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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动物意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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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作为中国“轴心时代”的伟大思想家，其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郭沫若曾评论：“秦汉以来的一部中国文学史，差不多大半是在他的影响下发展的”，其书更是“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当古希腊的奴隶伊索用动物讽刺人成就著名的《伊索寓言》时，距他之后三百年的中国战国时代，也出现了一位伟大的运用动物隐喻与象征的思想家——庄子。庄子受到中国早期“象思维”模式的影响，而动物作为庄子所取之“象”在《庄子》一书中得到了大量的体现，透出其浓郁的动物审美意识。《庄子》一书以其“汪洋辟阖，仪态万方”的开放姿态为我们敞开了一扇意义世界的大门，这个世界中的鸟兽虫鱼都是庄子思想最好的注解，而探讨《庄子》中的动物审美意识及对人类的启示可视为“解庄”的另一路径。　　本文主要以《庄子》中的动物世界及意象创构、动物意象分析及动物意象的审美意义及价值为主要内容。第一章主要从《庄子》中的动物世界与动物意象创构两方面出发：首先，庄子中动物物象繁复，包含了神话传说中的动物和现实生活中的动物及庄子虚构的动物，并按照鸟兽虫鱼分类法统计、分析《庄子》文献中出现的动物，描述、总结庄子的动物世界;其次，《庄子》一书中出现的动物并不都是意象，有神话中的动物，有实存的动物，有虚构的动物，而在动物向意象的转换中，“动物物象”、“动物寓言”发挥着重要作用，需辨析物象和意象的概念，并探讨《庄子》中“动物物象”与“动物寓言”在动物向动物意象转换中发挥的作用，进而界定与诠释《庄子》中动物意象的生成和类型。第二章具体分析《庄子》中的动物意象及其象征意义，主要从鸟意象、鱼意象、虫意象、兽意象四方面展开。第三章中着重从动物意象的审美取向及动物在庄子理想人格与理想社会建构中的作用两方面探讨动物意象的审美价值。首先，《庄子》中动物意象蕴含着三大审美取向：“动物之真性”蕴含着“法天贵真”的审美原则;从“人与动物平等”到“人与天一”的审美境界;从“不同形相禅”到生命之“化”的审美品格。其次，从动物与人、社会的关系出发探讨庄子寻求的理想人格与理想社会形态。《庄子》蕴含的对动物的审美意识及古人对动物的伦理关怀也为现代人处理人与动物的关系带来了启示。

刘衡
苏词传唱及其多样化风格之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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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词的发展过程中,苏轼可谓是功勋卓著。苏轼“以诗为词”的创作手法和他豪放的词人气质,为词体的发展另辟疆宇进而“指出向上一路”,成为推尊词体的第一人,进而有了诸如“词至苏轼,词格始高,词境始大,词体始尊”之类的赞誉。但是,长期以来围绕苏轼“以诗为词”的创作手法和他的豪放气质,人们对苏词的可歌与不可歌亦是议论纷纭。在人们普遍以入乐看待词体的宋代,以“豪放”著称的苏词是否真的无法歌唱?“要非本色”的苏词在当时的传唱情形又是如何?苏词的传唱又如何进一步影响了苏轼词作的创作?尽管时至今日,对苏词的研究已是硕果累累,但是上述这些问题均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思考与分析。尽管苏词已经显示出了乐与诗的分离的倾向,苏轼也因为作为一位引人注目的作家由于其不同以往的创作态度而受人指摘,可是在宋代这个普遍以唱词侑觞为娱乐事项的广阔背景下,从歌唱的角度对词作的风格进行思考,似乎更接近于词之本色,或许对于我们更为全面、客观地理解苏词风格的构成能够有所帮助。本文在认真学习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苏轼现存的三百六十首词进行了认真地梳理,依据词序、词作内容以及参考文献记载的歌唱本事,对苏词传唱情况进行了考察,并将传唱现象与苏词联系起来,侧重分析了苏词风格。根据唱词人身份的不同,苏轼传唱之词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歌妓唱词,第二类是关西大汉与东州壮士唱词,第三类是苏轼唱词。在普遍以应歌为词体创作背景的前提下,苏轼在创作中由于歌唱者的身份不同,其词作风格也表现出多样性。围绕苏词歌唱者身份的不同,文章分为三章进行了论述:第一章是歌妓唱词与苏词之婉丽。苏轼在酒筵席间之作,是在歌妓唱词已成为席间娱乐遣兴的必须之资的情形下创作的,这类词是为歌妓填制的歌词,一方面以歌妓的容姿和超绝技艺为题材,赞赏歌妓的歌喉、容貌、体态以及舞姿等,虽然在题材方面与传统花间词有相同之处,但是又以清新的笔调和浑融的用典表现出不同以往的高雅词情;另一方面词作大量以席间劝酒、送别为题材,词作意境高远,并不时地流露出词人的士人情怀。第二章是关西大汉与东州壮士唱词与苏词之豪放。其实,所谓壮士唱词,是苏轼对《江城子·密州出猎》一词词情的指代,此词作为苏轼的第一首豪放词,是他填制的适合东州壮士类型人物歌唱的歌词;而《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成为他为数不多的豪放词作的代表,本事中借善歌者之口,指出了这首词的风格适合关西大汉演唱,词作以男性高亢的歌喉和粗犷、豪爽的形象表现出与女性歌者细腻、柔婉不同的感情色彩与表现意境,词中有词人心系社稷、立功疆场的豪迈之气,有怀古伤今却不为情所牵系的放达之情。第三章是苏轼自唱与苏词之旷逸。虽然苏轼自称不擅唱曲,然而根据考证和相关题序以及词作中的信息推断苏轼曾唱词数首,其中有以《阳关曲》歌唱的三调五首,也有月夜怀人之兄弟情思、夜饮归来敲门无应之时的望江兴叹,诸多词作在内容方面无不是词人通达洒脱、旷逸情怀的体现。苏轼因其个人的雄放杰出的抱负和性情,在词作中侧重于陶写胸臆、抒情言志,从而创作了大量有乖于传统词论中“词为艳科”“诗庄词媚”的词作,从而使得其词作一度被视为词坛的另类,进而有诸多苏词不谐律、不可唱的评论。然而,通过对苏词现存歌唱本事的梳理和归类,我们从中已经发现虽然与当时普遍追捧五代时期题材不离柔情、风格以婉转见长的世风相乖离,但是苏词是可歌的。苏词不但可歌,而且当我们在词体发展这一广阔历史背景下看待苏词就会发现,苏词在不离音乐法度的同时表现出来的扩大词体的表现范围,在追求抒情言志、陶写胸臆为词赋予了更为广阔的生命力。虽然,由于音谱和歌法的失传,我们仅仅只能依据歌唱本事来对其词作与歌唱进行推理分析,但是苏词不但可歌,而且在歌唱方面亦表现出风格的多样性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推究苏词之所以能够在词坛另辟疆宇,一方面我们需要从苏轼对词的认识观入手,另一方面我们综合词体的发展演变过程不难发现,词体本身演变的规律性和必然性更为作者的大胆实践提供了可能性。正如沈祖棻先生在《苏轼与词乐》一文中所指出的:“它/(苏轼/)的词还是广泛地在社会中传唱的,虽然不一定像柳永的作品那样有井水处皆能歌唱,但也绝非只是作为一种脱离了音乐的抒情诗而存在的。如果苏轼在当时就不同通过音乐获得广泛的传播,苏辛词派的出现和流行将是不可想象的。这两者看起来好像相反,而实则相成。”正是在词体不断地丰富、发展和演变,从而能够在创作者和演唱者之间构建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从而使词不失其付之于喉的特点,进而拥有更为强劲的生命力。

李怡霖
许渊冲“三美论”指导下李白诗歌的英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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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诗歌以寓意深刻，用词凝炼，意境优美而著称。自18世纪以来，李白诗歌逐渐受到了国内外译界的关注，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深入，许多海外华人和中国翻译家，学者也纷纷投身于李白诗歌的英译研究。　　纵观前人对李白诗歌的英译研究，大部分研究主要集中在语言，文化和误读误译方面，而从诗歌的翻译理论角度进行的研究却比较少见。翻译大家许渊冲提出的“三美论”在诗歌翻译理论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在该理论的指导下，李白诗歌英译不仅仅满足于忠实对等，更要在目的语中再现原诗美感，这也成为了评判李白诗歌众多译文的一个重要标准。本文在回顾中西方对于李白诗歌英译研究的基础上，以许渊冲诗歌翻译的“三美论”为分析框架，对孙大雨的李白诗歌英译本进行分析研究。　　许渊冲教授在中国诗歌翻译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结合自己的诗歌翻译实践，他提出了诗歌翻译的“三美论”—意美，音美和形美。本文从“三美论”的多角度，多层面出发，系统地总结了“三美论”在孙大雨的李白诗歌英译本中的运用。意美上，重点研究李白诗歌中的常用意象，颜色词和几种典型独特的修辞手法;音美上，重点研究节奏，韵律，叠词和拟声词在李白诗歌译文中的再现;形美上，重点研究李诗中所体现的中国汉字之形美，诗歌体裁和诗句对仗。通过本文给出的例子可以看出，“三美论”对于指导李白诗歌的翻译实践活动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本文共分为五大部分。第一章为引言，主要介绍了研究背景，研究意义以及论文的结构框架。第二章概括总结了李白诗歌英译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并搜集了李白诗歌的英译本。第三章是理论基础，阐述了许渊冲的“三美论”—意美，音美和形美的内涵意义。第四章为“三美论”下李白诗歌的英译研究，研究结合孙大雨的《英译唐诗选》中的李白诗歌英译本进行研究，试从意美，音美和形美三个方面展开分析。第五章是结论部分。

王静
两宋时期台净合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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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时期,天台宗与净土宗合流是天台宗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所谓的台净合流是指在天台宗学说的基础上对净土宗的佛学思想、修行法门、宗教生活的组织开展等诸多方面等加以融摄、调和的总体趋势,台净二宗之间,台宗居于主导性地位,发挥主导性作用。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台净二宗的合流历经六个阶段,即蕴蓄期、发轫期、转折期、高潮期、沉寂期和复兴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天台宗与净土宗之间关系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天台宗的祖师大德们或是倡导台净同证菩提,或是主张台宗融摄净宗,或是践行净土行门,最终形成了“教归天台,行归净土”的模式。天台宗与净土宗虽然分属不同的教派,持有不同的教理教观和修行方式,但是,作为佛法的有机组成部分,台净二宗皆从佛陀觉海悲心中流出,同源而一体,这就为二宗的融合奠定了基础。本文第一章主要从台净合流的历史、台净异同的角度两个方面对台净二宗作整体扫描与宏观把握。北宋初期,慈云遵式、四明知礼、孤山智圆从理论上为台净二宗的合流作出论证,本文第二章即以遵式、知礼、智圆三人的净土思想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如果说遵式对台净二宗的融合所作的最大贡献体现在忏法理论的丰富及其忏法实践的投入等方面的话,那么,知礼与智圆则从义学的角度为二宗的融合指明了方向。知礼撰《观经融心解》,著《观经疏妙宗钞》,从约心观佛与从行观法、染净四土与性修三身、蛣蜣六即与三位九品等诸多方面将天台宗的教观理论与净土宗的修行模式结合起来,为二宗之融合及行者之修行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模本。与此同时,知礼身体力行,积极修忏,以期往生净土。而作为山外一系中坚力量的智圆,也力主台净合一。在智圆,唯心无境,但业有权实,因此,欲登净域者当以信愿为宗,即六当可成佛。遵式、知礼与智圆基于天台宗的立场,主张以天台宗之理论摄入净土宗,台净二宗之间,主次有分,轻重有别。本文第三章主要探讨四明三家的净土思想并对相关人物作个案研究。知礼寂灭之后,四明学说主要由广智尚贤、神照本如、南屏梵臻三人传承,尚贤、本如、梵臻三人及其子嗣门人多有崇信净土者,其中,尚贤一系虽能祖述知礼之学,却未能圆满地将知礼学说较好地继承下来,“净土法门及各种忏法的实践已愈趋明显地表现出取代止观修持的倾向。”①本如及其弟子对义学有着较为浓厚的兴趣,但这种兴趣只为天台教观的某一方面,天台宗之止观法门渐为净土修持取而代之。南屏一系僧人受禅宗影响较大,其中虽不乏归心净土者,其热情远不及援禅入台那么高涨。四明三家门人弟子中提倡台净一致者以栌庵有严、圆辩道琛、德藏择瑛、泽山与咸最为突出,四人之思想虽有细微区别,在推崇净土法门的同时,尚能固守台宗的理论。台净二宗的合流至石芝宗晓、南湖志磐所处之南宋末年达到高潮。对于净土法门,宗晓与志磐均十分重视,宗晓编纂的《乐邦文类》与《乐邦遗稿》,志磐撰写的《净土立教志》皆为净土类文献。宗晓主张理事一如、空有不二,同时也承认净土实有,安养可期;志磐宣称本迹相融,台净不二,认为净土乃唯心本具,念佛即得往生。主观上,宗晓与志磐在坚守天台宗性具唯心论的前提下倡导台净融合;客观上,天台宗之止观行门已让位于净土宗之念佛法门,“教归天台,行归净土”的格局至此形成。本文第四章主要以宗晓与志磐的净土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第五章侧重于从两宋时期的居士佛教与结社念佛两方面对天台宗与净土宗的关系展开考察。佛教的发展离不开居士的参与,晁说之、陈莹中两位天台宗居士立足于天台佛学,倡导天台宗与净土宗的融合。晁说之主张净土实有,当依知礼之观智或循遵式之教行修净土。陈莹中则依循天台宗之性具理论,倡导性具唯心净土,基于性具实相理论,一念之中佛身与国土交融互具,则可于方便之内得生安养乐邦。至于结社念佛,两宋时期,缁素共修净业的净土结社活动盛极一时,佛教各宗派均有参与,其中,天台宗僧人领衔下的净业社主要有慈云遵式的净土忏仪会、四明知礼的延庆念佛会、圆净省常的西湖净行社、法宝从雅的弥陀院宝阁。如果说晁说之、陈莹中等居士从雅文化层面弘扬了天台佛学,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台净二宗的融合,那么,遵式、知礼、省常、从雅等僧人领衔下结社念佛则将这一融合扩展到以社会大众为主导的俗文化层面。雅俗结合,台净互融。两宋时期台净合流是有其根源的,本文第六章着重从宋王朝的佛教政策、士大夫的佛教观念、台宗与禅、律、贤各宗派之间的关系探讨分析这一问题。其一,在三教合一的大背景下,宋朝的皇帝们遵循“不使其大盛”的原则,对佛教采取扶持与支助的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佛教的发展,三教合一的提倡,在促使佛学向儒学靠拢的同时,也加剧了佛教内部各宗派之间的融合。其二,这一时期,士大夫们对佛教的态度共有两种,以宋初三先生、北宋五子为核心的理学家们对佛教展开了猛烈的批判,而以杨亿、杨杰、晁迥、富弼、苏轼、陈瓌等人为代表的达官显贵们,或是参禅问道,或是栖心林泉,或是修忏斋僧,或是激扬酬唱,起到了护教弘道的作用,而理学家对佛教的批判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佛教的儒学化与世俗化。其三,台宗与禅、贤等宗派之间互有竞争,为在竞争中获胜,与净宗、律宗之合流以增强自身的力量亦不失为明智之举。其四,天台宗自身也存在着诸多不利于自宗发展的因素,如山家一系弟子的一再出走、天台宗佛学高深难测,门人弟子不愿修习止观,等等,这就要求天台宗从内部作出变革。其五,随着近世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佛教日益社会化、世俗化,天台宗也不得不随之作出相应的调整。总之,两宋时期,天台宗与净土宗的合流是理论发展之必然,是历史潮流之必然,也是台宗僧人因应历史之变迁、社会之需要做出的选择。

骆海飞
《左传》所载弑君事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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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中虽载有大量的弑君事件，但以往对这些事件的研究多集中于经学和史学领域。即使有从文学角度来对《左传》进行研究的成果，也多从其战争、辞令或者人物塑造等内容着手。本文拟在此前对《左传》经学与史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文学的角度来对《左传》中的弑君事件做一探讨。　　文章在绪论部分，首先从经学、史学和文学三个不同角度，梳理了历代对弑君事件研究做出的成果，从梳理中可以看出对《左传》从这三个角度的研究是与时间呈正相关关系的，即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其研究的成果日益增多。并且从研究角度上来看，对《左传》从经学、史学再到文学的研究，其角度的灵活度和广泛度也在一步步地扩大。此外，文章在绪论中还交代了自己的选题意义，选择从文学角度来探讨《左传》中的弑君事件，不仅仅是因为现今对《左传》从文学角度来进行探讨的热度在不断上升，亦有从文学角度对《左传》中弑君事件来讨论的成果较少的因素。　　第一章通过对“弑君”之“弑”和“君”定义的界定，确定了《左传》中的弑君事件数量，并且对其中一些较有争议的事件做了说明。基于《左传》与《春秋》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也基于历代学者对这两者关系之间的研究，第一章的第二节从《左传》对《春秋》的继承与发展的角度，对两者之间的关系做了探讨。　　第二章从《左传》的弑君事件本身出发，从“弑君故事”的角度，将《左传》中的“弑君故事”分为了“预言、预兆”类和因果类两大类型，并从这两种类型出发对作者的思想倾向进行讨论。其次对“弑君故事”在叙事和人物塑造方面所用手法予以探讨。最后对“弑君故事”中所体现出来的人物心理从惧、怒、病、喜四个方面做了相关分析。　　第三章主要对《左传》与《史记》之间的关系作了粗浅的比较和分析。首先从《史记》采《左传》之史、取《春秋》之义的角度分析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其次从《史记》对《左传》在文笔上的发展的角度做了探析。最后是将《左传》中所载之弑君事件与《史记》中相关内容的记载予以比较，以期能从比较中更详尽地领略《左传》在叙述弑君事件时所体现出来的文学艺术水准。

杨学叶
《史记》章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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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邯是秦末农民革命战争时期秦王朝主要将领,他与起义军战斗中,破陈涉,灭魏咎,败齐、楚援军,杀项梁,多次重创义军,成为义军反秦斗争的主要对手和敌人。后又投降项羽,使秦朝失去了最后一道护国屏障,极大地加速了反秦斗争的结束。本研究第一章通过对章邯生平事件的整理,阐释其在秦汉之际历史上的重要性,同时对其一生际遇进行整体概述,概括出其生命呈现的悲剧性色彩。第二章论述历史视角下《史记》中的章邯,着重探究司马迁不为章邯立传、论赞这一史笔处理方式及其产生的影响,并探究其不为章邯立传、论赞的原因。第三章在文学视角下,通过与其它记写历史的文学作品的比较,指出司马迁在章邯降楚与项羽坑秦卒两件重要的历史事件中对章邯文学描写的不充分,这对于章邯这一历史人物形象的接受与传播产生了消极影响。第四章整体论述《史记》章邯研究的意义,主要从对项羽研究的帮助和对章邯这一角色自身的认识、传播、评价的贡献两方面进行阐述,其中因为章邯与项羽在历史上的特殊关系,章邯的研究对进一步认识项羽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王颖
《史记》、《汉书》校读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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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和《汉书》是我国历史上两部重要的史书，记载着汉代及其以前社会生活中的人与事。这两部书不仅是我国语言文化的宝库，同时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的宏篇巨制。《史记》是我国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由五种体例组成：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种体例相互配合，互为补充，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记事断限，上起轩辕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记事内容极为丰厚广博，对我国古代三千年的历史，作出了伟大的总结，因而被人们视为我国古代的一部百科全书。《史记》亦是中国文学语言的宝库，它把叙事语言和人物语言融为一体，以畅达、自然著称于世，对中国文学语言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首先是班固的《汉书》学习这种语言，以后的传记也大多学习、延用这种语言。《史记》是历代语言学家研究的重要对象。《汉书》是我国的第一部断代史，其体裁承袭《史记》而略作变更，改“书”为“志”，去掉“世家”而并入列传，从而进一步整齐了纪传体的体裁为纪、表、志、传四个部分。全书由十二本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组成，共一百篇，记载了汉高祖元年(前206年)到王莽地皇四年(23年)计二百三十年的历史。《史记》与《汉书》用字各有特点，《史记》喜用当时的俗语、今字，而《汉书》则多用古字。句子上，《汉书》常会删改《史记》中的部分字、词，使得句意有时不够清晰、明确。对《史记》和《汉书》进行对比研究，不仅可以找出两部书的不同之处，更重要的是能对史实作一些有益的补充，一些校例会对语法研究和辞书编纂提供引玉之砖。本文通过先运用对校法和他校法校读《史记》和《汉书》中的相关篇章，找出两部书中的异文和不同之处，然后用训诂学、音韵学及古代汉语知识等对两部书中相关部分中的异文(凡同一书的不同版本，或不同的书记载同一事物时所使用的不同文字，都叫异文。)、用词及语法现象进行简要分析，以期有助于古籍研究、整理工作，同时也为语法、训诂学、音韵学、文字学、辞书编纂等研究工作提供一些佐证。本文分三部分来论证，第一部分为引言，简要说明为什么选《史记》、《汉书》作为校读、研究对象，以及本文的创新之处和现在的研究概况;第二部分第一章写《史记》与《汉书》中的单字异文，从语法学角度来分析单字异文，包括实词异文和虚词异文;从文字学角度来分析单字异文，有通假字、异体字和古今字。这一部分是本文的重点，特别是通假字部分，我们将《史记》和《汉书》中的通假字分为同音通假和音近通假两种通假的方式，接下来写造成异文的原因。第二章写《史记》与《汉书》中的其他不同之处，如宾语的有无，虚词的有无等;第三部分是结语。总结了本文的主要内容、创新之处。通过校读《史记》、《汉书》中的相关篇章，我们认为，叙述同一事物或同一事件时所使用的不同句子、不同词(异文)，不仅在语法、训诂研究方面，还在语法教学方面都有重要作用。

邓晓艳
周家声“唐宋词艺术歌曲三首”的音乐特征与演唱艺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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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家声是我国著名的钢琴家、作曲家。由他作曲的作品虽然为数不多，但每一首皆是精品。其中由他创作的三首唐宋词艺术歌曲《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鹧鸪天?犹恐相逢是梦中》广受声乐学习者与爱好者的亲睐。三首作品旋律优美，风格各异，被收录在很多高校的声乐教材当中，它的音乐特征与演唱艺术具有很高的艺术研究价值。　　作曲家周家声选择采用唐宋时期著名词人李煜、苏轼和晏几道的词作为谱曲对象，对当代以及后世的词学研究以及声乐研究都产生重要的影响。他以自己精湛的作曲技法，让经典名篇插上了音乐的翅膀，使三首风格迥异的词得以完美诠释。在旋律上，他既力求保留古诗词古香古色的独特韵味又充分把握词曲的内涵，将所需要表达的情感拿捏得非常的细腻真切。他善于运用鱼咬尾、大跳音程、再现等多种民族音乐旋律的发展手法来表现作品的内涵。在曲式结构上，他尊重三首词作原本皆是上下阕的结构，所以三首作品均为单二部曲式结构。同时又是著名钢琴家的周家声非常注重伴奏织体的编配，多种复杂和弦的运用以及记号处理，使得伴奏在整个作品中也体现了非常重要地位，前奏与间奏为歌曲内容营造了一个很好的氛围，在歌曲歌词部分的伴奏或是渲染，或是推进，使歌曲在纵向的和声上得以更多的润色，大大地增强了歌曲的艺术感染力。在三首歌曲的调式调性上，为了保持歌曲的“古风味”，沿用了我国经典的民族调式。　　完美的诠释这三首风格不一的作品，必须充分掌握三首作品的创作背景，熟悉谱面内容，再仔细研究作品演唱技巧，注重把握好咬字与吐字、音色与音量的合理运用，与此同时，演唱者也要用心去感受作品的情感表达，培养自己良好的心理以及对作品所要表达的内涵进行深掘，只有不断去磨合各个点，才能更好的去将作品更完美的诠释。

吴湘
《史记》霍去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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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匈百年战争中涌现出一位杰出的军事家——霍去病,他以短暂的24岁人生书写了战争史上的不败神话,以六出匈奴的丰功伟绩保卫了汉王朝的边境稳定,以河西、漠北大战的硕果促进了汉匈民族间的融合发展。司马迁主要从三个方面来描绘这一人物:首先,司马迁在霍去病本传中引录汉武帝的封赏诏书作为作史依据,透过档案材料记载、肯定霍去病的战功;其次,运用对比手法谋篇布局,通过将霍去病与卫青、同时期其他武将进行对比,进一步赞扬他的功绩;最后,采用细节和语言描写的方法刻画出霍去病英勇刚毅的高大形象,并用篇末补叙和篇外“互见法”淡化其缺点,极力维护他的英雄形象。由此看出,司马迁在《史记》中给予霍去病高度的赞美,对他的态度是非常肯定的。霍去病的历史贡献不仅仅在于他在战争史和军事史上的影响,他的功绩对后世文学和艺术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宋秀秀
谢榛对杜甫的接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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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榛是明代后七子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诗学理论和创作实践深深的影响了整个流派的发展。谢榛一生颠沛流离,穷苦困顿，但他凭借过人的诗才和丰富的漫游经历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诗学理论《四溟诗话》更是引起当时及后代学者的广泛关注。后七子流派高扬复古旗帜，推崇盛唐诗歌尤其是杜甫诗歌，谢榛作为代表人物必然会在学杜问题上形成自己的独特见解。通观谢榛的生平和创作，杜甫对他的影响是很深的，谢榛在杜甫接受方面表现出来的特点也值得学术界的深入研究。　　论文分为五部分阐述谢榛对杜甫的接受，以谢榛和杜甫诗歌文本为依托，结合历史资料和相关史实，一方面梳理谢榛在学杜问题上的具体表现，另一方面由谢榛反观整个后七子流派在学杜问题上的倾向，以期更加准确的把握谢榛在杜甫接受方面的特点。　　绪论部分包括选题缘起与意义、研究现状与文献和研究内容与方法三个部分。后七子论诗普遍尊唐学杜，力图通过复古来拯救逐渐颓败的诗歌。谢榛属于后七子的重要成员，然而学术界在谢榛对杜甫的接受研究方面却处于一片空白。本文采取文本解读的方法，细致的梳理杜甫诗歌与谢榛诗歌的文本内容，在对比中发掘二人在生平经历、处世态度、创作主张、创作手法和题材内容上的相似之处，由此总结谢榛对杜诗的因袭与继承。　　第一章分析了谢榛宗法盛唐，诗法杜甫的原因，分别从杜诗的典范意义和作者自身的经历予以阐释。其中，笔者重点分析了谢榛和杜甫相似的人生经历和处世态度，认为这是谢榛全面接受杜甫的重要基础。　　第二章分析了谢榛对杜甫创作主张的接受。杜甫诗歌一方面注重格调法式，另一方面集前代之大成而形成了自身独特的风格。这些特点为谢榛所继承，谢榛诗歌创作也强调法度格调，而且创造性的提出了“文随世变，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这是谢榛的独特之处，也是本章论述的重点内容。此外，杜甫在创作中注重灵感与顿悟的主张也被谢榛所继承，并且广泛的运用到诗歌创作中。　　第三章论述了谢榛对杜甫艺术手法的接受。谢榛继承了杜甫诗歌在字句锤炼和情景交融方面的艺术手法，同时特别关注诗歌艺术中“兴”的独特作用。其中关于情景论的关系谢榛创造性的提出了“景媒情坯”的观点，深入而透彻的论述了情景的关系。　　第四章是谢榛对杜甫诗歌题材方面的接受，分别从忧国忧民题材、羁旅漂泊题材和真挚情感题材着手，系统的梳理了二人题材的相似性，并从中反映出谢榛的学杜倾向。　　第五章是从整体着眼，论述了谢榛与后七子其他成员在学杜问题上总体表现。由点及面，以谢榛学杜研究为基准点反观其他成员的学杜倾向;由面及点，通过对整个流派和时代背景的把握，分析出谢榛处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之下学杜的必然性与重要价值。　　本文详细的论述了谢榛对杜甫的接受情况，真实还原了谢榛的诗学思想和审美追求。谢榛虽有意模仿和继承杜甫的诗歌创作，但却在沿袭中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诗学理论，例如“文随世变”、“养气论”、“情媒景胚”、“辞意相因”等等，这些都是谢榛根据时代特点和自身创作实践提出的观点，也是反映其独特诗学思想的可靠依据。此外，本文细致的梳理了杜甫的生平经历及诗歌文本，有利于深入研究杜甫诗歌的流传与继承情况，为杜甫接受研究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孙丽娟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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