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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汉谪官正民风梅州开基重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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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国强开栏语梅州历代大量贤达都与书院的教育密切相关。可以说，书院是名人的摇篮，一方面培养了客家大量的杰出人物，另一方面带动整个社会的教育氛围。至乾隆年间，梅县境内共建有十三间书院，其中在梅江区辖区内就有八间，即元城书院、濂溪书院、培风书院、先贤书院、东山书院、崇实书院、锦江书院和程江书院。即日起，本报联合梅江区委宣传部推出“梅江书院寻踪”栏目，寻踪梅江区辖区历代知名书院，探究其背后的传奇故事。元城书院又名梅城书院，是梅江区乃至梅州地区兴办的第一间书院，由著名谪官、关心文教的刘元城所创，故名“元城书院”，以示纪念之。元城被贬梅州刘元城（1048—1125年），名安世，字器之，北宋魏（今河北大名东）人。青年中进士的他，从学于司马光，从此他的人生经历始终与司马光的沉浮荣辱紧密相连，始终与变法革新的上下取舍密切相关。北宋元符元年（1098年），刘元城因党派之争及不畏权贵，被大奸臣章惇迫害，被贬梅州。在赴梅州的路途中可谓历尽艰险、惊心动魄，章惇之流想尽千方百计，欲谋杀之而后快。但刘元城以长者的威仪与大家的风范彻底征服了刺客，使刺客毅然放过了他，最后安全抵达梅州。刘元城一行到南门外码头停泊，上岸与迎候的地方官员及百姓在接官亭（今八角亭）相见。当地官民热情的问候，纯朴的笑脸，在他心中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尽管是谪官，他在老百姓的心目中依然是高大、魁梧、和蔼可亲的。这里的人民，还不完全是客家人，但此时户籍有主客之分，据州志记载：元丰三年（1080年），有主户5824户、客户6548户，且客户数已超过主户，说明中原移民已有相当部分在此安顿了下来，客家民系正在向梅州聚拢。这是一个崇尚文化的民系，从中原迁移到这里的人民，他们对刘元城这样的文化大家是真诚欢迎的。当时的梅州被视为瘴疠恶水之地的山区，刘元城到梅州已是秋季，这个季节应是岭南最美好的时节；到了冬季，那满山遍野的梅花，傲风凌雪、冰清玉洁，那样的沁人心脾，在刘元城心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象。兴办元城书院然而在经历了那么多的官场争斗后，元城的锐气已随着年龄的增长日益消逝。讲学之余，他或去城内大觉寺、或渡程江到西岩寺、或登阴那之圣寿寺，以探古寻幽、听经悟禅。在这南岭深处的江边孤城里，他安然而又充实地度过了四个春秋，看着成行的大雁来了去，去了来，看着遍野的梅花开了谢，谢了开。他在梅州四年，应该是他人生中最充实和最有作为的时期，因为这个地方民风淳朴、礼貌待客，喜欢读书，这让元城重新认识到了文化人实现人生抱负的另一种方式，刘元城便把自己的渊博知识发挥出来，通过建书院传道讲学，使在贫困中煎熬的梅州人，终于找到了通过读书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可以说，元城因梅州而闻名，梅州因元城而兴盛。元城书院建起后，书院的创立者刘元城便参照宋代的《白鹿洞书院学规》，为元城书院设计了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书院实行山长负责制，以山长为书院最高负责人，其他教职管理人员都要服从其领导；规定了各个职务的固定岗位职责，分别管理学生的授课、考核、生活和书院的经费、祭祀、安全保卫等；建立了生员定额、课程设置、学生考核等方面的制度；制定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教条、学约、学训等。为保障其持续办学，就必须解决经费来源与保障的问题。因为学院的经费开支巨大，名目繁多。主要有学生膏火费、祭祀费、山长及教授的俸禄、房屋维修费、图书购置费、讲义出版费、学生奖励费，还有“学士大夫远方游士往来供应”费（通俗地讲就是学者接待费）等等。如果没有足够的经济力量的支持，长期而稳定的教学活动是不可能维持的。刘元城开动脑筋，建立了以学田为中心的教育经费体系，充分调动民间办学的积极性，发动民间学人、宗族、乡邑名流捐献田产，作为学田，其出产作为办学经费之来源。通过一系列的建规立制，解决长期的办学经费和教授科目，这样一个在梅州人耳熟能详的元城书院便诞生了。它的诞生，使梅城（今梅江区）成为当时岭南的人文荟萃之地。元城书院构成从教师队伍的实力来说，元城书院可能是当时全国最具影响力的书院之一，因为在其讲坛上，有一位当时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文化大师——刘元城。他的被同时代学者王绚评价为“是书乃言官之楷模，辅弼之龟鉴，卿士大夫之药石”的《语录》二卷、《元城尽言集》十三卷以及现已遗失的《文集》二十卷里，其思想精华，其政治理念，其人生感悟，都在梅州这个书院大舞台得以施展、激荡与升华。书院的教授科目主要以《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五经”作为首选。同时各种通俗教材也纷纷问世，可选择的余地很大。当时的北宋许多硕学鸿儒都致力于下层社会教育的勃兴，热心于文化和学术的普及，编辑出版了大量的通俗童蒙读物及教材，内容涉及识字、道德、历史。今日仍然广泛流传的《百家姓》《三字经》都是当时童蒙所乐读的通俗教材。在远离庙堂之后，在这里，刘元城又真正找到了文化人的感觉。元城书院不乏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文化大师。如苏轼兄弟的好友巢谷先生便曾在书院开坛讲学。元城书院教授课目除了四书五经，还有各种通俗教材，内容涉及识字、道德、历史、诗歌、名物等类，注重对学生进行道德素质的教育。其倡导自由讲学、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相结合，明确提出书院独特教育宗旨，自觉地把书院与官学区别开来，反对书院成为科学的附庸，使书院成为培养能传道济民之有用人才的场所。巢谷赴梅讲学元城书院建立，聚集了一大批对文化如饥似渴的梅州市民，他们虽然有人衣衫褴褛，有人蓬头垢面，但他们从大山深处走来，从激流险滩渡过，汇聚到这里。因为那些讲坛上的名师大家，将给他们以知识的普及，文化的熏陶，哲理的思辨，人生的提示，道德的评判。南宋方渐描述的：“梅人无殖产，恃以为生者，读书一事耳，所至以书相随。”这些喜读书之士，就是接受过元城教育的人的后代，他们从各自的祖先那里学到了对知识的期待，对人才的尊重。元城书院建立，引起了当时朝内文人学士的关注与支持。与刘元城同期被贬至循州（龙川）的大文学家苏辙，是离他最近的文化知音，虽然仅一山之隔，却因处于监视居住而不能谋面相见，书信的往来应是最好的支持。正是由于苏辙将元城逆境中不忘文人使命的“先进事迹”及时告知了远在天涯海角的哥哥，苏轼才有“元城乃真铁汉也”的感慨。元符二年春正月（1099年），也就是来梅州的第二个年头，元城迎来了一位来自天府之国四川眉州的朋友——巢谷老先生。巢谷老先生是苏轼兄弟的铁杆“粉丝”，当听到苏轼远贬岭南后，他不顾年事已高，不听亲友劝阻，不惧政治迫害，毅然决然徒步万里来探视。渡过长江之后，听到元城在梅州办学的消息，使他改变了原来过小梅关、穿珠玑巷入粤的计划，决定先赴梅州，向元城表示支持与问候。元城深为感动，请他在梅州多住一些时日，将其非凡的才学传授给梅州学子。由于盛情难却，使这位老先生又一次改变计划，在梅州开坛讲学，并写信给苏辙道：“我万里步行见公，不自意全，今至梅矣。不旬日必见，死无恨矣。”巢谷结束梅州行程后，元城恋恋不舍地送走了这位书友。巢谷于是到达循州，见到苏辙后，又执意去海南看望苏轼，终因年事高，旅途艰险，劳累过度而未能如愿，卒于新州，年73岁。人间友情诚挚如此，足可惊天地，泣鬼神。元城终于北还然而正当元城一门心思在梅州办学的时候，章惇、蔡卞又借此前他进谏乳母事为由头来整元城。元符三年（1100年），诏传令叫应天府少尹鼛孙将刘元城以押解重刑犯的方式，用囚车解赴京师。就这样，匆匆地，没有思考与总结，元城就结束了在梅州的谪居生活。起解之日，那久久不愿散去的送行人群，那恋恋不舍的行行热泪，那道不完的嘱托珍重……一幅动人的长亭送别。踏着山间泥泞的小路，元城那高大的、被缚而弯曲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岭南浓荫蔽日的丛林深处，消失在梅州的地平线上。没想到，一行人方上路走了几个驿站，就得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一味纵情声色的25岁的哲宗皇帝驾崩了，更荒淫的18岁新皇帝赵信登基，例行大赦天下，元城由此获得了暂时的自由身。元祐老臣终于盼到了北还的希望，元城也先后被通知移送衡州（湖南衡阳）、鼎州（湖南常德）安置，不久又接到知帮州（山东军城）、真定府等多张任命状，北上似成定局。当权的蔡京、曾布觉得如此处置当年不断揭他们短处的“仇人”，太轻，于是又通过运作，元城被连七谪至峡州（今湖北宜昌）羁管。随着时间的流逝，在曲曲折折中，终于在晚年被允许回到都城居住，职任中书舍人，负责撰拟诏旨。宣和七年（1125年），元城端坐而逝，终年七十有八。当此时，风雷轰鸣，云雾晦暝。《朱子语类》说元成忠诚感天地，“他养得此气刚大，所以散时如此”。有词《卜算子》赞日:大名苦读书，京师正气歌，品若寒梅节似竹，雄才势如虎。七年流徙路，四载梅州度，千秋感恩书院故，犹立南曲阜。元城影响梅州后世的梅州人民给予刘元城以足够高的地位与评价。明末清初乡贤李二何在《松江书院序》中说：“开辟全潮之山川者，昌黎韩公；开辟梅州之山川者……元城刘公也。”二何所言，刘元城之与梅州，犹韩愈之与潮州，开化之功，后世名人，无人敢与其并肩矣！后世的梅州人民始终不敢忘记办学兴教的重要性。以“元城书院”为起点，书院、社学、义学、私塾等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河北通州王之正出任嘉应州官时，特置“人文秀区”墙，立于衙门正门，以示梅州文风之盛。由此而形成的崇文重教的社会风尚，影响了梅州每一个学子的前途与命运，造就了一个文化内涵十分丰厚的文化之乡。后世的梅州人民永远怀念着这位梅州人文的开先河者，南宋就有人在州城之东南立祠祭祀他。明崇祯十一年，程乡县令陈燕翼倡建州城北门楼，塑元城之像于上，每年春秋二仲，正印官致祭，此楼也被命名为“铁汉楼”（在梅江区元城路与文保路之间）。历代咏唱该楼之作甚多，正如何昆《铁汉秋月》：登高怀士欲横襟，迁客投荒此足音。大厦岂容委草莽，孤身自许老江浔。一天秋色楼前月，八面寒光物外心。铁脊回霜当锁钥，朔云长护宋碑阴。慷慨苍凉之感，扑面而来。20世纪拆除城墙后，铁汉楼也随着玉石俱焚，然楼前一条并不算长的元城路却为我们在漫长的岁月里留下无尽的余响，时刻感念着先贤卓越的人生。元城书院的诞生，使梅州成为当时岭南的人文荟萃之地，聚集了一大批对文化如饥似渴的梅州士人，甚而引起了国内文人学士的关注与支持。自“元城书院”后，梅州学风渐兴起来，书院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

安国强开栏语

2022-11-25
诗文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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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与岳阳并《岳阳楼记》未去岳阳前，八百里洞庭远不及岳阳楼吸引我，盖因北宋文学家范仲淹那篇《岳阳楼》记。宋人写诗文讲究超越写景的狭境，文中写景处全成为文之底色，其主思理之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反是成就了这篇《岳阳楼记》。到岳阳时，适逢岳阳大雪，岸边千堆雪，万里镜面湖，感概也许只有如此壮阔湖景才能生出那般旷达胸襟。而岸边几经再建的人工造物——岳阳楼，反衬得世事沧海，唯自然和诗人的情怀还在，物已非也。岳阳楼初建于东汉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东吴孙权为了与刘备争夺荆州，派大将鲁肃率军驻守巴丘，鲁肃为了在洞庭湖上操练水军，在洞庭湖边的城头上建造了一座阅军楼，这一阅军楼便是岳阳楼的前身。岳阳楼因为战火自然灾害等原因，先后被重修过30余次。如今的岳阳楼是清代所建，也算是弥足珍贵的古物了。据说范仲淹并未到过岳阳楼，只范仲淹和腾子京两人是好友，滕子京当时被贬为岳州知州，第二年开始重修岳阳楼，修好后请人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写信请好友范仲淹为新的岳阳楼作记。这也正如文章开篇所言：“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看图作文”能有如此磅礴之作，也许“唯范仲淹尔”。据说范仲淹少时居太湖边，太湖与洞庭湖有异曲同工处，才成就如此妙文。估且作为一解。“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没有见过壮阔湖景确是难有如此生动的文字。范仲淹套用时下词语，他大约是岳阳这座城市最有力的推广者。而他的《岳阳楼记》无疑是岳阳楼最成功的推广文案。虽说现代人比起古人识字读书更多了，关键处却显得有点词穷。时下城市或者景点推广的文案略显“简单粗暴”，什么“某地欢迎你”，什么“山美水美人更美”，究竟美在何处，云南人点出彩云之南已算是上乘了。古人的表达含蓄而克制，言之有物却教你神往。实际上，不只范仲淹写了岳阳楼，李白、杜甫、黄庭坚等大诗人也写了岳阳楼，而少有人提及，大约是诗中的情绪所致，以杜甫《登岳阳楼》为例：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尤其是“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愁苦得令人无法直视。岳阳楼有幸得范仲淹题，也正应了范仲淹的心境，彼时范仲淹贬至邓州任知府，却不坠青云之志，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唯有此，才会生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言。苏轼与杭州并《饮湖上初晴后雨》杭州和西湖的千般好，估计全在苏轼的那首《饮湖上初晴后雨》里。“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在这14个字里，有了西湖的杭州怎不是天堂。林语堂对于苏轼的喜爱，甚至用英文写了本《苏东坡传》，书中的东坡居士于国于家于民几乎被描写成“中国好男人”。不可否认的是苏轼是个文艺全才，苏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有“欧文如潮，苏文如海”一说；他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合称“宋四家”；善画竹木怪。苏东坡第一次来到杭州时，度过了他人生中最适宜的一段，尽管那时他只官居通判，但杭州人只需要他是个诗人就够了。苏轼是四川眉州人，如今眉州东城酒楼以诗人为名，也不知食客中有几人了解其深意。杭州人几乎忘了苏轼出自眉州，而只觉得他属于杭州，在书中林语堂先生也说，苏轼也认为自己前世是个杭州人。他在诗中写道：“居杭积五年，自忆本杭人。故山归无路，欲卜西湖邻。“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杭州幸有文艺青年苏东坡，在灵秀中添了风雅，平白就有了文艺范儿。林语堂在书中这样写道：西湖的诗情画意，非苏东坡的诗思不足以极其妙；苏东坡的诗思，非遇西湖的诗情画意不足尽其才。一个城市，能得诗人发现其生活上复杂的地方性，并不容易；而诗人能在寥寥四行诗句中表现此地的精粹、气象、美丽，也颇不简单。苏东坡一生中两次到杭州，第二次到杭州时，他已人生过半百，这一次他是杭州太守，是杭州的一把手。这一次的苏东坡是政治家，他要造福一方百姓，现在看来也是惠及后世子孙，如今的西湖繁盛，却也是无意应时下最流行的一句话——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来到西湖的人几乎无人不知，少有知西湖清理却是功在东坡先生。关于苏东坡作太守治理西湖的版本有多种，其实公认的事实部分是：当时西湖淤积的速度很快，杂草丛生，水面越来越小。太守苏轼组织人手将西湖的淤泥都清理了出去，然后将这些淤泥全部堆积起来修建一座长堤，这便是著名的苏堤。同时，为了防止水草生长过快，再次侵占水域，苏轼派人在一大片区域种上了菱角，以此来抢夺水草的生长空间。同时苏轼还将这些菱角的收入积攒起来，作为西湖清淤的钱，以此实现了良好的循环。如此苏东坡也难怪杭州人要把苏轼归到杭州人堆里去。我去杭州多次，多在假日，每一次自然要去西湖，但每一次游人把你的视线占得满满，难免沮丧。想着要学下东坡居士，无论怎样，都要发现生活的乐趣。于是游人也成为一景，哑然失笑。其实古时的西湖也是热门景点，林先生在《苏东坡传》中写道：杭州是多彩多姿，而西湖又引人入胜。江南的天气，一年四季都引人出外游玩。在春秋两季，全杭州人都在湖滨游玩。甚至冬季下雪的日子，还有寻乐的人乘船到湖上玩赏雪景。尤其是重要的节日，比如三月初三、五月初五、中秋节、重阳节、农历二月十一当地神祇的生日，湖上全是游逛之人，必须前一天预先雇妥游艇。游人无须自带食物，因为一切东西，包括茶杯、茶托、汤勺、筷子，全由游艇供给。还有船夫捕鱼卖与游客放生，这样救生积德，按佛教说，这是在天堂积存财宝。同一条鱼被捕三次，又被放三次，这条鱼说不定就可从阴曹救三条人命了。我也总想着在某个春日，寻个人少的时候，最好是下着小雨，在西湖边散步，或是骑着脚踏车，累了，来一碗东坡肉就更完美了。但西湖的好，怎是我三言两语能及，苏轼在《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中已经说明白了：西湖天下景，游者无愚贤。深浅随所得，谁能识其全。

刘静

2019-10-11
“古栾水镇”开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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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崔虹通讯员段锟张思梦赵欣）琳琅满目的农特产品、丰富多样的餐饮小吃、诗意盎然的文化长廊、梦幻唯美的灯光表演……这些闪亮元素让在古栾水镇游玩的市民王姗姗一家赞叹连连。7月10日晚，栾城区“古栾水镇”特色商业街正式开街，以其集商业、文化、旅游、休闲为一体的特点，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去“打卡”体验，着力打造文旅靓丽名片，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漫步在街区内，充满唐风宋韵的建筑风格和波光潋滟的水镇风情为整个街区化上了精致的妆容。宽敞的中心商业街两侧布满了各式各样的商铺，前来选购商品的市民络绎不绝，在“栾城集”里，富硒小米、彩色土豆、紫麦面粉等“土货”让人目不暇接，带有三苏文化底蕴的文创产品更是让人爱不释手；商业街西侧的“圆啡咖啡馆”内，一杯杯精心制作的印有“三苏”头像的咖啡吸引不少市民品尝；在古栾小西湖畔，炫丽魔幻的灯光秀也令市民纷纷驻足，流连忘返。“水镇离石家庄市三环不远，从市区过来特别方便，而且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应有尽有。”手里拎着刚购买的一大兜商品的王姗姗笑着告诉记者，“特别是这里的‘三苏’元素到处可见，比普通的商业街，这里更多了让人印象深刻的文化氛围，真是一处适合带家人休闲旅游的好去处。”据介绍，古栾水镇占地500亩，总长度约1100米，以“三苏”文化为背景，以水系水景为标志，采用“一体两翼，一街两区”的布局规划，着力打造集农特产品、餐饮小吃、文创工艺、民宿书吧等为一体的特色商业街区。其中，中心主街增建新中式风格建筑，集合市场品牌餐饮商家及当地特色小吃，打造为古风小吃街；东侧仿古建筑群内进驻酒吧、茶社、书吧、民宿等丰富业态，打造为沉浸式体验商业区；西侧集合游乐场、古栾小西湖及房车露营基地，打造为滨湖休闲娱乐区。特色街区建设是拉动消费升级和经济增长的重要载体。今年以来，栾城区坚持“政府引导、商家主体、市场运作”的原则，高质量、高效率推进特色街区建设工作。大力创新文创商业体系，丰富经营业态和产品，同时加快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和提升，做好美化亮化工作，提升特色商业街区品质，满足市民、游客多样化、高品质的消费需求，全面扩大城市经济内循环，提升城市品质与活力。

崔虹段锟张思梦赵欣

2022-07-11
从千年三苏祠感悟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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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今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战略高度，多次在地方考察时调研当地特色文化和历史古迹，对中华文化自信自强、中华文明永续发展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6月9日起，新华社开设“习近平的文化足迹”栏目，记录习近平总书记关心推动文化建设的故事，反映新时代全国各地保护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画卷，凝聚起新征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磅礴力量。“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一个三苏祠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我们说要坚定文化自信，中国有‘三苏’，这就是一个重要例证。”走进三苏祠的游客，会首先读到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重要讲话。2022年6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四川省眉山市三苏祠，了解当地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等情况。三苏祠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三苏父子”的故居。穿越千年，百亩古祠缘何能够映照中华文化？先贤智慧怎样启迪新时代的哲思？观照古今，答案清晰而坚定。今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有了这种文化认同，我们怎能不自豪，又怎会不自信这段时间，三苏祠从早上9点开门就是客流满满。“宦迹渺难寻，只博得三杰一门，前无古，后无今，器识文章，浩若江河行大地；天心原有属，任凭他千磨百炼，扬不清，沉不浊，父子兄弟，依然风雨共名山。”这副斑驳的对联，默默讲述着“三苏父子”浓墨重彩的人生经历。一门三父子位列唐宋八大家，绝无仅有。此地元代改宅为祠，明末毁于兵火，清康熙四年（1665年）在原址上摹拟重建，是蜀中最负盛名的名人祠堂和古典园林。“今年以来，至少提前一周才能预约到讲解员，有时候单日仅学生就超过1000名，春节期间更是一天上万人，团队讲解都约不过来。”三苏祠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徐丽对三苏祠的新热度有着切身感受。前厅、飨殿、启贤堂、来凤轩……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时的足迹，人们徜徉在三面环水的悠悠古祠中，驻足在意味深长的匾额楹联前，感叹着“一门三杰”的旷世才情，折服于“孝慈仁爱、厚人薄己”的淳厚家风。“家风家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遗产。要推动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激励子孙后代增强家国情怀，努力成长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之才。”牢记总书记在三苏祠考察时的嘱托，徐丽和同事们对各类古籍进行全面整理，不断推出面向大众的展览、读物。少时曾“游荡不学”的苏洵发誓读透经史并教子成龙。在他和妻子程氏的悉心培育下，苏轼、苏辙兄弟二人金榜题名，名震天下。此后，“三苏父子”以天下为己任，尤其是苏轼，哪怕命运多舛、岁月磨蚀，依然坚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文学造诣与人格精神流芳千古。“苏氏一门秉承清廉正直的家风家教，养的是浩然正气，这就是中华的脊梁。”指着高悬在飨殿里的那块“养气”匾额，眉山本土苏学专家王晋川为偶遇的游客志愿讲解。习近平总书记在三苏祠考察时强调，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清白做人、勤俭齐家、干净做事、廉洁从政，管好自己和家人，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良好家风。宦海沉浮，几经贬黜，苏轼的一生虽跌宕起伏、忧患不断，却从未放弃对生命的欢歌……追溯一代文豪的人生轨迹，人们不禁感慨万千。“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文化所蕴含的哲理、智慧，多次引用苏轼等古代贤哲的名言来阐明治国理政的理念。“三苏文化从来没有过时，东坡精神更是与当代国人同频共振。”回忆成功举办“高山仰止·回望东坡——苏轼主题文物特展”的经历，四川博物院副院长谢丹难掩自豪。即使受疫情影响，展览依然创造了开展不到10天观展人数较2021年同期增长约10倍的纪录。“苏东坡的一生鲜活地印刻在你我的心中，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到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应有的志气、骨气、底气。”观众的留言热烈回应着展览的设计者，也深刻印证着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作出的鲜明宣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展览序厅中的苏轼原句‘守其初心始终不变’，和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不忘初心’遥相辉映，激起广泛共鸣。我们今天所弘扬的时代价值，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一脉相承、历久弥新。”谢丹说。“坚持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透过一砖一瓦、一诗一画，今天的国人更加确信，这片土地上曾经真实存在这样的人：他们饱经风霜却从不屈服，历尽沧桑仍风骨如初。“我们是在这块土地上的文明培育出来的，全党全民族都要敬仰我们自己的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回忆习近平总书记在三苏祠的深情寄语，三苏祠博物馆馆长陈仲文深有感触，“总书记的话语唤起了我们深深积淀在民族记忆中的文化认同，有了这种文化认同，我们怎能不自豪，又怎会不自信？”有了这种情感纽带，文化自信就有取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治国理政更具坚实可依的承载基因从未枯竭的古井旁，人们虔诚地掬起一捧清水，净手净心；并蒂丹荔的根木前，树木长成即归乡的未了夙愿又令多少人热泪盈眶……“这种心灵感触正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古尊崇的家国情怀。”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研究室主任、10年来从事三苏家风研究的刘清泉说，“它从来不是生硬死板的说教，而是藏在祖祖辈辈身体力行的操守中，最终印刻在我们的骨血中，成为一种生命哲学。”这种无声而默契的传承责任正在被更多的年轻人扛起。四川人民艺术剧院的一群“80后”艺术家，将话剧《苏东坡》打造成了剧场版、文旅驻场版和文博融合版。“一边是极致要求的艺术性，一边是大众喜爱的普及性，在这种碰撞交融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在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制作人邓滢说，“有的观众追着剧场版的全国巡演看了8遍，他们的认可更增强了我们的文化自信。”为了将话剧和旅游深度融合，文旅驻场版《苏东坡》的运营负责人魏鑫开通了话剧演出与三苏祠游览的“文旅直通车”服务，一个曾经少人问津的剧场从此跻身一票难求的网红打卡地，观众的自发宣传形成了颇具规模的传播矩阵。“小孩看故事，大人看人生。”“看一次苏东坡，为孩子立下一座人生的灯塔”……经过轻量化的改编，文旅驻场版《苏东坡》以单元剧的形式串联起众多历史人物，观众边看剧、边学习，在社交媒体上掀起评论热潮，又反过来激发了主创者的灵感。“最初我主要是研究台词，演到30多场后才渐渐体会到苏东坡笑中带泪的心境，这个过程漫长而又痛苦。我力求抓住更多的细节，让东坡精神在高度浓缩的2个多小时里真正走进观众的心。”饰演苏轼的四川人民艺术剧院演员李东昌说。“把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好东西传下去，在这个过程中得到的满足感就是文化自信。”仍在执着打磨剧场版话剧的副导演唐钟说，“这就是我们生活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每个人都有的文化自信。”把微话剧引入“高山仰止·回望东坡——苏轼主题文物特展”现场的制作人杨宇说，当你看到穿着汉服的群众和演员融为一体，就会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这种文化基因就是以苏东坡为代表的中国人不沉沦、不厌世、不颓废的一种原动力。饱经风霜未曾褪色，光阴流逝更添厚重。在外媒评选的12名“世界千年英雄”中，苏东坡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人。“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广泛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不能封闭僵化，更不能一切以外国的东西为圭臬”，习近平总书记在三苏祠考察时的这番话，激发当代学者的思考。在梳理、编纂资料和文献过程中，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研究员戴路不禁感叹，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世界研究者对三苏文化倍加青睐，不少当代学者正在通过研究东坡文化，了解东方文明。“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东坡文化就是一个生动体现。”戴路说，“今后我们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广泛汲取中外优秀文化的精华，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此心安处是吾乡”，苏东坡的千古名句，道出了多少人心中浓浓的乡愁，而他的人生故事，又承载着中华民族多么深厚的家国情怀。这种家国情怀被记录在文字里，镌刻在石碑上，成为连接我们的情感纽带。可以是“小轩窗，正梳妆”的夫妻恩爱，可以是“岂是吾兄弟，更是贤友生”的兄友弟恭，可以是“农功各已收，岁事得相佐”的乡邻友好，也可以是“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自在洒脱……有了这种情感纽带，社会风尚就有协商互让的和谐基础，文化自信就有取之不竭的根脉源泉，治国理政更具坚实可依的承载基因。有了这种薪火相传，三苏文化将继续焕发强大的生命力，浩荡于时代的洪流穿行在三苏祠，时光仿佛跟随先人的节奏慢了下来。水波潋滟间，踏入湖心茶坊，眉山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李倩身着素色茶服端坐在案几前，为慕名前来的民众公益讲授宋代茶道。只见她先将茶压辗成粉末放入茶盏，环盏注水，再将茶末快速搅拌，浮出雪乳般的泡沫，清香伴着微风弥散开来……“一路上遇到许多像自己一样热爱茶文化的人，民族自信与文化自信油然而生。”近年来，领办国家级茶艺技术技能大师工作室的李倩踏上了向世界推广中国茶文化的道路，就在不久前，她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宣介了自己编撰的《中华茶艺》英文版。“在中国，茶叶往往生长在贫瘠的土地上，却是我们实现脱贫攻坚、走向共同富裕的主要产业之一，当我讲到这里，国际友人都竖起大拇指。”李倩说，这是茶之品格、东坡之品格，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兼济天下之品格。在眉山先后举办的五届眉山东坡文化国际学术高峰论坛上，来自多个国家的专家表示，对三苏文化的尊崇绝不限于中国人，这饱含东方古韵的独特风景同样属于呼唤多元的世界文明。可登大雅之堂，亦可入寻常人家。以东坡故事命名的眉山美食、衍生的动漫产业、打造的旅游景点……先人的生活美学与人生志趣，早已融入街谈巷议、化作人间烟火。“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广场上，东坡小学的孩子们跳起独创的东坡诗词操，边诵读边放松。教室内，同学们正在展陈最新的剪纸作品，追寻着“学承东坡、道臻至善”的理想。“校园的每一面墙壁、每一处文字都传递着浓浓的诗情古意，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像苏东坡一样，成为一个仁爱、乐观、勤奋、博学的人。”眉山市东坡小学校长杜科说。“传统文化只有被大众认知、参与和传播，才能活起来、火起来。”眉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广旅局局长王枫说，近年来，各方力量协同推进东坡文化进校园、进社区，迄今已开发出碑廊传拓技艺体验、楹联艺术欣赏、宋代文人四雅“焚香、点茶、挂画、插花”体验、东坡竹文化体验等10门面向成人的研修课程。既有距离美，又有亲切感，传统文化激活久远的文明，点亮心灵的炬火。“我们在努力寻找同先贤对话的方式。”眉山歌舞剧院院长袁潇说，主创团队历经近一年的沉浸式创作，推出舞蹈诗剧《东坡》，融合了诗词文学、绘画、书法、音乐、戏曲等艺术元素，相信会带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感觉。四川广播电视台和眉山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的纪录片《千古风范苏东坡》在主流媒体热播后，正在积极向海外输出版权。“苏轼足迹所至，逐一追随探访。他对人间疾苦的深切体悟，对壮丽山河的无比热爱，都化成今人的一种精神动力。”该纪录片的制片人张馨月说，“或许挂一漏万，但我们无比敬仰和虔诚。”三苏祠的门口，一棵古榕树与两棵银杏树相望成景，仿佛“三苏父子”伟岸伫立。绿荫庇护之下，“德耀眉州”的楷模海报，吸引了游人驻足凝视。是对过去的守望，亦是对未来的奔赴。“要坚持守正创新，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昭示着新的使命担当。有了这种薪火相传，三苏文化将继续焕发强大的生命力，浩荡于时代的洪流。新华社记者（新华社成都6月9日电）

2023-06-10
民情调查：苏轼法治观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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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彬察民、忧民、爱民，苏轼的赤子之心，他的民本思想，是建立在充分调查研究基础之上的。他常常把耳闻目见的民间疾苦写进诗词文赋，把批判现实与改进弊制作为自己调查研究的主题。嘉祐四年（1059）十月，为程夫人守孝期满，三苏父子再度赴京。一路走来，对仕途满怀憧憬的苏轼并没有回避现实的苦难。《夜泊牛口》中，苏轼写居民“负薪出深谷”“朔风吹茅屋，破壁见星斗”的凄苦。《黄牛庙》一诗，用黄牛和耕牛的强烈对比揭示了社会的不平等，“击鼓吹箫屠白羊”“青刍半束长苦饥”，是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社会矛盾的真实刻画。还有《入峡》诗，百姓住在“板屋漫无瓦，岩居窄似庵”的地方，每天干着“伐薪常冒险”的事情，却往往“得米不盈甔”，只能“叹息生何陋”。在苏家父子三人进京途中汇编的《南行集》中，苏轼关注民间疾苦、思考如何解民难的诗作为数不少。如果说这些诗作还是入仕前对民生多艰的直观感受，那苏轼后期出任各地地方官深入调查的民间苦痛则是他的切身体验。反对新法，苏轼被排挤出京；重登高位后，又反对全盘推翻新法，苏轼再次被排挤出京。他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主政，最后还被一贬再贬到当时偏远的黄州、惠州、儋州。苏轼的经历，既有“庙堂之高”，又有“江湖之远”，写出的“调查报告”就更具深切的为民情怀。杭州是苏轼一生两次为官的地方。熙宁四年（1071），苏轼被外放杭州。出京两年，他对新法执行中的某些弊端有了更多了解，呼号民意的诗文中多了哲理的思考。看到狱中关满穷人，他写下“哀此系中囚”“均是为食谋”；看到民间疾苦，他写自己“惟有悯农心尚在”。熙宁五年所作《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可以说是反映现实、关心百姓疾苦的政治讽刺诗代表。“蚕欲老，麦半黄，前山后山雨浪浪。农夫辍耒女废筐，白衣仙人在高堂。”大雨连绵成灾，蚕不能喂，麦不能收，两大农耕支柱遭重创，官僚集团却高高在上毫无作为。这样敢于直接针砭时弊、为民疾呼之作，在宋诗中并不多见。阔别十五年后，苏轼元祐四年（1089）再次回到杭州任职。清理完西湖后，苏轼对杭州水利系统进行了全面调查，在《乞相度开石门河状》中，曾建言从钱塘江上游的石门口开凿运河入海，以保万民平安，可惜未得批复。如果当年这一工程获建，今天再多一绝世景观亦未可知。在新法的条例中，如青苗法、免役法等都规定赋税只要钱而不收米，造成越来越多的地方官对农业生产漠不关心，对百姓死活不管不顾。在湖州，苏轼作《吴中田妇叹》写出天灾人祸打击下，贫弱妇女的绝望、控诉。“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朝廷仍然“官今要钱不要米”，多少人被逼上绝路“不知却作河伯妇”。这样的忧民思想在其作品中随处可见：《寄子由馈岁》写了农事收获后，贫富差距的明显，“富人事华靡，彩绣光翻座。贫者愧不能，微挚出舂磨。”《憩于麻田青峰寺之下院翠麓亭》哀民生多艰，对久旱不雨的焦虑，“我来秋日午，旱久石床温。安得云如盖，能令雨泻盆。”在《刘莘老》中，还有对百姓耕作的建议，“岁晚多霜露，归耕当及辰。”从西到东，从北到南，苏轼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写，诗作中散发出为民发声的情怀。有的只能记录无力改变，有的行而成文上报朝廷，而更多的是他在行动上勤政力行、担当济民。

吴晓彬

2021-05-28
千古风流人物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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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600周年之际的特展“千古风流人物——苏轼主题书画特展”于9月1日起正式对公众开放。这一大展在去年底“纪念紫禁城建成600年暨故宫博物院成立95周年重点活动”新闻发布会首次宣布后便一直受到公众关注，也是故宫历史上首次举办的苏轼书画特展。今天，就让我们跟着展览一起立体地走近这位平凡而伟大的东坡先生。■澎湃新闻、光明日报、百度百科↑故宫“千古风流人物——苏轼主题书画特展”入口处现场人物形象>>>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时追赠太师；宋孝宗时追谥“文忠”。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枯木怪石图卷》等。↑苏轼《新岁展庆帖人来得书帖》合卷美食大家苏轼本人除了是文学家、书法大家外，他还是个美食家，宋人笔记小说有许多苏轼发明美食的记载。苏轼知杭州时，元祐五年五、六月间，浙西大雨，太湖泛滥。苏轼指挥疏濬西湖，筑苏堤。杭州百姓感谢他。过年时，大家就抬猪担酒来给他拜年。苏轼指点家人将猪肉切成方块，烧得红酥，然后分送给大家吃，这就是东坡肉的由来。《曲洧旧闻》又记：苏东坡与客论食次，取纸一幅以示客云：“烂蒸同州羊羔，灌以杏酪香梗，荐以蒸子鹅，吴兴庖人斫松江鲙；既饱，以庐山玉帘泉，烹曾坑斗品茶。少焉解衣仰卧，使人诵东坡先生《赤壁前后赋》，亦足以一笑也。←苏轼《寒食帖》局部展现苏轼的千古风流苏轼是中国历史上一流的文学家和书画家，他，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巨人之一，其文、诗、词、书、画等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造诣，堪称宋代文化的代表之一。故宫博物院收藏有苏轼的传世书法佳作，还藏有部分重要的苏轼师友作品，以及大量受到苏轼影响和能够反映其艺术思想的相关艺术珍品。此次展览共分四个单元。第一单元“胜事传说夸友朋”通过苏轼及其师友的作品，展现苏轼的交游圈与他所身处的时代。第二单元“苏子作诗如见画”通过苏轼和后世书法家所书写的苏轼诗文作品，以及后世画家根据苏轼诗文作品所创作的绘画作品，展现苏轼的文学造诣。第三单元“我书意造本无法”通过苏轼师法的前人作品、苏轼本人的书法创作以及后世临仿苏书的作品，展现苏轼的书法艺术及其影响。第四单元“人间有味是清欢”通过表现苏轼生平逸事的书画作品，以及苏轼抒发性灵的小品文，展现苏轼的生活情趣与人生态度。四个部分从不同角度展现苏轼的精神世界，为观众勾勒出一个生动而立体的苏轼形象。↑宋人《赤壁图》苏轼和他的朋友们苏轼生活的时代，是文化巨匠辈出的时代。与他有着深入交往的前辈如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等人，都是名垂千古的文史大家；他的门生及友人如黄庭坚、秦观、米芾、李公麟、王诜等人，也都是宋代文化星空中璀璨的明星。《东坡集》卷五十《岐亭五首序》中记载了苏轼于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五月贬谪黄州时与陈慥相见之事。提及黄州，自然会想到《寒食帖》，而据徐邦达先生的考证《新岁展庆帖》应作于北宋元丰四年（1081年）春季（苏轼时年44岁），为《寒食帖》前两年。苏轼在黄州时与陈慥书信往来频繁，在与他人之信中亦常提及陈慥，可知二人友谊深厚。《新岁展庆》、《人来得书》二帖下笔自然流畅，劲媚秀逸，笔笔交代分明，精心用意。虽为书札，却写得非常精致，字的入笔、收笔、牵连交代分明，是苏轼由早年书步入中年书的佳作。此外，苏轼与欧阳修、黄庭坚、蔡襄等人的交往，也在各自的作品中有所联系和体现。其中，苏轼比米芾大14岁，两人交往不多，但苏轼对米芾的影响却不小，展览中的《盛制帖》为米芾致友人蔡肇（字天启）尺牍之一。小行草笔势飞动，形态曼妙；“天启亲”三大字则一气呵成，淋漓痛快，充分表现了“刷字”的艺术特色。苏轼的颜值几何苏轼长什么样？展览用不同的方式让观众一窥究竟。画像最清晰的当属明代的朱之蕃《临李公麟画苏轼像轴》。这幅苏轼笠屐像所据粉本传为苏轼友人李公麟之作。苏轼晚年被贬海南时，曾在访友途中遇雨，他向农人借来斗笠和木屐，农人争相笑看，而苏轼坦然处之。此图表现苏轼身处逆境而安之若素的生活态度，此类笠屐像也成为后世在描绘苏轼形象时的一种经典范式。此画是1949年以来首次公开亮相。宋人《赤壁图页》再现了苏轼泛舟赤壁的场景。此图取南宋时期流行的“一角半边”式构图，以类似特写镜头描绘了苏轼与友人泛舟于赤壁之下的情景，并着力表现了水纹，显示出这一时期赤壁题材绘画与“水图”相结合的特点。存世另有两件同题作品与此出于一稿，仅在细节描绘上略有区别，现分别收藏于美国堪萨斯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明代仇英《人物故事图册之“竹院品古”》描绘了苏轼的另一面。据策展人、故宫博物院书画部馆员郁文韬介绍，由于后人对苏轼的仰慕，很多逸事也被附会在苏轼身上。北宋时文人士大夫盛行品鉴古玩，苏轼及其友人王诜、李公麟、米芾等以鉴古知名。当明代晚期古玩鉴赏之风重兴之时，便出现了一种以“东坡品古”为题材的绘画作品，仇英这幅便是其一。图中描绘了三位文士在庭院中一同品鉴古玩字画的场景，其中一人的衣冠状貌与苏轼相近。→朱之蕃《临李公麟苏轼像轴》读懂苏轼的不同方式作为一代文豪，苏轼最为后人称道的当然是其文学造诣，而其诗文因极具画面感而成为后代书画家超爱的创作母题。比如他两次游赤壁，不仅催生了《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两篇经典佳作，也成为历代艺术创作的题材。展出的文徵明的《前后赤壁赋》卷、沈度的《赤壁赋册》、宋人的《赤壁图页》、钱穀的《后赤壁图扇页》等，均反映出创作者对于文本的不同理解。苏轼本人亦是书法家，师从前人，又有独创，是宋代书法“尚意”新风的实践者。本次展出的《治平帖》卷，是苏轼书写的一封信札，内容主要是委托乡僧照管坟茔之事。根据帖后赵孟、文徵明、王穉登三人题跋可知，这是苏轼于北宋熙宁年间在京师时所作，苏轼时年三十余岁。赵孟称其“字画风流韵胜”，是珍贵的苏轼早年书法墨迹。《新岁展庆帖、人来得书帖合卷》则是“苏轼书法由早年步入中年的佳作”。郁文韬介绍，这个合卷是苏轼写给陈慥（音“造”）的两封书札。《新岁展庆帖》是相约陈慥与李常（字公择）同于上元时在黄州相会之事；《人来得书帖》是为陈慥的哥哥伯诚之死而慰问陈慥所作。陈慥字季常，晚年隐于黄州。苏轼被贬黄州时，与他往来频繁，友谊深厚。苏轼在绘画理论上亦颇有建树，他开创的“士夫画”理论，使中国绘画的发展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北宋著名画家王诜，亦是苏轼好友。他的传世名作《渔村小雪图》，创作于他被贬之后。画中以其独创的笔法描绘山间水岸边雪后初霁的景色，将渔人劳作与文人幽赏等场景置于同一自然环境中，表现出作者向往山林隐逸的情怀。这件画作将苏轼所倡导的文人韵致融入其中。画卷后有乾隆皇帝与群臣唱和诗十余首，均以苏轼为王诜《烟江叠嶂图》所作的长歌为韵。这也从一个侧面展示出苏轼与王诜的艺文交往对后世所产生的影响。（全文共3606字）

澎湃新闻、光明日报、百度百科

2020-09-05
苏东坡与贾耘老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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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圣昌湖州贾耘老是古代的一位穷秀才，虽然有不错的文化功底，但由于一直未考取功名，所以没有官职。一直过着很贫穷的生活。《乌程县志》载：“贾耘老原名贾收，喜饮酒，家贫。”《苕溪渔隐》说：“贾耘老旧有水阁在苕溪之上，景物清旷。东坡作守时屡过之，题诗画竹于壁间。”贾耘老是和苏东坡同一时代的人物，苏东坡到湖州任太守时，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他。那时，贾耘老在苕溪上面建了一座水阁安家，并将水阁起名为“浮晖”，自称为“浮晖老人”。宋朝词人沈会宗曾赋词称道：“景物因人成胜概，满目更无尘可碍，等闲帘幕小栏杆，衣未解，心先快，明月清风如有待。谁信门前车马隘，别是人间闲世界。坐中无物不清凉，山一带，水一派，流水白云长自在。”关于水阁的具体位置，据说在今湖城潮音桥附近。《梅涧诗话》里也有诗称赞：“卜居求静处，喜傍碧溪湾。隔岸高低柳，当轩远近山。天开图画久，人共水云闲。闻说贾耘老，旧曾居此间。”水阁虽然简陋，但却风雅别致。坡翁因而常去那里光顾和贾耘老喝酒吟诗。据《嘉泰吴兴志》记载，有一次，苏东坡经过水阁时发现贾耘老非常贫穷，就在一张纸上画了古木怪石留给贾耘老，他在纸后面写道：“今日舟中霜寒，十指如悬槌。适有人致佳酒，遂独饮一杯，醺然径醉。念贾处士贫甚，无以慰其意，为作古木怪石纸，每遇饥时辄一开看，饱人否？若吴兴有好事者，能为君致米三石酒三斗，便当以赠之，不尔，可令双荷叶收掌（双荷叶即耘老侍妾）。”《苏轼诗集》载有多首和贾耘老有关的诗歌。卷八有《和邵同年戏赠贾收秀才三首》。1072年，苏轼任杭州通判，根据上级要求他到湖州视察水利建设情况，在湖州太守孙莘老为他举办的一次酒会上，苏轼遇到邵同年和贾耘老。邵同年即是和苏轼同年登进士第的邵茂诚。《苏轼诗集》卷八注云：“茂诚与余同登进士第，十有五年，而见之于吴兴孙莘老座上。”按时间推算，苏轼中进士为嘉佑二年，即1057年，往后推15年，即1072年。其一：倾盖相欢一笑中，从来未省马牛风。卜邻尚可容三径，投社终当作两翁。古意已将兰缉佩，招词闲咏桂生丛。此身自断天休问，白发年来渐不公。其二：朝见新荑出旧槎，骚人孤愤苦思家。五噫处士大穷约，三赋先生多诞誇。帐外鹤鸣匳有镜，筒中钱尽案无鮭。玉川何日朝金阙，白昼关门守夜叉。其三：生涯到处似樯乌，科第无心摘颌须。黄帽刺船忘岁月，白衣担酒慰鳏孤。狙公欺病来分粟，水伯知馋为出鲈。莫向洞庭歌楚曲，烟波渺渺正愁予。当时，苏轼和贾耘老刚认识不久。苏轼1071年任杭州通判，在一次“有美堂”观赏题咏时，他着人抄录所有题诗，隐其名而判定高下，结果贾耘老所作诗获得最佳。由于交通不便，苏轼虽然已经知道贾耘老大名，但对其还不很熟悉。真正跟贾耘老交上朋友，是苏轼来湖州以后的事。苏轼诗中说“倾盖相欢一笑中”，是指他们才认识不久。第二首诗中苏轼引用了几个典故，一个是作《孤愤篇》的韩非，他有才但是没有被重用。第二个是汉代的梁鸿，他曾经作《五噫之歌》，因此遭到肃宗反对，而被迫隐形改名。第三个是司马相如，他曾经作过三赋，即《子虚》、《上林》、《大人》，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怀才不遇而且过得很贫穷的生活。他们的一些文人特点在贾耘老身上也都存在。实际上苏轼是将贾耘老比作历史上这些名人。所以，在此苏轼是很看重贾耘老的。最后，苏轼用卢仝比贾耘老，卢仝自号玉川子，他曾经说过，“夜叉当昼不肯启，夜半醮祭夜半开。”苏轼诗中说“玉川何日朝金阙，白昼关门守夜叉”，是戏称贾耘老怕老婆，白天还在家里守着老婆，你何日才能得到解脱啊！夜叉比喻老婆凶悍。而此时的贾耘老已经有了再娶的打算。古代纳小妾是比较普遍的事，苏东坡和一些朋友后来还为贾耘老纳了一名小妾。并且他还为此妾取名“双荷叶”。有人不理解为何取“双荷叶”名，后来有人研究得知，温庭筠词曰：“裙拖安石榴，鬓偏荷叶。”因为此女“两鬓并前如双荷叶，故以名之。”《乘舟过贾收水阁，收不在，见其子，三首》其一这样写道：“爱酒陶元亮，能诗张志和。青山来水槛，白雨满鱼蓑。泪垢添丁面，贫低举案蛾。不知何所乐，竟夕独酣歌。”陶元亮即是陶渊明，他不为五斗米折腰，而甘心情愿去乡下种地，以作诗和饮酒为乐。张志和是唐时从金华来湖州的诗人兼画家，他潇洒倜傥，乘一叶扁舟，出没在苕霅间，他的渔歌子词“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脍炙人口。苏轼在湖州，外出游走或是去办公事，也都是依靠航船来解决，因为湖州四面环水。航船出行每一次几乎都要经过贾耘老的水阁。这三首诗便是途经水阁时作。诗中把贾耘老比作能喝酒的陶渊明，能作诗的张志和。湖州法华山是湖州最高的一座山脉，登上法华山可以鸟瞰整个湖州地貌，可以清晰地观赏太湖虚无缥缈的风景。苏轼诗《又次前韵赠贾耘老》记录了苏轼跟贾耘老一起登上法华山的事：具区吞灭三州界，浩浩荡荡纳千派。从来不著万斛船，一叶渔舟恣奔快。仙坛古洞不可到，空听余澜鸣湃湃。今朝偶上法华岭，纵观始觉人寰隘。山头卧碣弔孤冢，下有至人僵不坏。空余白棘網秋虫，无复青莲出幽怪。我来徙倚长松下，欲掘茯苓亲洗晒。闻道山中富奇药，往往灵芝杂葵薤。诗人空腹待黄精，生事只看长柄械。今年大熟期一饱，食叶微虫真癣疥。白花半落紫穟香，攮臂欲助磨镰鎩。安得山泉变春酒，与子一洗寻常债。具区，是太湖的别称。诗人登上法华岭，看到太湖浩浩荡荡，气势澎湃。顿时感觉到人生的渺小。“今朝偶上法华岭，纵观始觉人寰隘。”贾耘老告诉他今年的农事情况，“乡下的稻子只遇到一点小虫，并无大碍。”诗人听了更加高兴，今年大熟没有问题，这一点微虫算什么？到时他将和耘老一起喝一个痛快。公元1079年，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在遭受诬陷被关了三个月以后才得以释放。在苏被捕期间，贾耘老率部分老百姓为苏轼作道场近一个月，他们祈求菩萨保佑苏轼。12月，苏轼被连降两级，以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的名义贬黄州（今湖北黄冈）。初到黄州，那是一段非常艰苦的日子，工资没了，而家里吃饭的人口仍很多。苏轼给秦观的信中写道：“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省，日用不过百五十，每月朔，取钱四千五百，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此贾耘老法也。”在当时生活那么艰苦的条件下，苏轼竟还想到贾耘老。1084年，已经49岁的苏轼突然接到朝廷命令，让他从黄州移置汝州，汝州在河南，距离朝廷比较近。但是，近五年的黄州生活，苏轼好像已经习惯了种田的日子。他对朝廷的命令高兴不起来。考虑再三，苏轼还是给皇帝写了谢表。而后，苏轼开始慢慢往汝州搬家，他一路游山玩水，先是在九江跟弟弟子由相会，然后又看了几个侄子，后又游了庐山。七月里到了南京。在南京，他去看望已经疲惫颓唐的王安石，他们一起讨论文学和佛学。江南城市的繁华使得苏轼非常想留在常州。八月，他遇到即将去湖州任太守的老朋友滕元发。滕元发也劝他想办法留在常州。在和滕元发聚会的时候，苏轼又想到了湖州的老朋友贾耘老，他于是关照滕元发到湖州一定要多多关照贾耘老。滕元发去湖州以后，苏轼开始给朝廷写信请求留在常州。在获得朝廷恩准以前，他还必须慢慢地往汝州赶。1085年2月，苏轼到达安徽的泗州，他又再次给朝廷写信。可是那年三月，神宗皇帝驾崩。新上任的是还是小孩的哲宗皇帝。不久苏轼接到朝廷命令允许他在常州太湖边居住。正当苏轼非常兴奋，赶到太湖边的宜兴去准备买一块地安度晚年时，没过几天，朝廷又来了新的命令，让他到山东的登州去做太守。这是一个好消息，新皇帝只有九岁，尚不能亲自管理朝政，执政派起用司马光旧党，苏轼终于又得到提拔，全家老小都非常高兴。获得苏轼知登州的消息以后，贾耘老携带滕元发书信到宜兴贺喜。《苏轼诗集》25卷《次韵答贾耘老》后注：“上年八月，滕元发往知湖州，与公会于金山，以贾收为托。是年五月戊戌，公有知登州之命，是月丙申不书朔，则戊戌退在五月初四五日间也。贾收携滕元发书来贺。而元发得耗（指皇帝驾崩）乃四月十七日。王定国京中所报，初疑其未确，至是，贾收以六月至常，距命下已一月，必已见邸报矣。”《次韵答贾耘老》云：五年一梦南司州，饥寒疾病为子忧。东来六月井无水，仰看古堰横奔牛。平生管、鲍子知我，今日陈、蔡谁从丘。夜航争路泥水涩，牵挽直欲来瓜洲。自言“嗜酒得风痹，”故乡不敢居温柔。定将泛爱救沟壑，衰病不复从前乐。今年太守真卧龙，笑语炎天出冰雹。时低九尺苍须髯，过我三间小池阁。故人改观争来贺，小儿不信犹疑错。为君置酒饮且哦，草间秋虫亦能歌。可怜老骥真老矣，无心更秣天山禾。这是一首描写他和贾耘老一起饮酒时的真实感情的诗。诗中“南司州”即指黄州。苏轼说，五年的黄州生活好像是做梦一般，在那样的环境下，我也是常常地想念你。他把自己跟贾耘老的关系比喻为管鲍相交，“平生管鲍子知我。”那时候，贾耘老已经得了风痹症，身体也差了。苏轼说，我知登州的消息传出去以后，众人皆来祝贺，可是我是老了，经过那样的打击，我哪里还有什么雄心壮志能够像薛仁贵当年那样三箭定天山呢？苏轼知登州以后，又几次得到提拔。1088年，他53岁，任翰林学士；1089年，除龙图阁学士；后又知杭州；1091年，领汝阴。到了1094年，长大的哲宗皇帝开始自己管理朝政了，他又要起用新党，苏轼被作为旧党要员遭到了严厉迫害。他这一次被贬谪到更远的地方，是广东惠州，流放岭南。在岭南那样的艰苦条件下，苏轼还给贾耘老来过书信，《清远舟中寄耘老》是苏轼到岭南以后写的诗。诗中的描写悲壮，流露出对人生的无奈，有一种看穿一切的思想。“汀州相见春风起，白苹吹花覆苕水。万里飘蓬未得归，目断沧浪泪如洗。北雁南来遗素书，苦言大浸没我庐。”“人生百年如寄耳，七十朱颜能有几？有子休论贤与愚，倪生枉欲带经锄。天南看取东坡叟，可是平生废读书。”经过了这许多挫折，苏轼对朝廷完全没有了信心。他已经看透一切。所以，此诗可以说是他对自己人生的总结。他告诫老朋友，有了子女休要论聪明和愚蠢。他告诫朋友，没有必要去读那么多书，读书有什么用？他因此感叹人生百年如寄耳，该要想穿一点。一个太守、学士，像朋友一样对待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而且保持那么持久的友谊，实属不易。

2014年4月7日 A05：A05－南太湖文史稿件来源：湖州晚报

2014-04-10
苏轼与莱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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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祖强苏轼作为中国古代杰出的诗文大家，曾与莱州有过短暂的接触，并且给莱州留下了深深的历史印记，令莱州人世代难忘。1085年（宋神宗元丰八年）10月15日至20日，苏轼在登州（今蓬莱市）做过五天太守。1079年，受乌台诗案牵连，苏轼遭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从八品职位）。黄州任上五年后，被重新启用，苏轼接到朝廷诰命，“复朝奉郎起知登州军州事”，成为登州府新一任最高军政长官。苏轼踏上登州赴任的道路，因交通不便，整整走了三个月，当年10月15日到达登州。然而，上任仅五天，又接到新的任命，召还京城，任礼部郎中。苏轼官椅还没有坐热，又马不停蹄地赶着西行赴任。登州在莱州东部，苏轼赴任卸任之路必经莱州，这就成全了他与莱州短暂而影响深远的一段交往。据莱州博物馆的专家考证，苏轼路过莱州只待了三天时间，而这短短的三天，给莱州留下了两大历史瑰宝。一是为古代莱州人民争取到了不食官盐的优惠。宋代实行食盐官府专卖，名曰“榷盐”。莱州与登州同为沿海地区，盛产海盐，由于食盐经营长期国家控制，登莱地区因食盐引起的民怨很重。灶户晒盐，官家低价收、高价卖，严重影响了当地人民的生活生产，这引起了仅仅作了五日登州太守的苏轼的关注。面对积弱积困的现状，登州任上，苏轼给朝廷上书了两份奏折，其中之一就是反映食盐生产经营的《乞罢登莱榷盐状》，从“榷盐状”叙述的内容看，苏轼在这么短的时间掌握的情况非常全面，提出的意见建议准确有效。《乞罢登莱榷盐状》主要针对登州“榷盐”后的社会现状，重点比照“京东”（北宋时，莱州属京东东路）其他地区的情况，向朝廷陈述了登州“榷盐”的弊端。他提出了三方面缺陷：“臣所领登州，计入海中三百里，地瘠民贫、商贾不至，所在盐货，只是居民吃用。今来既榷入官，官买价贱，比之灶户卖与百姓，三不及一，灶户失业，渐以逃亡，其害一也；居民咫尺大海，而令顿食贵盐，深山穷谷，遂至食淡，其害二也；商贾不来，盐积不散，有入不出，所在官舍皆满，至于露积，若行配卖，即与福建、江西之患无异,若不配卖，即一二年间举为粪土，坐弃官本，官吏被责，专副破家，其害三也。”由此，“官无一毫之利而民受三害”，恳请朝廷“决可废罢。”苏轼接着提到了莱州，“窃闻莱州亦是元无客旅兴贩，事体与此同。”因此，他“欲乞朝廷相度，不用行臣所言，只乞出自圣意，先罢登莱两州榷盐，依旧令灶户卖与百姓，官收盐税，其余州军，更委有司详讲利害施行。”这份言凿凿、意切切的“榷盐状”，表现了苏轼忠君爱民的家国情怀，由此，引起了朝廷的关注。经过他的极力争取，终于废除了登莱“榷盐”令，为登莱人民争取到了不食官盐的优惠。二是为莱州人民留下了千古不朽的诗文。作为伟大的文学家，苏轼一生走过许多名山大川，并留下了无数的诗词、文章。登州为官，途经莱州的经历，使他与莱州有了短暂的接触。三天时间，他到过莱州的山山水水，当然也留下了脍炙人口的不朽诗篇。流传下来的这些诗，记录了他在莱州的经历、感怀以及眷恋期待。《过莱州雪后望三山》应该是苏轼路过莱州时即兴写成，而《望东海》则是离开莱州后创作。当年，苏轼被莱州美丽景色所吸引，联想到了秦皇汉武派方士寻找长生不老之药的仙境，诗中提到的“扶桑”“安期”“羡门”“太华顶”等，无不与道家方士的历史典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离开莱州后，仍念念不忘、充满感情地写下了《望东海》等美丽诗篇。

王祖强

2019-11-08
文人如何成群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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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文士，踽踽独行固然有之，命俦啸侣也是常态。在北宋，后一现象十分突出，文人集团迭起，笼罩了大半部文学史。三十余年前，王水照先生即拈出这点，视为北宋文学演变的关键线索，持续思考。积岁所获，汇成专著《北宋三大文人集团》刊行。书名所言“三大文人集团”，指钱惟演洛阳幕府集团、欧阳修之“欧门”、苏轼之“苏门”。聚合而称“集团”，自有其强固的特征。序论提炼三点：系列性（人员代代承嬗）、文学性与自觉性，以见三大集团区别于前代文人群体之所在。继而寻绎北宋史学、政治、儒学、古文、佛教诸领域所共有的崇尚“统序”思潮，“而这一切，只不过是宋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折射或外化”（第10页）。这为文人集团成立，勾绘出深远的时代氛围。正文三章，依时序探讨钱幕、欧门与苏门。诚如著者所说：“‘钱幕’进入文学史视野，并加以系统、全面介绍，本书可能是第一次。”（后记，第475页）一空依傍虽难着手，发挥空间却也充分。第一章详论钱惟演幕府文士构成，洛阳地理、人文环境如何滋养创作，成员间诗歌、古文交流，一代文宗欧阳修的崭露头角，分析最是完备。欧阳修、苏轼及其周边士人，学界知之甚稔，不必面面俱到。本书对欧门与苏门，便专攻若干问题点。考察了作为欧门形成契机的嘉祐二年（1057年）贡举事件后，对于欧门文学写作，仅注目古文一体；对于欧公门下士，也仅注目曾巩一人。考察了苏门的集聚过程、人才网络与性质后，对于苏门文学写作，仅注目词之一体。欧阳修乃是北宋第一位古文大家；苏轼则生当词体由卑至显的上升期，本人又是其有力推动者。词在文人集团中的位置，此前从未如此重要。紧扣两体，足以分别呈现欧门、苏门的交流方式与文学成就。有话则长，远胜过铺陈常识，辞繁不杀。结束语略叙北宋“后苏东坡时代”的文坛光景。苏辙与张耒健在，也具一定声望，后者更是从学者众，却终究未构建起另一铢两悉称的文人集团。加之党祸甚烈，形格势禁。苏轼门下一时盛况，竟成绝唱。结为集团这件事，不会不影响到写作。可是北宋文人集团，组成原则较为宽简，不似后世社团那样，有一致的文学观念、实体组织等等。譬如欧门，就是“自然形成、并无严格结构关系、也无明确权利和义务规定的松散群体”（第165页）。追踪此类集团的文学影响，尤难一索即得。著者聚拢零碎材料，耐心还原具体现象，将这种影响论证到了实处。譬如梅尧臣提倡，诗家应“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欧阳修《六一诗话》引），久成谈艺者之话头。本书指出，据欧阳修晚年回忆，谢绛曾举“县古槐根出，官清马骨高”一联，赞其“清苦之意在言外，而见于言中”（《试笔·谢希深论诗》）。梅氏语显然由此化出，且沿用“县古”两句为例。而欧氏在洛中所吟《题张应之县斋》（按《试笔》此条也称“往在洛时”），复有“县古仍无柳，池清尚有蛙”之句，效仿上举一联，“必是聆听谢、梅论诗的启发”（第110页）。钱惟演幕府文士平居切磋、理论与创作互动的鲜活画面，跃然纸上。关于某些争讼不已的公案，本书每能通观首尾，确切下一结论。譬如嘉祐元年欧阳修赠王安石诗，以“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相期，王氏答诗谓：“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婉拒欧公美意。这牵涉欧阳修托付衣钵的人选更替，歧说纷纭。争议点约略有二：一是欧氏笔下“吏部文章”，是指谢朓抑或韩愈？二是王安石答句，是否暗藏贬抑？著者提示，“翰林风月”与“吏部文章”乃诗、文对举，“吏部”只可能指古文家韩愈，不可能指诗人谢朓（第169页）。又引王安石同年《上欧阳永叔书》两封，尚自列于欧公门墙；及次年他赴任常州，欧公设宴饯别，约梅尧臣作陪，证明彼时“两人并无芥蒂，师弟之间的关系是完全正常的”（第171页）。理据坚实，持论通达，可以息众喙矣。值得注意的是，集团成员间的交流，也非全然正向，“既有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的一面，又常不可避免地引入竞争的因子。这两个方面都有利于各自文学创作、文学思想的发展”（第97页）。有见于此，著者细意推寻文人往还的曲折轨迹，时发笃论。譬如欧阳修在洛阳，一度向尹洙学古文作法，后来渐造熟境，遂与后者分途。在文章繁简、骈散关系上，意见均不相同；对尹洙古文的历史地位也有保留（第215—230页）。北宋起就有人主张，欧氏“始从尹师鲁（洙）游，为古文”（苏辙《欧阳文忠公神道碑》）。本书并不否认，但动态把握二人关联，反对固化理解，无疑更接近文学史原貌。又如著者发现：“苏门诸人对苏词整体评价上偏低”，令人稍觉意外，不过“苏词的影响在苏门中又是无所不在的”（第357页）。主要是各人词风虽异，而都阑入身世感慨、人生思考，不止乎娱宾遣兴，促进了词的雅化。苏门师弟间文学交往的复杂性，由是可窥一斑。王先生精研宋代文学，凡有著述，往往开拓区宇，引领风气，本书也不例外。提出“文人集团”这一要素，统率北宋朝文学发展，等于步入一片新天地。许多文学现象，从前习焉不察，如今乃得阐明其动力机制。大块烟景，目不暇给。兹在宏观层面，试作两点拓展，以就正于先生和读者。第一，本书归纳北宋文人集团特征，文学性是其中一项，集团中人“更倾心于文学的独立审美价值的追求”（第4页）。然而，恐非所有文人集团皆然，譬如著者提及的王安石之“王门”（后记，第476页），便不以此见长。换言之，富于文学性的文人集团，本身就是拣选过的。即使所拣选的三大集团，也不尽悬文采为鹄的。譬如欧阳修激赏苏轼：“此我辈人，余子莫群。我老将休，付子斯文”，这是向下一代文人集团领袖传法之嘱。但他曾对后者强调：“我所谓文，必与道俱”，文章与儒道密不可分（俱见苏轼《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引）。苏轼后撰《六一居士集叙》，为之盖棺论定：“其言简而明，信（通“伸”）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师尊之。”“简而明”两句状欧氏文风，“引物连类”两句状欧氏思想，兼包两面，体会真切，可谓不负所托。本书探析文人集团种种表现，基本聚焦于文学方面，不失为一种研究路径。后学继续耕耘，则不妨联系学术思想等因素，汇通观之，针对文人集团的交流内容与传承脉络，或能更进一解。第二，著者比较宋朝文士与前人差异，写道：“如果说，盛唐作家主要通过科举求仕、边塞从幕、隐居买名、仗策漫游等方式完成个体社会化的历程，从而创造出恢宏壮阔、奋发豪健的盛唐之音。那么，宋代的更大规模的科举活动所造成的全国性人才大流动、经常性的游宦、频繁的贬谪以及以文酒诗会为中心的文人间的交往过从，就成为宋代作家们的主要生存方式了。”（第71页）人才流动、游宦贬谪与诗酒酬酢，其实无代无之。上述唐代士子的行为，入宋则确乎衰落泰半。主因在于北宋严科考之条例，封弥、誊录制相继施行，取中与否，纯视临场发挥而定。入仕前的社会声名，作用微乎其微。相形之下，前代从两汉的荐举，到有唐的科举，莫不严重依赖考前声誉，因有各类沽名作为。而南宋中后期以降，士人阶层分化，相当一部分下移民间，辅以刻书业兴起，商业逻辑进入（参看王水照《南宋文学的时代特点与历史定位》），局面又是一变。脱离于科举的社会名望，再度成为追逐目标。就此而言，北宋文人的处境，居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文人集团也不能自外于此一时代特性，特别是科举制度趋严后的欧门、苏门，更与仕途息息相关。嘉祐二年，欧阳修成名已久，却直要等到领衡文之任，始建立起自己的文人集团。“欧门的核心”即形成于“座师与门生这一基本关系”（第179页）。苏轼与门下核心“四学士”早已订交，但是后者在元祐年间，也“多经苏轼亲自考选”，构成“类似‘座师与门生’的政治关系”（第294页）。北宋文人集团的若干特色，譬如政治立场相近（对比韩愈和柳宗元）、文学论议自由度高（对比后代文学社团），似乎恰可于此求得缘由。由是看来，文人集团之于北宋文学的作用，犹有开掘空间。一个论题，历经三十余年，不但毫无折旧，反而日益显露其惬当与丰富。本书的学术价值，不待烦言而决了。（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

成玮

2022-01-26
三地踏访“三绝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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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柳州柳侯祠《荔子碑》“祖本”静静嵌座在中殿。四川眉山三苏祠《荔子碑》伫立在碑亭入口处。湖南永州柳子庙《荔子碑》分刻四石立于庙墙。东坡书法、韩愈诗文、柳宗元事迹，一方碑刻聚集了“唐宋八大家”中三位文坛宗师，被人们誉为“三绝碑”。戊戌之春，记者辗转四川眉山、广西柳州、湖南永州——本报记者吴晓斌文/图眉山三苏祠有座碑亭，珍藏着历代碑刻共计150多通，有88通是苏东坡手迹刻石。《罗池庙诗碑》《醉翁亭记》《丰乐亭记》《表忠观碑》是苏东坡著名的楷书四大名碑，其中《罗池庙诗碑》被人推为苏东坡书法碑中第一。《罗池庙诗碑》就是为后世称颂的“三绝碑”。碑文云：荔子丹兮蕉黄，杂肴兮进侯之堂。侯之船兮两旗，渡中流兮风汩之，待侯不来兮不知我悲。侯乘白驹兮入庙，慰我民兮不颦兮以笑。鹅之山兮柳之水，桂树团团兮白石齿齿。侯朝出游兮莫来归，春与猿吟兮秋与鹤飞。北方之人兮谓侯是非，千秋万岁兮侯无我违。愿侯福我兮寿我，驱厉鬼兮山之左。下无苦湿兮高无乾，秔稌充羡兮蛇蛟结蟠。我民报事兮无怠，其始自今兮钦于世世。此乃苏东坡书韩愈之文，内容为歌颂柳宗元事迹。韩文、苏书、柳事，“唐宋散文八大家”，这通碑就占了三家，后人谓之“三绝碑”。因其句首云“荔子丹兮蕉黄”，故亦称《荔子碑》。东坡书《荔子碑》之时，已经是晚年最后的闲暇时光。心境自然，敦厚空朗。通观此碑，行笔刚健，用墨浓重，结体疏密相间，体现出内美外拙、凝重雄强的风貌。苏东坡开创了宋代尚意书风，被誉为“宋四家”（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之首。《荔子碑》堪称东坡书法造诣的代表之作，宋人朱熹有“奇伟雄健”之赞，明代王世贞评为东坡“书中第一碑”。眉山三苏祠里存藏着两通《荔子碑》。一通是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眉州知州金一凤主持所刻。碑末有题识云：“此苏长公所书柳州碑也。康熙乙酉州牧金一凤谨勒于石。”金一凤是位博雅君子，每莅官一地，莫不访求前贤踪迹、修葺名物，方有“三绝碑”回到东坡故里之幸。然历经二百年风雨侵蚀，“旧刻磨灭殆尽”。1916年，眉山人又有重刻“柳州碑”之举，主事者为郭庆琮，据“友人张幼泉所藏宋拓本双钩勒石”。细加观摹，此碑以宋代拓本翻刻，形神兼得原碑之韵致。“原碑”在何处？眉山人称《荔子碑》为“柳州碑”，这表明了它的祖本源出。让我们把视线转向“三绝碑”的发源之地——柳州。唐长庆二年（822年），柳宗元病逝于柳州刺史任上后三年，柳州人民于罗池旁建立庙宇（时称罗池庙即今柳侯祠）以缅怀柳子在当地的政绩。次年春，韩愈于京师长安闻讯，撰写了《柳州罗池庙碑》一文以悼念亡友柳宗元，碑文附作《迎享送神诗》。这首诗仿《楚辞·九歌》体而成，配以乐曲以为柳州人士祭祀时迎神送神（柳子）歌之。时中书舍人史馆编修沈传师书碑刻于罗池庙中，两百多年后，碑刻损毁。适逢苏东坡晚年贬官至岭南，渡海北归闲居广西合浦时，应柳人请求而书写了该碑的赞词部分（即《荔子碑》文）。苏东坡逝世后二年即崇宁二年（1103年），北宋爆发了元祐党祸，殃及苏东坡，有关苏东坡的文物遭浩劫。苏东坡《荔子碑》手迹，劫后余生。几经保护辗转，在东坡去世100多年后，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年）重阳，苏东坡真迹刻石《荔子碑》首次立于柳州罗池庙，这块珍奇的“三绝碑”得以面世。然而传至明代曾不幸折断为三，散离委弃，之后又寻得，复合一体，实为一传奇。无独有偶，与眉山三苏祠一样，柳州柳侯祠也有两通“三绝碑”。南宋所刻原件《荔子碑》嵌座在中殿最为引人注目处。高231厘米，宽129厘米，10行，行16字。此碑为柳侯祠的镇祠之宝，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其刻石技艺刀法恣肆狂放、深浅奇正、随笔赋形，与苏东坡雄奇、深厚的书法相得益彰。左侧碑廊为仿宋的清代复制品，亦能窥见“三绝”神采。东坡法书因为刻成《荔子碑》而从偏隅之地的柳州不胫而走，名传遐迩。历代过往柳州的文人墨客莫不一睹为快。《荔子碑》也因此开始了真身复制、传布四方的旅程，这是中国碑帖传刻中的一件文化韵事。“三绝”美谈传到柳宗元曾任十年司马的湖南永州更引“充羡”，当地曾三度重刻“三绝碑”。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永州司理刘可勤见读碑文，敬慕柳子其人其文，遂令人摹刻于永州柳子祠（即今柳子庙）中。自此，永州人士祭祀柳宗元也有诗文可读唱了。清顺治年间，柳子庙经历兵火，变成废墟，“三绝碑”也荡然无存。时任永州知府魏绍芳等人捐俸重修庙宇，并且按照原碑拓本，重新刻石，使“三绝碑”重获新生。到了清同治年间，经过两百年风雨溶蚀，“三绝碑”已经面目不清。同治六年（1867年），永州知府廷桂“新得柳州拓本”，让人重刻三绝碑。为避免新碑再受风雨剥蚀，廷桂创意将碑文分刻为四块，镶嵌庙宇的西墙边。为了说明重刻“三绝碑”的原委，廷桂亲自作跋，刻于《荔子碑》正文之后。此重刻碑现存于柳子庙正殿后西壁之上，为湖南省级重点保护文物。“荔子丹兮蕉黄”。拨开历史烟云，我们分明能看到那三个高大的身影，听到“三绝碑”背后那首长歌，悠悠一曲，荡气回肠！荔枝红了香蕉黄了。今天，泱泱华夏洋溢文化自信，葆有化育万物的文化厚土，传承创新，代代弘扬！

2018-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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