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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密州明月,皎洁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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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然台林语堂先生认为苏东坡身上有一种“浩然之气”,他说:“我不相信我们会从内心爱慕一个品格低劣无耻的作家,他的文字再富有才华,也终归无用”。是的,那种“浩然之气”,“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这是文章不朽的秘密,这是名垂千古的原因。苏轼知密州赋诗展豪情诸城,宋代称密州。小学时我去看过那里的恐龙,大学时去那里的企业进行过暑期社会实习。“天地洪荒虞帝出,千年人说诸冯村”,那里有虞舜的传说；那里有世界上最大的鸭嘴龙化石；那里还是共产党创始人王尽美的故乡；王统照、臧克家、王愿坚等一批作家、诗人也是从那里走出去的。诸城文化底蕴丰厚,经济发达,位列全国百强县。一位中学同学在诸城上班,推开他办公室的窗子,便可以看到常山。有一段时间,他经常在朋友圈里晒常山的朝阳和落日,这座海拔297米的小山地势平缓。900多年前,苏轼常常在此流连,或踏青,或祈雨,或打猎。算起来,那年他还不到40岁,他自称“老夫”,说自己两鬓已有白发,却又完全是一副不服老的心气儿。“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这首《江城子·密州出猎》是苏轼到密州的第二年冬天写的,后人在《东坡纪年录》中有记载:“乙卯(1075)冬,祭常山回,与同官习射放鹰作”。苏轼带着一帮同事、好友,拿着弓箭,带着鹰犬,纵马奔驰。那天他喝了些酒,对中国古代的文人来说,诗与酒从来都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李白斗酒诗百篇”,苏轼也不例外,酒至酣畅,豪情渐生,壮志凌云。苏轼1036年11月出生于四川眉山,他在密州做官的时间为1074年至1076年,正好在38岁至40岁之间。在他65年的人生历程中,这可算是黄金时代。所谓“黄金时代”,不是指他的官职,也不是指他的作品,而是一种生命的状态。三十八九岁的年纪,年富力强,从21岁考中进士开始,少年得志、名满京都的苏轼担任过风翔判官,在京都任职史馆,在杭州做过通判。来到密州,他的仕途刚刚展开不久,对于国家和自己的未来,他有着无限的想象和神往。这种情感,现代人称为“理想”或“梦想”。有梦的人是幸福的,有梦的年纪是幸福的。是的,那时苏轼还有梦。“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他感到自己身上充满了力量,他相信自己会为国家做出一番事业。遇上灾荒年才华亦无力那时的密州很穷,又遇上灾荒之年,旱灾蝗灾不断。用“民不聊生”来形容并不为过。我们都看过《水浒传》,《水浒传》描写的朝代就是苏轼所在的时代,北宋因朋党之争而衰落,政治腐败,小人当政,很多百姓聚啸山林,落草为寇。人民的疾苦苏轼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在《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中写道:“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他是文豪,才华横溢,但在饥荒面前,文学是无力的。为此,作为地方长官,苏轼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他上书朝廷,请求减免赋税,那两年,他连续写了《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上文侍中论榷盐书》《上文侍中论强盗书》等,上奏当政者,反映当时的灾情、民苦；他亲自率领幕僚到田野里捕蝗；他和与密州人民一样吃野菜充饥；他筑堤坝引水,到常山祈雨抗旱；他赈灾捕盗,收养弃儿……面对人民疾苦,苏轼有太多的内疚、无奈和愤慨,他在《和赵部中捕蝗见寄次韵》中写:“民病何时休,吏职不可越,慎毋及世事,向空书咄咄。”超然台上彻夜畅饮写下诗作流传千古即便如此,密州在苏轼的笔下仍是美丽动人。“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站在超然台上,他看到的密州城如江南一般美丽；“前瞻马耳九仙山,碧连天,白云间”,那是不远处马耳山的景致；“回望白云生翠,归来红叶满征衣”,那是他经常去的常山……当然,他最喜欢的是超然台。此台最早建于北魏,苏轼到密州后,于1075年重新修整,当时他的弟弟苏辙在济南做通判,听说此事后,为这个台取名“超然台”并写了一篇《超然台赋》,夸其“高台凌空”。苏轼对“超然”二字极其赞赏,写了著名的《超然台记》,传诵千年。“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余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那年的中秋节,苏轼在超然台上饮酒赏月,喝了一夜的酒,大醉。那夜的月光格外明亮,他写下了那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有人做过统计,苏轼在密州共创作诗、词、文等230多篇,他的豪放词风即形成于此。宋人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超然台因为苏轼的影响,在以后的近千年里名声大涨,成为江北名胜。元代重修两次,明代重修五次,清代重修七次,1947年毁于战火。2007年诸城市人民政府在原址上重建超然台,新的超然台占地20余亩,台高10.74米,宽28米,长160米,建筑面积为7000余平方米,是历史记载的超然台规模的三倍。假如苏轼穿越至此,恐怕也不认识了。近千年来影响不断诸城因他名声大涨因为有了苏轼,诸城这个江北小城,平添了不少绮丽的文化色彩和浪漫气息。直到现在,每到中秋节,街头大大小小的月饼包装上,十有八九印着苏轼的词: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的那轮明月一直都在。一个人,在一千年的时光里,影响并塑造了一个城市的文化品格。所谓文化底蕴,所谓人杰地灵,首要的还是人。苏轼和他的超然台,是这个城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历史对于诸城的厚待。有人考证过,苏轼在密州的官衔全称是:“朝奉郎、尚书祠员外郎、直史馆、知密州军州事、骑都尉”,苏轼的官衔中,“知密州军州事”是他的实职,差不多相当于正六品。但是这些谁会在意呢?在以后的一千年里,人们传诵他的每一首诗,每一句词,品味研究他随手写下的每一个字,却没有几个人记住他的官职。是的,他是一个文人。让他名传千古的,是他的才华,他的真诚,他的坦荡,他的乐观,他饱受屈辱仍光风霁月,他历尽坎坷却初心不改。那年他20岁,与父亲苏洵和弟弟苏辙一起从老家四川眉山到京都汴梁(今开封)赶考,这是“三苏”在文坛的第一次亮相,父子三人,在“唐宋八大家”中占了三席。唐、宋是中华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并不乏文采风流的人,他们多如繁星,但苏轼,是其中最耀眼的那颗。在那次考试中,苏家兄弟都以优等考中进士。特别是苏轼,在388名考生中名列前矛。他的才华得到了当时的考官、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赞赏,欧阳修后来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与梅圣俞》)。读到苏轼的文章,欧阳修感到痛快喜悦之极,激动得身上出汗,并决定“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从此,我们的汉语中有了“出人头地”这一成语。一生飘泊不定,却如诗一般活着但是苏轼并没有很快就“出人头地”,他的仕途刚要开始,不幸母亲病故,按照当时的规矩,必须守丧两年三个月。两年后,他们全家迁往京都。直到25岁,他才担任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官职——凤翔判官。在去凤翔上任的途中,路过河南渑池县,苏轼想起当年与父亲和弟弟去京城赶考时,曾从这里经过,后来弟弟苏辙还做了首诗《怀渑池寄子瞻兄弟》,于是写了一首诗《和子由渑池怀旧》应和,子瞻、子由分别是苏轼、苏辙的字,其中有这么几句: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这也是成语“雪泥鸿爪”的由来。只是年轻的苏轼对于人生的这一番感慨,似乎是一个预言,他心中的那只飞鸿,从东飞到西,从南飞到北,飘泊不定,在大地上留下了无数的指爪,留下了无数的故事。也许他自己也不会料到,那是他人生的写照。他在凤翔判官的职位上待了三年,之后,任职史馆,在他30岁的时候,父亲苏洵去世,回家守孝两年三个月。1071年,他担任杭州通判。然后,从杭州到密州,然后是徐州、湖州、黄州、常州、登州、京都,然后再到杭州、京都,再往下是颍州、扬州、定州、惠州、海南儋州,直到65岁那年北返,在常州去世。他的足迹从北方一直到海南岛,他热爱每一个地方,从当地的人民到自然的风光,在他眼里都有无尽的魅力,但在每一个地方,他很少能够安安静静地呆上三年以上的时光。这一切的因缘际会都是因为文字。因为文字,他得到过王公大臣甚至皇帝、太后的赏识,也是因为文字,他被政敌陷害入狱,流放迁徒,差点儿丢了性命。他明明知道“平生文字为吾累”,但他怎能不写?对他来说,写作是那么快乐的事。他写给朋友的信中说:“我一生之至乐在执笔为文之时,心中错综复杂之情思,我笔皆可畅达之。我自谓人生之乐,未有过于此者也。”于是,他把自己的生命活成了诗。即使在最落魄的黄州那几年,他在东坡开垦了一块荒地,每日耕作其中,自称“东坡居士”。拿惯了笔的手拿起了锄头,却把诗写得更加大气磅礴,以至于后人用“苏东坡”代替了他本来的名字。因为政治的污陷,他的诗文曾被官方销毁。但那些有生命的文字怎么会禁止得了,后人记载:“东坡诗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崇宁大观间,海外苏诗盛行……士大夫不能诵东坡诗,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在苏东坡死后25年,金人攻下了京城,掠走了宋徽宗、宋钦宗两位皇帝,史称“靖康之耻”,北宋灭亡。人们很少知道的是,当时和二位皇帝的囚车一块被金国人运走的,还有苏东坡的一部分手稿。后来,南宋建立,南宋的皇帝在新都杭州开始读苏东坡的遗著,越读越喜欢,恨不能早生几年与他相见。后来南宋的皇帝赐他谥号文忠公,又赐太师官阶。所以后人又称他为“苏文忠公”。其实对于这些,苏东坡是不在乎的,即使他还活着,他也不会在乎那些虚名。那年他谪居黄州种田,布衣芒鞋竹杖,每天与渔樵为伍,有时被醉汉推搡或责骂,却“自喜渐不为人识”。不做名官显宦,不做名满天下的文豪,做一个默默无闻的平民百姓,对他来说,是一件轻松快乐的事。

2018-06-10
苏轼母子读东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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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鹏苏辙《栾城后集》卷二十二《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是我们了解苏轼一生经历最重要的原始文献之一。其介绍母亲程氏独自承担课子之责时说：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学四方。太夫人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苏轼的童年时代是写本向印本转进的关键时期。因此，笔者阅读至此忽有疑问：程氏所读“东汉史”，究竟是写本，还是印本？苏轼曾在《李氏山房藏书记》一文中说：“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老儒先生”的“少时”，约当北宋初年。彼时想要读到《史》《汉》这种常见史籍，仍很不容易，需要手自抄录，没有雕版印本书可读。《史记》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字，《汉书》一百二十卷八十余万字，算上历代注疏在内则更多。程氏课子的东汉史即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注的《后汉书》，就算不计入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孙奭奏请补刻的晋司马彪《续汉书》八志三十卷，通行本也有纪十卷、传八十卷，规模不小。苏辙《栾城三集》卷十《藏书室记》，说苏洵“有书数千卷，手缉而校之”，也只是表明苏洵对数千卷藏书进行过校雠作业，并不可能抄而后读。若全是手抄，费时费力自不必说，更重要的问题是所费不赀。写本时代，藏书数千卷绝非一般士庶可为。后唐明宗天成二年（927）曾派人在蜀中访书，最终仅得九朝实录及杂书传千余卷而已。前、后蜀经济社会相对安定，文化较为繁荣，宋灭蜀，所得书籍数量也不过一万三千卷。太宗太平兴国九年（984）下诏访求《开元四部书目》著录而朝廷阙佚之书，献书满三百卷者可甄录为官。真宗咸平四年（1001）十月又广开献书之路，每卷给千钱，三百卷以上者量材录用，可见宋初聚书实难。当时的苏氏只不过是僻处巴蜀一隅的普通人家，并非住在通都大邑，得有机会收集四方书物。欧阳修给苏洵撰墓志铭，说他家祖上三世皆不显。苏洵《族谱后录下篇》也曾述其祖母宋氏虽然善治生，有余财，但时当蜀中兵燹扰攘，不敢扩大产业，又好施与，故而祖父“终其身田不满二顷，屋弊陋不葺也”。遗产极少，又说其父苏序“喜为善而不好读书”，家里似也不会藏书。司马光为程氏撰写墓志铭，称程氏十八岁嫁入苏家时，“程氏富，而苏氏极贫”。直到苏洵欲折节读书时，为了维持生计，程氏甚至不得不变卖了嫁妆，几经操持，才使得家庭稍微富足。苏氏既非家饶于赀，自然无力佣人抄书；数千卷藏书若都是洵一手所抄，亦不可能，毕竟老苏年少时，实在只是一个游手好闲之人，二十七岁始发愤为学，科考不利，三十九岁时才焚去应举旧文，纵览六经百家之言，真正开始闭户读书。数千卷藏书，不知要抄到何年何月。从书籍实物的装帧形制上，也可略窥一二。写本文献长期使用的是卷轴装。经史典籍单篇别行，一篇即是一卷；以书轴固定，一卷书徐徐展开，恰好适合握持的长度。这种书籍装帧形制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使一卷书的文字数量大体相当，而且因各篇卷分别装池，反可以用多种特别的装帧设计以相互区别，更有利于检索。于溯女史在浙大高研院演讲《卷轴作为方法：书籍史里的史学史》时曾指出：“在卷轴装时代，通常情况下一卷既是一个物质载体也是一个内容单元，这使得卷轴装书籍的内容单元比册页装更独立，在视觉上更突出，且卷轴装还可以通过配置轴、帙、签的颜色、制作材料和题字强化这种独立和突出。”因此，程氏如果读的是卷轴装写本《后汉书》，各卷之间内容是相互独立的，大可从书架上按照不同标记迅速定位，抽出一卷进行阅读，不存在必须像章回小说那样从头开始读的必要。而“至《范滂传》”这个“至”字表明，程氏是按照一定顺序阅读，只有读的是已经装订成册的册页本，才会特意从前往后阅读，才会有读“至”某卷这样的阅读状态，则其所读，当为册页装本无疑。或曰：卷轴装也可以按照顺序插架排列，阅读时逐卷取阅。倘如此，把各卷从卷一到卷九十按次序排列好，就不可能堆叠太多层，否则会将下层的卷子压出褶皱，折痕处易断裂；也不利于抽取与放回。而如果只将卷子摆成两三层，九十卷的《后汉书》需要多个书架。读者如见过卷轴装实物，便可明白内容上同是一卷，实物体积上卷轴装却要比册页装书籍大许多，殆因其既有书轴，又是单面写字。如果家中还有其他的书，书房将需很大面积。苏家数千卷藏书，若为卷轴装的话，所需书房不知凡几，应该不是仅足小康的苏家可承受的。苏氏所居虽僻，但并非买不到印本书籍，尤其是科举考试必备的经典。唐末蜀地佛道教徒已开始雕印宗教读物。后蜀明德二年（935），宰相毋昭裔自出私财，开始将《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九经”等绣梓。史籍阙略，不知毋氏曾否刻印过《后汉书》。太宗淳化五年（994）命陈充等校勘前、后《汉书》，校毕赴杭州镂版，至道三年（997）书成，付有司摹印，从此行于天下，此是北宋雕印《后汉书》之始。真宗景德元年（1004）命刁衎等再校淳化本两汉书，二年，重新刻板付印。此版与淳化本一样以李贤注本为底本，只有纪传部分。《志》三十卷，要迟至真宗乾兴元年补刻，才得以流布。且《后汉志》单独刻印，仁宗景祐二年（1035）余靖校刻全新版本的《后汉书》，才形成包含纪、传、志在内的一百二十卷本。苏辙《栾城第三集》卷十《坟院记》说程氏“好读书，通古今，知其治乱得失之故”；苏轼小小年纪，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这都是纪传所载的内容，因此合理的推测是，程氏课子所读的《后汉书》，为无志的淳化本或景德本。景祐二年，二十七岁的苏洵始大发愤，第二年，苏轼生，再过九年，苏洵才东游京师应制举，此时国子监印书售卖，大相国寺还有不少书店书摊，得书更容易，他才有可能大规模采购经史子集各类书籍，奠定日后家藏数千卷书的规模。我们回到文章开头去看一看。少年苏轼梦想做范滂一样的名士，他曾有所犹豫，不敢笃定母亲会否支持。在程氏鼓励下，苏轼“奋厉有当世志”，从此“一肚皮不合时宜”。然当他迭遭祸患，不能不对少年的梦想生出动摇与怀疑来。直声与奉养，尽忠与尽孝，究竟孰轻孰重？苏轼晚年著《志林》，曾记述这样一件事：郗嘉宾既死，出其所与桓温密谋之书一箧，嘱其门生曰：“若家君眠食大减，即出此书。”方回见之曰：“是儿死已晚矣。”乃不复念。余读而悲之，曰：士之所甚好者，名也。而爱莫加于父子。嘉宾以父之故而不匿其恶名，方回以君之故而不念其子，嘉宾可谓孝子，方回可谓忠臣也。悲夫……苏轼读到郗愔父子的故事，一再悲叹。名士尤为看重清名，可是面对尽忠以博清名与尽孝以享天伦之间的张力，少年时那种一心只要忠直声名的慷慨不悔，再也不能理所当然。母亲“吾顾不能为滂母耶”的表态虽然给了他一个承诺，解除了他的后顾之忧，但多年以后，历经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苏轼怎能不生出浓浓的悲凉：大义凛然的背后，是个体私情的无尽遗憾。嘉祐二年（1057）三月，苏轼兄弟在东京进士及第，一时名动南北。四月初八，程氏却孤独地卒于眉山老家。她没有等到儿子登车揽辔澄清天下的那一刻。（作者单位：浙江大学文学院）

2022-11-19
苏轼作词唱和的　章楶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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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萍踪章楶一苏轼有首《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次韵是按照原韵和用韵次序所进行创作的诗或词。此词咏杨柳工巧浑成，极尽杨花（即柳絮）“天然去雕饰”的柔曼。且采用拟人的艺术手法，将生命赋物入景表现得细腻无痕，情调缠绵悱恻，反映了苏词婉约的一面，成为咏物词史上“压倒古今”的名篇。什么好词能让苏大学士怦然心动为其和韵？想必作者也是非等闲之辈。章楶（1027-1102年），字质夫，福建浦城人。他是“词有织绣功夫”的诗人，政绩卓著的能吏。他的那首原作《水龙吟·杨花》：“燕忙莺懒花残，正堤上柳花飘坠。轻飞乱舞，点画青林，全无才思。闲趁游丝，静临深院，日长门闭。傍珠帘散漫，垂垂欲下，依前被、风呼起。兰帐玉人睡觉，怪春衣、雪沾琼缀。绣床渐满，香球无数，才圆却碎。时见蜂儿，仰粘轻粉，鱼吞池水。望章台路杳，金鞍游荡，有盈盈泪。”描摹中的杨花如影随形，暗香浮动的轻灵令心魄微颤。苏东坡有感而和，他们起承转合的《杨花词》堪称合璧，春风化雨传遍大江南北，惹人喜爱竞相翻唱最流行的“水龙吟”，引发百家争鸣“骚人搁笔费评章”。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说：“东坡杨花词，和韵而似元唱；章质夫词，元唱而似和韵。”这两首相得益彰的词，当属无以超越的唱和经典。章楶与苏轼的结识始于嘉祐二年（1057年）。熙宁十年（1077年），苏轼作《章质夫寄惠崔徽真》诗；元丰元年（1078年），苏轼为章楶写《思堂记》；著名的杨花词和韵作于元丰四年（1081年）；同年末，苏轼应章楶求请琵琶词，作了《水调歌头》。二人在湖北和广东过从颇多。苏轼被贬湖北黄州，章楶提点湖北刑狱，元丰九年（1086年）他们在武昌会晤；苏轼放谪广东惠州，章楶兼知广东广州，两地相距300里；《章质夫送酒六壶书至而酒不达戏作小诗问之》，讲的是章楶资助苏轼生活的故事；章楶作《广州府移学记》，其中有绍圣三年（1096年），苏轼侍妾朝云去世的《简》。可见苏、章之间的友谊。二章楶出身于世宦家族，是“八闽第一相”章得象的堂侄。他才兼文武，治平二年（1065年）进士，授知陈留县，迁京东转运判官、提点湖北刑狱、成都路转运使等职，北宋后期是叱咤西域的御夏名将。宋神宗在位十八年，曾多次对西夏用兵，接连失败含恨而终。高太后垂帘听政，“割地以纾边患”，然“夏人得而不有，侮慢如前”。哲宗小皇帝“起立变色，怒”，但北宋只能忍气吞声。宋哲宗亲政后，“恢复熙宁、元丰之意”，废“弭兵”强纲军事。元祐六年（1091年），章楶任环庆路经略使（军事长官）期间，施行“独固高割削成城”，“取其土疆，如古削地之制，以固吾圉”。他提出“西夏嗜利畏威，不予惩艾，边不得休兵”，上疏“浅攻进筑”，即在边境筑城，“据形胜以逼夏”。哲宗准奏并命名平夏城以示决心。章楶奉旨承造，仅用二十多天，一座工事化的平夏城在石门峡要塞拔地而起，又筑九处三角防形拱卫的寨堡，完成“坚壁”备战又有效地保境安民。绍圣四年（1097年），章楶时领泾原路经略使（前线指挥官），在坚固的平夏城迎战西夏“倾国力来犯”。宋军以“斩杀三千，俘虏数万”，缴获梁太后帅印，旗开得胜。战利品呈献御前，哲宗“夙夜把玩不已”。平夏城的意义，就是塞外长城般的屏障，遏制西夏东进，更是一把插入腹地百里的尖刀，西夏视为大患，欲除之而后快。“山雨欲来风满楼”，大战箭在弦上。元符元年（1098年），梁太后与西夏皇帝李乾顺亲率三十万大军，“绵亘百余里，俱为西夏营寨”，布下夺城的阵势。“高车临城，填壕而进”，难越雷池半步。夏军久攻十三个昼夜不下，军心开始涣散。此时狂风骤起，遮天蔽日，把飞石激火的攻城战车“铁鹞子”摧断。夏军阵脚大乱，“自相腾塌”，在宋军城头箭石炮火直捣下死伤惨重。见大势已去，“梁太后恸哭而返”。宋军挟千载难逢的战机，展开一场绝杀行动。章楶传令遣伏的轻骑奇袭天都山，“伺间以击其归”，统三路精锐合围葫芦河川，“预毒于牛圈潴水，夏人马饮者多殁”。宋军“战益历”扩大战果，聚歼驸马都尉罔罗，中军主将仁多保忠只身逃脱，斩首级二万，擒获统军嵬名阿埋、监军妹勒都逋，“尽俘其家，虏馘三千余，牛羊十万”，“夏主震骇”。哲宗接到捷报，亲临紫宸殿授贺。“楶立边功，为西方最”，升任枢密直学士、龙图阁端明殿学士、进阶大中大夫。平夏城之战仅以五万守军、两万援军，大破数倍于己的西夏大军，一举扭转了两国的军事格局，是对外战争中辉煌的一战。北宋终于掌握了决定胜负的主动权。“夏自平夏之败，不能复军，屡请命乞和。”章楶乘胜迫使西夏签城下之盟，把割去的米脂、浮屠、葭芦、安疆四地归还，向北宋称臣纳贡，“哲宗亦为之寝兵”。《古今纪要》评价章楶：“泾原四年，置州一，城砦九，夏不能复，军绍胜。”章楶具有战略家的眼光，当机立断的执行力，而且长于作战指挥和战术运用，所发明“堡垒配合浅攻，纵深突袭交替”的“章法”，是实战西夏骑兵的制胜利器。章楶生活清俭，赴任成都转运使时，未带仆从，自驾匹驴，驮着妻儿行李，跋涉于崎岖蜀道。作风平易近人，“不私援党”，体恤下属，知人善用，举才不问出身。西夏降将等愿服麾下，更有民众拥戴，兵将俊杰在位。章楶无论是文才、人品、为官，还是保江山，都集文武曲星于一身，在最缺少名将的北宋一朝，文官治军“一剑能当百万兵”，以完胜的战绩立不世之功，赢得青史留名。元符三年（1100年）新继位的宋徽宗，在文德殿召见年届七旬的章楶，加拜同知枢密院事（副相）。身后累赠右银青光禄大夫、太师、秦国公，谥号庄敏，应是至高褒奖这位闽籍儒雅的铁血英雄。（全文共2467字）

陈榕生

2020-07-05
苏海泛舟风月无尽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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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在中国文化史上，出色的文人雅士历朝历代皆有，但偏偏是苏东坡，不仅凭借过硬的诗、书、文、画等业务能力跻身于“千古风流人物”之列，还总是在现代人回忆起时，颇觉亲切。但我们对于苏轼的认识，更多的也只是停留在他的才情与做官的坎坷上，至于苏轼为什么会成为苏轼，却鲜少有人知晓。今天是苏轼逝世921周年。晨报特推出“苏海泛舟”书单，让我们看看他直面生活悲喜的精神气力，深入理解这位“千古风流人物”背后的丰沛人生。《苏轼的诗词人生》作者：王晨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本书从文人笔记和苏轼的诗词文章、奏疏书信等史料出发，兼采今人观点，试图将苏轼的才情与悲喜通过其人生经历、宦海浮沉来呈现。该书以诗词证史，亦以史料来诠释诗词，着重厘清了熙宁变法、乌台诗案、元祐更化、绍圣绍述这些重大事件中，苏轼的个人遭遇以及其间的前因后果和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在“真历史”中还原了一个“真性情”的苏轼。《苏轼十讲》作者：朱刚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苏轼一生“如鸿风飞，流落四维”，仕途几经浮沉，一代文坛盟主的影响力却未见消减；与禅门僧人、方外道士过从甚密，兼采佛道之修养；壮浪纵恣于儒释道三家思想，其心灵世界博大宏丰，兼擅诗、词、文与书法、绘画，乃至经学、史学、医药、水利等，在众多领域达到一流水准；最后“湛然而逝，谈笑而化”，走向最好的生命完成。苏轼可谓穷尽了中国士大夫的一切可能性。本书以十个主题串联苏轼的生命历程，并将苏轼置于历史与文化的洪流中，上下观照，在作品与文献中捭阖出入，并作精妙讲解，一部披沙拣金的“苏轼新传”粲然可见。《苏轼选集》《作个闲人：苏东坡的治愈主义》作者：苏轼、王水照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苏轼为北宋杰出大作家，才赡学富。本书选苏氏诗、词、文各体代表作品，注释翔实，考据详确，颇具学术性，为近年来罕见之优秀选本，对欣赏、研究均有价值。末附《东坡先生年谱》，久已佚失，从日本复制，价值极高。王水照，男，浙江余姚人，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并担任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中国韵文学会常务理事、上海作家协会理事等职，出版有《唐宋文学论集》《苏轼论稿》《苏轼其和和文学》等著作。作者：费勇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虽然苏东坡和我们处于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身份，但他和我们一样要面对普通人的烦恼、人生的不确定和命运的无常。他也痛苦过、迷惘过，甚至绝望过，但最终却用一颗旷达的“闲心”守住了心灵的空间，消解了所有的磨难，活得快乐且通透。本书以苏东坡的人生经历为经、诗词文章为纬，勾勒出苏东坡丰富而坎坷的一生，提出了“作个闲人”的生活哲学。《苏东坡传》作者：林语堂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本书讲述的苏东坡是一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性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但是这还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林语堂一代国学大师，曾两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中国作家，著有《生活的艺术》《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等作品。《在故宫寻找苏东坡》作者：祝勇出版社：湖南美术出版社本书从十个侧面——入仕、求生、书法、绘画、文学、交友、文人集团、家庭、为政、岭南，书写了苏东坡一生的经历。他的文学艺术，牵动着人世间最凡俗的欲念，同时又代表着中国文化最坚定的价值。在呈现苏东坡人生脉络和生命际遇的同时，作者选取故宫收藏的宋元明三个主要朝代的艺术藏品，由书、画及人，把苏东坡的精神世界和艺术史联系起来，由苏东坡个体的人生去反观他所处的时代。不单是苏东坡的个人传记，更书写了整个宋代的精神文化风貌。·苏轼与余杭·苏东坡两度任职杭州，对杭州近郊的径山一往情深。宋熙宁五年八月，他第一次上径山，写下气势磅礴的《游径山》一诗，下山回杭州后，又写下《自径山回，得吕察推诗，用其韵招之，宿湖上》。次年八月，他第二次上径山，写下《径山道中次韵答周长官兼赠苏寺丞》和《汪覃秀才久留山中，以诗见寄，次其韵》。回杭州后，写下追忆游山过程的《再游径山》一诗，以及《初自径山归，述古召饮介亭，以病先起》和《与周长官、李秀才游径山，二君先以诗思寄，次其韵二首》。此后，他调离杭州，在外地又写下《次韵答开祖》《次韵杨次公惠径山龙井水》《送渊师归径山》三首。临终前，又有《答径山维琳长老》一诗。苏东坡与径山的亲密交往，体现了这位大文豪对径山情有独钟。苏东坡的径山诗中，最著名的是《游径山》一诗。他站在径山之巅，看天目山连绵不断的山势，像一群野马奔来，把景象写得十分雄伟。他在《再游径山》中吟道：“含晖亭上望东暝，凌霄峰头挹南岳。共爱丝杉翠丝乱，谁见五芝红玉琢。”短小精道，将径山的高耸俊秀描述得美不胜收。澄慧禅师一度打算离开径山寺，将想法告诉苏东坡。苏当时在湖州任知州，写诗赠澄慧，开头四句是“我昔尝为径山客，至今诗笔余山色，师住此山三十年，妙语应须得山骨。”经苏东坡婉言劝说后，澄慧留守径山，坚守菩提，直到终年。苏东坡六十五岁那年，结束在海南岛的流放生活，途经常州时病在旅社。径山寺住持维琳禅师闻讯赶到常州探望。苏东坡大为感动，写诗作答：“与君皆丙子，各己三万日。一日一千偈，电往那容诘。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平生笑罗什，神咒真浪出。”其乐观超脱的精神始终在他的诗句中流淌。

2022-08-24
宋人最喜欢哪种沉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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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沉香许丽虹梁慧（许丽虹，杭州昌化人。毕业于杭州大学经济系，从事金融工作三十余年。爱好历史，沉迷古珠。梁慧，祖籍山东。热爱古珠，对古珠相关知识有深厚的积累）丁谓是个天才式人物，北宋著名经济专家。两度拜为宰相，封晋国公。因于寇准不和，将寇准发配到雷州。没想到，三个月后，他受“雷允恭擅移皇陵案”牵连，被罢相贬到了更远的海南岛。丁谓在海南岛做的最有意义之事，便是写了《天香传》。区区两千多字，却因他有深厚的香文化积淀，而使海南沉香一跃而成诸香之首。他说，被贬海南岛后，虽然担惊受怕，但也少了很多在位时的烦恼。在海南期间，就盼着漫长的白天有晴日，夜晚能看见天空云卷云舒，静静地思考，享受熏香的乐趣，焚香频繁，人也勤快。海南沉香为何好呢？一来是因为地理环境。二来是因为取之有时。海南黎族人的主业是种地，采香不是他们的生计。闽南和越南的商人中，只有去杭州的才需要香料。每年冬天，当地人等商船来了，才进山采香卖给他们，所以时机不对，想买也没有。他说，海南沉香有四种：沉香，栈香，生结香，黄熟香。他是从两个角度来评香之优劣的：一是沉不沉水。将香块放入水中，沉水的油脂多品质好，叫沉香；半沉半浮的叫栈香。栈，栈道，半伸进水面的路；浮在面上的叫“黄熟香”。二是“生结”还是“死结”。活的沉香树，刀斧斫砍、蛇虫动物啮蚀留下伤口后，在伤口附近结香。叫“生结香”，也叫“生香”。如果沉香树枯死，或某个部位自然脱落，经年累月慢慢分解，最终留下的以油脂成分为主的凝聚物就叫“死结香”，也叫“熟香”。海南沉香到底好在哪里？丁谓讲了个故事：越南中南部，栈香和沉香产量特别多，常贩运到广东番禺，或卖到阿拉伯。贵重的沉香、栈香与黄金一个价。有老者讲：“最近几年有阿拉伯的商船，被飓风延误，寄居在这里。首领炫富，整天大摆筵席，非常夸耀。当地人私下说：‘他们很富有，我们不如。但他们烧的香料不够浓郁，干而轻，烟薄而有焦味，不是什么好香。’于是，拿出当地海岛北岸产的沉香，即席烧了，杳杳烟气飘向东方，烟云像沸水一样，环环相扣如凝结的漆，浓郁芬芳持久不散。这些阿拉伯人看了，再不敢臭显摆。”《天香传》一出，确立了海南沉香甲天下的地位，名扬四海。巧的是，就在丁谓去世那一年，苏轼出生。苏轼61岁被贬海南岛。第三年，恰逢苏辙60大寿。他们兄弟俩感情好历史上是有名的。送什么寿礼给弟弟呢？苏轼最终选择了一块沉香。因沉香形状像假山，又叫“沉香山子”。并附上一篇《沉香山子赋》。仲春时节，苏辙正在午休，忽然收到哥哥从海南岛捎来的沉水香山，还附有一篇《沉香山子赋》，说以此作为寿礼。苏辙感慨万千，和了一篇《和子瞻沉香山子赋(并序)》。前有丁谓基础普及，后有苏轼发扬光大，海南沉香在北宋上流社会广泛流传开了。以诗词为证：黄庭坚《丁巳宿宝石寺》：钟磬秋山静，炉香沉水寒；周邦彦《苏幕遮·燎沉香》：燎沉香，消溽暑。鸟雀呼晴，侵晓窥檐语；李清照《菩萨蛮·风柔日薄春犹早》：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沉水卧时烧，香消酒未消。到了南宋，出了品香高手范成大。其《志香》中说：“大抵海南香气皆清淑如莲花、梅英、鹅梨、蜜脾之类……翻之四面悉香，至燃烬，气不焦，此海南香之辨也。舶香（从海外用船运来的香）往往腥烈，不甚腥者，意味又短，带木性，尾烟必焦。”看看，还是丁谓品香的套路。南宋焚香似乎更频繁。陈起《留题天乐寓张氏湖亭》：沉水香销一局棋，客来浅酌旋分题；罗与之《山居闲思》：雨作糟床注，秋生鲈鱠思。卷帘了清景，沉水袅烟丝；曾几《东轩小室即事五首》之五：“沉水已成烬，博山尚停云。斯须客辞去，趺坐对余芬。”从南宋诗词中，还可看出海南沉中的“鹧鸪斑香”颇受文人钟爱。丁谓《天香传》曾介绍：“鹧鸪斑，色驳杂如鹧鸪羽也。”说来也奇怪，刚刚读完《天香传》准备写此文时，梁慧从曼谷回来，带回一小串随形沉香。她说：“你闻闻看，这可是海南沉香。绝大部分都沉水，很难得。”梁慧说的难得，用丁谓的话翻译就是：“余杭市香之家，有万斤黄熟者，得真栈百斤则为稀矣；百斤真栈，得上等沉香十数斤，亦为难矣。”那个寒冷的午后，边喝热茶边看沉香。突然看到一颗星星点点的，刚想说芝麻点，突然什么斑跳出脑海，这这这，啥鸟的斑来着？手机上查，才得知“鹧鸪斑”还有对子“鸜鹆眼”。香与砚本是书房必备，香中有鹧鸪斑，砚中有鸜鹆眼，恰成巧对。这下好诗源源不断：朱羿《书事》：洗砚谛视鸜鹆眼，焚香仍拣鹧鸪斑；赵汝鐩《谢人送端砚水沉》：砚寄下岩鸜鹆眼，沉分上岸鹧鸪班；陆游《无客》：砚涵鸲鹆眼，香斮鹧鸪斑。这些诗词，以前是读不懂的，多亏有梁慧这样的良师益友。

2019-02-22
讲述苏轼与雷州西湖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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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卓朝兴通讯员陈菀铃实习生梁馨尹报道：湛江又上央视了！7月31日，五集纪录片《定风波》在央视纪录频道（CCTV—9）晚上8:00黄金档开播。该片以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苏轼的人生经历为主线，体现了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儒者情怀，突出了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从政业绩，也展示了他在诗词文赋、书法绘画等领域卓越的建树，以独特视角带领观众走近这位千古名家，抒其天下之志，品其诗与远方。其中，在8月1日播出的《定风波》第二集，提到了苏轼当年来雷州半岛的经历，以及雷州西湖名字的由来，引起观众、网友广泛关注与强烈反响。烟波浩渺的西湖上，朝云明眸皓齿的相貌和清丽脱俗的舞姿，让“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有了模样；密州城外，苏轼扬鞭策马，那个多年前裘马轻狂、快意恩仇的少年，仍坚守着“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的志向；早春寒气袭人，苏轼月下独游，单薄的背影与沉重的脚步传达出“寂寞沙洲冷”的孤傲与凄凉……据悉，央视精心制作的纪录片《定风波》并未局限于采访解说配合实物资料拍摄的传统制作模式，而是选择在意象丰富、充满中式美学的模拟场景中展开生动鲜活、情感丰沛的角色演绎，艺术化还原千年前的历史场景，重构和充实观众对于历史人物与文化事件的记忆与情感。8月1日晚播出的《定风波》第二集，主要讲述：苏轼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化名人，他的足迹遍布华夏神州很多地方。他在这些地方创作了大量优美诗歌和书法作品，也留下了自己深刻的文化影响。这集《定风波》中，央视节目嘉宾、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江宁织造博物馆馆长郦波介绍：“‘天下西湖三十六，半与坡公相绸缪’，中国三十六个城市有西湖，大多和苏轼有关。他和弟弟最后在雷州一别，就在雷州待了三天，两个人在雷州的城西边一个小湖上划了一下船，雷州人后来就把那个湖叫西湖了。”据悉，雷州西湖原名罗湖，自从大文豪苏轼、苏辙兄弟在此醉游之后，罗湖更名为西湖。当时，苏轼从惠州贬移儋州，千里跋涉途经雷州，与其贬雷的胞弟苏辙邂逅，悲喜交加。兄弟择日游湖泛舟，被秀丽的风光吸引，恋不思归，游罢到湖滨天宁禅寺憩休。苏轼游趣尚浓，“万山第一”的题字就是此时此地写就的。后来，雷州人为了纪念苏公，于明嘉靖年间在公园内专门修建了苏公亭，亭前有一苏轼石像，昂首挺立，双眸眺望北方，表现出他身遭贬谪仍翘首中原的爱国情怀。

卓朝兴陈菀铃梁馨尹

2023-08-03
最好的家教是父母的言传身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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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不是一个可以孤立成长的个体。它一面成长，一面收集沿途的繁花茂叶。”罗曼·罗兰的这段话，至少包含着这样一层意思，环境对一个人言行品格的塑造和思想情绪的感染。好的家风像一颗种子，遇到合适的温度、阳光和空气，你种下的幼苗就有可能长成参天大树。“诗书传家门毓秀，博爱处世人长久”，纵览中国历史，没有哪一家，能像苏氏家族一样，在唐宋八大家中占据三个席位，传为千古佳话。除了天资禀赋外，苏氏一脉代代相传的家风，无疑也是他们成长的重要基石。□夏钦子女是父母的影子，从子女身上，总能看到父母曾经的模样。三苏家学源远，祖籍赵郡（今河南赵县），后迁至河北栾城，唐朝武则天时期，宰相苏味道被贬为眉州刺史，其后代遂定居于眉山。至苏洵出生（1009），已历三百余年。苏轼的曾祖父苏杲，善于生产经营，但他从不聚敛财富，一直到死，他家里的田地不满二顷，房屋破旧了也不修葺，始终过着简朴的生活。可他帮助别人毫不吝啬，经常拿出粮食、衣物救济贫困乡邻，且做了好事从不张扬。苏氏家族再度兴起的重要人物，是苏轼的祖父苏序。明郑瑄《昨非庵日纂》记载，苏序曾言：“吾欲子孙读书，不愿富。”意思是希望子孙读书做官，而不希望子孙经商致富。后来苏洵的哥哥苏涣24岁高中进士。在其影响下，苏洵“窃有志于今世”（苏洵《上富丞相书》），晚年也凭荐举踏入仕途。苏轼兄弟于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双双高中进士，达到了苏氏家族科举求仕的顶峰。苏涣子孙辈、苏洵的孙子辈进入仕途者也不在少数。苏序为人仗义，性情上还多了几分疏达不羁的豪侠之气。有一年饥荒席卷眉山，苏序开仓无偿地救济饥民，使他们免除饥饿之苦，颇受乡民们称赞。读诗论史的家风，就这样一代代传承了下来。到了苏洵这一代，其妻程氏更是发挥了出色作用，作为贤母，后世将其与孟母、岳飞母亲一起并称为“三大贤母”。苏东坡的母亲程夫人出生于眉州青神县一个名门世家，父亲程文应进士出身，官至大理寺丞。在优渥家境长大的程夫人不仅生活富足，而且自幼喜读诗书。程夫人知书达理、端庄贤淑的性格，在将苏轼、苏辙两兄弟培育成才上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宋史《苏轼传》，开篇就讲了一个程夫人育子的故事，寥寥几笔，却极为传神。“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若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翻译成今天的大白话，就是说苏轼十岁的时候，父亲外出游学，母亲程夫人亲自担任老师，教苏轼读书，凡是听说古今成败之事，总是能说出其要害本质。一天程夫人在读到东汉史《范滂传》时感慨不已，在一侧的苏轼说：“我如果成为范滂（范滂，字孟博，东汉时期党人名士，被称作“江夏八俊”之一，在汉灵帝刘宏对党人的诛杀中牺牲，死时33岁），母亲会同意赞许吗？”程夫人听此言后说：“你如果能成为范滂这样的忠臣义士，我难道不能成为范滂的母亲吗？”从那时起，苏轼就发奋进取，博览群书，心怀天下，连母亲程夫人都不无自豪地说：“我有个像样的、有志气的儿子了！”在苏轼兄弟回忆母亲的若干文章中，满满都是母亲教育儿女的生动案例，比如《记先夫人不发宿藏》《记先夫人不残鸟雀》和《异雀》中，都记载了程夫人教育他们的故事。有一次，家中的花猫捉到了一只小鸟，苏轼兄弟将小鸟从猫爪下救出后，就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办了。正好程夫人见到了，教育兄弟俩要以仁爱宽厚之心对待万事万物，兄弟俩听后，将小鸟救治后放回了巢穴。另一件讲的是苏家故宅发生过的一件奇事：一天，两个丫鬟熨烫绸缎，一个丫鬟突然大声惊叫了起来。她的双脚陷进地下的泥土里。原来泥土下面，有一个瓮。众人很兴奋，猜测瓮里可能装有金银珠宝，想打开看看。程夫人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命人用土将陷下的坑填好，告诉大家那东西是前人埋下的，不属于苏家，谁也不准去挖取。这些成才过程中点点滴滴的小事，传达的不仅仅是女性美德，更是一种廉明公正人生观的身教，对苏轼兄弟的做人、做官和为人处世影响至深，终生受用。苏轼踏上仕途第一站，担任陕西凤翔签判时，一天晚上，所住的公房一处塌陷后露出了一个瓦罐，苏东坡好奇地想把它挖出来看个究竟，夫人王弗阻止了他，并用婆婆当年教育的方式将塌陷处埋好。苏东坡在《前赤壁赋》中写到的“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看来是源于生活的历练和心得。程夫人不仅教子有方，激励丈夫的方式方法也可圈可点。苏洵年轻时好外出游历，二十七岁才发愤读书，大器晚成，他的这种转变与其夫人程氏的善诱和鼓励是分不开的。苏洵二十七岁时，程夫人对他说：“子苟有志，以生累我可也。”并且说到做到，不仅包揽了全部家务，还操持了全家生计，让苏洵专心读书治学。所以司马光在程夫人墓志铭中由衷赞美说：“妇人柔顺足以睦其族，智能足以齐其家！”并指出，程夫人不仅以其辛劳贤德和智慧成就其夫，还成就其子，成全父子三人共同跻身唐宋八大家之列，令司马光惊叹道：“兴衰无不本于闺门！”（素材图据网络）

夏钦

2022-06-23
“欧文苏字”背后的故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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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跃泉草书之谜世人大多知道苏轼的楷书版《醉翁亭记》，了解更深者知道滁州还立有他楷书版的《丰乐亭记》，但若说还有其它版本，就知之甚少了。事实是元祐六年（1091）苏轼曾两度书丹，其一是用楷、行、草兼用字体写成的长卷《醉翁亭记》；其二为大字楷书，即后世立于琅琊山间的《醉翁亭记》《丰乐亭记》“滁州碑”母本。仔细比对尾跋文字发现，苏轼的两款《醉翁亭记》书写时间有异。草本跋内容如下：庐陵先生以庆历八年三月己未刻石亭上，字画褊浅，恐不能传远，滁人欲改刻大字久矣。元祐六年轼为颍州，而开封刘君季孙请以滁人之意求书于轼，轼于先生为门下士，不可以辞。十一月乙未眉山苏轼书。楷本跋内容如下：庐陵先生以庆历八年三月己未刻石亭上，字画浅褊，恐不能传远，滁人欲改刻大字久矣。元祐六年轼为颍州，而开封刘君季孙自高邮来，过滁。滁守河南王君诏请以滁人之意求书于轼，轼于先生为门下士，不可以辞。十一月乙巳眉山苏轼书。其中，草本跋“字画褊浅”，楷本跋作“字画浅褊”；楷本跋于“而开封刘君季孙”后多出“自高邮来，过滁。滁守河南王君诏”十三字；书写日期草本跋为“十一月乙未”，楷本跋为“十一月乙巳”。虽是一字之别，却是十日之差。由落款时间判断，草本写在前，楷书本写在后，草书《醉翁亭记》写在楷书本十日之前。据苏公尾跋所题，草本《醉翁亭记》书于十一月十一乙未日，当为景文来颍次日苏公即兴书就。苏、刘此次相逢，颇多唱和，十日畅饮，难免陶然于醉。十日间，与刘景文有关的诗句多有言及饮醉之事，如“留子非为十日饮”“似知吾辈喜，故及醉中来”（《和刘景文雪》）。苏轼对欧公名篇自是谙熟于心，且在不久之前（是年六月十五日），五十卷本的《居士集》书刻刚刚问世，苏轼参修编纂，并亲书《六一居士集叙》：“欧阳子殁十有余年……予得其诗文七百六十六篇……”由是，苏公醉后方能笔走龙蛇，一挥而就。但是，毕竟欧文篇宏，又是苏轼酒后所题，因而草书《醉翁亭记》璧中偶入微瑕：草本标题为《欧阳永叔醉翁亭记》，而非楷本《醉翁亭记》；“若非夫日出而林霏开”，多写一“非”字；“杂然而前陈太守燕也”，少一“者”字；“宴酣之乐”，“宴”写成了“燕”；“起坐而喧哗者”句中“喧哗”二字似乎也不是原文……此外，“庐陵欧阳修也”写成了“庐陵欧阳公也”，虽出于敬尊，但毕竟与欧公原文不合。如是他人，苏轼书毕可能就此惊艳收工。可恰恰是刘景文，素喜欧公书帖，博闻强记的他品读后发现了个中瑕疵，并敢于向苏轼面陈，由于是挚友相知，苏轼对刘景文的意见很是尊重，为了弥补遗憾，于是东坡又在十天后，即十一月廿一乙巳日，用最为擅长的大字楷书重新誊写。再次回味恩师的《醉翁亭记》，东坡有了新的感悟，他仿佛又看到了恩师对自己的提携指导和关怀期望，看到了师徒二人在同样波折的命运旅途中前行的身影。这对境遇相似的师生在不同时空的书写中，再次达到了情感的共鸣、思想的相通和灵魂的高度契合，这才有了后来广为流传、端庄凝重的楷书大字本“亭记”，即“滁州碑”母本《醉翁亭记》，《丰乐亭记》大约也是同一时期的作品。苏轼在“留子非为十日饮，要令安世诵亡书”（《和刘景文见赠》）诗句中引用汉臣张安世记忆力出众的典故，可能即是所指刘景文以博记锐眼修正自己书文中不妥之处。而草书本《亭记》虽有微瑕，笔法却豪迈奔放、神韵飘逸，刘景文一定对此篇鸿文奇书非常喜爱，倘若苏公重写也未必能写出原有的气势和韵味，此篇奇文也就自然而然成了刘景文的收藏。楷书本故事简单，应约到了滁州世所共知，草书本自刘景文收藏后反倒是跌宕起伏，引出了许多不为人知的转折。草书《醉翁亭记》被刘季孙秘藏，当时未见世刻石。刘季孙死后，此长卷便辗转流传至民间。直到元代元贞二年（1296）四月，才有赵孟頫见之并作跋。此后又湮没多年。到明代露世，宋广、沈周、吴宽等书画名家均有跋文。后来，长卷为文渊阁大学士高拱所有，高拱视为至宝，恐失于己手，命其门婿刘巡为之刻石。刘巡请来了当时的名篆刻家文彭、吴应祈刻石，刘巡亲自校对，一字一句，不敢疏忽分毫，历时两月完成此工。所刻石碑共24面，每面纵越37厘米，横约50厘米。于是，苏轼草书《欧阳永叔醉翁亭记》和赵孟頫、沈周、高拱、刘巡、文彭等人跋文，便全部刻石留存。石刻完成后不久，高拱出事，刘巡携石返乡，立于鄢陵刘氏家祠，人称“鄢陵碑”，因是欧文、苏字、文刻，亦称“三绝碑”。高拱手中的真迹，后被内阁首辅张居正所有，张氏家族败落后，长卷真迹归入明代宫中，最终失于宫中大火，一代珍宝，毁于一旦。清康熙年间，河南新郑高拱后代高有闻，发现鄢陵刻石已经磨损不清，便将家中所珍藏的鄢陵石刻拓本，请工匠重新刻石，立于新郑高氏祠堂内。鄢陵的苏轼草书本《醉翁亭记》碑即“鄢陵碑”，目前仅存拓本，分藏于鄢陵县档案馆和许昌市档案馆。郑州市博物馆所藏的草书《醉翁亭记》刻石，是1959年从新郑高拱祠堂所征集，人称“新郑碑”。赵孟頫题钹草书《醉翁亭记》

2022-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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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2-05
日韩历史上的“东坡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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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紫云对于中国人来说，苏东坡的魅力似乎是无穷的。他能诗善词，精书工画，博古通今……不仅在文学、艺术领域戛戛独造，更以其无往不乐、超然物外的乐观人格与豁达精神感染了无数人。历史上，苏轼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而且在东亚文化圈尤其是日韩两国也吸引了不少“东坡迷”。早在苏轼生前，他的名号便先于其作品传入朝鲜半岛。元丰三年（1080），高丽文臣金觐随同柳洪、朴寅亮出使宋朝。归国后，为他的两个儿子分别取名为“富轼”与“富辙”。从高丽中期开始，追摹东坡体的诗文占据主流，以至文坛风气为之一变。由于高丽时代制述科（类似“进士科”）考试较为重视经义和论策，因此以论述说理见长的东坡之文，赢得了广大学子的喜爱与效仿。“海左七贤”之一的林椿曾发出感叹：“近世东坡之文，大行于世，学者谁不服膺呻吟？”待士子考取功名后再学苏诗，出现了大量效仿东坡的诗作，也有用东坡诗韵作诗的情况，引得时人笑谈：每年张榜之后，人们都以为今年又多出了一大批“苏东坡”：“每岁榜出之后，人人以为今年又三十东坡出矣。”苏轼在高丽士子、文人中引发了持续而广泛的学习与模仿，他的影响波及整个文坛。如果说苏轼传入朝鲜半岛走的是“亲民路线”，那么传入日本后便走上了“高端路线”。约1150年，也就是平安时代（794—1192）末期，“东坡先生”的名号始现于日本的文字记载中。苏轼作品则于镰仓时代（1192—1333）初期，至迟在1253年已传入日本。平安中期的宽平六年（894），日本政府停派遣唐使，官方交流虽然停滞，但僧侣、商人贸易和私人馈赠等民间交流仍旧活跃。于1235年入宋、1241年归国的圣一国师圆尔辨圆从中国带回的数千卷图书中，便有《东坡词》二册、《东坡长短句》一册。苏轼的诗歌颇多禅意，尤为镰仓时代至室町时代（1336—1573）的五山禅僧所欣赏。“五山”本是南宋的官寺制度，即由朝廷任命住持的五所地位最高的禅寺，镰仓时代日本模仿南宋的五山制度设立了镰仓五山。五山禅僧为了做偈颂，往往会参考中国诗文集，在鉴赏的同时，他们也会进行创作。禅僧的汉诗文创作蔚然成风，逐渐成为中世纪日本文坛的主流文学。在五山僧团所借鉴、学习的中国诗人中，与禅有因缘的作家作品会格外受到关注，他们对苏诗情有独钟，不仅研读、翻刻、注释、模仿苏轼作品，还以苏轼为题创作了很多诗文。在禅僧汉文诗集《翰林五凤集》中，收录了100多首与东坡有关的诗，比起65首与陶渊明有关、45首与杜甫有关、41首与李白有关的诗，足见他们对苏轼的喜爱与推崇。在五山禅僧有关苏轼的语录、诗文中，据统计有150多首题画诗、赞，有关苏轼的画作30多种。这些画作经常采用的题目是《赤壁赋图》《苏公堤图》《东坡笠屐图》《东坡肖像画》等，最常见的要数《东坡笠屐图》和《东坡肖像画》两种。现存的《东坡赤壁图》题诗有十多首，有的题写在扇面上。可以想见，在五山文学流行的时代，人们会在扇子、屏风上画出《赤壁赋》，并在上面题写诗词，用这种方式进行欣赏。直到江户时代（1603—1868），文人之间乃至社会上形成了一股“东坡热”，引起了松尾芭蕉等俳句诗人的共鸣。渐渐地，人们不再满足于只是欣赏绘画中的“赤壁游”，他们还把日本的某地比拟、想象成赤壁，甚至泛舟水上，身临其境地体验赤壁游。当时的文人名流曾多次举办赤壁会，与会者均有题咏唱和之作。苏轼创作《赤壁赋》之后的第十二个壬戌年（1802），“宽政三博士”之一、著名的“东坡迷”柴野栗山仿赤壁游故事，于十月之望置酒会客。据史料记载，这次赤壁会在柴野栗山的宅邸举行，主人精心布置了环境：在楼阁中悬挂字画、设置豪华的席位，酒器茶具陈列在花草之间，主人以美酒珍馐待客，宾主促膝把臂、聚谈欢笑。赤壁会的形式别出心裁，不啻于一场耐人寻味的艺术表演，因此一直到大正（1912—1926）、昭和（1926—1989）时代仍不乏参与者。最盛大的一次赤壁会，是长尾雨山于苏轼作《赤壁赋》之后的第十四个壬戌年（1922）举行的。长尾雨山是明治时代的著名汉学家，也是一个十足的“东坡迷”，热衷于收集与苏轼有关的书、画、文具、古董等。这次赤壁会盛况空前，共有100多人参与，现场展示了大量有关《赤壁赋》的画和其他与东坡有关的珍贵文物，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由于受到场地、气候等方面的限制，赤壁会这一纪念苏轼的活动形式并未被广泛效仿。人们表达对苏轼敬慕与热爱的经典方式是为苏轼过生日，即举办“寿苏会”。“寿苏会”始于中国18世纪，此后分别于19世纪、20世纪传播到朝鲜半岛和日本。据记载，寿苏会的主事者会供奉苏轼喜爱的食物，如黄鸡、蜜酒、花猪、笋脯等；悬挂苏轼的画像，摆设苏轼的诗文集、画作、墨迹或后人整理、创作的与苏轼有关的作品等，供与会者欣赏；最后主事者会倡议与会者题咏唱和。除自由发挥之外，文人们一般会选择与东坡作品相关的创作方式，比如追和次韵、分韵东坡诗歌，直接引用或唱和苏轼诗词文赋，使用苏轼故实或文学典故等。寿苏会朴素低调、肃穆融洽的气氛深深地感染了每一个与会者。清代书法家、文学家、金石学家翁方纲一生至少举办过20多次寿苏会，并曾接待朝鲜燕行使金正喜与申纬。寿苏会也因此东传，在朝鲜被称为“拜坡会”。1814年在朝鲜举办的寿苏会上，展示了金正喜得自翁方纲的《东坡笠屐像》及其摹本，申纬父子临摹的赵孟頫东坡画像以及明代冯铨快雪堂本《天际乌云帖》。时年46岁的申纬正值苏轼在黄州的年纪，曾在寿苏会上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我是先生在黄岁，恰当四十六春秋。”大约在明治时期（1868—1912），寿苏会传入日本，继而在大正时代被“重量级”的“东坡迷”发扬光大。长尾雨山曾五度主办“寿苏会”，74岁的时候还将历次题咏唱和汇集为《寿苏集》作为纪念。1916年的寿苏会在圆山公园的春云楼举行，参加的人士除了长尾雨山之外，还有富冈铁斋、内藤湖南、狩野君山等社会名流，以及晚清名流罗振玉、王国维。其中，画家富冈铁斋和苏轼同天生日，刻有“东坡同日生”“东坡癖”印章，他曾为这次的寿苏会作《乙卯寿苏录》《东坡笠屐图》。无论是赤壁游还是寿苏会，“东坡迷”们总是希望通过收集与苏轼相关的文物、模仿苏轼的诗文与行迹，体验苏轼的人生情境，并通过这样的活动来纪念苏轼，延长苏轼的精神生命。1800年，柴野栗山举办的赤壁会，尽管未能泛舟水上，与会者万波俊忠仍写下这样的诗句：“清风白月无今古，何必江流夜半船。”超越时间与空间的阻隔，与苏轼“在一起”，分享苏轼的人生智慧，正是古今“东坡迷”们的心声吧。

2021-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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