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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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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台诗案的起因是不同的政见表达，但硬生生地被政敌做成刑事案件。由此，时任湖州知州的苏轼“如捕盗贼”般地被抓到京城，未经审判就直接投入大牢，不仅肉体上经受酷刑的折磨，精神上也切实感受到死亡的威胁和恐怖。苏辙《为兄轼下狱上书》说：“轼早衰多病，必死于牢狱。”苏轼在《杭州召还乞郡状》中回忆，湖州被捕时，“自期必死，过扬子江，便欲自投江”，因吏卒监守未果，到狱中又想绝食“求死”。狱中遭狱吏凌辱，以为身体无法承受，必死无疑，遂写诗给弟弟苏辙托身后事，题为《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此案后，苏轼贬谪黄州，虽然逃过鬼门关，但命运跌落到有生以来的最低谷。政治上，回到原点。自二十六岁以制科入三等正式步入仕途，被命为从八品的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贬黄州后，二十年间积累打拼的政治资本全部归零，由正七品的祠部员外郎、知湖州降到从八品的黄州团练副使。不仅官阶一夜重回起点，而且被取消了俸禄，不能参与公务，实为被监管的失去人身自由的政治犯。经济上，生活陷入困境。他一再与友人说：“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与秦太虚》之四）“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东坡八首并叙》）“流寓黄州二年，适值岁艰，往往乏食。”（《陶潜诗跋》）初到黄州，真正是无居无粮，先借居定惠院，随僧蔬食。半年后迁居临皋亭，才算居有定所。与来黄州之前的生活境遇相比，更是天壤之别。根据何忠礼先生《苏轼在黄州的日用钱问题及其他》的研究，苏轼被贬之前，“仅俸钱收入每月就超过四十千，圭租所入，则足以供一百八十余人一年的口粮。”（《杭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从优渥的上层士大夫生活跌落为贫困的政治难民，生活境况的落差之大，也让苏轼一时难以适应。最让苏轼痛苦的，则是精神上的被抛弃和被孤立。他初到黄州，十分痛苦，曾对朋友坦露心声：“处患难不戚戚，只是愚人无心肝尔，与鹿豕木石何异！”（《与赵晦之》之四）他觉得自己重罪遭贬，被朝廷“废弃”，被君王抛弃，被同类士大夫嫌弃，极度自卑苦闷。别人不敢见他，他也不敢见人，自我封闭愧缩。他在《与蔡景繁》信中说：“念以重罪废斥，不敢复自比数于士友间，但愧缩而已。”“坐废以来，不惟人嫌，私亦自鄙。”《答李寺丞》说：“某谪居粗谴，废弃之人，每自嫌鄙，况于他人。”直到元丰五年寒食，他依然感到生活物资的困乏和精神上的灰心失望：“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寒食雨二首》）“君门”遥不可及，回朝已是无望，心如死灰。苏轼到黄州时，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般超然旷达，飘逸潇洒。经过几年的磨炼与心灵的探索，他才逐步走出精神的痛苦，成为超然旷达的智者东坡。而他的黄州词，则艺术地展现了他的心路历程。谪居黄州，虽是苏轼人生命运的滑铁卢，却是其词作艺术的高峰。标志有二：一是词作数量最多，二是名篇佳作最多。苏轼的词体创作之路，可分为五个阶段：一是治平元年至熙宁七年（1064—1074）凤翔签判至杭州通判，二是熙宁八年至元丰二年（1075—1079）知密、徐、湖三州，三是元丰三年至七年（1080—1084）谪居黄州，四是元丰八年至绍圣元年（1085—1094）回朝任翰林及出守杭、颍、定三州，五是绍圣二年至元符三年（1095—1100）谪居惠州、儋州。根据邹同庆、王宗堂先生《苏轼词编年校注》的编年统计，苏轼可编年词292首，未编年词39首；编年者始于治平元年，终于元符三年；五个阶段分别为57首、52首、97首、62首、24首。居黄五年共创作97首，占其一生可编年词总量的33%。换言之，苏轼平生三分之一的词，是在黄州创作的。我们曾依据宋词在历代选本中的入选频次、被历代词评家品评的频次、被后人追和的频次和当代学者研究的频次、被网页收录及评论的频次等数据加权计算，确定一首词的影响力，将影响力位居前列的视为名篇。在百首宋词名篇中，苏轼一人占10首，其中5首作于黄州：《念奴娇》（大江东去）、《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洞仙歌》（冰肌玉骨）、《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赤壁怀古词更位列百首名篇的榜首，是宋词第一名篇。在宋词三百首名篇榜单中，苏轼占24首，其中13首作于黄州，另有6首作于贬黄州之前、5首作于离黄州之后。数据显示，苏轼平生的名篇佳作，一半作于黄州。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看，黄州都是苏轼词作的高峰期。为什么在人生低谷困顿时期，苏轼能创造词作的辉煌？这有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从外在的客观条件来看，当时诗尊词卑的词体观念，为苏轼提供了自由作词的适宜环境。苏轼因写诗而酿成乌台诗案，所以居黄期间，不敢多写诗，以免再惹事端。他在与陈朝请、上官彝、沈睿达等友人的信中反复解释说：“某自窜逐以来，不复作诗与文字。”“多难畏人，遂不敢尔。其中虽无所云，而好事者巧以酝酿，便生出无穷事也。”“见教作诗，既才思拙陋，又多难畏人，不作一字者，已三年矣。”“某自得罪，不复作诗文，公所知也。不惟笔砚荒废，实以多难畏人，然好事者不肯见置，开口得罪，不如且已。”虽然苏轼并非彻底不作诗，但的确是少了许多。中华书局点校本《苏轼诗集》录存苏轼编年诗2352首，居黄诗仅有170首，占编年诗的7%。而词在北宋是应歌而作，被视为游戏文字，词作内容本身既与政治、意识形态无关，人们主观上也不把词当作政治性、功利性文学，只是当作一种娱乐形式而已。所以，苏轼居黄期间，心有余悸不敢写诗，却可以放心大胆、自由无碍地写词。别人求诗，他一概谢绝，而他写词，却是主动寄赠，《与陈大夫》明确说：“比虽不作诗，小词不碍，辄作一首，今录呈，为一笑。”写诗有顾忌，写词可自由。于是，词就成了苏轼宣泄苦闷、挥洒才情的载体。从内在的主观条件来看，在痛苦的磨砺中，苏轼的思想境界、人格精神逐步走向成熟，从而为词作提供了新的情思含量。他初到黄州写的《卜算子》（缺月挂疏桐），表现了他惊魂未定、孤独无助、徘徊茫然的心态和宁居冷清也要坚守自我信念的人格精神。两年后写的大江东去词，极力赞美渲染周瑜的人生得意、战功赫赫，是为反衬自我的人生失意，深层里则是表现自我理想未灭、希冀能像周瑜那样建功立业、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结句“一尊还酹江月”曲折地展现出苏轼在人生困境中仍葆有信心和希望却一时还看不到希望的矛盾苦闷的复杂心态。《定风波》的“一蓑烟雨任平生”，则表现了他最终走出痛苦的精神困境而进入超然旷达、能从容淡定面对人生风雨的成熟境界。黄州词作全面立体地展现了苏轼在痛苦中挣扎、探求、超脱的心路历程，提升了词的思想深度、情感力度和艺术精度。苏轼的黄州词，标志着词体思想情感的丰富性、复杂性、深刻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开启了词作的新路向，提供了新的抒情范式。黄州成就了智者东坡及东坡词，东坡词则唱响了黄州。（作者：王兆鹏，系四川大学讲席教授）

王兆鹏

2022-05-14
苏轼与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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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与文同：相知相契意，亦友亦知音《草虫卷》（局部）。元代坚白子□袁丁国庆大假期间，正在故宫博物院展出的“苏轼书画特展”中，有一幅元代坚白子传世孤本《草虫卷》，分段绘有天牛、夏蝉等草虫，以淡墨勾染，细腻逼真，每种草虫旁录有苏轼题雍秀才画的五言诗，诗画均以物寓意，讥讽时事，是典型的文人墨戏之作。这不禁让我们联想到北宋两位长于墨戏的人物：苏轼和文同。在众多艺术史家的描述里，苏轼和文同总是结伴出现：他们同为“湖州竹派”的领军人物，是以墨戏状态出现的文人画推手和实践者；他们爱竹，都在川西坝子的竹林中长大，是表兄弟、是朋友、更是知音。一对生活的挚友古代文人交友首重道德、学问，因此文同受到了当时士人推崇，连端方严肃的大儒司马光也很敬重他。文同，字与可，四川梓州永泰（今盐亭）人，年长苏轼19岁。嘉祐年间，文同与老苏共事密阁，关系密切。他与苏轼虽未相见，却因老苏和苏辙，二人心生向往。治平元年（1064年），苏轼在凤翔任签判，文同守孝后回京路过凤翔，二人终于相见，留下美好回忆。苏轼赞美文同“忠信而文”“志气方刚”；文同则感叹与苏轼“一见初动心。”此后二人诗文往来，一别六年。再会京城，他们欣喜不已，几乎日日相聚。此时王安石新法盛行，苏轼多次上书反对，又经常与周围的人谈论讥讽时事，文同对此十分忧虑，经常私下劝告。后来苏轼到地方做官，文同又写了很多诗劝慰，可谓用心良苦。苏轼与文同虽性格各异，却非常投契，两人的交往充满雅趣。文同的墨竹举世闻名，拥有很多粉丝，起初他并不在意，可当各地粉丝拿着绢络绎不绝地找上门来后，文同非常厌烦。有一天他把丝绢扔在地上骂道：“我要拿这些绢去做袜子！”没想到，这句话竟成为话柄流传开来，连文同也拿来开玩笑，他写信给苏轼：“我近来告诉大家墨竹派搬到徐州了，让他们到你那里求画。这回袜子材料该集中到你那里了。”信尾附诗：“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苏轼哭笑不得，立即回信：“竹子长万尺，要用250匹绢，我知道你犯懒不想画，只想要绢而已！”文同无言以对，只好承认自己是瞎说的，世上哪里有万尺长的竹子呢？可苏轼却不饶他，继续跟他开玩笑：“世间有万尺竹，月光下院中的竹影就有那么长。”文同只好自嘲：“苏公真善辩啊！我如果有250匹绢，我就买田回乡养老了。”于是他把自己画的筼筜谷偃竹寄给苏轼，苏轼以诗相赠：“汉川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文同收到信时正和妻子在筼筜谷中赏竹，烧笋当晚饭吃，看到诗，禁不住大笑，把嘴里的饭喷了满桌。两个艺术的知音文同是艺术全才，擅长诗文，长于绘画和篆隶行草各体书法；苏轼就更不用说，诗词歌赋、绘画书法样样精通，而且二人鉴赏水平一流。也许因为如此，二人曲高和寡，难觅知音；也因为如此，二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苏轼说：“我生平最喜欢和与可畅谈大笑”。他赞叹文同有四绝：“诗一，楚辞二，草书三，画四”，他曾作《石室先生画竹赞》赞美文同善于捕捉竹的生机妙理，心手为一，深得画道精髓和天然之趣。文同对此很感慨：“世无知我者，惟子瞻一见，识吾妙处”，引苏轼为知音。苏轼常常研习文同画作，与他探讨。文同告诉苏轼，画竹先要胸有成竹，只有抓住灵感才能做到神似，托物言情。苏轼得到很大启发，绘画水平一日千里，以文湖画派的真正传人自居并戏言：“我画竹虽然比不上与可，但是画石头是比得上的。”文同对苏轼也极为肯定和信任，他曾经为道师王执中画墨竹，嘱咐他千万不要让其他人题字，只等苏轼来题诗。苏轼和文同痴迷艺术常入无人之境，这大概是他们成为知音的重要因素。文同见不得好纸墨，一见就控制不住上前泼墨作画，旁人争相抢去，他也不觉得可惜。后来，大家看到他就故意摆上好笔好墨，文同常常徘徊很久才忍痛避开，粉丝们一年到头求不到画，忍不住问他原因，他说：“我学道不精，不适意时就喜欢画竹宣泄，这是一种病啊，我现在已经好了。”苏轼无论到哪里都会带上笔砚，他曾说：“我这一生没什么快意事，自认为只有做文章的时候乘兴挥毫，是天下第一乐事！”二人在京城期间，经常品评艺术、探讨绘画书法，常常到半夜三更。他们有时静静地对坐，有时把酒赋诗、挥毫泼墨、畅谈大笑，说到兴奋处更是旁若无人、狂态百出：脱衣解带拍手高歌，恣意掀倒书窗画壁，站在窗台下对月吹箫，动静之大常常让邻居惊奇不已。一生难忘的情谊熙宁三年（1070年），文同以太常博士知陵州（今四川仁寿），离京前，他与苏轼同游京师静因院，与长老臻师告别，文同再画墨竹，苏轼作《净因院画记》。二人又同登延晖亭，当时正值寒冬，他们迎着霜风雾霭，漫步在草木萧瑟的密林，想到即将分别不知何年再见，二人怅惘不已，久久不愿离去。没曾想，这一次竟是永别。元丰二年（1079年）正月二十一日，文同突然离世。噩耗传来，苏轼悲痛不已，他终夜不能入眠，坐着叹息，偶然入睡又会在梦中惊醒，一想起好友离去就泪流急下淋湿衣襟。二月，他作祭文呼唤亡友：“呜呼哀哉，与可能复饮此酒也夫？能赋诗以自乐，鼓琴以自侑也夫？呜呼哀哉。”四月，苏轼移守湖州，他常常想起文同：“自闻与可亡，胸臆生堆阜。”“悬知临绝意，要我一执手。相望五百里，安得知其牗？”文同的死就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得苏轼喘不过气来，最让他难过的是文同临终前想见他一面却不得的痛苦。这样一个好人怎么就这样走了呢？他为官清廉，一生清贫，留下遗孀弱子该怎么生活呢？七月七日，苏轼在湖州晒书画，看到文同的墨竹失声痛哭不能自已。苏轼是一个豁达的人，惟对文同的离去久久不能放下。乌台诗案发生后，苏轼受到了严酷的折磨，一下从天堂坠落地狱，可谓九死一生。尽管这样，他出狱后的第一件事不是和家人团聚，而是赶到陈州，料理文同后事。文同的遗孤扶柩回乡路过黄州，苏轼再作祭文悼念文同，他深情地写道：“丧之西归，我窜江濆……我在茫茫，凡几合分。尽此一觞，归安于坟。”他让文同安息，又写信给文同的儿子文务光，劝他节哀，而自己却一直无法释怀，对文同的怀念几乎贯穿了他的余生。元祐八年（1093年），年近花甲的苏轼在朋友吕元钧处见到文同遗墨，悲从中来，作《文与可画赞》：“我怀斯人，呜呼，其可复觏也。”其哀痛之情令人唏嘘。面对如此真挚的情谊，一切语言都显得如此苍白。文同与苏轼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一段历史佳话，更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珍贵的人生启迪。（作者供职于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

袁丁

2020-10-06
到眉山寻东坡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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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一碗猪油饭，再从土陶坛子里捞出一根长长的泡豇豆或一片泡红皮白萝卜。咬一口泡菜、刨一口饭，这是足以撑起何艳平童年的美味。同诸多眉山人一样，他是被泡菜坛子喂大的。后来，祖屋土陶坛子内装了120余年、历经三代人呵护的陈盐水，经何艳平之手继续发酵扩培，外地食客也能尝到家里那缸老坛子的味道。去年，他被评为“东坡泡菜”制作技艺传承人。下班归家的夜晚，何艳平有时喜欢下厨做一碗蛋炒饭，配上亲手泡制的豇豆，立马一扫而光。他的胃曾不止一次告诉他，全世界所有的山珍海味都抵不过睡前的这一碗。地处天府之国的眉山，得益于都江堰不停歇的滋养，以及岷江、青衣江的温柔冲击，自古物产丰富，六畜兴旺。眉山，更被人熟知的是，它是东坡故里。生长于此，苏东坡自然自带食禄，口福不浅。这位老饕的味觉高地是自幼慢慢积淀的，他曾在《老饕赋》中宣称:“盖聚物之夭美，以养吾之老饕。”美食是最具温度的记忆。九百余年后的今天，一拨又一拨的食客从远方赶来，试图在东坡故里，找寻当年的东坡乡愁，细品从苏东坡时代沉淀下来的蛛丝马迹。随后发现，现身东坡笔墨的笋、鱼、泡菜、猪肉等食材，穿过近千年时光，被眉山人赋予了传统而前卫的解读。“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我家峨眉阴，与子同一邦。相望六十里，共饮玻璃江。”这是苏东坡在《送杨孟容》一诗中提及的家乡。位于成都平原西南部的眉山，千百年来安逸地躺在岷江中游和青衣江下游的扇形地带。如今，苏东坡所说的“峨眉”——老峨山依旧竹海涌动，满目青绿，“玻璃江”——岷江流经眉山的那一段，仍江水清澈，水面如镜。而眉山东坡区纱縠行南段的三苏老宅早已挂上“三苏祠”的牌匾。卖龙眼酥、冻粑、叶儿粑、牛肉面的小店从三苏祠两旁延伸至纱縠行外。古树修竹、绿池荷花在这处三进四合院内时隐时现。绍圣元年八月的一天，苏东坡一觉梦回纱縠行的老宅。先是在菜园溜达，再去南轩小坐，“坐于南轩，对修竹数百，野鸟数千。”南轩，就是已离世28载的父亲苏洵当年命名“来风”的屋子。竹影绰绰入梦，老宅承载了他和弟弟苏辙的童年和少年，只要儿时的记忆在，故土便从未走远。“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苏东坡爱竹，爱苏东坡的人都知道。西南山区竹林繁茂，岷江沿岸老百姓用竹、吃笋的风气已吹过2500多年。眉山如今的竹林面积逾110万亩，洪雅县、青神县竹影遍地。青神县的竹宴厨师李定刚对竹子也不陌生。40年前，他出生在阴凉潮湿的仁寿黑龙滩山区，农民房前屋后最不缺的就是竹子。李家有两亩竹林，长满了慈竹和斑竹。打过春雷之后，竹笋就扑哧扑哧冒出来了。掰剥竹笋后手指沾染的淡淡泥土香，风敲竹林的沙沙响声，都能让儿时的李定刚酣然入梦。童年的夏日，李定刚经常钻进竹林纳凉，和小伙伴们逮笋子虫油炸着吃，嚼起来嘎吱嘎吱的，酥脆解馋。看李定刚切笋是一种享受。手起刀落，行云流水。拿来凉拌的笋切得越薄，越吸调料汤汁，入口滑嫩，回口清香。竹宴好不好吃，全看笋的品质。尤其是生拌鲜苦笋。砍回来，壳一剥，清洗干净，切成薄片，撒些毛毛盐，即可拌着吃。一些本地人对生拌苦笋的淡淡苦味上瘾。用于炒制的鲜笋，冷水浸泡半天至一天，其间换几道水。几近泡掉苦味后，焯水约40秒断生，再捞出过凉水。鸡精、味精等提味品李定刚通常都不放，“不能掩盖笋本身的清香。”李定刚所在的竹宴酒楼，四面八方点缀着一笼一笼的竹子，可以一直蔓延到隔壁的中国竹艺城。在酒楼后院的竹林引路，他与慈竹、菜竹、斑竹擦身而过，“菜笋的个头很大，其次是慈竹笋。你看，今年雨水少，竹笋的个头都不大。”来吃竹宴的一些外地食客，通常还会去不远处的国际竹编艺术博览馆参观。眉山青神县的国家级非遗项目“青神竹编”闻名世界，其中，平面竹编工艺水准更被誉为世界的天花板。据国际竹编艺术博览馆馆长邵小梅介绍，竹产业带动了青神县的经济发展，当地不少妇女靠竹编为生。“其珍食者自知，不尽谈也”“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元丰三年二月，因乌台诗案，苏东坡被贬黄州。一到这座长江中游北岸的清贫小镇，他见到江鱼就知味美，见到漫山的竹林便觉笋香扑鼻。人生的至暗时刻，他是否会想起儿时母亲做的笋和鱼？在厨房里冲冲洗洗、切切剁剁、翻炒炖煮的每分每秒，成为苏东坡自我疗愈的过程，亦是他安心释放乡愁的滚烫出口。四川河道众多，眉山人守着水清沙细的岷江、青衣江就地取材，鲫鱼、鲤鱼、鲢鱼、土凤鱼、翘壳鱼等鱼儿日复一日奔游而来。眉山人爱吃鱼，苏东坡也不例外。在黄州的时日，苏东坡经常煮鱼吃，写下《煮鱼法》讲述他料理鲫鱼或鲤鱼的心得：“以鲜鲫鱼或鲤治斫，冷水下入盐如常法，以菘菜心芼之，仍入浑葱白数茎，不得搅。半熟，入生姜萝卜汁及酒各少许，三物相等，调匀乃下。临熟，入橘皮线，乃食之。”苏东坡烹制食物的调料远不及今天丰富。但在“苏东坡传说”非遗传承人王晋川看来，即便今天有一些菜品变了口味，也不影响东坡味道的根在眉山。深耕东坡文化多年，王晋川自称是烹制东坡鱼的好手。十年前，母亲生病住院三个月，他就做了三个月的东坡鱼给她吃。食材不拘泥于鲫或鲤。他偏好一斤半重的鲢鱼或黄辣丁，宰杀治净后，在鱼身上划上几刀，下锅用油煎一下两面，再掺水没过鱼身，下葱、姜、蒜。火自大转中再转小，炖至汤色呈雪白。对照《煮鱼法》，还应加入白萝卜汁、酒和柑橘皮。王晋川做时省去不放，起锅前撒盐和花椒，往汤里滴一两滴香油，自觉和当年的味道大同小异，“其珍食者自知，不尽谈也。”因北宋的食材和调料远不及如今丰富，苏东坡下厨是有什么做什么。在王晋川看来，追忆东坡味道当然也要化繁为简，尊重本味，正所谓“人间有味是清欢”。身为眉山知名老字号餐厅马旺子的行政总厨，景发金掌勺做鱼，从来不放白酒压腥味。“腥不腥主要看鱼的鲜活度，新鲜鱼一般都不腥。”酒会破坏鱼自身的鲜甜。带有浓郁眉山特色的家常土凤鱼是这家餐厅的热销菜之一。选用流水养殖的新鲜青花土凤，辅以泡海椒、泡生姜和豆瓣酱等佐料，出锅后撒一抓藿香碎提一下河鲜味。土凤鱼肉质细嫩，很受眉山人喜爱。三十二年的厨师生涯催生出“景师”的急性子。出菜的速度要跑赢锅气和鲜味消逝的速度才行。美味讲究鲜吃，尤其是鱼。在马旺子厨房，以家常土凤鱼为例，治净冲洗约3分钟，送到灶台两面煎黄加炒料需3至4分钟，装盘传菜约2至3分钟，手速最快的时候，客人从下单到吃上鱼，不到10分钟。“厨里霜虀倒旧罂”作为宜宾人，景发金曾对眉山味一知半解。来眉山执掌马旺子厨房十年，景发金日渐了悟，眉山味就是家常味，与高高在上有距离感的菜肴不同，它来自民间，贴近民间，甚至可以说眉山菜就是民间本身。眉山菜虽与成都菜、乐山菜同属上河帮川菜，风味却不尽相同。依照景发金的理解，成都因五湖四海的人众多，菜品经五味调和后，味道的冲击力会柔一点。而眉山菜比成都菜的麻辣味略厚重一些，又比乐山菜甜味淡。但相比以重庆、达州菜为代表的下河帮菜，眉山菜的口味又偏淡许多。川人常说，泡菜是川菜之根，豆瓣是川菜之魂。眉山人炒回锅肉、烧鱼，都离不开泡菜坛子里的东西调味。坊间传闻，苏东坡的母亲程氏和夫人王弗皆是泡菜高手。九百多年后的今天，眉山中国泡菜博物馆，陈列着从古至今各式各样的泡菜坛子。在这里，苏东坡的七言律诗《次韵子由种菜久旱不生》常被讲解员提起，“新春阶下笋芽生，厨里霜虀倒旧罂。”其中的“霜虀”就是秋天腌制的菜，“罂”意为贮水或储存腌渍蔬菜的瓷质用具。他离不开泡菜。苦辛甜酸咸，是泡菜的五味。游走大半个北宋疆域，上述五味，苏东坡在三起三落的人生中亦领教够。后人为纪念苏东坡，将眉山本土出品的泡菜称作“东坡泡菜”。“东坡泡菜”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何艳平自幼在眉山松江镇茶店村长大。母亲黎春香是裁缝，因泡菜泡得好，街坊邻居常来串门，讨些家中土陶坛子里的老母水来当“引子”。而最初的老母水是120多年前黎春香的外婆取岷江之水调制的。时日一长，黎春香索性在村里卖起散装泡菜。帮母亲打下手时，何艳平才10岁出头。彼时，他还不懂泡菜发酸的原理，只晓得村里人说“巧媳妇都有一双泡菜手”，一些长辈的嫁妆就是泡菜坛子。8月22日上午11点多，在眉山的中国泡菜城，何艳平打造的老坛子老母水古法发酵区，有两个工人踩在移动梯台上，正在打捞泡山椒，酸辛味经不远处的鼓风机搅动，从坛口扩散开来。天花板上紧贴着隔热棉，东西南北的窗户都开着，风从四面涌入，吹拂着1500余个1.65米高的土陶坛子。每个坛子鼓起的肚身上都挂着一张“泡制记录卡”，显示着原料及入坛时间。豇豆一般泡三个月以上，青菜泡八九个月可用来做酸菜鱼，萝卜泡两年可拿来做酸萝卜老鸭汤。卖得最好的是“活泡菜”，盐味淡，口感清脆，适合清口吃。因仅需入缸浅泡一天左右，四川人又称“洗澡泡菜”或“跳水泡菜”。在被称作“中国泡菜之乡”的眉山，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泡菜坛子。二十八年前，为了供两个女儿读书，眉山多悦镇农民梁光泽的心不再扑在家中的6亩农田上，开始自制糍粑售卖，后又买入5个石浆坛子，捣鼓起泡菜。糍粑一年四季都做，泡菜分时令。泡菜水是后院的井水，泡菜盐则是乐山五通的无碘井盐。八角、桂皮、香叶等香料他历来不加，“要确保原汁原味。”口碑越传越远，坛子越来越多。豆瓣、海椒、生姜、青菜、小米辣，万物皆可泡。生意好的年头，光是泡海椒，就可卖出两三万斤。梁家小作坊出坛的二荆条海椒辣中带甜，常年供给眉山的十余家餐馆。石浆坛子凹凸不平的内壁可使乳酸菌更好地附着，但与此同时，也戳烂了梁光泽的手指甲。右手的中指、无名指和小指的指甲呈黑色，那是指甲盖反复脱落的结果，长不好了。每次触碰完泡海椒，梁光泽都会将手浸泡在凉水里降降温，“烧得难受。”正是这一双被石浆坛内壁戳过、海椒水灼烧过、被热糍粑烫过的“丑手”，将两个女儿拉扯成人。幼时，小女儿梁载文很喜欢趴在大大小小的坛子旁，尖起耳朵仔细听里面咕噜咕噜的动静。开坛的新鲜感永远值得期待。她总眼巴巴盼着吃捞上来的第一口，一想就口中生津。泡萝卜干、泡藠头是她的最爱，咬下去脆生生的，爽口开胃。从小耳濡目染，梁载文结婚后，亦自立门户和丈夫操持起泡菜和糍粑生意。不过，梁载文始终觉得，父亲的泡菜有如神助，她追赶不上。三年前，梁光泽狠下心停掉泡菜小作坊，专心打理镇上的糍粑铺子。海椒涨价涨得凶，零工贵了，不愿闻盐巴气气，都是原因。乡坝头的老屋，至今仍散布着100余个闲置的坛子。没人要，他也舍不得扔了。老两口自留了几小坛泡豆瓣、泡二荆条和泡小黄姜，生意虽不做了，三餐也断不了泡菜。大女儿最喜欢吃豆瓣水拌白米饭。在外求学多年，每一次归家，梁光泽都会装一些泡豆瓣让她带回学校。就这样，泡豆瓣闪着棕红色的油光，承载着乡愁，陪她去了一个又一个异乡。打开挖出一勺，后院的香樟树、父母和小妹仿佛就在身边。“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苏东坡也曾去过一个又一个异乡。熙宁八年，在山东密州，他梦见了已去世十年的结发妻子王弗，“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少年夫妻却等不到老来相伴。王弗葬在故乡眉山，坟墓与苏东坡遥遥相望。“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在今天的眉山民间，不少人是因《江城子·记梦》知晓的王弗。而在眉山本地厨师眼里，王弗不仅是苏东坡的妻子，更是烹饪大师，是东坡肘子的研发者。坊间传闻，苏东坡的妻子王弗有一回在家炖猪肘时,不小心将肘子炖焦了，为掩盖糊味，她将烧焦部位刮干净后，再加入调料继续炖煮。没想到出品味道格外好。东坡肘子自此口口相传。肘子在四川方言叫“髈”。无髈不成宴。于眉山本地厨师而言，一踏入这行，就要先学东坡肘子。不论是农村还是城里，婚丧嫁娶，红白喜事，东坡肘子一定是保留节目。生意最好的时候，眉州东坡三苏祠店一天就可卖出300多个东坡肘子。15岁学厨，“东坡肘子”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吴长清学会的第一道硬菜也是东坡肘子。鲜肘表皮需要燎糊烧焦，以刺激胶质分解。糊面和毛屑要刮干净，血水也要去到位，以免汤汁污浊。烹制肘子掌握好火候是关键，火太小汤汁的奶白色析不出来，火太大又容易滚得肘子皮开肉绽。中小火最合适。炖煮2至3个小时，奶白色的汤色一出来，说明肘子的油脂被炖进汤里了，吃进嘴里口感咸鲜软烂，肥而不腻。如成都人爱吃的老妈蹄花，夹起来吹弹可破。四川人养猪历史悠久。长年累月，猪肉一直是四川人的主要肉食来源。眼下，四川依然是全国有名的生猪大省。吴长清最喜欢用黑毛猪，生长周期长，肉质紧，口感香。在这位厨龄43年的川菜大师眼里，正宗的东坡肘子应是配姜汁蘸碟，里头有醋、盐、老姜末，可以去腥压腻味。现今，眉山家常做法则喜欢加豆瓣酱、泡海椒、泡生姜，做出来的肘子辛辣咸酸味更突出，祛湿开胃，老少皆宜。曾有记者向吴长清请教做好东坡肘子的诀窍，他答，苏东坡在《猪肉颂》里，针对猪肉的特性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即“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东坡肉和东坡肘子都是取材猪肉，烹制方法是相通的。传承老味最让吴长清引以为傲的，是他拥有众多川菜弟子。1997年，在外闯荡了19年的吴长清回眉山创办了厨师学校。5年间，培养了1000余名学生。许多后辈至今仍与他以师徒相称。一些学生后来去了国外当厨师，经常半夜三更从英国、德国等地打电话请教他一些菜的具体做法。有一回，一个学生向他抱怨，当地只有不辣的柿子椒，不麻的花椒，结果做出来的麻婆豆腐既不麻也不辣。但外国客人还蛮喜欢吃，这让他哭笑不得。吴长清偶尔也会下厨料理几道他认为即将消失的川菜，如鸡豆花、雪花鸡淖、玻璃鱿鱼、五福丸子等如今极少出现在餐馆菜单上的咸鲜而不麻辣的菜，“真正精通的人越来越少。”东坡区修文镇人彭政权16岁那年成为吴长清厨校的首批徒弟。父亲是乡厨，希望儿子将来也能干这一行。“管它钱不钱，肚皮要捞圆。”厨师可以包吃包住，有安全感。在启蒙师父吴长清那里学厨的三个月，彭政权觉得雕刻最难，他欠缺绘画功底，有时心浮气躁，手就会不稳。练习翻锅的过程，也是锻炼臂力、腕力和心力的过程。日积月累，端锅的左手食指关节高高隆起，红肿变形了。二十三年前，彭政权在北京一家叫眉州东坡的餐厅找到一份厨师学徒的工作，大老板、小老板和师父都是眉山人。餐厅主打融合了东坡文化的民间川味。如今，彭政权已成长为眉州东坡四川区域总厨。传承没有止歇。东坡味道在他们身后，也在他们身前。对许多眉山人而言，马旺子是一代接一代不断光顾且吃不腻的老店。99年前，马旺子的创始人选择在一棵黄角树下支起摊子，靠卖血旺饭维持生计，因临近永寿镇水码头，纤夫、挑夫等苦力成为“马旺子”最初的食客。2008年，时年24岁的马龙禧接过父亲的班，成为第四代传承人。老字号的魅力在于细水长流。“将经济的东西看得淡一些。不在意眼下赚多少钱，看重的是10年、20年后，老字号还在不在。”这是马龙禧从爷爷处传承的经营之道。父亲亦反复叮嘱她，要多去厨房浸泡，倾听厨师的心声。若没有长年累月在厨房的浸泡，苏东坡提笔写料理之法，亦是纸上谈兵。在厨房里“浸泡”得多了，马龙禧意识到，川菜是百姓菜，擅长调味，耍调料，包容性、亲和力强。近年来，眉山本地菜受到一些融合菜的冲击。但马龙禧和父亲始终觉得，只有接地气、贴近民间、简简单单的家常风味才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不能为了迎合潮流搞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反而抛弃掉应该坚守的。常有外地食客感叹，这家老字号店的不少菜都不辣。“川菜的24味型里，麻辣顶多占3成。”马龙禧觉得，川菜只有麻辣，是一种浅薄的认知。让天南地北的更多食客了解更多的川菜味型，也逐渐成为这家老店想传承的。“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近十年间，景发金经手研发的菜品超过200道，但经市场和时间检验后，留下的仅几十道。眉山餐饮江湖不大，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动。“竞争很激烈。”嘴巴吃刁了的本地老饕数不尽数，他们爱吃且会吃。“只要好吃，不怕花钱。”在景发金看来，2008年地震之后，性子本就豁达爽朗的眉山人更加懂得及时行乐的道理。如老乡苏东坡一样，“该耍就耍，该吃就吃。”B06-B07版采写/新京报记者吴淋姝

吴淋姝

2022-11-16
高安筠阳八景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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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水翔虹大愚晚呗凤山飞羽小洞秋英文/刘桂林在清代同治十年（1871年）出版的高安县志“地理志”中，记载有“筠阳八景”和“高安八景”。“筠阳八景”指的是：凤山飞羽、锦水翔虹、大愚晚呗、小洞秋英、龙潭化雨、仙洞云迷、葫芦仙井、灵岫神光。“高安八景”指的是：荷山象石、仁济鲸涛、华林灵迹、白鹤仙踪、集仙古柏、飞跃文峰、来苏在渡、花坞真泉。这十六处景致，包括了高安市的主要名胜古迹，其中有著名的古建筑，也有名山寺院、游览胜地；有美丽的神话传说，也有旧时封建迷信的糟粕。总之，这十六处景致是高安古代经济、文化建设的象征。今天，我们先来谈谈高安旧城的筠阳八景。凤山飞羽凤山，又名碧落山，在搬迁前的高安县（市）人民政府后面（现已新建成“瑞州府衙”公园）。相传唐代武德年间（619年），刺史应智顼在靖州（高安初为靖州，1225年改名为瑞州）做官，有凤凰飞集于此，故名凤山。宋太宗时邱砺在凤山之巅创建碧落堂。景定四年（1263年），文天祥出任瑞州知府，又把碧落堂修茸一新。碧落堂先后于元末和清咸丰年间两次毁于兵燹，但不久又都为当时的知府所重修。碧落堂为轿顶式宫殿形建筑，分上下两层，高约三丈有余。凤山不仅曾传说有凤凰云集而闻名，而且山上筠竹扶疏，梧桐苍翠。碧落堂拔地而起，耸立山巅。登堂远眺，远处荷山（今荷岭镇与丰城的界山）高低起伏，犹如万骑奔腾；脚下锦河碧波滔滔，恰似银链飘忽，好不令人陶醉。锦水翔虹“虹腰宛转三百尺，鲸背参差十五舟。”这是宋代大诗人苏辙于元丰初年（1078年）因受哥哥苏试牵连而被谪贬为筠州（高安旧名）盐酒税务时写的《新桥》中的诗句，也是历代文人墨客歌咏锦水浮桥的千古绝唱。早在五代杨吴乾贞二年（928年）就修建了高安县城锦河浮桥，旧名永安桥。这座桥最初位于城隍庙（搬迁前的高安市委党校前）山下，桥身为十三舫，以后每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太守骆登增修为十四舫。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0年），将浮桥从城隍庙前移至州（府）治前（今大观楼前），以后又增舟为二十四舫。南宋咸淳间（1265-1274年），筠州董楷将桥移回城隍庙前。四年后，又迁至府治前。浮桥是古高安县城南北交通要道，每当大水溢岸桥就容易冲断。于是，明正德九年（1514年）知府邝示璠在桥头两岸筑起石堤码头，这样就把桥位固定了。桥底统统换上新舟，桥身有栏杆，桥面铺盖了厚板，用铁缆把各舫连结在一起，这样就更加牢固了。于是，又有“江上垂虹压石眠”的诗句，可见当时高安浮桥的宏伟壮观了。大愚晚呗大愚山在高安古县城东南朝阳门外，即今筠州街道政府所在地附近。山麓有真如寺，后因大愚禅师所居，故改名为“大愚寺”。宋朝吕相俭上书忤逆权臣，被安置在筠州，住在大愚寺，自号大愚叟，他死后也就被葬在这座山上。大愚寺历来为高安的游览胜地。苏辙谪居筠州，其兄苏轼于1084年曾来看望过他。兄弟二人同游大愚寺，和诗数首。宋朝大诗人陆游也曾来此游览，并写有《游大愚寺》一诗，诗曰：“二苏梦后堂名幻，一吕灵前墓碣长。”大愚寺周围是松林和苫葡林，每当落日西沉，归鸦点点泊林梢，鹿女衔花出洞巢。就在这景物撩人、天色欲暮之际，暮钟声声，歌呗郎郎，大愚寺晚呗开始了。小洞秋英小洞山在府学右（即搬迁前的高安市市委党校西面）。小洞山的前面是一口鱼塘，中间是洞山寺，为禅师行脚憩息之所。东面是景贤居，后面是一片松林。山上还有明景泰初年（1451年）知府夏昶所建的清风亭。这里历来为文人墨客避暑聚居、饮酒探菊的胜地。苏辙曾与毛国镇到小洞山探菊赋诗，互相唱和：“菊花金粟未曾吐，桂酒鹅儿空自黄。”可见每当秋令时节，小洞山野花遍山，金菊丛丛，其景致是十分迷人的。龙潭化雨龙潭，据说在旧高安三十七都，即今汪家圩乡米岭一带。此潭满潭皆石，石具五色，中有潭窟，深不可测。相传有法师拿着符从窟中直达龙宫，倾刻潭水沸腾，雷电风雨骤然而下。第二天有人从崆峒桥来，说法师的符像火烧了一样的焦黑，因此这个地方又取名为烧符。古人熊茂松曾有诗句描绘龙潭化雨的奇异景象：“云锁洞门常作雨，风生溪口忽扬波。”龙潭内有泉眼，虽久旱而不涸。仙洞云迷迷仙洞，即碧落洞，又名李八百洞。在高安县衙碧落山内，洞口有李八百磨剑池。李八百是蜀中八仙之一，道教传说他们均在蜀中得道成仙。相传他一日之间能身行八百里而得名。宋代著名诗人苏辙曾游览了这个洞，并写有“洞口藤蔓锁烟霞”的诗句。可见这个洞口藤蔓交错，林烟缥缈，大有”薛荔不分烟外色，桃花偷笑暗中春”的迷仙之景。葫芦仙井葫芦井在郡西钟秀门外逍遥山的东面，即今出城西门，过馀波柳，往左沿山脚走几百步远的地方。这是一口石井，相传李八百用宝剑画成葫芦形，因而得名。“一痕细雨卷龙湫，石上葫芦尚可求；剑划长存仙子迹，水声犹是晋时流。”此井清澈见底，涓涓清泉从岩缝中流出，泉水冬暖夏凉，大旱不干。据说饮用该井泉水，可以治疗多种疾病。因而曾有人把这井水比作“琼浆”。只是世事沧桑，此井今已荡然无存。灵岫神光此景据说坐落在高安城南，又名锡山，详细地址还有待进一步查考。据载，该地每逢风雨之夜，有光大如斗，照耀四周。诗曰：“灵峰迥合晚云遮，夜夜神君放彩华；岂有青磷生暗室，还同赤电走金蛇。”那时候，人们还不可能科学地解释自然界的这一奇异现象，便认为是“神君放彩华”，因而把这种神奇的光景也称为八景之一。上述筠阳八景，经过几百年的沧桑变化，现除“凤山飞羽”“锦水翔虹”还可供观赏外，其它六景即使可以找到一点形迹，但因时过境迁，并没有什么奇异可称了。

2023-05-25
丹青荟萃铸画史高风亮节载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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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6日，“邓拓捐赠中国古代绘画珍品特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这是上世纪60年代邓拓捐赠的146件（套）古画入藏中国美术馆后的首次集体展示。1964年，邓拓将自己多年珍藏的、最喜爱的、极具研究价值的一批古代绘画珍品无偿捐献给国家，为此，他写下“心爱斯文非爱宝，身为物主不为奴”的诗句，聊以明志。2月26日，专程来福州参加纪念邓拓诞辰百年诗会的中国美术馆专家邓峰表示，展览的受欢迎程度可谓热烈。据不完全统计，开展以来的观众人数达数十万人次，原先计划50天的展期估计将延长到5月。“100多名志愿者积极参加，其中年纪最大的已经70多岁，他们每天都来为观众进行讲解。”邓峰表示，邓拓可谓是伟大的收藏家，何谓伟大，“不仅是对物本身的赞誉，也是对先生收藏的珍贵传统文化精髓的认同，更难能可贵的是，先生是将倾其所有辛苦得来的珍品无偿地捐给国家”。在展出的画作中，最受关注的便是苏轼的《潇湘竹石图卷》。据史料记载，苏轼传世珍品仅两幅，《枯木怪石图》已于抗战时期流入日本，《潇湘竹石图卷》为国内苏轼作品孤本。作为长卷式构图，它是学界公认的以竹石寄托文人精神的中国文人画典范之作。除了《潇湘竹石图卷》，特展还展出了明人沈周的《萱草秋葵图卷》、唐寅的《湖山一览图》、吕纪的《牡丹白鹇图》、仇英的《采芝图》，清人黄慎的《八月梅花图》、华嵒的《红白芍药图》等中国绘画瑰宝。邓峰介绍，邓拓的收藏是集历史性、文人性和专业性为一体的综合研究性收藏。首先从历史性看，作为一名历史研究者，他非常注重传承关系，其收藏作品上迄两宋，下至晚清，构成了较为完整的风格谱系和历史序列，通过时间的纵向发展勾勒出中国传统书画发展历史的基本状貌。其次，他的收藏体现了浓郁的文人性。作为诗人和杂文家，邓拓的书画收藏处处体现出对文人绘画的注重。他的收藏始于苏轼，而苏轼正是“文人绘画”的开创者，《潇湘竹石图卷》作为开篇，“元四家”、“吴门群体”、“扬州画派”作为文人绘画发展序列的重要板块，其风格面貌在他的收藏体系中均得以完整展现。在这些大的风格板块的间隙中，我们还可窥见如明末清初的遗民画家、女性画家以及一些特立独行的画家如徐枋、周璕等。最后是专业性，“不是简单占有东西，邓拓对其藏品都进行了一番研究，挖掘其中的文化历史和艺术价值，体现了相当高的鉴赏水平。”特别是凭借深厚的古代历史、文学修养以及书法功力，邓拓对于古代绘画的鉴赏往往有着非常独到的见解。例如在《苏东坡潇湘竹石图卷题跋》一文的考证中，他旁征博引、引经据典，对26家题跋仔细辨识，深入探讨。对于今天的后续研究，仍有重要的资料价值；又如在《谈谈周文矩的太真上马图》文中，他不仅对风格特点、笔墨语言甚至绢质材料进行了分析，还查找历代著录资料，研究方法颇为综合。邓峰表示，这批收藏品的文化价值和它们传承的文化力量早已超越画作本身不菲的身价。“在邓先生的身上，我看到了闽籍文人‘胸怀天下，心系文化’的情怀和精神，它值得我们一代代地传承下去。”在中央美院鉴藏系教授冯鹏生眼中，邓拓的收藏“所集作品，均属上乘，编集有序”，使得一些珍贵文物免于毁灭。作为邓拓捐赠画作的修复工作组主要成员，冯教授还透露，早在50年前在拯救古代书画方面邓拓先生就身躬力行，关心书画装潢人才建设。他郑重地说道：“事实证明，在当时复杂的环境下，邓拓先生在搜集古代书画、保护古代文物方面，对民族和国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赵朴初曾有题词说道：“观其所藏，知其所养。馀事之师，百年怀想。”在邓拓诞辰百年之际，我们为珍稀藏品之美而折服的同时，更对邓拓先生“拳拳之心献珍品，煌煌大观铸画史”的懿德高风赞叹不已。

本报记者张颖

2012-02-29
苏东坡渡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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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最凶险莫测的就是有狂风的大海，最幽暗莫测的就是凶暴的鱼龙！”距今920多年前的夏天，被贬海南儋州的宋代大文豪苏东坡从广东徐闻渡海到琼州，三年后遇赦北返到雷州，他才道出初次渡过琼州海峡时的紧张与害怕。但作为仁者和智者，苏东坡既爱山也爱水，他喜欢晨露、泉井和江河湖海，也喜欢临水而居，其一生留下许多与水相关的诗文。当然，他也喜欢冒险，包括被迫的涉水之险。在遭连续打击迫害被贬往认为“十去九不返”的蛮荒之地海南岛，乘一小船起伏于波涛汹涌的大海，在生理和心理双重作用下，东坡呈现惊魂丧魄的情状，他还结合亲身经验劝阻挚友不要冒险过海来探望。那些忧和怕，让人们看到一个名士的凡人的一面或多面。而越过近千年的岁月，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可亲而又注重情义的东坡。他平安渡海往返，始终对天地、大自然保持一份难得的敬畏之心。特别是，通过东坡渡海所留下的文字，后世人们还看到一个具有侠胆义肝的英雄影像。宋绍圣四年（1097）六月十一日，在因痔疾发作经历一夜辗转难眠后，苏东坡于徐闻递角场码头乘船渡海，前往时人认为是瘴疠蛮荒之地的海南岛。弟弟苏辙一家和东坡父子洒泪而别。当时，两兄弟只知道“琼雷隔云海”，可以“遥相望”，内心涌起异样的凄凉滋味，却并不知道这成了兄弟俩最后的一别。到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二十八日，东坡暴病临终前，最感遗憾的是未能与弟弟再见一面。他在病榻上对至交好友常州人钱世雄说：“惟吾子由（子由是苏辙的字），自再贬及归，不复一见而诀，此痛难堪！”在渡海前夜为劝戒酒的赠别诗中，苏辙在诗中道“飘然从孔公，乘桴南海涘。路逢安期生，一笑千万祀”。意思是对东坡说：你潇洒地跟随孔子，坐着木筏子在南海漂流，也许可以遇上仙人安期生，一笑千万年呢，那真是人生的佳境。这当然是为让哥哥开心的抚慰之语，有点诙谐的意味。儒家学派的圣人孔子，曾有一句名言“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说其思想主张如果得不到施行，他就坐着木筏子到海上去飘荡算了。苏辙没劝哥哥去海南做个隐士，只说在海上若遇上仙人，会比孔子说的做一个隐士更有人生的趣味。在最后的别离之际、登船之时，东坡也借用孔子当年游说诸侯时的这句话，不忘对难舍难分的弟弟开个玩笑：“此所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者耶？”他这是掩饰内心的哀痛，表示赴琼之行的洒脱，其实也隐含着一种难言的酸涩。东坡知道自己前途未卜，但是他还是乐观地期盼兄弟不久后的重逢。东坡不仅在与弟弟这次诀别时重复孔子这句名言，似乎自己的不幸遭遇在时时印证着孔公妙语，所以后来在海南的生活中，他也有对此语的化解应用。因东坡受到牵连的弟子秦观，在谪居地写了一首伤春将归去的词《千秋岁》，说“飞红万点愁如海”，把自己的人生痛苦也写进去了。当东坡在儋州读到由侄孙苏元老托赵秀才捎寄来的该词，情不自禁地唱和一首，表示相会不易，但他罪终有限，忠心不渝，操守依然……但是前途却无希望，所以在词的结尾感叹“吾已矣，乘槎且恁浮于海”——还是按孔子说的，坐着木筏漂泊海外远离红尘吧。一直陪伴在身边的小儿苏过，也学会了化用孔子这句名言，择机劝慰东坡不要感叹贬居海外，只当是超脱尘俗，而享有出世的高贵。他在儋州所写的《大人生日三首》之二中道“勿叹乘桴远，当知出世尊。无邪有妙理，一悟可长存。”就是给有时心绪不宁的父亲送安慰药：在这偏远之地也没有必要探究是祸还是福，时间长久了，天地自然可以证明您的忠心和功德。尽管东坡喜欢儒学和道教思想，在诗文里和教育儿子、门徒时多次引用孔子相关的典故及其金句，也在求仙与疑仙的徘徊中不时开出将要修炼成仙的玩笑，并在琼州至儋州的诗作中说道教徒修行成仙的崆峒山、神仙之地仇池也欢迎他，想象自己已经成了仙人飞到南海“下视九万里”，还在居儋时所写《和陶归去来兮辞》中表示“或师从南华真人庄子，或跟随仙人安期生”，也专门为服食菖蒲根（传说中的仙草）而成仙的安期生写过一首诗，但在渡海过程中，他既没有跟随到大圣人孔子，当然也没有遇到不死的仙人安期生，甚至连海神也不见。乘舟海上行，他能见到的不是无边的水，就是不息的浪。东坡能平安渡过琼州海峡，以及元符三年（1100）遇赦北归，于六月二十日夜渡过琼州海峡，这一来一去两次成功过海，他都认为是神的恩赐，像其他所遇到的不可想象的事情一样，都是他乐意接受的天意。他有知识的力量和天赋的豪气，这两种气质形成他拥有“薄富贵，藐生死”的大丈夫气概。东坡乐于把他的命运和各路神仙相联系，说前后两次渡海护佑他的，就是西汉的路博德与东汉的马援这两位早已被海边人们神灵化了的“伏波将军”。所以在六月二十日北返抵雷州半岛最南端的海岸递角场，他专门去拜谒了三年前过海前去求得吉利渡海日的伏波将军庙，并作了《伏波将军庙碑》一文。他在文中直言道：“事神其敢不恭。轼以罪谪儋耳三年，今乃获还海北，往返皆顺风，念无以答神贶者，乃碑而铭之。”这段文字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敬事神灵谁敢不恭顺？苏轼因罪被贬谪到儋州前后三年，如今遇赦准许回到内地。渡海来去都是一帆风顺，想来想去没有什么可以报答神灵护佑的，于是就写篇铭文刻在碑上。东坡一贯注重精神物质，所到之地，凡遇人所求，或有感于某人做某事，总是当即作画写字或吟诗作赋以相赠。他写铭文给庙宇中香火供奉的伏波将军，为后世称赞不已的铭文是首七言诗：至险莫测海与风，至幽不仁此鱼龙。至信可恃汉两公，寄命一叶万仞中。自此而南洗汝胸，抚循民夷必清通。自此而北端汝躬，屈信穷达常正忠。生为人英没愈雄，神虽无言意我同。这首诗收录在《苏东坡全集》中，译文为：世上最凶险莫测的就是大海和狂风，最幽暗莫测为害不仁的就是这里的鱼龙。最可信赖可依靠的是汉代两位伏波将军，使我乘一叶小舟在万仞惊涛中得以保全性命。从此地往南受到你阔大襟怀的洗礼，安抚感化莽荒之民必然清净和洽；从此地往北受到你雄壮身姿的鼓舞，不论得志失志屈心伸意都会保持忠正刚直。活着当人中豪杰，死后做鬼中英雄，神灵虽然无言告我，想来与我的心思相同。读到这些苏东坡于诗中袒露的心声，让人不由得想起史上那些铮铮铁骨的英雄豪杰们。他们勇于生，也不畏死，留在茫茫岁月和人世的，是气节与清白。南宋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在《夏日绝句》里咏赞项羽的名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让人看到苏东坡面对山海所言“生为人英没愈雄，神虽无言意我同”的影子，或许她正是化用了东坡的诗句。不去探究古之圣贤和文人名流之间的借鉴与传承，也不去比照谁的表达和含义更为洒脱与深奥，如同“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他们各有风采与风流，在浩瀚无边的文化之海上扬帆与隐现。无论如何，苏东坡向海神表白的诗句所表现出的悲壮豪迈，警醒我们无论何时何地内心都应该追求那种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展示出无所畏惧的人生姿态。苏东坡渡海，渡出一段趣话与佳话，也无比浪漫地在天地、山海之间，向当时和后世晾晒了他一颗充满正义和正能量、热爱生活与生命的无尘之心。

彭桐

2023-12-03
不辞长作岭南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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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惠州彭杰《荔支叹》我愿天公怜赤子这个荔枝季，初食荔枝后，东坡却发出了愤懑之声，《荔支叹》：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支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支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永元荔枝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肉，无人举觞酹伯游。自注：汉永元中，交州进荔枝、龙眼，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腾死亡，罹猛兽毒虫之害者无数。唐羌字伯游，为临武长，上书言状，和帝罢之。唐天宝中，盖取涪中荔支自子午谷路进。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自注：大小龙茶，始于丁晋公，而成于蔡君谟。欧阳永叔闻君谟进小龙团，惊叹曰：“君谟士人也，何至作此事！”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自注：今年闽中监司，乞进斗茶，许之。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自注：洛阳贡花，自钱惟演始。尽管几个月的生日前他还在诗《无题》“六秩行当启……誓将闲送老，不著一行书”告诫自己不要妄议妄言，但这一颗荔枝，或许激发了胸中积郁情绪，他还是发出了激愤之声。诗里，东坡不光抨击飞车跨海进贡荔枝龙眼，还严重鄙视丁谓和蔡襄进贡大小龙茶、洛阳相君钱惟演进贡牡丹争相买宠。这一篇《荔支叹》，没有赞赏荔枝，而是把政治讽喻、政治关怀寓于其中，表达了对“岁贡”的满腔激愤；没有闪烁，而是直接对现实进行批判。这是根植于对底层百姓疾苦的关切与同情，是苏东坡岭南诗文中闪耀着思想光辉的一篇重要雄文。东坡的《荔支叹》，也引得贬居在筠州的弟弟苏辙作《奉同子瞻荔支叹》，其诗曰“海边百物非平生，独数山前荔支好，荔支色味巧留人，一管年来白发新”。苏辙在诗里还提及了“思归”，但罗浮“山前”的惠州荔枝独好，巧妙地留住了哥哥东坡。嗯，这惠州荔枝，还是治愈“思归”的良药。苏辙对惠州荔枝也高度赞赏。《食荔支二首》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绍圣三年（1096年）四月，又到荔枝季，千古名篇《食荔支二首》诞生：惠州太守东堂，祠故相陈文惠公。堂下有公手植荔支一株，郡人谓之将军树。今岁大熟，赏啖之余，下逮吏卒。其高不可致者，纵猿取之。其一丞相祠堂下，将军大树旁。炎云骈火实，瑞露酌天浆。烂紫垂先熟，高红挂远扬。分甘遍铃下，也到黑衣郎。其二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这天，在惠州府城“太守东堂”，太守詹范和苏东坡在荔枝树下，置酒，品荔枝。这棵被称为“将军树”的荔枝树是几十年前从“潮州通判权知惠州”的四川老乡陈尧佐先生亲手种植的。这一年，荔枝“大熟”。咱来还原一下当时场景。紫红色的荔枝高挂，与焰火一样的红云相互映照，这梦幻场景里，苏东坡和太守詹范酌着“瑞露”（酒，也许就是东坡自酿的桂酒或真一酒），品着犹如天浆的荔枝，太守还招呼侍从们一起摘一起品尝，哦，还有荔枝树上的“黑衣郎”黑猿猴一起。天浆，记得东坡曾经以“天浆”夸过自己酿的“真一酒”，这是他心中的美味。品着天浆一般的惠州荔枝，立即就激发了先生的灵感，脍炙人口的“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豪情而生。这是他去年《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支》发出的“南来万里真良图”感慨之后的人生归途设想，作岭南人，是真良图，贬谪万里也不后悔。太守东堂品荔枝后，东坡就迁回嘉祐寺了，但念念不忘荔枝啊。在《迁居》里，他写到“犹贤柳柳州，庙俎荐丹荔”，这是借用韩愈所写老百姓以丹荔祭献柳宗元的典故。其意思是说，我老苏这回吃到的是鲜活的荔枝，胜于柳宗元那个摆在案几上的荔枝，哈哈哈哈哈哈苏东坡先生有点嘚瑟。顺便说一下，现在柳州的“柳侯祠”里的《荔子碑》，据说就是苏东坡的书法大作。从“南来万里真良图”到“不辞长作岭南人”，连苏辙也笑曰“荔支色味巧留人”，惠州荔枝魅力强劲。《三月二十九日二首》墙头荔子已斓斑绍圣四年（1097年），是东坡离开惠州的年头。迁回了嘉祐寺，东坡继续建造白鹤峰的新居。十二月左右，房子建得差不多了，东坡写信给广州推官程全父，求赠“荔支”等果苗，他计划在新居种下荔枝树。新居建好了，绍圣四年（1097年）二月十四日，一家人迁入了新居。东坡在《和陶时运四首》写到“长子迈，与余别三年矣，挈携诸孙，万里远至，老朽忧患之余，不能无欣然”“子孙远至，笑语纷如”，除了还在宜兴的二儿子一家，其余家人终于在惠州团聚了。天伦之乐时，他再一次写到惠州荔枝，却是最后一次。诗《三月二十九日二首》，其二：门外桔花犹的皪，墙头荔子已斓斑。树暗草深人静处，卷帘攲枕卧看山。新居门外，种下的桔子树荔子树花开艳丽，色彩错杂；屋内，子孙欢笑，先生静享天伦之乐。然而竟还有人惦记着投荒万里的老先生，一道“责授琼州別驾昌化军安置”的诰命把他再一次抛向天涯。四月十九日，他带着苏过离开惠州前往儋州，但陆续到惠州来的大儿子苏迈、二儿子苏迨，以及后来苏辙留在惠州的家眷，直到东坡遇赦北归才离开惠州，“日啖荔支三百颗”的故事，在白鹤峰的苏家又继续上演了三年多。苏东坡与惠州荔枝，就此别过。但东坡在白鹤峰新居种下的这棵荔枝，却意义非凡。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东坡在眉山守父丧后要离开眉山时，亲手在院子里栽下了一棵荔枝树，并跟蔡子华等三老约定“树长成以后我就回老家啦”，但却再也没能回老家。22年后，元祐五年（1090年），东坡知杭州，有诗《寄蔡子华》“故人送我东来时，手栽荔子待我归。荔子已丹吾发白，犹作江南未归客”，又说起荔枝，却只剩追忆了。由此，惠州荔枝于苏东坡，或有了“乡情”的意义。虽然重重青山阻断了几千里外的纱縠行亲手栽下的荔枝，但眼前这惠州的荔枝这么甘甜美好，他感慨“南来万里真良图”，他要“不辞长作岭南人”，他又亲自种下荔枝树，这是惠州荔枝生发的“吾乡”情愫，惠州荔枝续了乡情解了乡愁。不辞长作岭南人，这是苏东坡与惠州的千年万年长年之约。

广东惠州彭杰

2023-06-29
传统文化润泽“好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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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丽琴2017年8月29日，东坡区苏辙小学举行“2017年秋季新生入学仪式”。仪式上，学生们首先通过拜苏辙、拜老师、拜学长的“虔诚三拜”，在学习知恩、感恩，学做好人的正道上迈开第一步。随后，举行新生开笔礼，通过师长们为新生“朱砂开智”、新生代表“击鼓明志”、全体新生写“人”字“描红开笔”三个环节，寓意开启智慧，齐明志向，及提醒孩子们在今后的人生中踏踏实实做好人。最后，家长们郑重为孩子们背上新书包，并通过拥抱和嘱托的方式送上自己对孩子最殷切的期望。新生入学仪式，是苏辙小学对新入学的儿童进行识字习礼的一种启蒙教育形式。通过传统文化的熏陶，以期激发孩子求知求学的欲望，培养他们对知识，对传统文化的神圣感情。而不仅在新生入学仪式中塑造浓郁传统文化氛围，作为全国第一所以苏辙命名的小学，苏辙小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以传承苏辙文化为己任。学校努力构建植根于三苏文化沃土的校本德育体系，确立了正道行远的办学理念，全面践行“好人教育”的育人理念和“全人教育”的教学理念，力求提升和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校园细胞充溢传统文化充分吸取苏辙文化的精神，苏辙小学结合学校教育特点和办学追求，构建了学校的文化框架。它以“正道行远”作为学校核心理念，立足“走正道才能至高远”，培养堂堂正正的人。在核心理念的指导下，学校确立了校训、校风、教风、学风、办学目标、培养目标等。学校校训是：踏实每一步，正道行天下。要求学生要自小勤奋，走稳人生每一步，步步出彩，行走天下；校风是：守正出新，循规导行；教风是：承文脉，弘正道；学风是：自主勤奋，敏学笃行；办学目标是：办一所具有传统文化特色的现代学校；培养目标是：培养知书达理、全面发展的好人。期望学生是有真学问、崇尚道德、懂得礼仪、遵纪守法、有艺术修养的全面发展的全人，是有益于家庭、有益于他人、有益于社会的好人。而根据核心理念，学校还设计了形象标识系统，校徽和校园吉祥物。校徽主要由“苏”和“辙”二字以及“苏辙小学”的中英文字体构成。“辙”以印章的形式置于“苏”的右下角，像是苏辙提笔成书之后的戳印，以点睛之笔让整个标志彰显浓浓的文化味道，又像是苏辙举步前行而留下的深深脚印，让人深思；校园吉祥物取名为“文气贝贝”，以苏辙的拼音首字母“S、Z”来造型，颜色以红黄为主。苏辙的“文气”理论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很富特色，“文气”理论代表了苏辙的文学修养。吉祥物取“文气”二字，既是对苏辙文化的传承，也用“文气”来熏陶苏辙学子，期望他们文质彬彬，文化修身，知书达理，文明做人，全面发展。与此同时，学校的各项工作都在“正道行远”理念的指导下展开，特别是学校的德育以“好人”教育为主题，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行为习惯教育、法制教育、道德品质教育融入其中，培养更多的全人和好人。学校的楼名、道路名、广场名等都来源于苏辙文化。德育活动渗透传统文化学校德育活动，更是高举传统文化的旗帜，充分挖掘传统文化的教育因子，并不断创新。2016年金秋，苏辙小学迎来了盛大的开校典礼。9月1日，苏辙小学首批教师、首批学生、首批家长2000人多欢聚一堂，见证开校。开校典礼上，围绕“千古苏辙”“璀璨苏辙”“辙印深深”三大版块，学校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升校旗和吉祥物旗仪式。随后，师生吟诵苏辙词《水调歌头·徐州中秋》，朗诵原创作品骈文《苏辙小学诞生之颂歌》和三字文《我爱苏辙》，将传统文化深刻入心底。2017年3月17日，学校举行以“经典故事伴我成长”为主题的讲故事比赛活动。杨予芊同学讲述《我身边的雷锋》，把身边的“雷锋事迹”融入了故事；粟薪翰同学通过讲述苏洵教子的故事，让大家懂得了《家和万事兴》的道理。2017年3月28日，为光大苏辙人文情怀，传承苏辙优秀文化遗产，弘扬苏辙砥砺前行的伟大精神，苏辙小学全体师生在苏辙公园举行“缅怀子由，正道行远”的清明祭祀苏辙活动。在这次眉山地区首次大规模有组织地在苏辙公园举行的祭祀苏辙活动中，学校副校长徐卫明慷慨致辞，介绍苏辙的生平事迹、丰功伟绩、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全体师生恭敬地向苏辙塑像三躹躬，全体少先队员唱起嘹亮的少先队队歌，举行苏辙诗（词）会，表达对苏辙的景仰。最后，全体师生齐唱校歌《正道行远》，齐宣“踏实每一步，正道行天下”，坚定正道行远的信心。2017年5月，学校举办首届“文气贝贝”艺术节。在开幕式上，学生们的“千人齐诵”“千人齐唱”“千人齐操”“千人齐画”先后上演，大家齐声诵读苏辙诗词，将书法操集书法、音乐、舞蹈、武术为一体，使传统文化在文艺活动中迸发出耀眼的光芒。现代教育融汇传统文化为了让传统文化入脑入心，学校还注意在现代教育中融汇传统文化。学校举行了题为《苏家的家庭教育观》的家长培训会。学校副校长徐卫明从苏家家风立意，论述苏家的家庭教育观：超然物外，培养孩子正确的金钱观；崇尚读书，读书可以修身养性，改变命运；悲悯情怀，程夫人身上闪现的人性光辉，让苏辙兄弟一身善良；树立志向，苏辙兄弟俩从小就能以范滂为榜样，真可谓“奋厉有当世志”。书法是璀璨的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四川省特级教师，苏辙小学副校长岳自奎自创“理趣识写字”，依据汉字音形义有机结合的特点进行字理识字。他先后为学校学生作示范课《理趣识写，汉字魅力熠熠生辉》及专题讲座《理趣识写字展风采》，并创编《硬笔书法执笔口诀》。“提按之间，不只为了书写。”岳校长说，当学生姿势正确，运笔灵活，在自然、大方、舒适的情境中书写，不只是感受到书写的轻便，更能体会到书法的魅力，学习的乐趣。各班级也将传统文化融入日常教育活动中。今年2月25日，学校学生到眉山“雨花斋公益素食互助餐厅”开展学习传统文化体验活动，大家学会放下傲慢，平心静气，懂得了“长者先，幼者后”的传统美德，感悟到感恩是美德，“光盘”是节俭，劳动是光荣；今年3月3日，学校学生在学校子由广场开展了别开生面的“面塑”亲子实践活动。活动中，孩子和家长们在“面塑”老师的指导下和面、兑料、上色、制作、合作，深入了解面塑这一民间艺术的形式、历史、特点，培养学生热爱民族艺术的情感；粽子飘香时节，学校又在学校后操场开展亲子活动——端午“粽”情“粽”意，66个家庭争先恐后包粽子，间中交流粽子的由来，分享各自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苏辙小学不断创新，受到教育主管部门和家长的广泛好评。校长周吉群表示：传扬传统文化既是一种责任，也是教育的一种本真。“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伴着优美的铃声，又到了苏辙小学孩子们每天十分钟的经典诵读时间。随着吟诵，学生们穿越时空与贤哲对话，传承博大思想，弘扬中华文化。

2017-09-12
那篇文章故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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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野那篇文章的故事，主要发生在千百年前。千百年来，有千百个人，讲了千百遍。然而，它历久弥新，今天讲起来仍然有滋有味。那篇文章就是《刑赏忠厚之至论》。题目出自《尚书·大禹谟》“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两句之后的孔安国传注文：“刑疑附轻，赏疑从重，忠厚之至。”那篇文章是苏轼写的。是苏轼20岁时，在当时的京师汴梁，参加科考进士时的应试文章。在那篇文章里，他以忠厚立论，援引古代先王施行刑赏都以忠厚为本的范例，阐明了他所遵循的以仁治国的思想。文章论点鲜明，论据充分，结构谨严，文字流畅，深受那场科考的参评官梅尧臣和主考官欧阳修的赞赏。那篇文章使苏轼一举成名，高中进士，从此走上仕途。那篇文章是苏轼走上文坛的起点，是他后来成为文学大家的奠基石。那篇文章中的仁政思想，使他坚定地站在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派立场，因而屡遭贬谪，吃尽苦头。虽然很多唐宋八大家散文选本没有选它，但在苏轼的散文选本中，大多选列在内。关于那篇文章，苏轼的弟弟苏辙曾这样说过：“嘉祐二年（1057），欧阳文忠公（即欧阳修）考试礼部进士，疾时文之诡异，思有以救之。梅圣俞（即梅尧臣，字圣俞，时任国子监直讲）时与其事，得公（即苏轼）《论刑赏》，以示文忠，文忠惊喜，以为异人，欲以冠多士（第一名），疑曾子固所为，乃置公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以书谢诸公，文忠见之，以书语圣俞曰：‘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东坡先生墓志铭》)。苏辙的这段话，包含着这样一段史实：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正月，时任礼部侍郎、翰林学士兼侍读的欧阳修，受命担任礼部科考进士的主考官。欧阳修既是朝廷高官，也是当时的文坛领袖。对于当时文坛盛行的内容空虚，矫柔造作，奇诡艰涩的文风早就深恶痛绝，并与一批有识见，有眼光，而又志同道合的文人学士，发起了一场诗文革新运动，也就是著名的北宋古文运动，希望藉此清除文坛积弊。由于当时科举考试是天下读书人进入仕途的主要渠道，利用好这条渠道，抓住这些读书人，就能有效改变文风。主考官是这场科考的最高负责人，有权处理这场科考的一切事务，包括确立考场评文新标准，对于应试文章的裁判也具有最高权威。因此，欧阳修下定决心，要利用这次科考机会，进一步推动诗文革新。他明确规定，参加这次科考的所有应试文章必须言之有物，平易流畅；对那些险怪奇诡，空洞无物，浮华柔靡的文章一概不取。这时，苏氏兄弟，即苏轼和苏辙，在其父亲苏洵带领下，已经来到京师应考，正好赶上欧阳修主持的这场科考。真巧，苏轼和苏辙在其父亲的教导下，自幼作文，都是师法先秦两汉的古文和唐代韩愈、栁宗元的文章，很注重内容的充实和情感的真挚，并且都追求质朴无华的文风，讲究文笔的自然流畅。这次应考，可以说是生逢其时，机缘相投。礼部考试那天，苏氏兄弟早早地就赶到考场。当时的考场，场面宏大，纪律森严，每个考生单独坐在一间考室，门前还有皇宫侍卫看守。监考官在考场内回来逡巡，监视的目光扫射着每间考室和每一个考生。在得到这次科考的考题后，苏轼经过认真审题和反复构思，很快就确定了文章的中心思想和文章的基本结构，然后援笔疾书，心中所想，都奔赴笔下，不一会儿就把那篇文章写成了。面对文章的初稿，苏轼就想起父亲在临考前的谆谆叮嘱，也想起了父亲多次考场失败的沉痛教训。他没有急于交卷，而是把初稿反复审读，反复斟酌，严格修改。直到最后实在没有需要改动的文字了，他才交卷退场。在那篇文章中，苏轼以放纵不羁的笔墨和酣畅淋漓的气势,有力地阐明了儒家以仁治国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他说，古之贤君“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之以君子长者之道。”他言下之意就是，今之为政者应“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一方面必须赏罚分明，“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之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之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同时，又必须立法严而责人宽，可赏可不赏时，要选择奖赏，可罚可不罚时，就不要惩罚。因为奖赏重了，仍不失为君子，而惩罚重了，则流于残忍。总之，无论是赏是罚，都应本着忠厚仁爱之心。这样，就可以“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了。当苏轼放下手中的笔，怀着满意的心情，昂首阔步走出考场的时候，也许他根本没有想到，他那篇应试之作在以后的岁月里，竟成为人们谈论千年，品评千年，故事多多的名篇。本次科考的参评官之一梅尧臣，最先读到了苏轼的那篇文章。当然，那时他并不知道那篇文章是谁写的。当他拿起那篇文章看过第一遍后，立即就兴奋起来；接着又细看两遍，然后大为激赏，“以为有孟轲之风”，立即就呈荐给主考官欧阳修。欧阳修一气读完之后，也是一阵惊喜。他认为这篇文章引古喻今，很好地阐发了儒家的仁政思想，而且结构严谨，文辞简练，说理透辟，笔力雄健，颇有古文大家的气度，正是他渇望见到的好文章。他起初想将其评为第一，定为状元，名列榜首，但转念一想，又觉得文章的风格很像是他的得意门生曾巩所为，一旦评为第一，恐会招致循私的嫌疑，于是便将此文改评为第二。当金榜放出以后,人们才知道，评为笫二的那篇文章的作者是苏轼。这场科考没有第一名。第一名的荣耀和状元的头衔，都被欧阳修的一念之误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接着礼部复试，苏轼以“春秋”对义，又获得第一。三月，礼部考试合格者参加殿试，仁宗皇帝亲临崇政殿主持策问，苏氏兄弟又同科进士及第。此时，气宇轩昂，才华出众的苏氏兄弟，给仁宗皇帝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殿试结束，仁宗兴冲冲地回到后宫对皇后说：“我今天为子孙选中了两个太平宰相！”金榜题名之后，按惯例主考官与新中进士之间，便有了终身不渝的师生名份和情谊。苏轼依例分别向梅尧臣和欧阳修呈递了《上梅直讲书》和《谢欧阳内翰书》，真挚地表达了他的谢意。这时候，梅欧二人才知道那篇令他们眼前一亮，惊喜激赏的好文章原来出自苏轼笔下。欧阳修非常后悔，深感歉疚，委屈了苏轼。可苏轼却没有那种委屈的感受，心里只有非常的喜悦和快乐。他在《上梅直讲书》中，除了对梅尧臣的赏识提携表达真诚的谢意之外,其余的文字都是毫不掩饰地大谈他心中之乐。这样,他们彼此就更亲近了。这时梅尧臣才问苏轼：你那篇文章中的“皋陶杀之三。尧帝宥之三”的典故出自何处？苏轼就坦白地告诉他：这个典故根本就没有，是我在行文中为了自圆其说而临机杜撰的。梅尧臣当时完全没料到会是这个情况，但事以至此，他只好一笑了之。在《谢欧阳内翰书》中，苏轼除了对欧阳修的知遇之恩表达了诚挚谢意外，还极其简略地概述了宋朝开国以来文学发展的艰难历程。文中说：宋初文坛深受“五代文弊”的影响，“风俗靡靡，日以涂地”，朝廷希望能正本清源，回复先秦两汉的朴实文风。但是，矫枉往往过正，为文者，有的求深而“至于迂”，有的务奇而至于“怪僻不可读”，究其原因，就在于学韩愈未能学到精髓，而是被韩愈门生皇甫湜的谬误倾向所误导。作者从一个很高的角度俯视文坛，分析论征，精炼而透辟，充分显示出苏轼不凡的见识和高超的文字功夫。欧阳修读后赞不绝口，并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欧阳修《与梅圣俞书》）并且感叹：“更三十年，无人道着我也！”他预言，未来文坛领袖必将属于苏轼！在呈上《谢欧阳内翰书》之后，苏氏兄弟又在父亲带领下，一同到欧阳修府上拜见恩师，当面致谢。欧阳修对三苏父子的拜访非常高兴。对苏氏兄弟这两位青年才俊十分怜爱。在一番亲切交谈之后，彼此都觉得更加亲近了，从此结下了绵延几代人的亲密情谊。谈话之间，欧阳修问苏轼：你那篇《刑赏忠厚之至论》中说，尧帝时候，有个人犯了罪，司法官皋陶三次说要杀他，尧帝三次赦免他。这个典故出自何书？苏轼回答说：出自《三国志·孔融传》的注中。苏氏父子走后,欧阳修立即将《三国志·孔融传》找出来,仔细地重读了一遍,却没见到这个典故。他很纳闷。下次见面，他又问苏轼。苏轼见他一再査问，如此认真,就据实相告。他说：曹操灭袁绍，将袁熙（袁绍之子）美貌的妻子赏赐给自己的儿子曹丕。孔融对此很不满，就说:当年武王伐纣,将商纣王的宠妃妲己赏赐给了周公。曹操忙问,此事所据何书?孔融说:并无所据,只不过以今天之事来推测古代情形,想当然耳!所以,学生也是以尧帝为人之仁厚和皋陶执法之严格来推测,想当然罢了。欧阳修听完苏轼的这番话，高兴得击节称叹，事后多次和人谈起，说“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作为朝廷高官和文坛宗师的欧阳修,以他当时的声望,一句褒贬之词,足以注定一个青年学子一生的荣辱成败。苏轼有幸得到他数次的高度评价，因而一时之间声名鹊起,名满天下。仅管如此,学界人士只习惯于向事实低头,向真理屈服,而不盲从某个权威。他们对于苏轼那篇名噪一时的应试文章,不时地就有所评论。有人认为那篇文章并不很成熟,不能把它夸饰成典范。还有人认为，年方弱冠的苏轼在考场上能写出那样的文章，确实是个人才；但他杜撰论据，文中几处引文又张冠李戴，这能算是好文章？还有人作过考证，认为“三杀三宥”的杜撰权还不属于苏轼。他可能是将周公与有司的对话张冠李戴地说成是尧帝与皋陶的对话了。此外，后来的一些笔记小说中关于那篇文章的“佳话”或者笑话还记载了不少，这里就不再多说了。其实,当初梅尧臣笫一眼看到那篇文章时,对“杀之三,宥之三”的典故就曾心生疑窦,只是一时想不起来它出自何处,而又不好意思提出疑问,怕人因此认为他学识浅簿,有伤颜面。再说,仅从字面上看,文章确实很漂亮,很符合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主张,此一典故出处的有无，就不重要了。因此，他才立即呈荐给主考官欧阳修。欧阳修一看那篇文章，就看出作者对文章的开头结尾、谋篇布局、立论说理、用典行文，是用了心的，显示出作者对文章的写作技巧是很老道的。不过，在惊喜之余，当时也曾提出“杀之三，宥之三”一典为何没有标明出处，梅尧臣当即反问：何须出处！欧阳修一时也拿不准此典何出，心想定有出处，于是就默认了。那篇文章就如此这般地混过了关。如果梅尧臣与欧阳修都对唐尧为帝，皋陶为臣的史实熟记于心，或者他们二位在当时较个真，査出此典是杜撰，那篇文章就成问题了。再加上后面的一些差错，那篇文章就可能评为不及格。这样，在那次科考中苏轼就不是名列第一还是第二的问题，而是要落榜了。王安石曾经说过，如果他当主考官就不会录取苏轼。不知王安石说这话是出于个人情绪还是他已经看出那篇文章的破绽。关于那篇文章的故事，到此还没讲完。后世的文章评点专家们，还陆续指出那篇文章的瑕疵。一是说，文章第二段“《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谨刑也。”这段引文不正确。这里的“传”，是指孔安国给《尚书·大禹谟》“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作的传注。传注的原文是“刑疑附轻，赏疑从重，忠厚之至”，而不是“赏疑从与，罚疑从去”，如果说苏轼在这里的引文不是张冠李戴,至少也是记忆错误。二是说，文章最末一段引《诗经》中的那几句诗，也有差错。他引的是《诗经·小雅·巧言》篇中的话。原文是“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君子如祉，乱庶遄已。”苏轼的引文却把前两句和后两句弄颠倒了。看来这也属于记忆错误吧。还有,关于尧从四岳而用鲧的典故,虽然在《尚书·尧典》中有点根据，但却与刑赏没什么关系，他引用在这里并不妥贴。对于这些，有人说，这是考场作文，没有资料可供査阅，出点差错情有可原。可是有人却说，对于考试文章的评判，只能讲对错，不能讲情理。不然，“情有可原”的“情”就有千差万别，试问评判者何以面对。我看这种说法是很在理的，正确与谬误之间没有商量的余地。至于把苏轼杜撰“杀之三，宥之三”的典故说成是他的“创造力”，那显然就太荒谬了！在我看来，有故事，甚至故事多，对一个人，一件事，一篇文章，一部作品，以至一个地方，一个国家，并不是什么坏事。在某些时候，某种情况下，它还能玉汝于成。相反，没有故事，或者故事很少，往往就表明你平淡无奇，引不起人们的关注。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故事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我们在这里讲的那篇文章的故事是什么性质的呢，我们一时很难一言以蔽之，还是请读者诸君自己去评判吧。我们中国人，有为长者讳，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爱者讳的传统。这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但是在科学面前，在学问面前，在事实面前，只能是就是，非就非，既不能混淆，也不能骑墙。再说，我们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指出某些谬误，是为了让我们后辈的青年学子正确认识和接受祖国的文化遗产，除此别无用心。这对长者、尊者、亲者、爱者毫无伤害，我们又何苦去遮遮掩掩，甚至讳莫如深呢！

2016-06-18
《东坡笠屐图》首创者是琼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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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东坡笠屐图考》、《东坡笠屐图再考》、《再谈东坡笠屐图》三篇论文中，一再指出，李公麟（伯时）不可能为东坡画《笠屐图》，明代所传朱兰嵎所谓临摹李伯时《东坡笠屐图》实为伪托。“东坡笠屐故事”源出于北宋绍圣四年（1097）七月至元符三年（1100）六月东坡居儋期间的贬谪生涯。在这期间，东坡实际上已经处于一种与世隔绝的生存状态，亲朋故旧以至于他的弟弟苏辙（子由）也难以全部了解他在儋州的具体的生活细节。如出访途中遇雨，借农家竹笠、木屐，穿戴而归，这样的生活细节，在他的海外诗文中，绝无片语只字的记述。同样，在与他尚有诗文往来的苏辙以及随侍在身边的小儿子苏过的诗文中也没有相似的记述，与有数的几个朋友的通信中也不见言及。直至北宋末至南宋，才有“东坡笠屐故事”的流传。应该着重指出的是，在所有这些流传的记述中都没有提到《东坡笠屐图》的作者为李伯时，或者说李伯时曾为东坡画过笠屐图造像。而其中南宋张端义的一则记载尤其值得注意：“东坡在儋耳，无书可读。黎子云家有柳文数册，尽日玩诵。一日遇雨，借笠屐而归。人画作图，东坡自赞：‘人所笑也，犬所吠也，笑亦怪也。’用子厚语。”（《贵耳集》卷上）由这则记载可知，就在东坡居儋期间，已经有人将“东坡笠屐”韵事“画作图”，所以东坡才就此图作了“赞”（写了赞文或口头上说了赞语），但这画的作者显然不是李伯时而是不具姓名的“人”。须知李伯时是北宋最著名的画家，元祐年间，东坡在朝时与之交往甚密，曾为东坡画过《西园雅集图》等，假如他曾画过这一幅《笠屐图》，东坡的赞语相信不止于“用子厚语”寥寥几句，并且在他的海外诗文中不会不留下记录。而张端义也不会忽略到以概念化的“人”来抹去如此大名鼎鼎的画家李伯时。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据近人张友仁《惠州西湖志》卷十一载“杨希铨《摹宋钱选东坡笠屐图》石刻”条所记：“石久失，有拓本。图为戴笠着屐冒雨状。原由琼州人所绘。”其中又有序文：“东坡在儋耳，一日访黎子云，途中遇雨，从农家假笠屐着归。妇儿争相随笑。群犬争吠。东坡曰：‘笑所怪也，吠所怪也。’觉坡仙潇洒出尘之致，数百年后，犹可想见。”两相比较，就可以知道，张端义《贵耳集》所说的“人”就是张友仁记述中的琼州人。也就是说，东坡居儋时，已经有琼州人士为东坡画了《笠屐图》，东坡为此作了评语，应该是琼州未名的画家而不是李伯时。北宋绍圣五年（1098），正当东坡在儋耳被当权者逐出官舍无屋可居，筑室于桄榔林下时，李伯时附和奸臣蔡京，硬说民间奉献的一块玉石是秦始皇时期的传国玉玺，因此于是年六月改元为“元符元年”。李伯时遂为蔡京的座上宾。其时，贬逐东坡的政敌章惇为宰相，蔡京为翰林学士承旨，章、蔡抱团正欲加倍残害东坡等“元祐党人”，元祐宰相刘挚当时已被逼致死于新州。其余朝野人士，凡为元祐臣僚说句好话者都被认为是恶逆大罪，必加惩办。在此情况下，李伯时既已投靠蔡京，他还会与蔡京的政敌东坡保持联系吗？他即使有心也不敢为东坡作画，更何况他身居京城，根本没有信息渠道了解远在万里之外的东坡谪居生活。因此更不可能画了画千里迢迢送到海南求东坡作“赞”，而无人知晓。至元符三年，李伯时已经得了风瘫症，回到老家舒州。又过了六年，病逝于舒州。李伯时从病废回乡至去世期间，有过半年时间，哲宗的母亲向太后垂帘听政，宽宥“元祐党人”，东坡等才遇赦得还中原。但时局很快反覆，章惇、蔡京等重新掌权，“元祐党人”面临更为危险的崇宁时期。东坡原本打算北上与弟弟子由聚居的计划也只得放弃，为避祸而定居常州。在这样的情况下，病废居家的李伯时即使还能画也同样不敢（或不愿）为东坡作《笠屐图》。东坡于元符三年十二月遇赦北归，路过舒州。卧病在家的李伯时并未出见。而他的弟弟李公寅却将他所画的《旧隐宅图》求东坡题跋。创作《东坡笠屐图》的琼州人士，他的画及姓名都未能流传下来。

林冠群

2014-10-27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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