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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废于贪行成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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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参观路线、廉洁讲解词，开展廉洁文化讲解员专题培训等。三苏祠廉洁文化基地结合党员干部工作生活，制作含有廉洁文化元素的教育笔记本、黄荆条子“戒尺”等文创产品。编写《苏轼人生风范》《清廉东坡》等廉洁读本，制作《清风扬眉文艺汇演》光碟，形成三苏廉洁文化作品合集“一书两票三碟”。为深入贯彻落实省纪委机关、省委宣传部等五部门《关于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意见》（川纪发[2017]13号）文件精神，充分发挥廉洁文化基地在弘扬廉洁价值理念、开展党风廉政宣传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市纪委着力推进“1+6+N”廉洁文化基地体系建设，推动三苏祠廉洁文化基地上档升级工作，旨在将三苏祠打造成为省级精品廉洁文化基地，力争建成全国廉洁文化基地。《习近平用典》引用苏轼苏辙诗词文章达11次◎为国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苏轼《因擒鬼章论西羌夏人事宜札子》◎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苏轼《晁错论》◎临大事而不乱。———苏轼《策略四》◎临利害之际不失故常。———苏轼《陈侗知陕州制》◎腹有诗书气自华。———苏轼《和董传留别》◎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苏轼《范增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生在此山中。———苏轼《题西林壁》◎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苏辙《上皇帝书》◎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苏轼《稼说·送张琥》◎以至诚为到，以至仁为德。——苏轼《上初即位论治道二首·道德》◎纪纲一废，何事不生？——苏轼《上神宗皇帝书》五个一：◎参观一次三苏祠廉洁文化基地◎观看一部家训家风专题影片◎听取一堂清廉东坡讲座◎阅读一本三苏廉洁文化读本◎欣赏一场三苏好家风文艺汇演三苏家风精髓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取为政清廉三苏廉洁文化内容◎以“亲”待人的处世宗旨主要体现：乐善好施，以民为本；抱诚守真，至善亲和；身处逆境，不忘他人。◎以“轻”待财的生活方式主要体现：非吾所有，一毫莫取；看轻钱财，不贪不占；反对奢侈，提倡俭朴。◎以“清”待物的价值取向主要体现：克己奉公，不谋私利；以廉为本，整顿吏治；坚持清正，抵制奢侈。◎以“勤”待事的务实精神主要体现：勤政务实，政绩卓著；求真碰硬，直言敢谏；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六进：◎进机关◎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进企业◎进家庭廉洁匾额祠内现存匾额38幅，多为后世名家所题。通过匾额，讲述三苏父子高尚的气节，以及优良的家训家风对苏氏一门的深远影响。如“养气”一匾昭示了三苏为人治学之宗旨“养吾浩然之气”；“是父是子”一匾对三苏父子的为人及成就的高度肯定等。廉洁楹联祠内现存楹联68副，多为后人敬仰三苏所书。通过楹联，追溯三苏父子的为官经历，引出具有教育意义的廉洁故事。如“明德亲民，政道怀仁遵孟子”“行云流水，文风放逸祖庄生”等。廉洁碑文祠内现存碑文155通，其中苏轼手迹拓文83通。这些拓文或展现苏轼家国情怀，或为苏轼为国为民的从政思想，亦或是苏轼在失意之时有感而作。通过这些碑文，可让观者深刻地感受到苏东坡那饱经宦海沉浮，即使一生坎坷，也始终不改的勤政、为民的衷心。廉洁刻石三苏祠堂区内设放有“功废于贪、行成于廉”“事有六者，本归一焉。各以廉而为首，盖尚德以求全”“事烦而官不勤，莫如省事而厉精”等十处苏轼廉洁经典名句刻石。在银杏树下，以两旁的刻石为引，讲述苏轼的《六事廉为本赋》，点出三苏廉洁文化的主题“功废于贪、行成于廉”。

2018-11-29
东坡与颍州桧柏的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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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援朝东坡爱种植树，也会嫁接果木，喜爱赏树、咏树和画树画竹。对于画竹，他有“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于潜僧绿筠轩》）的名句。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对植树情有独钟，尤其爱植松柏，10多年里，亲手栽的松柏多达数万株，并总结种树经验作《种松法》传世。《东坡杂记》记载：“予少年颇知种松，手植数万株，皆中梁柱矣”。苏东坡每走一地都要植树，他还写了许多植树的诗，阐述植树绿化对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可以说东坡先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植树文人”。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七月间，苏轼因为一首《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的咏桧树诗，受到政敌的构陷。诗其二云：“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苏轼此诗的本意是说：两棵桧树相对挺立，表现出一种不可侵犯的气势，令人敬畏。它们不仅树干笔直地耸入云天，更为奇特的是，它们的根也直直地扎入地下，在九泉之处也毫无弯曲。当然，只有潜伏地下的蛰龙才能了解，双桧的根也是如此之直。诗中以桧喻人，赞美威武不屈、刚正不阿的优良品德，颂扬表里如一、光明磊落的高风亮节。却被有人指为隐刺皇帝：“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蛰龙，不臣莫过如此！”指控苏轼“大逆不道”，这也是促成“乌台诗案”关键的一根导火索。加之，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随之跟进，摘《湖州谢上表》中语和前此所做诗，接连上章弹劾苏轼，并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苏轼。一场牵连司马光、苏辙等39人的大案而震惊朝野，这就是史上著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因“乌台诗案”，苏轼于元丰二年（1079）8月18日至12月28日被囚于御史台监狱130余天。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苏轼还是秉性难移，他观察了乌台监狱院内的古树翠竹，写下了《御史台榆、槐、竹、柏四首》。譬如其四《柏》：“故园多珍木，翠柏如蒲苇。幽囚无与乐，百日看不已。时来拾流胶，未忍践落子。当年谁所种，少长与我齿。仰视苍苍干，所阅固多矣。应见李将军，胆落温御史。”苏轼其诗四首，既是出于对树木等植物的喜爱，也是在观赏中悟其寓意，以诗言志。北宋元祐六年（1091），苏东坡在颍州为官，公务之余，多次考察当地的古树分布、生长状况，以及植树绿化等情况。适逢颍州签判（宋代各州、府选派京官充当判官时称签书判官厅公事，简称“签判”）赵令畤（赵德麟）在其宅院内栽种了4株桧树，写了《栽桧》一诗。苏东坡作《和赵景贶栽桧》诗：“汝阴多老桧，处处屯苍云。地连丹砂井，物化青牛君。时有再生枝，（苏轼自注：颍之灵坛观，有再生桧。）还作左纽纹。王孙有古意，书室延清芬。应怜四孺子，不堕凡木群。体备松柏姿，气含芝术薰。初扶鹤立骨，未出龙缠筋。巢根白蚁乱，网叶秋虫纷，乃知蔽芾初，甚要封植勤。他年皮三寸，狐鼠了不闻。”……这首诗的信息含量极为丰富，既有“汝阴多老桧，处处屯苍云”的结论，又描绘了桧柏的独特植物形态，赞颂了桧柏的凌云之志，还介绍了桧柏的养护经验。苏东坡与赵令畤唱和诗中涉及到的“桧”，即圆柏，也称桧柏。柏科圆柏属常绿乔木，高可达20米，树冠圆锥形，叶有鳞形和刺形两种，雌雄同株或异株，果实球形，木材桃红色，有香气，寿命可达数百年至上千年。当时颍州一带此树颇多，民间松柏混称。迄今阜阳尚遗有不少古桧柏树。据《阜阳古树名木志》记载，百年以上桧柏有76株。如临泉牛庄乡周小寨700余年树龄桧柏，太和县城区清真北寺630多年桧柏，颍上县半岗镇清凉寺内600多年桧柏，阜南县王店孜镇五岳庙内500余年桧柏，颍州区三塔集镇葛庙500余年“磨盘松”等。清乾隆《颍州府志》记载：苏东坡《东坡志林》曰：“予来汝南（此借指颍州。两汉时，颍州属汝南郡），地平无山，清颍之外，无以娱予者。而地近亳坡（一说亳社），物宜桧柏，自拱把而上，辄有樛枝（孪生的树或相互绞缠的藤）、纽纹，治事堂（州衙大堂）二柏与荐福寺（又称双柏寺、双庙寺）两桧尤为殊绝，孰为使予安此寂寞而忘归者，非此君也欤。”（《记汝南桧柏》）。这句话意思是，这几株奇特的古桧柏，真的值得观赏玩味，甚至是让我安于寂寞之地，忘记返家的一个原因。旧志史料中的这些记载，既印证了当时颍州境内古桧柏之多，也记述了苏东坡对这些古柏古松的生长地域、形态特征考察细致入微，体现了他对生态环境的重视，与颍州桧柏结了不解缘分。

2020-12-21
我读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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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国庆期间，雨水不断，河水泛滥，汛情不断传来，叫人忧心。我不由得想到故乡徐州，由此又想到近日读过的王水照、崔铭合著的《苏轼传》，里面苏轼在徐州治水的那一段。于是打开书，再读。1077年4月，苏轼任徐州知府。那正是徐州历史上的“多事之秋”。同年8月徐州遭遇罕见的洪涝。暴雨连日，黄河大堤在河南澶州决口，徐州位于黄河下游，洪水席卷而来，水困徐州城下，水位高达两丈八。苏轼登上城墙视察水情，只见城外浊浪翻滚，洪水与城墙顶端仅有三寸之差，随时都可漫过城墙，将徐州淹没。苏轼后来在《答吕梁仲屯田》一诗里描述当时的情况，“黄河西来初不觉，但讶清泗奔流浑。夜闻沙岸鸣瓮盎，晓看雪浪浮鹏鲲”。可见水势汹涌，形势急迫。面对这一切，苏轼沉着果敢，采取一系列措施，组织民众，火速加固城墙，安抚百姓，确保徐州无恙。他本人也抱定人在城在的决心，并喊出“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的豪言壮语。即使洪水淹没城区，苏轼也决心像汉代东郡太守王尊一样，以身填堤。我一口气读到这里，很受感动。他荡气回肠的喊声，惊天动地。那些日子，苏轼整天身披蓑衣，脚穿草鞋，指挥着民众抗洪抢险。尽管身心交瘁，忧心如焚，但在众人面前，他永远乐观自信，像一面旗帜，给人坚定的信念，鼓舞着人们顽强奋战。历经70多天惊心动魄的苦战，洪水渐渐消退，黄河回归故道，向东入海。徐州城保住了。这事过去了近千年。对徐州人来说，苏轼不仅仅是大诗人、大文学家，他还是抗洪英雄。他为徐州做过很多好事情：抗洪水、建黄楼、祈雨劝农、抗春旱等等，深受徐州民众的爱戴和感念。苏轼在徐州任知府两年，处理政事之外，他与新朋老友游遍徐州，作诗论画。徐州是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文人荟萃。苏轼是每次聚会的中心，他用自己独特的性格魅力和学问吸引了各地的文人。秦观从高邮来到徐州，专程拜谒苏轼。秦观在诗中说“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苏轼非常欣赏秦观，称许他“谓是古人许莫测，新诗说尽万物情”，表现出提携后辈的极大热情。后来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都是“苏门四学士”，日后皆成为北宋文坛上的璀璨明星。那时的苏轼正值年富力强之时，百姓爱戴，宾客盈门，士林敬重，再加上政绩突出，苏轼在徐州的生活还是比较顺心舒畅的。苏轼生活中有着许多诗和远方，有时繁花似锦，有时遍地荆棘，更多的是泥泞小路，风雨兼程。这本书里，《自题金山画像》这首诗，给我印象很深。这首诗是苏轼66岁时在真州所作。在金山寺，藏有北宋著名画家李公麟所画苏轼像一幅。诗人看着当年自己的画像，再看看垂垂老矣的自己，感慨万千，自题一首六言绝句。诗为“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是苏轼的晚年作品，写于去世前两个月。我想这是他老年的一种心境。诗的前两句有一种人生失意的哀愁和被迫漂泊的无奈。诗里没有了以往的气势恢宏，激情豪迈，读得苍凉、心酸。诗的后两句“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黄州惠州儋州，这三个地方就是苏轼三次被贬谪之地。他在这三个地方过了十多年的贬谪生活。说到“功业”，那应该是苏轼心中的一个痛。但他没有抱怨，而以调侃轻松的口吻总结了他的功业。在老年时回首往事，苏轼竟能这么心平气和地看待一切过往和恩怨，足以见出他的超然与洒脱，这正是一个智者的旷达。我很喜欢苏轼的《定风波》，那是贬谪黄州时写的。“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每次读这首诗，都会带有不同的感受。有时我会想到在徐州，瓢泼大雨中，身穿蓑衣草鞋走在城墙上，指挥抗击洪水的苏轼。那个个子高高的四川人一生都在风雨中坚定自信地走着，不躲闪，不畏惧，他吟啸前行，从容淡定。他在雨中，在路上，在诗里，行走了一生，留给我们无数感动和取之不尽的文学宝藏。

2021-10-22
陈州教授苏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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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素芝在淮阳西柳湖中，有一高丘，是北宋文学家，时称“宛丘先生”的苏辙任陈州教授时的读书台，名之曰“苏亭”、“子由读书亭”，或“苏亭莲舫”。明人曾对此台进行了重修，并在重修碑中写道：“先生遗迹之在陈者惟斯亭，陈人之思先生者尤因之至久不衰焉。”苏辙（1039~1112），字子由，一字同叔，四川眉山人。晚年居颍川，号颍滨遗老。苏辙是苏洵的次子，苏轼的胞弟，父子合称“三苏”，系“唐宋八大家”之一。苏家原本是四川眉山的名门望族，父亲苏洵思想独立，个性古怪。相传，他有了孩子后才发愤读书，却因文章而名声大噪，且他的文章以自己鲜明的个性自成一家，不为两个才气纵横的儿子所掩。其母程氏，大家女子，生下六个子女，只有最小的两个孩子苏轼、苏辙活了下来。程氏喜欢读书，知书达理，教育俩孩子读书明志，以古人名节来自我勉励。少年的苏辙体弱多病，曾得过肺病。他性格内向，寡言少语。其文如其人，朴实无华但情真意切。嘉佑元年（1056年）三月，苏洵父子三人同时离家进京赴试，时年苏轼21岁，苏辙18岁。第二年，苏辙兄弟同科进士及第，名震京师。此时家乡却传来噩耗，程氏病故，苏家父子三人急忙返家，兄弟二人葬母并守丧三年。嘉佑六年，兄弟重回京师参加朝廷的制科考试。考试结果，苏轼“入三等”（当时宋朝考试，第一二等是虚设，三等是最好的），苏辙因在《御试制科策》中激烈抨击仁宗皇帝，在朝廷引起轩然大波。司马光认为录考的是谏官，苏辙直言敢谏，应列入“三等”。一部分朝官认为苏辙专攻击皇帝，这样的官不能要。闹到仁宗出来说话才算平息风波。仁宗皇帝大度地说，要选拔的就是“贤良方正直言敢谏”官员，不能打发走人，列入四等下。然后，给了苏辙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官：“商州（今陕西商县）军事推官”。苏辙对朝廷不能容纳直言很失望，一年后任命书下来，他奏请留下来照顾父亲，辞不赴任。在回复兄长的诗中说，能飞到兄长身边，探讨自己的近作《新论》就好了。此时的苏辙，不但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而且在《御试制科策》的基础上写成《新论》，进一步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苏辙一生置身于北宋政坛，官做到副宰相，但生活在北宋中后期的他，也深受党争的影响，仕途波折，生活颠沛流离。说到苏辙，苏轼总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虽然兄弟二人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且苏辙政治上并不比其兄逊色，官位比苏轼还要高，但苏辙的光芒总被其兄遮掩。一是因为苏辙有个传奇的文化巨人哥哥。二是因为兄弟俩是知己，政治主张一致，生死荣辱与共，苏轼的政治风波时常会波及苏辙。弟兄两个，苏轼洒脱豪放，祸从口出，无论文名还是政名永远是焦点。苏辙沉静内敛，内心却执着坚定。康震在百家讲坛讲苏辙时，称苏辙的平和，并不意味着内心的平静，就像待发的火山。意思是说，苏辙政治上比苏轼还要尖锐，但因为平时收敛着，连政敌王安石都对他有所敬畏。熙宁元年（1068年），刚继位的宋神宗很想有所作为，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变法。苏辙兄弟虽然反对因循守旧，但也不同意变法的理论，因此卷入了政争。熙宁三年(1070)，苏辙上书神宗，力陈法不可变，致书王安石，激烈指责新法。不久，苏辙被贬为河南推官，又不去赴任，适逢苏家挚友张方平，也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出京城任陈州知府，便推举苏辙为陈州教授。因反对王安石的新法，少怀大志的苏辙再次被冷落，成了陈州一个无足轻重的官派教授。教授本是闲职。31岁的他到陈州时，心情沮丧而灰暗。在他的诗作《初到陈州》中，他道出了自己抑郁不得志的无奈，和初到陈州复杂矛盾的心绪：“谋拙身无向，归田久未成。来陈为懒计，传道愧虚名。俎豆终难合，诗书强欲明。斯文吾已试，深恐误诸生……枕畔书成癖，湖边柳散愁；疏慵愧韩子，文化字潮州。”诗中说自己想像陶渊明那样辞官归居田园不成，又没其他办法安身立命。说是来陈州传道，其实只是来消磨时间，虚度光阴。“俎”和“豆”虽同属祭品器物，终因差别大难以融合，只有诗书能让自己眼前有点光明。但著文章这样的事自己也试过，又很怕自己不合时宜的文章误了学生。诗的后半部分说他闲居已久，天天饱食终生无所事事，只是把痴爱的书放枕边研读，去淮阳的西柳湖边和柳树消愁解忧。像唐代的大文学家韩愈那样，因上表谏迎佛骨触怒宪宗，被贬到潮州。当时鳄鱼为患，无聊时作祭鳄鱼文。仕途的失意让苏辙心灰意冷，闷闷不乐。他以书为乐，读书读累了到柳湖边走走，在这片碧水中消忧散愁。一天，苏辙读《易经》解闷，忽然开窍，日有升落，我何必为这些无法改变的事忧心忡忡呢？想着，他来到平日散步的西柳湖，划起一只小船，划着划突生一念，我何不在这样美的地方修台读书取乐呢？怎能因眼前的挫折自暴自弃呢？为这一想法，苏辙欣喜若狂，于是他告诉陈州知府张方平，说要用自己的俸禄在柳湖里建一个读书庵。因干旱少雨，那年的西柳湖有一片片高地露出水面，苏子由便在湖西北地高台上建了一个读书庵。书庵茅草盖顶，简陋朴素。读书庵周围湖水青青，柳树依依，非常寂静，从此苏辙就和西柳湖有了不解之缘。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春，苏轼继苏辙之后又上奏折批评新政变法，在三次上书陈述变法得失之后，被贬为杭州通判。虽然被贬出京城，但外出赴任对苏轼而言无疑是一种精神解脱。苏轼七月出京，在赴杭途中先到陈州，一是看望弟弟苏辙，二是向退隐的国家元老、陈州知府，对他们苏家有知遇之恩的张方平表达谢意。说起苏家与张方平的关系，要推到嘉佑元年（1056），苏洵父子当年欲同游京师，途经益州（成都）时，拜访了益州知州张方平（字安道，号乐全居士，河南商丘人，官至宰相）。张方平见到苏洵及二子的文章，非常欣赏，礼为上宾。为推荐苏轼父子，张方平不惜向政见不一的欧阳修写了“推荐书”，让苏氏父子赴京应试。张方平对兄弟二人更是喜爱，说两个孩子都是天才，老大聪明敏锐又可爱，老二老成持重，将来成就会超过老大（指做官）。正是这种知遇之恩，看到苏辙一次次遭遇困境，爱才、惜才的张方平才主动把苏辙推荐到自己门下。此次探访，苏轼在陈逗留七十余日，兄弟二人和张方平一起谈论诗文、政治、家事、前途，探讨杜诗，张方平写了《读杜诗》，苏辙、苏轼兄弟分别写了同题诗《和张安道读杜诗》、《次韵张安道读杜诗》进行回应。兄弟俩或到柳湖读书，划船，或在城郊漫步，他们相互赋诗唱和，吟诗作画，留下了数十首关于淮阳的诗篇:《和弟子由初到陈州》、《柳湖感物》、《次韵子由柳湖感物》、《柳湖久无水怅然成咏》、《和子由柳湖久涸忽有水》、《戏弟子由》等等。“宛丘先生长如丘，宛丘学舍小如舟。常时低头诵经史，忽然欠伸屋打头。斜风吹帷雨注面，先生不愧旁人羞。任从饱死笑方朔，肯为雨立求秦优”（《戏弟子由》即是在陈留下的杰作。）诗中说，宛丘先生身高如丘陵，学舍却小如舟，时常低头诵读经史，忽然伸腰头顶屋；斜风吹帷幕，雨水流脸上，旁人羞愧而先生却无所谓。宁可让饱死的侏儒嘲笑饥饿的东方朔，岂肯为了避雨而求秦优（优旃）之助。诗人以东方朔、殿前的卫士比子由，以侏儒、秦优喻当时的宠臣，于戏谑之语中称赞子由宁愿清贫而不屈己求人的秉性。诗中又说，低陋的茅屋，家人争吵不安的居室都是微不足道的，还是让精神无拘无束地遨游于宇宙吧！对子由把眼前的困苦、纠纷置之度外的精神分外赞赏。后一部分是自嘲自己无功却居住在杭州一个富丽宽敞的地方，衬托其弟“宛丘学舍小如舟”的不公。诗中“如今衰老俱无用”与“文章小伎安足程”都是反语，是愤慨之辞，写作此诗时，诗人方才36岁，子由才33岁，这正是他们才华横溢、建功立业的黄金时期。此诗通篇为戏谑之语，表面上的戏谑的却是深沉至极的愤怒之言，给人以一种“含泪的笑”，把苏轼“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风格表达得淋漓尽致。在《次韵子由柳湖感物》中苏轼写道：“柳虽无言不解愠，世俗乍见应怃然。……四时盛衰各有态，摇落凄怆惊寒温。南山孤松积雪底，抱冻不死谁复贤。”借柳树朝、晚及四季盛衰的不同，“南山孤松”“抱冻不死”来勉励弟弟刻苦自励，做贤明之人。一天，苏轼与苏辙在读书台上散步，笑问其弟读书台位于水中是何意，苏辙说：“水是阴，台是阳，这叫负阴抱阳。”苏轼说：“这台高出水面，犹如一船。”苏辙立时回道：“水载舟也覆舟。宦海若舟，我这只小舟叫大海淹没了。”苏轼拍手笑了，摇摇头，说：“天大则才公，地厚则才久。”苏辙笑着说：“全在我心中呀！”中秋节过后，苏辙陪兄长一起赶赴颍州，拜访了另一位德高望重的恩师欧阳修，在那里逗留十多天方才依依惜别。兄长的到来扫去了苏辙多日的郁闷，苏辙豁然开朗。路有千条，条条都能通京都，我何不放弃自己的小恩小怨，俯下身去做意义的事呢？而且，陈州知府张方平是因为欣赏苏辙才特意把他要过来的，对他的才干非常信任和依赖。陈州府的一些外交和时政方面的事都交给苏辙处理。苏辙的心情渐渐改变了，在陈州期间写下了《代方平答陶启》、《代陈州张公安道谢批答表二首》、《陈州为张安道论时事书》等大量公文和应酬文字。闲暇时间，苏辙向陈州道士学服气法，调理自己小时候就有的肺病和体虚。他还研读葛洪《抱朴子》的养生之术，身体得到很大的改善。在《宛丘二咏》中，苏辙以山茶的“松筠秀”、“真性在”自勉和慰勉苏轼，告诉远在杭州的哥哥苏轼，决心“潦倒尘埃不复归”，不管在社会上受到多少挫折，都要为实现抱负而奋斗。苏辙在淮阳还结交了张安道、李简夫、黄实等宛丘诗友，经常一起在读书台吟诗作画。李简夫名宗易，也是淮阳人，爱写诗。自言自己是个“乐天派”。庆历年间，李简夫曾官至太常少卿，为官清正，与宰相晏殊相知尤深，民皆称道。后因病回到家乡。苏辙到陈州时，李简夫已归隐淮阳15年，与其相识后有相见恨晚之意。李简夫著有诗集二十卷，苏辙不仅自己为其作序，其兄苏轼也亲为其作序。兄弟二人赞他诗作成就可比白居易，其为人处世又似陶渊明，是真君子。当时，李简夫的外孙张耒正游学陈州，苏辙一见就非常喜爱他，不但亲自给他授课，还把张耒荐给兄长苏轼。张耒得以拜谒苏轼，苏轼见其文“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遂被列为门人之列。和黄庭坚、秦观、晁补之被称为“苏门四学士”。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苏轼因“乌台诗案”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任团练副使。为安慰兄长，苏辙专门从南都（商丘）赶到陈州，在兄长赴黄州途中经过的陈州见上一面。这一次，兄弟俩在淮阳停留三天。在淮阳，兄弟再一次携手遨游，共诉衷肠，苏轼写下和《和子由》诗：“太昊祠东铁墓西，一樽曾与子同携……”淮阳短暂的相聚，兄弟俩难分难舍，世事难料，说不定此去便是永诀。兄弟二人再一次挥泪告别。“惊尘急雪满貂裘，泪洒东风别宛丘。又向邯郸枕中见，却来云梦泽南州……”苏轼后来在《子由自南都来陈，三日而别》中写道：“夫子自逐客，尚能哀楚囚。奔驰二百里，径来宽我忧……”此次陈州旧地重游，唤起了苏轼许多淮阳的美好回忆。元丰五年(1082年)秋七月，贬到黄州的第三年，他在千古名篇《赤壁赋》中，对着皎洁的月夜，思绪万千。无望的他，比任何时候都纷忧和虚无。或许在他脑中与弟子由在陈州洒泪而别的场景还在，所以脱口而出“诵明月之诗”，写月未出而先用《陈风·月出》作引子，囚徒般的日子，艰难的生活，对弟弟的思念，那压抑的情感化作飞碟抛出，此时的苏轼，心境与《陈风·月出》里的抒情主人公极为相近。时光千年，人去亭在，苏辙兄弟宁折不弯，正直、向上，不为环境改变的品格，永远地镌刻在了淮阳人的记忆里。明成化六年(1470)，陈州知州戴昕以东坡“宛丘先生长如丘，宛丘学舍小如舟”诗意，重修苏辙读书台。台上建亭，亭基为船形，象征宦海扁舟。四周植莲，暗喻出污泥而不染的品质，名之曰苏亭莲舫，系淮阳八景之一。清代诗人金允宜在《苏亭莲舫》一诗中写道：“苏湖亭外藕花浮，千载芳踪说子由。几处清歌来画舫，一行白鹭下汀州。碧桐逃暑宜中夏，绿柳摇风似早秋。茂叔风流堪步武，每逢佳日喜来游。”每值盛夏，柳拂曲栏，荷叶田田，文人墨客，络绎不绝。

2014-07-22
杨蟠与苏轼、王安石的交游唱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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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祖民杨蟠，字公济，号浩然居士，台州章安人（今属台州市椒江区），出生于钱塘（今浙江杭州），大约生活在宋真宗天禧年间（1017—1021）至徽宗崇宁（1102—1106）年间①。《宋史·列传》第四四二卷《文苑四》有传：“杨蟠，字公济，章安人也。举进士，为密、和二州推官。欧阳修称其诗。苏轼知杭州，蟠通判州事，与轼唱酬居多。平生为诗数千篇。后知寿州，卒。”杨蟠生平及诗作杨蟠出生在流寓钱塘的一个官宦之家。祖父杨徵，台州章安人，宋初曾在丽水、钱塘等地为官。父杨翱，字翰之，宋初以文学得中进士甲科，曾任东阳知县、太常博士等职，育有三子七女，杨蟠为其第三子。仁宗庆历六年（1046），杨蟠中贾黯榜进士②，任密州、和州观察推官，掌两州司法事务。至和二年（1055），迁泗州推官。嘉祐二年（1057），回钱塘丁母忧，并请王安石撰写《太常博士杨君夫人金华县君吴氏墓志铭》；六年（1061），迁签书江阴军判官厅公事，职司案件审理。英宗治平三年（1066），任光禄寺丞。神宗熙宁五年（1072），改太子中允，后充永兴等路转运判官，复任陕西提举常平公事，倡导兴修当地重要水利设施郑渠、白渠；九年（1076），权管勾荆湖西路提举坑冶事。元丰八年（1085），任宣德郎飞骑尉，提点荆广冶铸事。哲宗元祐四年（1089），苏轼出任两浙西路钤辖兼杭州知府，杨蟠以奉议郎通判杭州；六年（1091）苏轼去职，杨蟠召任承议郎。绍圣二年（1095），知温州，在任清廉断事，爱民如子，曾刻前任太守刘述劝民五事立于州衙仪门，复定城中街巷为三十六坊，便于防火、利于经商及街道管理；四年（1097），调任高邮州知军，离任之日，百姓“遮道攀辕，不忍别”。在高邮任上，建时燕堂、众乐园于官署之东，供百姓游乐。后转知寿州，不久辞官，寓居杭州。每当月明星稀之夜，泛舟湖上，使两笛婢摇橹劝酒，吟诗作词以为乐，悠然忘返。大约在徽宗崇宁（1102—1106）年间卒，葬西湖龙井之源。杨蟠一生作诗数千首，有《章安集》及《钱塘百咏》、《西湖百咏》、《永嘉百咏》等，其诗质朴自然，清新流畅，语言明快，风格委婉。北宋诗文革新运动领袖欧阳修读了杨蟠《章安集》后赞曰：“苏梅久作黄泉客，我亦今为白发翁。卧读杨蟠一千首，乞渠秋月与春风。”遗憾的是，《章安集》没有留存下来，只是在《宋史·艺文志》中著录了“杨蟠《章安集》二十卷”的书目；清雍正《浙江通志》仅录杨蟠《涌金池》、《华盖山》、《翠微亭》、《翠幄轩》、《红云阁》等诗7首；现存世的仅为后人辑录的《章安集》，有诗105首。《全宋诗》中载有杨蟠诗歌119首，实际上《醉眠亭》共有3首，则《全宋诗》中记录杨蟠诗歌共为121首。笔者近年查考出《西溪》、《韬光庵》、《永宁桥》、《小瀛洲》、《江心屿》、《西山》、《喜闻中丞包公称职有书》等7首，“句”8章。另据杨东睿查考，尚有《郡首按视横河》、《琼花》、《灵石山》等诗歌3首，“句”2章③；王及先生编撰之《椒江历代诗词选》中有一首杨蟠《游仙岩》，亦为《全宋诗》中所不载④。关于杨蟠的籍贯、生卒年、何榜登科等，由于资料鲜有，历来众说纷纭，笔者也曾撰相关文章表达浅见⑤，在此不予复述。本文拟要就杨蟠与同时代著名人物苏轼、王安石的交游唱酬，作一些粗浅的探讨。杨蟠与苏轼“花中第一流”，春兰秋菊、红桃白李都无法与它一比高下，“天教桃李作舆台，故遣寒梅第一开”(《再和杨公济梅花十绝》第二首)。以梅花来表达对远方朋友的思念，也是古诗中梅花又一重要意象。第一首梅花诗，南北朝陆凯所作的《赠范晔》就是以梅花传达友情的。到了宋朝中期，梅花在诗歌里不仅仅是一个信物，更代表着一种情绪，诗人看到梅花就不由想起远在他乡的朋友——“岭北霜枝最多思，忍寒留待使君来”(苏轼《次韵杨公济奉议梅花十首》第六首)。经过苏轼、杨蟠等人的吟咏，梅花的君子意象得到进一步深化。“人去残英满酒樽，不堪细雨湿黄昏”。(《再和杨公济梅花十绝》第四首)这些诗句，体现了苏轼咏梅诗中高洁之志与孤寂之感交渗一体的双重感情取向。当然，即使是像苏轼这样的大文豪，也会有让人评头品足的时候。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说：“苏东坡《次韵杨公济奉议梅花十首》诗云：‘月地云阶漫一樽，玉奴终不负东昏。’然据《南史》记载，东昏侯妃潘玉儿，有国色。牛僧孺《周秦行记》薄太后曰：‘牛秀才远来谁为伴？’潘妃辞曰：‘东昏侯以玉儿身死国除，不拟负他。’注云：‘玉儿，妃小字。’东坡盖两用此，而以‘儿’为‘奴’者，误也，然亦不害为佳句。”据王水照、崔铭合著之《苏轼传》载，苏轼于嘉祐八年（1063）作《馈岁》、《别岁》、《守岁》诗各一首，描写过除夕的感受。杨蟠均有唱和，可惜只有《除夕次东坡守岁韵》一首传世。苏轼《守岁》诗说：“欲知垂岁尽，有似赴壑蛇。修鳞半已没，去意谁能遮。况欲击其尾，虽勤知奈何。儿童强不睡，相守应欢哗。晨鸡旦勿鸣，更鼓畏添过。坐久灯烬灭，起看北斗斜。明年岂无年，心事恐蹉跎。努力尽今夕，少年犹可夸。”这首《守岁》诗，不以一味诉说、以理服人，而是使用比喻和场景描写，更添了一份生动，也体现了诗人积极的人生态度。而杨蟠的《除夕次东坡守岁韵》诗云：“人生无百年，谁问岭龟蛇。容颜镜水换，老丑不可遮。殷勤守此岁，来岁复如何。南邻祭灶喧，北里驱傩哗。须臾罢无为，但听楼鼓挝。明朝四十过，暮景真易斜。初心自慷慨，白首还蹉跎。寄语少年子，虽强不足夸。”诗中抒发出岁月易逝、人生易老，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感慨。又上书门下、尚书各省，强调：若不急行设法，20余年后，湖面将全被野草遮闭，杭州居民将失去淡水来源。他提出了5项理由：第一个理由竟是说鱼类必将因此遭殃；其他理由是西湖的供水之用，如灌溉稻田、供水给运河等；最后是供给好水以便造酒，此项与朝廷税收有关。他提出要清理遮蔽湖面的水草2.5万方丈，此项工作需20万天人工，按一天人工清除1方丈左右计算，每一工55个钱，加上3升米，全部计划需要3.4万贯，杭州府已然筹得一半，请朝廷再拨给1.7万贯。该计划得到朝廷批准，但朝廷没有拨钱，只是给了100道空白度牒作为修湖经费。度牒是朝廷发给出家僧众的资格证书，北宋度僧限额很严，规定在拥有100个僧众的地方方可发放一张度牒。因而在宋代，度牒既可以代替银两作为支付货币，也可以直接用于购物、放债收息。当时，每道度牒的官方定价大约在200贯左右，100道空白度牒就是2万贯钱。4个月后修浚工程完毕，但如何处理堆积如山的水草和淤泥成了大问题。苏轼与杨蟠等人一合计，若用这些水草和淤泥建一条湖上长堤，除可供人步行外，也可增加湖面的景色，也大为缩短往返湖南北的距离。这就是现在西湖上的苏堤。初建成时，堤上共有6座拱形桥、9个亭子，为纪念苏轼的德政，在杨蟠的竭力主张下，把其中一个亭子作为苏轼的生祠，里面供有他的画像，以便让居民膜拜。但不几年，苏轼的政敌吕惠卿得势后，设法弄到一纸朝廷命令，将此纪念亭拆毁了。⑥因而，完全可以说，要是没有这100道空白度牒，恐怕也就没有今天苏堤春晓的历史故事和西湖美景了。后来，苏轼和杨蟠还把在杭州西湖所做工程的方法，分别施之于阜阳和温州，并取得实效。元祐六年（1091）二月，苏东坡被调离杭州，召至京都充任翰林学士；此后不久，杨蟠也离开了杭州，赴京担任承议郎。杨蟠与苏轼的交游甚早。嘉祐六年（1061）在江阴军签书判官厅公事任上，杨蟠作《梅花十首》等寄苏轼，苏轼作《次韵杨公济奉议梅花十首》、《再和杨公济梅花十绝》等和酬。可惜的是，现在只剩下苏轼的唱和诗了，而杨蟠写的咏梅花诗却已全部散佚。梅花以其曲折多姿的形态和经霜耐寒的特质，被古代文人反复咏唱，诗人们借助这一客观之象，融进自身的主观之意，赋予了梅花各种美好的品格。苏轼和杨蟠的梅花诗都写得非常精彩。如《次韵杨公济奉议梅花十首》第四首云：“月地云阶漫一樽，玉奴终不负东昏。临春结绮荒荆棘，谁信幽香是返魂。”咏梅而涉及玉奴，盖指梅花香气乃旧时贵妃灵魂归来所化，唤“玉奴归去”，又是写呼梅同去。这一切是那样地清冷、空寂。以上四句所写的梦醒、人去的心理活动，都着眼于空虚二字，委婉深曲地表达了诗人心中怅然若失的凄怆心境。梅花虽清瘦，却有风骨气格，被唤做“冰盘未荐含酸子，雪岭先看耐冻枝。应笑春风木芍药，丰肌弱骨要人医。”（《次韵杨公济奉议梅花十首》第七首）苏轼诗中透出的意思很明显，梅花有骨，骨气奇高，做人也应该这样，就是再清瘦了，也总得留下个骨头吧！也就是说，那些耽溺于枯寂的人，至少还得像那最清瘦的梅花一样，有个骨头才能够树立起来啊！梅花冲破瘴雾，凌寒而开，“洗尽铅华见雪肌，要将真色斗生枝”(《再和杨公济梅花十绝》第七首)，那铮铮“玉骨”，那皎皎“冰肌”，那翩翩“仙风”，堪称“花中第一流”，春兰秋菊、红桃白李都无法与它一比高下，“天教桃李作舆台，故遣寒梅第一开”(《再和杨公济梅花十绝》第二首)。苏轼（1037—1101），字子瞻、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祐二年（1057）进士，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元丰二年（1079）七月，御史台（俗称“乌台”）派人在湖州衙门当场逮捕担任知州的苏轼，罪名是其诗文“讥讽朝廷”、“指斥皇上”，在监狱里关押了130天，这就是“乌台诗案”。后幸得友人营救，才被释放出狱，贬任黄州团练副使；5年后“量移汝州”，获准留居常州。哲宗时，高太后听政，启用司马光为相，苏轼被召回京师，先后任礼部郎中、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元祐四年（1089）三月，苏轼出任两浙西路兵马钤辖兼杭州知府，领军浙西，并力邀担任闲职奉议郎的杨蟠同往，通判杭州军州事。杨蟠在京城几乎无所事事，能随苏轼回第二故乡杭州，自然是求之不得。是年，杨蟠73岁、苏轼53岁，两人整整相差20岁。北宋时尽管有路的建制，但各州（府、军、监）都直属朝廷，由朝廷委派京、朝官管理州军事，称“知某州军州事”，表示全权管理本州军民之政，直接向朝廷奏事。另设“通判某州军州事”一名，与知州同领州事，主要裁处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听断等事，行文与知州联署。苏轼的官衙位于杭州凤凰山麓，而杨蟠的通判府在葛岭寿星院。苏轼喜欢在富有诗意的地方办公，便常到寿星院去，因为那里风光如画，还专门为寿星院寒碧轩和此君轩写过诗。《寒碧轩》云：“清风肃肃摇窗扉，窗前修竹一尺围。纷纷苍雪落夏簟，冉冉绿雾沾人衣。日高山蝉抱叶响，人静翠羽穿林飞。道人绝粒对寒碧，为问鹤骨何缘肥。”《此君轩》云：“卧听谡谡碎龙鳞，俯看苍苍立玉身。一舸鸱夷江海去，尚余君子六千人。”有时，苏轼会吩咐扛着旗伞执事的衙役走钱塘门，自己则由一两个年老的卫士跟随，约上杨蟠到普安寺用餐。他经常与杨蟠及几个文书到冷泉亭小坐，在谈笑之间把一天的公事办完后，便和杨蟠等同僚畅饮吟诗，在日落之前再骑马回府。而在炎热的夏天，苏轼与杨蟠总是躲在祥符寺里，在好友维贤方丈的屋里睡个午觉。他们摘下官帽，脱下官袍，丢下官架子，用最普通的头绳把头发系在头顶上，在躺椅上一伸，让仆人按摩一下双腿，消除疲劳。短短一年半时间，苏轼在杨蟠的协助下，在杭州城实施了公共卫生方案，包括一个清洁供水系统和一座医院；又疏浚了运河，修浚西湖；还稳定了谷价，不惜与朝廷及邻省官员意见相左，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展开救济饥馑的工作。这些当然主要是苏轼的政绩，但实际上，作为通判的杨蟠也功不可没。值得一提的是修浚西湖。其时，西湖面积日渐缩小，湖里蔓草丛生，几乎遮盖了近一半湖面，白堤也基本毁坏。元祐五年（1090）四月，苏轼给高太后上了一道表章，禀报疏浚西湖的计划和理由；五月，又上书门下、尚书各省，强调：若不急行设法，20余年后，湖面将全被野草遮闭，杭州居民将失去淡水来源。他提出了5项理由：第一个理由竟是说鱼类必将因此遭殃；其他理由是西湖的供水之用，如灌溉稻田、供水给运河等；最后是供给好水以便造酒，此项与朝廷税收有关。他提出要清理遮蔽湖面的水草2.5万方丈，此项工作需20万天人工，按一天人工清除1方丈左右计算，每一工55个钱，加上3升米，全部计划需要3.4万贯，杭州府已然筹得一半，请朝廷再拨给1.7万贯。注释：①据文博专家王及查考，杨蟠大约生活在宋真宗天禧年间（1017—1021）至徽宗崇宁（1102—1106）年间，并界定其生卒年约为1017—1106年。旧纂之《嘉定赤城志》、《浙江通志》、《台州府志》、《临海县志稿》等，均未著录杨蟠的生卒年；新编之《台州地区志》、《椒江市志》等均依王及先生所说。②关于杨蟠得中何榜进士问题，《嘉定赤城志》在卷第三十三《仕进·进士科》中将其列入“庆历六年杨寘榜”下，误。庆历六年（1046）进士第一名的是邓州人贾黯（直孺），而合肥人杨寘（审贤）高中状元在此前4年，即庆历二年（1042）。③《杨蟠及其诗歌考论》，林家骊、杨东睿，第四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沈松勤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版。④《椒江历代诗词选》，王及编撰，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1月版。⑤相关内容参见：《杨蟠》，楼祖民编著，人民日报出版社，2006年3月版。⑥相关内容参见：《苏轼研究史》，曾枣庄等著，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3月版；《苏轼评传》，曾枣庄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版；王水照、崔铭合著《苏轼传》，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版。

楼祖民

2022-11-24
苏轼的惠州羁旅，是他乡亦为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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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惠州之于苏轼，本是失意、晦暗的流放贬谪之地，但罗浮山下，惠州西湖的天光湖色，记录的却是苏轼执念苍生，福泽百姓的民本初心，也更丰满了苏轼的旷达胸襟和诗意人生。惠州与苏轼，相互成就，或许应该是走近苏轼心灵世界的极好标本。□文清1101年，遇赦北返的苏轼，病逝于常州。晚年回望来路，他留下了“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黄州、惠州、儋州，无职无权的贬谪之地，为何苏轼却自评为是其功业高地？初春三月，参加市委宣传部媒体融合考察，得以从东坡老家眉山出发，成行其中之一的惠州。夜行水东街、西新桥，在合江楼楼下遥望近千年前“故是人生一快”的青天孤月；漫步惠州西湖苏堤，榕荫拂水，苍劲挺拔，遥忆坡公处“江湖之远”但仍“执念苍生”的民生情怀；登“鹤观一峰，独立千岩之上”白鹤峰，在坡公“规作终老计”的苏祠内，松风亭上，远望千年不变的东江、罗浮山水——短暂行走惠州，追寻坡公足迹，试图从风物人迹和东坡诗词中穿越千年，重新阅读和感悟东坡岭南羁旅之外的诗意人生。一大学同学元兵兄一直在惠州工作。得知我难得到惠州，特意邀我到惠州最具历史的水东街小坐，感受惠州颇负盛名的夜市烟火底色。始建于北宋的水东街，紧邻东江水东码头，是惠州保留较为完整的历史文化街区。整齐划一的岭南特色骑楼，使整街两边成两条长廊。骑楼上住人，下为人行道，雨天行人不忧雨，旧时惠州的工商业都集中于此，至今仍为惠州文旅网红打卡点。与元兵兄步行回驻地，从水东码头沿滨江路往西，不经意间路过颇负盛名的合江楼。微风拂过东江，高楼倒影，影影绰绰，夜色沉静。东江与西枝江汇合处，东新桥旁，九层回廊古建筑合江楼，灯火闪亮，矗立无言。合江楼，苏轼被贬惠州安置寓居的首站。只是，我们路过东新桥旁的合江楼实为重建的新楼。九百多年前，坡公真正下榻的合江楼，却在与当下西新桥遥遥相对的东江对岸的位置。绍圣元年（1094）闰四月三日，苏轼因“污诋圣考”“前掌制命，语涉讥讪”而贬知英州，祸不单行，就在他前往英州的路上，在途中又被朝廷三改谪命，再次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最后由原本为外放的地方官而成为“不得签书公事”的罪臣。在宋代，文臣负罪，贬谪岭外已经是最重的惩罚。无论是广东的英德，还是岭南的惠州，即使在宋代，都还是遥远荒僻的“瘴厉”之地。这一年，苏轼虽然已经59岁，垂垂老矣，却不得以脚步踉跄，颠沛流离南行。从定州到惠州，四千里长途，数月跋涉的磨难。前路漫漫，一向豁达的苏轼，也未免郁闷。边行且思，苏轼想到了唐代两位和他情况相近、同样心境的“古人”——白居易和韩愈。途经江西九江浔阳楼，苏轼忆起白居易。“人事千头及万头，得时何喜失时忧。只知紫绶三公贵，不觉黄粱一梦游。适见恩纶临定武，忽遭分职赴英州。南行若到江干侧，休宿浔阳旧酒楼。”——《被命南迁途中寄定武同僚》。在当年白居易被贬之地浔阳楼，苏轼不禁感叹与白居易同为“天涯沦落”。而韩愈被贬的潮州，地理上更是与惠州相近。“蹙蹙怨嗟，有不堪之穷愁行于文字”（欧阳修《于尹师鲁第一书》）。苏轼一路行途，《到惠州谢表》“以瘴疠之地，魑魅为邻；衰疾交攻，无复首丘之望”，字里行间流露出来那种郁闷、失望，几乎与韩愈“蹙蹙怨嗟”的心情别无二致。绍圣元年（1094）十月初二，间关万里，长途劳顿，失意困厄的苏东坡到达了惠州贬所。不过，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寓惠第一站竟然是被安置在东江与西枝江交汇处的“政府招待所”——合江楼。这多少让他最失意、最难过、最灰暗的贬谪之旅有了一丝别样的温暖和慰藉。这着实让苏轼意外的安排，对惠州主政者、当地名士和当地百姓来讲其实也不算意外。当然，这背后实际上来自于苏轼在当下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和名气。“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苏轼，在当时宋国各地，甚至文化贫瘠的北国邻地大辽契丹，全都有他的粉丝。以今天的话来讲，是绝对的影响力“大V”。弟弟苏辙去大辽公干，打交道的契丹官员都问，你家大哥苏轼先生最近有何新作品？苏轼的强大影响力，虽在偏远荒僻的大庾岭外的岭南，也概莫能外。初到惠州的东坡，还没下船，热情的惠州人已聚在码头欢迎他。“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包括当时的惠州主政者詹范，也丝毫没有忌讳朝廷的贬谪命令，出于对苏轼的敬仰，特意安排把当时接待朝廷官员、处于“府城东北，当东西二江合流处”的合江楼给苏轼寓居。在宋代，合江楼原是三司行衙中皇华馆内的一座江楼。皇华馆是朝廷官员的驿馆，相当于现代的政府招待所。按规矩，被贬谪的苏东坡是没有资格住进合江楼的。惠州当地主政的官员、地方名士以及底层百姓，以超级粉丝对超级偶像的热情，以超规格的待遇，给予历经长途跋涉、心情晦暗的苏轼一种特殊的温暖与慰藉。初到惠州，苏轼并没有受到很多被贬官员面临的磨难与惩戒，反而是被安置在空置给朝廷巡视官员的合江楼，一切看上去还不错。苏轼在此写下：“海山葱茏气佳哉，二江合处朱楼开。蓬莱方丈应不远，肯为苏子浮江来。”作为接纳苏轼首站寓惠之所，合江楼也因苏轼更闻名遐迩，声名远播，成为与广州镇海楼、肇庆阅江楼等齐名的广东六大名楼。但政敌的嫉妒和打压，未能让这样的好心情延续多少时日。两周后，上面严责，苏轼一行被赶了出来，令其搬迁到一个条件恶劣的寺庙嘉祐寺，在暮鼓晨钟中开始自己的贬谪时光。不过还好，翻过年没多久，在广东担任广南任东路提刑的表兄程正辅刚好巡视惠州。在他的亲自关照下，惠州主政官詹范又安排苏轼于绍圣二年（1095年）四月搬回合江楼居住。由合江楼开始，年近六旬的苏东坡在惠州开始他两年又七个月的岭海贬居生活。尽管先后在合江楼、嘉祐寺、白鹤峰搬来搬去，居无定所，但乐天自在的苏轼全无羁束，反而和他的朋友一起更加寄情山水，足迹开始遍及惠州市区、汤泉和罗浮山的湖光山色之中。在惠州，苏轼的朋友圈很丰富，有官有民，有僧有道，还有隐逸的高人，与他登山临水，诗酒酬唱，于不经意间帮助他潇洒应对仕途挫折与晦暗。在惠州，苏轼，渐成在野诗人。二和惠州日报的同仁一起，漫步惠州苏堤，泛舟惠州西湖。湖中水面，波光粼粼，干净清新，一派春和景明。湖畔苏堤，古榕榕荫拂水，苍劲挺拔，一如老之东坡。苏轼到惠州之前，此湖原本名为丰湖。之所以成为与杭州西湖几乎一样盛名的惠州西湖，与苏轼的积极奔走相关。被贬寓惠时，苏轼的困苦，其艰难程度远甚黄州。政治上，是“不得签书公事”，是薪水也只发一半、戴罪的贬官。生活上，僻处瘴疠横行的蛮荒之地，身体有疾，语言不畅，屡次申请折支券（俸料）得不到批准，食口增多而经济拮据。甚至还面临着“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的生命风险（黄庭坚《跋子瞻和陶诗》）。物质捉襟见肘，生活颠沛流离，尽管人生苦难重重，苏轼也能从中寻找到其中乐趣，精神的愉悦从来不曾缺席。纵情山水之间，便是苏轼排遣内心苦闷与政治失意的最好方式。不过，诗词轻松自在里，仅仅只有罗浮山下的湖光山色和四时春光。惠州西湖，寄托着苏轼的“庙堂”和“江湖”。从“庙堂之高”转向江湖之远，处穷而不移治世之心，苏轼一如既往地挂念苍生。惠州东江源自江西赣州，水西为惠州州府，水东为归善县。江上竹浮桥简陋，且常被冲垮，百姓靠小舟渡河，凶险异常。到惠州不久，苏轼发现惠州城四面环水，民众出入不便，和在杭州时不同尽管是“不得签书公事”的闲官，苏轼仍四方奔走，向主政官员提出了挖淤泥，建堤坝，修建“两桥一堤”的惠民方案，并动员表兄程正辅、地方官詹范等筹措资金、设计方案，拟建造新桥。为了筹钱，苏轼把皇帝御赐的犀带都拿了出来。东新桥竣工日，百姓奔走相告、雀跃欢呼，“喜笑争攀跻”。苏轼又倾力修建西新桥，经济拮据而无钱可捐的苏轼，写信给远在千里之外的弟弟苏辙，将皇帝赏赐弟媳史夫人的黄金数千捐献，促成二桥落成。西新桥所在的苏堤，解决了当地百姓的涉水之苦，当地百姓也为了感谢苏东坡，便将其改名为苏堤。一南一中，杭州苏堤、惠州苏堤，皆因苏东坡而被世人传扬。和杭州一样，惠州西湖亦有孤山。孤山下巨石上刻“东坡园”三个大字。石刻不远处，有一座铜铸的秧马雕塑，概括了东坡先生寓惠期间的惠民事迹。居中者，乃东坡先生。先生左起往右，依次是骑秧马插秧的老农，手抓草药的村姑，双手举犀牛腰带的孩童，肩挑稻谷的农夫，还有田头的水碓。东坡园的雕塑，讲述的苏轼造福百姓，为岭南推广农业先进技术故事。遭贬途中，路过湖北时，苏轼见当地农民骑在一种叫“秧马”的农具上，倒退着插秧，省时又省力，便把这种农具介绍到惠州，画图仿制。孩童手中的犀牛腰带，是指东坡捐资修西湖的故事。田头的水碓，是东坡从江南引进的先进灌溉农具。农妇手握的草药，则记载了东坡寓惠时，在瘟疫来临期间，苏轼自辟园圃，“无病而多蓄药”——种植地黄、枸杞等药材；并不断给内地亲友写信，购得药材，广为施舍，“劳己以为人”。肩担稻谷的农民雕塑，表现了东坡为惠州农民争取赋税钱粮两便或按低粮价收税的政策，大大缓解了农民负担。他在香积寺看到溪流落差较大，就设计了水碓水磨，给民众用来舂米、磨面，还研磨香粉。“不在其位，也谋其政”，苏轼也是一位整合统筹官方与民间资源的高手。寓惠期间，他充分利用表兄程正辅的特殊关系，关心惠州民间疾苦和地方建设，在给程正辅的书信中，为民请命、为官纾困的文字比比皆是。如帮助解决驻军用房与扰民、纠正米贱伤农的问题，倡议捐建东新、西新两桥一堤，督促博罗灾后重建并建议县令林抃推广秧马、水碓水磨等先进工具，建议惠州知州詹范“官葬暴骨”。不仅鼎力关注惠州，也建议支招广州。受浸海之害，广州普通人家无力远道取水，常年引用盐苦水，春夏常瘟疫流行，死人颇多。罗浮道士邓守安提议引距城十里之蒲剑山滴水泉之水入广州，苏轼鼎力支持，遂致函建议广州知州王古修建自来水工程。其后与王拟订方案、筹集经费、凿石槽而通竹管，引泉水如广州工程动工。从庙堂到乡野，他足迹所至，都尽心竭力为民众办事。苏轼在惠州，无职无权，原本可以完全躺平无为，但他用一手烂牌打出“王炸”，竭尽全力演好了“不在其位也谋其政”的精彩绚丽大戏。所以，也就不难理解，晚年常州回望来路，苏轼能自信大胆自评惠州是其平生功业的三大高地之一。舟行湖上，水鸟翩跹，水波不兴。惠州西湖的天光湖色间，装下的是东坡的豁然胸襟和盎然诗意。惠州贬谪，本为苏轼仕途的灰暗羁旅，但惠州西湖，反倒意外孕育和成就了苏轼的另外一种生气蓬勃的文化生命张力。三白鹤峰上的东坡祠，大概是国内最早建祠祭祀东坡的地方。这里，是苏轼自己出资、自己挑选、自己设计，原本是希望子孙们一起团聚，颐养天年的养老之地。白鹤峰下，东坡雕像，器宇轩昂，满腹诗书，一身正气。背后浮雕墙，绘有东坡寓惠诗句和故居远景图，四周竹林上挂满他的诗句。白鹤峰上的东坡祠，依山而建，古阶步道，拾级而上，古树名木郁郁葱葱。穿过德邻堂，拜三贤祠、过东坡居室、东坡书房，登松风亭、招鹤亭。堂前院内，竹椅散放，自然亲切。东坡井口半米见方，深十余米，井壁用青砖砌成，外貌古朴，井水依然清冽。井栏，立有“冰湍”两字石刻。绍圣三年（1095），因表兄程正辅巡视惠州，苏东坡又得以从嘉祐寺重新搬进合江楼。一年后，随着表兄被召回，敬仰苏轼的地方主政官詹范等也相继离任，不得以，苏轼只好再次从合江楼迁往嘉祐寺。居无定所。在合江楼与嘉祐寺之间来来回回地搬迁，增添了苏轼对自己贬谪生活的更多感伤。老友离任，想到新来的地方官未必会对自己这么好，同时因为朝局，自觉复出无望的苏轼有了在惠州安“家”的想法。“前年家水东，回首夕阳丽。去年家水西，湿面春雨细。东西两无择，缘尽我辄逝。今年复东徙，旧馆聊一憩。已买白鹤峰，规作终老计……”（苏轼《迁居》）。苏轼花费几乎所有积蓄，买下白鹤峰上几亩隙地，意欲久居。拟建屋二十间，凿井四十尺，空地种植花木。“道俗来观，里闾助作”，左近百姓纷纷前来助力。北宋绍圣四年（1097）二月十四日，苏东坡在白鹤峰上筑屋二十间，白鹤峰新居落成，“古邑为邻，绕牙墙而南峙”，苏东坡自嘉祐寺迁入。“鹅城万室，错居二水之间。鹤观一峰，独立千岩之上。”白鹤峰上，风景优美，邻里和谐是他喜欢上这个山头的原因之一。苏东坡将客厅命名为“德有邻堂”。林婆酒肆，翟夫子舍，一位卖好酒，一位是当地名士，这都是苏东坡的两位好邻居，翟夫子常邀他过家做客、林婆常赊酒给他，作终老计再合适不过。不仅如此，其他邻里百姓也对这位大文豪热情相待，就连晚上的打更人，都为了不影响他休息而轻轻打更，“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长子迈与予别三年，携诸孙万里远至，老朽忧患之余，不能无欣然。”这一年，苏轼已经62岁了，他从嘉祐寺搬到白鹤峰，还书信在常州的长子苏迈带领全家人来与之团聚。岁月静好。苏轼大概希望，余生就在岭南化外之地，在儿孙的陪伴下，借地种菜、饮酒、赏花、品茗、游览、养生，谈经、研佛、觅句，自谓“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也”，在对陶渊明的学习、唱和与敬慕中慢慢老去。不过，北方的庙堂之上，却仍然还有敌意者看不惯谪居白鹤峰上苏轼的诗意人生。不到两个月，朝廷一纸谪令，再贬海南，让苏轼和家人本想终老白鹤峰的愿望不能善全。年过六旬的苏轼，不得不与小儿子苏过一起仓促乘船离惠，继续朝南，一叶孤舟，飘摇穿过琼州海峡的海浪风波，去往荒岛海南贬所。白鹤峰新居则由长子苏迈携带家眷留守。几年后，苏家离开，惠州人把白鹤峰新居变成东坡祠。历代惠州府和归善县的重要官员到任后必须拜谒东坡祠，这种被定型成俗的拜谒仪式，是对东坡先生道德人格的肯定和学习，也是对惠州百姓东坡情结的认同和尊重。苏轼，以其艺术成就和人格魅力，赢得了惠州人的长久热爱与怀念。站在白鹤峰上的望江楼，远望东江两岸春色，遥想当年这里江上清风，山间明月。似乎能理解，寓居两年零七个月惠州的东坡先生，之所以选中这里“规作终老计”背后的那种淡定、自家与洒脱，以及另一种经历世事沧桑的那种通透明澈。岭南惠州，岷峨眉州，相距数千里。“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一生颠沛流离，辗转于十八城，超然自得，不改其度的苏轼，虽然在诗词中表明，岭南惠州已是可以一家团聚规老的故乡。但是，我大胆揣测，在岭南惠州，坡公其实应该也有过无数次月夜，梦归纱縠行苏家老宅，坐于南轩，对修竹数百，野鸟数千。因为，苏轼心底念念不忘的真的还有，“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

文清

2023-11-30
曾巩：千年一醇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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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宋八大家”中，提到曾巩，可能大家会有些陌生。甚至有人说，曾巩是“唐宋八大家”中最没有“存在感”的人物。其实，作为北宋著名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曾巩不仅治学严谨、文学成就突出，还因为官清廉、关心民生，深受百姓爱戴。在清代理学家张伯行选编的《唐宋八大家文钞》中，收录作品316篇，曾巩的文章就高达128篇。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近曾巩，感受这位被誉为“一代醇儒”的北宋名人的人格魅力。年少成名曾巩，字子固，北宋天禧三年（1019年）出生于抚州南丰县。在南丰，曾氏一族世代为学者。曾巩天资聪颖，年幼时记忆力超群，史载曾巩“生而警敏，不类童子”“读书数百言，一览辄诵”。相传他年仅12岁就写出《六论》，可谓天才少年。成年后，曾巩以文会友，不仅结识了欧阳修、王安石等文学大家，还与范仲淹、杜衍等人常有书信往来，在当时的北宋“文学圈”里小有名气。他还因文采出众，成了欧阳修的学生。文章深受文学大家喜爱的曾巩，却在科举考试中屡屡失利，38岁才考中进士，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原来，当时北宋科举轻时文、重诗赋，曾巩擅长策论，不喜欢写辞藻华丽而内容空洞的文章，所以屡屡在科举考试中失利。他的老师欧阳修安慰他，还有时间慢慢精进。但谁都没有想到，这位成名极早的才子，历经多年蹉跎，从18岁开始赴京赶考算起，一共考了20年才考中进士，其间多次落榜，饱尝屈辱和辛酸。曾巩38岁才考中进士，同期上榜的人中，已有20岁的苏轼和18岁的苏辙。迎难而上北宋庆历七年（1047年），曾巩的父亲曾易占突然染病去世。此后，曾巩毅然挑起家庭的重担，照顾继母，教育和培养弟弟、妹妹，任劳任怨，费尽心血。在三年守孝期，曾巩没有被丧父之痛和沉重的生活重担压垮，仍然刻苦读书、潜心写作，著名的《繁昌县兴造记》《宜黄县县学记》等作品都出自此时。北宋皇祐三年（1051年），作为一介布衣的曾巩还撰写了《本朝政要策》，全文共50篇，向朝廷提出自己的政见，分考课、训兵、兵器、城垒、任将、刑法、赋税、水利、边防等数十个条目进行阐述，显示了曾巩身处江湖、胸怀家国的品格。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欧阳修主持礼部贡举，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改革，反对险怪奇涩、华而不实的文风，提倡行文应平易通顺、自然朴实、言之有物。这年，曾巩已38岁，再度进京应试，同行的有弟弟、堂弟和妹夫一共六人。结果，曾巩等六人全部金榜题名。历尽坎坷，终成进士，回想当年落第遭人嘲笑的往事，曾巩不胜感慨，作《少年》诗咏怀：不复论心与少年，世间情伪久茫然。朱门如市方招客，独宗残经自可怜。十多年的耕读生活没有压垮曾巩，即使带着弟弟上京应试几次不中，被同乡之人写文章嘲笑，曾巩仍旧没有放弃。他用勤奋、乐观化解了苦难，用迎难而上的精神，孜孜不倦地钻研学问，创造了人生的辉煌。低调为人考中进士的曾巩，终于开始了自己的仕途生涯。进入官场后，曾巩除了在京城当过几年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基层任职。他所到之处打击豪强、兴修水利、减赋救灾，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实事，是那个时代不可多得的能臣干吏。在工作中，曾巩少议论、多实干，及时处理了很多伤害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相传他任满要离开齐州（今山东济南市）去往襄州（今湖北襄阳市）时，百姓紧闭城门极力挽留，舍不得他离开。然而，由于曾巩不擅长自我宣传，又卷入了王安石变法论争，得罪了不少官员，因而有人故意评价曾巩“为人行义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把他定位为一个品格低下、碌碌无为的庸官。于是，曾巩一直在基层漂泊、不得重用，直到去世前三年才得以回京。了却生前事，何计身后名。无论为学为官，曾巩都对得起“良心”二字。在人才辈出、群贤闪耀的宋代，曾巩的文章受到了极高的评价。《宋史》评价曾巩：“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欧阳修也曾说：“过吾门百千人，独于得生(曾巩)为喜。”王安石曾评价曾巩：“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就连才华横溢的苏东坡也评价曾巩：“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这些评价，足见曾巩的文学成就之高。此外，还有人将他与“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相提并论：“自韩愈氏以来，作者莫能过也。”朱熹曾说：“予读曾氏书，未尝不掩卷废书而叹，何世之知公浅也！”曾巩的文章平实质朴，自成一家，以“古雅、平正、冲和”著称。他在史籍编校领域也颇有成就，整理的古籍多达数十种，对保护和传承中华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有人说，曾巩不过是个纯粹的文人，识字读书写文章，一切发乎自然；不过是个基层父母官，只知默默干实事，不求闻达于天下。或许曾巩是那片群星闪耀的星空中最不耀眼的一颗星，但他坚持做一个纯粹的人、普通的人，一直在做着他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回望曾巩的一生，面对苦难的现实生活，他迎难而上；面对成名后的一度辉煌，他冷静沉着，始终保持低调、谦逊的态度。为官正，为学勤，曾巩的品行值得后人称颂，他的故事也激励着我们勇于面对生活的磨难，始终保持进取的姿态。

王紫

2022-11-20
诗说苏轼与黄石的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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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远芳文/图北宋元丰二年（1079），苏轼（1037—1101）在湖州知州任上遭御史弹劾，奏其谢恩表及诗文中暗藏讥刺朝政之语，被逮系狱，后在御史台狱受审。此即所谓“乌台诗案”。苏轼系狱130多天，因大臣疏救，被贬为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元丰三年（1080）二月一日，苏轼到达黄州。元丰七年（1084），苏轼由黄州量移汝州（今河南临汝），仍为团练副使。他于当年四月上旬离开黄州赴汝州之任。算起来，苏轼在黄州待了5个年头，实际是大约四年零两个月。在黄州的四年多，苏轼多了一个“东坡”名号，人生境界实现了升华，逐渐成为光耀中华文学史、文化史乃至文明史的“大写的人”，成为中国士人的精神领袖。苏轼初到黄州，度过最初的消沉期，便调适了心态，逐渐振作起来，积极面对生活和精神两方面的艰难困厄。除了若干生死不渝的老友，他又在当地结交了一些朋友，这些旧友新朋伴随他的沦落生涯，温暖了人生中最黯淡的一段时光。今天我们就讲一讲，苏轼与黄石（时称兴国军）的若干朋友的故事，讲一讲他与黄石的缘分。苏轼在黄州期间，来往最多的江南人氏是王氏兄弟。苏轼的伯父苏涣在凤州司法任上，得四川同乡、凤州太守王蒙正赏识，两家偶有往来，算是旧交。景祐四年（1037），王氏全家移居武昌（今鄂州，下同），王蒙正长子王齐雄居县城，次子王齐愈、三子王齐万居城东三十里之车湖刘郎洑，与黄州隔江相望。苏抵达黄州才十余天，王氏兄弟便过江问候。其后四年间，苏轼与王氏“相过殆百数”，堪称密友。除王氏外，苏轼在江南的朋友中，联系较多者，可能首推磁湖程氏。苏轼谪居黄州时期，多次到江南旅行访友。自黄州过江至大冶，走水路较便利。水路有两条。一是磁湖，东与长江相通，上湖岸，可直达大冶北。走磁湖，绕不开程氏。明嘉靖《大冶县志·人品志》载：“程师德，本县人，有才学善行，不求仕。苏轼尝与之游，家多轼墨迹。”康熙《大冶县志》所载亦同，惟补充云“乡贤祠作陈”。这一补充可能源自南宋文学家王质《东坡先生祠堂记》，但陈氏实为程氏之误。程师德为程叔良之孙。程叔良原籍金陵，南唐归宋后，其父移家磁湖，请旨接管大冶地区的铁矿经营事业，迅速成为富甲一方的铁冶大户。程叔良承继父亲基业，成为磁湖铁务的管领者，并在朝廷和地方建立了广泛的朋友圈（其女婿蔡高之兄蔡襄，是北宋名臣、著名书法家）。他在磁湖建设迎宾馆、全真亭、清风阁、安流亭等亭台楼阁，常邀高官名流来磁湖休游观光。可以说，程氏是开发磁湖第一人。孔子四十七代孙、曾任宣州、洪州知州的孔武仲（1042—1097）尝至磁湖游览，有《磁湖安流亭》诗云：怪石倚洪流，朱栏截荒磴。来窥空旷野，喜值波澜定。涵虚无边里，见底皆渌净。磁湖万家会，华阁相辉映。双峰引西洑，控带浮郭盛。乃知一聚落，富庶亦有命。铁冶今久贫，豪右盖已病。忆初缔造人，有力如卓郑。瑰材照密石，岁久尚鲜莹。俯仰正忘归，白日动明镜。风顺当进帆，徘徊寄孤咏。如果此诗所言不差，则磁湖曾经很繁华，可是到苏轼莅临之际，已经变得没落了。富不过三代，程家也不例外。程师德为巨室之后，亲历世代之变，故淡看功名，隐居不仕，而乐与名流相往来。他一人之手，就藏有多幅苏轼墨迹，可见交情非同一般，苏轼应该是磁湖的常客。另一条水路是氵韦源湖（即今大冶湖）。自长江入氵韦源口，一路乘舟西行，可达大冶县城，经墈头继续西行。铜绿山以西，两座小山南北夹峙。北曰桃花嘴，以其地多桃树者名；南曰鸡冠嘴，以其山形似鸡冠得名。至此湖面收窄，乘舟西向，可达洪滨桥（在今大冶陈贵镇境内）以西。桃花嘴又称桃花渡，为船码头所在，或许其地土质异于他处，所产之茶尤佳，人称桃花茶。苏轼本是识茶名家，创作过众多与茶有关的诗词文赋，其中涉茶诗就有80余首，名诗名句颇多。如其脍炙人口的《望江南·超然台作》有句云：“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留别金山宝觉圆通二长老》有句云：“沐罢巾冠快晚凉，睡馀齿颊带茶香。”苏东坡交友，三教九流，不拘一格，正如其自言，“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他曾亲至农家品尝桃花茶，印象深刻，此后一再经行桃花嘴，复与当地农人往来，那些佚名茶农，自然也是他的朋友。元丰四年（1081），苏轼寓居黄州临皋亭，谋得一块废弃的营地，垦荒种植以自给。他将其地命名为东坡，次年筑雪堂，自号东坡居士。雪堂落成前后，他再赴大冶，向桃花嘴农家讨得几棵茶苗，种在东坡雪堂之前，并写下《问大冶长老乞桃花茶栽东坡》，诗云：周诗记荼苦，茗饮出近世。初缘厌粱肉，假此雪昏滞。嗟我五亩园，桑麦苦蒙翳。不令寸地闲，更乞茶子蓺。饥寒未知免，已作太饱计。庶将通有无，农末不相戾。春来冻地裂，紫笋森已锐。牛羊烦呵叱，筐筥未敢睨。江南老道人，齿发日夜逝。他年雪堂品，空记桃花裔。苏轼将茶的种植历史、茶的功能、自己对茶的喜爱，尤其是对桃花茶的呵护和期待，在诗中一一呈现，并且还大发感慨：时日流逝，人生易老，他日我不在了，而这桃花茶还在，人们再来雪堂品茶，还会记得我这个种茶之人吗？半个世纪后，陆游的老师、诗人张几作诗云：“公如不厌过从数，但煮东坡所种茶。”这“东坡所种茶”，指的就是桃花茶。元丰七年（1084）三月，朝廷下诏，苏轼量移汝州（今河南临汝）。所谓量移，指官员被贬谪远方后，遇恩赦平调距京城较近的地方任职。苏轼蒙恩量移，少不了众多大臣的关心和帮助，其中尤有力者，是他的好友黄庭坚和黄的舅舅李常。神宗熙宁九年（1076）二月，李常转齐州太守，苏辙在其下任事一年左右，李常对苏氏兄弟颇为赏识，因而也屡加爱护。苏轼谪居黄州时，李常任吏部尚书，屡次提请用苏轼，为当事所阻。神宗曰：“苏轼累出居思咎，阅历资深，人才难得，不忍终弃。”苏轼乃得量移汝州。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四二载：“元丰中，轼系御史台狱，上本无意深罪之……遂薄其罪，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然上每怜之。一日，语执政曰：‘国史大事，朕欲俾苏轼成之。’……于是卒出手札，徙轼汝州。”乌台诗案发生后，苏辙上书为兄长说情，忤执政意，被贬为监筠州（今江西高安）盐酒税。苏轼此番遇赦东还，打算先去看望弟弟，再到汝州赴任。时任兴国军知军杨绘得悉苏轼将要离黄东下，便委托州学生员李翔到黄州邀请苏轼路过时赴兴国一行。四月一日那天，苏轼在雪堂与诸友朋话别。恰好李翔赶到，他本来就赏识李翔，于是就将自己在黄州最后的词作《满庭芳·归去来兮》一首书写，赠与李翔。其词云：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坐见黄州再闰，儿童尽楚语吴歌。山中友，鸡豚社酒，相劝老东坡。云何，当此去，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李翔为青年才俊，非常仰慕苏轼，此前曾至黄州拜会，并向其学诗，苏轼对他也颇为赏识。今得先生亲笔赐墨，欢喜何如！他视为至宝，轻易不肯示人。南宋大臣、文学家王之道《相山集》载《跋李仲览所藏东坡法帖》：“吾观李公仲览之从先生游，初非有求，徒以慕先生之高风，乃至于此。想其心固断之天地，质之鬼神，正复以此获罪上下无所憾恨者，是岂小丈夫之所为哉？先生喜公诗，至谓‘气节刚迈，读之使人肃然自失’。逮其还朝，……又书异时黄冈所制长短句以遗公。公之于先生亦至矣，而先生之所以待公盖不薄也。”王之道有幸从李翔处亲见苏轼墨宝，即为之题跋，追忆前贤旧事，表达歆慕之情。苏轼四月一日当天并未离开黄州。此后几天，他应潘大临、潘大观兄弟之请，书前后《赤壁赋》和陶潜《归去来兮辞》，潘要求作小楷以刻石，颇费工夫。四月六日，又应黄州安国寺僧继连之请作《黄州安国寺记》。盘桓数日，他终于告别黄州，渡江至武昌，“回望东坡，闻黄州鼓角，凄然泣下”。在武昌与王齐愈等友人小聚几日，苏轼便沿江东下赴兴国军。舟至大冶磁湖，复上岸逗留。苏轼在磁湖与吴子上兄弟相晤。吴氏兄弟的家并不在大冶，或许是专为会晤苏轼而至此等候。苏吴两家也是世交。吴中复（1011—1078），字仲庶，兴国军永兴县双迁里（今属通山洪港）人。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进士。书法家。累任江宁府、成德军、成都府、永兴军等处知军（知府）。《宋史》卷三二二有传。吴中复对苏轼父亲苏洵有荐举之恩，苏轼之伯父与吴中复为同榜进士，而苏轼与吴中复之子吴子上又为同榜进士。这次湖上相见，吴子上出苏洵手迹相示，苏轼一见，泫然泣下，即为之题跋，以纪两家因缘。苏轼与好友陈慥等人离开磁湖，乘船抵达兴国军治，杨绘、李翔等师友早在城外迎候。杨绘（1027—1088），字元素，号无为子。汉州绵竹人。皇祐五年（1053）进士。立朝正直，知无不为。累官翰林学士、御史中丞。与苏轼为四川同乡，且政见相近，曾以反对新法而罢官。熙宁七年（1074），苏轼自请外放，任杭州通判，杨绘为其送行。饯别之际，苏轼作《醉落魄》词一首送给杨绘，其词云：分携如昨。人生到处萍飘泊。偶然相聚还离索。多病多愁，须信从来错。尊前一笑休辞却。天涯同是伤沦落。故山犹负平生约。西望峨嵋，长羡归飞鹤。同年七月，杨元素接替陈襄出任杭州知州，成为苏轼的上级。九月，苏轼由杭州通判升任密州（今山东诸城）知府，杨绘在杭州城南沙河塘设宴，为苏轼饯行，并作《南乡子》词赠之，苏轼以词奉答，词云：东武望余杭，云海天涯两渺茫。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醉笑陪公三万场。不用诉离觞，痛饮从来别有肠。今夜送归灯火冷，河塘，堕泪羊公却姓杨。此次离别，苏轼虽有感伤，更多的却是豪迈振作，他还想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以不负胸中才学。词中，他将杨绘比为晋代名臣羊祜，对其功业与品行给予高度评价。兜兜转转，如今苏轼与杨绘又一次在他乡聚首，而又即将分别，这实在令人感慨：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杨绘设宴，为苏轼接风洗尘，宾主尽欢。稍事休息，苏轼在杨绘、李翔等人的陪同下考察学宫，应邀为学宫所藏唐狄梁公（仁杰）碑书写范仲淹所撰文章，杨绘着人刻石。此碑集狄之忠、范之文、苏之书，人称三绝碑。苏轼回朝不久，宋哲宗即位，任其为翰林学士、知制诰。杨绘得信，寄诗对老友表示祝贺，诗云：仙舟游漾霅溪风，三奏琵琶一舰红。闻望喜传新政异，梦魂犹忆旧欢同。二南籍里知谁在，六客堂中已半空。细问人间为宰相，争如愿住水晶宫。回头再说苏轼的兴国之旅。他头天会友人、访学宫，次日，在李翔等人陪同下至银山一游。银山在州治西北十五里，山有银矿，以是得名。有长寿观、乳公泉、云谷、风穴诸胜景。苏东坡应地方士人之请，书“铁壁”二大字，州人刻于银山石壁，至今尚存。在兴国州城逗留期间，苏轼还曾访问当地居民，不少人见过他。三十年后，一老妪回忆当年的情形说：（苏轼）修躯，黧面，衣短绿衫，才及膝，曳杖，谒士民家无择，每微醉辄浪适。相迎曰“苏学士来”，来则呼纸作字，无多；饮少已倾斜，高歌，不甚着调；薄睡即醒。书一士人家壁云“惟陈季常不肯去，要至庐山而返，若为山神留住，必怒我”；书一民家户云“借得西寺《法华经》，其僧欲见遗，吾云汝须得，我不须得”，今传富川。苏轼回到京师后，犹不忘兴国风物，曾写信给李翔说：“都下全无佳思，坐念公家，水轩蒲莲，岂可复见！”留恋之意，显而易见。与苏轼别后之次年（1085），李翔考中进士。为纪念先生，他将州城中苏轼走过的一座桥更名为怀坡桥，并主持修建怀坡阁，画苏轼像于阁中，供人瞻仰。南宋状元王十朋过兴国军时，曾作《题怀坡阁赠王景文国正名质》诗，表达对富川（今阳新）山水的喜爱和对苏轼、欧阳修（号六一居士）等前贤的景仰，其诗云：穷途喜见富川波，已觉兹行所得多。杭颍西湖堪鼎足，兼怀六一与东坡。第三日，苏轼一行离开州城，经驿道往筠州会胞弟苏辙。途中登兴国碧云山，与友人闲聊，偶感于平生因言获罪，便着人清扫石壁，题诗一首云：山中石广金银少，世上人稠君子稀。相交不必尽言语，恐落人间惹是非。因苏轼此次偶然登攀，州人遂将碧云山更名为坡山，将山间一处自然石景命名为苏学士洗墨池，又将其山所产茶命名为坡山凤髓。他在当地百姓心中的地位，于此可见一斑。苏轼一行过碧云山，经兴教里石田驿（在今枫林镇境内），继续南行二十五里，眼看天色向晚，不辨道路，便借宿于驿道附近山村的一户人家。他有七律一首《自兴国往筠宿石田驿南二十五里野人舍》记途中所见所感，诗云：溪上青山三百叠，快马轻衫来一抹。倚山修竹有人家，横道清泉知我渴。芒鞋竹杖自轻软，蒲荐松床亦香滑。夜深风露满中庭，惟见孤萤自开阖。因苏轼这一次经过，当地人便将一座山命名为百叠山。诗题中出现的石田驿，其后又出现在王十朋的诗中。南宋乾道元年（1165）七月，王十朋由饶州知州移任夔州知州。他由鄱阳湖北上，舟行至江州，改为陆行，过金城观和永城驿，经兴国军、大冶县至武昌县，改乘大船逆江西上。他在兴国、大冶境内，作诗近20首。其《昨日饭金城观今日饭石田驿》诗云：城纵是金非愿得，田虽有石尚堪耕。欲随秋雁荡中去，却向杜鹃啼处行。据王十朋诗推测，石田驿因其地田中多石而得名。沧桑变幻，驿站久废，遗迹杳不可寻。但或许是出于对苏轼的景仰吧，他离开枫林九百三十年后，当地人建起了名为“石田古驿”的景区。笔者尝二至其地，虽无可凭吊，却不能不临流惆怅，追怀远去的先生。古人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三者俱全者，凤毛麟角，苏轼是其中之一。先生离开我们快一千年了，但他的气节风范、文章诗赋、轶闻逸事恒久流传；他与黄石的这段缘分，也会被这里的山水和人民永远铭记。

刘远芳

2023-09-14
文化短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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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晚，2021中国农民丰收节诗歌大会暨“中国·罗江诗歌节”在四川省德阳市开幕。在开幕式上，由《星星》诗刊主办的第二届“全国十大农民诗人”评选结果揭晓，诗人段新强成为我市唯一入选者。段新强，栾川县庙子镇威池村人，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洛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洛阳文学院第三届签约作家，主要作品有诗集《活在青山绿水间》《风吹草低》，评论集《词语的回声》等，曾获首届河南文学期刊奖、首届三苏诗歌奖、第三届中华宝石文学奖新人奖、第六届中华宝石文学奖诗歌提名奖、第四届大地文学奖诗歌提名奖等。（记者余子愚）

余子愚

2021-09-24
修觉山山不在高因文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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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明生/文明末《名山录》收录天下名山50座，将黄山、九华山、峨眉山、嵩山、泰山、武当山、华山、武夷山等天下名山一网打尽，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新津城东南五水汇流处的修觉山竟然位列第45位，排在青城山、岳阳山、点仓山之上。一座绝对高度超不过50米的小山丘，怎么会入选《名山录》呢？文图刻画名山显明朝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十月间，37岁的新科进士钟惺以奉节使臣身份出使成都，途经新津，“坐舟中，指江干削壁千仞，竹树榱桷，出没晴岚雪浪外者，异焉。问之，则修觉山。”他被江对岸雄峙的山峰吸引，弃船登岸，兴致勃勃地游览。事后，他还以简远平淡、幽深孤峭的一贯风格，写了一篇散文《修觉山记》。后来钟惺成为文坛竟陵派的开创者，《修觉山记》也被作为代表作收录于《历代小品山水》《历代游记》《钟惺散文集》等。新津的修觉山也伴随着《修觉山记》的流传，愈加驰名海内，因此明崇祯墨绘斋刻本《名山录》才会有修觉山的显赫地位。《名山录》由当时的画师郑千里、吴左干、杜士良等所绘。在画师的笔下，修觉山重峦叠嶂、溪流飘闪、松柏堆翠，森森古木掩映着古香古色的亭台楼阁。其实早在宋代，修觉山就已经驰名天下。宋真宗时绘就的巴蜀舆地图7米长卷《蜀川胜概图》（又称《蜀江卷》），就将岷江边的这座名山绘入图中。此图是宋代绘画艺术珍品，相传为北宋画家李公麟所作，原件现藏于美国华盛顿自由艺术美术馆。修觉山为何会列入天下名山？首先是地异。在五水汇流处的大江边，千仞峭崖拔地而起，修觉山奇特的地貌令世人怦然心动。其次是地胜。修觉山风景绝美，古迹昭彰。此山虽方圆不足二里，却耸立着四庙一亭：半山腰的白观音，山顶的修觉寺，修觉寺左侧不远的宝华寺，修觉寺右后山巅的玉皇观（雪峰观），以及左侧翼然于绝壁之巅的纪胜亭。其间，绝壁、古柏、灵泉、白塔、诗碑、岩刻、殿宇、竹树交相辉映，景致变化纷呈。更重要的是，禅宗六祖北派祖师神秀、唐玄宗李隆基，还有杜甫、苏辙、钟惺等历代文化名人，他们不仅在山上留下了神秘的踪迹，还留下了传世的华章。四庙一亭风姿绝修觉寺坐落在修觉山巅，内有殿宇三重，依山取势排列。穿过沙门内簇拥着甬道的两列翠柏，登上石级就是大殿，殿内供奉高达五尺、造型优美的铜铸观音，两侧有罗汉数龛。正殿供高达丈余的铁铸南岳大帝。大殿右侧阶沿上置有新津十二景之一的“杜甫诗碑”，镌刻诗圣《游修觉寺》《后游》《题新津北桥楼》五言律诗三首，系清乾隆时新津知县徐荛手书。寺前有纪念苏东坡游踪的东坡读书亭，右侧观音岩上有苏东坡所题“洞天春色”岩刻，每字二尺见方，字体因风化侵蚀不清，由明代万历年间新津知县王秉乾仿东坡手迹重书。玉皇观位于修觉寺右上方的山巅，古名雪峰观。唐代建的玉皇楼圯败后，清乾隆、道光年间复又两次重建。玉皇观有五重殿宇，头殿供城隍；二殿供东岳大帝；三殿（正殿）尤为高大宏伟，供太上老君；四殿一楼一底，底层是斗姥殿，上层是视野宽阔的玉皇楼。凭栏远眺，远山近水尽收眼底，尤宜避暑，自有清风徐来，酷热顿消。加之观内幽花满径，古木参天，令人生出羽化登仙之感。宝华寺比邻纪胜亭，距修觉寺不足200米，始建于南宋。沙门为圆门，门楣上有石刻“宝华禅院”四字。寺后有纪念苏东坡在此读书作文时洗砚的东坡洗墨池。头殿供观音、文殊、普贤三大士，左右殿分别供药王孙思邈、三婆娘娘。甬道之后的正殿，供如来、弥勒、迦叶及十八罗汉。此处山势突兀，有飞泉流泻而成清池。寺内左角钟楼上，悬有高约七尺的巨钟一口，每晨昏敲击，声音清越，声传数里，新津十二景之一的“宝华钟梵”即指此。白观音居修觉山半山腰，临苍崖碧水，修竹繁花簇拥着沿江布局的殿宇，有两重殿宇，主供一身缟素的南海净瓶观音。另有楼台和吊脚楼式水轩各一座，尤宜欣赏江上风光。寺侧有形如癞蛤蟆的巨形怪石，人称蜞蚂儿（蛤蟆）石，石上镌刻有浑厚雄劲的“青山绿树”4个大字，“青山绿树”是江畔幽景的传神写照，为苏东坡原书，因风雨剥蚀字迹，由明嘉靖时新津县令宋应信补书重刻。纪胜亭，又称绝胜亭。修觉山一山飞峙，雄踞江边，绝壁千仞，下临深渊。创建于唐代的纪胜亭，翼然于悬崖之巅。此亭六角飞翘，卓然独立，俗称六角亭，亭柱间有飞来椅供游人休憩远眺。登临斯亭，即凌绝壁，放眼眺望，五水汇流处江天空阔，气象万千，因风景绝胜，故又名绝胜亭。亭中竖青石碑一通，上刻苏辙《纪胜亭》诗。此亭毁于明代，清嘉庆时重修。此亭是新津风光的标志性建筑，文人骚客无不趋之若鹜，历代吟诗无数。江山花柳迎诗圣在文化意义上给修觉山带来熠熠光环的，按时间顺序，首先是结庐修觉山的禅宗六祖北宗神秀禅师，其次是前来游览驻跸并心血来潮题书山名的唐明皇，第三位才是诗圣杜甫。诗圣以他对人世间的悲悯情怀、人格魅力，以及非凡的诗情，使修觉山在中国文学的圣殿里光采夺目，其影响是神秀和明皇难以企及的。杜甫曾四游新津，留下了8首赞美修觉山及新津风光的诗篇传世。诗圣第一次登修觉山是在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年）初秋。上元元年在杜甫的一生中是个极值得纪念的特殊年份，也是他诗歌创作的分水岭。上一年，他一路上饥寒交迫，历尽艰难险阻，终于在年底抵达成都。上元元年开春，在成都尹裴冕、表弟王十五等亲友的帮助下，杜甫在浣花溪畔建造草堂，至暮春，草堂建成。多年来浪迹天涯的老人，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栖身之地。一生中梦寐以求的美好田园生活终于来临了，诗人的内心充满阳光和喜悦，因此写了不少颇具安恬情味的田园诗。诗情画意的新津给杜甫留下了挥之不去的美好印象，次年阳春三月，他又两次来到新津，又留下了四首诗，以《后游》及《题新津北桥楼》这两首为最佳。“西川供客眼，惟有此江郊！”《题新津北桥楼》中的这两句诗，成为千古传颂的名句。《后游》诗云：“寺忆新游处，桥怜再渡时。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野润烟光薄，沙暄日色迟。客愁全为减，舍此复何之。”这首诗散发出一股明媚的春光气息，首联写诗人对旧地的怜爱，颔联写旧地对诗人的盼念，物我情亲，彼此神融。在诗人眼里，古寺及江上的竹桥仿佛在盼望他，花红柳绿，江山如画，一切都好像在迎接诗人的到来。此时，不仅朗照的阳光让原野丰润，连沙滩也显得温暖，诗人心情愉快之极，客居异乡的愁闷不翼而飞。纪胜亭苏辙留诗继诗圣杜甫之后，登修觉山的又一文豪是苏东坡和弟弟苏辙，时间是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据何毅豪著专文《苏轼、苏辙修觉山之行考证》，这年苏轼22岁，苏辙20岁。兄弟二人寓居修觉山宝华寺，读书吟诗，寻幽访胜。苏轼虽未留下诗作，却有6首诗是和新津的名人、宋徽宗时任宰相的张商英唱和的。在原修觉寺和宝华寺，分别有东坡读书亭和东坡洗墨池纪念苏轼的游踪。苏辙留下的《纪胜亭》影响深远：“夜郎秋涨水连空，上有虚亭缥缈中。山满长天宜落日，江吹旷野作惊风。爨烟惨淡浮潜浦，鱼艇纵横逐钓筒。未省岳阳何似此，应须仔细问南公。”此诗虽咏纪胜亭，落笔却是亭下水泊，意境宏阔，尽写江水风貌。尤其是末二句，把纪胜亭与名扬天下的岳阳楼相提并论，让后人好生自豪。杜甫的《后游》和苏辙的《纪胜亭》，被誉为修觉山文化的两颗明珠。大批文人墨客纷纷在诗文和吟咏中反复提到修觉山，在文化光环的映射下，竟使大江畔的这座小山丘不仅跻身《中国名山录》，更成为中国文学史灿烂星空中闪烁的明星。地理上的修觉山也许微不足道，但文化意义上的修觉山却光照日月，万古流传。

2021-12-29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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