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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人怎样拜师？师承如何影响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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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真正具有创新性的学术著作。首先是选题新、研究领域新。我们都知道北宋文坛上有欧门、苏门，欧阳修门下有曾巩、苏轼等名流，苏轼门下有苏门四学士等高足，黄庭坚门下又有陈师道、王观复、范寥等门生，薪火相传，代不乏人。然北宋文坛上，除欧、苏、黄门之外还有哪些师门？每一门又各有哪些生徒？我们并不了解。尽管我们知道欧、苏、黄三大师门名贤辈出，但每门究竟有多少门人，其实我们也不了解。虽然黄宗羲在《宋元学案》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分名单，但他是着眼于理学、道学，而不是文学的师承。更何况，北宋人凭什么当老师？在哪里当老师？是“来学”还是“往教”？北宋人为什么好为人师，乐于奖掖后进？是个人的品性使然，还是社会风气如此？后辈学生是怎样拜师求学的？为什么要拜师求学？仅仅是因为求知问道还是别有所求？师承的风气与文化传播、文学发展有哪些关联？这些问题，很少有人关注过，至少是没人做过系统的探讨和解答。所以，这些问题至今仍然是问题。直到本书的问世，才给出了答案。这些答案，或许不是标准答案、最佳答案，但可说是前所未见的有据可依的答案。当我们带着好奇心打开这本《北宋士人师承与文学》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时，作者没有让我们失望，开卷有得，如行山阴道上，精彩应接不睱。除了得到上述问题的答案，读罢还有意外的收获。意外收获之一是从中了解了宋代士人的日常生活。他们的求学过程、求学生活的诸多细节、场景，书中都有具体生动的呈现，甚至于日常交际，彼此之间赠送什么礼物、怎样的礼尚往来，都有详细的叙述。收获之二是熟悉了北宋士人的人际关系、社会网络。书中陈述的不止是师生关系，还有姻亲关系和其他亲戚关系、社会关系。师门之间常常结成儿女亲家，如苏轼之子娶了欧阳修的孙女，苏辙之女嫁给曾巩之侄等，亲上加亲。至于同学、同年之间结亲的就更多。了解这些人际关系，对于深入认识宋人的社会关系、婚姻观念都有助益。收获之三是知悉了北宋文坛生态。文人之间的互动往来、文士进入文坛的过程、文士在地方文坛与中心文坛之间的流动等等，都有了新的认识。过去，我们在文学史里，看到的都是文坛名家大家的高光时刻，本书看到的却是一群群、一代代菜鸟雏鹰们的学步历程。如果说文学史展现的是文坛的终极状态，那么，本书展现的则是文坛的起点初阶。以前，我们也关注古代作家的成长历程，但很少关注作家是如何进入文学场域的、通过什么途径获取进入文坛的资本、又怎样获得文坛的认可。本书用一个个鲜活的案例，对此做了解答分析。文坛生态、文学背景，得到一幕幕的呈现，虽然是剪影式、碎片化的，但拼合起来，还是能得到比较完整的印象。其次，是资料新。作者是花了真功夫、苦功夫的。不是凭聪明巧慧，先拟定个理论框架，然后随便找几个例子予以证实了事，而是遍阅《全宋词》《全宋文》《全宋诗》《全宋笔记》和《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宋元方志丛刊》《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宋人年谱丛刊》等总集和史书方志文献，一条条地从中寻检出北宋文人师承交往的文献史料。经过披沙淘金式的汰选，择用最能说明问题的史料，拼合成一幅幅有机的图景。书中的资料，绝大多数是第一手资料，很少被人使用过或关注过。这些资料未见得多么珍稀，但新颖鲜活，至少本人以前没有留意过。试举两例。苏轼《书黄泥坂词后》说：“余在黄州，大醉中作此词，小儿辈藏去稿，醒后不复见也。前夜与黄鲁直、张文潜、晁无咎夜坐，三客翻倒几案，搜索箧笥，偶得之。字半不可读，以意寻究，乃得其全。文潜喜甚，手录一本遗余，持元本去。”此跋说的是，苏轼在黄州大醉时写的词稿，原本是被儿子们收藏的。后来有次黄庭坚、张耒、晁补之三人到苏轼家夜座，翻箱倒柜，找出手稿，张耒喜不自胜，抄录一份留给苏轼，将原稿拿走。门生居然在老师家里翻箱倒柜找手稿，找到后据为己有，可以想见苏门师生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苏轼又有《记夺鲁直墨》说：“黄鲁直学吾书，辄以书名于时，好事者争以精纸妙墨求之。常携古锦囊，满中皆是物也。一日见过，探之，得承晏墨半挺。鲁直甚惜之，曰：‘群儿贱家鸡，嗜野鹜。’遂夺之，此墨是也。”这是说，黄庭坚一次去见苏轼，带着锦囊，内装别人赠送的好墨，其中有“半挺”李承晏墨,甚是爱惜。苏轼见后，不由分说，夺而有之，还公开写文章记下此事。学生无意奉送，老师出手强夺，读来令人忍俊不禁，也足见苏黄两人亦师亦友，关系平等融洽！这类资料，文学史研究者一般不会关注，引用者少，但很能说明宋人的师友关系和师友活动。其实，任何一则史料，可从不同的角度解读。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词序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大醉作词，让人怀疑是不是一种说辞。一般人大醉，东西南北都分不清，哪能写词！读了《书黄泥坂词后》，我们确信，苏轼大醉后真能作词。大醉时写的词，“字半不可读”，连他本人也不认得了，师生在一起按语境词意上下推究，才全部认出写的是什么字。《书黄泥坂词后》对我们了解苏轼醉中作词的精神状态和文本样态很有帮助。苏轼曾醉中草书《念奴娇˙赤壁怀古》，词后跋云：“久不作草书，适乘醉走笔，觉酒气勃勃从指端出也。东坡醉笔。”因为其草书赤壁词与他别的书法风格不同，所以，有人怀疑是伪作。怀疑者没有注意到这是苏轼的“醉笔”。试想，苏轼醉中作词，写的字连自己都不认识了，那么醉中所书，自然会发生字形的变化、风格的变形。醉中所草赤壁词，与平日常态下的书法自然有差异。所以，仅凭风格不同就怀疑苏轼草书赤壁词是伪作，证据不足。一则材料，有多种用途，能说明多种问题。不同的读者，都能从本书找到对自己有用的材料。本书挖掘汰选的材料，不仅丰富翔实，而且剪辑到位，运用得宜。该详则详，该略则略，或全引，或摘引，或酌述，灵活变化。故全书史料虽多，全凭史料说话，却不显得堆砌，读来通达顺畅。虽是纯学术著作，却有趣味性、可读性。再次是观点新、结论新。本书的观点不是观念先行、理论先行，不是先有结论，后予论证，而是广泛阅读文献、充分占有材料，从材料中抽绎、提炼、概括出观点，故其观点、结论都坚实可信。诸如“学道与艺，必出于师：重视学有师承”“受其师道，传无穷已：艳称前贤师承”“术不可不慎，此亦可喻大：恪守师徒名分”等重视师承的观念，都不是从既有理论中推导出来，而是从众多史料中提纯凝炼出来。以宋证宋，用宋人的话语证明宋人的观念，让人觉得新鲜又可信。书中前五章论证分析的北宋文坛师承谱系观念、北宋师承关系的确立及其演变、地方文人与文坛中心的互动、师承谱系拓展的社会网络、师生日常活动与师门交流等，都是前贤时彦很少关注的话题，所得结论当然也是未经人道。第六章讨论宋人的画像赞、写真赞，这个题材时贤早有关注，台湾大学谢佩芬教授的《自我观看的影像——宋代自赞文研究》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衣若芬教授的《北宋题人像画诗析论》两篇大作，让我印象深刻。本书却从“忆昔述古与师门统序的延绵”的视角考察写真赞，又别具胜解。书中总结师门写真的意义说：“写真及题咏写真的文学作品，是师门怀思的触发与表达。通过具象化、仪式化，师门长辈的写真成为触动师门怀思琴弦的金手指。门生对师长写真的仪式化祭祀，成为了他们对师长尊崇心态的外化。而真赞中体现出的对师长之评价，对师门之自豪，在在成为凝聚师门、宣扬师德的路径。”从写真赞中挖掘出尊师观念和师门意识，让人耳目一新。本书不仅建构出北宋士人的师承谱系，也呈现了北宋士人的日常生活细节、社会关系网络和文坛运行生态，丰富了宋代文学史的图景，深化了宋代文学发展过程的认识。于2022年8月16日酷热加腿伤

王兆鹏

2023-01-04
苏轼的“隐逸”新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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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亮礼由此观之，苏轼隐逸思想的发生主要受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宋代的整个思想文化的内在影响。北宋一代，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合流趋势已经非常明显，这三种思想为了适应当时的社会发展情况而相互影响，相互吸收。这种思想上的合流集中体现并始终贯穿于苏轼本人的生命当中，他在任职期间，以儒家思想为主；贬居期间，则以佛教老庄思想为主，这种思想上的对立统一极大地影响到他，而这种思想上的特征正是成为苏轼隐逸思想发生的最大内在因素。另一方面，苏轼隐逸思想的发生则是由他对当时政治的巨大失望而引起的。在新旧两党水火不容的当时，苏轼虽然一直站在新党的对立面上，但性格上固有的刚直和对于国家的忠诚，让他在新党衰败之时，又反对旧党不问青红皂白废除新法的举动。这种立场注定了他不会受两党的欢迎，在非友既敌的两党人眼中，他始终都是个绊脚石。这种两派夹攻的状况最终让苏轼在愤懑的同时，逐渐感到厌倦，最终导致他选择了隐逸，一种最好的逃避方法。那么，与之前的中国隐士尤其是魏晋时代的隐士相比较，他的隐逸又具有哪些共同的特点和独属于苏轼本人的特点呢？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因为苏轼本人就是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而正是由于他鲜明的个性才造就了他的特点，也造就了他隐逸思想的特点。绍圣元年（1094年）四月，一直隐忍不发的哲宗皇帝终于用一纸诏令宣布旧党时代的终结，遭到旧党严厉打击的新党再次获得了皇帝的信任。对神宗时代新法的“绍述”与其说是新法运动的再次开始，还不如说是对于旧党反攻倒算的一次“回报”，一次更加激烈和不顾体面的“回报”。虽然已经不在朝廷，但苏轼也免不了牵连，自是年开始，苏轼开始了谪惠、渡海的贬居生活。这段贬居生活是苏轼一生中相当艰难的日子，至少是在物质和环境上都远远地比不上黄州。他在《书海南风土》里说：“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为甚。夏秋之交，物无不腐败者。人非金石，其何以能久。”而就是在这种环境之下，苏轼开始了他的隐逸生活（当然实际上也是一次贬居生活）。这段贬居生活并不是前次黄州贬居生活简单的继续和发展，黄州的生活可以视作一次“伪隐”，因为时正壮年的苏轼依然抱持着身在江湖、心在庙堂的传统谪官心态。而在谪惠、渡海时期，隐逸思想已经占据了他的精神。（三）

2014-04-16
从苏轼创办安乐坊谈古代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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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高岳□刘峰北宋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再次来到杭州，担任知州。不过，他的运气有点儿差，刚好赶上当地大旱，饥荒、疫病接踵而至。面对严峻的灾情、疫情，苏轼多管齐下，一边申请减免老百姓的税赋，一边请朝廷颁发度牒（出家许可，相当于有价证券，可以出售），卖出后用所得的钱买米赈灾，还把官仓里的米低价出售，帮助老百姓渡过难关。他让人熬粥、制作药剂，分发给灾民，并派人带着医生深入基层，到社区里为患者看病，因此救活了很多人。相对于这些应急性的临时救灾防疫措施，苏轼考虑得更长远，他认为杭州是水陆交通枢纽，人口稠密，流动性强，因此疫情就比其他地方更严重。所以，应该有常设的机构来防治疫病。苏轼产生了一个想法——办医院。开办医院需要大量资金，钱从哪儿来？苏轼先是用多余的办公经费凑了两千贯，又自掏腰包拿出五十两黄金，作为医院的开办和运作资本。史上第一家公立医院——“安乐坊”就这样诞生了。安乐坊由菩萨心肠的僧人主持，这么看又有点像后来的教会医院。安乐医院创办后，三年时间就治愈一千多人，得到了朝廷和地方的普遍认可。经宋徽宗批准，安乐坊改名为安济坊，全国各地也开始普遍设立这种官办医疗机构。在防治疫病方面，安乐坊除了救治病人之外，还有一个作用，就是集中隔离患者，避免疫病的交叉感染和传播。这种防疫措施，早在中国汉代就出现了。元始二年（公元2年），由于旱灾和蝗灾引发瘟疫，政府就利用空置的旅馆收治病人，只不过没有变成常设机构延续下来。在防止疫病进一步扩散方面，隔离病患是非常有效和必要的措施。整顿公共卫生环境是防疫的另一项重要措施，宋代的地方官员把城市中淤积堵塞的沟渠看作疫病的重要传染源，史书上多次记载地方官组织疏浚沟渠，预防疫病发生。讲史者语：面对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隔离患者是一道阻断疫病传播的重要防线，也是一道不容突破的高压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故意传播突发传染病病原体，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患有突发传染病或者疑似突发传染病而拒绝接受检疫、强制隔离或者治疗，过失造成传染病传播，情节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按照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疫病患者接受隔离，是对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健康负责，是对社会公共安全负责。拒不接受隔离，危害公共安全，属于违法犯罪行为，将受到法律的严惩。varnewBr=document.createElement("br");vartagSpan=document.getElementById('oldcontenttext');//document.body.insertBefore(newBr,tagSpan);//tagSpan.appendChild(newBr);varss=tagSpan.innerHTML;ss=ss.replace(//g,"");//alert(ss);tagSpan.innerHTML=ss;//document.body.insertBefore(document.createElement("br"),tagSpan.nextSibling);

刘峰

2020-02-27
拜访龙眠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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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疫情，有了空闲也只能在本市内转转。幸运的，我所在的桐城市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境内秀美的自然风光和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交相辉映，一个石块，一滴水珠，都仿佛拥有灵性，向人们述说远去了的时间，讲述如烟的往事和不朽的人物。在清明假期的最后一天，我和爱人怀揣崇敬之心，拜访“宋画第一”的李公麟的归隐之地——龙眠山庄。李公麟，字伯时，号龙眠居士，安徽省桐城人。熙宁三年（1070）22岁时，与二弟公权、三弟公寅以及堂弟李楶参加科考，并同榜中第，从此踏入仕途。公务暇日，他与当地的山林隐士、文化名流结伴悠游，书画唱酬，致使在官场上淡定优雅，没有惊人的建树，但他的为人处世、醉心作画和勇于创新的精神却是值得推崇的。元符三年（1100），李公麟以朝奉郎致仕回到老家桐城，从此远离人间风雨，潇洒在山水之间。龙眠山属大别山余脉，山中苍峰翠谷，峭壁清流，以独特的秀丽赢得了“擅江北名山之秀”之赞誉。李公麟的龙眠山庄就建在距城区七八里的龙眠山中，即今天的龙眠街道双溪村李庄。山庄坐北向南，占地面积为4000平方米，背倚高山，面临平畴，视野旷阔，龙眠河绕西侧向南流去；四周环筑土墙，朝南建有一座楼门，两端开辟东西花园，种植名木奇葩；门前有一元宝形的池塘，蓄鱼种莲；后山修竹影映，古木荫翳，鸟鸣其间，环境宜人。过去出门，靠的是脚量，走山路更是费时费力。但古话说得好，“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李公麟的“富”，是他的绘画艺术，是他的人格魅力，所以天下的文人墨客不顾路途遥远，纷纷前往他的龙眠山庄。著名诗人梅尧臣在桐城任主簿时，一有闲暇就去境内的披雪瀑游玩，与住在披雪瀑边的李公麟结识。梅尧臣后来调往京师任职，李公麟赴京参加礼试就住在他的家里。两人既有年龄上的差异，社会地位更是不同，李公麟是以聪慧、学识赢得了梅大人的赏识，还是为人敦厚、心地善良得到了梅大人的认可，或兼而有之？李公麟辞官回到桐城，梅尧臣每每往返老家与京师之间，总要到龙眠山庄歇脚几日。一年深秋，李公麟正在家中作《十八罗汉图》，第十八个罗汉画到一半时，有人进来告诉他，梅尧臣在京师染上瘟疫不幸去世，他如遭雷击，画笔落地，从此封笔。由此可知，这一对忘年交情谊是多么的深厚。李公麟在京做官时，正是苏轼与王安石闹新旧党争之时，但他跟新党的王安石和旧党的苏轼、黄庭坚的关系都很铁。熙宁七年（1074），王安石辞去相位，李公麟与他同游金陵，并为其写真画像；九年，王安石第二次罢相，他仍为其绘《王荆公骑驴图》，一起喝酒游玩、写字画画、作诗论道。他的高尚的人格情操赢得了世人的钦佩推崇。李公麟和苏轼等关系也很亲密。元祐三年（1088）春闱，苏轼任主考官，李公麟为考校官。锁院期间，李公麟画马，苏轼以诗赞之，黄庭坚、晁补之等人分别和诗称赞。可以看出，他与苏、黄之间的友谊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官场交往。据《桐城县志略》载：苏轼曾筑别业于桐城官庄即今文昌街道官桥村，黄庭坚曾读书于桐城灵泉寺，两地与龙眠山庄相距六七里。暖心的地方，定然是大家向往的港湾。黄庭坚及苏轼、苏辙兄弟常到龙眠山庄作客，与李公麟一起徜徉龙眠山中，遨游在艺术的时空里。人们进了山庄，欣赏《龙眠山庄图》想必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龙眠山庄图》是李公麟踏遍龙眠山的峰壑石泉，艺术地再现山中的璎珞崖、澄元谷、延华洞、雨花岩、鹊源等二十胜境，反映了山庄的风貌特征。画中的山岩树干以墨线勾勒，辅以淡墨渲染皴擦；人物以白描画法，造型古雅朴拙生动，不仅堪称一幅远离尘嚣的山林隐逸风俗画卷，也表现了作者崇尚清雅幽静、简朴自然的思想倾向和生活情致。苏轼在《书李伯时<山庄图>后》写道：“龙眠居士作《山庄图》，使后来入山者信足而行，自得道路，如见所梦，如悟前世。见山中泉石草木，不问而知其名；遇山中渔樵隐逸，不名而识其人。”而《山庄图》的每一幅图上，都有苏辙的题诗，是为《龙眠二十咏》。黄庭坚对龙眠山的环境非常眷情，挥毫写下了《龙眠山》：“诸山何处是龙眠，旧日龙眠今不眠。闻道已随云物去，不应只雨一方田。”漫步在和煦的春风里，看着脚下的瓦砾，回想书籍里的文字，对先贤李公麟由衷的敬佩，更对他为实现理想而矢志不渝、勤奋不息的精神大为折服。他为了使笔下的马达到“不唯画肉兼画骨”的效果，常常在马厩里一待就是一天，仔细观察马的生活习性和形体神态，现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的《五马图》就是他为官时期的代表作品之一。病痹告老还乡后，因龙眠山中有虎，可以观摩，他改为画虎，《猛虎图》就是归隐后的晚年之作。为了画好龙眠山的秀美风景，他“坐石临流，悠然终日”，终于创作出《龙眠山庄图》写真长卷，现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苏轼说，《山庄图》“其神与万物交，其智与百工通”，称李公麟为“有道有艺”的画家。李公麟即便生病在床，“犹仰上画被”，做落笔之状，家人阻止时，他才恍然，笑说“余习未除，不觉至此”。正因如此刻苦，他才作画无数，人物、史实、释道、仕女、山水、鞍马、走兽、花鸟无所不能无所不精，既有真实感又有文人情趣。而他享有“独步中国画坛”“宋画第一”等美誉，是其师法晋隋唐宋诸家，但又不蹈袭前人，能集众长为己有，画作“鞍马愈韩干，佛像过吴道子，山水似李思训，人物如韩滉，潇洒之处如王维……”是他自立门户，大胆地摒弃色彩，仅以单纯洗练、朴素自然的线条来表现物象的形貌情态，成为与重彩和水墨淋漓的画法相抗衡的传统绘画样式之一，被后人称为“天下绝艺矣”；是他主张以“立意为先，以喻世教”的创作宗旨，对主题的表达在构图当中，抓住最能耐人寻味的一瞬间，达到出人意表的效果，具有“形神毕现”“天人合一”的特色。他画道释人物出奇立异，创作出《长带观音》《自在观音》等新形象，将观音画成飞舞长带的人间少女，把维摩诘画成温文尔雅的士大夫，进一步使道释画由宗教崇拜的偶像向观赏性绘画的转变。日月如梭，匆匆千年，山庄只留下了旧址，馆、堂、阁早已不存，但龙眠二字仍留在史册里，名扬海内；李公麟的遗留传世之作虽如凤毛麟角，但国内外的博物馆和收藏家均视为珍宝，他的创作理论和绘画技法成为后人学画所遵从的样板典范，“犹如群龙之首”，千百年来代代相传。当今的桐城儿女每逢节假日，总是邀约三五亲朋好友，走进龙眠山，“复忆李龙眠”。今天，站在龙眠山庄的遗址上，虽因时间长河的隔开，不能亲眼目睹李公麟泼墨挥毫，但放眼望去，那满山坡的嫩绿的茶叶，那一棵棵枝繁叶茂的果树，那充满生机、整洁的村舍，那采茶女的黄梅歌声和悠然起伏的身姿，一样让我和爱人流连忘返，正如明代桐城训导许浩《游龙眠山诗》所发出的感慨：“……我来觅陈迹，满壑烟霞生。凝神致遐想，恍若图中行。”

2022-09-30
苏东坡，桃源还看老人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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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四川青城后山◎何民《桃花源记》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篇名著，其文学价值和地位是无可争议的，但文章中描写的人间仙境桃花源，很早就有人提出质疑，较早对桃花源的真实性提出怀疑的是唐代韩愈，他在桃源图诗里开笔就写道：“神仙有无何渺茫，桃源之说诚荒唐”。韩愈根本不相信有桃花源的存在，但是他没有提出任何说明桃花源不存在的依据。苏东坡是第一个以青城老人村为例，否定桃花源存在的人。苏东坡赞美《桃花源记》的文采，但认为文中描写的桃花源不过是诗人笔下一个理想的社会而已，而真实存在的如蜀之青城老人村，那才是真正的人间仙境。苏东坡在《和桃源诗序》中说：“世传桃源事，多过其实。考渊明所记，止言先世避秦乱来此，则渔人所见，似是其子孙，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杀鸡作食，岂有仙而杀者乎？”接着便举例说“蜀青城山老人村，有五世孙者。道极险远，生不识盐醢，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龙蛇，饮其水，故寿。”苏东坡在文章中说的意思是，在四川青城山那里有个老人村，据说村中长寿老人很多，很多人家都是五世同堂。长寿的原因是那里十分偏远，道路极其危险遥远，那里生活的百姓不知道盐和醋，而且溪水中有很多枸杞，它的根须弯弯曲曲浸泡在水中，喝了那里的水就会长寿。苏东坡时为北宋文坛领袖之一，诗词书画名满华夏，其言一句，其文一字，皆有举足轻重的分量，故对《桃花源记》这样的文章所记内容提出质疑，其所举青城老人村事例非经实地考证，断不敢轻下结论。苏东坡笔下的青城老人村在青城山无疑，但在青城山什么地方呢？苏东坡是宋时四川眉州（今眉山市）人，嘉佑二年进士，与其父苏洵、弟苏辙并称“三苏”。苏东坡年轻时即遍游四川名山大川，对青城老人村早有耳闻。嘉佑元年（公元1056年），即苏东坡出川应试的前一年，苏东坡就游历了都江堰、青城山。此时的苏东坡尚未成名。嘉佑二年，苏东坡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名动京师。当年其母病逝，苏东坡回眉州为母亲守孝两年，其间再游都江堰、青城山。苏东坡在游览都江堰、青城山时，曾造访了传说中的青城老人村，其位置在什么地方呢？应在青城后山。为什么说苏东坡造访的老人村在青城后山呢？其一，苏东坡在《和桃源诗序》中说：“蜀青城山老人村，有五世孙者。道极险远……”在青城山“道极险远”者一般都在青城后山，而不会是前山一带道路比较通畅的地方。青城后山“道极险远”而又极具“桃花源”特点的地方当数熊耳山、何家厂一带。从五龙沟出发，沿沟小路道路崎岖，曲折迂回的栈道穿行在悬崖绝壁之间，且路越来越窄，脚下是沟壑中咆哮的流水，头上是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正在“山穷水尽疑无路”时，沟口一道光亮，眼前顿时豁然开朗，有田园农舍，炊烟缕缕，鸡鸣犬吠，桃红李白，真正是陶渊明笔下“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景象。而今这里已正式取名为“又一村”，成为青城后山的一著名景点了。其二，苏东坡好友张子愚隐居青城后山白云溪，号白云居士，曾和苏东坡有约，他日苏东坡归隐山林，就到青城山白云溪隐居。苏东坡在为张俞所作《张白云诗跋》中说：“张俞，少愚，西蜀隐君子也。与予先君游居岷山下……”岷山下，即指青城山。苏东坡在其诗《送运判朱朝奉入蜀》有云：“我在尘土中，白云呼我归。我游江湖上，明月湿我衣。”白云即指白云居士张俞。青城后山现还有白云庵、白云群洞、白云古碾等遗迹。其三，苏东坡游青城山访老人村，绕不开世居青城后山老人村的宋时青城何氏。宋时，青城何氏族人与当时的社会名流、文人雅士多有交往，常邀他们到青城后山老宅诗酒唱和。南宋范成大、陆游等到都江堰、青城山，也曾到青城何氏宅院游览。范成大在任四川置制使时曾造访与他同年考中进士的青城何子方，并写下《何同年书院》一诗：“竹色侵晚帙，泉声潄嵌根。试通丹灶路，应到老人村。”青城何氏世居青城后山熊耳山、何家厂，范成大诗中的老人村就在青城后山何家厂、熊耳山一带。而苏东坡笔下的老人村也应该就在青城后山。关于青城老人村的记载，苏东坡在他的《东坡志林》和《艾子杂说》等书中均有提及，就不在此赘述了。

2018-09-06
苏轼苏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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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夜晚，在苏轼寓所，他与几个弟子黄庭坚、张耒和晁补之闲坐聊天。苏轼忽然说起，他在黄州时，某日大醉，写了一首《黄泥坂词》，稿子被孩儿们收藏了，可醒后再也找不见了。众弟子一听，眼里放光，急于一睹为快，赶紧说道，这好办啊，反正在家里，还能长了翅膀飞了？我们替你找。于是，三人一番翻箱倒柜，仔细搜索，嘿，居然真给找到了。展开来一瞧，大家都有点傻眼，简直是天书啊，老师醉中写的字有一半连他自己都认不得，按照意思逐字寻究辨认，终于全乎了。张耒喜不自胜，心思一转，抄录一份留给苏轼，将原稿径自拿走了。这事苏轼记在《书黄泥坂词后》一文里。黄庭坚、张耒和晁补之加上不在场的秦观，皆为苏轼门生，人称“苏门四学士”。我在《苏东坡全集》中读到此文后，旁批俩字：有趣！这是啥师生关系啊，老师不像老师，学生不像学生，在老师家里翻箱倒柜也罢了，找到稿子后，居然将原件据为己有，留给老师“复印件”，老师也不以为忤。啧啧，难得一见也。古代儒家特别讲究“师道尊严”，“尊严而惮，可以为师。”（《荀子·致士》）当老师的，学生怕你，才有尊严啊，嘻皮笑脸的怎么可以？师生关系似乎应该是这样的：“为师有道，其礼严，其道严，圆冠方领，摄衣危坐，望之俨然。学者擎跽罄折，拱手列待，礼之严也。”（李复）老师正襟危坐，不苟言笑，学生跪地伏拜，毕恭毕敬。苏轼老师不喜欢这样。一次，他给初识不久的黄庭坚回信说，收到你的信很开心，你太过谦恭，似乎对我有些畏惧，这又何必呢？其实，我也正想和你交朋友啊。苏轼天性自由洒脱，诙谐有趣，他讨厌世俗的装腔作势，一本正经，而喜欢心灵的契合，生命的活泼，交往的快乐。他对朋友对弟子都是如此。苏轼这封信，像水壶放到了火炉上，融化了黄庭坚心里拘谨踧踖的冰块，两人热络起来，以致后来没大没小，常以斗嘴互嘲为乐。苏、黄二人都是书法大家。某次，苏轼说：“鲁直近字虽清劲，而笔势有时太瘦，几如树梢挂蛇。”黄庭坚“回击”道：“公之字固不敢轻议，然间觉褊浅，亦甚似石压蛤蟆。”“二公大笑，以为深中其病。”（《全宋笔记》）一个说，你的字太瘦了，像“树梢挂蛇”，一个说，你的字太褊浅，像“石压蛤蟆”，互相指谬，既生动形象，又切中肯綮，戏谑调侃间，各自补益。学生抢走老师文稿，老师呢，对学生也不客气，该下手时则下手。苏轼《记夺鲁直墨》一文记述了他从黄庭坚手里夺墨的事。元祐四年（1089）春，黄庭坚拜访苏轼，此时他的书法已卓然成名，经常有人求字，所以他也就随身携带一个古锦囊，里边装着些精纸妙墨。见面之后，苏轼不由分说就将手探向了那个锦囊，承晏墨得手。“承晏墨”为南唐墨工李承晏所制，自宋以来被推为第一名墨，故黄庭坚很是珍惜，舍不得相送，苏轼“遂夺之”。呵呵，一个“夺”字，苏轼顽皮“无赖”相跃然纸上。这苏老师太好玩了呀。苏老师还拿学生的相貌开玩笑。一次，秦观和一干人在东坡家中闲坐，有人调侃他胡子多。秦观捋着胡子说，君子多乎（胡）哉，苏轼笑言，小人樊（繁）须也（《邵氏闻见后录》），两人都巧用《论语》中的句子。可以想见，当时一定是哄堂大笑，举座皆欢。师生间调笑也这么高级，充满谐趣，饱含学问，雅意氤氲，令人神往。苏老师是可爱的，更是可敬的。他对学生的培养指导、推扬汲引从来都是不遗余力。古代中国，文化的传播主要有家学和师承两种方式，书香门第、家学渊源和师出名门都为世人所看重。黄庭坚说：“天下之学，要之有所宗师，然后可臻入妙。”不然就是“野狐禅”。苏轼就曾是欧阳修的得意门生，之后他又接过了文坛盟主的大旗。所以，尽管黄庭坚只比苏轼小八岁，也要拜其门下，成为苏门高足。苏轼在出任翰林学士之前，曾推荐黄庭坚代替自己，苏轼评价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瑰玮之文，妙绝当世。”一再延誉称扬，黄庭坚由此声名大噪。苏轼对另外几个门生秦观、张耒、晁补之等皆有揄扬、汲引或赒济之恩。苏轼没有架子，学生也不怕他，但越这样，学生内心却越崇拜他，尊敬他。黄庭坚后来名闻天下，世人以“苏黄”并称，有人拿这个问他，他“离席惊避曰：‘庭坚望东坡，门弟子耳，安敢失其序哉！’”黄庭坚晚年乞人画了一幅苏轼像挂在室内，每天做早课，穿戴整齐，焚香揖拜，执礼甚恭。在学生心中苏轼就是“仙人”，“东坡仙人，岷峨异禀”（李之仪），苏轼遂有“坡仙”的名号。史上除了“苏门四学士”，还有“苏门六君子”“苏门后四学士”之说，其中就包括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与他没有师生名分的受惠者、追随者、仰慕者更是不计其数，犹如瓜瓞绵绵，至今昌炽。苏老师的文采风流和人格魅力，如水润沃野，沾溉千里；如春风吹拂，绿满神州。

刘江滨

2023-09-10
布衣之交，君子之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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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敏在苏东坡众多的朋友圈中，老乡圈也够醒目的。但在老乡圈中，杨济甫却是普通得毫不起眼的一个。他虽知书知礼，但终身不仕。他们年少相交，两人的友情却长达半个世纪。苏东坡在宦海沉浮，游历贬谪时杨济甫都让苏东坡感受到了乡情、亲情和友情的三重温暖，一直抚慰着东坡漂泊的心。一、苏东坡与杨济甫的特殊关系：邻居、亲戚或管家？一般人据苏东坡的尺牍《答眉州乡邻杨济甫书》的叙说便认为杨济甫是其邻居，他是“中国好邻居”。他俩是近邻不假，但两人的交集互动绝不只是邻居的关系。如果是沾亲的话，只从姓氏上以为可能是苏洵小妾杨氏的亲戚。但按吴雪涛《苏文系年考略》，杨济甫是东坡伯父（苏涣）的妻族，即是苏涣妻子杨氏的侄子。李之亮在《苏轼文集编年笺注》也说是亲戚关系。按此理其籍贯就应该是青神人，很可能是迁居在纱縠行作生意。他年长于苏东坡，在书信中（《与子安兄七首》之三）苏东坡还亲热地称呼他为“杨五哥”。有趣的是与杨济甫之子杨明（字子微）生活的同一时期，丹棱县也有另一同名同姓的进士杨明，曾知合州。历版《丹棱县志》载：“杨明，字子微，邑人”，却未载杨明为何人之子。郭文元先生曾据此写过一篇文章进行过考证，但文中也没有提出明确的证据予以证明。苏轼在《书赠杨子微》书中所载杨济甫之子杨明，究竟与丹棱县志中所载的那那位邑人杨明，是否是同一个人呢？对此，目前尚缺关联证据。二、尽心尽力的苏坟照料人（一）守护苏母程夫人墓。嘉祐二年（1057），苏东坡兄弟两人同榜高中进士，在仕途开启的关键时候，其母程夫人突然在眉山去世。按礼制，兄弟两人匆忙归家葬母。武阳安镇可龙里，此地是苏洵早就选好的家族墓地。在墓旁的老翁泉边，苏洵修筑了一个亭子，深情地作了《祭亡妻文》。苏家两兄弟在眉山守孝停留了二十七个月，直到1059年10月才还朝。此次是全家离川，又不知归期，纱縠行的房产、少量田产，尤其是程夫人墓的看护便委托给了堂兄苏子安和杨济甫两人。杨济甫正式与苏东坡的人生有了交集。（二）守护苏氏家族墓。天命无常，时隔不到8年，在治平二年（1065）五月二十八日，东坡年仅27岁的妻子王弗又病卒停葬在京师。然而次年五月，苏洵又突然病逝。苏家兄弟千里护扶两个灵柩返回眉山。苏洵与程夫人合葬，王弗墓在其墓后方“西北约八步”。黯然神伤的苏东坡和苏辙在坟墓前后广植松树数万株。熙宁元年（1068）腊月，守孝期满，苏东坡兄弟再次沿陆路返京。此后，苏东坡再也没回过四川眉州。1085年12月，在开封。苏东坡给苏子安的书信再次提到“东塋芟松，甚烦照管，如更合芟间，告兄与杨五哥略往，覷当分明，点数根槎，交付佃户。不然，与出榜立赏，召人告偷斫者，亦佳。一切告留意相度。”坟旁松树长大后有人偷伐，特意出主意解决。此后，苏东坡在与苏子安的书信中多次有“东茔每烦照管，感涕不可言”“日望归扫坟墓，陪侍左右耳”的意思。游子在外漂泊多年，最大的牵挂就只有双亲的坟茔了。苏子安过世后，照看苏家坟墓的便只有杨济甫了。苏东坡在儋州写信给杨济甫：“某兄弟不善处世，并遭远窜，坟墓单外，念之感涕。惟济甫以久要之契，始终留意，死生不忘厚德。”对杨济甫对父母坟墓的照管是感激涕零。苏东坡在给杨济甫儿子杨明的书信中还专门对墓园的看护等情况作了致谢。“某与舍弟流落天涯，坟墓免于樵牧者，尊公之赐也。承示谕，感愧不可言。闻井水尝竭而复溢，信否？而今如何，因见，细喻。”（杨子微二首（之二））。他在北归路上所写的信件，其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三、苏家人情往来的受托人人生在世，难免人情往来。苏东坡两兄弟远在异乡，眉山老家的一些人情往来，都只有托付给杨济甫。《与子安兄四首（之四）》：“每闻乡人言，四九、五九两侄，为学勤谨，事举业尤有功，审如此，吾兄不亡矣。惟深念负荷之重，益自修饬，乃是颜、闵之孝，贤于毁顿远矣。此间五郎、六郎乍失母，毁痛难堪。亦以此戒之矣。吾兄清贫，遭此，固不易处。某亦为一年两丧，困于医药殡敛，未有以相助，且只令杨济甫送二千为一奠，余俟少暇也。”这时的苏轼祭奠苏子明，只能叫杨济甫送二千文钱，可见在眉山的家产是不够丰裕。而在京城要供一大家子人，继室王闰之1093年病逝，一年两丧。此时的东坡确实很清贫。元符三年（1100）八月，苏轼得到大赦自海外赴永州，才知道了老朋友巢谷从四川千里探望他，不幸在新州病亡的事。悲痛之余，立即写信给杨济甫叫他给巢谷的儿子巢蒙路费，让巢蒙从眉山来迎丧归葬。四、东坡宦海沉浮的关注者两人在工作生活中都有书信往来，跨度长达40多年，基本覆盖苏轼从政生涯重要的节点。以时间为序，简要作析。第一简写于开封，服母孝返京。这是现存两人最早的书信往来。“为别忽已半岁，倾想之怀，远而益甚。即日起居何如，贵眷各安吉。自离家至荆南，数次奉书，计并闻达。前月半已至京，一行无恙。得腊月中所惠书，甚慰远意。见在西岗赁一宅子居住，恐要知悉。春暄，未缘会见，千万珍重！珍重！”苏洵带着两个儿子和儿媳王弗取水路出三峡，十二月八日抵江陵驿，从荆州再沿陆路北上。苏东坡收到了杨济甫在腊月写的信。在京城刚安定下来后，苏东坡赓即回信给杨济甫，这趟赴京旅程一共走了五个月，所以“为别忽已半年”互致问候，一切安好，春喧。回信时间应该在嘉祐五年（1060）三月仲春左右。京师居之不易，苏轼在信中告诉杨济甫他们在里城西岗租了一个宅子住，暂时安下了身。第二封信件写于凤翔。这里是苏轼为官从政的重要节点。“奉别三更岁律，思渴日深。即日履此新春，起居多胜。贵聚各嘉安。某前月十四日到凤翔，十五日已交割讫。人事纷纷，久稽裁问，想自尊君襄事，后来渐获闲静，营干诸事，必且济办。某比与贱累如常。今因范元归，奉书闻露。气候渐和，更希珍重。”苏东坡于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十四日，正式到任凤翔府签判。隔月，嘉祐七年（1062）正月修书一封给杨济甫告知自己家庭和为官的情况。第三封信写于离任凤翔之际。“冬寒，远想起居佳胜。此去替不两月，更不能归乡，且入京去。逾远，依黯。近得王道矩书云，朝夕一来此，相看告便。如递中惠一书，贵知道矩几日起发，此干告早及，某只十二月十七八间离岐下也。”这一年是治平元年（1064）十二月，按北宋制度，文资官员是三年一迁，苏轼即将离任返京。苏轼之前接到青神人王道矩的书信要去看他。杨济甫和王道矩互为相识（王文诰认为王道矩是王弗之兄），知道他的行程情况，便要王道矩早点去，他十二月十七八间会离开凤翔。王道矩在5年前苏洵一行水路返京在渝州（重庆）时完美错过。苏洵曾作文给王道矩，苏轼也曾作诗《渝州寄王道矩》，彼此甚有交集。第四封信写于京城开封。《答杨济甫二首（除丧还朝）（之一）》，时间在1069年3月间，苏轼除丧从四川返回1个多月后。“某此与贱累如常。舍弟差入贡院，更半月可出。都下春色已盛，但块然独处，无与为乐。所居厅前有小花圃，课童种菜，亦少有佳趣。傍宜秋门，皆高槐古柳，一似山居，颇便野性也。渐暖，惟千万珍重。”信中描述的这个房子应该是苏洵全家老小倾尽全力，在1064年所购买的南园。苏轼开始经营此地。在其描述中：房前有小花园，可种花种菜，挨着宜秋门，有高槐古柳，具山居之野趣。他纵情使性，率真性情。这时，苏辙入贡院了，还要半月才回。苏轼放的是原职闲差，工作生活中，还是“块然独处，无与为乐”。第五封信《答杨济甫二首（之二）》写于熙宁四年（1071）京城中。这年一月苏轼被任命为开封府推官。“递中屡得数书，知尊体佳胜，贵眷各安。示及发递引自，契勘得并到，但乡亲书皆五六十日，不独济甫也。府推之命，只是暂权发遣，更月余正官到，即仍旧管官诰院也。府中冗绊，非拙者所乐，恐知。都下所须，示及。”苏轼服满还朝时仍授本职。时正值王安石变法，他对激进的改革进行了批评，建议循序渐进。王安石见苏轼政见与自己不合，命其暂时代理开封府推官。乡亲们都在祝贺，却不知背后的矛盾。第六封信，也写于1071年2月前后，开封。“近领来书，喜知眠食佳安。某此与贱累皆安。陈州舍弟并安，不烦念及。久客都下，桂玉所迫，囊装并竭。今冬积雪四五尺，僦居弊陋，殊无聊，惟日望一差遣出去耳。末由披奉，千万珍重。”除了日常的健康问候外。苏轼告诉杨济甫苏辙在陈州也安好（苏辙自1070年起，在陈州一待就是三年）。我在京城里缺钱花呀，这个冬天雪又大，很无聊。希望能早一点外放出去。朝堂上斗争的激烈在信中有所体现。既然不容于朝堂，苏轼便自请外放，躲得远远的。不久后7月他调任杭州通判。第七封信，写于杭州通判离任前，1074年。“久不奉书，亦少领来信，思念不去心。不审即日起居佳胜？眷爱各无恙？某此安健。官满本欲还乡，又为舍弟在京东，不忍连年与之远别，已乞得密州。风土事体皆佳，又得与齐州相近，可以时得治牒相见，私愿任便之。但归期又须更数年。瞻望坟墓，怀想亲旧，不觉潸然。未缘会面，惟冀顺时自重。”杭州通判任满，苏轼主动要求从江南天堂杭州调任贫困的山区密州。自以为那里离苏辙所在的齐州很近，兄弟俩可以很容易见面。轼与辙，兄弟情深。只是我回家乡又要推迟了。然而在他赴任密州后，却是两年也没见到苏辙。于是在丙辰中秋之时，想到了分别七年的弟弟，做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千古名作。第八封信，写于元祐八年（1093）冬天的定州。“久以私挠不作书，累蒙惠问，且审起居佳胜，为慰。衰年责咎，移殃家室。此月一日以疾不起，痛悼之深，非老人所堪，奈何！奈何！又以受命出帅定武，累辞不获，须至勉强北行。家事寥落，怀抱可知。因见青神王十六秀才，亦为道此。会合何时，临书凄断。惟千万顺时自爱。”元祐八年九月初三，元祐更化主持者高太后病逝后，哲宗皇帝即位，苏轼受诏以“双学士”头衔离京出知定州。这是小皇帝直接对苏轼的打压，连陛辞都不准许。苏轼于十月二十三日到定州任上。这里是北宋版图的最北端，戍边抗辽的任务很重，朝堂政治斗争渐烈，心情很不好。第九则是以书当信。闻听苏轼两兄弟被贬，杨济甫派儿子杨明（字子微）不远千里专门赶去送别。闰四月十八日，子微追到陈留赶上了东坡一行，东坡很是感动。旅途倦怠，书赠杨子微并作为给杨济甫的回信。子微曾研习道术，可相面占卜。他告诉苏轼，从他的面相来看，他不会死在岭南，会活着北回。这给了前景灰暗，凶多吉少的苏轼极大的心理提振和帮助。苏轼笑着说，你这预言若成真，我一定书写《道德经》给你。第十封信，绍圣二年（1095）十二月作于惠州。“宝月师孙来，得所惠书，喜知尊体佳胜，眷聚各清安。至慰！至慰！某凡百粗遣，北归未有期，信命且过，不烦念及。惟闻坟墓安靖，非济甫风义之笃，何以得此，感荷不可言。舟师云当一到眉。此中诸事，可问其详也。远祝，惟若时珍重而已。”大慈寺高僧宝月大师惟简，眉山人，年轻时就相识。因为都姓苏，东坡认惟简为宗门大哥。苏轼被贬黄州时，宝月就派徒孙悟清前去探望。宝月亡化后，其弟子法舟前来惠州请铭，苏轼恭敬地作了《宝月大师塔铭》。并修书杨济甫，感谢其风义和对父母妻子坟茔的照拂，他在惠州的具体情况等法舟回眉山后代为介绍。第十一封。在雷州徐闻过海到儋州之前，东坡还给杨济甫写了两封信，分别告知近况和去海外的忧虑：“眉兵至，承惠书，具审尊体佳胜，眷爱各安。某与幼子过南来，馀皆留惠州。生事狼狈，劳苦万状，然胸中亦自有翛然处也。今日到海岸，地名递角场，明日顺风即过琼矣。回望乡国，真在天末，留书为别。未间，远惟以时自重。”绍圣四年（1097）六月十一日，在与苏辙相处一个月后的苏东坡，与弟诀别渡海赴琼。此后再无见面。第十二封。《与杨济甫二首（儋耳）（之二）》“远蒙厚惠蜀纸药物等，一一如数领讫，感怍之至。人行速，无佳物充信，谩寄腰带一条。俗物增愧，不罪！不罪！”东坡在海南生活特别艰苦，杨济甫专门寄给他蜀纸和药物。无以回赠，仅腰带一条。真穷呀！第十三封。苏东坡在北归途中还特意写信给杨子微：“某与尊公济甫，半生阔别，彼此须发雪白，而相见无期，言之凄断。尊公乃令阁下万里远来海外，访其生死，此乃古人难事，闻之感叹不已。辱书，具审起居佳安，尊公已下，各得安胜，至慰之极。某七月中必达颍昌矣。回驭少留，一须款见。余祝若时自重。”（《与杨子微》之一）。苏东坡在信中充分表达了两人多年的深厚交情。从这些书信中，看得出一个敞开心怀的率真的苏东坡，他有对烦恼的倾述，对亲情的渴望，对生活不易和从政艰辛的感悟。从某种意义上，杨济甫是苏东坡心中远方的家乡、亲友的化身和代名词。这与杨济甫的守信、忠诚、包容和对东坡的热爱是分不开的。有这样的眉山人，便有这样的苏东坡！五、东坡翰墨的保护者和收藏家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中记载：魏了翁鹤山题跋云：“苏氏翰墨散落人间，而杨氏与先生比邻，所蓄尤多且可信不诬。闻杨氏所储尚多，其晚年既贵尤笃于故旧之义，此犹当今后生辈见之也。”完整跋文可见《鹤山集》。这段文字大概意思是：杨某人距离眉山不远，其收藏的三苏字帖应该不会假。这篇字乃是苏辙（所谓少公）写给苏轼（所谓长公）的，大概是熙宁二年，三年左右时间。先是被宋希古收藏，后被杨某人收藏。魏了翁，南宋理学大师。蒲江人。他创办了“鹤山书院”，曾知嘉州、眉州、遂宁、泸州，后官至礼部尚书。而他在眉州任上，热衷教育和文化，颇有政绩。他出生于苏东坡去世后70多年，其跋文应该很真实。宋徽宗执政后蔡京为相，对元祐党人进行了残酷打压：将309人列入黑名单，对政敌剥夺封号，著作被全面封禁，碑刻被砸，尺牍皆毁，苏文也被禁诵。作为大书法家的苏东坡的作品也遭到了一场浩劫。一介布衣，能冒着风险，精心收集整理保住东坡和三苏大量的翰墨，杨济甫实在是独具眼光！真心希望苏东坡履约为杨明所书的《道德经》也在其收藏中。眉州多节义之士，杨济甫当之无愧！（注：除文中标明外，引用资料和书信都出自《苏轼全集》）

邓敏

2023-12-07
石斛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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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日月如梭。在历史的长河中，石斛的价值逐渐为世人熟知，并被著录于诸多典籍中，与之有关的故事也令人产生无限遐想。本版摘录了相关内容，与读者共溯石斛润之源。石斛，兰科植物，古人因其茎有数节，每节形如古代的量具“斛”，加之其“不藉水土、缘石而生”的生长环境，为之命名。其从古至今颇受医者推崇，被记录在诸多典籍中。比如，在中药学著作《神农本草经》上品草部当中，有这样的记载：“石斛，味甘平。主伤中，除痹下气，补五脏虚劳羸瘦，强阴。久服厚肠胃，轻身延季。一名林兰，生山谷。”而在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著的《本草纲目》当中，则有着更为详细的记载：“其茎状如金钗之股，故古有金钗石斛之称。今蜀人栽之，呼为金钗花。”“石斛丛生石上。其根纠结甚繁，干则白软。其茎叶生皆青色，干则黄色。开红花。节上自生根须。人亦折下，以砂石栽之，或以物盛挂屋下，频浇以水，经年不死，俗称为千年润。石斛短而中实，木斛长而中虚，甚易分别。”“石斛气平，味甘、淡、微咸，阴中之阳，降也。乃足太阴脾、足少阴右肾之药。”陈存仁上世纪30年代编纂的《中国药学大辞典》中，亦有关于石斛的记载。全世界石斛品种大约有1560多种，中国的石斛品种有76种，市场上常见的石斛主要为三类。其中，产于安徽的霍山石斛品质较高，以米斛最为名贵，在大别山区野生环境下经过较长的生长周期后方可采收。霍山石斛一名，最早见于清代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该书中记载：“霍石斛出江南霍山，形似钗斛细小，色黄而形曲不直，有成毬者，彼土人以代茶茗，云极解暑醒脾，止渴利水，益人气力，或取熬膏饷客。初未有行之者，近年江南北盛行之。有不给，市贾率以凤兰根伪充。但凤兰根形直不缩，色青暗，嚼之不黏齿，味微辛。霍石斛嚼之微有浆，黏齿，味甘，微咸，形缩者真。”历史上，石斛与孙思邈、李鸿章等名人结缘，留下了不少佳话。与此同时，它还在很多诗词中成为文人骚客吟咏的对象。比如，南宋诗人洪咨夔曾写下一首《石斛》：“蚱蜢髀多节，蜜蜂脾有香。藓痕分磥砢，兰颖聚琳琅。药谱知曾有，诗题得未尝。瓦盆风弄晚，彼拂一襟凉。”清人邓显鹤有一首《咏石斛花》：故曳黄絁学道妆，数茎风外婉清扬。非关水土天然活，略润烟霞别自芳。高髻步摇金雀艳，深宫龋齿玉鱼凉。何人为寄华阳洞，早辨山中服食方。”如今，石斛的药用价值受到了更多关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202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经第十一届药典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通过，自2020年12月30日起实施。其一部石斛项下详细收录了石斛的性状、鉴别、特征图谱、含量测定等内容。石斛及其相关产品，也得到了市场的充分认可，为助力脱贫攻坚、促进乡村振兴和农民增收提供了新路径。诗海撷英寄怪石石斛与鲁元翰苏轼山骨裁方斛，江珍拾浅滩。清池上几案，碎月落杯盘。老去怀三友，平生困一箪。坚姿聊自儆，秀色亦堪餐。好去髯卿舍，凭将道眼看。东坡最后供，霜雪照人寒。赏析苏轼是北宋文学大家，在诗、词、文等方面成就较高。他一生命运坎坷，仕途不顺，屡遭贬谪。然而，面对逆境，他并没有萎靡不振，反而寄情山水，修身养性，创作出很多名篇。苏轼的一生和花草结下了不解之缘，有许多关于花草的精美诗篇传世，体现了文人雅士的情趣和精神追求，令后世仰慕仿效，这首关于石斛的诗就是其中之一。苏轼栽培石斛，并非药用，而是把玩观赏。石斛植株纤小矫健，花姿优雅，色彩明丽；江边怪石，顺手偶得，玲珑剔透，值得品味。因而苏轼将石斛栽植在怪石之上，赏玩之余，赠送友人，略表情谊。文中提到的鲁元翰，曾在杭州跟苏轼同任通判，与苏轼、苏辙交好。这首《寄怪石石斛与鲁元翰》就是苏轼和鲁元翰的友情见证。首句中，“山骨”即山中岩石，怪石；“方斛”为石斛，“江珍”指江边怪石。意指在江边浅滩处捡到这块怪石，用它来栽植石斛。怪石栽植石斛后，浇注一汪清水滋养，搁置几案，品茗观赏，夜晚月光照在怪石下的石池中，水波荡漾，犹如揽月入池。第三句中，“三友”和“一箪”同样典出《论语》：“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大意为自己渐渐衰老，更为怀念故交，回望这一生，生活清贫且困顿。下句承接上句，但却话锋一转：虽然生活清贫，然而自己并不消沉，寄情石草，栽植石斛，把玩怪石，欣赏怪石的坚硬姿态，聊以自警；石斛花色秀丽，亦可当餐。第五句中，“好去”为送别之意，“髯卿”指鲁元翰，“道眼”指能洞察事物、辨别虚妄的眼力。这里可以理解为要把怪石和石斛送到好朋友鲁元翰的家舍，请其细细把玩。末句“霜雪”比喻高洁的情操。源自汉代孔融《荐祢衡疏》：“忠果正直，志怀霜雪。”这里紧接上句，表明心迹。用双关的手法，表面上寄语傲立霜雪的石斛，实际上是向友人鲁元翰表明自己的志趣。纵观全诗，苏轼以怪石石斛为意象咏怀，时刻提醒自己哪怕是生活贫困，也不应改变志向。这首诗，寄情山水旷达闲适的自在之情，和正气凛然志向高远的豪气交织在一起，表现出诗人的高尚情操。文字由李扬整理

李扬

2020-10-25
从宋词中感受瓯柑的活色生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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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胜春作为温州最为著名的特产之一，瓯柑在宋朝受到文人的关注度也最高。在一个尊崇文人、盛行作词的朝代，它实现了登入天子堂的华丽转换，在大文豪大才子们的生花妙笔下，身上的光环更加的璀璨。先苦后甜堪品味，个中三味似人生。——苏轼北宋大才子苏轼没有来过温州，但写了好几首关于瓯柑的词，可见瓯柑在其心中的地位很高，成为瓯柑的代言人，用笔带货。他说：“东瓯奇果谢虚名，不类凡柑不类橙。先苦后甜堪品味，个中三味似人生。”诗中用了“奇果”“不类凡柑”，可见这瓯柑并非一般橘类，而以独特的外形和甘美味道闻名于世，且具有独特的生长空间要求。“先苦后甜堪品味。”这句很有意思，意味深长，“先苦后甜”是指瓯柑特有的滋味，是味冠天下的主要原因。在剥开一层厚厚的皮之后，露出布着一条条如白色内衣的络紧紧粘贴着里面的囊。经过牙齿的啃咬之后，先是一阵苦味进入口中，你的眉毛来不及皱起，继续嚼下去随之而来的甘甜滋味就很快冲苦味一泄千里。稀疏殆尽，越吃越想吃，不会厌，所以诗中说“堪品味”，就是值得细细品味，其味无穷。瓯柑被钦定为贡品，名满天下，也再次与苏东坡有了缘份。“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结果下笔如神，又一首绝世诗篇问世，他在《酬答诗人王晋卿》中写道：“侍史传柑御座旁，人间草木尽无浆。寄与维摩三十颗，不知檐葡是余香。”这也是瓯柑为当时贡品的再一次铁证，因王晋卿另一个身份是当朝附马。苏东坡对瓯柑的情感也是层层递进。在《次韵曾仲锡元日见寄》中，瓯柑成为他心灵所怀念的，精神所寄托的，“萧索东风两鬓华，年年幡胜剪宫花。愁闻塞曲吹芦管，喜见春盘得蓼芽。吾国旧供云泽米，君家新致雪坑茶。燕南异事真堪记，三寸黄柑擘永嘉”。其中写到年华已老，耳中所闻目中所见有悲有喜，而关注米茶等之日常生活类时，想到了瓯柑为最佳，且为巨擘，独占螯头。这里他再次使用了“异”和“堪”字，特色鲜明，价值无限，让他回味无穷，难以割舍。虽无驿骑红尘起，尚得佳人一笑欢。——苏辙无独有偶，苏轼的亲弟弟苏辙也专门写下了《毛君惠温柑诗》：“楚山黄柑弹丸小，未识洞庭三寸柑。不有风流吴越客，谁令千里送江南。荔子生红无奈远，陈家晒白到犹难。虽无驿骑红尘起，尚得佳人一笑欢。”诗中称楚山的柑太小，洞庭的柑虽有三寸大但不了解，没尝过，即还达不到士人阶层竞先赠送的名柑程度。而江南温州的瓯柑却能千里送达，虽然没有一骑红尘妃子笑，但佳人却很喜欢，赞不绝口。关于与洞庭柑的比较，明王世懋《学国徐疏》里有结论：“柑桔产于洞庭，然始终不如浙温之乳柑。”洞庭柑是指太湖洞庭山的柑，是我国柑桔的传统产区，栽培历史悠久，唐朝开始也是贡品。可见在诗人的笔下，洞庭柑屈居于瓯柑，瓯柑其地位之高可见一斑。有林皆橘树，无水不荷花。——叶适宋朝温州人叶适在《西山闲居》里写道：“对面吴桥港,西山第一家。有林皆橘树,无水不荷花。竹下晴垂钓，松间雨试茶。更瞻东挂彩，空翠杂朝霞。”据查，宋代瓯柑主要种植在温州市郊西山、水心、吴桥、南塘一带，三垟、梧田、南白象、茶山等地系后来栽植，现三垟的瓯柑其味公认为最好，可见其描写的正是瓯柑，而不是别的柑橘品种。《西山闲居》中，诗人展开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水面徐徐铺开，水波不兴，水光潋滟，橘林和荷花高低相错，明暗相间，绿意盎然。文中写到的柑橘林，直指当时温州瓯柑种植面积之广，言下之意是指产量之盛，柑之受宠。诗人将笔触伸向柑树林子，在水一方，桥之依依，荷花相映，诗情画意扑面而来。世人只知柑橘果味美，却不知道柑橘林也是美景，柑橘有幸展此美仑美奂之景。

2021-02-01
金戈铁马忆长城　边塞风情抒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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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闻王晟长城不仅是中华民族不朽的图腾，还是千千万万戍边将士的化身。时至今日，烽火已不再燃烧，长城却依旧巍峨，犹如一条横亘在中国北方辽阔土地上的巨龙，跨越千年，守护着一方水土。忻州长城历史悠久，资源丰富，其中著名的关隘有雁门关、偏头关、宁武关等。长城脚下诞生了崔颢、李贺等诗坛巨匠，也留下了元好问、苏辙等人彪炳史册的名句，浩如烟海的诗歌，写出了中国人的千古情愁。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在古诗词中领略忻州长城吧。关切民生，闪耀生命至上的人性光辉“长城”之称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史记·楚世家》中记载：“齐宣王乘山岭之上，筑长城，东至海，西至济州，千余里，以备楚。”战国古长城连绵不绝、巍峨雄伟，联结农耕和游牧两种文明，这也成为此后长城承载的重要使命。早在东汉时期，就有对忻州长城的相关描写。“我所思兮在雁门。欲往从之雪雰雰。侧身北望涕沾巾。美人赠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路远莫致倚增叹，何为怀忧心烦惋。”张衡的这首《雁门关》共分四章，文辞婉丽，感情真切，运用回环重迭、反复咏叹的艺术手法，表达诗人寻找美人而不可得的惆怅忧伤心情。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县人，东汉时期杰出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发明家、地理学家、文学家。他早年曾游学三辅，历任郎中、太史令、侍中、河间国相等职，晚年因病入朝任尚书，于永和四年（139年）逝世，享年六十二岁。中国现代作家、历史学家郭沫若曾评价他：“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中亦所罕见。”魏晋南北朝是古代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长城”这一边塞诗中的重要意象，与“大漠”“汗马”“疾风”“秋草”“旌旗”“明月”“胡乐”等意象相结合，呈现出边塞辽阔凄美的景象，也体现出民族间的交流融合。彼时文人们将悲天悯人的博大胸怀和心系苍生的真挚情感，寄寓于长城主题诗歌之中，显现出中华民族的仁爱精神与和合思想，使长城主题诗歌从一开始就闪耀着人性关怀。南朝杰出诗人鲍照的《拟古诗·幽并重骑射》云：“幽并重骑射，少年好驰逐。毡带佩双鞬，象弧插雕服。兽肥春草短，飞鞚越平陆。朝游雁门上，暮还楼烦宿。石梁有余劲，惊雀无全目。汉虏方未和，边城屡翻覆。留我一白羽，将以分虎竹。”此诗是作者戎行诗的代表作之一，通过对幽并少年高强武艺、豪迈气概的夸赞以及对其报国壮志的歌颂，寄托作者希望收复失地、立功边陲的爱国情怀，可谓一曲时代的慷慨之歌。鲍照，字明远，南朝宋文学家，曾任临川王国侍郎、前军参军，后因宫廷斗争死于乱兵之中。鲍照在文学创作方面取得瞩目成就，与谢灵运、颜延之合称“元嘉三大家”，著有《鲍参军集》，其诗雅丽，不避危仄，又创七言隔句用韵与中间换韵之法，对后世诗歌颇有影响。“长安少年无远图，一生惟羡执金吾。麒麟前殿拜天子，走马西击长城胡。胡沙猎猎吹人面，汉虏相逢不相见。遥闻鼙鼓动地来，传道单于夜犹战。此时顾恩宁顾身，为君一行摧万人。壮士挥戈回白日，单于溅血染朱轮。归来饮马长城窟，长城道傍多白骨。问之耆老何代人，云是秦王筑城卒。黄昏塞北无人烟，鬼哭啾啾声沸天。无罪见诛功不赏，孤魂流落此城边。当昔秦王按剑起，诸侯膝行不敢视。富国强兵二十年，筑怨兴徭九千里。秦王筑城何太愚，天实亡秦非北胡。一朝祸起萧墙内，渭水咸阳不复都。”在一些诗人笔下，长城亦成为戍卒所处苦寒之地的象征，诗人对戍守边塞的将士予以怜悯和同情，侧面流露出对战争的谴责和对和平统一的渴望。王翰的这首《饮马长城窟行》为歌行体，作品用直白的语言表达对战争的谴责和控诉，从中不难看出诗人驾驭语言的才气和看问题的独特角度。此诗由一人而及天下，气势贯通，结尾的历史思考陡然升华主题，拓宽了境界。王翰，字子羽，并州晋阳人，唐代边塞诗人。唐睿宗景云元年（710年）中进士，举直言极谏，调昌乐尉，复举超拔群类，召为秘书正字，后擢通事舍人、驾部员外郎，出为汝州长史，改仙州别驾。王翰少时就聪颖过人，才智超群，举止豪放，不拘礼节，常与文人志士结交，杜甫诗中以“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之句赞叹其性格人品。价值确立，赋予长城人文的精神气韵到了唐代，随着边塞诗的繁盛，忻州长城主题诗歌不断丰富。文人强烈的反战情绪与舍身报国的家国情怀交织在一起，使得忠义精神与爱国情怀充溢作品间，一些诗人更是将英勇贤德的人格精神与长城的军事功能相比拟，赋予长城内在的精神气韵。他们一方面站在民本思想的角度，谴责大力修筑长城带来民生苦痛，另一方面又对长城本身具备的军事防御价值与内在精神价值予以肯定，认为长城不仅是保卫家园的坚实屏障，更是将士坚强不屈精神的象征。唐代诗人崔颢创作的一首七言律诗《雁门胡人歌》曰：“高山代郡东接燕，雁门胡人家近边。解放胡鹰逐塞鸟，能骑代马猎秋田。山头野火寒多烧，雨里孤峰湿作烟。闻道辽西无斗战，时时醉向酒家眠。”这首诗独具匠心，别开生面，通过反映雁门关外胡人的生活风俗，描写和平给少数民族人民带来的安乐生活，有声有色地展现出边地少数民族好勇尚武、粗犷豪迈的精神面貌，表达了凝重的反战主题。全诗格律严整，诗境雄浑壮阔，笔力跌宕生姿，体现了清峻的风格。崔颢，河南开封人，出身于唐代顶级门阀士族“博陵崔氏”，唐开元十一年（723年）进士及第，官至太仆寺丞。他秉性耿直，才思敏捷，作品激昂豪放，气势宏伟，早期多写闺情和妇女生活，反映上层统治阶级的生活，后期则以边塞诗为主，诗风雄浑奔放，反映边塞的慷慨豪迈、戎旅之苦。崔颢最著名的诗是《黄鹤楼》，传说李白登黄鹤楼时听闻此诗，大为折服并发出感叹：“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唐代诗人李贺运用乐府古题创作的诗歌《雁门太守行》写道：“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此诗用浓艳斑驳的色彩描绘悲壮惨烈的战斗场面，表现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边塞风光和瞬息万变的战争风云。首句写景又写事，渲染兵临城下的紧张气氛和危急形势，并借日光显示守军威武雄壮；第二句从听觉、视觉两方面渲染战场的悲壮和战斗的残酷；第三句描绘部队夜袭和浴血奋战的场面；最后一句引用典故写出将士誓死报效国家的决心。全诗意境苍凉，格调悲壮，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和艺术魅力。李贺，字长吉，河南宜阳人，唐朝中期浪漫主义诗人，后世称“李昌谷”。他出身唐朝宗室大郑王（李亮）房，门荫入仕，授奉礼郎，但因仕途不顺，热心于诗歌创作，后不幸英年早逝。李贺是中唐到晚唐诗风转变期的代表者，与李白、李商隐并称为“唐代三李”。他的诗作想象极为丰富，经常应用神话传说来托古寓今，感叹生不逢时，倾诉内心苦闷，抒发对理想、抱负的追求，故后人常称其为“鬼才”“诗鬼”，称其创作的诗文为“鬼仙之辞”。“高关闲独望，望久转愁人。紫塞唯多雪，胡山不尽春。河遥分断野，树乱起飞尘。时见东来骑，心知近别秦。”这是唐代诗人许棠创作的五言律诗《雁门关野望》。该诗风格沉郁，景情互见，诗人独自登临雁门关，首句直抒自己的感受，接下来描述雁门关内外积雪经冬、断野飞尘的景象，边塞杳无人烟，仅偶尔有巡骑路过，一片苍凉。许棠，字文化，宣州泾县人，“咸通十哲”之一。他科举应试二十余次，直到唐咸通十二年（871年）始登进士第，授泾县尉，后任虞州从事，乾符六年（879年）前后任江宁丞，不久归居。历史演进、民族融合与人文精神的交织契合，使得忻州长城在军事与政治意义之外，被赋予丰厚的文化与情感意蕴，其作为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双重内涵得以丰富和彰显，文化价值、情感价值与审美价值在历史的积淀中逐步确立。这种不断延续的情感与审美心理，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合思想的外显，是诗人对中华民族安宁社会秩序的渴望与祈盼，其背后则是沉淀在精神深处的“大一统”思想。由此看来，古代忻州长城主题诗歌可谓集反战情绪、思乡情感与渴望和平于一体，而这种深层的文化内涵正是源于中华民族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核心精神。交往交融，彰显亲如一家的历史图景长城戍防体系在北朝至宋、辽、西夏、金这一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此时的长城不仅具有防御的功能，同时也关涉宋与辽、西夏、金的往来，在促进文化交流、经济繁荣和政治和解等领域，其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纽带作用更为明显。正因此，不论从社会功用、文化传承角度，还是在抒情、审美意象的承续方面，这一时期文人都对长城予以关注，并通过诗词表达情感心声。在他们的笔下，长城不仅仅是历史遗迹，更是一种精神力量的象征。北宋司马光《五哀诗·李牧》：“椎牛飨壮士，拔距养奇才。虏帐方惊避，秦金已闇来。旌旗移幕府，荆刺蔓丛台。部曲依稀在，犹能话郭开。”此诗是司马光谒李牧祠的感慨之作，颂扬赵国大将李牧是能骑善射的忠勇将领。李牧作为“战国四大名将”之一，是赵国杰出的军事家，官至相国。他的生平事迹大致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先是在赵国北部边境，抗击匈奴；后以抵御秦国为主，因在宜安之战重创秦军，得到“武安君”的封号。战国末期，李牧是赵国赖以支撑危局的唯一良将，素有“李牧死，赵国亡”之称。公元前229年，赵王迁中了秦国的离间计，听信谗言夺取李牧的兵权，不久后将李牧杀害。后人为纪念这位忠勇的爱国将领，在雁门关修建李牧祠。司马光，字君实，晚年自号“迂叟”，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卒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他主持编纂的《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通史著作，文字质朴简洁，叙事清晰，有文学色彩，历来为人们所推崇。司马光为人忠直严谨，低调淡泊，有破瓮救友、诚信卖马等逸事，为世人乐道。朱熹曾评价“其人严而正”，盛赞司马光的诚正之心、德化之功与治国救世的胸怀。宋代苏辙的《奉使契丹二十八首其六过杨无敌庙》诗云：“行祠寂寞寄关门，野草犹知避血痕。一败可怜非战罪，太删嗟独畏人言。驰驱本为中原用，尝享能令异域尊。我欲比君周子隐，诛彤聊足慰忠魂。”“杨无敌”是过去百姓对杨业将军的誉称。杨业为人倜傥任侠，忠烈武勇，北汉建立后，追随北汉世祖刘崇，任保卫指挥使，屡立战功，迁升建雄军节度使，号为“无敌”。宋太宗灭亡北汉后，他归顺宋朝，拜郑州刺史，授右领军卫大将军，累迁云州观察使、代州刺史兼三交驻泊兵马部署。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在雁门关之战中大破辽军，威震契丹。雍熙三年（986年）杨业随军北伐，在陈家谷口力战而死，追赠太尉、中书令、大同军节度使。苏辙，字子由，眉州眉山人，“唐宋八大家”之一。嘉佑二年（1057年）与其兄苏轼同登进士科，初授试秘书省校书郎、商州军事推官，宋神宗时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为河南留守推官，宋哲宗即位后，入朝历官右司谏、御史中丞、尚书右丞、门下侍郎等职。政和二年（1112年）去世，年七十四，追复端明殿学士、宣奉大夫，宋高宗时累赠太师、魏国公，宋孝宗时追谥“文定”。苏辙与父亲苏洵、兄长苏轼齐名，合称“三苏”，生平学问受父兄影响，以散文著称，擅长政论和史论，苏轼称其散文“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元好问《满江红·雁门关》诗曰：“楼断苍云，似故帅、叱威点阅。分明见、秋高敛籁，峰群肃列。箍地龙蜒犹揣火，锁关虎隘能坚铁？只回雁、叹堞草摇风，声声咽。烟灰散，凭热血；萤光熠，伤明月。纵潘杨不语，世人还说。可恨忠奸多惹瀣，直疑清浊都含谲。抬望眼、问大好河山，真无辙？”词的上阕讲述外族入侵，将帅战死雁门关后一片苍凉的景象。下阕痛斥奸臣作歹、帝王昏庸，导致北宋灭亡的境况。诗人站在雁门关上，面对肃列群峰、揣火龙蜒、锁关虎隘、忠坟青冢非常感慨，并发出疑问：难道北宋真的没有办法挽救，注定要灭亡吗？长城戍防体系在明清进入成熟时期，比起以往历代，忻州境内的明长城在数量上也最多，坚固的长城作为重要的军事防御工程，不仅是预防战争、维护和平的屏障，同时还调整了农耕与游牧两种不同的经济秩序与生产生活方式，对促进经济发展、文化融通、民族融合起到重要作用。明代高叔嗣创作了一首五言律诗《宿八角》：“严更金柝起，杪岁玉关寒。行侣时相问，边城进更难。归心惟日夜，客鬓已星残。仰悟中林羽，投枝亦未安。”“八角”即今神池县八角镇，是一座明代堡城，现在城墙四方合围，基本完好，南门尚存。据《宁武府志》载，明弘治年间兵使王璇筑八角堡，嘉靖四年（1525年）建八角仓，后扩建，万历十五年（1587年）砌砖堡圈周长四里，高三丈五尺，有东、西、南三门。八角堡地处宁武关与偏头关防务联线，东南接神池堡保卫宁武，西连西峪口驰援偏头，东北走利民堡与朔州呼应。如此，八角和利民、神池两堡就形成了三角形布防格局，同为三关边防要塞。高叔嗣，字子业，号苏门山人，今河南开封人。明嘉靖二年（1523年）进士，官至湖广按察使，善断疑狱，人以为神。其诗清新婉约，被明朝文学家蔡汝南推崇为“明朝第一诗人”，著有《苏门集》八卷。“半壁孤城水一湾，万家烟火壮雄关。黄河曲曲涛西下，紫塞隆隆障北环。铁笛数声催戍急，玉沙千里叹储艰。荒陬斗绝今如此，未许将军即解颜。”偏关地处晋陕峡谷之中，长城建筑因地制宜，通道豁口处又筑石边、土墙，连绵不断，构成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明代崔镛的这首《偏头关》，形象道出其在古代防务上的重要地位。崔镛，字汝洪，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中进士，授潞安府推官，迁户部主事；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升山西按察司佥事，进左参议，再进按察司副使；万历中任岢岚道，进都察院右佥都御使，巡抚山西、提督雁门诸关。“边城无日不风沙，白草黄云万里赊。夜夜城头听觱篥，吹残陇水又梅花。”明臣李濂的这首《宁武关》叙述了其任山西按察使司佥事时，在宁武关的所见所闻。全诗边塞风情浓郁，颇得唐人流韵，特别是后两句，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平添征人情怀，令人愀然。李濂，字川甫、川父，号嵩渚，河南开封人。他自幼聪颖，好读书，九岁时工古文，作《理情赋》，明正德八年（1513年）举乡试第一，次年殿试二甲，赐进士出身，先后任沔阳知州、宁波府同知、山西按察使司佥事，嘉靖五年（1526年）免归，在乡闲居，杜门谢客，以著述自娱。长城内外是故乡。长城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见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式发展的历史进程。作为传承长城文化的重要载体，古代长城主题诗歌记录了长城内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步伐，书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同时也承载着守望和平的时代精神。挖掘并梳理古代忻州长城主题诗歌，不仅对丰富北方地域文学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同时在弘扬长城精神、增强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与当代价值。可以说，长城主题诗歌与长城一样，是中华各民族儿女共同的文化记忆，是历史留给中华儿女的宝贵精神财富。

俊闻王晟

2023-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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