选了30名大学生到中国交流，唐凯琳便是其中一员。许多交流的同学都选择了北大等中国一流知名学府，但凭着对苏东坡的一腔热爱，唐凯琳没有去北京大学，而是毅然赶赴了开设有苏学研究课程的四川大学，师从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曾枣庄。唐凯琳甘当文化的桥梁，不仅发表多篇和苏轼有关的论文，出版个人专著《西方汉学界的苏轼研究》，还和同事一起，在英国牛津数字化目录中建立“苏轼”专题页面，让“Sushi”这个名字的书目成功进入英国牛津数字化目录，涵盖12个专栏和170条提要，专门介绍苏轼生平与作品，让世界知晓苏轼、了解苏轼。2000年，法国《世界报》面向全球评选出12位1001年—2000年间的“千年英雄”，苏东坡名列其中，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人。时任法国《世界报》副主编的让-皮埃尔·朗日里耶作为主要推荐者之一，将苏东坡的故事在《世界报》专栏连载。2000年7月，在这些文章发表后不久，让·皮埃尔接到了时任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的一个电话。“雅克·希拉克也是一名远东文化专家，当时我正在度假，他在电话里说，希望与我谈谈这位他所了解的诗人的作品与生活。”让-皮埃尔回忆说，“在我们长时间的通话中，我被他所讲的苏东坡的写诗技巧、诗句的长度、形式和韵律深深打动。我惊讶地发现，在千年之后，我们法国的国家元首对苏东坡如此了解”。让-皮埃尔介绍，半个世纪以来，苏东坡的命运和作品激起了很多西方专家和读者的兴趣，很多专家将苏东坡视为中国思想史上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对于法国汉学家成安妮（AnneCheng）来说，苏东坡体现的人道精神是极具批判主义并富有渊博学识的，苏东坡“不只是苛刻的评论家，更是对万物充满好奇的智者”。“在法国，很少有作家愿意选择小说体裁来记录大众不太了解的、生活在一千年前的、地理位置遥远并且文化大相径庭的一位人物，然而很多作家却为苏东坡开展了这些工作。”让-皮埃尔说，“其中有法国著名作家克劳德·罗伊的《千年之前的朋友》、汉学家帕特里克·卡雷的《永垂不朽》等”。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开设了苏东坡诗词课，该校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员衣若芬曾请学生们票选推介给现代读者，不可不知、不可不读的两首东坡诗或者词，得票最高的是《念奴娇·赤壁怀古》和《蝶恋花》。今年10月，在第三届眉山东坡文化国际学术高峰论坛主旨演讲和学术论坛上，从韩国、日本而来的教授们言语之间都对苏轼充满了敬重：不止是你们，他也被我们国家很多人所推崇，我们国家也有许多人在学习他的书法、诗歌，书法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他的影响。蓦然回首，苏东坡已与我们遥隔千年，可东坡文化，却已逐渐成为世界文化多样性的生动展现。苏东坡不仅是眉山的骄傲，也不仅仅是华夏大地的文豪，还在全世界影响着更多喜欢他的人。

2019-11-24
颍州聚星堂的诗酒雅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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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宏升北宋欧阳修、苏轼是颍州文化的播种者、推动者，欧、苏知颍时，整治西湖，遍尝颍酒，诗酒唱和，使颍州名郡文风极盛，也使西湖之畔的诸多亭、堂、院、阁成为颍州名胜流芳后世，其中最富诗酒气息的文化遗产，要数欧公所建、因“星”而名的聚星堂。欧、苏聚星堂诗酒雅集独领风骚，打造了魅力颍州的独特名片，引领了颍州千年文脉，别开生面的颍州文人雅集余韵深长。聚星堂的文化魅力聚星堂是欧、苏会饮雅集之所，位于颍州治所，是皇祐元年（1049）欧阳修知颍时改建，在宅门内，共有三楹，坐北朝南，因在州署院内大堂（治事堂）与三堂（州宅）之间，俗称“二堂”，道光《阜阳县志》载：“宅门内，二堂三楹，即宋‘聚星堂’故址。”明正德《颍州志》记载：“聚星堂，宋欧阳文忠守颍，倅佐吕正献，而其先政如晏殊、蔡齐、曾肇、韩琦皆名公，故欧公建堂治内，题曰‘聚星’，有《聚星堂诗集》”。又据明成化刘瑛纂修《中都志》记载：“聚星堂，在旧州治内。欧阳公守颍时，吕正献公为倅，欧公与为讲学之友而一时游从者，如刘攽、王回辈皆名流，故欧公以聚星名堂。”可见，聚星堂得名于欧阳修对前任“名公”贤守、讲学“名流”贤达和雅集名士贤才的尊崇，是晏殊、蔡齐等守颍名宦的纪念之堂，是明星荟萃、名流汇聚的高雅之堂，是文化精英讲学交游和雅集交流的文化场所。在文化史上，聚星堂雅集光彩夺目，作为有宋一朝首次高规格的文人雅集，前可媲美东晋王羲之兰亭雅集、唐代阎伯屿滕王阁雅集，后领风气之先，垂范北宋西园雅集、元末玉山雅集，激励颍州后人续写聚星堂文化。欧阳修首开聚星堂雅集皇祐二年（1050）正月初七（人日），欧阳修在聚星堂召集吕公著、刘原父、魏广、焦千之、王回、徐无逸等六位文坛之星会饮雅集，把酒赋诗，首轮分韵探题，次轮赋室中物，三轮赋席间果，四轮赋壁间画像，酒罢成诗48首，编成《聚星堂诗集》。颍酒佐诗催生了一部诗集，一时轰动朝野，开创了颍州文人雅集之先河。翌日，欧阳修乘兴再邀文友会饮聚星堂赋诗咏雪，并约定禁用“玉、月、梨、花、练、絮、白、舞、鹅、鹤、银”等11个咏雪颜色、形态和动态的常用陈言之字。叶梦得《石林诗话》云：“诗禁体物语，此学诗者类能言之也。欧阳文忠公守汝阴，尝与客赋雪于聚星堂。举此令，往往皆搁笔不能下。”因禁用常用字咏雪难度极大，独欧阳修作出禁体诗《雪》，而且“所可叹者，后来无继耳”（见《风月堂诗话》）。苏轼称欧阳修“禁体物语”咏雪诗为“欧阳体”，宋代文人则称之为“禁体”，特指咏雪诗禁用陈词的独特诗艺。苏轼唱响聚星堂“白战”令苏轼传承欧公衣钵，践行“禁体物语”创作规则，不断将“欧阳体”发扬光大，并形象生动地称之为“白战”。嘉祐四年(1059)冬，苏轼在船上创作了一首禁体咏雪诗，题为《江上值雪，效欧阳体，限不以盐、玉、鹤、鹭、絮、蝶、飞、舞之类为比，仍不使皓、白、洁、素等字，次子由韵》。在欧公禁用11个常用字的基础上，苏轼增加了“盐、鹭、蝶、皓、洁、素、飞”等7个禁用字，欧、苏禁用的常用咏雪字合并起来共有18字：玉、银、盐、月、梨、梅、练、素、絮、鹤、鹅、鹭、蝶、白、皓、洁、飞、舞。元祐六年（1091），苏轼知颍。是年十一月一日，苏轼因颍州久旱祈雨得小雪而喜，便召集颍州签判赵令畴、教授陈师道、欧阳棐、欧阳辩会饮聚星堂，再效欧阳体赋雪诗，演绎41年前欧公约客赋诗的盛况。此次雅集，苏轼作《聚星堂雪》诗，诗末有“当时号令君听取，白战不许持寸铁”之句。所谓“当时号令”，是指皇祐二年欧阳修聚星堂雅集赋雪诗的游戏规则，即：“玉、月、梨、梅、练、絮、白、舞、鹅、鹤、银等事，皆请勿用”。“白战不许持寸铁”中的“白战”，是指手无寸铁、赤手空拳的徒手战斗，“白战”不许持武器，比喻写“体物诗”不能用“体物语”，咏雪诗不许用那些常用的咏雪字眼，如用了其中任何一字，就是手中持了“寸铁”。苏轼以“白战”比喻不用任何常见字咏雪，与“禁体物语”的意思相同，因此后人将“禁体物语”的咏雪诗称为“白战”或“白战体”。此后不久，苏轼又效“欧阳体”，在聚星堂以同一方法作禁体诗《用前韵作雪诗留景文》，可见当时聚星堂诗酒之盛，久而不衰。“白战体”本是欧、苏聚星堂雅集禁用陈词的酒令规则，却在欧、苏的笔端产生了一种新的诗体。可以说，禁体诗起源于颍州聚星堂，首创于欧阳修，形成发展于苏轼，对后世影响深远。颍州后世续写聚星堂雅集故事由欧阳修首倡、苏轼继承发扬的聚星堂诗酒雅集，在历史上引领颍州文脉和社会风尚，塑造了颍州独特的诗酒文化传统。明清颍州文人崇尚欧、苏，再续雅集之风。明末颍州人刘九光，字文孚，号含轩，万历乙未（1595）进士，辞官还乡后，与张鹤鸣、张鹤腾兄弟“为文酒会，殆无虚日”，其《东园午作》诗记载了“引泉成曲水，移树傍层台”的“曲水流觞”诗酒雅集盛景（道光《阜阳县志》）。明末另一文士宁予庆，字大履，崇祯甲戍(1634年)进士，归乡后曾举行西湖雅集，作有《花朝前一日西湖雅集》诗（康熙《颍州志》）。清雍正十三年（1735），颍州升府，首任知府卢见曾向慕欧、苏，爱才好士，古雅好文，尝在聚星堂主持雅集，名士汇聚，诗酒唱和，极一时之盛。颍州文人吴茂陵，字松如，康熙丙戌（1706年）进士，曾授井陉县令，是卢见曾聚星堂雅集常客，有二诗《聚星堂公?诗呈卢太尊》《聚星堂公·诗呈雅雨卢太尊》记载了这一诗酒盛事，卢太尊即卢见曾，号雅雨，山东德州人，“太尊”是对知府的尊称。乾隆十二年（1747），湖广抚院、前安徽布政司晏斯盛作《改建府署记》云：“颍之州署即宋聚星堂也”，勉励颍州知府王敛福复现“聚星堂之盛事”(乾隆《颍州府志》)。乾隆五十二年(1787)，颍州知府和瑛感欧、苏爱民之事迹，偕僚友在会老堂雅集，作《清颍书院课士毕，偕张松泉、裴西鹭两明府劝农西湖上，燕集会老堂即席赋诗》（和瑛《易简斋诗钞》）。乾隆五十七年(1792)冬，镇洋(今江苏太仓)诗人彭兆荪随父彭礼赴颍州教授任，深感“晏吕欧苏，遗泽未泯”，在聚星堂前创办颍州星社，与颍州文士联吟雅集，“掎裳联褴，访二柳之亭，赋聚星之雪，中间往还南北，山川人事，皆托诸咏歌”(彭兆荪《星社集序》)。清代颍州文人王度、王世荣、陈之玙等均有诗追慕欧、苏聚星堂雅集，晚清和民国时期的聚星书院、聚星学堂、聚星小学，也是对欧、苏遗韵的纪念和传承。从北宋中期到清代中期，聚星堂诗酒雅集之风传承了七百余年，成为颍州名流荟萃、诗酒文化繁荣的象征。

2022-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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