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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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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虚词运用的文学功能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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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四史中,《史记》的虚词使用最为出色,也最为引人注目。从最初的“三家注”本开始,《史记》的虚词就受到人们的关注。但直到南宋时期的洪迈,才开始留意《史记》虚词的使用与情感表达之间的关系,从而开启了对《史记》虚词的文学性研究。清初,吴见思的《史记论文》和牛运震的《史记评注》,是《史记》评点方面的经典之作。他们对虚词极为关注,在点评中,大量涉及到虚词的使用问题,且结合着作者的情感,每每有着极为精到的见解。当代学者李长之也对《史记》的虚词大家赞赏,而且对部分虚词进行了精彩的论说。但是这些研究要么是流于印象式的评点,显得支离不完;要么就是笼统的论说,缺乏细致、精微的分析。这就给我们的研究留下了大量的余地和空间。空间尽管很大,然而由于虚词本身的“空虚”性、不易把握性以及不可言传性,研究的难度也很大。虚词本身是十分枯燥的,但它往往与文章的内容、作者的情感休戚相关。因此,我们要探讨《史记》虚词的文学表达效果,就必须立足文本,深深扎根于文本之中,前后打通,对全书作通盘的关照,从宏观上把握作者对历史人物或事件的评判立场和情感基调,然后再回到具体的篇章、语境、直至我们所要考量的某一具体虚词。经过这样一个从宏观→微观→虚词的反复推敲、琢磨,我们发现司马迁笔下的虚词运用极为讲究,他从不轻易滥用任何一个虚词,也不肯把某一虚词轻易加诸某人身上。每一个虚词的运用,都体现着司马迁强烈的爱憎情感,极大地增强了《史记》一书的抒情意味,这正是《史记》抒情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主要从单音节虚词、双音节重言虚词以及虚词句群三个界域对《史记》虚词运用的文学表达效果予以举例分析。通过对一个个虚词的精心忖度,揭示出潜藏在虚词背后的作家的丰富的情感。全文共分三章：第一章《史记》单音节虚词的文学功能例说,主要探讨了“矣”、“愈”“竟”、“乃”、“然”五个单音节虚词的文学表达效果。“矣”为语末助词,用在句子的末尾一般表感叹。但结合具体的语境,这感叹又有赞赏欣慰之叹、痛惜失望之叹、惶急惊恐之叹、深深感喟之叹、揶揄嘲讽之叹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愈”、“竟”、“乃”、“然”四个虚词也同样如此,在不同的语境中,有着不一样的表达效果,传达出作者不一样的情感。然而要发现同一个虚词所传达出的情感之间细微的差别,总须我们深入文本之中细心体味下去。第二章《史记》双音节重言虚词的文学功能例说,探讨了“愈益”、“乃遂”、“唯独”、“适会”、“彼其”五个双音节重言虚词。“愈益”给人以时间的流动感;“乃遂”含无限决绝之意态;“唯独”极言范围的小之又小;“适会”是司马迁专意营造的极其凑巧的情景;“彼其”一词司马迁用得最为深情。双音节词和单音节词相比,更具音乐性,也更加适合散文的节奏,使文章显得愈加沉郁、雍容不迫。第三章《史记》虚词句群的文学功能例说,我们例举了五个虚词句群。句群是我们借来的现代汉语的术语,但我们的着眼点并不在句与句之间的逻辑关系。我们关注虚词与虚词之间的互应,它们之间的互应怎样推动着作者情感的宣泄。往往七八个虚词的集中使用,竟凝为一种气象、一种境界,极大地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量。这是司马迁运用虚词最为出采的地方。《史记》是一座虚词的宝库,司马迁是虚词使用的“圣手”。从虚词角度研究《史记》的文学性,我们还有很多的路要走。

陶长军
基于语域分析和副文本分析的《史记》两英译本项羽形象重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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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成书于公元前94年前后,为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所作。《史记》不仅是重要的史书,位列二十四史之首;还是优秀的文学作品,被誉为“无韵之离骚”。因此,探究《史记》不同英译本的特征,及不同翻译方法的效果,对研究中国古典文献的跨文化传播,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是针对《史记》两个英译本的个案研究,采用语域分析和副文本分析的方法,解读两个译本重塑的项羽形象,分析译者不同翻译决策背后的动机,和影响这些动机的社会因素。本文研究的两个英译本,分别是华兹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完成的译本,和倪豪士领衔的翻译团队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翻译的译本。对这两个译本的语域分析发现,在华译本中,项羽失去了其在源文本中与多重称谓对应的多重身份,其形象降格为与其他诸侯地位相当的将军。这是由于,华兹生简化了原文复杂的称谓系统,从而导致华译本对项羽的评价趋于中立,而非源文本传达的积极评价。而在倪译本中,项羽的多重称谓(“项籍”、“项羽”、“项王”等)得到保留,仅有细微变动。其结果是,倪译本中的“项王”称谓突出了项羽的王者形象,而“项羽”称谓则因仅用于巨鹿之战的记叙,也起到了凸显项羽战功的作用。因此总体而言,倪译本呈现的项羽形象比华译本更加积极,更接近源文本中的项羽形象。对华译本的副文本分析表明,华兹生按照时间顺序对《史记》篇章的重新编排,以及目录中添加的标题所暗示的亲汉立场,共同淡化了项羽近似皇帝的王者形象,而把他刻画成被刘邦所灭的败寇。副文本分析还发现,华兹生简化称谓系统,是为了增强译本的可读性,且译者华兹生并未发觉在源文本中,项羽多重称谓所隐含的社会意义。而对倪译本的副文本分析发现,项羽接近皇帝的王者形象主要表现在体例中:倪译本保留了史记原有的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并且,译者在引言中也强调了“本纪”专门用于记述帝王事迹和朝代事件。另外,倪译本的副文本传递出司马迁的反汉立场及对项羽的敬佩之情,也把项羽塑造成一个值得赞颂的人物。副文本分析的另一功能是将译者的行为置于社会文化情境中进行考察。分析发现,华译本的目标受众是一般英语读者,其翻译目的是再现《史记》的文学魅力。华兹生之所以打破源文本的五种体例,是因为他认为该结构是一种史学特色,而非文学特征。他将原文篇章按照时间顺序重组,是为了满足英语读者对线性叙事的期待。同理,华兹生删减多重称谓、将注释最少化,也是为了适应非专业读者的需求。另外,注释最少化的部分原因是客观条件的限制——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因此华兹生能够找到的中文参考资料十分有限。与华译本形成对照的是,倪译本是针对中国历史研究者的学术性作品,与服务普通大众的华译本在性质上形成互补。倪译本的首要目的,是在英语世界中将《史记》呈现为一本史书,因此,源文本中任何有别于西方史学作品的特色都得到凸显。另外,倪译本之所以能够添加大量注释,是由于倪豪士带领的学术翻译团队相互合作,拥有丰富的学术资料,且得到史学界许多专家的指导。

江曦
宋辽争夺燕云十六州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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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云十六州是宋辽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颇受学术界的关注。　　燕云十六州地处长城一带，包括今天的河北北部、山西北部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北京、天津地区，一直以来都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分界线，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中原王朝防御游牧民族进攻的屏障，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后晋高祖石敬瑭为争夺帝位，以割让燕云十六州为条件换取辽的援助，从此，燕云十六州便被纳入辽朝的版图，燕云十六州问题由此形成。北宋建立后，宋辽针对燕云十六州展开了长期的争夺。宋太祖为收复燕云十六州专门建立封桩库，积累钱财，制定了以赎买为主，战争为辅的政策，但未及实施，太祖便去世。宋太宗为燕云十六州与辽进行了两次北伐，但均告失败。宋真宗时宋辽订立“澶渊之盟”，使得辽对燕云十六州的占有合法化。宋仁宗、宋英宗时期，基本遵守“澶渊之盟”达成的协议，宋辽双方维持着和平。宋神宗时期，通过王安石变法，国家实力有所增强，但神宗因与西夏的战争失利，放弃收复燕云十六州的计划。北宋末年，宋徽宗联金抗辽，试图借机收复燕云十六州，北宋虽暂时收复了部分失地，但由于金的入侵，北宋很快灭亡。北宋王朝始终未能收复燕云十六州，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辽占据燕云十六州之后，便占据雁门关天险，地理位置优越，易守难攻，而宋朝北方为河北平原，攻守都处于不利地位。其次，宋朝建立后，宋太祖为了顺利完成统一大业，与辽订立盟约，两国以和为主，这种思想也对后来的统治者产生很大影响，且北宋王朝是赵匡胤夺取后周政权建立，为了不重蹈后周的覆辙，重文轻武，使得北宋缺乏良将，军队战斗力下降。再次，辽据有燕云十六州富饶之地，经过努力经营，实力大增，兵强马壮，以步兵为主的北宋王朝很难与以骑兵为主的辽军对抗。

金婷霞
民国湘籍学者的荀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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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作为先秦儒家的集大成者，其思想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荀子思想带有强烈的现实性，且有很多观念与西方思想具有共通之处，受到了民国时期学者的重视。民国湘籍学者的荀子研究也在此时蓬勃发展起来。<br>　　民国湘籍学者的荀子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受晚清湖湘学术重考据的影响，湘籍学者对荀书进行了考校，展示了民国湘人沿续朴学研治荀学的概况。其中杨筠如通过荀子文本的分析以及姓氏的考订，对荀书真伪进行了判断，杨树达结合修辞语法注释《荀子》，体现了杨树达受西学影响对传统训诂学的发展和创新，鲁实先旁征博引，对荀书中的地理器物、历史典故进行了考证。另一方面受近代中西交融及社会进步的影响，湘籍学者重点阐释了荀子的哲学、政治、经济和教育思想，其中刘鼒和比附西学对荀子人性观和名实观进行了讨论，认为荀子名实观符合西方逻辑学原理。谭戒甫对荀子名实观进行了全面的论述，重点分析了名实观中“离心“的含义，以及五官与心的关系。杨筠如全面的探讨了荀子与古代哲学、宗教、政治、经济的关系，其观点鲜明，论据广泛充实，论证也颇为合理。马非百、杨荣国对荀子的经济思想进行了研究，分析了荀子经济思想中的分配制度以及开源节流思想。杨荣国、罗焌又对荀子的教育思想进行了研究，不仅细致论述了荀子教育思想的内涵，也指出荀子的教育主旨是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趋势。<br>　　当前湖湘文化的研究多集中于晚清，对民国时期的研究相对不足。通过梳理与总结民国湘籍学者的荀子研究成果，既能展示湘籍学者个人治荀的成就，也能体现民国湖湘文化的特点，有较大的学术意义。

杨亢
李白、杜牧、李商隐怀古诗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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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古诗的创作到了唐代蔚然成风,成为很重要的创作现象。李白是盛唐时期最著名的诗人之一,李商隐和杜牧作为晚唐时期诗人的代表,被后人称为“小李杜”。他们的怀古诗在唐代诗歌史上具有典型意义,本文即选取对李白、杜牧、李商隐的怀古诗进行分析比较,尝试考察唐代怀古诗的发展及独特之处。本文分别就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考察: 绪论部分主要在区别怀古诗与咏史诗内涵的基础上,对怀古诗进行界定。第一章是李白、杜牧怀古诗之比较。首先对李白、杜牧表现手法进行比较,李白的怀古诗注重抒怀;杜牧的怀古诗注重议论。李白善于运用联想的修辞手法进行怀古诗创作;杜牧善于运用假设的修辞手法进行怀古诗创作。其次,李白、杜牧创作怀古诗的怀古方式不同,李白是将自己的情感寓于所怀之“古”中;杜牧是置于“古”之外,理性看待古事。最后对李白、杜牧怀古诗艺术风格进行比较,李白的怀古诗豪放飘逸;杜牧的怀古诗高亢旷达。第二章是李商隐、杜牧怀古诗之比较。首先是对二人怀古诗的思想内容进行比较,二人的怀古诗均有讽刺当朝君王和感伤怀才不遇的内容,但李商隐的怀古诗内容显得冷峻严肃;杜牧怀古诗内容则是热情向上。其次对二人怀古诗的表现手法进行比较,二者均喜于运用对比的修辞方法。李商隐工于比兴;杜牧善于赋法。李商隐善用典故;杜牧用典少。最后是对二人怀古诗的艺术风格进行比较,李商隐的怀古诗曲折幽微;杜牧的怀古诗豪健俊爽。第三章在李白、杜牧、李商隐三人中,李商隐的怀古诗往往与咏史诗紧密结合,本文即对李商隐的怀古诗与咏史诗从内容和表现手法上进行比较。从内容上,怀古诗和咏史诗均是从史实入手,以史事映射现实,但二者不论是就其吟咏范围还是吟咏对象与诗人的关系都有所不同,诗人必须亲临吟咏对象,创作出来的诗歌才是怀古诗,怀古诗的吟咏范围比咏史诗狭小。从表现手法上看,他的怀古、咏史诗中借古讽今的意图均十分明显,李商隐善于采用讽刺的手法对其进行创作。本文希望可以通过对李白和“小李杜”怀古诗的比较,将视角扩大到盛唐和晚唐时期的怀古诗创作,进而考察盛唐到晚唐时期怀古诗的创作特点。

张舒
王羲之刻帖书法研究——以北宋《淳化阁帖》《绛帖》《大观帖》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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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书法无论从书体发展的角度、技法演变的过程，还是在书法艺术的审美追求都对后世书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初，李世民亲自为王羲之作传，广泛搜罗王书墨迹，用帝王之力将其推上“书圣”的地位。“上有所好，下必效焉”，集刻《圣教序》、甄选《十七帖》，都成为一时盛事。宋太宗时又敕命刊刻了《淳化阁帖》，之后刻帖成风，王羲之书法成为宋代刻帖收录的重要部分。唐时王羲之墨迹已趋稀少，宋以后更是片纸难求，故刻帖中所收录的王羲之书法便成为后世书家争相研究学习的对象。临习之余，对刻帖的研究也逐渐成为历代文人书家的重要课题。由宋至清，涌现出米芾、黄伯思、顾从义、王澍、翁方纲等一大批帖学研究者，同时对帖派书家的形成及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虽对刻帖进行了深入的考证及研究，但因时代所局限，多见为题跋、眉批，未能形成完善的体系。　　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包括绪论、主体部分三章及结语。其中，第一章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文章选题的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动态、主要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第二章《王羲之书法从东晋至北宋的流传》，主要对王羲之书迹在历代的流传情况进行了梳理，王羲之墨迹从东晋开始总体上逐步减少，至北宋刻帖的出现使王书能够很好的保存和传播;第三章《<淳化阁帖><绛帖><大观帖>中王羲之书法的集刻》，主要以北宋“三帖”为例，结合当下前沿的研究成果，对其中王羲之刻帖书法的收录帖目、文字内容及刊刻质量进行分析比较，以期对收录及刊刻情况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第四章《王羲之刻帖书法风格分析》，参考现存王羲之墨迹摹本，对“三帖”中所收录的王羲之书法进行风格上的分类，两相比较、佐证，相互补充、丰富，以求进一步了解王羲之书风的形成、转变和发展;第五章结语部分，在总结全文研究的基础上，把王羲之刻帖书法回归、并置于较系统、完整的研究视域，以求对王羲之书法有更为全面的认知。

刘瑞鹏
《庄子》与《战国策》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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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是一个剧烈动荡的战争时代，也是文化学术的兴盛时代，产生了蔚为大观的说理散文和历史散文，如《庄子》和《战国策》。本论文主要从文章性质内容、文章特点、文章写作手法等方面，对《庄子》和《战国策》进行比较研究，以期能对二者散文艺术之异同作更深入了解，凸显二书在共同的历史背景中所呈现的个性特色与文学成就，加深对中国学术渊源的了解，体悟两书在先秦两汉后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本论文主要包括以下三章内容：第一章，对《庄子》与《战国策》的文章性质内容进行比较。一般认为，《庄子》是说理散文，《战国策》则是历史散文，二书同具“子”书特点，但《庄子》长于哲理思辨，《战国策》兼具史书性质。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从不同视角反映了战国时代的社会生活，出现了貌似相同的历史人物，但有“无为”和“权谋”之别。第二章，对《庄子》与《战国策》的文章特点进行比较。通过比较，可发现两书兼具纵横之气，但文章特点的差异性很大：《庄子》语言汪洋恣肆，《战国策》敷张扬厉;《庄子》诡奇怪诞，《战国策》通俗明畅;《庄子》长于讽喻，《战国策》擅于游说。第三章，对《庄子》与《战国策》的写作手法进行比较，主要涉及寓言说理、形象塑造和修辞运用三方面内容。寓言说理主要从题材来源和运用形态进行对比，形象塑造主要从肖像描写、心理刻画、细节描写进行阐述，修辞运用则列举比喻、夸张、拟人、对比等手法。

王燕
宋词鸟意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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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词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颗明珠,一直以其独特的审美韵味吸引着历代的学者孜孜不倦的研究。近年来,从意象的角度来研究宋词,逐渐成为了一个热点。学者们或从植物意象和动物意象等大的角度解读,或从楼意象、落花意象、柳絮意象、泪意象等小的角度研究,这些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中,鸟意象是宋词众多的意象中比较重要的一个。但是对于鸟意象的研究只有数量不多的期刊论文,硕士论文中只是略有涉及,并没有把宋词鸟意象独立出来进行专门的探讨,这就留给笔者很大的研究空间。宋词中的鸟类意象不单单是让我们能从名物上多认识几种鸟类,更重要的是它包含着深厚的文化情感意蕴,它带着宋代社会各个方面的痕迹。通过鸟类意象,我们可以深入宋代文人的内心世界,感受他们的那个时代。宋词鸟意象所蕴含的情感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因而对其研究时可展开的角度也非常多。本文共分了三个部分来展开研究。第一部分是绪论。首先,概述了宋词鸟意象的研究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其次,从文化、情感角度阐释了宋词鸟意象的研究意义。第二部分包括第一章至第五章。该部分主要从文化、情感的角度来解读鸟意象。第一章主要是宋词中出现的鸟意象统计情况的展现。本章共两节,第一节展现了词牌名中的鸟意象、词作内容中的鸟意象,第二节是宋词鸟意象的种类、数量及排名的展示。第二章阐述了宋词鸟意象所蕴含的男女之情。本章共两节,第一节从总体上论述了宋词鸟意象与男女情爱的关联,从双宿双飞愿为鸟、空闺独守睹鸟伤、相思离别情寄鸟和爱情鸟意象典故四个方面具体展开论述。第二节重点阐述宋代歌妓与词人之间的情爱在鸟意象上的体现。第三章论述了宋词中鸿雁、燕子以及杜鹃几种鸟意象与羁旅之愁的关系。第四章论述了宋词鸟意象蕴含的出世之情,包括鸥、鹭、鹤等鸟意象蕴含的隐逸之情与鸾凤等鸟意象蕴含的求仙之意。第五章从丰富性角度论述其他鸟意象所包含的情感文化意蕴。第三部分是本文的总结部分。它论述了宋词鸟意象的情感特征及其原因。影响宋词鸟意象情感蕴含的三个原因分别是:宋代的政治、经济环境;词的词体特征;词人的个人经历。宋词鸟意象促进了宋词含蓄委婉风格的发展,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宋代文人的精神风貌和情感趋向。

李双凤
视域融合视角下林戊荪《论语》英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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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中的视域融合理论为切入点,对林戊荪《论语》英译本进行探究。论文重点介绍了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三大核心概念,即理解的历史性和前见、效果历史、视域融合,并阐述了它们对翻译研究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论文对林戊荪是如何在翻译过程中实现原文视域、读者视域、译者视域的融合进行讨论,旨在探究该译本呈现出来的特征,挖掘译本可资借鉴之处,以期对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背景下的典籍英译有所助益。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其一,译本在忠实于原文,保留原文特质的同时,兼顾可读性和时代性,较好实现了原文视域、译者视域和读者视域的融合。其二,为了调和原文视域和读者视域之间的冲突,林戊荪在正文本中采取了灵活的翻译策略并合理安排副文本。引言中必要的文化背景信息搭配正文中简洁的脚注,重要词汇索引搭配便携式小册子,使得译本成为一个良好的整体,这有助于激发读者阅读兴趣和增加经典阅读信心。

晏若兰
“道”与“水”——老子与泰勒斯本原说的比较与汇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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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原说是哲学中最早的问题和形式，不同的本原说传统孕育出不同的哲学思维传统。老子和泰勒斯作为中西方最早提出本原说的哲学家，其本原说思想蕴含着解读中西方哲学不同传统从何而来的基本要素。本文通过对老子和泰勒斯本原说产生的背景、学说的差异进行梳理和汇通，试图将中国和西方哲学中的部分差异性和产生的原因表现出来，并试图探索一条中国哲学在比较哲学中合理的出路。文章通过对老子和泰勒斯本原说的梳理和其本原说中包含的认识论的对比，试图说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中对逻辑的不同见解和对知识提供严格性的共通性基础。本文从老子和泰勒斯本原说的差异进行梳理，以组成的不同逻辑模式和是否是实体性入手，分析了老子道本原说的非概念性和泰勒斯水本原说的概念性。又进行了老子和泰勒斯本原说的汇通，说明了二者本原说中诸多范畴在一定条件下并不是如字面上那样相互对立，而是有着内在转换的可能性的。并进一步探讨了这两种本原说所带来的中西方不同的认识论在实践中的困境，说明了在不同的实践领域，中西方哲学各自的优势。阐述了中国哲学现阶段的发展和向外传播时候所遇到的困境和机遇。反思了在现今的理论与实践中，中国哲学的定位和对中国哲学传统范畴的梳理取舍问题。　　本文第一章简要描述了老子与泰勒斯本原说思想各自对前人思想的继承，以及二者各自对其所面对的问题所做出的不同的反思，旨在勾勒出大的思想历史线索。第二章是本文的重点部分，主要是老子与泰勒斯本原说思想的对比与汇通，第一节着重对二者本原说思想内容进行阐述。第二节着重进行二者本原说的特点进行对比。第三节主要是对二者本原说思想的汇通，通过对二者差异性显著的四个方面来介绍和揭示二者学说本身所蕴含的不能自我解决的矛盾，从而将而二者思想串联起来，通过并列的比较使得中西方本原说在思维和认识上能够达到一种相互理解和相互融汇。第三章主要提出一些中西方比较哲学的几点反思，这些反思主要在方法论方面进行探索与阐述，并试图通过这些反思提出中国哲学在全球化高速跃进的今天，如何为中国文化保留一份真正的灵魂与活力。

解原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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