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文化大数据库

三苏文化大数据库

日期范围

-

三苏文化大数据库

学术论文

找到10484条数据

《庄子》“三言”概念考论及其层次研究

学术论文

《庄子》“三言”概念是对《庄子》文本中“寓言”、“重言”、“卮言”概念的合称。我们发现“三言”概念是庄子后学在研读《庄子》文本时,总结出来的一套颇具特色的文章结构阐释技巧,其目的是为了阐释庄子的哲学思想的。要理解庄子哲学的主旨,《庄子》文章的结构以及艺术手法,从而打开庄学的大门,《庄子》中“三言”的概念是十分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的。本文从文献学文本整理、梳理结构的研究角度出发,通过《庄子》“三言”概念的辨析,从文章结构入手,有层次的考论了“寓言、重言、卮言”概念,最后整理出“三言”语序关系与《庄子》文本纵向解读的《庄子》研读方法,为文学研究者、爱好研究提出简洁进入《庄子》思想世界的路径。本论文分五个部分,分别讨论“三言”的概念辨析,“寓言、重言、卮言”概念考论,“三言”语序关系与《庄子》文本纵向解读。

张亮
论李白复古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以李白对《诗经》的引用为中心

学术论文

笔者根据王琦所注的《李太白全集》初步统计以及具体分析了李白诗文作品是否真正引用《诗经》的语句后，发现李白引用《诗经》的诗文作品共173首，引用次数共计281次。即从数量和引用频率来看，都是值得大家注意的。其次，笔者细化李白诗文作品引用《诗经》的时间段发现，其作品在天宝二年（743年）和至德二载（757年）引用《诗经》的次数最为明显，故笔者以此为分界点分析了李白复古思想在这前后的具体发展变化;再者笔者发现李白诗文引用《诗经》在天宝二年前风多于雅和颂，而在天宝二年后，其诗文引用《诗经》的内容则是雅多于风和颂，由此可知李白的思想是随着自己的人生经历的不同而在不断变化。最后笔者根据安旗、薛天纬等编著的《李白全集编年笺注》梳理时间发现，李白的诗文作品从开元三年到宝应元年一直都有引用《诗经》，中间没有出现断层现象，可以说，时间跨度几乎贯穿了李白的一生。　　故本论文从李白诗文引用《诗经》的具体情况和他的人生经历出发，分析了李白复古思想的具体形成过程与发展轨迹。李白在入朝前，复古之风盛行的时代环境以及漫游时期与不同复古诗人的接触使他的复古思想开始萌芽，复古思想的意识也因此有所发展。在朝为官期间不被重用的他，写下了大量反映当时政治弊端的诗歌，情感真挚激烈。其中乐府诗的大量出现更是意味着李白的复古思想正在慢慢形成。去朝后，安史之乱等战争的爆发，让他再次体会到了统治阶级内部的腐朽无能，于是他的诗文内容开始由写个人情事转向了反映国家和社会上的重大事件，所以他的诗文作品反映的社会层面也因此而有所扩大。而且李白再次漫游的同时也看到了其他诗人依然存在的弊病，这也促使李白在认识到玄宗朝的政治弊端的基础上更是看到了文坛上依然存在的种种问题。因此，他的复古思想较为前几个阶段是更为强烈的。从上可知，李白复古思想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发展过程是随着他不同的人生经历而有所变化的。

郭诺兰
论“文气”论的文章学意义

学术论文

“文气”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精髓,建立在“气”论哲学的基础上,其发展历程为:自然之“气”——哲学之“气”——文之“气”。即“气”最早是一个物质概念,后从自然之气向生命体气潜在引申,文字学意义上的“气”逐渐成为一个哲学范畴,继而进入美学领域。这种气论哲学开始萌芽并形成于先秦,成熟于明清时期,“气”论哲学以其独特的思维方式浸透了中国文化的思想核心。　　“文气”论从滥觞至成熟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首先,孟子的“知言养气”说是文气说的滥觞。其次,魏晋南北朝“文气”论体系基本形成。曹丕首开“文气”论先河,正式确立了以气论文的传统。但他主要从先天之“气”即天赋方面来论述气。刘勰继承并发展了曹丕的观点,系统地将这一概念运用于文学理论。第三,唐至明代古文论家的实践和理论创新。唐代的韩愈提出了著名的“气盛言宜”说和“立言养气”说。到宋代,苏辙在继承孟子、韩愈“养气”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外游”说。第四,清代文论家创作、批评实践后的完善补充。清代的桐城派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集大成者。其中“桐城三祖”之一的刘大櫆关于神气与音节、字句的辩证关系的论述是其对“文气”理论最突出的贡献,之后桐城派后学发展出“因声求气”的理论。在“养气”、“神气”之外,刘熙载提出了“炼气”说。　　在漫长的发过程中,“文气”的内涵不断被后继者赋予新的内容,目前学术界对于“文气”内涵的阐释主要有:作品气势说、作品声律说、生命力说、作家才性说、才性风格说。中国传统文学中“文气”的美学追求主要有“气韵生动”、“一气贯之”和自然、纯真之美。可以说,整个中国古代文论发展史就是以“气”贯穿的文学审美史。　　“文气”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的能动作用主要表现为虚静之气和发愤著书。虚静论以庄子为代表,之后经过陆机、刘勰等的不断补充,获得了更加丰富的内涵。虚静之气,可使创作主体陶冶出空明澄澈的审美心态,轻松自如地写作构思。发愤著书,作为创作的心理学命题被正式提出,始于汉代的司马迁,与此前后呼应、一脉相承的是韩愈提出的“不平则鸣”,是创作主体进行文学创作的深层动力源泉,使作品具有一种昂扬的“盛气”。“文气”对文学作品的本质观照主要表现为作品的气势、美感、气脉、风格、精神、结构布局、语言表达、声调等多种因素的整体性显示。　　“文气”论的现代价值主要表现为:第一,人格修养的建设意义。“文气”论对于有助于创作主体的品德精神、人格、艺术个性等的建设。第二,对文学创作的指导意义。“文气”贯穿于创作活动的始终,从创作冲动的兴起,到创作构思、落笔成文等都有精辟的论述,与今天的文学创作是同源相通的。第三,对文学批评的借鉴意义。主要表现为以“气”论人,文如其人,应用于文学领域,多以“气”论文。以此为基础建立人文统一和公正客观的文学批评方法。第四,对当代文学、尤其是网络文学的现实意义。传统的“文气”论,对当代文学,尤其是网络文学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的解决,可以起到一种整合、指引的作用,不仅具有理论意义,也具有实践意义。

任晓娟
渗透于《诗经》中的原始宗教意识

学术论文

本文以人类学中原始文化以及原始思维的相关理论为基础，结合民俗学的研究成果，从文化学的角度入手，对《诗经》作品中渗透的原始宗教意识进行探究，试图找出其中某些特殊文化现象的历史源头。《诗经》是我国最早结集的一部诗歌总集。由于产生年代极为久远，其中相当一部分作品反映出了当时人们头脑中存在的一些复杂而神秘的观念，这些观念正是处于特定宗教文化背景下的原始宗教意识的残存。原始宗教的产生是基于原始初民混沌的思维方式，“在原始人的思维的集体表象中，客体、存在物、现象能够以我们不可思议的方式同时是它们自身，又是其他什么东西，它们也差不多同样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发出和接受那些在它们之外被感觉的，继续留在它们里面的神秘力量、能力、性质、作用。”①这种思维方式体现了物我不分、万物有灵的特点。《诗经》中常以天、山等自然物作为神灵或万物之主宰，正是把它们主体化的表现。原始人这种特有的思维方式产生了特有的图腾观念。对于处于图腾社会的原始人来说，任何动物、任何植物、以及自然界的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他们的图腾。《小雅·斯干》中所谓梦熊生子、梦蛇生女的迷信，就是由先民以龙、蛇为图腾的信仰而来。原始思维的混沌性在巫术中则体现为交感原则，具体可归结为“相似律”和“感染律”。如《诗经》中所涉及的鱼类多隐含生殖崇拜的寓意，这便是人们顺势巫术(相似律)心理下的产物;植物的采摘行为则多体现了感染巫术的效能。在原始思维看来，所有的事物都是神圣的，没有任何东西与宗教无关。因此所有较重大的活动都要举行一定的宗教仪式。人们希望通过各种娱神、媚神的祭神仪式把自己同神灵联系起来，获得神赐的力量，并达到让神灵降福免灾的目的。在《诗经》的部分篇章中便可找出某些原始巫术仪式与祭祀活动迹象的残留：《郑·溱洧》、《陈·宛丘》等篇所歌咏的正是“会男女”、“祭高禖”的古俗;《小雅·小弁》、《南山有台》等篇中的树木兴象则渊源于祭祀社的宗教活动。原始物占意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也属于原始宗教范畴。在客观环境面前无能为力的人们只能求助神灵，他们希望通过物占来推知和了解冥冥之中所传达的神意，这就是物占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诗经》诸多篇目保留了物占意识的痕迹，其中反映龟卜、鸟占和日月食征兆内容的颇为典型。

魏昕
苏轼绘画理论研究

学术论文

苏轼，是中国北宋时期杰出的文学家、书画家。在绘画方面，苏轼倡导诗画相通，推崇文人画，让绘画向诗歌靠拢，使绘画不断雅化，追求绘画的趣味和神韵，强调其表意功能和抒发个性情怀的特点;同时，苏轼也强调绘画由技巧向大道跃升，摆脱工匠气和艳俗气，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作为“末技小道”的绘画在整个艺术领域中的地位。苏轼的绘画理论中如“传神”、“诗画一律”、“有道有艺”、“常理和常形”、“成竹在胸”等理论观点对中国古代绘画的发展影响颇深，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本文在分析苏轼的书信、序跋、题记、题画诗等画论文献基础上结合苏轼的创作实践，剖析其绘画理论的内涵。　　苏轼的绘画理论内涵主要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诗画互通说、有道有艺说、形神兼备说。　　第一章讨论苏轼的“诗画互通”说。诗画互通既是苏轼对前人绘画理论的总结，也是苏轼极为重要的一个绘画理论主张。一方面，从诗画互通演变的情况来看，经过汉代的酝酿、魏晋时期的发展以及唐宋时期的成熟，诗歌和绘画结合的方式日渐成熟。历代文人对“诗画互通”这一命题的探讨也留下了许多文字记载。另一方面，苏轼的“诗画互通”主要体现为诗画意境的互通。诗画意境的互通，首先表现在诗歌和绘画在创造审美意境上的同一与互通，即“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歌语言所描绘的艺术形象和象外之象，能给人鲜明生动的画面感;绘画笔墨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和象外之意，能使人感受到画面之外的无穷诗意。其次，“诗画互通”是指艺术诗歌和绘画都追求天工与清新的审美意境。“自然天成”的诗画作品一直被诗人和画家奉为上品，他们也在不遗余力地实现这一艺术追求。苏轼认为，将诗歌与绘画结合，融合诗歌的抒情性和绘画的图像性，追求言外之意、象外之象，韵外之致，便能创作出天工与清新的审美意象，诗人和画家通过巧夺天工的艺术技巧，创造出清新自然的意境。“诗画互通”还表为“摹写物象”上的相通之处，中国古代诗画运用“留白”的手法以实现审美意境的自然天成。　　第二章主要探讨苏轼绘画理论中的“有道有艺说”，对于“道”和“艺”的关系的探讨，是苏轼绘画理论中的另一个重要部分。苏轼认为，“道”和“艺”是绘画创作的两个重要方面。“道”是指艺术家对世间万物的本性和天命的整体把握;“艺”也就是“技”，即技艺、技巧。画家只有实现“道”和“技”的统一，即实现艺术思想与艺术技巧的高度统一，才能画出“传神”之作。苏轼的“有道有艺”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其一，“道”在绘画创作中起到统领作用，绘画之“道”要做到合乎自然、合乎法度、合乎人的品格。其二，画家技艺的训练能够显“道”，画家要加强艺术技巧的训练和“道”的修养，其艺术技巧要注重生活细节，并且要合于实际。其三，有道有艺，道艺并行。一方面，绘画创作要做到，有道有艺，道技结合，另一方面，道”和“技”互相渗透、相辅相成，要以道领技，以技悟道。　　第三章主要探讨苏轼绘画理论中的“形神兼备”说。“形神兼备”说是苏轼对“形”与“神”关系的探讨，也是其绘画理论中的一个关键部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传神论的深化、常理与常形的辩证关系以及身与物化、形神合一的绘画境界。其一，苏轼继承了顾恺之“传神写照”的观点，并推动了传神论向写意论的转变，从而提出了“得其意思所在”和“萧然有意于笔墨之外”的观点。其二，常理与常形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苏轼认为“常理”是合于天造、厌于人意的。另一方面，绘画可以“显其心志”。有“常理”的绘画形象能显现出客观对象所包孕的艺术家的主观心志。其三，形神兼备的最高境界是“身与物化”。“身与物化”即由构思之前的“成竹在胸”到创作之后“身与竹化”再到画家穷理尽性以达到的生命境界——“与造物者游”。　　“诗画互通”说、“有道有艺”说，“形神兼备”说，是苏轼绘画理论的几个重要部分，他的这些理论观点不仅丰富了北宋绘画理论，也是文人画在绘画意境、绘画创作以及绘画审美上的具体追求。

张秋丽
浅探《诗经》里的植物与女性的关系

学术论文

《诗经》是一部周朝的诗歌集，也是一部记载了周朝社会生活的史诗。《诗经》中感物诗篇较多，写作手法上多采用比兴，该方法多源于当时的社会生活实际，其中大量的植物描写大放光彩，性情流露，聚集着先民的聪明与巧思，烘托出先民对大自然的敬畏和深情。　　《诗经》约有一半的篇章是描写了与植物和女性有关的，从历史角度看，这是一部男权社会的产物，以描写植物意境来起兴女性的欢歌笑颜、忧愁悲情的人生百态。诗篇中生动而有灵魂的植物是人物的化身，诗篇中丰富而深情的女性形象，强烈地反映了《诗经》的思想内涵，增加了《诗经》的艺术魅力。《诗经》中的语言是先民在生活中提炼而来的，简约却又煽情，令人动容，像是一幅幅流动的画一般，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极为生动易明。《诗经》亦是一部女性启蒙书，自我意识的萌生，以大胆而勇敢的行为为实现自我价值，令女性有更多机会表达高兴或者哀伤的意愿。不管是植物还是女性或是其他的物候、动物、时间等等，《诗经》中的诗篇，为后世的各个领域特别是诗词书画歌赋的文学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世的各个科学研究提供参考。　　本论文分为以下六个部分:绪论: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研究思路和方法。第一章:《诗经》中的植物特有文化及意义，主要从对生命的崇拜、具体生活实践和审美的观念三方面进行论述。第二章:《诗经》中的植物与婚恋关系。从植物本身的形态，芽花种子（果实）及药用植物与婚恋关系进行叙述。第三章:《诗经》植物的色彩与女性的生活状态。第四章:《诗经》中的植物文化与女性的价值观，从情感载体，从见证历史的载体等两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五章:结语。《诗经》植物的文化与女性及后世文学等方面的影响。　　周朝妇女们主要的生产方式是采集采摘植物，在日积月累的采集生产活动中，与诸多种类的植物种下了深厚的感情。先民都喜爱植物，倾慕植物的自然性，甚至将它们看作神圣之物借以传达自我的情感。其实大自然中植物外在的形像、以及其自然的生长状态与人类丰富的情感本来就是融为一体的，所以那些智慧的先民们巧妙地在女性与植物之间找到了最美好的切合点。同时配以丰富的想象，再运用赋比兴的手法把它们巧妙地结合起来，达到物我的最佳融汇，从而将那些人类至今依然无法伸手触摸到的微妙思绪，转变成为那些可触可感的现实的审美对象之中，并借此来进行感情体验的升华。诗中的大部分植物都被先民们注入独特的思想，赋予它们人类的奇妙情感，所以说《诗经》中的植物拥有丰富多彩的内涵。

余娴陈
《论语》人物考述四篇

学术论文

《论语》不仅记载了孔子的思想，也涉及了众多人物，这些人物分为两类：一类为孔子的弟子，如颜回、子夏、子路、子游等;第二类为非弟子人物，如老彭、卫灵公、管仲、晋文公等。历代对孔子弟子的研究颇丰，如《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诸子通考·孔子弟子考》《孔门弟子研究》《孔子与孔门弟子研究》等。但对非弟子人物的梳理及统计较为薄弱，对各人物的研究则多散见于《论语》各注本中，研究专著只有蔡仁厚的《论语人物论》，在阅读及学习《论语》时，难以对人物形成全面的了解。　　本文以刘宝楠《论语正义》为底本，参照杨伯峻《论语译注》、程石泉《论语读训》，对《论语》中涉及到的非弟子人物进行梳理统计，并选择柳下惠、阳虎、季康子、南子等人物进行考述。在论文撰写过程中，首先对《论语》中所记载的非弟子人物进行统计，并列表显示各人物的基本信息，方便查阅及学习。参考杨伯峻《论语词典》、程石泉《论语读训·人名索引》、蔡仁厚《论语人物论》，统计出非弟子人物共有138位，大致将这些人物分为两类：古人（春秋以前）和春秋时人。其中古人共46人，春秋时人共92人。其次，对所选择的柳下惠、阳虎、季康子、南子四位人物进行考述，以期还原人物及事迹真实。在考述过程中，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从文献资料当中获取所论述人物的信息，从姓名、生卒年、国家、事迹、与孔子关系等方面进行考述。所参考的资料主要有：《论语》各注本、《孟子》《荀子》《庄子》《左传》《史记》《国语》《列女传》《吕氏春秋》《说文解字》等古籍，以及《论语译注》《先秦诸子系年》等近现代研究资料。　　《论语》是一部语录体著作，因此对人物的记载主要以两种形式呈现：一是问答;二是评价。问答主要在孔子及其弟子中发生，但也有春秋时人与孔子的问答，如《颜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的评价包括对弟子的评价，也包括对古人和春秋时人的评价。《论语》中虽没有过多的事迹或描述来为人物作支撑，但是从对话及评价当中仍能读出该人物的性格、特点、思想等。但是，《论语》中对人物事迹、语言等的记载有代表性，却不一定全面。例如阳虎在《论语》中仅出现一处，但是通过阅读《左传》《史记》等古籍发现，孔子与阳货仍有其他交往或对话。《论语》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所著，记载的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因此《论语》中对非弟子人物的事迹、语言等记载时有一定的选择性。本文旨在通过对《论语》中的非弟子人物进行整理、研究，并参考《孟子》《庄子》《左传》等相关资料，从而对人物进行考述。

周晓璇
从译者主体性角度研究许渊冲教授及其《诗经》翻译

学术论文

随着现代阐释学、解构主义、接受美学兴起，又出现了功能翻译主义，出现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总之翻译研究不再满足于传统的文本之间在语码转换，越来越认识到语言层面的忠实和对等的局限性和不切实际，因为它们不能保证译作在译语文化中仍能成为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不能得到读者的认可接受，也就不能保证译者翻译目的的实现。作为翻译过程的唯一积极主体，译者的心理，译者的决策过程逐渐得到了重视。文学翻译，特别是古诗翻译是一个复杂的交际过程，译者作为这一过程的唯一实施者，其主体性作用不容忽视。本文将从追溯主体性的哲学意义展开，论述了谁是翻译主体，并详细阐释了译者主体的内涵、外延，以及构成译者主体性的几大因素，包括社会历史形成的意识形态、文化、美学观、翻译目的以及个人翻译主张等因素。论文特别选择了中国当代著名译家许渊冲为例，因为“许渊冲先生的翻译实践是富有个性的”，他的“翻译理论是极具挑战性的”。讨论了许先生的翻译理论所引出的一些热门话题。比如翻译是“求真”还是“求美”，诗歌翻译是“韵体翻译”好还是“无韵体翻译”，翻译是求“竞赛”还是“交流”等问题。当然，论文的作者也意识到并指出了许先生这种求美和竞赛论导致刻意求雅和文化、文本失真的负面影响，以及有违背翻译本质之嫌。从而指出译者的主体性仍然要受制于文本的时代背景和译语环境的影响。论文在对许渊冲教授的《诗经》翻译所作的案例分析中，指出了其翻译主张、目的、美学观以及对主体间性的认识等主体性因素对其翻译决策的影响。在承认文学翻译不可避免的存在创造性叛逆和译者主体性的基础上，讨论了文学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中译者的自由度。并最终得出结论：只有在译者主体形成了正确的审美观、翻译观、文化观、目的论以及对主体间性的正确认识，才能正确而充分发挥其主体性，做出正确的翻译选择，生产出优秀的译作。

李梅
生态翻译理论视角下《走进李白故里》（节选）汉英翻译实践报告

学术论文

中国文化具有五千年历史沉积下的独特魅力，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一直在寻求各种渠道以了解深厚底蕴的中国文化;但由于缺少宣传，许多地方文化和当地民间故事还不为大众所知，因此民间故事的英译研究更是中国文化对外输出不可忽视的部分。本文是一篇汉英翻译实践报告，翻译的内容是由蒋志教授所出版的《走进李白故里》(节选)一书，该书的主要内容讲述的是李白的一些生平故事。目前为止，李白民间故事英译和相关领域研究相对较少，因此，翻译《走进李白故里》是十分有意义的，旨在不仅丰富了李白的文化研究，而且有助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民族间的交流，更重要的是为今后此类民间故事英译提供参考和借鉴。　　笔者在生态翻译学理论指导下翻译了18个有关李白的传说故事，生态翻译学是于2001年由清华大学著名教授胡庚申提出来的全新翻译理论。生态翻译学提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在翻译过程中，笔者通过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和“选择”两个阶段来规范了自己的翻译过程，总结了在三个维度下(语言维、交际维和文化维)可行的翻译方法;比如：省译，增译，意译，信息重组等。在案例分析中，笔者重点选取了三个维度下的特殊案例作为本文的分析对象，分析了在其英译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类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探讨相应的翻译方法和解决方案。　　通过对文本的翻译和案例分析，报告得出总结：民间故事的英译研究是中国文化对外输出重要的部分，中国文化走出去又是一个适应选择、动态变化的协作过程，因此，它是从一种新视角展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总而言之，应用生态翻译学理论能实现语言、文化和交际三个维度在民间故事翻译中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其现实意义在于指导我们为英语读者了解中国文化提供可阅读的文本。

郑青
荀子思想中的“仁”论探析

学术论文

“仁”是先秦儒家思想的核心范畴，儒家仁学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不同的社会时期，“仁”表现出不同的理论特征。目前对先秦儒家仁学思想的研究多集中于孔孟，而对荀子仁学思想的研究较为缺乏。荀子作为儒家集大成者，对各家学说都有所批判，唯独推崇孔子思想，以孔子的继承者自居，并沿着孔子“以仁为本”的思路发展下去，将“仁”作为“礼”的内在精神，将“礼”作为“仁”的达成路径，开创了自己的“仁”论之道。　　第一章主要介绍荀子之前仁学思想的起源与发展。“仁”最早的含义与祭祀有关,到了春秋时期，“仁”逐渐兴起，具有了丰富的内涵，“仁”不仅是一种美德，亦是道德评价的重要标准。到孔子时，“仁”的地位大大提高，成为众德之首，全德之名，并将“礼”作为“仁”的达成路径。而楚简儒家文本中最突出的特征是以性论“仁”，认为由性而生的爱最接近“仁”的内涵。到孟子时则以心释“仁”，将“仁”作为人的道德本源，为“仁”找到了合理性的依据。孔子、楚简以及孟子的仁学观念，对荀子论“仁”皆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探讨荀子之前仁学思想的发展过程，是研究荀子“仁”论的关键。　　第二章主要阐述荀子“仁”论的理论基础及其特征。荀子生活在礼乐崩坏的战国末期，荀子目睹了社会道德的弱化，人性的丑陋，并从社会政治和伦理需求出发，提出了天人观和性恶论。荀子认为天是客观的物质自然界，人是自然之天的一部分，人本于天，因此人性同为自然本性，之所以说“性恶”是指自然人性中的情欲不加以规范而导致的情欲之恶。因此，荀子认为需要制定“礼”来克制人的私欲，使人向善，成就仁德。荀子从爱人、修身养性和治国之道等方面阐述荀子“仁”论的特征。从对“仁”的讨论中可以看出，荀子论“仁”主要从外在角度而言，并将儒家的仁学思想贯彻到政治实践中，使“仁”从政治理想变为了政治现实。　　第三章探讨荀子之“仁”的践行指向及达成路径。第一，荀子认为“仁”并不是先天的善性，需要通过后天的“心知”和“积学”才能实现“仁”的道德自觉。因此个体想要达到“仁”，需要发挥心的功用和学习礼义法度。第二，荀子在孔子的基础上，将“仁”落实在“礼”的具体制度中，“仁”作为最终的目的和愿望，需通过构建合理的制度“礼”来实现，即“行礼为仁”“以礼成仁”。　　荀子主要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克己复礼为仁”的思想，将“仁”落实在具体的制度中，使“仁”从理念层面贯彻到经验层面，从道德理想转变为政治现实，从而开辟了礼学之路。但礼学仍以仁学为基础，“仁”是“礼”存在的根据，目的是更好的实现“仁”的道德自觉，构建的是“仁本礼用”之学。

苏璐

到底了

学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