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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圈里领略苏轼的艺术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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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兵苏轼，又名苏东坡，是中国古代文人的杰出代表。他在诗词、书法、绘画、美食烹饪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辉煌的艺术成就和独特的人格魅力，千百年来，始终如谜一般吸引着人们的目光。文化学者刘墨所著的《中国古代文人的艺术生活·苏东坡的朋友圈》（人民美术出版社2021年8月出版），力求从苏东坡的朋友圈维度，展现这位文化巨匠的艺术追求和精神风骨，从中，读者也可一窥中国古代文人丰饶的艺术生活。苏东坡不仅兴趣广泛，而且交友也众多，上至皇帝、太后、宰相、文士、诗人、同僚，下至和尚、道士、歌女、厨师、画家、街头邻居，他都能够以诚相待、引以为朋。本书主要从苏东坡与其父母、兄弟以及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米芾、黄庭坚、秦观等人的关系入手，进而勾勒出苏东坡既意趣盎然又跌宕起伏的艺术人生。全书从苏东坡的父亲苏洵教育和引导两个孩子读书写起，回顾了苏东坡在良好的家教环境下，如何从饱读诗书到进士及第，再到宦海浮沉以及与各界人士往来交集的全过程。这些人物，尽管出身不同，社会地位迥然各异，但都与苏东坡有过或深或浅的交往，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苏东坡的人生成长和艺术精进，都曾产生过潜移默化的影响。特别是父亲严慈相济的教子方式，对苏东坡知识体系的建立，更是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在那个崇尚“学而优则仕”的年代，在苏洵的悉心调教下，苏东坡迅速成长，21岁就高中榜眼。连当时的主考官欧阳修在阅过他的考卷之后，也难抑内心的喜悦，不禁大加赞赏，并预言说他的文章，日后必独步于天下。可惜的是，苏东坡虽有着很高的才情，但步入宦海的他，却因为耿直的性情和屡屡秉公直言，而不被当时的朝廷所“待见”。加之他出色的才华和声名远播的文学地位，更是引起了一些小人的忌恨。乌台诗案之后，苏东坡的人生之路急转直下，他被别有用心的政治对手频繁操弄，从而遭致一贬再贬，从黄州到惠州再到儋州，之后病逝于常州。一个伟大的文学天才，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带着他恣肆汪洋的诗词、洒脱不拘的书法、古朴幽远的绘画、香酥可口的美食，黯然离开了他深爱的友人和多情的世界……《中国古代文人的艺术生活·苏东坡的朋友圈》爬梳史料，将苏东坡与挚爱亲朋、文人居士、贩夫走卒，甚至与政治对手交游过往的轶事，一一展露开来，在展示其深邃迷人的心灵世界的同时，也将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清晰坦露。从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有情有义的苏东坡、一个洒脱豁达的苏东坡。对父母的养育，他常怀感恩；对友人的帮助，他铭记于心；对政敌的打压，他选择一笑而过。纵观他的朋友圈，有亲情弥漫，有惺惺相惜，也有守望相助。他与擅长诗书的黄庭坚，亦师亦友，相互唱和，结下了很深的情谊。他与书法家米芾过从甚密，二人常切磋技艺，书画相赠，真正达到了心有灵犀一点通的至交境界。他与好友王安石虽政见不同，但二人彼此尊重，始终赤诚相见，在中国古代文人交往史上，留下了一段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千古佳话。当然，他的朋友圈里，也不乏见风使舵的心怀叵测者。比如他的同乡章惇，当年，二人一起在陕西为官，交往频繁且相谈甚欢。被贬惠州时，苏东坡曾赋诗表达内心的淡定与安然，当时，已身为宰相的章惇不仅不出手相救，反出再进谗言，将苏东坡贬到了更为荒远的儋州。通过审视苏东坡的这些朋友圈，以及他在朋友圈里留下的那些心灵唱和之作，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北宋晚期文艺圈的诸多轶事，并从苏东坡坎坷曲折的人生经历中，领略到这位艺术巨擘“穷且弥坚，不坠青云之志”的高贵精神品质。总之，读懂了这些精神符码，也就读懂了苏东坡，进而读懂了与他相生相伴的大宋时代。作者刘墨在书中写道：“本书既不是纯抒情的文学笔法，也不是将感情全部剔除的学术考据，只是将阅读苏东坡时值得记下来的事情写入书中”。“情”与“史”的有机相融，较好地勾勒出一个立体而丰满的苏东坡形象，这也为国人全面认识和了解一个全新的苏东坡，拓展了广阔的视域。

2021-12-17
千古文人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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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秋雨一位朋友到海南旅游后，回去写了一篇文章：《天涯海角觅东坡》。大好的春节黄金假期飞到海南，不是如常人那样去欣赏享受中国最后一块绿洲的椰风海韵，而是寻觅九百年前北宋文人苏东坡在海南的足迹，堪称苏氏的铁杆“粉丝”了。苏东坡在“瘴疠肆虐”的儋州生活了三年，经常“多病无米”、“食芋饮水”，甚至还屡次遭受“逐出官舍”的迫害。然而苏东坡在这块蛮荒之地上，传播文化、开凿井泉、破除迷信、散发药剂、介绍先进的农耕经验、提倡民族平等观念……与此同时，寄情山水，归隐林泉，纵酒狂歌，热爱自由，达观洒脱，参透穷通，悟尽人生，活得有滋有味。谪居海南时间虽短，却是他颠沛流离人生的最后一站，有终结的意味。东坡晚年的一首诗，再次点明了儋州对他一生的特殊意义：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然而，苏东坡毕生的“功业”，就在“黄州惠州儋州”这三个蛮荒之地？后人如果这般望文生义就误入认识苏东坡的歧途了！这首诗的背景是，宋徽宗元年（1101年）孟夏，66岁的苏东坡被赦免，从海南岛北还，五月抵达江苏，在镇江金山寺遇画家李龙眠。故人重逢，不胜唏嘘。老友为东坡画了一幅像。回首前尘往事，东坡感慨万千，在自己画像上题了这首愤懑忧伤的诗，聊作一生官场不得志，对仕宦道路绝望的总结。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决定了文人只能在仕途上实现兴邦治国之志。然而苏东坡天性恃才傲物，在朝廷上心直口快，目中无人，“内功”极差，屡屡触犯官场之大忌。同时一生姬妾众多，风流韵事层出不穷，完全继承了历代文人的豪迈和放荡不羁。朝廷里的奸侫小人不拿他做“菜”才怪呢。从历史上看，真正的文人从政，未有善始善终的。苏东坡凭其才华曾经官至极品。人生的跌宕起伏，始于反对王安石变法。王安石是宰相，上有皇上撑腰，手中大权在握，苏东坡一介书生，逆流而上，与“总理”大人较劲，不是找死么？但不让他“找死”，不让他“飞蛾投火”，就不是苏东坡了。官场落败后，风华正茂、满怀经邦治国之志，时年３６岁的苏东坡被迫请调外职，从此辗转大半个中国，而遭贬黄州、惠州、儋州三地，正是他人生中最背时、最黑暗的时期。一生舞文弄墨，却又不断饱受“文字狱”之灾。宋哲宗太皇太后摄政时，他一度回京，甚至官至礼部尚书。但宋哲宗正式即位后，重新推行新法，苏东坡再次遭殃，贬谪广东英州。赴任途中，又加罪流放广东惠州，不久再次加罪放逐到昌化军，即今日之海南儋州。待到宋哲宗驾崩，宋徽宗即位，新旧两派达成和解时，苏东坡已垂垂老矣，获赦归京途中病死常州。苏东坡的结局颇有悲剧的色彩，我却觉得非常圆满，完全符合苏东坡性格发展的逻辑。苏东坡对自己的评价是：“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善良，慈悲，耿直，宽容，简单，透明，与那些善于玩弄权术、大搞政治斗争的所谓“新党”人物为伍，只能是官场的弃儿，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试想，如果他一生春风得意，官运亨通；如果他不被对手整得蓬头垢面，西里哗啦；如果他不历尽沧桑，数度浩劫，客死他乡，那还叫苏东坡吗？著名作家林语堂曾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上帝关闭了一道门就会为他开启另一道门。坎坷的仕途给了苏东坡文学创作的灵感和激情。放逐途中，一听到边疆大破西夏侵扰的捷报，他便按捺不住狂喜，写下了著名的爱国诗篇《闻洮西捷报》。面对滚滚长江和乱石穿空的赤壁，他塑造了词史上第一个潇洒英俊、指挥若定的英雄周瑜形象。在忠君忧民与报国无门的矛盾心境中，他写下了中国文学史上超绝古今、光耀千秋的“一词二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灾难都源于官场，功业皆出自文学。黄州惠州儋州，虽是苏东坡人生中最背时、最黑暗的时期，而恰恰在这个时候，他的生命绽放出了夺目的光华，成就了中国历史上惟一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人！苏东坡在文学艺术上的“功业”与其做官的“功业”不可同日而语。苏东坡堪称通才。他的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他的诗和黄庭坚并称苏黄；他的词和辛弃疾并称苏辛；他是“苏、黄、米、蔡”四大书法家之一；他的画开创了湖州画派；他与父苏洵、弟苏辙都是北宋著名文学家，合称“三苏”，同属“唐宋八大家”。众多桂冠，任取其一，便足可名垂千史！我的朋友到海南来寻苏东坡的足迹，说明人们的旅游品味正在提高，更提示我们开发海南人文旅游资源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责任编辑王维娜

2007-04-15
“乌台诗案”何以在湖州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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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方德“乌台”即御史台，在宋朝京师（即开封）东澄街，是大宋王朝关押犯罪官员的地方：御史台，因为松柏遮阳蔽日，乌鸦成群啼叫，人们又称“乌台”。“乌台诗案”的主人是苏东坡，而“诗案”却发生在苏东坡湖州任上，奇也怪也？历史到了今天，诸多档案、宋人笔记都公开了，再来梳理“乌台诗案”，似乎比历史任何时候都清晰了。时机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受皇帝宋神宗的重用，苏轼由徐州任上移知湖州，任职全称是：“（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知湖州军州事”。我们还是俗称他为知州或太守吧。苏轼于元丰二年四月二十日抵达湖州仕所。湖州风俗阜安，山水清远，通判杭州时，苏轼曾到这里考察堤岸工程，如今重来，倍感亲切。卸下行囊，他便兴致勃勃地乘上软轿或舟船绕城漫，游为这“环城三十里，处处皆佳绝”（《与王郎昆仲及儿子迈，绕城观荷花，登岘山，晚入飞英寺……》）的好山好水所沉醉。新的环境，新的开始，苏轼的心里也酝酿着许许多多新的计划。就像在杭州、密州、徐州一样，他将为湖州的百姓办一些实事，然而，他做梦也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严重的政治打击会彻底打碎他的这些美好愿望。元丰政局与熙宁年间已经大不相同，当年在朝中如火如荼地论战的变法派与反变法派的核心人物，如今都已不在其位。王安石于3年前第二次罢相后退居江宁，号称“传法沙门”的韩绛和“护法沙门”的吕惠卿，也在三四年前罢相、罢执政；韩琦、欧阳修、吕诲去世多时；富弼退休，司马光闭门著书，不问政事。但是朝中人事纠纷却丝毫不见缓解平息，相反地日见激烈，斗争的焦点显然不再是变法问题，而纯粹是官场上的倾轧。因为，就两位丞相而言，吴充在变法问题上基本持中立态度，而王珪则是著名的“三旨”相公：请圣旨、得圣旨、传圣旨，毫无政见可言。善和稀泥的王珪虽无政治才干，却不乏政客的手腕——从熙宁到元丰，朝政起伏跌宕，朝臣更替有如走马灯，唯独他一帆风顺，始终不倒。王珪为人为相，嫉贤妒能，不能容忍有才华的人脱颖而出。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与几位亲信权御史中丞（御史台代理长官）李定、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御史舒?等人结成攻守同盟，随时关注，以防有不合他们心意的人出头。王珪亦好，李定亦好，他们借助王安石新法上台，虽为“新进”，资历、才能都压不住台。因此终日惴惴不安，深恐神宗在无人可用时，转而起用在野的反变法人士。威胁他们地位的首先是司马光，反变法派的领袖，深受反变法派和受苦受难的老百姓拥戴，可他深居洛阳，一门心思著书。直接构成对他们政权威胁的，却是“新星”一般的反变法派二号人物苏轼。苏轼自嘉祐二年进士考试名震京师以来，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尚未获得朝廷重用，但他在文学艺术各个方面的卓越才华以及广博的学识、无与伦比的性格魅力，在士林的声望一直处于不断上升的状态，近五六年更是如日中天，声名远播。正如当年欧阳修所预言的：“他日必将独步文坛”，已经成为全国上下妇孺皆知的人物。神宗平日最喜读苏轼的文章，每当得到一篇苏轼的文章，他总是一读再读、爱不释手。宫中嫔妃都已知道神宗这一癖好，所以只要见他用餐时忽然停下筷子聚精会神地阅读，不用打听，她们就会说：“噢，一定又是苏轼的文章。”有时候，读着读着，神宗就会情不自禁地击节称叹：“奇才！奇才！”临朝听政时也常常向身边近臣夸赞苏轼，令一般嫉贤妒能的小人颇感不快。当然，如果仅有文名尚不足以构成太大的威胁，偏偏苏轼连续三任地方官都政绩斐然，深得百姓拥戴。尤其是徐州任上，在抗击洪水中苏轼临危不惧，当机立断，身先士卒，指挥无误，表现出一般地方官所罕有的才干和品质。神宗皇帝亲手下诏称赞说：“民人保居，城郭增固，徒得汝以安。”此后又拨款修堤，颇有器重之意。而且，听说苏轼离开徐州时，百姓痛哭流涕，遮道拦马，追送数十里，神宗为了奖励他，竟将江南交通便利、富裕出名的湖州委任给他，而且又一次提起宋仁宗“苏轼兄弟是宰相之才”一语，朝廷正传说他将入“翰林”之事：如果他在湖州任上再做出新政绩，宋神宗肯定要起用他，所有这些消息都令王珪、李定等变法派不由得妒火中烧，嫉妒又恐慌……看来，苏东坡调湖州时机不对，对变法派“新进”们是一种刺激。《湖州谢上表》苏轼于元丰二年五月二十日到湖州任，按例，进谢上表，而由于苏东坡生性放达，不喜欢掩饰自己，他在给皇上《湖州谢上表》中又一次刺激了朝廷这帮人物。因而《湖州谢上表》便成了“乌台诗案”之导火索。全文不长——臣轼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于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讫者，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顾惟何人，亦与兹选。伏念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荷先帝之误恩，擢置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过无功；法令具存，虽勤何补。罪固多矣，臣犹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许借资而显受。顾惟无状，岂不知恩。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而臣顷在钱塘，乐其风土。鱼鸟之性，既能自得于江湖；吴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职，息讼平刑。上以广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无任悚惶激切之至。这份《湖州谢上表》像以往的每一份表章一样，在邸报（朝廷官报）上发表，供群臣传阅。其中有几行字令王珪、李定等人觉得特别刺眼，同时又特别适合大做文章：他说湖州名邦“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岂不是以得湖州自豪？！交通便利、物阜民安，这么好的州地，“优贤”之才随意治理，便能做出政绩。“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岂不是正言若反，自我表彰？“荷先帝之误恩，擢置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岂不是大摆老资格，提醒苏东坡先帝之“双相”之才，向朝廷邀功请赏？最气人的是“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新进”一词从熙宁以来已成为突然升迁的无能之辈的代名词，苏轼公然以这样带污辱性的词语指称现朝廷百官，还自诩“老不生事”，难道朝中的人都在惹是生非？读着苏轼的谢上表，一帮小人且怒且喜，于是，再三酝酿，一个周密的围剿计划，便在某个月黑风高之夜出笼了。“小人们”的“厉害”查史志，看东坡全集，再阅宋人笔记，方知“乌台诗案”始作俑者，竟是湖州德清人沈括。沈括，自称钱塘（今杭州）人，德清史志说其出生武康，或祖籍德清武康，各种版本县志均记载着他。这与他才能卓越而早年甚不得意有极大的关系。沈括家贫，迟至三十一岁才中进士，自入仕途，即被冠盖荣华所眩惑，使他热中利禄，竭力营谋进用。熙宁之初，王安石变法，沈括也曾参与过三司条例司的工作，当时，安石权势正盛，沈括有心依附，竭力拥护新法，安石初亦相当器重他的才能，但是不久就看穿了他的人品，保甲法将行时，神宗有意委任沈括专主其事，而安石对曰：“沈括壬（小）人，不可亲近。”熙宁六年，沈括才开始得意起来，先是入馆阁，为集贤校理，奉诏详定三司令束力，继复被派为两浙路察访使，口衔天宪，出为钦差大臣了。陛辞请训时，神宗面谕中，有道：“苏轼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沈括到了杭州，与苏轼交往论旧，非常热络，将去，要求苏轼手录近诗一通，留为纪念，这也是朋友间的常事，苏轼也不疑有他，就抄写一份送他。其实，沈括心里非常嫉妒苏轼，神宗请他代看苏轼的殿谕，对他是一个强烈的刺激，而他又知道安石甚恶苏轼，所以回京后，除出极口赞扬青苗、助役诸法，绝无不便于民之外，随即将苏轼的近诗编刻成钱塘诗集，逐首加以笺注，附在察访报告里，签贴进呈，告他“词皆讪怼”。神宗置之不问，但是满朝的人，都已知道有此一事，自然有人告诉苏轼，苏轼认为这种捕风捉影的忌谤之言，英明的皇上，不会信他，并不放在心上。这出把戏，经过五六年，一直没事，不料元丰二年，李定、舒?等人媒孽诬害，所用的手段，就完全是从沈括学的。苏辙《为兄轼下狱上书》中提到：“向者曾经臣僚缴进，陛下置而不问。”指的就是他，所以说，乌台诗狱案的始作俑者，实是半为钱塘、半为湖人的沈括。（见王文洪《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六月二十七日，何止臣首先发难，上章弹劾，并附上当时流行的一卷本苏轼钱塘诗集一册作为罪证。奏章引文摘句，妄加分析，指责苏轼谢上表“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又说“一有水旱之灾，盗贼之变，轼必倡言归咎新法，喜动颜色”。而且，“轼所为讥讽文字传于人者甚众，今独取镂板（印刷）而鬻于市者进呈”。要求对苏轼“大明刑赏，以示天下”。何正臣，在宋史上找不到他为何要弹劾苏东坡的动机。翻看宋史笔记、特别是桂园著《苏东坡官场笔记》才知道：他调御史台之前，任的就是密州知州，在任上他推广新法，报喜不报忧，致州政风败坏、蝗灾连年、强盗横行、民众极苦。而苏东坡知密州，恰好是接他的任，对密州的苦与穷，特别是新法的流弊、方田均税之患、役法和盐法之祸，水利失修、民间盗行之事一一上报告了朝廷，无形中揭露了何正臣治理密州的“真相”，使何难以升迁。这使何对苏恨从心起，现在王珪、李定等人要整苏东坡，他便感到“报仇”的时机来了，带头上书弹劾，指责“水旱之灾、盗贼之变”、苏氏“归咎新法”之事。七月二日，舒?接着进奏，这可是个厉害小人，他语言刻薄，为了激怒神宗，他开头一段正与何正臣相呼应。接下来，则煞费苦心地选取一组可以附会为“谤讪君上”的排比文字，以刺激皇帝：陛下为救济贫困贷款于民，苏轼讥之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为推行新法令百官学习法令，苏轼则讥之为“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陛下为发展农业兴修水利，苏轼则讥之为“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为增加国家收入实行官盐专卖，苏轼则讥之为“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是，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小则镂板，大则刻石，传播中外，自以为能。……可谓大不恭矣，虽万死不足以谢圣时！”最后强烈主张将苏轼交付有关部门，严加惩处，“以戒天下之为人臣子者”。舒?，字信道，慈溪人，治平二年进士，初为县尉，坐手杀人罪，已被停废多年，张商英为御史，言其才可用，始得改官。舒?得张商英的推荐，始从废籍中钻出头来，重入仕途，办了苏轼诗狱案后，他就得意起来，接了张璪知谏院的后任。其时，商英为中书检正，给他写了一封信，并将他的女婿王沩的课业，送请察看，总不外是私人之间请托的小事，谁知他翻脸无情，立即上章举发，曰：“商英官居宰属，而臣职在言路，事涉干请，不敢隐默，将各件缴进。”商英因此降为馆阁校勘，贬监江宁酒税小官。舒?之为不折不扣的小人，其为士大夫所不齿，非仅苏轼一案。紧接着是权御史中丞李定的压轴戏，七月三日上剳言苏轼有可废之罪四，略曰：“知湖州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有可废之罪四。昔者尧不诛四凶，至舜则流放窜殛之，盖其恶始见于天下也。轼先腾沮毁之论，陛下犹置之不问，容其改过，轼怙终不悔，其恶已著，一也。古人有言曰，教而不从，然后诛之，盖吾之所以俟之者尽，然后戮辱随焉。陛下所以俟轼者，可谓尽矣，而狂悖之语日闻，二也。轼所为文辞，虽不中理，亦足以鼓动流俗，所谓言伪而辨；当官侮慢不循陛下之法，操心顽愎不服陛下之化，所谓行伪而对；先王之法所当首诛，三也。刑故无小，盖知而故为，与夫不知而为者异也。轼读史传，非不知事君有礼，讪上有诛，而肆共愤心，公为诋訾，而又应制举对策，即已有厌弊更法之意，及陛下修明政事，怨不用已，遂一切毁之，以为非是，四也。罪有四可废，而尚容于职位，伤教乱俗，莫甚于此”。伏望断自天衷，特行典宪。李定这件札子，句句紧扣着苏轼怨望和谤讪的对象，都对皇帝陛下，极富挑拨性，神宗当时也不免被激怒了，他尚不明这是“围剿”阴谋，只想勘问一个明白，遂下旨道：“送御史台根勘闻奏。”李定，是王安石一手所提拔出来的新政派，初欲引为谏官，被中书舍人封还词头，后又被人检举不服生母仇氏之丧，台谏给舍，纷纷论其不孝，司马光诋之为“禽兽不如”，成了反对变法派攻击变法“新进”的“靶子”。不管怎么说，谏官们或者说“小人们”终于让皇帝气愤起来，杀鸡儆猴，打击反变法派、以诗论罪的“乌台诗案”就在苏东坡的湖州任上爆发了。

2017-01-08
三国人物中苏轼爱谁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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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三国热其实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前就已经流行开来了。在三国后不久，民间就流传着三国人物的各种神奇故事。例如诸葛亮空城计的传说在晋朝时就已经有版本；唐宋时期的民间盛行三国故事；到了元朝杂剧，三国英雄人物也是其中的主要角色，例如关汉卿的《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在当时是一出名剧。当然，谙熟历史经典的文人墨客，更是三国故事的传播者，渲染者。《三国演义》的成型跟他们有很大的关系，例如北宋苏轼就是其中一位。刘备人气高：苏轼对他赞不绝口北宋时期，三国人物的故事在民间盛传不衰。传闻老百姓听到刘备打了败仗，就呜呜地哭鼻子，替他难过；听说曹操打了败仗，就嘻嘻地笑，认为曹操活该。可见当时刘玄德的人气比曹孟德要高。而根据《宋史》记载，北宋时期，曾经有一位篾匠编了顶帽子，戴在头上，问旁人：“我像不像刘备？”可见当时刘备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大家都知道苏轼仰慕周瑜，在《念奴娇·赤壁怀古》里就有铁证：“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满满的敬仰之情跃然纸上，可以说，周瑜的形象在苏轼的笔下达到了极致。然而，也许是因为这首词将周瑜写得太精彩了，其光芒掩盖了其他诗文中的三国人物。其实，苏轼也是刘备的拥趸，他对这位与周瑜同时期的英雄，也是敬佩有加。不信的话，我们看看《三国演义》第34回，有这么一首咏叹刘备的诗。苏轼被贬谪黄州之后，利用这个机会遍游三国古迹，就曾去过襄阳，刘备奋斗过的地方。暮春时节的某一天，苏轼来到襄阳一个名叫檀溪的地方，“老去花残春日暮，宦游偶至檀溪路”。虽然时隔八百多年，但是他眼前似乎浮现了刘备当时仓皇逃到此处的情景：“逃生独出西门道”“一川烟水涨檀溪，急叱征骑往前跳”，苏轼此刻和刘备的时空似乎重叠了，他也在替刘备着急，幸好卢马跳跃能力强，于是“耳畔但闻千骑走，波中忽见双龙飞”，看着刘备安全撤走，苏轼似乎也松了口气。苏轼在诗中对刘备的评价极其明显，“西川独霸真英主”，认为刘备是英雄豪杰。这个评价相当高，而且对于刘备的历史遭遇也极为伤感，“檀溪溪水自东流，龙驹英主今何处”，字句中透露出惋惜之情。然而，这首诗的艺术高度比《念奴娇·赤壁怀古》逊色多了。不管诗人的主观态度对刘备有多么敬仰，但是碍于此诗仅限于叙事，没有大力度地渲染，缺乏“大江东去”“卷起千堆雪”的雄壮画面，因此刘备的艺术形象也比周瑜黯淡许多。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一是因为再伟大的诗人也不可能每部作品都能达到巅峰；二是因为当时在檀溪，没有大江澎湃东去的外景激发，因此豪情稍减，难有力作。就只好委屈一下刘备，让周瑜在艺术的长廊里占点上风，这似乎跟苏轼的主观态度没什么关系。曹操最苍劲：苏轼对他感叹颇多对于刘备和周瑜的对手曹操，苏轼又持什么态度呢？在《念奴娇·赤壁怀古》里，虽然没有直接点名曹操，但是周郎的潇洒倜傥，运兵入神，都是通过曹兵的失败来衬托的。你看周郎“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而曹操呢，只有“樯橹灰飞烟灭”，完全是垫底的角色。当然这不是苏轼刻意贬低曹操，而是周瑜在历史上交的最有说服力的答卷就是赤壁之战，而这一战失败方确实是曹操，为周瑜垫底，也是有道理的。而曹操出现在苏轼的文学作品当中还有一处，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前赤壁赋》。话说苏轼那天秋夜乘舟在长江上，看赤壁古迹，听朋友奏乐，忽然感慨历史。虽然假托是朋友凭吊，其实未尝不是苏轼自己的想法。月色之下，想起当年曹操大军下江南的情景，“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如此气势磅礴，浩浩荡荡，好不威风。然而，东风一来，赤壁一把火，曹军仓皇北撤，从此长时间不能得志江东，又何等狼狈。因此《前赤壁赋》感慨：“而今安在哉？”这气吞万里的大军现在又在哪里呢？横槊赋诗的曹孟德又在哪里呢？在《前赤壁赋》里，苏轼对于曹操既不是肯定的，也不是否定的，而是透过曹操的形象，描述历史的苍凉感，抒发心中的沉郁。其实和《念奴娇·赤壁怀古》里的“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如出一辙，周瑜也好，曹操也好，都是苏东坡感叹自身遭遇的凭借而已。就这一点而言，周瑜和曹操是没有区别的。而苏轼是怎么看待曹操的呢？在《魏武帝论》里，苏轼这么给曹老前辈打分的，“长于料事，而不长于料人”。为什么呢？苏轼引用史上的案例，说曹操过于重视刘备，轻视孙权，导致赤壁大败，“重发于刘备而丧其功，轻为于孙权而至于败”，打刘备的时候，准备充足，用力过猛。而对于东吴，却过于轻视，不看在眼里。正因如此，苏轼笔下的曹操是一个风格苍劲的艺术形象，主要用来寄托历史沧桑之感。若说夸赞，没有达到刘备的高度；若说羡慕，没有达到周瑜的境地。当然，这未必说明苏轼重视周瑜、刘备而轻视曹操，而是他游历的三国古迹是在东吴境内，是曹军折戟之地，周瑜、刘备当然要占点便宜，现场感为上。周瑜最风流：苏轼对他仰慕不已可以说，所有诗词当中关于周瑜的形象，没有比《念奴娇·赤壁怀古》更美好的了。周瑜，是苏轼词作当中的颜值担当，理想担当，也是霸气担当。大江东去也好，江山如画也好，小乔初嫁也好，卷起千堆雪也好，樯橹灰飞烟灭也好，这些都是为唯一的主角周瑜做陪衬的。虽然苏轼游的不是真正的赤壁，但他笔下所描绘的是如假包换的赤壁。在这里，整个三国史浓缩成了一部周瑜史，所有的三国英雄都汇集成一个形象：周瑜。这正好可以说明，周瑜为什么形象如此完美高大，因为他熔铸了整部历史，全部英雄。当然，这和周瑜的实际情况有关。在赤壁之战中，他是江东抗曹的指挥主将，且当时才三十三岁，年轻得志，意气风发。他还是三国史的颜值担当，青春担当。史实的基础，主观的寄托，塑造了一个无比高大和完美的周瑜。对于东吴的英雄，苏轼情有独钟，除了力捧周郎，苏轼还将自己和孙权合二为一，这就是另一首词作《江城子·密州出猎》。在“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的磅礴气势当中，孙权的形象呼之欲出；“亲射虎，看孙郎”，苏轼此刻觉得自己就是三国时期那位策马射虎的英雄孙权。为什么没想到其他射虎英雄？可能是因为孙权正当青春年华，坐镇江东，引发了苏东坡关于建功立业和青春韶华的梦想。说来说去，是苏轼心中涌动着青春的悸动。（广州日报）相关链接苏轼：低情商大炮北宋第一大V苏轼是个斜杠青年，段子手/吃货/技术宅/兼职词人。在那一帮当官的文人中，他也是情商洼地。元祐元年，丞相司马光去世，葬礼那天正赶上朝廷百官参加太庙大典。大典完毕，苏轼跟同事一起去吊唁司马光，却让程颐拦在灵堂外了。程颐，就是和哥哥程颢发展理学的那位，主张“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他是葬礼的大张罗，指着苏轼说，孔子说了，子哭则不歌，你们这帮人刚刚在太庙大典上听了歌曲，就不能哭了！苏轼不管你权威不权威，马上反驳，哭则不歌不代表歌则不哭哦。没理程颐径直进了灵堂。进是进去了，司马光的儿子却没来接受客人的吊祭。原来这程颐不让人家出来，说真正的孝子应该悲痛得无法见人，要哭晕瘫倒才对。苏轼一听，嘲笑程颐：“伊川可谓糟糠鄙俚叔孙通。”你程颐迂腐死板，整个儿一个假学究！此句一出，弄得程颐脸红脖子粗。从此苏轼和程颐结下了梁子，互相屏蔽朋友圈。苏轼有个好朋友叫陈季常，造了个富丽堂皇的大房子叫濯锦池，又养了一群歌伎。客人来了，莺歌燕舞地招待，相当于进了KTV，高端大气上档次。陈季常的老婆柳氏是个狠角色，性情暴躁凶妒，每当一群伶人欢歌宴舞时，就醋性大发。拿着木杖大喊大叫，狠凿墙壁叮叮当当，让老陈很是尴尬。苏轼瞧见了，蔫儿坏一笑，专门送了首诗取笑哥们儿：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河东是柳氏的郡望，暗指柳氏。“狮子吼”一语来源于佛教，意指“如来正声”，比喻威严。拜苏轼所赐，这位好友因怕老婆出了名。苏轼的情商低常常体现在说话不经过大脑，是个碎嘴子，想到啥说啥。他说朋友马梦得：“马梦得与仆同岁月生，少仆八日。是岁生者，无富贵人，而仆与梦得为穷之冠。即吾二人而观之，当推梦得为首。”意思是马梦得跟我同年同月生，比我小8天。据我观察，这年出生的都是穷鬼，我和梦得是穷鬼中的穷鬼，但相较而言，梦得更厉害，他是穷鬼中的战斗机。他看了偶像韩愈的日记：“‘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乃知退之磨蝎为身宫，而仆乃以磨蝎为命，平生多得谤誉，殆是同病也。”二人都是摩羯座的，我俩都很命苦，说明摩羯座不是啥好星座。他臧否历史人物：“汉武帝无道，无足观者，惟踞厕见卫青，不冠不见汲长孺，为可佳耳。若青奴才，雅宜舐痔，踞厕见之，正其宜也。”汉武帝这个人不咋地，一辈子就干了一件好事，那就是当着卫青的面拉屎。我觉得这个很好啊，毕竟卫青这货一脸奴才相，当着他的面拉屎，真是各取所需。苏轼不留情面，该说啥说啥，在讲究难得糊涂、处世圆滑的年代是一股泥石流。有一次他退朝回家，指着自己的肚子问下人：“你们知道我这里面有什么吗？”一个回答“文章”，一个说“见识”。苏轼摇摇头，他的红颜知己王朝云笑道：“您肚子里的都是不合时宜。”苏轼赞道：“知我者，唯有朝云也。”满肚子不合时宜，嘴下又不留情，面子也不多给，这样的人竟然朋友还挺多，怪哉。他和达官贵人交朋友，和贩夫走卒也交朋友，被贬黜的那些年，一路吃吃喝喝，游山玩水，看样子似乎心情都不错，在控制自己情绪这部分“情商”中，做得简直出类拔萃。那令别人开心的那部分“情商”呢，他也没刻意钻营，坦荡表露喜恶，不加言语修饰，毫无矫揉造作之状，大概能理解的是真朋友，需要讨好的都是虚情假意的朋友，不要也罢。现代社交礼仪有个大忌，慎用“呵呵”，这俩字在微笑之外，引申出了轻蔑、无语、早点结束对话之意。低情商的苏轼特别喜欢用它。他在给好友的信里写：“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颇有得意的神色，老子也不错嘛。还有一次，那个倒霉的陈季常接到苏轼的来信：“一枕无碍睡，辄亦得之耳。公无多奈我何，呵呵。”他跟好友嘚瑟，只要让我睡个好觉，填上你的词，小事一桩，呵呵。

2018-06-15
苏轼名、字、号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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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开辑“一家三父子，都是大文豪。诗赋传千古，峨眉共比高。”1963年，朱德委员长游览四川眉山三苏祠后题写了这首诗，诗中提到的“三父子”是指苏洵、苏轼和苏辙。苏轼（1037年—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很多人或许并不知晓苏轼名字号的由来以及由此折射出的人生悲欢离合。苏洵在给长子苏轼取名时煞费苦心。轼，是古代车前用做乘车人扶手的横木。对于车载人这一功能而言，轼是没有用的。但是如果没有轼，那就不仅仅是车的硬件设施不完善，乘车人在崎岖颠簸的路上也难确保安稳。“轼”字出自《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君冯（凭）轼而观之。”苏洵在《名二子说》中交代了取名的缘故：“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苏洵给儿子取名为“轼”，是希望儿子像轼之于车一样，有一些外饰的东西来掩饰洒脱不羁的本性，巧为观瞻，处世圆通。苏轼之名，寄托着父亲对他的殷切期望和真诚祝福。文才旷世的苏轼，并未因父亲取名“轼”而改变自己的性格，一生桀骜不驯，嬉笑怒骂，皆出于本性，毫不掩饰，因此招致“乌台诗案”，险些丢了性命，晚年更是因为党争的牵累而被一贬再贬，吃尽了苦头。取名之意与人生遭际如此相悖，苏轼辜负了父亲的良苦用心。苏轼字子瞻，“瞻”就是“远看”的意思。凭“轼”可以瞻望，名与字相互印证，其字是对名的补充解释。苏轼自号“东坡居士”，原因有二：其一，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谪到黄州，担任黄州团练副使，职位相当于今之县武装部副部长。初到黄州，苏轼精神寂寞，生活困顿，黄州通判马正卿是他的故人，便从州府要来已经荒芜的五十亩军营旧地给他种。营地位于黄州的东坡，次年春天，苏轼于其上筑雪堂，题之曰“东坡雪堂”，作《雪堂记》。其二，苏轼很仰慕唐朝诗人白居易。曾在唐王朝任职左拾遗的白居易感时伤国，针砭时弊，得罪当时权臣，被贬为忠州刺史。身处逆境的白居易，自寻乐趣，常到忠州城东坡上种植花木，“享闲适之乐”，与东坡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在谪居忠州时的诗作中，多有“东坡”之诵。如《东坡种花》：“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步东坡》：“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走。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苏轼认为自己贬谪黄州时的境遇心情和白居易贬谪忠州时颇为相似，于是便以白居易喜爱的“东坡”作为自己的号。“苏东坡”也由此名扬四海，千古流传。

2015-04-11
从苏轼诗作看他的徐州足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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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是北宋文坛领袖，北宋熙宁十年（1077）四月出任徐州知州，他率民抗洪、寻找煤炭、兴建黄楼、为民祈雨，展示了一州之长出类拔萃的工作才能，他还走访了许多名胜古迹，以真挚情怀谱写了最美诗章，给古彭徐州留下了一笔宝贵文化遗产。上周，本报彭城故事刊发了《从苏轼诗作看他的徐州足迹》（上），今天，我们继续从苏轼的诗作，看看苏轼当年都去过徐州哪些地方。尔家川铜山区三堡村在清代之前曾叫尔家庄，明正统本《彭城志》记载：“九里沟铺去城西南九里，陡沟铺去城西南二十里，尔家铺去城西南三十里，孤栗树铺去城西南四十里，右四铺每设司兵八人，通萧县及宿州界。”这四个古老的村庄在清康熙年间已改名为十里铺村、二堡村、三堡村、四堡村，这些地名一直沿用至今。由于尔家庄这里山清水秀，土地广袤，因此被苏轼称为“尔家川”，《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卜田向何许，石佛山南路。下有尔家川，千畦种粳稌。山泉宅龙蜃，平地走膏乳。异时亩一金，近欲为逃户。逝将解簪绂，卖剑买牛具。”尔家川位于石佛山（云龙山）南，这里有古道穿越，交通十分便利，是一个自然环境优美的地方，所以苏轼发誓哪怕脱去官服也要在此隐居，苏辙在《和子瞻自徐移湖将过宋都途中见寄五首》中补充说：“欲买尔家田，归种三顷稻。因营山前宅，遂作泗滨老。”泗滨指的是泗水之滨，当然指的是泗水旁边的徐州大地，苏轼想在尔家川购买300亩土地，做一个快乐的徐州老人终其一生。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处青山绿水，山水虽无言却可以安放心灵，苏轼用“佳处未易识,当有来者知”赞美这里的田园风光。然而，在个人利益与家国利益的抉择上，苏轼始终坚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用近乎执着的一生努力诠释着生命的价值，真正做到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一纸调令下来，他又离开徐州去了湖州。楚王山楚王山位于徐州城西二十里，史料记载楚元王刘交葬于山之北麓，山因此得名。山上有千佛寺、古槐、明代舍利塔等古迹十余处。苏轼曾来楚王山出猎，《与杨元素二首》：“城西有楚元王墓，曾出猎至其下。”徐门石潭徐门石潭位于淮海宗申产业园北侧的老龙潭山上，潭在山峰西南向阳一面。如欲寻访，可导航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蟠桃五村41号楼，楼南有条乡间小道可达。雾猪泉杀鹅祷雪之后，徐州的旱情依然没有大面积缓解，到了第二年春天旱情越发严重，苏轼听说城东二十里的地方有一口神泉，泉水和泗水相通，泗水的鱼儿常常逆流而上跑到这里跳龙门，于是苏轼找来一个白色虎头前来祈雨，传说“龙虎斗”可以把龙激怒，激怒的水龙就会雷雨大作。苏轼在这里朗诵了《徐州祈雨青词》，“水未落而旱已成，冬无雪而春不雨，烟尘蓬勃，草木焦枯。今者麦已过期，获不偿种；禾未入土，忧及明年……”没几天大雨普降，滋润了大地，也滋润了每一个人的心，百姓皆大欢喜。万物复苏，草木摇翠,庄稼长势喜人。孟夏时节苏轼又来石潭谢雨，回来的路上写下《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五首》，其中第三首弹奏了一曲少女缫丝的优美旋律，姑娘们一边劳作，一边细声笑语，“谁家煮茧一村香，隔篱娇语络丝娘。”桓山桓山，位于铜山区茅村镇境内，北望茅村镇，南傍大运河，相传春秋时期宋国大司马桓魋葬于此，故名桓山。桓山同镇江金山、无锡惠山、苏州虎丘一样名闻天下，都是京杭大运河沿途的山水名胜，这些山峰虽然低矮，文化底蕴都非常深厚，引得历代文人墨客慕名而来，吟诗作赋，感慨人生。1078年，苏轼携好友前来凭吊，鼓琴而歌，仰天而思，写下《游桓山记》，“弹琴石室中，幽响清磔磔。吊彼泉下人，野火失枯腊。”吕梁吕梁位于徐州城东五十里，因有吕梁洪而闻名于世。《庄子》《列子》记载的“孔子观于吕梁”位于山西吕梁还是彭城吕梁？晋代张湛注曰：“在今彭城郡”；苏轼《答吕梁仲屯田》诗云：“官居独在悬水村”，自注：“庄子吕梁悬水三十仞，故今言吕梁为悬水村也”，有张湛和苏轼的考证，孔子观水于彭城吕梁最终成为定论。苏轼多次经过吕梁，还把吕梁街景写入诗中，“乱山合沓围彭门，官居独在悬水村。居民萧条杂麋鹿，小市冷落无鸡豚。”宋代泗水和黄河带来的泥沙基本把河道落差填平，阻水石梁成了徐州往东排泄雨水的一个瓶颈。1077年7月黄河决口，到了10月大水依然没有退去，苏轼发现了问题所在，写诗告诉仲屯田来年一定要花大力气把这道天然石梁凿平，让水下得更快一些，“明年劳苦应更甚，我当畚锸先黥髡。付君万指伐顽石，千锤雷动苍山根。”面对自然，苏轼下定决心，哪怕自己像犯人一样理去头发，脸上刻字，也要带头冲锋在前，发挥先锋带头作用把悬在徐州百姓头顶的安全隐患彻底铲除。荆山荆山位于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荆山村东侧，山下现存清代荆山桥牌坊一座和引桥288米，这里曾是明清时期官道经过的地方。宋代，荆山口还没有开凿，大运河也不从这里经过，西来的泗水遇到荆山后往南而流，在徐州城东北和汴水交汇，东来的泉河遇到荆山后积水成渊，在荆山东侧形成屯头湖。1078年，荆山附近暴雨成灾，苏轼与同僚吴正字、王户曹一起来到荆山视察灾情，看到大片土地被淹，苏轼就想起西汉御史大夫张汤建议开凿“褒斜道”的典故，假如开凿一条田间水道就可以把荆山东西的两条河流连贯起来，积水就会自然而然消退，苏轼《有言郡东北荆山下》：“侧手区区岂易遮，奔流一瞬卷千家。共疑智伯初围赵，犹有张汤欲漕斜。已坐迂疏来此地，分将劳苦送生涯。使君下策真堪笑，隐隐惊雷响踏车。”虽然苏轼的想法不太现实，但却体现了苏轼心系百姓为民解忧的品质，即便遭到嘲笑也在所不惜。利国利国位于徐州城北70里，一直是徐州的北大门，其丰富的矿产资源、重要的战略地位,以及悠久的历史文化，令这座古镇名扬天下。利国地名由来悠久，由狄丘改名为利国已经一千余年，王存《元丰九域志》记载：“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以徐州彭城县狄丘治务升为监。”苏轼知徐州的时候非常担心利国的治安状况，在《徐州上皇帝书》中讲:“州之东北七十余里,即利国监,自古为铁官、商贾所聚,其民富乐,凡三十六冶,冶户皆大家,藏镪巨万,常为盗贼所窥,而兵卫寡弱,有同儿戏。”苏轼北去滕县必经利国，所以他对这儿的情况也了如指掌。利国百姓没有忘记这位老知州的关怀，镇内有东坡大道、苏轼小学、苏轼主题文化公园等文化工程建设，既丰富历史底蕴，又提升了古镇的文化品位。于克南文/图

2022-08-03
苏辙居龙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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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北宋元符元年（1098年）农历八月，“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在儿子苏远的陪同下来到龙川，在此生活了近2年，留下诗文，生动地记录了北宋时期龙川人的日常生活。苏辙到龙川后，“名贤所至，山川生色”“籍苏（辙）陈（次升）为光荣”，龙川因之而生色。1才到雷州又贬循州千里赴龙川在来到循州治所龙川之前，曾任尚书右丞、大中大夫守门下侍郎的苏辙，是被贬往雷州安置的。一位饱学正直的读书人，走到当年的“蛮荒之地”，怎能不被人景仰爱戴呢？雷州太守张逢对苏辙的照顾可谓无微不至，帮他租好屋子、安顿好家小。不久，苏辙被贬往循州。宋时循州辖龙川、兴宁、长乐，治所在今佗城。其实苏辙考中进士那年，曾经在“金銮殿”里与一个龙川人打过照面。这个龙川人比他考得好，考了第三名。这个龙川人是嘉祐二年（1057年）的探花郎罗恺。北宋元符元年夏天，花甲之年的苏辙拖家带口，行走在岭南“蛮荒之地”1500多里的瘴疠之路，山一程水一程地跋涉。行至罗浮山下，江水渐少，船行不便。苏辙担忧家人的健康，只得先将他们安置在惠州白鹤峰苏轼原来的家中，自己与幼子苏远一路晓行夜宿，于农历八月到达龙川。北宋时的循州，生活条件很差。苏轼曾给循州守周彦质（字文之，衢州江山人，绍圣年间任循州知州）写过一封信，谈及岭南民情：“民居其间，衣食之奉，终岁一律，寡求而易安，有足乐者。”2龙川城里苏辙全款买房历经坎坷，苏辙来到龙川，在龙川城东圣寿寺的僧舍暂时安顿了下来。跟着苏辙到龙川的，除儿子苏远和儿媳黄氏，还有一些弟子、童仆，“老幼百数十人”，日子过得拮据，“衣食仅自致也”。在僧舍里没住多久，一家人就被“公人”赶了出来。没办法，苏辙只好倾其囊中五十千钱，买了一座曾氏小宅，大小10间房，略作修葺，以遮风避雨，安顿家小。即使身处困顿之中，苏辙风雅依旧，与哥哥苏轼一样，“不可居无竹”。他之所以相中曾氏小宅，就是因为宅子后面有片竹林。此时，龙川城中的住户在粤东地区并不算少，但对于曾在帝都生活过的苏辙来说，生活十分不习惯。首先是语言不通，其次是“饮食异和”。宋代饮食，普通人家已能享受到一日三餐，而粤东北许多地方实行二餐制。宋代中原城镇有许多馆子，茶坊、酒肆、面店，还有鱼肉食铺，已有烹、烧、烤、煮、炖、卤、脍等五花八门的烹调方式，汤饼、烧饼、汤圆、油条等也是常见之物。但在龙川，苏辙很郁闷，除了用简单手法烹制的食物，就找不到别的了。好在儿媳黄氏厨艺好，变着花样给一家老小烹制，改善生活。在粤东北山区，昼夜温差大，“昼热如汤，夜寒如冰”，时发瘴气，中之则伤。苏辙一家人大半病倒，因缺医少药，苦不堪言。苏家兄弟有一股韧劲，即使身处困顿，也能积极面对，“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苏东坡就曾“借王参军地种菜，不及半亩，而吾与过子终年饱菜”，还入乡随俗，因地制宜，发明了东坡肉，吃上了荔枝，甚至把惠州丰湖的藤菜当西湖莼羹来吃。苏辙性情温厚，中规中矩，也跟他大哥一样，自己种菜吃。他花五千钱买下屋后的一小块带有一口井的地，带着儿子苏远一起种菜。几个月后，韭、葱等长势喜人。苏辙到龙川一年后，儿媳黄氏因中了瘴气，又得不到有效治疗，撒手人寰，留下一对幼子。这对苏辙父子是非常沉重的打击，他锥心痛哭，为她写了一篇祭文，承诺有朝一日和家人一起带着她的灵柩北返故土。3饮酒吃鸡话桑麻直把龙川作乡关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且语言不通，苏辙不知道能去什么地方散心，终日闭门，索然度日。他也曾想在龙川城中结交朋友，可惜“此郡人物衰少，无可晤语者”。大概是因为中了瘴气，苏辙病了一场。虽然没有医治，但他的身子骨还算硬朗，挺了过来，想找根手杖，拄着出门走走。苏辙拿着刀想去屋旁竹林砍根竹子做手杖，可惜这些竹子被藤蔓缠绕，长得矮小，不堪大用，只好作罢。好在邻居黄家种有一大片紫竹，长得郁郁葱葱。苏辙去黄家串门求助，“得一茎，劲挺可喜”，制成竹杖，每天拄着不离身。苏辙后来听闻黄家竹子原是从他居住的曾氏小宅处移植过去的，不由诗兴大发，赋诗《求黄家紫竹杖》：“曾家紫竹君家种，曾园竹与荒藤共。藤骄竹瘁如畏人，不似君家竹森耸……我身病后少筋力，遍求拄杖扶腰痛。萧萧瘦干未能任，一亩君家知足用。一枝遗我拄寻君，老酒仍烦为开瓮。”虽然当地读书人少，但人情淳厚，龙川父老对这个从京城贬来的“犯官”很热情。除了送竹杖、借书，还一起饮酒聊天。在《闰九月重九与父老小饮四绝其四》一诗中，苏辙记录下重阳节和龙川父老把酒话桑麻的场景：“尉佗城下两重阳，白酒黄鸡意自长。”古时龙川重阳时节，“九日龙山霜露凝，龙川九日气如蒸”“酒熟风高喜不胜”。一些平日与苏辙交好的老农，带着自酿的酒来曾氏小宅拜访他。年过六十的苏辙和老农，捋着花白胡须，在小院觥筹交错，相谈甚欢。宦海沉浮中，亲朋故旧避之唯恐不及的苏辙，面对这些纯朴农人的真诚相待，心中十分感动，把龙川视作了故乡，暂时放下了对家乡四川眉山的思念：“获罪清时世共憎，龙川父老尚相寻。直须便作乡关看，莫起天涯万里心。”4颀然一道士万里来相见龙川毕竟是秦时就开埠的古邑，宋时龙川书院也有数间，虽然很难交到“解人”朋友，苏辙在龙川城里还是能找到几个能聊上一阵的读书人。如邻家黄氏，也是耕读传家之门，家中藏书不少。苏辙常去黄家借书，只是年事渐高，眼睛老花，不能长时间看书，不得不将书抛到一边，闭目养神。衙门里的“公人”不许苏辙住在僧道住所，但有学问的僧道仍会登门拜访，其中就有个当地道士廖有象。在那个“不见平生人”的寂寞岁月，有这样“颀然一道士”，人品学问俱佳，翩然如闲云野鹤，令苏辙大为惊喜，与廖有象倾心交往，贯穿了苏辙在龙川岁月的始终。廖有象是有道之士，得到他的真传的弟子有五六人，门徒众多。廖有象的居处也非同一般：“君居龙川城，筑室星一周。屋瓦如踂飞，象设具冕旒。”宋徽宗即位后，苏辙蒙赦北归。临别之际，廖有象送他过了一道又一道山岭，直到苏辙乘舟改走水路时，才洒泪而别，约定他日再见。10年后，廖有象果然出现在身处颍川的苏辙面前。苏辙惊喜万分，万里之外的故交，竟然走过重重山川险阻，来看他这老而穷之人。那时的苏辙，虽有二顷田地，但每年的收获不多，仅能免于饥寒。廖有象来到后，不辞劳苦地帮他张罗农事，甚至下地干活，苏辙省了不少事，慨叹道，这样的友谊，上古时期或许有，在我们宋朝啊，真的没听说过。5七旬故友徒步万里探苏辙那时候的旅人，披星戴月，舟车劳顿，三餐一宿都不易有着落。这样艰难的旅程，也有人毫不畏惧，只为了去探望千里之外的犯了事被贬黜的好朋友。到龙川探望苏辙的至少有两人，一个是潮州吴子野，一个是他的至交巢谷。年逾七旬的巢谷，从四川眉山出发，不远万里，徒步前往龙川与苏辙相见。走到梅州时，他给苏辙送了一封书信，信中写道：“我万里徒步来看你，就已不望能有命回去。我现在已到梅州，10天左右就能见到你了。”元符二年（1099年）正月，巢谷抵达龙川，二人相见，抱头痛哭。苏辙留他住了1个多月，相谈甚欢，意犹未尽。此时，苏轼已从惠州贬至海南儋州。见到苏辙，巢谷大慰心怀之余，还想见苏轼。苏辙力劝未果，从自己为数不多的积蓄中拿出部分，给他作盘缠，希望他能平安到达海南见到苏轼。不料，巢谷行至新会遭遇强盗，钱财悉数被抢，不久后病死。苏辙获悉噩耗，失声痛哭，心中哀痛难遣，作了一篇《巢谷传》，托人带给巢谷在泾原军中的儿子巢蒙。潮州道士吴子野是苏轼、苏辙兄弟相交多年的老友，也曾从潮州来到龙川探望苏辙，陪他一块儿修炼养生之法：“辟谷赖君能作客，暂来煎蜜饷桃康。”吴子野还是龙川人蓝乔的好朋友，他俩曾经一块儿到北宋重臣曾公亮家里做客。可惜苏辙在龙川的那段日子，蓝乔外出，没能与苏辙会面。6龙川二志传千古谪居龙川期间，身为文章大家的苏辙并没有“躺平”。在儿子苏远的协助下，撰写了《龙川略志》。元符二年（1099年）四月二十九日，苏辙作《龙川略志序》。《龙川略志》所记40事，大多是讲述自己及朝中大臣于熙宁、元丰、元祐年间在新法、税赋、刑法、选吏、外交、治河等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上所持的观点及其依据等。纪晓岚等所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高度评价了苏辙《龙川略志》所记之事的可信度：“《略志》惟首尾两卷，纪杂事十四条，馀二十五条皆论朝政，盖是非彼我之见，至谪居时犹不忘也。然惟记众议之异同，而不似王安石、曾布诸日录动辄归怨於君父。此辙之所以为辙欤。”《龙川略志》完成后，苏辙意犹未尽，觉得《略志》仅志平生之一二，其他更多的值得一书的人与事，都还没有记下来，于是写成《龙川别志》，“凡四十七事，四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龙川别志》多述年老而有威望、德行和才学的人的轶事。因为所记之事信实，朱熹在他的《宋名臣言行录》中，很多地方都引用《龙川略志》《龙川别志》所载之事。朱熹对苏辙《龙川略志》和《龙川别志》的重视，充分说明这两本著作对了解元祐之政和北宋名臣言行，是具有重要价值的史料和文献。苏辙的龙川二志，一方面反映了苏辙在政治、经济、礼仪、宗教等方面的思想，另一方面记录了北宋许多正史不曾提到的名人轶事和社会侧面，弥补了正史的不足，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南宋史学家李焘在撰写《续资治通鉴长编》时亦引用了不少二志中的记录。元符三年（1100年），哲宗崩，徽宗即位，大赦天下，苏辙获赦，调往湖南永州，很快又被作了别的任命，结束了流放生涯。年底，他定居河南颖昌，于政和二年（1112年）去世。■本报记者凌丽

凌丽

2022-09-25
诗唱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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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唱黄河□孙元礼夏初,去高青安澜湾看黄河。安澜湾是九曲黄河入渤海前的最后一湾。站在岸边,视野中的黄河虽无滔滔巨浪,却不失弘大的气势,波浪起起伏伏,此消彼长,流入天际处。我想起《礼记》中的一句话:“水深而流缓。”凝视着这条古老的大河,忆起在中原、西北几处地方观望黄河的情景,思绪茫茫。一股激情由徐缓到飞驰,层层涌动而来。黄河这条浩渺巨川,横跨中国半壁江山,凝聚了中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文字记载3000多年以来,众多文人志士面对黄河吟诗作赋,落笔云烟,留下了瑰丽的篇章,讴歌黄河的古老、浑朴、壮美之魂。一我国的第一部诗集《诗经》,开篇第一首《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中国诗经学会首任会长、《诗经》研究专家夏传才教授考查后认为,陕西合阳是“诗经文化之乡”,“洽川是中国爱情诗之源”。《诗经》305篇,其中20多篇就与洽川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关雎》是其中的一首。“在河之洲”的“河”,是指黄河。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秦统一之前,只有黄河才能称为“河”。西汉初年的《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记载:“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宁,爰及苗裔。”“在河之洲”的“洲”,就是黄河中的陆地。《关雎》写的是周文王姬昌和太姒一见钟情的朝思暮想。古诗中第一次写到黄河,就定调于温馨的爱情,黄河成了蕴育柔情之水,爱情的见证,在始发情愫的少男少女中,黄河是他们蜜恋的温床,寄托着他们的绵绵情思。《诗经·卫风·河广》:“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谓宋远?跂予望之。谁谓河广?曾不容刀。谁谓宋远,曾不崇朝。”这首诗写了一位暂居卫国的宋人,面对一条黄河之隔的故乡,站在岸边,遥望黄河对岸,满腹哀愁,而又归乡不得的浓浓思情。“谁谓河广?”在诗中第一次正面描绘了黄河宽又广。还有《诗经·伐檀》把黄河写得十分美好:“河水清且涟猗。”这几首诗是最早写到黄河的诗。西晋的文学家成公绥,词赋盛名,传世佳作《大河赋》:“览百川之洪壮兮,莫尚美于黄河。潜昆仑之峻极兮,出积石之嵯峨。登龙门而南游兮,拂华阴于曲阿。凌砥柱而激湍兮,逾洛汭而扬波。体委蛇于后土兮,配灵汉于苍穹。贯中夏之能甸兮,经朔北之遐荒。历二周之北境兮,流三晋之南乡。秦自西而启壤兮,齐据东而画疆。殷徒涉而永固兮,卫迁济而遂疆。赵决流而却魏兮,嬴引沟而灭梁。思先哲之攸叹兮,何水德之难量。”(《初学记·卷六》)此文用比兴手法赞誉黄河,百川的洪壮,没有比黄河更美的了。黄河蜿蜒修长,贯穿中国大地,黄河从高峻的昆仑山下走来,见识了积石山的巍峨,登龙门,拂华阴,像伸展在苍穹的天河。这篇赋,词采华丽,行文奔放,掷地有声,把黄河描画得波澜壮阔,大气磅礴。二从古至今,数不清的诗词大家都对黄河思如泉涌,援笔立成。尤其是盛唐时期,从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佛王维,到四大边塞诗人之一的王之涣,还有唐朝中期的刘禹锡等都为黄河留下了壁坐玑驰的名篇。公元742年,李白奉命进京,唐玄宗封为翰林供奉；仅仅两年之后,因权贵排挤,即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烦闷郁结的李白,又踏上了云游山河的漫长旅途。李白与好友岑勋,应邀到元丹丘的颍阳山居做客,三人登高豪饮,借酒放歌。李白一舒胸中的郁闷,诗情万丈喷涌,一蹴而就《将进酒》,发出了响遏行云之声:“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其气势庞大到无与伦比,仰望黄河之水,也仿佛扶摇直上,令人惊心动魄。李白写的诗,流传在册的直接写到黄河的就有10多首。如:“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赠裴十四》)诗人以奔腾的河水,比拟裴十四阔大的胸怀。“黄河捧土尚可塞,北风雨雪恨难裁。”(《北风行》)写思妇的仇恨、悲愤。“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毂转秦地雷。”(《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公无渡河》)这些锵金鸣玉的名句,让我们身临其境,感受黄河震荡山谷,雷霆万钧,一路高歌泻东海的宏远气势。从某种意义上说,李白写尽了黄河的千姿百态,寄托了因时而异的情感。黄河的激流奔涌成就了李白浪漫的诗情。李白色彩纷呈的诗篇,同黄河一样,千秋万代,在人们心中流淌不竭。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几乎人人耳熟能祥,倒背如流。他的《凉州词二首·其一》,同样脍炙人口:“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里有一个“旗亭画壁”的故事。开元年间的一个冬天,王之涣与高适、王昌龄相约到旗亭酒店饮酒,恰遇梨园伶人唱曲宴乐。三人约定,以伶人演唱各人所作诗篇的多少定高下。王昌龄的诗唱了两首,高适的诗唱了一首,王之涣落空。此时,声望最高,长相最美的头牌伶人出场了,她所唱的正是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这个故事出自唐人薛用弱的《集异记》。说明王之涣的《凉州词》在当时已如林籁泉韵,四海传唱。正如俞陛云(俞平伯之父)的《诗境浅说续编》评价《凉州词二首·其一》:“此诗前二句之壮采,后二句之深情,宜其传遍旗亭,推为绝唱也。”王之涣的《凉州词二首·其一》,表现了戍边兵士思乡之情,写了西北边远地区的壮丽苍凉。“黄河远上白云间”,诗人远眺黄河,只见黄河划出地平线,像一条丝带飞上云端,写得开阔意远,其视觉是由下而上仰望黄河；这与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其视觉正好上下两端。虽然都是写黄河汹涌澎湃的壮阔,但王之涣却写出了黄河静态飘逸的美感。写黄河的诗篇还有一位大家王维。他不仅是盛唐时期山水诗派的代表人物,还是水墨山水画派的开创者,且精通乐艺,是古今公认的艺术大师。苏轼对王维的诗、画评价甚奇:“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公元736年,吐蕃骑兵攻打唐属国小勃律。第二年,河西节度副大使崔希逸大破吐蕃军,唐玄宗派王维察访军情,并任河西节度使判官,实际是宰相李林甫对他明升暗降,把他从中书省赶了出去。出塞途中,在广袤的荒漠,他看到夕阳如火燃烧一般,黄沙一眼望不到边际,这是王维第一次出塞所见到的壮观景像,到了萧关驿馆,笔下生辉《使至塞上》。其中“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像一幅油画,展现了塞外黄河流域特有的悲壮凄美。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说,“长河落日圆”所达到的境界,“可谓千古壮观”。王维留下的边塞诗多达40多首,第一次出塞就传下了举世名篇。三描写黄河的诗篇,唐朝诗人传世最多,留下了晶莹如珠的金句,这与盛唐的经济繁荣紧密相关。到了宋代,有众多名家涉笔黄河。黄河成了他们绕不过的一道风景。苏轼,一代名豪,诗、书、画皆出类拔萃。他写了一首七律《黄河》:“活活何人见混茫,昆仑气脉本来黄。浊流若解污清济,惊浪应须动太行。帝假一源神禹迹,世流三患梗尧乡。灵槎果有仙家事,试问青天路短长。”诗人连用典故,表达治理黄河的愿望。苏轼治理黄河,有诗表达,也身体力行。公元1077年4月,苏轼赴徐州上任。当年8月,黄河决口,而徐州地处黄河入海的下游。苏轼向武卫营借兵,同民工一道筑堤坝,疏河道,数过家门而不入。历史上,徐州曾遭受5次黄河水患,其中4次均是灭顶之灾,唯有苏轼率兵民抗洪,得以保全了民众生命、财产和下游的城池。公元1078年,为了纪念抗洪胜利,苏轼在徐州东门建了一座百尺高的黄楼。随后,邀请其弟苏辙、弟子秦观等,为黄楼题记,尤以苏辙的《黄楼赋》为上。在千言《黄楼赋》中,苏辙详细描绘了徐州抗洪的精典瞬间,诗文中第一次写黄河决堤:“河决于澶渊,东流入钜野,北溢于济,南溢于泗。”写苏轼率众抗洪:“子瞻衣制履屦,庐于城上,调急夫、发禁卒以从事,令民无得窃出避水。以身帅之与城存亡,故水大至而民不溃。”徐州抗洪成了苏轼40年仕官生涯最得意的一件政绩。黄楼成了苏轼树碑立传的见证。黄楼作为徐州五大古楼之一,现在仍是徐州富含文化底蕴的地标性建筑。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1042年走上仕途,曾于1070年任相。任相期间,黄河泛滥成灾。诗人力排众意,坚持疏通河道,兴修水利工程,改造黄河。他以《黄河》为名写了一首七绝:“派出昆仑五色流,一支黄浊贯中州。吹沙走浪几千里,转侧屋闾无处求。”作者既写了黄河横贯神州大地的磅礴气势,又流露了一旦决堤,对无家可归黎民百姓的担忧,也从另一面展现了诗人的政治抱负。陆游,是南宋诗坛的领军人物,留世文稿颇丰。其五言古诗《哀北》开头几句:“太行天下脊,黄河出昆仑。山川形胜地,历世多名臣。”诗赞太行山高峻雄伟,黄河从昆仑奔泻而来。陆游涉及黄河的诗多达二十几篇,如:“黄河铁牛僵不动,承露金盘冻将折”(《大雪歌》)“三万里之黄河入东海,五千仞之太华磨苍旻”(《寒夜歌》)“敲门索酒太华前,飞渡黄河不须船”(《月下野步》)等。

孙元礼

2022-05-26
苏东坡为中华传统美学贡献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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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法史上有着显赫地位的苏轼《寒食帖》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沈荣均苏东坡书画正在形成一个热点，并且渐从业内走向大众。正在举行的中国美术馆建馆60周年系列展览，就以苏轼《潇湘竹石图》打头阵；亮相上海图书馆东馆的新展“游目骋怀——北宋书家的人文之旅”，有14件碑帖作品与苏轼有关；“你好苏东坡”沉浸式宋韵艺术展正于长沙巡展；四川博物院前段时间举办了“高山仰止回望东坡——苏轼主题展”；再往前追溯，三年前故宫博物院举办的“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更是轰动一时。苏东坡最以文学成就家喻户晓，人们却未必知道，这其实也是中国书法史、美术史上绕不开的一个名字。——编者艺术史公认，苏东坡是制定文人书画规则的第一人：书法开“尚意书风”，列“宋四家”蔡襄、黄庭坚、米芾等人之首；绘画创“士人画”（“文人画”），对宋元明清士大夫绘画的审美取向影响甚大。苏东坡的书画拒绝手段和超越形式，注重日常应用的艺术逻辑，更强调不拘一格的趣味与灵魂。创作者个体的生命与“尚意书风”“文人画”共生，高度抽象地诠释了一个伟大人物的人生走势与人际生态。这也是苏东坡对中华传统美学的重大贡献。“东坡情绪”：以笔墨替代语言的抒情叙事在宋以前，中国书法日常应用多以“二王”（王羲之、王献之）为标准。王羲之《兰亭集序》间于行楷之间的“美”，公认具有“自然美”与“人工美”的普遍意义。山水不因人而存在，然山水之美却因人的呼应而传世，两者又高度契合与协调。王羲之的结构和章法，更多反映了眼睛与自然的美好关系，书法的形式，于此成为自我荡涤、与世无争的某种表现主义。以苏东坡为代表的“宋四家”的出现，时间蓦地显得重要了，书法终于迎来革新时代。线条是时间的流动，章法是流动的铺陈。时间不是被运用，而是被表现——直接反映了艺术家灵感生发到升华的履历。其特别强调进程。主宰进程的，一般理解为情绪。情绪又因“我”的秉性而大放异彩。人们开始对于王羲之的“普遍意义”审美疲劳，喜欢上了别扭新奇的“东坡情绪”：向右上倾斜，像个患有严重风湿肩周炎的老年患者，“颠倒”“不安”“扭结”，颠覆了“均整”“安定”“和谐”的美学，俨然士大夫们新的时风——在完善中抗争，在抗争中权宜。苏东坡的“尚意书风”，可从《西楼苏帖》《桤木卷帖》《海棠诗卷》《寒食帖》中观之。《西楼苏帖》最早问世于南宋乾道四年（1168年），由苏轼的粉丝信州玉山人（即江西玉山人）汪应辰（1119年—1176年），在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任上，在成都府治西楼所镌。《西楼苏帖》收录苏轼行、草、楷诗文和信札共30卷60余篇，时间跨度从苏轼29岁到66岁，是第一部苏轼书法丛帖。其中盛名的有：《表忠观碑》《黄楼帖》《北游帖》《次韵秦太虚见戏耳聋诗帖》《天际乌云帖》（部分）……《西楼苏帖》整体表现出苏轼深厚的唐人楷书基本功，仅止于古法，又如何能够？于是他又独辟蹊径，造出一套“尚意”的理论来。比如：“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终不能尽妙，我则心、目、手俱得之矣。”（宋·李昭玘《乐静集》卷九《跋东坡真迹》引苏轼论书语）三分功夫，两分学养，一分技艺。苏轼这么说，其实是谦虚，低调，鄙视炫技。“学不足”好理解，欲抵达“识浅”“见狭”，需要哲学层面的修养。比如，苏轼极力推崇的书法之“意”或者“道”，并非玄学——它其实是与点画提按、行笔章法，始终随行，浑然一体，绝不可分述，作等而下解读的。《桤木卷帖》，又名《书杜工部桤木诗卷帖》，原藏台北兰千山馆，现寄藏台北故宮博物院。手卷正文抄写杜甫《堂成》一诗。杜诗大概是说蜀中“桤木”因实用而招人喜爱。手卷正文后面还题有十二行一百零三字跋文。跋文又录杜诗《觅桤栽》两句诗眼，加了些说明，松散的闲笔，不过把桤的实用性质，又重复了一遍。这件作品，诗意和书艺是融合的，杜诗和苏文是融合的，两个生命体是融合的。字体章法的形式，倒是其次的东西。“乌台诗案”之后，苏东坡谪居黄州，书艺随表意书风渐入佳境。《海棠诗帖》，即《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墨迹失传，现在能看到的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拓本。此帖代表了东坡“涣涣如流水”（宋·李之仪《姑溪居士集》卷十七《庄居阻雨邻人以纸求书因而信笔》之三）的成熟书风。这段节点的苏轼，正在调整自己的状态，尽管惊魂未定，想来握笔也是不大稳的，但肯定未曾迟辍，就像春水涣涣，逡巡而来，一点点盈满斗方。他需要在平复心跳中迂回落笔，在屏息静气里调整由行到走的加速潜行，在寻思和否定中突破笔的管制和墨的困顿。《寒食帖》在书法史上有着显赫地位，因为苏轼以其命名并设计了“尚意”的规则——以笔墨替代语言的抒情叙事。读《寒食帖》，往往会谈到其内容(文本)的叙事性(语境)，与形式(纸本)的情绪性(书境)，两者高度统一，并以作者和读者的共鸣实现。尚意(写意)的追求，与历代书法主流不太一样——它的价值显著地有着苏轼本人道德文化的加持印迹。《寒食帖》选择了以性灵做诗和书帖，它的生命力是中世纪的苏轼，面对苍穹和人生的无声呐喊，沉重而鲜活，以“帖”的表面形式（物）存在，但此帖不仅是“物”，俨然新的生命体——复合了苏轼的生命个体和美学理解，以及千百年来人们的共鸣与共识。《寒食帖》书写于元丰五年（1082年）三月，把苏轼人生低谷的悲剧性审美，升华到了一个现代性的高度。第一个收藏《寒食帖》的人，叫张浩，蜀州江源（今四川成都崇州江源）人，河南永安（今河南巩义）大夫。张浩的收藏事迹，记录于诗帖的题跋。题跋者系张浩的一个堂孙，南宋文人张縯。张浩谒见黄庭坚，求取题跋的时间为元符三年（1100年），地点在蜀地眉州青神。黄庭坚是苏轼的门生。是时，黄庭坚刚刚获得朝廷的特赦，由戎州（今四川宜宾）到眉州青神，看望姑妈张氏。黄庭坚见到苏轼诗帖的时候，苏轼刚好也获特赦，正辗转于北归途中。黄庭坚的草书跋文，清晰可见，历来被公认为苏轼寒食诗帖不可或缺的连体知音，逆境中彼此关怀，虽隔千里，一样演绎着高山流水的千古传奇。《寒食帖》是东坡先生在元丰年间不可或缺的“唯一可能性”，它挑战了先生自己的生活、情绪和想象力，也挑战了今天我们的接受度——我们不可复制，是因为我们无法与先生感同身受，不仅我们不能，先生自己也不能，因为先生不可能在下一个“寒食”，再回到《寒食帖》的那一个寒食午后，也无可能踏进《寒食帖》的“那同一条河流”。“士人画”:人格与画品的叠印与加持苏东坡和他的半个老乡文同（字与可）共创画竹一派——“湖州竹派”或“湖州画派”。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下旬，苏轼刚从徐州到湖州（今浙江湖州吴兴）。在此之前，还沉浸于文同新逝的悲情里。精于画竹的“竹痴”文同，是先生的表兄。湖州的夏天，令人莫名地烦躁。苏轼翻出书画曝晒，一眼就看到了文同赠予的竹画。迎风的枝叶曲而不折，梅雨蒸出来的霉点并不影响浓淡渲染的干净。晒着屋里的书画，忽然见着了文同的墨竹，睹物思人，不禁潸然……于是有了《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文章借文同竹画，抛出了“成竹在胸”的文人写意观，后来也多作画论来读：“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成竹在胸”，一般视为其开创“士人画”（“文人画”）的观点，和“尚意书风”一样，强调书画一体、书人一体、人画一体与形神兼备。苏东坡爱竹到痴，自己也画竹。苏轼画竹，师出文与可，却颇多出入。最大的不同，则是他的竹，悄悄塞了画者似是而非的私货——“主意”，还能从中读出时间的流动来。除了画竹，苏轼还画枯木和怪石。苏轼最有名的两幅传世画作，都画有竹和怪石，一张《枯木怪石图》，一张《潇湘竹石图》。民国时期，《枯木怪石图》流落日本。2018年，现身佳士得香港秋拍“不凡——宋代美学一千年”晚间专场，以约4.6亿港元成交，创下苏轼作品拍卖纪录。英国著名艺评家AlastairSooke，认为此画令艺术家的内心世界成为重要的艺术主题，是苏轼“为艺术史带来的贡献”。《潇湘竹石图》，为邓拓所得，赠予中国美术馆收藏至今，被誉为中国美术馆镇馆之宝之一。《枯木怪石图》，在竹和怪石之外，多出来一个主体：枯木。《潇湘竹石图》，放大了竹，隐去了枯木。其间有着怎样的深意，不得而知。它们都给了我深刻的印象。石不像石，像“黑洞”。木不像木，像“龙卷风”。竹也被严重地弱化，即便《潇湘竹石图》那样突出“竹”，竹在绘画者的笔下，也是柔软纤细弯曲的，像百折不挠的枯草，更像在营造某种困境。有了困境，才有突围，曲线和墨色为走出困境提供可能——曲线和墨色螺旋而进——日常的态度和过程。苏轼把对“竹”的个性化理解彰显到极致，甚至将葱绿的竹子给变了色，画为赤红。突破水墨画竹的规矩，施以与北宋的天空不太协调的重色，描画出千年后的今天，我们看起来仍然不显过时的现代派“红竹子”。欣赏“红竹子”，需要时间慢下来，需要时光回流，需要内省和折射的力量。这些都与肌体和心志承受“内压”痛苦的品质有关。以朱砂写竹，是东坡形而上的发明。而“枯木”更像某种与公共话语体系不太合拍的“情绪”。苏轼开始关注“枯木”的意象，最早或在赴任徐州的时候，而不是在乌台诗案之后的黄州蛰伏。苏轼路过济南，与友李公择等人游槛泉（趵突泉），赏梅插梅，还在槛泉亭墙上留了一枝水墨的枯木。“熙宁十年（1077年），东坡先生过济南，写枯木一枝于槛泉亭之壁”（清·冯云鹓《济南金石志》卷四）。亭主叫刘诏，收藏了此画，并在元祐年间刻石。石刻后来“流浪于别馆”。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禹城王国宝徙石刻置远尘庵，常山李彦文记之，后又移植儒学大成殿左壁。明初靖难之役，笔迹遂失，禹城石刻尚存。世人慕名传拓众多，县中小吏不胜烦扰，投石于井，碎为数段。一年后，禹城学官再次将碎石，从井里捞出，拼接置原处。明嘉靖年间，福建王姓教谕将石刻抛弃。自此，苏轼的枯木墨迹，湮灭人世。现在看到的《枯木怪石图》，据说就是那件作品。可惜无画者的名款和确凿作画年份。我更倾向于那张无名的枯木作于黄州，因为枯木、怪石和竹，三位一体的审美，更符合先生的黄州涅槃：“所作枯木，枝干虬屈无端倪。石皴亦奇怪，如其胸中盘郁也。”（宋·邓椿《画继·轩冕才贤》）竹、枯木和怪石，被苏东坡赋予了特别的符号寄托，人格与画品的叠印与加持——竹、枯木和怪石三位一体。它们不只是竹、枯木和怪石，也是极端抽象的意念和人格榜样，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美学立意和态度。从苏轼讨论文同的竹画始，到“论画与形似，见与儿童邻……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中国画的价值观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开创者苏轼，自此开创了一条叫“士人画”或“文人画”也叫“南画”的先河。（作者为艺评人）

2023-06-16
苏东坡缘何没去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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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在合浦留下不少文化痕迹，为后人所津津乐道。专家学者对苏东坡的研究也颇多。只是，我心里还有了一个疑惑，当年苏东坡在廉州等候分配、接到“受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诏书后，为何最后没去永州？我们知道，苏东坡在儋州获赦后，一路北归，心情放松却路途坎坷。元符三年（1100年）庚辰正月，宋哲宗崩，年幼的宋徽宗继位，向太后听政。二月，苏东坡得以赦免，并诏他量移廉州，等候安置。量移为唐宋公文用语，是指官员被贬谪远方之后、遇恩赦迁离距京城较近地区的意思。直到六月，苏东坡才离开海南岛，具体日期有《泂酌亭》为证，其序云：“庚辰岁六月十七日，迁于合浦，复过之。”又有《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诗，说明期间耽搁了四天时间才启程。苏东坡除了跟一位老朋友吴复古一起上船外，还带了小儿子苏过，以及一只叫做“乌喙”的狗。苏东坡作有《乌喙诗》，序云：“余来儋耳，得吠狗，曰乌觜，甚猛而驯。随予迁合浦，过澄迈，泅而济，路人皆惊，戏作是诗。”六月二十一日，苏东坡一行登陆雷州半岛的递角场，直奔徐闻与秦观相会。吴复古即此分别，而苏东坡则与秦观到海康。四天后，苏东坡作《书秦少游挽词后》，序云：“庚辰岁六月二十五日，余与少游相别于海康，意色自若，与平日不少异。”可知苏东坡是日惜别秦观，离开海康。苏东坡父子离开海康后，遭“连日大雨，桥梁大坏，水无津涯”，只好寄宿于兴廉村净行院。据苏东坡在《东坡志林·记过合浦》里补记曰：“乘小舟至官寨……或劝乘蜑舟并海即白石。是日，六月晦，无月。旅宿大海中……七月四日合浦记。”他们于六月三十日在大海中过的夜，次日达到白石（今山口镇永安村），经陆路抵达合浦，七月四日写下的日记。苏东坡在合浦有些什么活动，做了些什么事情，多有文献记述和文章颂扬，本文不再赘述。想说说苏东坡离开合浦的时间和为什么没有到永州。苏东坡在廉州逗留了近两个月。期间接到朝廷诏命，然后启程离开合浦，他被任命为舒州（安徽安庆）团练副使，移永州（湖南）安置，接到诏书的具体日期无法考证。苏东坡有《缾笙》诗引：“庚辰八月二十八日，刘几仲饯饮东坡，中觞闻笙箫声，杳杳若在云霄间。”也就是说，合浦刘几仲等人于八月二十八日为苏东坡饯别了，次日即踏上新途。又有《东坡文集》之《与欧阳元老》载：“秋暑，不审起居佳否？某与儿子八月二十九日离廉，九月六日到玉林，七日遂行。”可知，苏东坡是八月二十九日离开合浦的。苏东坡到了玉林，得悉秦观在藤州（今藤县）去世的消息，决定赶往藤州。九月七日，苏东坡从玉林出发到铜州（今北流），坐竹筏，沿圭江（北流江）到容州（今容县）再到藤州。苏东坡赶到藤州，是为了吊唁秦观的，但秦观的灵柩已经离开藤州。苏东坡作了短暂的停留后，于九月中旬乘船沿西江抵达梧州。据林语堂《苏东坡传》载，苏东坡原打算在梧州雇舟溯贺江北上，至湖南永州任职的，但发现贺江水道枯浅，无法舟行，只好决定走一条远而弯曲的路，先到广州，再往北过大庾岭，进入江西后再往湖南。十月，苏东坡到了广州，又可以与儿孙团聚了。苏东坡在快到广州前，大儿子苏迈带着一家大小赶到广州；远在宜兴的二儿子苏迨，也赶到广州来等候父亲。苏东坡在广州见到儿孙，感觉生活如梦，写诗道：“北归为儿子，破戒堪一笑。”苏东坡每到一个地方，都有朋友和仰慕的人，引他游山游庙，请他题字。在广州，自然也有众多的“粉丝”为他设宴，请他游玩。据孔凡礼《苏轼年谱》载：“十一月，诏苏轼官复朝奉郎、提举成都府玉局观、在外州军任便居住。”也就是说，苏东坡获得了“解放”，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地，不必前往永州。于是，苏东坡一大家子人，一块乘船往南雄北上。一路上，苏东坡考虑着定居的地方，觉得在常州尚有一些田产，可以安度晚年，于是，决定往常州而去。还未走远，文前说到的吴复古及一群和尚追上了他们，又盘桓了一些日子。可是，在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011年）正月，苏东坡穿越大庾岭，到达赣县时，遇上了瘟疫，家中多个孩子染病，六个仆人死掉，生活一下子陷入困境。一家人被滞留在赣县长达七十天之久。至于苏东坡后面的行程，孔凡礼在《苏轼年谱》里说得很清楚，现借来一用：“苏轼在北归途中，正月过大庾岭，有《赠岭上老人》《赠岭上梅》《予昔过岭而南，题诗龙泉钟上，今复而北，次其韵》《过岭二首》诸诗，至南安军、虔州，作《刚说》《南安军学记》等，晤刘安世。三月离虔州，至南昌。四月至南康军，与刘安世同入庐山。过湖口、池州、芜湖，抵当涂，五月至江宁府、真州，本欲赴颖昌府与苏辙聚，后决定往常州。六月如病，瘴毒大作，舟赴常州，上表请老，以本官致仕。七月，径山维琳禅师来访，二十六日作《答径山琳长老》，为绝笔。二十八日卒。”斯人驾鹤西去。苏东坡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林语堂在《苏东坡传》里说得极好：“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苏东坡的一生，多才多艺，多灾多难，多姿多彩。林语堂说：“苏东坡是个禀性难移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者，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善的法官，是政治上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林语堂还说，苏东坡“具有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

刘忠焕

2022-09-28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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