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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逐与回归（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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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决裂对于贪官酷吏，多一条法就等于多交给他们一条鞭子，而人民又多了一条紧缚在身的绳索。为了表示自己的不合作态度，韩琦、张方平告老还乡。范镇在辞呈上说：“民犹鱼也，财犹水也。养民而尽其财，譬犹养鱼而竭其水也。”又言：“陛下有纳谏之贤，大臣进拒谏之计。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还写咏假山诗，影射王安石：“倏忽平为险，分明假夺真。”司马光在同王安石书信交往几次之后，双方互不退让，终于彻底决裂。尽管神宗一再挽留，并数次对其他大臣讲：只要司马光在他身边，他就不会犯什么大错。但司马光对枢密使一职拒而不受，并给皇帝写信：“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谄附安石者，谓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慝。”一直到神宗驾崩这十五年间，司马光在洛阳闭门不出，倾其全力完成他九年前即已开笔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上述四人，立场趋于守旧，但于苏轼或有大恩，或为至交，且均以节操名世，因此在苏轼的政治倒向上，发生过虽非决定性的，但却不可忽视的影响。韩琦、张方平已为我们所知。即以范镇为例。他与苏轼同为川人，但属长辈。苏轼在《范景仁墓志铭》中载：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把自己反驳韩琦的言论编成文件下达，经门下省（掌管诏令与奏章出纳）时，范镇一一扣留封还。令五下，五次封还。第二年，罢司马光枢密副使，镇接诏，拒不转司马光，再次封还。神宗知镇不可夺，不经门下省，把诏书直接送给司马光，镇为之辞官。退居后，苏轼前去看他，安慰说：王安石对你诋毁愈力，人们便更以你为荣；今天你虽然退下，而名望更高。范镇听了，愀然抢白道：“君子言听计从，消患于未萌，使天下阴受其赐，无智名，无勇功。吾独不得为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宋史》本传）后来他轻装回川旅游，曾吟诗曰：“不学乡人夸驷马，未饶吾祖泛扁舟。”“乡人”指司马相如，司马相如离成都出北门时说：“（将来）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未饶”是“不错过”之意。“吾祖”指范蠡，因为同姓，故称。这一切，都使苏轼为范镇作了自己一生极少作的墓志铭，并称赞他“临大节，决大义，色和而语壮，常欲继之以死，虽在万乘前，无所屈”。苏轼在铭中又说：“熙宁元丰间，士大夫论天下贤者，必曰君实（司马光）、景仁（范镇），其道德风流，足以师表当世。其议论可否，足以荣辱天下。”司马光退居洛阳，建独乐园，园仅五亩。《文昌杂录》载：“北京（今河北大名）留守王宜徽，洛中园宅尤胜。司马公在陋巷，所居才能避风雨，又作地室，读书其间。洛人语曰：‘王家钻天，司马入地。’”苏轼也有诗曰：“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亩园，花竹香而野。”江西高校出版社

洪亮著

2019-03-23
苏轼在徐州写下表忠观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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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王智科表忠观与表忠观碑表忠观，旧址位于杭州西湖龙山（今玉皇山），清代以后称“钱王祠”。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十月，知杭州军州事赵抃有感于前吴越国国王钱镠（liú）家族散布于钱塘、临安两地的三十多座坟庙，已经荒芜不堪，遂报请朝廷，将“妙因院”废寺改建而为“表忠观”，并让观中道士看护钱氏家族坟庙。赵抃的这一做法，正是距此三年前曾任杭州通判的苏轼想做而未能做到的。因此，次年，即元丰元年（1078）八月，表忠观落成之际，赵抃派人前来徐州，请苏轼撰写碑文，此时的苏轼，正在徐州任职，暂时任徐州知州，并掌管当地军队。一代文豪并书法巨擘苏轼愉快地接受了对方的请求。于是，就有了四石八面，共850字的《表忠观碑》。在这件被誉为苏轼“四大名碑”（《表忠观碑》、《丰乐亭记》、《醉翁亭记》、《奎宸阁碑》）之首的书法名迹中，苏轼如实记载了杭州知州赵抃上书朝廷，及皇帝准其所请，并下旨赐将妙因院禅寺改名表忠观的经过。赵抃的上疏中，满怀深情地叙述了吴越国三代四位钱王（武肃王钱镠、文穆王钱元瓘、忠献王钱佐、忠懿王钱俶）在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的五代时期，奉行中原正朔，不失臣节，消弭兵戈，安居黎民，最后纳土归宋的感人事迹，褒扬了历代钱王的功绩，认为钱王家族“有德于斯民甚厚”、“有功于朝廷甚大”，并比照东汉时河西窦融归汉，光武帝刘秀下诏整修其父祖坟茔之例，请求将龙山上废弃的佛寺妙因院改为道观，让钱氏后人中一个名叫自然的道士居住。钱氏家族的坟茔，在钱塘（今杭州）的，交由自然看守；在临安的，交由该县净土寺一个名叫道微的僧人看守。官府供养这一僧一道，以及各自的一名弟子，让他们世代看守、养护钱氏家族的坟庙。朝廷同意了赵抃的请求，下诏恩准：“可，其妙因院赐改名表忠观。”这就是“表忠观”得名的由来。碑文后面，是苏轼自作的一段四言铭文：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龙飞凤舞，萃于临安。笃生异人，绝类离群。奋挺大呼，从者如云。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强弩射潮，江海为东。杀宏诛昌，奄在吴越。金券玉册，虎符龙节。大城其居，包络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岛蛮。岁时归休，以燕父老。晔如神人，玉带球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贝南金。五胡昏乱，罔堪托国。三王相承，以符有德。既获所归，弗谋弗咨。先王之志，我维行之。天祚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孙千亿。帝谓守臣，治其祠坟。毋俾樵牧，愧其后昆。龙山之阳，岿焉斯宫。匪私于钱，惟以劝忠。非忠无君，非孝无亲。凡百有位，视此刻文。表忠观碑文的沧桑经历表忠观碑落成65年后，南宋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宋高宗赵构将自己书写的石经竖立在都城临安太学（今杭州市延安路红楼的位置）的同时，看中了苏轼的《表忠观碑》。经过北宋的元祐党争，苏轼的书法作品被毁无数，《表忠观碑》是硕果仅存的少数东坡书法精品之一。于是高宗下诏将表忠观碑的四块重约三吨的巨石移置到太学内，作为皇帝手书石经的陪衬。守观的钱氏后人虽然极不情愿，但不敢违抗皇帝的圣旨。于是，表忠观碑经历了第一次迁徙。元初，表忠观里的墓被毁，到明代成了一个尚书的墓地。明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表忠观碑随南宋石经迁移到杭州府学（今劳动路杭州碑林），此时，这四块石碑，已是440岁高龄。岁月的侵蚀，使其伤痕累累，但字迹尚清晰可辨。又过了40年，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1557），浙江总督胡宗宪在涌金门外的灵芝废寺（今柳浪闻莺内）重建表忠观，因宋石残泐，杭州郡守陈柯依据原碑，重刻表忠观碑，立于观内右廊。而宋刻旧碑仍在府学。年久宋石湮没，迄今未见明正德以前拓本。明代重建的表忠观内，塑有三代五位钱王（加上忠信王钱倧）的像。因此，清代以后，表忠观即被称为“钱王祠”。又过了180年，清高宗乾隆二年（1737）秋，杭州府学教授余先生和他的好友赵先生查阅了大量文字记载后，确认宋刻表忠观碑仍在府学内，便组织人手，屡次翻掘。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在一处断墙下掘出了两块残碑。两碑已缺下截，每面六行，每行存九至十二字。剔除苔藓后，发现正是失踪多年的宋刻表忠观碑第一石和第四石。失而复得的这两块残碑当然就成了宝贝。到了乾隆五十九年（1794），再次重修的钱王祠落成。钱镠第三十世孙钱泳将这两块宋刻残石从府学名宦祠移置到了钱王祠，列于祠之左廊。民国三十六年（1947），金石学家陈锡钧（伯衡）又在府学旧址颓垣下发现了十片碎石。拼凑到一起后，方知为宋刻表忠观碑之第二石,也移至钱王祠保存。第一、二、四石共存三百四十八字，其中残损四十字。而第三石迄今未发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钱王祠曾作为杭州动物园使用。1977年，新建的杭州动物园落成。钱王祠中的动物迁至新园。钱王祠旧址被辟为聚景园。原祠中大量的碑石悉数遭到碎毁。表忠观碑的宋刻残石，历经整整900年的沧桑岁月后，终于未能逃脱粉身碎骨的厄运。宋刻表忠观碑被碎毁后，只剩下明刻的三块碑石，后被移入杭州碑林。公元2003年，钱王祠重建。明刻表忠观碑复又从杭州碑林移置到钱王祠内至今。《表忠观碑》的历代评价苏轼是一代文豪，列“唐宋八大家”之一。这篇《表忠观碑》，堪称碑文的典范。此碑面世后，即受到广泛的称赞。连他的政敌王安石都说，《表忠观碑》是“三王世家体”，即司马迁《史记》中的“世家”文体。近代文学名家林纾在《古文辞类纂》选评中认为这篇碑文“文极老洁，铭词亦雄警动人。”苏轼又是一代书法巨擘。宋代书法成就最高者，公认的“苏黄米蔡”四家，东坡位居四家之首。关于这篇《表忠观碑》的书法，明代王世贞在《弇州山人稿》中评价：“《表忠观碑》，苏文忠公撰并书，结法不能如《罗池》，老笔亦自婉润可爱。铭词是苏诗之佳者。”清代钱大昕在《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中评价此碑书法“比之蔡君谟，有过之无不及，坡公最用意之作也。”刘正成主编的《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中评价：“从整体上看此碑，由于字形多右耸之故，使得字与字之间显得气韵连贯，方整而不板滞。全碑笔画劲健遒美，颇承唐碑余绪。用笔上，不少地方参以具有鲜明苏字风格的行书笔意……充分地表现出苏轼那种既出于唐人楷法，又不拘于唐人楷法的创造精神。”2000年时，浙江省图书馆将馆藏的宋刻苏轼《表忠观碑》拓本整理出版，以飨广大书法爱好者。在徐州书写的《表忠观碑》，是苏轼楷书的一件代表作，也是中国书法史上的名碑之一。在徐州的文化艺术史上，它无疑是一件弥足珍贵的瑰宝。参考书目：《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苏轼文集》连线时空深读徐州文化·地理每周五出版电话：13952205023邮箱：pcwbzj@163.com

2015-08-07
眉山论“剑”话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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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肖倩林茂春文/图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水赉佑苏轼马劵帖——宋代文人之间的一段佳话李廌，苏门六君子之一。元佑四年（1089）三月十六日，苏轼以龙图阁学士除杭州，朝廷赐以玉鼻骍。四月十五日，苏轼将出守杭州，为鼓励李廌进德修业，奋力上进，把所赐马转赠李奥，并亲笔书写《赠李方叔赐马券》。此事也是宋代文人间的一段佳话。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李永忠苏轼出知定州前后书法活动述略苏轼出知定州前后两年时间里，活动对象有他的书家朋友和其他人士，活动方式包括创作诗文、写信、赠送书法作品、题咏等，苏轼的两件杰作——《太白仙诗卷》和《动听春色赋·中山松醪赋合卷》也于此时诞生。丰富的书法活动夹杂于苏轼当时曲折蹇舛的公私事务，前者具有一定的从动性。不过，从结果来看，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类似于平衡的有机关系。换言之，设若没有那样的书法活动，苏轼精神世界的失衡程度或将不难想象。济南市长清区博物馆馆长马前伟《塔铭》刻石字字如新《塔铭》刻石沉睡于地下900余年，1965年文物工作者在清理长清真相院旧址原存砖塔的塔基时发现。《塔铭》原刻石碑为石灰岩质，长83厘米，宽62.5厘米，厚12.5厘米，石面磨光，铭文为阴刻，楷书，全篇共479字，每字都锋棱如新，无一字残损，是研究苏轼楷书、佛儒交融思想的重要实物资料。此次论坛期间，马前伟先生还带来了石碑拓片与参加论坛的专家学者共赏。故宫博物院馆馆员段莹苏轼《三马图赞》研究据苏轼图赞，《三马图》创作背景是元祐初朝廷擒鬼章之事。苏轼之所以要请李公麟画这样一幅作品，本质上是渊源于新旧党争背景下神宗、哲宗二朝对西北边事立场的变化，而苏轼身处党争中，对西北边事的思考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三马图》的创作正是与此有关。神宗朝主战，哲宗朝主和，苏轼并不赞同朝廷在军事上激进，也反对一味求和退让。苏轼将这一观点融入到了《三马图赞》中。如今，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三马图赞》残卷两段。中国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田振宇苏轼嘉祐时期书法论苏轼书风变化的原因，与苏轼在陕西期间的交游有关。从嘉佑元年讲到治平元年，根据期间苏轼纪年作品《奉喧帖》《眉阳奉侯帖》《丰都帖》及《怀子由诗》原石本、《苏轼章惇楼观题记》《游仙游潭记》《祭伯父挽辞二章》等，可知影响苏轼书法的四大因素：即家学师承，手抄典籍，晋、唐、五代徐浩、李邕、杨凝式等书家的影响，取法颜真卿。在此期间，苏轼书风有了明显变化。西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周康传世苏轼存疑书迹述论苏轼书法的作伪，自宋至清，代不乏人。其中部分伪作由于造伪手段高超，往往令人难以辨别。又由于党禁等历史原因，苏轼传世书迹较为有限，以致部分风格异类的原迹也常被后世误以为伪迹。基于这些因素，目前传世款（传）为苏轼的80余件书迹中，半数以上都是真伪难辨的存疑之作。如《阳羡帖》《昆阳城赋》等4件存疑之作，就其递藏经过、流传版本、存疑原因等方面进行考述，可大致揭示处这些存疑作品在真伪方面存在的部分问题。

肖倩

2019-10-27
苏轼与日照丨白鹤楼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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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军江南武汉有黄鹤楼，处蛇山之巅，临万里长江，自三国东吴黄武二年始建，迄今已近2000年。身为江南三大名楼、天下江山第一楼，历朝历代无数文人墨客登临吟咏，肇端于南朝宋文学家“俊逸鲍参军”鲍照《登黄鹤矶》，盛名于唐开元诗人崔颢《黄鹤楼》，致使诗仙李白搁笔（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一时名满天下、风光无两。江北黄海之滨亦有白鹤楼，位于古密州，今山东省日照市五莲县九仙山南麓。地处深山，名虽不显，但与一代文豪苏轼渊源颇深，文化底蕴亦很丰厚。坐落自九仙山南麓丁家楼子村逶迄西行，有巨石堆积山谷，溪水潺潺，南侧小路上行，有巨石森然而立，长两丈、宽丈余，石顶方而平整，上有九孔，寸余，直线等距排列，乡人云此即白鹤楼之底座或栏杆。石东壁竖刻“白鹤楼”三字，长宽皆十余寸，上款漫漶，下款署“熙宁九年九月”，此即苏轼所题，县志有载。石南壁有明丁耀斗摩崖：“宋熙宁九年，苏轼书于右东，明万历四十年丁耀斗摹此”，亦可为证。缘起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初唐大臣苏味道（文章四友之一）之后。1057年，二十岁的苏轼随其父苏洵、与其弟苏辙进京应试，得主考官欧阳修、小试官梅尧臣的赏识，参加殿试中乙科，赐进士及第（一说赐进士出身），名动京师。正欲大展身手之际，其母程夫人病故，父子三人回乡奔丧。1060年，三苏返京，苏轼历任河南府福昌县主簿、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判登闻鼓院、任直史馆，初登仕途颇顺。1066年，其父苏洵病逝，苏轼与其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守孝期满后的1069年（熙宁二年），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开启变法，其间，包括欧阳修在内的苏轼师友，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同，纷纷被迫离京。熙宁四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弊病，王安石，御史谢景温借风闻奏事之便，上书弹劾苏轼借丁父忧归蜀之机，贩卖私盐、苏木等，苏轼请求出京任职，被授为杭州通判。熙宁七年（1074）四月，王安石第一次罢相，九月，在杭州副市长位置上干了三年的苏轼，调任知密州军州事，主政一方。从江南富庶之地杭州初到密州的苏轼，应该是大吃一惊：久旱无雨、蝗灾频仍、群盗蜂起、民不聊生，好在37岁的苏轼初任主官，踌躇满志，抗旱、祈雨、抚孤、缉盗，妥善应对。熙宁八年十月，经过苏轼一年的治理，蝗灾、旱灾基本消除，盗贼渐绝，其治下的密州出现少有的稳定富庶局面。而且他的仕途再现光明：此年二月，罢相十个月后的王安石虽然再次拜相，但宋神宗与其已有分歧，且王安石的得力助手吕惠卿罢相，知制诰陈襄向宋神宗再次举荐司马光、苏轼等33人。十月，吕惠卿外调知陈州，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严重，新法很难继续推行下去。当月，苏轼再次去常山祭谢求雨成功后，于归途中与随行人员会猎，写下了最早的一首豪放词《江城子·密州出猎》，全词纵情放笔、气概豪迈，报效朝廷、建功立业之情溢于言表。此词“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熙宁九年，王安石多次托病请求离职，二月，长子王雱病故，王安石极度悲痛。八月，京城有消息传来，称苏轼将迁任汝州。汝州相较密州，离汴京更近，也是个好消息。中秋佳节，喜不自胜的苏轼于超然台大醉后，写下了千古奇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借酒以兼怀苏辙之名抒发求为国效力之愿，较《江城子·密州出猎》，更多了理智和谨慎。也正是因为形势向好，加之密州风调雨顺、百姓安居乐业，苏轼更有心情和闲暇寄情山水，卢山、障日山、马耳山都曾亲临并赋词作诗。此年九月，苏轼登临九仙山，留下“白鹤楼”题字。然而好事多磨，原来相传的知汝州改为知河中府，河中府地处军事要冲，按照惯例新任知州需进京面君，也是不错的选择。十月，心情仍不错的苏轼写就《次韵周邠寄雁荡山图二首》，为九仙山留下了“九仙今已压京东”的诗句（二华行观雄陕右，九仙今已压京东。将赴河中，密迩太华，九仙在东武，奇秀不减雁荡也）。同月，王安石第二次罢相，从此离开历史舞台。但苏轼接到的邸报却是：罢密州，徙徐州。幻海沉浮，苏轼最终留下了“真个是超然”“人生如朝露，白发日夜催。弃置当何言，万劫终飞灰”的诗句，挥手作别密州和白鹤楼。湮灭苏轼走后数百年，白鹤楼名不见经传。明洪武二年，起置于隋开皇五年的密州，延续七百余年后被撤。嘉靖进士丁惟宁建石祠于白鹤楼东的丁家楼子村，是为丁公石祠。万历四十年，其子丁耀斗登临白鹤楼，摹苏字于石南，其间，明万历进士、诸城名士王化贞亦做《题白鹤楼》刻于白鹤楼山腰石壁上。丁耀斗摹字时不知是否还有白鹤楼矗立，清康熙七年（1668）郯城大地震，整个鲁南夷为平地，白鹤楼亦不能幸免，从此，世间空留“白鹤楼”三字摩崖。谈薮论楼。此地目前只有苏、丁二人题字和王化贞题诗，凿孔若干。关于其楼有二论，一说苏轼登临此处，见石上有翘檐式玉楼一座，如白鹤亮翅，故应乡人之请，欣然题名“白鹤楼”；一说苏轼于密州修葺超然台后，于此处建白鹤楼，以供登临咏赋、寄情山水。其实，目前国内尚有南北两座白鹤楼。北白鹤楼在辽宁沈阳法库县奚王岭上，相传始建于公元992年（辽圣宗统和十年），后因连年战乱未能竣工，堪称“大辽第一烂尾楼”。史传苏轼之弟苏辙出使辽国，造访白鹤楼故地，想起其兄苏轼曾在九仙山留下过“白鹤楼”的墨宝，见此处山峦起伏、树木葱郁，风光雄浑阔大，不禁赞曰：大辽福地。苏轼两兄弟算是跟白鹤楼有缘。南白鹤楼在福建三明尤溪县城关，又名青晖楼，始建于北宋淳化（990-994）年间，为二进制重檐悬山顶建筑，是一座道观，紧邻朱熹故居南溪书院，也是一处赏荷胜地。品字。苏轼诗、词、书、画俱佳，其书法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诸体皆擅，“白鹤楼”是其早期作品，恰如其门人弟子黄庭坚所评：东坡道人少时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白鹤楼”三字丰腴饱满，字型偏扁，用笔偃卧，确实符合“媚”之风韵。至于后期在黄州期间行书大进，写就“天下第三行书”——《寒食帖》，与东晋王羲之《兰亭序》、唐代颜真卿《祭侄稿》合称为“天下三大行书”，却已是后话了。眉山日报全媒体记者罗端综合《北京日报》《重庆日报》《日照日报》报道

罗端

2023-12-01
在他们的笔下，感受“千古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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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陈俊珺今年迎来600岁的紫禁城，正通过一系列大展庆生。其中，文华殿书画馆展出的“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自开展以来，吸引了大批观众。展览中亮相的78件（套）文物，不仅包括苏洵、苏辙、王安石、米芾、黄庭坚、欧阳修等大家的作品，更有苏轼的传世真迹。他写给友人的信、题在画上的字，距今已有千年，但见字如面，笔墨背后透出的喜怒哀乐、人生况味依然能感染现代观众。一蓑烟雨任平生历史上，有多位画家描绘过苏轼的形象，最为人所熟知的，要属他的“粉丝”元代大画家赵孟頫在《前后赤壁赋》中所画的苏东坡小像，以及晚明清初画家陈洪绶《隐居十六观》中的苏轼形象。在此次故宫举办的苏轼主题书画特展中，明代书画家朱之蕃所绘的《临李公麟画苏轼像轴》首次公开亮相。画中的苏轼头戴斗笠，脚踩木屐，十分生动。据故宫博物院书画部馆员郁文韬介绍，苏轼晚年被贬海南时，曾在访友途中遇到一场雨，他向农人借来斗笠与木屐，农人争相笑看，而苏轼却十分坦然，那份“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跃然图上。苏轼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巨人”之一，他在文、诗、词、书、画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造诣。苏轼有天纵之才，却命运坎坷，他的一生随着北宋动荡的政局而起起伏伏。20岁那年，苏轼离开家乡四川随父进京赶考，他的文章深得主考官欧阳修的青睐，获赞“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苏轼获得的第一个正式官职是陕西凤翔签判，此后在密州、徐州、湖州等地做官。42岁时，“乌台诗案”的爆发彻底改变了苏轼的人生，他被捕入狱，又被贬黄州。在那里，他写下了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的《寒食帖》，又名《黄州寒食诗帖》。诗句沉郁苍凉又不失旷达，书法通篇起伏跌宕，气势奔放。正如黄庭坚在诗后所跋：“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黄庭坚将苏轼的书法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年姿媚、中年圆劲、晚年沉着。他的早期代表作为《治平帖卷》，中年代表作则为《黄州寒食诗帖》。离开黄州几年后，苏轼再度获得升迁，在京城任中书舍人，后又升至翰林学士，迎来了人生的巅峰时期。然而到了人生的最后十年，他又被贬惠州、儋州。65岁时，皇帝大赦，苏轼得以奉召重回中原，在长达一年的北归途中，他染上了瘴毒，最终在常州逝世。《苏轼十讲》作者、复旦大学中文系朱刚教授认为，尽管苏轼遭遇了人世间的诸多不平，在仕途中屡屡受到打击，但他的内心依然深爱人间，他的诗、书、画是他为生活唱出的赞歌。见字如面，惺惺相惜在此次展览中，虽未见《寒食帖》的真迹，但也有多件珍贵的苏轼手迹亮相，包括《新岁展庆帖》《人来得书帖》《题王诜诗词帖页》《三马图赞并引残卷》《治平帖卷》《归院帖卷》《春中帖页》等。此外还有一批苏轼师友的作品以及后世书法家所书写的苏轼诗文作品。苏轼生活的北宋时代，是文化巨匠辈出的时代。与他有着深入交往的前辈如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等人，都是文史大家。而他的门生以及友人如黄庭坚、秦观、米芾、李公麟、王诜等人，也都是宋代文化星空中的璀璨之星。汉学家包华石教授曾说，宋代的文明在很多方面都显露出现代社会的特征。阅读苏轼与前辈、友人之间的书信，不难发现他的文字有一种超越时代的魅力。他是宋人，却极其现代。尽管隔着千年的时光，但见字如面，笔墨背后透出的喜怒哀乐、人生况味依然能感染当代观众。此次展出的《新岁展庆帖》《人来得书帖》是苏轼写给好友陈季常的书信，因长期被共同保存而合装为一卷，是反映其交游的名作。据文献记载，《新岁展庆帖》作于苏轼44岁那年，他于信中相约陈季常与李常于上元时在黄州相会。《人来得书帖》则是苏轼为陈季常的哥哥伯诚之死而慰问陈季常所作。此二帖下笔自然流畅、劲媚秀逸，精心用意，是苏轼的书法由早年步入中年的佳作。陈季常的名字或许令许多人感到陌生，但“河东狮吼”却是家喻户晓。这句成语就出自苏轼写给陈季常的一首诗：“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龙丘居士就是陈季常，柳氏是他的妻子，乃河东的名门望族，“狮子吼”来源于佛教，有宏大威严的意思。这句诗的本意是否为苏东坡在戏谑陈季常惧内、柳氏为悍妇，后人的理解并不一致。但“河东狮吼”作为悍妻发威的意思流传至今。陈季常也因这首戏谑之作成了中国“怕老婆”第一人。苏轼在绘画方面的审美能力，被认为是一代天才。他对吴道子与李公麟两位画家可谓情有独钟。苏轼曾写过一篇《四菩萨阁记》，详细记载了他花费十万钱，购得吴道子四版绘画真迹的事。而对于被誉为“宋画第一人”的李公麟，他给出了极高的评价：“龙眠胸中有千驷，不唯画肉兼画骨。”此次展出的《三马图赞并引残卷》让人充分感受到他与李公麟之间的惺惺相惜。《三马图》是苏轼请李公麟所画。他非常喜欢这幅作品，甚至在被贬惠州时还随身带着这件宝贝。苏轼在欣赏这幅画时题下了长跋，即《三马图赞》。苏轼等人的跋与李公麟的画本为一卷，原为清宫旧藏，因流散出宫而被人撕毁，现藏故宫博物院的两段残卷十分珍贵。苏轼的《题王诜诗词帖页》与王诜的《渔村小雪图卷》也是一段佳话。王诜是苏轼的至交，两人可谓难兄难弟。王诜本是驸马，却因乌台诗案受到苏轼的牵连被贬。他同时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山水画家，《渔村小雪图卷》是其难得的传世之作。这件作品充分体现了文人逸士向往的山林隐逸生活，是北宋文人画“诗画一律”“得之于象外”的典范之作。苏轼的《题王诜诗词帖页》用笔浑厚遒劲，行文充满感情色彩，一看便知是为知己而作。“世间何来墨竹”苏轼的书法以及艺术鉴赏水准无疑是一流的，他自己的绘画也是独树一帜，并对中国绘画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可惜其传世且可靠的绘画作品少之又少，只有现存中国美术馆的《潇湘竹石图》和几年前拍出天价的《枯木怪石图》。尽管此次展览没有苏轼的绘画真迹亮相，但了解他的绘画对于理解其艺术理念极为重要。苏轼爱画墨竹、树石，也画山水、人物，甚至还画草虫、禽鸟等。除墨竹一种外，苏东坡的绘画都没有师承。他能够自出新意，独树一帜，靠的是天赋、修养、意趣与襟怀。苏东坡作画的速度很快，且常在酒后。他画画追求“大抵写意，不求形似”，笔下的墨竹有时会一根通天。好友米芾问他：“为什么不分节？”他答：“竹子也不是逐节生长的。”他还曾用朱笔画竹。有人问：“天下哪有红竹？”他就反问：“世间何来墨竹？”苏轼画画显然不是为了描摹景物，再现自然，他是在“醉时吐出胸中墨”，借物抒怀。他孜孜追求的是物我交融、物我合一。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邵仄炯副教授认为，在苏轼生活的北宋年代，中国画的技能、品类经历了晋唐五代的传承，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备。宋代绘画以格物之精神搜妙创真，将中国画的写真发挥得淋漓尽致。自苏轼开始，文人不仅通过诗赋、文章、书法来抒发情感、完善人格，绘画也成了一种重要的表达手段。苏轼、米芾倡导的士人画后称文人画。文人画不是简单的文人和画的组合，而是以创意风格和独立的精神体现出了中国文化的高度。以苏轼为首的文人画家转变了宋画写真精工的院体格局，找到了文人表达心性与自由的新语汇，中国画从此有了写真和写意的双翼，得以自由地翱翔。苏轼倡导的文人画不是古木、竹石或梅兰竹菊的不断重复，也不仅是在画上题字赋诗，而是以一种前卫的精神、创意的方式来抵御保守和僵化的思维，从而保持艺术的纯粹与生机。

陈俊珺

2020-10-16
古今“外号”谁最多众人齐指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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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因为他太有名了，不只是宋朝人，就是后人也经常会给他起一个外号，有研究者粗略统计过，苏轼一个人就有差不多七十个称谓。常山赵子龙放在唐朝，应该称其为赵常山，就像韩愈的韩昌黎（郡望），柳宗元的柳河东（籍贯）。要是在宋朝，估计就该是赵一身是胆或者赵长坂坡了。此处参见欧阳修的醉翁和苏轼的苏东坡。不过，宋朝士大夫轻视武夫，不是什么文化人的赵云不管他长得帅不帅，他的外号很可能只是叫做赵大枪。宋朝的史料中，使铁锏的就叫张铁锏（张玉），而更多的是郑大刀、刘大刀等，连完整的名字都没留下。而文人士大夫，那外号可就多了，外号不算是什么贬义，包含了别号、自称、绰号等等。尤其是苏轼，他太有名了，不只是宋朝人，就是后人也经常会给他起一个外号，有研究者粗略统计过，苏轼一个人就有差不多七十个称谓。唐宋文人“外号”很多由作品而来和李白杜甫等一个时代乃至后来的诗家们都挺无奈的，因为诗仙诗圣连诗鬼都有了，甚至还有“诗天子”，所以关于褒美的文人雅号只能另辟蹊跷。既然夸不了那么神圣高大上的，就从夸其作品这小处着手吧。“长笛一声人倚楼”，作者赵嘏就被称为“赵倚楼”。郑谷则因为一首《鹧鸪》而成了“郑鹧鸪”。韦庄有名作《秦妇吟》，所以被称为韦秦妇？不是，是“秦妇吟秀才”，感觉作品比人有名似的。唐朝有雅号总结了文人的诗作特点的。比如“许浑千首湿”。就因为他的诗中多写水。而初唐四杰中，一篇檄文让武则天呼头疼的骆宾王，因为他的文作中特别喜欢用数字表达，所以被称为“算博士”。另一位杨炯，这个雅号就不太雅，“点鬼簿”，意思是说他的诗里，总用一堆死去的古人名作排比句。乾隆这个十全老人能写诗吧，估计比不上唐朝末期的诗人王仁裕，王诗人写诗写了一万首，人称—“诗窑”，就是诗歌也能批量生产的意思。通常来说，唐宋文人还是愿意别人用自家的得意诗作来雅称自己的。张先的词《一丛花》中有：“沉恨细思，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欧阳修非常喜爱，当张先登门造访时，欧阳修就称他为“桃杏嫁东风郎中”（当时张的官职为郎中）。苏东坡给弟子秦观起外号“山抹徽云君”，出自秦观的“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秦观的女婿叫范元实，一次酒宴上，有人问他能解曲不，范元实颇为骄傲地回答：我是山抹微云君的女婿，你说我能不会吗。再看看宋朝其他名作。“试问闲愁都几许？”一首青玉案成就了贺铸贺梅子。“只寄得相思一点。”张炎作《孤雁》词被称为“张孤雁”。无独有偶，鲍当作《孤雁》诗，就成了“鲍孤雁”。而张炎还有“回首池塘青欲遍，绝似梦中芳草。”词咏春水，又得名“张春水”。大宋朝还有位“红杏尚书”——宋祁。“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就是他的名作，所以被冠以红杏之名。六大家的“外号”都有啥？宋祁曾与欧阳修合著《新唐书》，有人说“红杏尚书”就是欧阳修送给他的。欧阳修起的名都挺怪，自己不到四十，就自称“醉翁”，送给写下范仲淹一个外号是“穷塞主”，其理由是：“范文正公守边日，作《渔家傲》乐歌数阕，皆以‘塞下秋来’为首句，颇述边镇之劳苦。欧阳公尝呼为穷塞主之词。”欧阳修的别称比较单调，醉翁之外就是他另一自号“六一居士”，别人因此尊称他为“六一老”或“六一翁”。和欧阳修岁数差不了多少的苏洵，《三字经》里称他“苏老泉”。不过，和苏轼时代最近的叶梦得早就说了，苏东坡晚年自号老泉山人。所以还是“老苏”算是苏洵的专用别称了。苏辙的话，肯定是“子由”了。宠弟狂魔苏轼笔下出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子由”，也就是苏辙的字。曾巩确实是八大家里比较透明的，算得上别名的就是“曾南丰”了，和柳宗元被称“柳河东”一样，南丰是曾巩老家。王安石的别称和他的政治立场有关。“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是为“三不足”，王安石也被称为“三不足相公”。不过这三不足是他的政敌总结的，王安石自己不承认说过。还有个“拗相公”也是说王安石锐意变法，时有独断专行，固执己见。王安石还有个自号就是“半山”。古代文人在名和字之外常有“号”。赵匡胤也有个号，叫“铁衣士”，大概是表扬自己一条齐眉棍打下四十军州。宋徽宗则自号“教主道君皇帝”，结果这位有道明君被金人带去“北狩”了。宋徽宗还曾下旨从文化上消灭已死二年的苏轼，“天下碑碣榜额，系东坡书撰者，并一例除毁。”不过，外号就有七十来个的苏轼身后名岂是一个亡国皇帝能毁掉的。苏轼的别号你知道有多少？因为数量众多且五花八门，所以从苏轼的这些称谓可以看成古代文人别号的来源的分类汇总。古代文人的称谓主要有名、字、号、斋、排行等几大类型。古人的字、号、斋，是所有人都可以直呼的，只不过晚辈们，往往会加上“公”“翁”等，表示对其的尊重。首先看自称也就是号。苏轼自号东坡居士，是因为仰慕白居易，所以也将自己在黄州种的地命名为白居易诗中的东坡。也就有了他自称过的东坡老、东坡病叟、东坡翁。而东坡旁筑玉堂，他又自号“玉堂仙”。苏轼儒释道都有涉及，所以又曾自号铁冠道人和戒和尚。从海南岛被赦免后，苏轼被任命管理成都玉局观，他就又自称“玉局老”。因为老家是四川眉山，他也曾自号“眉阳居士”，而苏氏祖坟旁有一老翁泉，所以他又自号“老泉山人”。再者就是古人常常以姓加上籍贯或任官地为别称。因为老家是眉山，所以苏轼被称为“眉山公”“苏眉州”和“苏眉阳”。而根据他的任官地，就有“苏杭州”“苏徐州”等等了。就连他被贬之地，也成了他的称谓，如“苏黄州”“苏儋州”。还有就是加官职也是别称的一种，比如“苏太史”“苏礼部”等，比较有特点的是“苏贤良”，这个不是说他的品行。而是苏轼曾应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此科非常难考取，北宋直到苏轼时，考入优等的，也不过两人。再有的就是朋友们给他起的绰号和后人们对他的尊称了。这就包括长帽翁、秃鬓翁、白发兄、笠履翁、苏大胡子等。“长帽翁”是因他喜欢戴高高的长帽。“笠展翁”，则是因为他喜欢戴斗笠、登木屐、执手杖。晚辈后人尊称则有“坡仙”“苏仙”“苏公”“坡公”或“坡老”等。其他的还有狂副使、老农夫、雪浪翁、苏端明、西湖长、白发兄、香案吏、思无邪斋、德有邻室、毗陵先生、髯苏、髯公、髯翁、文星、奎宿、妙喜老人等。当然更高档的是“诗神”“词圣”，而最正式的尊称就是带上苏轼的谥号了，也就是称其苏文忠公。司马光和王安石的外号都是苏轼起的文忠这个仅次于“文”和“文正”的文臣谥号是南宋高宗给苏轼的，而在苏轼活着的时候，虽然文学上被皇帝们喜爱，但是却一直没给他施展政治抱负的舞台，甚至为了苦其心志，越贬越远。当然这与苏轼在政见上不肯与任何人妥协有关。像曾巩那样不妥协也不吭声也没关系，苏轼却是深得韩愈“不平则鸣”的真传，看不顺眼就要表态。就说起外号这事，司马光和王安石代表旧党新党争得热火朝天的。司马光说王安石是“拗相公”。本是旧党阵营的苏轼就说司马光你也差不多，就是一犟“司马牛”。转过头又给王安石起外号——“三不足”。等旧党获胜了，苏轼又给司马光起了个外号——“鳖厮踢”，鳖就是甲鱼，遇到事就知道往泥里钻，而钻的时候腿总是小腿乱踢，苏轼的意思就是说司马光固执得可笑。苏轼和朋友在一起更是火力全开。有个研究历史的叫刘贡父，因为生病，眉毛快掉光了，而且鼻梁也断了。喝喝酒苏轼就引用了刘邦的大风歌来说刘贡父，“大风起兮眉飞扬，安得壮士兮守鼻梁”，刘贡父此后就有外号“刘眉飞扬”。河东狮吼也是苏轼这传出来的，就为了笑话他朋友陈季常是个“妻管严”。说他媳妇一喊，陈季常拐棍都拿不住了。对自己家人，苏轼也不客气，他叫他二儿子“长头儿”。就是脸长，当然这个该是遗传吧。呵呵。一笑。此处非敷衍，而是苏轼书信中挺喜欢写“呵呵”的。在写了“老夫聊发少年狂”那首《江城子》后，苏轼给朋友写信，“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傲娇之气跃然纸上，令人不禁莞尔。“今天教你做一道汤，做好后喊你媳妇一起吃，呵呵”。“我只要睡舒服了，写东西那才叫顺溜，呵呵”。不知道称他“苏呵呵”会不会被他的粉丝打死。林语堂曾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辽沈晚报主任记者李振村

2020-12-29
郑州东西大街写满古都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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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铁成中国老城一般都有东西大街，这与皇权政治格局下的城市规划有关。古代皇权至高无上，皇权下的各级衙门也很威严。为彰显其尊，各城市衙门大都位居城市中心位置的北部，衙门前辟有直通南城门的通衢大道——衙前街，这条大街与通往东西城门的东西大道十字相交，奠定城内交通骨架。十字街口东面为东大街，西面为西大街，作为城市的主干大街，东西大街居民不是望族大户，便是名门世家，大都有着悠远的故事。郑州也有一条这样的东西大街，它历史悠久，居住于此的名人众多，史迹纷繁。这条东西大街，给我们留下许多历史文化传奇。◎老街穿越数千年郑州老城始建于3600年前的商代，是作为商王朝的开国之都规划建设的。作为都城，它体现了那个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最高成就。今天的考古发现，为我们重现了当年的辉煌。郑州商代王都有宫城、内城、郭城三重城池，如果加上城郊的聚落，其面积在160平方公里左右。“它是世界上同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市。”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李维明认为。郑州商城布局经精心规划，宫城居中，在今天郑州紫荆山路与东里路西里路一带，是商王起居临朝之所，今日地下仍埋藏有宫城城墙和重重叠叠的宫殿遗址。内城围绕宫城而修，是黎民百姓安身生活之处，内城的雄伟城墙今日仍屹立于地面之上，它就是今天看到的商代城墙遗址。郭城环绕内城而建，郭城城墙已湮没于地下。郭城是生产陶器、骨器、铜器等各类商品的作坊区。3100年前，周王朝灭商后，派了最强悍的姬鲜（又名管叔、周武王之弟）来到郑州这个商朝旧都建了管国，坐镇监管商王朝旧族。由于对权力的觊觎，姬鲜与商的旧族结盟反周，管国被周朝中央政府灭掉。此后很长一段时期，此地风光不再。等到秦汉实行郡县制，郑州古城才再度充当地方政权所在地。因为商王朝构建城池太庞大，人们只把商城遗址中内城的三分之二，作为郡县级政府辖区使用，这也奠定了此后2000余年郑州古城的规模。今天，在城北路南侧，还能见到残剩的汉代城墙遗迹。商代郑州古城已形成网格式道路，内城墙上现存11个缺口，应为城门，它们与城内各条道路相连。随后各朝代也大抵如是。今日郑州老城的东西大街也分别对应着东西城墙上的缺口。不同时期东西大街有过不同名字，但它从地理位置上，始终未偏离郑州老城的东大街西大街一带。这条老街，从商代铺就，人们一走便是3600年。◎西门之野兄弟情古代郑州东西大街，是贯穿于东西城门之间的通衢大道。起止点就是东西两城门。西城门今已不存，其所在地，是现在的西大街与南北顺城街交汇处。东城门尚有遗址留存。从西城门所在地再向西300米左右，是著名的二七广场，也是当下的西大街起始点。也就是说，现在的西大街，比古代的西大街延长了一段。二七广场是郑州地标，又被称为郑州会客厅，是郑州东西大街上一处重要所在。现在的二七广场上，屹立着雄伟的二七纪念塔，现代建筑鳞次栉比，各类庆典庆祝活动接二连三。它的热闹繁华，每天都吸引着数万郑州市民和游客前来游玩。百年以前，二七广场是另一副模样。那时，它是郑州西城门外的郊野，波光粼粼的金水河从西边蜿蜒流至此处，拐弯绕老城西北角向东流去，金水河上建有长春桥（1939年左右被毁）。郑州通往洛阳的官道，是从西城门出来由此过长春桥，过桥之后便是连绵起伏的田野沙岗。20世纪初京汉铁路和陇海铁路修筑，郑州火车站在长春桥西南方落成，作为现代交通驿站与老城的连接之地，长春桥一带开始繁华，先是德化商业街的开埠，再是老坟岗形成了娱乐大世界，再后来金水河两岸汇聚了众多商家，这里开始成为郑州的商业中心。商业中心的形成，使长春桥一带日益拥挤不堪，金水河也频频添乱，年年发水，商家屡遭水患，河水还冲进西城门，淹了城内街道。1939年10月，人们将金水河改道，从郑州西郊菜王村开挖新渠，引导它从郑州北部绕城而过，彻底解除了水患威胁。1949年后，在长春桥旧址上修建了有中心花坛的广场，建起了二七纪念塔，这就是现在的二七广场。二七广场记载着中国现代史上波澜壮阔的一幕。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为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压迫剥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工人领袖司文德、汪胜友在此壮烈牺牲，激励了全国反帝反封建斗争。为纪念英烈，1971年建成了雄伟的二七纪念塔。2006年，二七纪念塔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至今日，它一直是全国最年轻的“国保”。如今叫老坟岗的这块地方，清代还是沙岗连绵的所在。这里，见证着宋代大文学家苏轼、苏辙兄弟情深的故事。宋嘉祐六年(1061)，苏轼自开封外派凤翔签判，苏辙留京侍奉老父。苏辙从开封送兄嫂送到郑州，又从郑州城内送到了西城门外旷野，一口气送了一百多里，两人才挥泪作别。苏轼登高坡目送弟弟渐行渐远，聚散无常的感伤涌上心头，遂写下名作《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不饮胡为醉兀兀，此心已逐归鞍发。归人犹自念庭帏，今我何以慰寂寞。登高回首坡垅隔，但见乌帽出复没。苦寒念尔衣裘薄，独骑瘦马踏残月。路人行歌居人乐，童仆怪我苦凄恻。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这是苏轼写给苏辙的最早的一篇传世之作，将深厚的兄弟情感定格在郑州西门之野。◎历史深处夕阳楼今天的西大街与南北顺城街交会处，曾是郑州老城西城门所在地。站在这一交会处，历史上曾经高大巍峨的西城门今已荡然无存。唯西城门南侧两三百米左右，还能看到残存的夯土城墙和西南城角的高大城台。城台下立有碑记，碑文名《夕阳楼遗址碑记》，是郑州市政府于2014年10月16日所立。碑记确认：李商隐诗中所描绘的夕阳楼，应在此处城墙上。古代郑州老城像中国所有城池一样，明之前是黄土夯筑。到了明崇祯年间郑州老城开始砖砌城池，使得城池固若金汤。明代的郑州老城西城门楼，高大巍峨，歇山重檐，上悬“西维禹甸”巨匾，很是壮观。1927年，冯玉祥主政郑州，强力推进城市改造，他先是设立郑州市，开中原设市先河，又大建图书馆、体育场、医院、道路等市政设施，还广建平民所，安置流民。由于缺乏建材，冯玉祥打起了郑州老城城砖的主意，一声令下，短短九天，经营了数百年的郑州老城砖城墙瞬间拆完，700多万块城砖被拉去修了建筑，铺了马路，连郑州西城墙外的护城河，也被填平修成了南北顺城街。而西城门楼何时毁弃，并无记载。夕阳楼始建于北魏，唐代与鹳雀楼、黄鹤楼等并称天下八大名楼。与别的名楼不同的是，郑州夕阳楼是建在城墙之上的，这使它更显雄伟壮观。唐大和九年（835年）暮春，居住在郑州东西大街上的李商隐独自穿街过巷，登上西城门，沿西城墙攀上夕阳楼。已两次进士落第的他，顿挫之际，登楼望远，舒缓愁绪。远眺茫茫山色和滔滔大河，近观城内奔波的人流，壮志难酬的李商隐挥笔写下《夕阳楼》：“花明柳暗绕天愁，上尽重城更上楼。欲问孤鸿向何处，不知身世自悠悠。”诗作沉郁真挚，成为抒怀的经典之作。一楼一人一诗，李商隐定格了一幅流传千古的诗境。从此，夕阳楼住进了人们的心中，成为抵达郑州人追寻的文化地标。◎十字街上多名门从西城门沿西大街东行不到一公里，便到了东西大街与管城街、南大街交会处，这是郑州老城的中心，人们叫它十字街儿。管城街过去叫衙前街，也曾叫市府前街，今天为管城区政府所在地。过去的十字街儿是郑州最繁华的地方，也是名门望族聚集之处，以它为中心的四条大街上一字排开住的尽是大家，唐代诗人李商隐、李益，宋代大将王德用、建筑大师李诫、文坛盟主周必大，明代忠烈魏尚贤，清代抗英名将沙春元等均曾居于此。这些街上曾经拥有很多大院，东西大街的李家大院、刘家大院、魏家大院、沙家大院、王家大院，南大街的陈家大院、荆家大院等等，各类大院占地甚广，周边会诞生些专属的小街巷小胡同，如魏家胡同、刘家胡同等等。可惜这些大院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旧城改造消失了。为留住记忆，有关部门在今天的十字街儿东北角，在魏家大院旧址处建了一座民居大门牌楼，牌楼匾额刻着著名诗人贺敬之所书的“魏巍故里”。魏家先祖是明代通政使魏尚贤，他秉性刚直，为人正派。在担任保定地方官时，以其所积粮饷赈济灾民，受人称颂。当时权倾天下的阉党魏忠贤，以同宗欲与魏尚贤联为一谱，魏尚贤痛恨阉党，婉拒联谱后辞官回郑。昔年的魏家大院坐北朝南，占地近百亩，为三进七跨六胡同建筑群，前有牌楼后有花园，布局严谨，为中原民居经典。魏氏门风朴素，治家严谨，名人辈出，当代著名作家魏巍、豫剧大家魏云、名老中医魏清波等为其代表。◎故事绵长东大街从十字街向东，便是通往东城门的东大街，经过多年脱胎换骨的改造，老街风貌已不存，但这条街上还保存着郑州老城许多的历史元素。东大街中段塔湾巷子深处，坐落着郑州城隍庙。城隍是人们信仰祭祀的城池保护神。郑州与城隍文化渊源很深。汉代，刘邦在郑州荥阳被项羽围困，属下纪信挺身而出，舍身诳楚，保刘邦出逃和荥阳全城平安。纪信义举被人们崇仰，尊为城隍，被全国多座城隍庙祭祀。郑州城隍庙是中原地区保存最完好的明清城隍庙建筑群，布局严整，建筑精美，尤其是戏楼，玲珑精致，被列入“国保”。东大街东段路北侧，是郑州文庙所在，这也是一处国保单位。院落不大，历史却很悠久。史载，郑州文庙建于东汉永平年间，考古工作者曾在院内发现汉代水井，证实这是全国建造最早的文庙之一。庙内的大成殿是清代建筑，其悬山为琉璃博风悬鱼，精美异常。文庙东边，坐落着郑州老城东门遗址，也是东西大街的东起点。东门遗址南北两侧地面上，还屹立着商代内城东城墙遗存。在这一段遗存上，为展示郑州商代王都的辉煌文明，文物部门依据考古研究成果，对城墙进行了展示性修复，修复后的城墙，高10米，宽20米，再现了商代王都的恢弘气象。看到雄伟的城墙建筑，不禁让人想起宋代家居东大街上的建筑大师李诫。他留下了一部中国古代建筑百科全书《营造法式》，这是中国古代建筑设计与艺术的巅峰之作。现代社会中，李诫被尊为中国古建界的祖师爷，是享誉国内外的伟大建筑学家。2010年，在李诫去世九百周年之际，郑州相关部门在东门商代城墙广场上，建起了李诫故里纪念碑。如今，高大的商代夯土城墙，与汉白玉构筑的宋代形制的李诫故里纪念碑，相依矗立在东大街东城门旁，一同讲述着古都郑州的故事，这故事悠远绵长，余音绕梁。

阎铁成

2020-11-27
苏轼与荆州的一面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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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鱼荆州，天下名郡，临江而立，水路通达，自古繁盛。县志记载：“列肆则百货充韧，津头则万舫鳞集。”便利的交通，使之商贾云集，迁客骚人多会与此，歌咏吟唱，留下诗篇无数。唐代的李白、杜甫、刘禹锡；宋代的陆游、范成大都曾驻足于此留下美好诗篇。苏轼一生宦海飘流，转徙南北，但却始终无缘荆州。一生之中，只在荆州停留不过十日，留下五律《荆州》十首。然观其一生，荆州却是苏轼一生重要的节点，900多年前，荆州古城见证了这位意气风发的青年才俊从荆州扬鞭启程，开始了他誉满天下却也颠沛流离的人生。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正月，22岁的苏轼高中进士，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深受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赏识，认为日后“必将名重于世”，并把苏轼推荐给朝中大佬文彦博、富弼、韩琦等人，一时名动京师，人人争与结识。此时苏轼可为春风得意，踌躇满志，龙入大海，正是腾挪之时。然天有不测风云，四月八日，苏轼之母程夫人病故，苏轼随父回蜀奔丧。嘉佑四年（1059年），苏轼服母丧期满，当年十月，苏轼与父苏洵、弟苏辙启程还朝，从眉山登舟，经嘉州（乐山）、忠州（忠县）、出三峡，一路向东。由于母丧已满，悲伤渐消，可以想象，此时的苏轼心情应该不错，一路饱览江边胜景。书中记载：父子三人趁“舟中无事，博奕饮酒”，你唱我和，写下百余首诗篇，结集谓之《南行集》。就这样，苏轼与父亲和弟弟一路流连诗酒，优哉游哉，于十二月底，来到荆州。苏轼一行来到荆州，并未立即前行，而是停留了数日。史料记载，苏轼当于腊月底到荆州，此时临近春节，也许老苏一家不想在颠簸途中迎接新年，也许是在等待官车耽误了时日，总之，苏轼一家在荆州盘桓数日，于正月初五启程赶往大宋的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饱读诗书、通晓古今的苏轼，第一次来到这么一座历史悠久、充满故事的古城，其心情激动可想而知。“野市分獐闹，官帆过渡迟”的繁华胜景，“游人多问卜，伧叟尽携龟”的荆楚风情，让苏轼新奇而倍感兴奋。“南方旧战国，惨澹意犹存。慷慨因刘表，凄凉为屈原。”他拜祭了关公祠，登临古城墙，游览了传说中屈原的故居江渎宫，凭吊了已成陈迹的章华台，豫章冈上眺望无边楚地，苍茫万顷。想到坐拥荆襄九郡的刘景升，心中油然而生报效国家的英雄气概，想到抱石沉江的屈大夫，又不禁为其感到愤慨凄凉。“残腊多风雪，荆人重岁时。”嘉祐四年腊月底，冬日的荆州雪花飘飘，特别注重春节的荆州充满了“年”的味道，听着辞岁的爆竹，看着青石巷中嬉戏的儿童，苏轼想起了家乡眉山，想起了千里外的汴京，在荆州某处的馆驿里，苏轼和他的父亲、弟弟把酒言欢，辞旧迎新，度过了一个温暖又有点忧伤的新年。“柳门京国道，驱马及春阳。”嘉佑五年正月初五，春阳暖暖，榆钱微吐，柳烟隐约，官道两旁芳草依依，在荆州停留近十日的苏轼一家从荆州的大北门启程，走旱路奔往北宋的经济文化政治中心，也是苏轼心中一展抱负之地——汴京，开始了他宠辱浮沉，转徙四方的游宦生涯，同时也开始他作为中国历史上不世出的集诗人、词人、散文家、书法家、画家于一身的伟大传奇。

2015-12-04
民本，苏轼的精神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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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新民统筹/张瑾■编者按在梦幻光影中与一千年前的徐州知州“对话”,3月30日，大型湖岛实景演出《彭城风华》在云龙湖华丽亮相，让游人在诗情画境中，重温苏轼在徐州的历史。自古以来，富有才情的苏轼拥趸众多，除了他才高八斗的文采，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特约研究员徐新民认为，苏轼文化的精神之“魂”，在于他的民本思想。今年89岁的徐新民退休前是徐州市教育局教研室特级教师，75岁投身苏轼文化研究，迄今已出版和结集多部苏轼论著。近日他又撰新文，与读者分享他对苏轼民本思想的阐释。苏轼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在世人心中，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大文豪，是继欧阳修之后的宋代文坛领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但却往往淡化甚至忽视了他在政治上的民本理论和民本实践。其实，他的民本理论和民本实践是中国民本思想及其实践的集大成者，代表着中国人民几千年来为之奋斗的梦想，其价值不亚于他的文学价值。最值得一提的是，他提出了“民主君从”的思想。宋嘉祐六年（1061年），26岁的苏轼在宋仁宗亲自主持的选拔国家高级干部的“应制科考试”中提出：“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这是苏轼民本思想的经典代表之言。意思是：天下是人民的，而不是君主的。君主是人民让他来为人民办事的。苏轼还在《策断》中提出人民对于国家“实执存亡之权”。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敢当着皇帝的面提出这样观点，可谓大智、大仁、大勇，难能可贵。宋仁宗不仅没有责怪苏轼，反而回到后宫对曹皇后夸赞说：“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也。”这说明在宋仁宗眼中，苏轼是具备当宰相条件的。宋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22岁时，在参加科举考试期间撰写的《策略五》中警告仁宗皇帝表面上“安如太山”，实际上却“危而为累卵”，稍有风吹草动，累卵就会坍塌。宋熙宁四年（1070年）苏轼36岁时，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连用三个比喻：“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灯之有膏，鱼之有水。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人主失人心则亡。”他还在许多奏状中大胆直言，实事求是，为民请命，表现出苏轼是一个无私无畏的“民本主义者”。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评价苏轼：“三代以下诗人，无过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子瞻者，就是苏轼。苏轼是继李白、杜甫之后成就最大、影响最深远的百科全书式的大文豪。清代人编选的《古文观止》收自东周至明代的文章222篇，大都是中国古代文化宝藏中一篇篇璀璨夺目、百读不厌的瑰宝，其中苏轼一人就被选入17篇。苏东坡名传天下，至今不衰。2000年法国《世界报》在庆祝新千年到来之际，评选了在公元1000年前后生活过的12位贡献突出、出类拔萃的重要人物为“千年英雄”，苏轼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人。苏轼，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的；不仅在古代，而且在当代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坚守民本主义，情系百姓苏轼的一生，成果累累，从创作数量看，共73卷4800多篇文章，2700多首诗、300多首词，200多万字；从内容上看，批判王安石变法、上书皇帝奏状、史论、策问、序文、书信等，大都是为民请命的讽谏和访贫问苦的调查报告。苏轼的政治命运与王安石变法密不可分，这是评价苏轼无法绕开的问题。他一生五次在朝，三请外放，三次被贬，主动放弃在朝晋升高官乃至宰相的机会。他的一系列奏折和文论、史评与宋神宗支持的王安石新法都是针锋相对的。宋仁宗主持科考时，就在曹皇后跟前夸赞过苏轼兄弟，苏轼的“靠山”可谓够高够大。另外，曹太后（宋英宗皇后）、高太后（宋仁宗皇后），司马光、欧阳修、张方平等老臣，都是苏轼的“靠山”。可是苏轼就是不靠，他为坚持自己，三次主动自请外放。王安石原来是非常欣赏苏轼才干的，很想把他拉进变法队伍，可是苏轼在宋熙宁二年（1069年）从眉山守灵结束回到京城后，却旗帜鲜明地站在新旧两派斗争的风口浪尖上，连奏《上神宗皇帝书》，批判王安石新法。苏轼明明知道宋神宗是支持王安石新法的，如果他能顺水推舟，支持变法，一定能够平步青云，官运亨通。可是他没有放弃谏言，因而遭到王安石的嫉恨和打压，多次阻止神宗“启用”苏轼：一是明升暗降，把苏轼调离朝中，担任开封府推官；二是抵制神宗重用苏轼。神宗欣赏苏轼的才华，拟用苏轼编修《中书条例》，王安石反对说：“轼与臣素有歧异，不宜担当此任。”神宗又提出任用苏轼修《起居注》，这一职位是最接近皇帝的侍从近臣。王安石再次阻止。苏轼无奈，于宋熙宁四年（1071年），第一次要求外放，被派到杭州做一名地方从官——通判。史实证明，王安石是一位激进的“聚敛民财”的君本主义者。据《宋史》和《文献通考》记载：变法前，宋景德年间，国家年税收为682多万石；变法后，宋熙宁十年（1077年）剧增到5210万石，增长了近8倍，户部经费可支用20年。各州县地方收入逐层加码，一年的地方税，地方政府可用24年。但百姓生活不仅没有同步提高，反而更加贫困。有关史料和苏轼在奏折中提供的事实及其数据是触目惊心的。宋熙宁年间，“两浙饥疫，人死大半”“杭州死五十余万，苏州死三十余万”，苏轼在调任扬州给朝廷的奏状说：臣顷知杭州，又知颍州，今知扬州，亲见两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为积欠所压，死亡过半，每州催欠吏卒不下500人。苏轼估计，普天之下就有“20余万虎狼”。连王安石后来在变法失败后也承认：“富国已报君恩，民贫或愧黎庶。”后来，苏轼贬至黄州还愤愤不平地为陈季常画的《朱陈村嫁娶图》题诗二首，揭露变法中真实情况，其中一首写到：“我是朱陈旧使君，劝农曾入杏花村；而今风物那堪画，县吏催租夜打门。”秉性善良，留下民本『丰碑』宋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苏轼从徐州移知湖州。以变法派李定为首的御史台，摘引苏轼《谢上表》和其他诗文中的只言片语，污其“污蔑朝廷，有可废之罪”。苏轼因此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有职无权，史称“乌台诗案”，致使他在政治上跌入谷底。宋元丰八年（1085年）四月，神宗逝世，哲宗赵煦年仅10岁，高太后临朝听政，启用司马光为宰相，苏轼获得平反，诏回朝中，官居三品。此时，司马光主张尽废王安石新法，而苏轼却主张保留王安石《雇役法》中的合理部分。他的主张遭到新旧两派势力的夹攻，无可奈何，苏轼第二次提出外放，以三品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出任杭州知州。宋元祐六年（1091年），在太皇太后高氏的支持下，他第三次回到京城，步入朝堂。但他看不惯朝中明争暗斗、相互倾轧的局面，哲宗继位后对苏轼也心怀不满。宋元祐八年（1093年），苏轼第三次提出外放，被派往北部边陲定州。苏轼一生深受儒、释、道文化的熏陶，汲取并融合了三家思想的精华，既无害人之心，更无防人之意。难能可贵的是，苏轼秉性善良，“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苏轼在坚守民本上有别于其他民本主义者的最大不同点是：其他民本主义者多论述，少实践，苏轼的突出特点是，不仅论述多，而且实践更多。他一生除了五次在朝，大部分都在地方民间，先后任八州知州，三州地方从官、三次被贬，但却为百姓留下一座座民本“丰碑”：在凤翔，修订衙前役，使“衙前之害减半”；在开封，《谏买浙灯状》获准，阻止了许多商贩的破产；在杭州，疏浚西湖，连上十二道奏状乞赈浙西灾民，家家户户为苏轼立“生祠”；在密州，奏请免除民间个体盐户纳税，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在徐州，抗洪治水、白土寻煤、利国冶铁，石潭祈雨谢雨，竖起代表他一生最高功业的“黄楼丰碑”，成为古代徐州最受人民喜爱的“老知州”；在黄州，筹建禁止溺死女婴的“救儿会”，挽救了无数女婴的生命；在登州，仅五天上奏《乞罢登莱榷盐状》，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留下了“五日登州府，千载苏公祠”的历史佳话；在颍州，阻建“八丈沟”，避免了贻害无穷、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在扬州，取缔“万花会”，上书朝廷免除百姓“积欠”，堵塞官吏借此机会勒索百姓的渠道；在定州，强兵、丰财、择吏、兴教、推广水稻，造福一方；在惠州，为了建造“两桥一堤”，资金不够，他捐出朝廷早年赠给他的一条“犀带”；在儋州，作为“罪臣”，遭受种种刁难、折磨，面临生死，却竭尽生命余力，指凿双井，传播中原文化，培养地方人才，直至大赦北归，还赋诗表示“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苏轼当年留下的许多遗迹，百姓爱护备至，千百年间，毁了又修，从未间断。可以说，在古代先贤中留下遗迹最多的，是苏轼。宁为民碎，唯大英雄本色民本主义是苏轼文化之灵魂。2008年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成立，根据徐州苏轼文化研究者孟昭全先生的建议，徐州市创建“利国苏轼文化名镇”，建了一座“苏轼文化名镇牌坊”，邀请我撰写楹联，概括苏轼宦海沉浮的一生，体现苏轼精神。笔者应约“编凑”而成，也是对苏轼精神的评价——宁为民碎，唯大英雄能本色；不为官全，是真名士自风流。如今，这副对联被红木雕刻，悬挂在徐州市苏轼研究会办公地点的东坡会馆大门抱柱上。徐州苏轼研究者谭敦容先生这样评论：“‘大英雄’未必是‘真名士’，‘真名士’未必是‘大英雄’，而苏轼两者得兼，融为一体，一以贯之，至死不渝。这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向往的、追求的人物，这副楹联从功业上、人格上、人性上，很好地概括了苏轼的精神。”苏轼一生历经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个皇帝，始终情系民生。唐宋八大家中，苏家父子苏洵、苏轼、苏辙独占其三，文耀后世。徐州有幸与苏轼结下千年之缘，并在当下珍视苏轼留下的物质与精神文化遗产，令吾辈徐州人感到欣慰。

2023-04-10
盛极一时的戎州都督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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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开皇三年（583年），废六同郡，由戎州辖领外江、南广两县。开皇十八年（598年），改汉安县名江安县。仁寿初（约601年），改南广县为南溪县。唐太宗贞六年（630年），唐王朝为安抚边境民族，与戎州置戎州都督府，以僰道城为治所，初设时只领有17个羁縻州，极盛时统领64个羁縻州，西南半壁军政中心形成（粗约统计，那时戎州都督府辖域面积约为今天宜宾市的十倍，故后世对宜宾有“西南半壁”之称）。唐中央政府对西南边疆广大民族地区实行羁縻政策，大量设置羁縻州、县来领属和管理。那时，戎州都督府都督、戎州刺史、僰道县令同城共治，各司其职。代宗永泰五年（760年），诗人杜甫由成都经戎州出川，赋《宴戎州杨使军东楼》诗。唐德宗贞元初年（785年），韦皋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兼戎州都督府都督。他以戎州僰道城为军政中心，实施“西抗吐蕃，南抚蛮僚”的战略。贞元十年（794年），德宗派礼部郎中袁滋为持节册南诏使与副使崔佐时等到太和城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来去均经戎州。贞元册封，标志着唐帝国中央政府“西抗吐蕃，南抚蛮僚”的成功。穆宗长庆年间（821—824年），戎州治再迁南溪县城（今李庄对岸）。武宗会昌二年（842年），戎州治迁回僰道县城。同年，马湖江（今金沙江）大水，州、县治同迁今岷江北岸。迁址以后，戎州地方官在岷江北岸大兴土木，新建的僰道城历时三年初具规模。今天，宜宾人习惯称江北做过州治和县治的地方为“旧州坝”。宋真宗咸平元年（998年），宜宾县境创办蟠龙书院。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父子由眉州买舟东下，经戎州出川，会诗于今宜宾县牛口坝及当时戎州城等地。哲宗元符元年（1098年），诗人黄庭坚遭谪贬迁戎州安置约三年。在此期间，“蜀士慕从之游”，所写诗文，“句法尤高，笔势放纵”（《宋史.本传》），从思坡溪，到会诗沟，流杯池，锁江石，安乐泉，涪翁楼……为宜宾人民留下不少脍炙人口的诗篇。至今，宜宾还流传着着黄庭坚在涪翁亭、丞相寺前的砚台石等地专设讲台孜孜不倦地给后生们讲学的故事。（下转第二版）

2018-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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