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文化大数据库

三苏文化大数据库

日期范围

-

三苏文化大数据库

学术论文

找到15765条数据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是真的吗?

报纸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是真的吗?日期：2012-04-20作者：来源：农村大众【查看PDF版】核心提示:按照传统的说法,“卧薪尝胆”应该发生在春秋时期。而在所有记载春秋史事的史料中,记述最原始,也最为可信的,当推《左传》和《国语》了。《左传》在“定公”和“哀公”两部分,以及《国语》在“吴语”和“越语”部分,虽然都详细记述了关于越王勾践的生平事迹,却都没有提及“卧薪尝胆”一事,哪怕是只语片言。一提起成语“卧薪尝胆”,人们就会联想到越王勾践,就会联想到勾践辛酸、艰苦的复国大业。即使到了现在,人们也经常用“卧薪尝胆”一语,来表达刻苦自励、奋发向上的决心和毅力。其实,历史上的“卧薪尝胆”事件,并非真的存在。按照传统的说法,“卧薪尝胆”应该发生在春秋时期。而在所有记载春秋史事的史料中,记述最原始,也最为可信的,当推《左传》和《国语》了。但是翻遍这两本书,就会发现其中令人失望甚至产生疑惑的端倪。《左传》在“定公”和“哀公”两部分,以及《国语》在“吴语”和“越语”部分,虽然都详细记述了关于越王勾践的生平事迹,却都没有提及“卧薪尝胆”一事,哪怕是只语片言。这种不约而同的历史记载,让人很是觉得纳闷和不解。众所周知,“卧薪尝胆”是一个合成词汇,是“卧薪”、“尝胆”两件事的总称。对于“尝胆”一事,春秋史料一片空白,一直到了汉朝才有了最初的记载。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撰写《越王勾践世家》时,第一次把越王勾践曾“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的事写进了《史记》中,但没有提到“卧薪”一事；东汉学者赵晔在作《吴越春秋》时,虽然也说到勾践“悬胆于户,出入尝之”的事,但仍然丝毫没有“卧薪”的记述。直到唐宋时期,在一些著述性的文字中,才开始出现越王勾践曾“枕戈尝胆”的说法。唐代大诗人杜甫在《壮游》诗中曾有“枕戈亿勾践”之句。北宋学者王洙注释此诗称:越王勾践“出则尝胆,卧则枕戈”。南宋初年李纲在《议国是》疏中,曾说勾践“枕戈尝胆以励其志”；在《论使事札子》中又说:“勾践枕戈尝胆,卒以报吴。”戈,在古代是一种兵器,显然不是传说中的干柴硬棒。可见,勾践“卧薪尝胆”的事情,从春秋到两汉,直到唐宋时期,一直没有明确记载。把“卧薪”和“尝胆”两个词语连缀起来,作为一个成语使用,最早出现于北宋文豪苏轼的《拟孙权答曹操书》中。苏轼对孙权这个三国风云人物,显然尊崇有加。在那篇游戏性质的书信体文章中,苏轼穿越时空隧道,凭借大胆丰富的想象力,模拟孙权的口吻写道:“仆受遗以来,卧薪尝胆,悼日月之逾迈,而叹功名之不立,上负先臣未报之忠,下忝伯符知人之明。”孙权有没有“卧薪尝胆”,《三国志》、《汉书》没有记载,就连流传甚广的《三国演义》小说中也找不到任何的蛛丝马迹。可见,孙权“卧薪尝胆”一事纯属苏轼虚构和杜撰。即使有,也与越王勾践八竿子抡不到一块,毫无相干。不过,苏轼毕竟是苏轼。作为北宋后期的文坛领袖,作为一代名噪半个世纪的大文豪,其文章的影响力是巨大的,由他首创的“卧薪尝胆”字眼也得到了广泛流传。所以,到了南宋时期,曾开、真德秀和黄震等爱国官吏、学者,不能满足南宋的半壁江山,时常追忆越王勾践的英雄事迹,在他们的奏章、著述中,屡次提到勾践有“坐薪尝胆”或“卧薪尝胆”的事,也无非是拿勾践说事,有针对性地从侧面敲打一下一贯懦弱无能的南宋皇帝们。与此同时,不少学者也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如南宋学者吕祖谦在《左氏传说》中,却说吴王夫差曾“坐薪尝胆”。到了明代学者张溥作《春秋列国论》时又说:“夫差即位,卧薪尝胆。”之后,清代历史学家马骕在编写《左传事纬》和《绎史》时,仍然把“卧薪尝胆”之事系于吴王夫差名下。把一个成语典故分别用在两个同一时期、针锋相对的对头身上,这种文字类型的巅峰对决,在历史上实不多见。不过,不少学者还是愿意把“卧薪尝胆”的事情,追加在越王勾践身上。清初大才子吴乘权在编写《纲鉴易知录》时记载:“勾践反国,乃苦身焦思,卧薪尝胆。”蒲松龄在一副流传甚广的对联中也明确写道:“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表达了他对项羽、勾践丰功伟业的无限感怀,和对自己屡试不中、落魄至极的无奈自勉。后来,乾隆时期文学家蔡元放在修订的《东周列国志》中又云:“(越王勾践)累薪而卧,不用床褥；又悬胆于坐卧之所,饮食起居必取而尝之。”这样,关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才愈传愈广,一直到今。不少人对于“卧薪”的记载最早出现于宋代,可能不同意。他们认为《吴起春秋》中所记越王勾践“目卧则攻之以蓼”,这种“蓼”菜积聚得多了,就成为“蓼薪”,就是“卧薪”之意。所谓“蓼”,清代学者马瑞辰曾解释为“辛苦之菜”(《毛诗传笺通释》卷六)。他们认为越王勾践那时日夜操劳,眼睛疲倦得想睡觉(“目卧”),就用辛辣、味苦的蓼菜(“蓼薪”)来刺激眼睛,打消睡意。按照这种说法,“尝胆”是让味觉感到苦,“卧薪”是让视觉感到苦,但把“卧薪”说成睡在硬柴上,那显然是一种误解。自汉代始记的“尝胆”和自宋代才见的“卧薪”,是历史上真有其事,还是出于误传?越王勾践曾“枕戈尝胆”,还是“卧薪尝胆”?“卧薪”是想睡觉时用“辛苦之菜”刺激眼睛,还是睡在硬柴上磨炼筋骨?要弄清这些问题,看来还颇费斟酌。一个“卧薪尝胆”的中华成语,被历代名人分别附会到孙权、勾践和夫差三个不同人物的名下,并最终被大多数的人普遍“锁定”在越王勾践身上。可见人们对这个历经千年的发展演变,充满褒义、代表赞扬、渴望成功的词汇的重视和喜爱程度。其实,现在看来,“卧薪尝胆”这个成语,到底有没有确切的历史典故,究竟发生在哪个历史人物的身上,已经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它已经普遍成为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甘落后、自强不息、决心振奋、力图复兴的内在动力。这才是这个被人们争论甚至误解千年的成语,所留给中华民族的无穷财富。(摘自:《历史上那些帝王们》,作者:刘继兴刘秉光)vartagSpan=document.getElementById('contenttext');varss=tagSpan.innerHTML;ss=ss.replace(//g,"").replace(//g,"").replace(//g,"").replace(/<\/SPAN>/g,"");tagSpan.innerHTML=ss;本版主要新闻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是真的吗?唐伯虎如何被铁杆粉丝——徐霞客先祖毁了一生“五措并举”推进人口文化大繁荣大众网版权与免责声明1、大众网所有内容的版权均属于作者或页面内声明的版权人。未经大众网的书面许可，任何其他个人或组织均不得以任何形式将大众网的各项资源转载、复制、编辑或发布使用于其他任何场合；不得把其中任何形式的资讯散发给其他方，不可把这些信息在其他的服务器或文档中作镜像复制或保存；不得修改或再使用大众网的任何资源。若有意转载本站信息资料，必需取得大众网书面授权。2、已经本网授权使用作品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并注明“来源：大众网”。违反上述声明者，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3、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大众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本网转载其他媒体之稿件，意在为公众提供免费服务。如稿件版权单位或个人不想在本网发布，可与本网联系，本网视情况可立即将其撤除。4、如因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需要同本网联系的，请30日内进行。

2012-04-20
熙宁变法前后的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和“三苏”

报纸

□陈洪彦“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曹丕《典论·论文》开篇道出的这句话被历史反复验证，然而也有例外。往事越千年，北宋熙宁变法前后的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以及三苏，他们虽然政见不同到水火不容的程度，但在对彼此人格的尊重上，却表现出惺惺相惜。文坛领袖欧阳修欧阳修之所以被公认为北宋文坛领袖，其原因大概有三：一是他在北宋灿若繁星的文学家中年龄较大、出道较早。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西庐陵人，出生于1007年，4岁丧父，母贤淑，留下画荻教子的美谈。欧阳修于1030年中进士，同年5月任西京国守推官，掌管文书，此后历任知县、知州、馆阁校勘、知谏院、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职。司马光生于1019年，王安石生于1021年，苏洵生于1009年，苏轼生于1037年，苏辙生于1039年，也就是说，几个人中只有苏洵和欧阳修年岁相近，至于其他人都只能是后生晚辈了。二是他有自己的文学主张，提倡“明道”“致用”“尚朴重散”，领导了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有丰富的文学实践，并创作出一批一流的文学作品和史学著作，除与宋祁合修《新唐书》、自撰《新五代史》外，还著有《居士集》《居士外集》《六一诗话》等。三是他心胸宽广、爱惜人才，栽培和提携了一大批后起之秀。下面我们重点说说与本文题旨密切相关的第三点：苏轼称：“欧阳公好士，为天下第一。”欧阳修一生不但举荐过包拯、胡瑗、曾巩、吕公著等北宋名臣和文坛大家，还提携过司马光、激赏过王安石，更不遗余力地举荐过苏氏父子。激赏王安石。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人。一日，他的朋友曾巩将王安石的文章拿去推荐给文坛领袖欧阳修，欧阳修读后大为赞叹。而王安石早从曾巩那里听过欧阳修对他的赞赏，但直到嘉祐初年才登门拜访。欧阳修对他的姗姗来迟并不介意，反而倒屣相迎。后又有《赠王介甫》诗：“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这位翰林学士以一代文宗之尊竟对当时一名默默无闻的后生晚辈以期许，实在难能可贵。有了文坛领袖的推崇，王安石很快便名满天下。不仅如此，欧阳修还为朝廷力荐王安石为宰相。王安石任宰相时，欧阳修撰文表示祝贺。后来，王安石执意变法，欧阳修虽是反对者，但二人终生诗文赠答、书信往来，维持着深厚的友谊。欧阳修死后，王安石写的《祭欧阳文忠公文》感情真挚。举荐苏氏父子。苏洵，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人。仁宗嘉祐元年，他带领苏轼、苏辙到汴京谒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很赞赏他的《权书》《衡论》《几策》等文章，认为可与贾谊、刘向相媲美，并将苏洵的文章上献朝廷，呈奏《荐布衣苏洵状》。经欧阳修的揄扬，其文章被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苏洵因而名声大振。欧阳修又应苏洵要求，致信宰相富弼，希望富弼接见苏洵。两年后，欧阳修的奏章有了回音。四年后，苏洵就任试秘书省校书郎。1061年，苏轼和弟弟苏辙参加制科考试，时值欧阳修任主考官，欧阳修慧眼识才，苏轼名列前茅，苏轼弟弟苏辙及曾巩亦在榜列。欧公见苏轼为文后，曾提笔这样称赞苏轼：“读轼书，不觉汗下，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当时苏轼籍籍无名，很多人认为欧阳修故作惊人之语，但随着日后苏轼的出名，纷纷叹服欧阳修有一双慧眼。欧阳修和司马光虽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过激烈争论，但也多次盛赞司马光，也曾上书举荐过司马光，司马光后来之所以名满天下，与一代宗师欧阳修的推荐不无关系。王安石和司马光王安石要实行变法，最坚决的反对者是司马光，二人相遇，真可谓棋逢对手、将遇良才。王安石，天才少年，司马光有砸缸美名；王安石21岁考取进士第四名，司马光19岁中进士甲科；王安石生活简朴，司马光不喜奢靡；王安石忠心耿耿，司马光忧国忧民；王安石勇于任事，司马光敢于直言；王安石有丰富实践经验，司马光注重实务；王安石著有《王文公文集》，司马著有《温国文正司马公集》和史学巨著《资治通鉴》。如果从人品、道德、修养上看，二人都近乎完美。司马光做事比较成熟稳重，王安石则刚强执拗。“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首咏梅诗，凌寒留香，傲骨冰心，这是梅花，也是王安石。王安石和司马光私下虽是好友，政治观点却截然不同。王安石推行新法坚定不移，大有“虽千万人吾往也”的气概；司马光反对新法，不废新法誓不罢休。司马光曾以老友的身份写信，责备王安石侵犯其他官员的职权，惹是生非，搜刮财富，还拒不接受别人的意见。王安石回信一封，对司马光的四条意见一一进行了反驳。《资治通鉴》书影信里说：我受皇上命令改革法制，怎能说我侵犯别人职权；我为国家办事，怎能说惹是生非；我为天下理财，怎能说是搜刮财富；我驳斥错误的言论，怎能说拒绝意见。司马光作为谏官，曾率御使台官员上书弹劾王安石，攻击王安石刚愎自用、变乱朝纲、害民误国，表示与王安石冰炭不同炉、水火不相容，并以集体罢官向神宗施压。王安石对于司马光为首的顽固守旧派，与之朝堂争论、书信辩驳，写下了驳斥司马光指责新法的千古文章《答司马谏议书》。由于有神宗皇帝在背后支持，王安石大刀阔斧地推行新法，司马光心中气愤，却也无可奈何，只好辞去职务，著书立说。尽管如此，司马光仍然说：“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司马光在信里还说：“介甫固大贤，其失在于用心太过，自信太厚而已。”由此可见，他反对的是新法，而不是王安石本人。或者说，他批评的是王安石性格中的缺点，而不否定他的人格。后来神宗死去，太后掌权，任用司马光为相，司马光便毫不留情，尽废新法。1086年农历四月初六，王安石溘然长逝。其时正值旧党施政，门生故吏无人敢来吊唁，甚至无人敢为之撰写墓志铭。有人感叹：“恸哭一声唯有弟，故时宾客合如何。”消息传到东京，身为重臣的司马光虽年老多病，但出于对王安石的人品、才学和事业心的敬重，抱病作书评价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根据司马光的建议，王安石死后被追赠正一品荣衔——太傅，封为荆国公，谥号文。5个月后，司马光病情加重，说完最后一句话“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就咽了气。朝廷追赠其为太师，封温国公，谥号文正。王安石与“三苏”作为最受欧阳修欣赏的两个人物，王安石和苏轼，他们彼此欣赏对方的才华，但又在政治观点上存在严重分歧。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推行新法，准备变更科举制度，请求兴办学校，在科举考试中罢黜诗赋等科目，专以经义、论、策来考试。苏轼随即上《议学校贡举状》，论述贡举之法行之百年不可轻改，得到宋神宗的召见。王安石听说后，很不高兴。后来，宋神宗想让苏轼编修中书条例时，王安石强烈反对，说：“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皆异，别试以事可也。”苏轼在任开封府推官期间，又上了《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神宗皇帝书》，直言反对新法，主张“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甚至还有许多“四海骚动，行路怨咨”之类的敏感语句，使得王安石更加恼怒。最使王安石忍无可忍的是苏轼的《拟进士对御试策》，其中提到“晋武平吴，独断而克；苻坚伐晋，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功异”。这次王安石终究是被激怒了，他向神宗举荐说：“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请黜之。”几天之后，他又对神宗说：“如轼者，不困之使自悔而绌其不逞之心，安肯为陛下用。”可见王安石在被激怒的情况下，依然爱惜人才。苏轼在杭州任职期间，虽不满新法，却因亲眼看到了新法的便民之处，从而认识到了反对派的偏执与保守。他在给友人信中说：“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苏轼对新法认识的改变极其诚恳，淡化了在政治上对王安石的对立情绪。而王安石罢相之后，心态也逐渐归于平淡。《西清诗话》中记载王安石对苏轼评价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而苏轼在读到王安石的词作《桂枝香·金陵怀古》后，更赞叹其“此老乃野狐精也”。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自黄州移官汝州，准备顺路去拜访隐居江宁的王安石。而王安石听说苏轼将来，便穿着野服、骑着毛驴，兴致勃勃地来到江边见苏轼。苏轼也穿着野服见王安石，并说我苏轼今天是穿着野服见大丞相。后来在同游钟山时，他们有意回避分歧，诗酒唱和、谈禅说佛，不亦乐乎。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遭诬陷，以“作诗攻击朝廷”之罪被捕入狱。由于事关重大，除了苏轼弟弟苏辙救兄，其他亲友及官员唯恐避之不及。而此时，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却极力在神宗面前为其开脱。那时，王安石正在江宁隐居，等他知晓“乌台诗案”一事，苏轼罪名已定，只争一个早迟了。想起国家多难、人才难得，王安石连夜写信派人飞书进京呈给神宗。信中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神宗看了王安石的信，思之再三，觉得很有道理，便下旨将苏轼放了，将其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关键时刻，王安石以国为重，对政敌表示了最大的宽容。也许正是由于这种高尚的品德，赢得了后人对王安石的敬重与佩服。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驾崩，哲宗继位，旧党复辟，众人想把新法全部推翻，苏轼一反常态坚持新法不可尽废。次年，当最后一条新法“免役法”也被废除时，王安石抑制不住内心的苦痛，悲愤离世。尽管王安石变法“三苏”都曾是反对者，但当苏轼奉诏作《王安石赠太傅》制词时，不但不带任何偏见，甚至还极尽赞叹：“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这是对王安石一生的绝妙概括，也是苏轼正直品格和旷达心胸的体现。“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熙宁变法已成历史，是非成败任人评说，重读那段历史，不仅由衷折服变法者的勇于任事、一往无前的精神。在变法过程中，他们表现出的惺惺相惜让我们内心充满温暖。

陈洪彦

2021-12-27
白驹过隙：千年诗歌里的光阴故事

报纸

■马琳“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自《庄子·知北游》开始，白驹用它的速度，一次次交集于无数人的生命历程，诠释着岁月的变迁与光阴的流逝。寸阴与分阴日晷是中国古代一种测日影定时刻的计时仪器。日晷由晷盘和晷针组成，晷盘常为石质，四周刻有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个度，用来表示时辰。晷针常为铜质，立于晷面正中并垂直于晷面。晷针的日影指向晷盘的某一位置，便可知道是某一时刻了。“寸晷”指一寸长的日影，“寸阴”就是晷针的影子在晷盘上移动一寸所耗费的时间。《淮南子·原道训》里有载：“圣人不贵尺之璧，而重寸之阴，时难得而易失也。”勤于治水的大禹，是极为爱惜光阴的人。“时不久留，日月其除。玄景蹉跎，忽沦桑榆。惜此寸阴，念彼白驹。昔齐骥踪，今则异涂。”西晋诗人曹摅在其《赠韩德真诗》中，抚今追昔，由寸阴而想到了白驹。对于生命中美好的瞬间，我们是否可以捕捉住它并想办法让它停留，而不是毫不在乎地任其溜走？曹摅不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家，更是一位宅心仁厚的政治家。以信敬畏于生命，以情救赎于灵魂。“曹摅岁夕，纵囚归家。克日皆返，诚感靡涯。”“曹摅约囚”的故事，至今传颂。比曹摅稍晚的东晋名将陶侃，借“禹惜寸阴”激励自己：“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一寸等于十分。只有分阴，才能表达陶侃对时间的珍视。陶侃聪慧灵敏，对人谦逊有礼，做事尽心尽力。军中府中大小事情，陶侃都亲自管理从无遗漏，尽量不给自己留一点点的空闲。在他看来，活着的时候不能对国家有所贡献，死了以后不能被后人传颂，简直就是在浪费生命，糟践自己。潘岳《哀永逝辞》里有“逝日长兮生年浅，忧患众兮欢乐鲜”，陆机《叹逝赋》里有“川阅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阅人而为世，人冉冉而行暮”，谢灵运《伤己赋》里有“始春芳而羡物，终岁徂而感己。貌憔悴以衰形，意幽翳而苦心”……晋人对生命荒芜、流光速逝的感受，远比今人敏锐。后主多情“勒移码瑙色，鞭起珊瑚扬。已同过隙远，更异良弓藏。且观千里汗，仍瞻百步杨。非为从逸赏，方追塞外羌。”南朝陈后主陈叔宝在《五言同管记陆瑜九日观马射诗》中这样描绘马的速度与激情，而速度与激情的背后，是他与宠臣的王朝，以及王朝里被挥霍的光阴。陈后主当然不会只宠陆郎，他生活奢侈，不问政事，极爱艳词。每在皇宫后庭举行宴会时，必唤来一些舞文弄墨的近臣，与贵妃张丽华及多位宫女杂坐一起，饮酒赋诗，相互赠答。然后选诗中特别艳丽者一一配曲，分发宫女，轮流演唱。如“壁月夜夜满，琼树朝朝新”，如“玉树后庭花，花开不复久”。而陈后主的好日子也仿佛玉树后庭花一样短暂，仅在位六年多，便在隋兵进入建康时被俘，后病死于洛阳。《玉树后庭花》遂被称为“亡国之音”。“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首晚唐杜牧的《泊秦淮》，如丝线一般，千百年来串联起一个又一个鲜活的场景与思考。陈王朝是南北朝唯一没有出过暴君的政权。公元582年，陈叔宝的父亲宣帝陈顼病逝，十三年前就被封为太子的他，本可名正言顺地即位。但弟弟叔陵却趁他为父亲进行小殓之时，掏出暗藏在衣袖中的锉药刀，猛砍他的后颈，幸有太后柳敬言、太子乳母吴媪、四弟陈叔坚扑上前去，拦腰抱住陈叔陵，陈叔宝才免于一死。他在丧父的悲痛与被弟弟刺杀留下的重伤中即位，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能视事，政无大小，悉委叔坚决之”。后来的宫廷争斗的伏笔，也就此埋下。陈后主在隋军入城时说：“锋刃之下，未可与争，我自有计。”他的不战而亡国，是否也有爱护民生、保全和平的意思呢？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无独有偶，在三百多年后的南唐，也有一位多情的后主——李煜。“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在李后主看来，一生之长不过一梦之短而已。“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场景忽的就被光阴换作了“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只是不知，他匆忙拜别祖先时，是否有时间听完一曲教坊里的离歌？李煜显然不是一个好皇帝，但却是“好一个翰林学士”。词至南唐，因他而豁然开朗。词里真实地写进了他的那些爱恨情仇、喜怒哀乐，使他作为一个词人可以傲然屹立于历史的混沌中。虽然在这混沌中，“林花谢了春红”，显得“太匆匆”。兄弟论道苏轼，常被人称作“坡仙”，顾名思义，他的诗文与为人都有种仙气。苏轼与道家的渊源可追溯至他幼年，“吾八岁入学，以道士张易简为师。童子几百人，师独称吾与陈太初者”。苏轼一生都深受道家尤其是庄子的影响。苏辙曾评其：“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苏轼有关“道”的诗词多达百余首，苏辙的诗词中有关“道”的句子也很多。从兄弟二人的诗词中，几乎可以窥见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道教全貌，如人们的道教信仰、道家修炼、道士生活、道观情况、道行传播等。“无事此静坐，一日似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黄金几时成，白发日夜出。开眼三千秋，速如驹过隙。是故东坡老，贵汝一念息。时来登此轩，目送过海席。家山归未能，题诗寄屋壁。”“高人隐陋巷，至药初无方。心知无生妙，运转开阴阳。才如淩云松，岂受尺寸量。气如幽谷兰，时送清风香。嗟我本病肺，寒暑随翕张。丹砂苦落落，青春去堂堂。清诗堕云雾，至音叩琳琅。山海信多士，世俗非所望。远游居临安，间出从诸王。他年解冠佩，共游无边疆。仪麟既委照，永谢过隙光。”苏轼的《司命宫杨道士息轩》与苏辙的《次韵姚道人二首其二》，不约而同地在参禅悟道中感叹光阴犹如白驹过隙，在逆境樊笼里寻见水阔天高。兄弟二人的好友黄庭坚，更是喜爱谈玄论道，如《观道二篇》中有“短长略百年，共是过隙马。事来磨其锋，意气要倾泻”；如《戏答赵伯充劝莫学书及为席子泽解嘲》中有“身如朝露无牢强，玩此白驹过隙光。从此永明书百卷，自公退食一炉香”。寿星才子除夕夜明代“四大才子”之一的文徵明，活了九十岁，无疑是诗人中的寿星了。从他二十五岁那年除夕一口气写下五首除夕诗开始，一发不可收拾，咏叹除夕好像成了他一生中不可或缺的功课。也正是有了他的执著，才能一遍又一遍、一年又一年地追寻他赠予除夕的盎然诗意。“人家除夕正忙时，我自挑灯拣旧诗。莫笑书生太迂阔，一年功课在文词。”二十五岁的诗人除夕忙着挑灯拣诗，总结自己的创作成就。“莫笑”一句，可见诗人是怎样一个不随波逐流、风格高标的才子书生。才子书生回想自己过去的二十五年，时光如流水一般。或许他并没有想到，自己漫长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后面还有六十多个除夕夜在等待着他呢。“拨尽炉灰夜欲晨，不知飘泊潞河滨。灯花自照还家梦，道路谁怜去国人。浩荡江湖容白发，蹉跎舟楫待青春。只应免逐鸡声起，无复鸣珂候紫宸。”这是五十多岁的文徵明在外多年屡试不中之时的作品，羁旅思乡之情浓郁。仕途不顺，辞官归乡。年近花甲的文徵明以戏墨弄翰自遣，继而名满天下。这之后的三十多年里，他几乎每年除夕都写诗纪念，甚至将自己的年龄写入诗中。年逾杖朝的文徵明以诗人独有的精微与敏感，面对岁月的催促。“残灯明灭照头颅，八十三龄过隙虚。一岁又从今夕尽，余生消得几番除。老知无地酬君宠，贫喜传家有父书。独有梅花堪慰藉，春风消息定何如。”“百岁匆匆过隙驹，等闲八十七回除。蹉跎日月前无几，俯仰乾坤乐有余。白首诗书重结课，青春草木旧吾庐。由来多病还多寿，一笑残痾未负余。”如果说诗人八十三岁那年的《壬子岁除》仍有淡淡的幽怨的话，那么八十七岁那年的《丙辰除夕》则透出满满的豁达。时光如马，不舍昼夜。两首诗里，是同一匹马，只是这马跑得越来越快，跑着跑着竟然飞了起来。皇帝的昼漏中国历史上，写诗最多的人是谁？是“六十年间万首诗”的陆游？还是作诗两万首的“一代诗宗”杨万里？都不是。乾隆皇帝一生中写下约四万五千多首诗，当之无愧成为中国历史上写诗最多的人。正如皇帝自己所说的“而诗尤为常课，日必数首”，写诗写得如此勤奋，很是吓人。乾隆诗作中，上至天文地理，下至鸡毛蒜皮，无所不包。虽然在诗歌数量上足以碾压古今，但是在诗歌质量上，却让后世诟病不已。而皇帝的诗真的一无是处吗？“予向来吟咏，不为风云月露之词，每有关政典之大者，必有诗记事……方之杜陵诗史，意有取焉。”作为杜甫的忠实信徒，学杜甫、爱杜甫的乾隆，有些诗作还是很有“诗史”的模样。而这些“诗史”中，以白驹过隙说光阴者，比比皆是。中国历史文化中，白驹本就被赋予了太多象征意义，比如帝王、君子、贤良、忠诚、迅捷、威武、饱满、欲望、周而复始、生生不息……“秀木千草绿阴锁，间间远峤青莲朵。三百六旬过隙驹，弃日一篇无不可。墨林义府足优游，不羡长杨与馺娑。风苍雪月各殊宜，四时潇洒松竹我。”这首《圆明园四十景图咏之四宜书屋》中，言松柏之有心，言竹箭之有筠，两者皆如“我”之潇洒。“四时潇洒松竹我”自苏东坡“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化出，尤见功力。“兰风荡画凫，银蟾在华渚。烦暄既已涤，夜色凉如许。雨后蝉韵清，飞烛辉芦浦。载月泛昔舟，狎鸥挈今侣。飘泊任其然，潇洒实我与。谁云过隙驹，旧岁今宵睹。”这首《泛月有作》里，同样赞美了旧岁今宵里潇洒的自己。“辰序不相藉，过隙惊羲娥。未悟赵州柏，安觅鲁阳戈。几馀聊止静，古井曾不波。游心竹素园，翘首德行科。左图而右书，仿佛安乐窝。因怀子半诗，何殊话禅那。”这首《冬夜遣兴三首之一》，感叹了时节的流逝与空间的幻变。“过隙光阴岁已周，龙舆朝驾痛难留。缵承任重何由报，顾复恩深未少酬。”“音容五载隔，思慕百年深。徒抱终天恨，何堪过隙阴。”在《丙辰十月十六日恭送皇考梓宫至泰陵奉安隆恩殿告祭还京悲慕如疑呼抢欲绝途次敬成长律以志深痛》与《庚申孟冬恭谒泰陵敬成六韵》两首诗里，从一年到五年，从丙辰到庚申。这其间，不仅有儿子对亡父的思念，更有帝王对江山的壮心。“对月最宜秋，此言良不易。已去三之二，流光迅过隙。”《香山对月》里，处在一年中的三分之二处，皇帝感叹着良辰美景的短暂，想尽力抓住些流光。“蔓老霜壶坠，花稀风蝶寻。白驹惊过隙，抚景愧君临。”《晚圃》里，皇帝对老蔓稀花，叹愧待光阴。“听法浮潜鲤，忘机狎语禽。十年过隙易，何以惜分阴。”《舟过万寿寺小憩禅院忆旧有作》里，皇帝借陶侃之“分阴”，说禅机之“十年”。“昼漏丁东朝复暮，驹过隙里百年度。”《昼漏》里，皇帝再次借用“陶公运甓惜分阴”之典，表达自己对陶侃的敬慕之心。“流水落花红，林亭罨画中。韶华诚过隙，诗思亦飘蓬。”《御园暮春》里，皇帝不再年轻，作诗也没那么稳重了。“谁能吊古论兴亡，但觉光阴如过隙。”《过拒马河》里，皇帝似乎已经看淡、看远、看破，千秋兴亡，在光阴的故事里，也许只值几句笑谈。既是笑谈，哪能无酒？“人生一世间，忽若过隙驹。有酒不解饮，问君谁与娱。”人生一世，白驹过隙，有酒都不喝，谁跟您玩儿啊！说这话的当然不是乾隆，是比乾隆早五百多年的元好问。

2019-02-28
苏轼登州“五日游”

报纸

□韦钦国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及第。苏轼宦海沉浮,一生颠沛流离,足迹遍及大半个南中国,北行仅至山东一带,与密州(今诸城)、登州(今蓬莱)、齐州(今济南)等均有交集。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任密州知州,首度来到孔孟之乡,展现其政治抱负的《密州出猎》就写于此。11年后,苏轼又以登州知州的身份再度来到山东任职。两次来山东任职的11年间,苏轼在仕途上遭受了重大打击,成为官场斗争的牺牲品。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在新旧势力之争中时任湖州太守的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在狱中待了几个月后于元丰三年(1080年)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元丰七年(1084年)获释,次年五月二十二日苏轼携全家水陆辗转到了今天的常州。苏轼本想在此休养一段时间,但六月就以朝奉郎的身份获任登州知州(七品)、知登州军州事。身心疲惫的苏轼接到任命没有立即出发,直到十月十五日才抵达登州治所蓬莱,中间隔了近五个月。不料,到蓬莱仅五天,即十月二十日,苏轼又被召还京,任礼部郎中(六品),此次进京算是高升,十二月十八日被任命为起居舍人(六品)。因为从登州到接到新的任命只有五天,所以人称“五日太守”。苏轼在《留别登州举人》一诗中写道:“身世相忘久自知,此行闲看古黄腄。自非北海孔文举,谁识东莱太史慈。落笔已吞云梦客,抱琴欲访水仙师。莫嫌五日匆匆守,归去先传乐职诗。”另外,他在《登州海市》序中也有“余到官五日而去”的字样,可以看出苏轼对“五日太守”一说是认可的,对在登州极其短暂的任职更是快乐的。严格来讲,“五日太守”这个称呼并不确切,多半系民间说法。一方面,“太守”是唐朝及五代时期对一郡行长官的称呼,北宋改郡为州,行政长官系由皇帝任命的知州,太守只是民间沿袭旧称而已。另一方面,苏轼接到礼部郎中任命后并没有立即离开登州,而是因事拖延十天,直到十月底十一初才动身进京(汴梁,今开封)。换言之,苏轼从六月获任登州知州,到十一月上旬动身进京,其间经历了约五个月的时间,实际在登州待了约半个月,“五日太守”仅形容其任职时间短而已。事实上,无论是五日还是半个月,因为官场的迎来送往、交接手续等,对一任官员而言都难有作为,但苏轼却将不可能变为可能,不仅留下了一组描写登州山水的诗篇,在民生方面也做出了令人称道的成绩,并有确凿记载。也正是这一短暂的停留,苏轼非常意外地看到了难得一见的海市蜃楼奇景。登州治所在蓬莱,蓬莱阁是标志性建筑,在此可以看到传说中的海市蜃楼。海市蜃楼是一种因为光的折射和全反射而形成的自然现象,一般形成于平静广阔的水面、平坦宽广的雪原或平整荒芜的沙漠,但尤以蓬莱海市蜃楼奇景最为出名。苏轼自言,“余闻登州海市旧(久)矣”,但当地百姓表示,海市蜃楼“常见于春夏,今岁晚不复出也”。苏轼“以不见为恨”。为见到这一盛景,苏轼“祷于海神广德王之祠”,竟心想事成“明日见焉”,兴奋之余写下《登州海市》这一168字的七言长诗:“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荡摇浮世生万象,岂有贝阙藏珠宫?心知所见皆幻影,敢以耳目烦神工。岁寒水冷天地闭,为我起蛰鞭鱼龙。重楼翠阜出霜晓,异事惊倒百岁翁。人间所得容力取,世外无物谁为雄。率然有请不我拒,信我人厄非天穷。潮阳太守南迁归,喜见石廪堆祝融。自言正直动山鬼,不知造物哀龙钟。伸眉一笑岂易得,神之报汝亦已丰。斜阳万里孤鸟没,但见碧海磨青铜。新诗绮语亦安用,相与变灭随东风。”这一长诗有想象期待,有景色描写,有议论抒情,有感想心得,成为描赞蓬莱海市蜃楼的千古佳作。蓬莱有“山海名邦”之称,山光海色秀美壮丽,所以苏轼写了多首关于登州、莱州的诗文。除上文提到的《登州海市》《留别登州举人》外,还有《登州孙氏万松堂》《奉和陈贤良》《过莱州雪后望三山》《海上书怀》《望海》《鳆鱼行》《游珠玑崖》以及《蓬莱阁记所见》等,共20余篇。这些诗记述了苏轼上任、在任、离任期间,对登州、蓬莱等处景物的描写和对百姓的怀念,他在《过莱州雪后望三山》里写道:“东海如碧环,西北卷登莱。云光与天色,直到三山回。我行适冬仲,薄雪收浮埃。黄昏风絮定,半夜扶桑开。”登州靠海,有渔盐之便,民众多以海水煮盐、贩盐为业。北宋实行的是被称为“榷盐”的盐业专卖制度,“榷盐”制成为朝廷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但也有官商勾结、私盐泛滥、走私猖獗等弊端。当时,登州煮盐业户称灶户,多采用出盐率较高的取卤之法制盐,《宋史·食货志》载:“自岱山以及二天富炼以海水,由鸣鹤西南及汤村则刮碱淋卤,十得六七。”根据“榷盐”规定,灶户所制之盐仅能卖给官方,价钱不及市价三分之一,但百姓买盐又要花高价,造成了制盐之人吃不起盐的情况。而官方收储的盐又因价格过高出现“商贾不来,盐积不散,有入无出”的情况,导致“官舍皆满,至于露积”。积存日久自然有损耗,政策又规定损耗由主管屯盐的官吏赔偿。这就出现了政府无利、百姓无盐、盐官无心等多输的最糟结果。苏轼有着强烈的爱国爱民情怀,为官一方便调查政务民情,即便处于“怀坎壈于时”的被贬状态,仍能“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失,付与造物”。所以,苏轼即使离开登州之后,仍惦记着登州灶户的遭遇。北宋元丰七年(1084年)十二月进京之后即上疏《乞罢登莱榷盐状》,请求朝廷停止登州“榷盐”制度,建议采取灶户将所制之盐卖于百姓、政府从中收税之策,如此皆获其便,朝廷准其所奏,在登州、莱州两地废除实行了几十年的“榷盐”政策,实行单独的盐业政策,此项政策历代承袭,直至清末,两地受惠千年。清代盐政碑载:“苏文忠公莅任五日即上盐书,为民图休息。士人至今祀之。”北宋长期与北方的辽金对峙,边境时有冲突,而登州与辽东隔海相望,当时登州海防松懈。苏轼在登州期间曾了解民情,考察海防,发现武备松弛,缺兵少将,一旦发生战争难言胜利。在上疏《乞罢登莱榷盐状》的同时,苏轼又以“朝奉郎前知登州军州事”的身份上奏《登州召还议水军状》,请求“朝廷详酌,明降指挥,今后登州平海澄海四指挥兵士,并不得差往别处屯驻”,以确保登州一带安宁。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以军事起家,对北方边境有所防备,初时在登州设四指挥官,屯兵戍守,辽未敢侵犯。因久无战事,训练松懈,水军麻痹,指挥与水军被调往他处,防务变得有名无实,苏轼认为应当将兵归位,重新充实,加强操练,这就是《登州召还议水军状》里所说的“召还”之意。苏轼在任时还发现军备废弛,“兵势分弱”,导致辽国“以启戎心”,为加强备战,苏轼请求明确降旨,士兵一律不准外调。奏疏也体现了苏轼“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挽雕弓,射天狼”的政治抱负。因为言之有据,朝廷对苏轼上奏的《盐状》和《军状》均给予获准,结果百姓得利,海防巩固。苏轼在登州任上来去匆匆,但政绩昭张,保境安民之举令登、莱两地百姓长久受益。百姓感其家国情怀,记其爱民之德,在蓬莱阁修建“苏公祠”,祠堂门口刻以“五日登州府,千年苏公祠”的对联。登、莱两州“苏公碑”上亦多镌刻《乞罢登莱榷盐状》,以供后人牢记缅怀。

韦钦国

2021-12-23
首登西山便结缘——千古风流人物苏轼的西山情缘之二 (3)

报纸

告别苏轼时，杜传让父亲留下来，再多跟老友叙叙旧。自己急匆匆赶回鄂州武昌，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快向他的顶头上司——武昌县令江綖报告。江县令一听，连声称好，当即就有关接待安排，一一作了吩咐。四月十三日一大早，杜传和弟弟杜俣驾舟过江，去接苏轼和父亲。江綖亲自在武昌西山东麓的寒溪入江口，恭候苏轼的到来。赋诗表达买田定居意愿《武昌记》载：“樊山东有小溪，夏时怀袖，但有寒气，故谓之寒溪。”但苏轼从一踏上武昌西山之地，便感到了鄂州武昌官员无微不至的热情。游览向往已久的名山胜景，一天时间很快过去。苏轼对一路如数家珍讲解答问的江县令说：武昌西山果然名不虚传！短暂流连观光之中，还是觉得西山比自己想象的好，比听说的还要美。不久，他就在给狂傲不羁的好友陈季常信里，露出他第一次登临武昌西山的美好感觉：“数日前，率然与道源（杜沂字）过江，游寒溪西山，奇胜殆过于所闻。独以坐无狂先生，为深憾耳。”站在武昌西山滨江峰顶的望江亭中，滚滚大江和江北黄州、樊山西边的樊口正好尽收眼底。于是，一首《游武昌寒溪西山寺》的诗一气呵成。从头到尾，每一个诗句都流露出深深爱上武昌西山之情：连山蟠武昌，翠木蔚樊口。我来已百日，欲济空搔首。坐看鸥鸟没，梦逐麏麚走。今朝横江来，一苇寄衰朽。高谈破巨浪，飞屦轻重阜。去人曾几何，绝壁寒溪吼。风泉两部乐，松竹三益友。徐行欣有得，芝术在蓬莠。西上九曲亭，众山皆培塿。却看江北路，云水渺何有。离离见吴宫，莽莽真楚薮。空传孙郎石，无复陶公柳。尔来风流人，惟有漫浪叟。买田吾已决，乳水况宜酒。所须修竹林，深处安井臼。相将踏胜绝，更裹三日糗。苏轼开篇就写在黄州近百天时时向往武昌西山，无奈“欲济空搔首”，不能马上登临，只能待在暂寓的定慧院“坐看鸥鸟没，梦逐麏麚走”。即使这样，他还是通过隔江观望，感受到“连山蟠武昌，翠木蔚樊口”的不凡气象。因此，当他和杜沂父子乘坐小舟，如“一苇寄衰朽”“横江”来到鄂州武昌，第一次游览西山，一路伴随的是“高谈破巨浪，飞屦轻重阜。去人曾几何，绝壁寒溪吼”的喜悦之情，胜绝景物应接不暇，让他“徐行欣有得”。观传说中的试剑“孙郎石”，就可见证其在武昌建立的封王称帝伟业。何况这里还有跟“莽莽真楚薮”相关的樊楚、鄂邑历史，还有“无复陶公柳”的晋大将军陶侃、“尔来风流人，惟有漫浪叟”的唐大文人元结（号漫郎、浪士、赘叟）等人文故事，还有满山松风伴着梅竹、如乳泉水喷涌而出的绝佳风景和“众山皆培塿”的九曲亭等名胜景点。眼看太阳就要落山，苏轼不舍而又想返程的心理被江县令察觉到，他劝苏公不要着急，今夜留下来，明天再慢慢看。但这是苏轼以明显官方色彩方式走出黄州的第一次。因此，他觉得不能因小失大，更不能给大江两岸关心自己的官场朋友添麻烦，当即表示马上回去，看看他此行会有什么反应。接着，他握住江綖的手说：“武昌西山这么多、这么好的人文历史和绝美胜景，不是我一下子能品味消化得了的。下一次，我要‘相将踏胜绝’‘更裹三日糗’，来武昌西山好好探究游览几天。再说刚才我在诗中不是表达了‘买田吾已决，乳水况宜酒。所须修竹林，深处安井臼’的想法吗？”苏轼在诗中所表达的来武昌西山买田定居想法，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自贬谪戴罪到黄州后，他不能不为自己的前途命运长远考虑。何时能走出“乌台诗案”深谷，这不是他能掌控得了的。但儒家“穷则独善其身”的理念，早已深入自己的血脉之中。此前，在麻城岐亭的陈季常曾来信，建议他在江南武昌买田养老。上午听到元结在武昌避隐垦耕的故事，更激发了他在武昌西山隐居养老的想法。九年后在《书王定国所藏王晋卿画＜烟江叠嶂图＞一首》中，他还回忆当时“径欲往买二顷田”的打算。回黄州后，他把这一决定写信告诉了陈季常，只是后来经过反复权衡，又放弃了始游西山的想法。因为，虽然黄州、武昌两地只隔一江，但属于两个不同管辖的区域。用苏轼后来写给陈季常信中的话是“居于别路”，用现在的话解释是“分隔两省”。譬如，今天鄂州城区的行政隶属关系为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那时的武昌城则为荆湖北路鄂州武昌县。与此相对应，苏轼的谪居地实为淮南西路黄州黄冈县。只因历史上黄州更有名气，加上苏公贬官身份为黄州团练副使，所以人们只知道他谪居黄州。因此，苏轼这个被贬之人，若未得皇帝恩准过江“跨路”安家，但传到朝中“好事君子”的耳朵里，非闯大祸不可。听苏轼说罢不能留宿的因由，江綖表示理解。临下山时，他请苏轼留下纪念此行的墨宝。感念江县令的盛情接待，苏轼不再考虑“杜门思衍”的顾忌，龙飞凤舞地题下：“江綖、苏轼、杜沂、沂之子传、俣游。元丰三年四月十三日。”（待续）

2020-05-13
“王乔飞凫”传佳话

报纸

□本报记者燕亚男/文李英平/图叶县地处中原腹地，有着极其丰富的人文景观和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2000年前，仙台境内已是商业繁荣。仙台之名，与东汉时期叶县县令王乔有关，吸引李白、苏轼、黄庭坚等留下了历久弥香的诗篇。仙台境内有全县仅存的以砖木结构为主的过街楼式古建筑、清朝时期的贞节牌坊、北魏时期的寿圣寺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民俗舞蹈霸王鞭有400多年历史。“王乔飞凫”和“天葬王乔”的传说更是妇孺皆知，王公祠内至今还保存着东汉大墓——王乔墓。因仙闻名仙台古属叶县，又称坟台。仙台之名，与仙有关，因东汉明帝时的叶县县令王乔而闻名，当地一直流传着“王乔飞凫”的神话故事。王乔每月初一、十五，从叶县到京城洛阳朝见皇上。皇帝看他来得很快，但未见到他的车马，很觉奇怪，便秘密叫太史探察他的行踪。太史报告说，王乔到来时，常有两只水鸟从东南飞来。于是皇上叫人张开罗网，捕捉水鸟，却只得到一只鞋。经过辨认，这只鞋是王乔在京城做尚书时皇上赐给的。这一故事《后汉书》也有记载：“乔有神术，每月朔望，常自县诣台朝。帝怪其来数，而不见车骑，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临至，辄有双凫从东南飞来。于是候凫至，举罗张之，但得一只舄焉。乃诏尚书课视，则四年中所赐尚书官属履也。”自此，“王乔飞凫”也就成了他的尊号，王乔卒后葬于此，故称仙台。随着时间的推移，王乔传说的神秘色彩越来越浓。县志记载，清末当地还保存着相当多的遗迹，如双凫观、望仙桥、王乔坊、双凫寨、王乔洞等。如今仙台镇仙洲遗址内保存完好的王公祠、望仙桥等就是最好的佐证。透过这些古迹，那些曾经的传说故事在时光的掠影中熠熠闪烁。王乔传说探访仙台古镇，就像翻开一本古书。望仙桥下河水清澈，两岸的绿植静静伫立，仿若和站在桥上的村民们一起等待进京朝拜的王乔早点归来。王乔在任期间，兴教化、重农桑、修水利、护民田、通商路、治邪恶……短短几年，百姓安居乐业。如今，王公祠内的王乔墓终年香火不断。王乔墓土台高筑，掩映在苍松翠柏之中，墓周围都用刻着“仙凫”二字的砖围着。上首有三间大殿式祭祠，下方立着多通纪念碑刻，碑文上铭记着王乔在叶县主政期间的事迹。大殿除了供奉王乔像，墙壁上挂着仙台退休老教师孙云汉根据王乔治叶勤政为民、恶潭救女、火烧白杨、竹竿点灰、王乔飞凫、落凫山除匪霸、天葬王乔等传说故事画的八幅画，这些故事《后汉书·方术列传》、晋代的《搜神记》、东汉的《风俗通义》都有记载。其中关于“天葬王乔”的传说，《叶县志》上也有记载：“天下玉棺于堂前，吏人推排，终不摇动。乔曰：天帝独召我耶，乃沐浴服饰，寝其中，盖便立覆。宿昔葬于城东，土自成坟。其夕，县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无知者。百姓乃为立庙，号叶君祠。”古往今来，仙台承载了众多文人的笔墨情怀，李白、岑参、苏轼、苏辙、黄庭坚等名家都有挽吊王乔的诗作传世。唐朝大诗人李白在《赠王汉阳》中写道：“天落白玉棺，王乔辞叶县。一去未千年，汉阳复相见。犹乘飞凫舄，尚识仙人面。鬓发何青青，童颜皎如练。”古镇风貌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志·汝州》说：“开元三年，于县（叶县）置仙州，以汉时王乔于此得仙也。二十六年废仙州，属许州。其年，又割属汝州。”大历四年（公元769年），复置仙州，又于叶境内析置仙凫县。次年，仙州、仙凫县俱废。仙台镇中心街的地貌，呈卧龟形状。以南北中心大街和东西中心大街为界，分成了东北、西北、西南、东南四大角块，分别叫作东北拐、西北拐、西南拐、东南拐。四个村内各有一眼井，据说是在龟的四足上，龟颈和龟尾处也有井，过街楼式的南阁和北阁建在龟的脊椎上。如今，这些都划归到仙洲遗址内。如今的南阁，虽历经沧桑，但重修后依然可见，古朴精致，是全县仅存的以砖木结构为主的过街楼式古建筑。仙台镇文化站站长贾晓红觉得遗憾的是，与南阁相距280米的北阁已不复存在。登上南阁远眺，镇中街道纵横，商铺密集，车水马龙。保存完好的古井，尤以“三眼古井”出名，井口为一圆形石板所覆盖，上有三个圆孔，井内的石壁上依稀还能看到雕刻的花纹。景点古迹驱车穿行仙台镇，田地里的玉米苗长势喜人，放眼望去绿油油一片，在雨中绿得鲜亮。沿途有众多景点和古迹，牌坊刘村和焦庄村清朝时期的贞节牌坊、东寨村南边北魏时期的寿圣寺等，成了不少人了解仙台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的窗口。草寺杨村附近的田地里，远远可眺见大悲寺的寺墙和殿脊。据传有位皇帝出巡到了叶县一带身患重病，就到这座寺里祈求菩萨大发慈悲保佑安康，当即痊愈。皇帝感叹菩萨灵验，真是慈悲，遂题名“大悲寺”。伽兰殿前立着两个雕刻精美的双龙碑帽，挂在鼓楼四角的铜铃随风发出悦耳的声响，让人莫名地升腾出飘然出尘之感。与大悲寺遥遥相望的董寨村，“霸王鞭”第20代传人、现年76岁的董海彬一拿起鞭，整个人立刻神采飞扬。一根70厘米的霸王鞭如同粘在了他的身上和手上，按照节奏不停地敲打肩、肘、腋、手等部位，不断变换花样，铜钱的响声不间断地变换。民俗舞蹈霸王鞭具有400多年历史，如今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如烟的历史为仙台镇的过往披上了神秘的面纱。如今，展现在眼前的是宜居宜业的现代化生态型小镇，仙台正朝着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乡村振兴之路发展。落凫山传说王乔去洛阳参加朝会，乘双凫曾落在“落凫山”上，于是汉明帝就把每次王乔乘双凫落脚的地方，命名为落凫山。清顺治年间《叶县志》有记载：“落凫山在平顶山西，王乔乘双凫落此，故名。”

燕亚男文李英平图

2020-07-17
一生安息处“归乡”小峨眉

报纸

一生安息处“归乡”小峨眉郏县“三苏坟”受到历代人的保护。“三苏坟”（从右到左分别为苏轼墓、苏洵衣冠冢、苏辙墓）。苏辙后人苏明奇把来自东坡家乡的水土认真撒到“三苏坟”前。早春时节，河南平顶山郏县小峨眉山下，“三苏坟”墓园内，阳光灿烂。苏辙第33代后人、平顶山市三苏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苏明奇，从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手中接过来自眉山“三苏祠”的古井水和苏家旧宅之土。神情肃穆的他缓步走到“三苏坟”前，将这跨越千里的水、土，分洒在苏洵、苏轼、苏辙坟前，轻声说：“洵公、坡公、辙公，四川老家来人了，带来了家乡的水土，以慰乡情。你们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后人，其中在河南的后人在这儿也已经扎根了，过得也很好。你们安息吧。”2023年2月，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启动大型人文采访活动“寻路东坡”，派出九路记者从眉山三苏祠出发，沿着苏东坡人生旅程的重要点位，寻访东坡遗迹。其中最后一站，记者抵达苏轼、苏辙的埋骨墓园所在地——河南平顶山郏县。远隔一千公里，故园与墓园，生与死，通过这一把水土，得到令人欣慰的连结。郏县三苏坟与眉山三苏祠“遥相呼应”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公元1101年8月24日)，苏轼病逝于常州。次年6月，其弟苏辙遵其遗嘱，将之迎葬于河南郏县小峨眉山下苏氏墓地。苏轼去世11年后（公元1112年，宋徽宗政和二年)，自号“颍滨遗老”的苏辙卒于颍昌（今许昌一带），与苏轼葬于一处，伴兄长眠，称“二苏坟”。二苏之父苏洵此前已葬于四川眉州故里。200多年后，元朝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冬，郏县县尹杨允到苏坟拜谒，感“两公之学实出其父老泉先生教也”，遂置苏洵衣冠冢于两公墓地之间。由此，有了“三苏坟”。自北宋末年苏轼、苏辙兄弟先后安葬于郏县小峨眉山下至今，历史的车轮已向前辚辚滚动了900多年。900多年来，这块苏家墓园虽历经无数风雨涤荡，但经多代仰慕三苏人士的接力保护，没有遭到大的破坏，至今依然傲立在这片久经沧桑的土地上。另一方面，郏县三苏坟与眉山的三苏祠，一南一北，遥相呼应，文化辐射大半个中国。受到历代人保护的“三苏坟”，近年来被逐渐扩大，如今已成为占地几百亩的“三苏园”，成为郏县的一个标志性人文旅游景区。早在2006年5月，“郏县三苏祠和墓”就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三苏园区内不仅有“三苏坟”、苏辙次子苏适（字仲南）夫妇墓和苏辙长子苏迟夫人梁氏墓，还有三苏祠、三苏纪念馆、东坡碑林、苏轼中年布衣塑像、东坡湖等。“二苏”为何葬郏？已成为一个文史课题围绕郏县“三苏坟”，有一个不断被提及的问题在于：苏轼原籍四川眉山，在江南常州去世，为何选择归葬于嵩山之下？事实上，这个谜题，多位学者对之进行过着力探究，已成为文史领域的一个研究课题，相关论文、著述不胜枚举，而且并无统一定论。1982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历史系、长期从事中原历史文化研究的潘民中先生，是平顶山市三苏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他曾在一篇被收入专著《平顶山三苏文化摭实》（中州古籍出版社）的论文《二苏葬郏的真正原因》中，爬梳资料论证提出，“苏轼赞美郏县的山像其家乡峨眉山并叮嘱其弟将自己葬于此地”这一说法，由元代进士曹师可在《三苏先生祠堂之记》首倡，远自明清，近至当代，持此说者最众。潘民中提出，从苏辙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五月初一日所撰《再祭亡兄端明文》中看到二苏葬郏的原因，“先垄在西，老泉之山，归骨其旁，自昔有言。势不克从，夫岂不怀。地虽郏廓，山曰峨眉。天实命之，岂人也哉！”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自己原本是打算将来归骨老家四川的，但人算不如天算。此地虽然在郏廓之域，但这里的山和我们家乡的山一样都叫峨眉。看来这一切是上天安排好的，不是我们主观愿望所决定的。潘民中由此段文字分析提出，郏县的山，不是因为苏轼看到像家乡的峨眉山才赞美称之“小峨眉”，而是与四川峨眉山天然同名，原本就叫峨眉。而且被葬在郏县，不是苏轼生前确切选定，而是苏辙根据苏轼临终之前写给自己的一封信的意思选定。在北宋，郏城属汝州治下。郏县钧台乡嵩山之阳小峨眉山山坳的苏家葬地（即今三苏坟所在地），原本是居住在颍昌的苏辙为其儿媳黄氏（族内排行称八郎妇）选定。在常州病重的苏轼，在给弟弟的信中说，“即死，葬我嵩山之下，子为我铭”（源自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并且表明自己的葬地由弟弟决定，并提出没有必要再花钱买地，用已为八郎妇准备好的中原郏县峨眉山下苏家墓地即可。“八郎妇可用，吾无不可用也”“更破十缗买地，何如留作葬事，千万莫徇俗也”。郏县所在的嵩山周围地区土厚水深，能成为苏轼兄弟选择的安息之地，也有其充分理由。郏县地处河南中部偏西，位于嵩山之阳、汝水之滨。古代属汝州，一直就有“宝地”之美誉，是汉初军师张良的故里。守护东坡920年村民：已当东坡“村里人”当平顶山三苏研究会副会长、苏辙后代苏明奇把从苏家老井里打的水和三苏老宅山坡上取的土，亲自撒在先辈的坟头，水土交融的那一刻，现场静静地站着一个人，全程默默观看，泪流满面。她是郏县茨芭镇苏坟寺村村民，在苏坟寺村里的“东坡小学”教过书，如今在郏县县城中学教书的胡晓娜。今年正月初十，胡晓娜作为演员参加了《守护苏东坡乡村村晚》的节目。守护苏东坡920年的村民们，用自己的方式讲述村庄与苏东坡的情缘。胡晓娜出生在苏坟寺村附近的一个村庄，1994年到三苏坟所在的苏坟寺村“东坡小学”教书，1996年嫁到苏坟寺村。在苏坟寺村采访期间，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也采访到胡晓娜，请她分享自己多年来参与“守护苏东坡”的故事。她首先拿出一个薄薄的小册子，打印、装订都看得出有些年头了，里面的内容有关于三苏坟的历史介绍、各种奇景，以及在当地村民中之间口耳相传的传说。“这是1995年我自己编写、打印的小册子，对前来三苏坟凭吊三苏的游客免费发放。当时我在工作之余经常到三苏坟来转转、走走。听这里的老馆长讲了不少东坡的故事，再加上我们村里口口相传的东西。此外我们村里有一位老教师也研究东坡，我觉得很有意思，觉得把它们集中整理打印出来，跟更多人分享更好。”胡晓娜说。三苏坟与苏坟寺村仅一墙之隔。在苏坟寺村，记者探访一位103岁的老奶奶。在被问及“知道苏东坡不”，年迈的她笑了，回答道：“恁是说‘苏坟’吧。俺年轻的时候，见天在苏坟旁的田里干活，都是从那儿路过。”胡晓娜提到，村里老年人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或许压根就没有在书本上读过东坡的诗词，“但对苏坟都有朴素、真诚的感情。刚嫁到苏坟村的时候，我的公公婆婆就告诉我，三苏坟的东西不能动。一棵草一朵花都不能拿。这种观念已经根植到我们村每一个村民心中。实际上，我们村的人，对苏东坡的感情，就好像是把他当成自己村里的一位过世先辈，是我们村里自己人。他不只是个高高在上的大文豪。”“不徇俗”的苏轼“此心安处是吾乡”从二十多岁出蜀为官，到六十多岁谪居岭南。漫长的宦海生涯里，苏轼只回过家乡两次。之后他病逝于江南，埋骨中原。苏轼一生，遭遇曲折，漂泊无定，但能做到随遇而安，在其所处的具体时代里最大限度实现了自己的天才，实乃可贵。三苏园里，一尊苏轼中年的布衣像，手握书卷，昂首挺立，面向西南。春风横野而过。来游园的孩童嬉笑声，少年脚步声，随着清风阵阵，被传播到墓园四周，乃至远方。苏轼在写给弟弟那封关于葬地的信中，有一句“千万莫徇俗也”。三苏园，环顾四周，北望是连绵不断的丘陵山地，南望是一马平川的平原。入夜，明月高悬，三苏园柏林沙沙犹如细雨。曾写出“此心安处是吾乡”的苏轼，爱人间烟火，爱自然万物。小峨眉山下，有山有水，有明月，有亲人般的守护，他在这里，一定也能看到故乡的模样。苏轼，确实不徇俗也。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吴德玉纪陈杰河南郏县摄影报道

张杰吴德玉纪陈杰

2023-02-28
“欧苏”守颍时驿递传鸿书

报纸

李援朝古代颍州，驿递通达四方。不仅有日夜奔驰疾行于官道上的马驿步递，而且有沿主河道岸边设置的水驿。譬如，宋时在州东四十五里置设“陈村马驿”及管理驿站事务的提举司。明时在城池东泉河岸边设置“颍川水驿”；在州西一百里通往汝宁官道的“驿口桥”设置马驿（旧志称“一虎桥”、“驿虎桥”，相传建桥时有一形大如虎之犬日夜守护建筑材料，故名），以及在城东三里湾设置的“新渡水驿”等等。这些都是古代颍州著名的驿递机构，见证了颍州作为京畿门户重镇和漕运枢纽的战略地位。北宋时，传递官府文书的驿站通称为“急递铺”。为顺应专制统治的需要，各地的驿递趋于军事化，以兵卒代替百姓为驿递人员。依其速度分为“步递”、“马递”和“急脚递”三个等级，即收即送，不分昼夜，风雨无阻，颇似今天的“快递”。其中“急脚递”速度最快，可以“日行四百里”。宋神宗熙宁年间（10671077年）又设“金字牌急脚递”，据说可以“日行五百余里”。宋代以前，朝廷和管理机关是不允许官员私书擅发急递的，虽三令五申，但屡禁不止。大量官员私书乃至物品，仍通过急递传送，几乎成了惯例。到了北宋雍熙二年（985），宋太宗为笼络士大夫官员，特别恩准，官员在近系家属之间，可以随官方文书一起传带家信。后因弊端太多，一度废止。到了宋仁宗统治时期，再度放宽，于景祐三年（1036）下诏：“中外臣僚许以家书附递。明告中外，下进奏院依应施行”（王栐《燕翼诒谋录》）。开始时官员私书，还只许步递传送，不得影响和干扰国家急递文书，但后来制度逐渐松弛，大量私人书信和物品都通过急递铺附递了。随着诏令官员可以“私书附递”的法律化，私书的通信范围扩大，士大夫中书信往来猛然增多，这既是我国邮驿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也是促进“尺牍”体裁产生的内在原因，并为后世留下了大量名人书札和尺牍史料。据《欧阳文忠公集》记载，北宋皇祐四年（1052）3月17日，欧阳修从南京官邸出发，护送母柩回颍州守丧。当年8月5日，欧阳修在写给时任颍州太守的苏颂的《欧阳修与苏子容书》中写道：“昨急足还府，尝奉号疏必达，秋凉寝味如何，昨闻入京，今必归府”……北宋治平四年（1067），欧阳修写给《与大寺丞发》（即其长子欧阳发）家书：“初三日，遣急脚子发到亳后第一书，为问山陵致祭事，书必已到。此中两日内，却并得递中来者两书，知汝与诸幼各安”……北宋熙宁四年（1071）4月9日，欧阳修在蔡州任上，专遣“急足”来颍州给大儿子欧阳发送棉衣，他在《与大寺丞发》书信中说：“今日蔡州大风微雨，斗寒”，“忧汝骤寒，都无棉衣。吾与娘忧心不能安，今立走急足送棉衣去。”上述尺牍内容也体现了欧阳公对友人的关心，对子女的关爱。书信中的“急足”、“急脚子”即急递铺兵卒。在《苏轼文集》中也有许多尺牍文章，写得隽永可亲。其中常常有“轼启，近递中奉书必达”、“别后递中行二书，皆未果答，专人来又辱专笺”的附言。这些“递中”字样皆为经过递铺传送的书信。不仅是单纯的书信，苏轼与友人的诗咏唱和之作，也是伴着书信通过递铺传送的。如元祐六年（1091）九月，苏轼对其所作《九月十五日，观月听琴西湖示坐客》一诗十分喜爱。不几天，即把它分寄给了远方的朋友共享，得到和诗之后，苏轼再作《次韵奉和钱穆父、蒋颖叔、王仲至诗四首》。后来，苏轼应颍州签判赵德麟、教授陈师道的建议，将《九月十五日，观月听琴西湖示坐客》诗用大楷书写，又请当地刻石良工精心雕琢，立碑于西湖书院之碑亭，名为《颍州西湖月夜泛舟听琴一首》，这比之原题更加凝练，楷书字体偏大，气势磅礴，丰腴雄壮。苏轼此诗此碑得到各地文人墨客和颍州州学、西湖书院士子的青睐，纷至沓来，欣赏、咏读和拓帖，一时间传为佳话，成为颍州文化史上的盛事。《西湖月夜泛舟听琴碑》，亦称《一天云水碑》，在四川眉山三苏祠博物馆立有刻石。据徐丽《苏祠漫步》（四川眉山三苏祠博物馆，第34页）记述：《一天云水碑》，是元祐六年在颍州知州时的作品。此作赞美了颍州西湖夜月的空明美景，苏轼与友人饮酒，泛舟，听琴的豁达情怀。同时也表明苏轼做人臣的坦荡胸怀，如冰雪一样高洁。宋代颍州城东三里湾有著名的新渡渡口。从这里逆流而上可达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顺流向东南从颍上沫河口而通淮河。旧志记载，“三里湾渡，在州东三里，颍水（泉河）与黄河（颍河）会处，渡通东北乡蒙、亳二县”。所谓三里湾“新渡”，其实是处“新渡水驿”，是当时颍州一处集渡口、码头与馆舍于一体的重要驿站。来颍州公干、过往的人员繁多。欧阳修、苏东坡等文豪在颍州为官时，经常在新渡渡口驿站迎来送往、饯别朋友，同时也留下了一段流韵千古的“古来聚散地，与子复言分”的惜别诗话，寄托了无尽的离愁别绪。新渡迤逦的风景，成为颍州历史上的“汝阴八景”之一，誉之“新渡波光”。清乾隆年间颍州知府王敛福说：“三里湾两水交会，浦溆萦纡，旧有新渡寺，苏公诗：莫辞白酒泻泉香，已见扁舟掠新渡。今寺废，而渡如故，晓雾、橹声、斜阳、帆影，得闲远之致”。王敛福为此写下传颂至今的《新渡波光》诗：“野寺疏林古渡头，平川淼淼汇双流。风摇素练和云绉，人立斜阳入镜浮。千里迂回通汴水，一声欸乃下吴舟。由来此地潇湘似，泛颍诗篇好唱酬。”新渡旁边，曾有一座为震慑水势而建的华严寺（新渡寺），始建年代不详。据我市文史专家罗文博教授撰文介绍，华严寺原址在泉河南侧、颍河西岸的河口处。民国初年重修，东部为寺庙使用，住有主持僧人。西院房舍开办三里湾小学，再西为一片“义地”。1938年黄泛，寺庙被冲毁，遂废。建国后，政府在华严寺旧址征地建设阜阳榨油厂。改革开放后，此处开发为金湾名庭住宅小区。三里湾拦河大坝北头拐弯处建有观赏“新渡波光”的“赏波亭”，亦是一处纪念“欧苏”守颍的重要遗迹。

2020-07-20
古代文人笔下的鲍山白泉

报纸

不见沧溟精舍开,名泉依旧水潆洄。一行鸥鹭冲烟起,两点鹊华浮黛来。惆怅营城无剩迹,伤怀粮冢有余哀。稻畦荷荡湖田阔,独立苍茫残照催。——陈永修七律开篇,非题记。陈永修的《过白泉即景有感》七律诗,以鲍山“精舍”起笔,以残照湖田落笔,紧扣一个“过”字,抒“过”中所见、慨“过”后之感,可谓意象阔大,诗境开阔,笔墨蘸满了情,令人心目天开。白泉,古称白野河、白泉河,金《名泉碑》称白泉。传,泉眼涌白沙,细如面粉,曾以白沙泉而名,位于鲍山纸房村北。清乾隆《历城县志卷九·山水考四》载:“白泉,出纸房庄北,方十亩,中有大泉,间数刻一发,声如隐雷。多涌白沙,故名。”白泉之水,质甘量丰。明代《永乐大典》副总裁、江西吉安之诗人晏壁,出任山东正五品按察司佥事时,常“休沐之暇,与大夫君子升高眺远。凝眸而挹山色,洗耳以听泉流”而邂逅白泉,生发感慨而浓墨重彩描绘,勾勒出一幅线条明快简洁的淡墨咏泉图:槐庭秋水色泓澄,体孕金天玉雪清。月夜看来疑素练,纤尘不染胜瑶琼。而陈永修过白泉,何时来,何时去,无从可考。但尾联之“稻畦荷荡湖田阔,独立苍茫残照催”句,似是一个夏末秋初的傍晚。那时的白泉,不是一泉独秀,而是百泉争流。梁王庄、冷水沟庄、大辛庄、水坡及张马屯诸庄,多有泉水,经年不涸。在东西长约9公里、南北宽约3公里的狭长地带中,水流成河、成泊,可谓水中芦苇摇曳,岸边杨柳婆娑,大有“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之势,当地遂称“张马泊”。当年,马国翰游览于此,以五言而诗写《白泉晚眺》,使之如浑金璞玉,状景如画:踏过绿溪阴,芳郊春正深。夕阳流远野,归鸟度疏林。登陇闲翘首,听泉静会心。相逢樵牧子,畴侣自招寻。本世纪初,济南名泉调查时,除白泉外,还发现有灰泉、丫丫葫芦泉、草泉、冷泉、团泉、麻泉等11处名泉。而在夏天雨季,田野沟渠中的无名泉则难以计数。因此,清代诗人郝植恭所辑《七十二泉记》中,除了白泉,亦将草泉、麻泉、冷泉、团泉、花泉、猪拱泉收录其中。上世纪80年代前,纸坊村及周边孙家卫村、南滩头村、北滩头村一带,还曾是绿波春浪的池塘、一望无边的稻田,可谓鱼米之乡。但80年代中期以后,这种泽被终止,取而代之的是城市化建设进程。而康熙《济南府志》载:“泉源数泓,广数亩,一方水利所关,流经耙道河,东北入沙河。”《济南名胜古迹辑略》则载其“泉出成潭,溢出为河,曰‘坝子河’。北流,汇遥墙河,入小清河”。因此,清代阳丘(今山东章丘)人李沧瀛(字东溟),某年腊月,过坝子庄去云水村,访问马国翰时,写下《岁杪过坝子庄访词溪》一诗,记录下白泉路上的雪景、云水村的冬景:落日白泉路,寻君云水村。有林通委巷,蹋雪到衡门。小爇松柴暖,新刍腊酒浑。高谈明月上,蟾影破黄昏。陈永修的“即景有感”,还另有注解:“泉出梁王庄,携丫丫葫芦泉、唐家泉、张家泉、李家泉、当道泉、双宝泉之水,流经冷水沟、水坡,至张马湖。”由此,白泉并不漫漶流淌,而是蘸情透地,丰腴了一方湖田、稻田和荷田,归了一派天然。因此,诗人以精炼的语言、巧妙的构思,将稻畦荷荡的近景与远景、夕落鹭飞的静态与动态,浓结于一起,组建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从而勾勒出一幅优美恬淡的水田风光图。陈永修的《过白泉即景有感》诗,移情注景,景中寓情。从表面上看,题材内容不过是目之所及之景物,语言也没有更多的雕饰,层次安排也完全是听其自然,平平淡淡,但在这似平淡之中,却有诗人的潜心构思,和他的淳厚感情,让人领略到他的另一种境界。中国古代,文人为官,多在官不在文,而轻官重文者少有,唯官场冷落后,方用竹笔一杆,镌刻山河、雕镂人心。陈永修的境界亦是如此。陈永修,字子慎。少时,师从济南著名文献学者、诗人马国翰,亟蒙矜赏。及长,肆力古文辞,博雅工诗,为晚清济南颇具才华之乡土诗人,诗文多在《民国续修历城县志》引用,如《登华山诗》的“家住鲍山西麓,登华诗忆南丰”,《张龙图故宅》的“书堂三字笔如椽,学士声名尚俨然”,《过闵子墓》的“古墓丛祠垂姓名,孝哉闵子死犹生”……等等,都是讴歌历城山水和历史人物的斐然诗篇。虽然,陈永修曾是恩贡生,曾授六品候选训导,但候选训导只是一个虚衔。所以,陈永修的为官并不显赫,显赫的是他的诗文。马国翰在为其《鲍西楼诗草》作序中称,陈永修的诗人有“两得”,一是“触景言怀,挥手立就谓之来得,细意慰贴,切无懈可击,谓之去得”；二是“渊然而以古,浏然以清,远韵深情,耐人咀味,谓之存得”。由此可见,陈永修的诗文,在大家眼中的份量极重。作为乡土文人,陈永修家居白泉之南的王舍人、殷陈一带。此间,鲍山坐落其中。鲍山,以城而名,春秋时期齐国大夫鲍叔牙受封食邑之地,死后葬于山下。北宋著名文臣名吏张揆、张掞兄弟,以及明代的宗工巨匠李攀龙、民国梨园巨将李大玉等也出自于鲍山脚下。关于张揆、张掞兄弟的人品、官品,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苏辙兄弟俩极为推崇。熙宁六年(1073年)夏,苏辙任职江南未果,“闻济南多甘泉,流水被道”,景色之美不次于江南,于是自请而来,任齐州掌书记,亲自凭吊张揆、张掞故宅,写下传世之作《张文裕侍郎挽词》,以示纪念:持节西南二十年,华堂遗像已苍然。归来侍从三朝旧,老去雍容平地仙。落笔纵横题壁处,诵诗清壮举杯前。东游邂逅迎归旐,泪落城南下马阡。次年,任职杭州的苏轼,因思念弟弟而请移密州(今诸城)。宋熙宁九年十二月,苏轼奉旨调离密州。转赴徐州途中,于第二年正月途经济南,而苏辙却在熙宁九年十月回京述职,兄弟俩虽未能相见,但苏轼仍于二月初前往王舍人庄,题张揆、张掞“读书堂”,诗《张文裕挽词》,以示敬仰::高才本出朝廷右,能事方推德业余。每见便闻曹植句,至今传宝魏华书。济南名士新凋丧,剑外生祠已洁除。欲寄西风两行泪,依然乔木郑公庐。陈永修的开篇七律,以白泉的自然美景切入,营造出一种清新轻松的情调氛围。首联开头,将“不见”二字置于句首,将“沧溟精舍”与“名泉潆洄”作比较,强调作者欲见名泉的强烈愿望。而“沧溟精舍”,则指李攀龙及其他的白雪楼。李攀龙,字于鳞,号沧溟,鲍山脚下韩仓村人。明嘉靖十九(1540年)取山东乡试第二名,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赐同进士出身,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后,历顺天乡试同考官、刑部广东司主事、刑部员外郎、刑部山西司郎中。官凡三迁,辗转郎署,官职闲散。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升任陕西按察司提学副使后不久,因难以忍受陕西巡抚殷学之挟势倨傲作风,借母老归养之名,上疏乞归,旨未下即拂衣辞官,回乡筑楼一座,取“阳春白雪”之典而名“白雪楼”。从此,隐居高卧,杜门谢客,专心赋诗著文。因其主张“文主秦汉、诗规盛唐”,而蔚为一代词宗。第二联的“一行鸥鹭冲烟起,两点鹊华浮黛来”句,其句首诗人用拟人化的手法,将“一行”与“两点”相对、“鸥鹭”与“鹊华”相对、“冲”与“浮”相对、“烟起”与“黛来”相对,展现白泉静中寓动的自然景色。更为重要的是,与曾巩登临华不注、东望鲍山的感怀,相互映衬,烘托出了更加深邃的意境:云中一点鲍山青,东望能令两眼明。若道人心是矛戟,山前那得叔牙城。陈永修的即景有感,既有感慨,也有感叹。而他的感叹,在第三联的“惆怅营城无剩迹,伤怀粮冢有余哀”尤为明显。粮冢者,粟之墓也,全国为数不多。《诗经》里有粮冢,称作宛丘,亦叫平粮台、贮粮台；陕西岐山有“冢疙瘩”,据说是诸葛亮疑惑司马懿的“粮疙瘩”；《水经注》里有“柏冢”,后来称作虚粮冢,竟是战国中晚期的燕国王陵。而白泉侧畔的“粮冢”,则是南朝大将檀道济的杰作。檀道济,东晋末年、南朝初年著名将领,宋之开国元勋。1600多年前的元嘉元年,南朝刘义隆登基,草率北征,檀道济孤军奋战。至历城,屯军梁王庄,已粮草难继。有降者告密:檀军无粮,人心惶惶。魏军遂夜派探子,潜入檀军兵营,打探虚实。檀道济翻新诸葛亮的“空城计”,命士兵“夜唱筹量沙,以所余少米散其上”,而“魏军谓资粮有余,故不复追”,檀军以此平安撤军……这个军事典故,后人评价:“道济虽不克定河南,全军而反,雄名大振。魏甚惮之,图之以禳鬼。”而道济根据多年战争经验,总结出的三十六计,为后世留下宝贵的军事著作遗产,被载入史册。应当说,如此人生,才是真正的不朽。但诗咏梁王庄粮冢的,非陈永修一人。董芸,字香草,号书农,清嘉庆三年(1798年)举人,以诗名世。比陈永修早上几十年,董芸萃聚历史一个节点,吟咏粮冢,寥寥数语,却直抵一个陌生的传说:梁王春草绿纤纤,梁冢依稀数点尖。风俗尚传檀道济,只无寺庙可观瞻。自以为,远古的记载,都是美丽的传说,历史再精彩,也难以重复。当一个贤臣遇上了一个自坏长城、自掘坟墓的君王,他就是纵有“气吞万里如虎”之势,也难逃“仓皇北顾”之窘。檀道济即是如此,空有三十六计,终难逃无罪被诛之命运,因而后人感慨:“可惜弓藏高鸟在,公然万里坏长城!”其实,道济也绝非美玉无瑕,但梁王庄人却记住了他的好,很多年前就以敬仰与纪念方式,给他建起了祠堂,只是现在已经荡然无存,就连当地人俗称的“粮冢”,也历经千年风雨沧桑,日见缩小而渐失历史的见证。心若敬古,旧梦也能出新。时光的轮盘,五味杂陈,转去了历史的剧情,推出的,是鲜活的新生。近年来,泉水面目全非,白泉更是苟延残喘,淡出人们的视野。如今,济南东部新城正在此地崛起,白泉泉群生态治理项目已悄然启动,人们期待着,期待这片土地,又来生机。

2018-11-02
华夏家训四千年文脉在巴蜀的薪火传承

报纸

□谭继和习近平总书记6月8日视察眉山市三苏祠时指出：“家风家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遗产。要推动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激励子孙后代增强家国情怀，努力成长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之才。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清白做人、勤俭齐家、干净做事、廉洁从政，管好自己和家人，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良好家风。”从大禹算起，华夏家训、家教、家风有四千年薪火相传的历史文脉，是子孙后代最宝贵的历史遗产，它把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浸润、体现和落实在每个时代的精神中和每个家庭的细胞里，是今天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养料之一。而巴蜀家风家教文化对传承和发扬华夏家训、家教、家风四千年文脉作出了重要贡献。“大禹之戒”是华夏第一家训●大禹的家训萌生于蜀，到中原正式形成，衍变为“国训”，因此，大禹作为国家文明的始祖，他的家训不仅是巴蜀第一，也是华夏第一家训，这是巴蜀文化对华夏家教家风文脉的一大源头贡献历史上最早的家训是大禹创立的，见于《尚书·夏书·五子之歌》：“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从，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太康失国，五子作歌”的故事。夏禹的孙子太康荒淫逸游无度，田猎不恤民事，因而失国，夏政权被有穷氏后羿、寒浞夺去。太康的五个昆弟流落在洛汭岸边，遂记述“大禹之戒”，作《五子之歌》。《五子之歌》共五条，第一条就是：“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在大禹看来，人民应该亲近，而不可轻视低下，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就安宁。太康把皇祖大禹这条“家训”抛诸脑后，祸害百姓，遂被推翻。直到后来少康又牢记祖训，励精图治，终于复国。由此可见，我们的老祖宗自古就认为家训、家教、家风关乎家国的兴衰荣辱，需要代代传袭。到西周时，成王的叔叔周公用五子之歌传承大禹精神，作《诏太子发》，教导年幼的周成王行冠礼，学习“敬民以保社稷”的祖训。春秋时，《国语·周语》又引用《夏书·五子之歌》。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就是来自大禹的祖训。唐太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论述，阐释君主与民众的关系，也是大禹这一思想的转型发展。宋代理学家提出的整套“修、齐、治、平”的理念，都继承了大禹的祖训精神。1925年，闻一多在纽约作《七子之歌》，痛惜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等七地如祖国“七子”被帝国主义列强侵占分割。总之，由夏朝《五子之歌》到现代《七子之歌》，可以看出大禹家训演变为“国训”的传承和发展过程，有四千年不间断的历史文脉。这悠久的文脉，同时也是历代华夏祖先对家国同构的文化认同和精神追求的过程，因此，它是中华民族最早的家教家训。大禹兴于西羌，生于汶山郡石纽，他是蜀人。大禹率领的“夏后氏”以汶、岷为发迹之地，到中原建都，会诸侯万邦于会稽，并葬于会稽，这是夏禹文化西兴东渐的历史进程。大禹的家训萌生于蜀，到中原正式形成，衍变为“国训”，因此，大禹作为国家文明的始祖，他的家训不仅是巴蜀第一，也是华夏第一家训，其文脉传承发展、不绝如缕，这是巴蜀文化对华夏家教家风文脉的一大源头贡献。华夏家教根本精神是“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义方”家教的发展体现了亲和家教观念的源远流长，这是以“家国同构”的家族宗法制度为基础，形成的国家治理社会结构在古代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巴蜀文明对中华家国同构文化作出了重要的实证贡献华夏四千年家教文脉传承的根本精神和宗旨是“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这是由春秋时期卫庄公的大夫石碏总结祖宗家教经验提出，意为爱孩子就必须教育孩子走正道、走义道，而不能走邪道，这叫做“义方”教育。根据《左传·隐公三年》记载，卫庄公的儿子公子州吁好武斗、不学好，而庄公不但不阻止，还宠爱他，准备立他为太子。大夫石碏因此进谏，说：“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泆（逸），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其骄奢淫逸是卫庄公宠幸太过带来的，而骄奢淫逸的个性一旦养成，则“无事不邪”，作恶坏事。如果立为储君，必将“阶之为祸”。石碏进一步解释，“义方”的内涵就是指“六顺”：“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如果违背这“六顺”就必然是“六逆”，“去顺效逆，所以速祸也”。可惜卫庄公没有采纳这个意见，引起卫国内乱。在整个春秋时期，这“六顺”加上母族，又演变为“五教”，指“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这里的‘内’指家，‘外’指乡党）”。鲁国大夫太史克将这“五教”观念的兴起推到五帝时的高阳氏颛顼和高辛氏帝喾时代：“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左传·文公十八年》），可见，中国“义方”家教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五帝时代。春秋时，随国大夫季梁又把这个“五教”思想由家庭推广到乡族，叫做“修其五教，亲其九族”（《左传·桓公十六年》）。到两晋时期，潘岳写出了历史上第一首以“家风”为题的《家风诗》:“义方既训，家道颖颖。岂敢荒宁，一日三省。”在这首诗中，他肯定“义方”教育就是家训，“义方”家训才能使家道颖颖闪亮，放射光芒，流芳百世。作为家长，当勤恳思虑践行，不敢稍有懈怠荒宁，应有孔子“一日三省吾身”的精神，日夜反省是否做到了“义方”。可以说，潘岳的《家风诗》是对春秋时期“义方”教育的传承和推广，进一步肯定了家教家风的文化内涵必须是代代遵循的“正道义方”，它是家教文化的“根”，是家风文化的“魂”。总之，从五帝时代到夏商周、春秋时代萌生和形成的“六顺”“五教”“九族”的亲和家教观念源远流长，这是以“家国同构”的家族宗法制度为基础，形成的国家治理社会结构在古代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这个观念源自五帝、夏商周家长制家族公社和农村公社的宗法制度。巴蜀考古发现证实，4500年前在郫都区宝墩文化的古城遗址内，其中心聚落建筑布局由中央5个祭祀台大房子和周围环绕的14间家庭小房子组成。这种众小家围绕共同信仰的神圣祭祀中心，就是“家国同构”的雏形，这是古巴蜀文明对中华家国同构文化的一个重要实证贡献。从部族邦国联盟时代起，酋长首领在中心祭祀台高举旌旗成为凝聚众家众户的中心，这是甲骨文“中”字的来源。众家围绕中心而成中国，中国由最初指国君的京师而扩大为指四裔在内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全中国，中国又凝聚万家而守护和造福每个小家。这就是历代祖宗传承下来的对于文化大一统中国共同体的价值共识。治家与治国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家教家风是整个家庭立世做人的风范，也是民风和社会风气形成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庭建设的根基在家风，怎样的家风才算是好家风？古人的“义方”教育给出了最好的回答。华夏家教家风就是由“义方”教育为宗旨传承和发展起来的。虽然每个家庭情况千差万别，家教家风也会各有特色，但一定是正义、健康的内容。从五帝和大禹时代起，“义方”为宗旨的华夏家教，经历千百年来光阴的长河，从未变更底线，而是浸润在家庭、家族和社会各个层面，从待人接物、为人处事到赤子之心、人格境界，从孝悌家庭、亲仁睦邻到造福社会、热爱祖国、公忠体国等层面都贯穿着讲求正道正义、合礼制讲文明的教育精神，成为根植内心的行为准则。巴蜀文化对华夏家教文脉传承的贡献●巴蜀文化对华夏家教文脉传承的贡献可分为六个时期。巴蜀在华夏家训形成的源头时期做出了源生性的重要贡献；秦汉魏晋巴蜀家教文化将华夏家训厚植于心；唐宋时期，巴蜀文化主要体现在重清白文化；明清时期，巴蜀重视耕读传家的学术家族、书香家族对文化的世代传习；近代，以刘沅为代表的新心学启蒙思想，推动华夏家教文化的近代化；新中国时期，体现在红色革命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巴蜀文化对华夏家教家风四千年薪火相传的文脉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体现在六个时期。除上述巴蜀作为以大禹为“华夏第一家训”文化符号和文化源头的诞生地，在华夏家训形成的源头时期做出了源生性的重要贡献外，下面看一看另外五个时期的主要贡献。秦汉魏晋时期，巴蜀文化对华夏家教文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把华夏家训植根于家庭、家族和宗族，努力成为每个家庭成员心中的行为准则。西汉大儒扬雄是四川人，他教育其9岁儿子扬乌，就是从娃娃抓起、植根于心灵的典型范例，他的蒙学读本《训纂篇》是为儿子扬乌识字启蒙而著的，让儿子从中懂得尊师重道、站立听讲的规矩。凡扬雄讲课，扬乌必定避席肃立、仔细笔记、不敢或忘。他教会扬乌吾日三省吾身，辨别忠奸善恶，行好事，乐吃亏，豁达人生。诸葛亮是廉洁自律的典范，也是公忠体国、鞠躬尽瘁的典范。他的《诫子书》仅用86字写出了“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的高尚励志语，表明这才是典范的“君子之行”，告诫儿子要好好学习。他身体力行教育子女，“两表”（指“前后出师表”）淡泊明素志、“一篇”（指“隆中对”）珠玉是生涯，正是他以浩然正气“修身养德，成学广才”为生涯来教育子女的写照。唐宋时期，巴蜀文化对华夏家教文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重清白文化。优秀家教如明月当空，优良家风如清风徐来，如苏轼诗云“泠然洗我心”。此特点体现者仅举两例。一是赵抃祖父赵湘的家教。北宋“铁面御史”赵抃四次入蜀，两次任成都知府，是提倡清白文化的典范。他一琴一鹤入蜀，经过湔江时发誓“吾志如此江清白，虽万类混淆其中，不少浊也”，这段湔江也因此改名为“清白江”。他能成为宋代清白廉吏的典范，与他把其祖父赵湘的人生轨迹作为身体力行的家教有关。赵湘为资政殿大学士，最后任庐江尉。赵湘“其文拔邪扶正，蔚有鲠议”（北宋吴俦评语），是传统家庭“义方”教育的优良教科书，对赵抃扶正祛邪清白精神的形成有直接影响，故为赵抃手抄珍藏，奉为家传至宝。其中，赵湘的代表作《正性赋》《扬子三辨》影响了赵抃一生，被赵抃奉为座右铭。赵抃《清献集》首篇《奏疏论邪正君子小人》，就是直接承传赵湘“拔邪扶正”的“义方”家教理论而运用的实践。赵抃正是沿着赵湘言教和身教的指引而成长为“铁面御史”“清白廉吏”，其“‘铁面清白’文化是历史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廉政遗产，是华夏家教家训发展史上闪光的一页”。二是程氏对苏轼之教。三苏家庭是优良传统家教家风建设的典范。苏轼自幼受其母程氏夫人古今成败的历史文脉教育和自励坚贞的气节教育而牢记终身。他能成长为“千年第一文人”，一生守正无私、公忠体国，不畏艰险挫折，兼具才、学、识、德于一身，与其家庭“义方”教育的熏陶和培育分不开。程氏夫人通经史，有气节。据《宋史·苏轼传》记载，苏轼十岁时“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古今成败的历史文脉教育，正是家教的最佳教材，程氏均能言其精要。有这样的母亲，是苏轼一生的幸运。一次程氏读《后汉书·范滂传》慨然叹息。苏轼请教母亲：“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这里，程氏用东汉范滂母教子的故事来激励苏轼。范滂受母教，少年即被举荐为“敦厚、质朴、逊让、节俭”四行卓越的乡贤。因他为官清廉，反对宦官专政，被阉宦视为清流党人，欲加以大诛。当时汉灵帝宠信宦官，下诏急捕范滂等清流。范滂与母亲诀别时，滂母叮嘱范滂：“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李膺、杜密是范滂前辈。范滂母就用当时清官李膺等人持正守节、勇赴国难的故事来教育范滂生死不重、气节为重。程氏以此为训，鼓励儿子持正立节、为国奉献。苏轼一生谨遵母训，践行母教，以范滂君子之行为榜样，在重大政治事件和坎坷挫折面前，坚守家教准则、保持操守，虽累经挫折打击而不失其节操。另一方面，苏轼作为巴蜀文化发展史的里程标杆和巴蜀北斗星辰的文化符号，对中华家教家风文化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升华作出了杰出贡献。苏轼因其父母家教而总结出他对家教文化的独特认识，所归纳出来的“不羡千金买歌舞，一篇珠玉是生涯”的人生格言和奉献精神，就是其父母以“义方”为主旨的家风家教的结晶。明清时期，巴蜀文化对华夏家教文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重视耕读传家的学术家族、书香家族的文化世代传习和将宗族祠堂作为家教最佳信仰地的建设。这里举杨廷和、杨升庵、杨有仁学术家族为例。杨升庵是有明一代天下文宗，他的一生坎坷被贬、漂泊流离，但仍坚持初心，无私奉献于学术和民族文化提升，其高尚人格和高贵情操是优良家风熏陶培育出来的。升庵曾祖母熊氏夫人留下了“四重”祖训：“家人重执业，家产重量出。家礼重敦伦，家法重教育。”升庵不仅自己一生奉行，还在临终遗训里教育后代：“临利不敢先人，见义不敢后身。”其祖训记载在杨氏族谱中，传承至今，杨氏宗祠已成为四川家风建设重要基地。近代，巴蜀文化对华夏家教文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重家庭的人伦教化与“天下为一家，中国如一人”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教育。以近代开端时期西部启蒙思想家刘沅的《豫诚堂家训》和《蒙训》为楷模性代表。他把“天理即良心”、重民本重人伦的新心学学术思想通俗化、蒙童化，用少儿语言写出“家训”与“象训”，深入浅出地讲述“唐虞夏商周”以来大一统中国的历史，灌输“天下为一家，中国如一人”的儒家理念；讲述“民命系天心，时时要儆惕”“五伦果然敦，天地一气接”，贯穿“天理良心，人之所以为人”的大道理，会通“正心乃修身，齐家而治国”的家庭教育与社会治理的大道理。他的意图是用自己的家训、蒙训“以训儿曹”，代替《三字经》。他是历史上第一个最先批判宋代编成的《三字经》“惟导以求名，殊非圣人养正之道”。他要“儿童初识字”即明白中华祖宗的正统家教，而不能再受以引导求功名为鹄的《三字经》误导。刘沅在近代启蒙时期所展示的对家教文化历史传统又继承又批判、又转化又发展的新心学启蒙思想，为华夏家教文化的近代化作出了杰出贡献。新中国时期，巴蜀文化对华夏家教文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红色革命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朱德、邓小平、陈毅、王右木、张澜、吴玉章、车耀先、赵一曼、李硕勋、江竹筠等革命先辈、先烈留下的重视家教家风的历史遗产和激励人心的示范，正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和作用。特别是巴蜀特色、巴蜀风格、巴蜀气派的新家规、新家风正在涌现，以家风建设推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建设，以培育和树立良好家风作为人生必修课，正蔚然成风。其中，一个好家训、好家规、好家风的范例就是成都市金堂县五凤溪镇贺麟家族。“锄经种德”四个字是贺氏家族的家教，蕴含耕读传家、书香家族的“义方”教育精神，体现了巴蜀好文雅、好书香、诗意栖居生活美的传统特色，培育出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翻译家贺麟，养育出贺氏学术乡贤家族。另一个典型范例是宜宾市南溪区裴石镇将家风传承与廉洁文化融入乡村振兴示范片建设，三位一体，传承宜宾家教和乡贤文化薪火，建设了包括中华家风馆、巴蜀家谱馆、宜宾名人馆与家风讲堂在内的巴蜀家风传承示范基地。如今该基地已成为四川省首批24个省级廉洁文化基地，走出了家风与廉洁文化同文化旅游融合的新路。在巴蜀大地上，优良家教如明月，优良家风如清风，世代传习，沁人心田，照亮着我们的精神家园。（作者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杰出研究员、省政府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重点学科巴蜀文化学首席专家）

谭继和

2022-10-24

到底了

学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