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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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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单音节反义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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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是先秦时期一部重要的著作，内容丰富，词汇量大，语言富有特色。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对《荀子》一书中的反义词从共时的角度进行了全面的描写、研究，希望能对汉语词汇史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材料和参考。全文共分六部分:　　一、介绍古汉语反义词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主要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反义词研究状况，以此作为研究的基础和前奏。　　二、关于反义词研究的两个基本问题。在总结诸家之说的基础上重新定义反义词，并对反义词的判定标准重新做了规定，主要依据意义、语用、语音、词性等方面的标准。　　三、《荀子》反义词的研究方法。主要介绍了专书反义词的确定方法，专书反义词的收录统计原则及需要说明的几点问题。　　四、《荀子》中的反义词。根据以上原则和方法，确定《荀子》中反义词327对，其中形容词125对，动词121对，名词70对。并用例子加以说明。　　五、《荀子》反义词的分析。这部分对《荀子》中的反义词的类型，反义词的对应关系及对构模式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六、结论。总结《荀子》反义词的总体特点和作用，初步揭示了《荀子》反义词体系及反义词的运用规律。

李永芳
高丽时期潇湘八景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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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时期是中国潇湘八景文化传入朝鲜半岛的起始阶段。高丽文人们对潇湘八景诗·画的接受,是潇湘八景文化发展的重要契机。高丽在与宋的频繁交流中,收集了大量中国的优秀书籍,在绘画上又模仿宋画。高丽非常崇尚宋朝的文化,掀起了“学苏”、“慕陶”的热潮。中国的潇湘八景诗·画是经由高丽王室流入朝鲜半岛的。潇湘八景诗作为理想空间,在武臣政权下受到压迫的文臣中间迅速流行。本文将会分析高丽时期潇湘八景诗的接受背景、接受原因以及韩国接受潇湘八景的初期状况,把握高丽时期潇湘八景诗和中国文化的关联,并探究高丽人是如何接受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文化在高丽本土化的过程。本文以李仁老、李奎报、陈澕、李齐贤、李穀的潇湘八景诗作为研究对象并加以分析,以探究高丽时期潇湘八景诗的主题倾向和艺术特色。本文构造如下:第一章明确了研究目的、先行研究、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中国潇湘八景从高丽明宗时期传入朝鲜半岛。在接受的过程中,文人墨客们对把潇湘八景与韩国的民族文化进行融合的尝试充满热情。第二章整理了潇湘八景诗的定义、特征,以及高丽时期潇湘八景诗的接受状况。高丽时期接受潇湘八景的内因是武臣之乱后武臣掌权,王成为武臣的傀儡,武臣成为被压迫的对象,处于不满却无力反抗的无奈境地。外因是高丽与宋的频繁文化交流。当时高丽文坛崇尚汉文学,学习苏轼、陶渊明的诗风,大量书籍绘画通过各种途径流入朝鲜半岛。这为中国潇湘八景诗传入朝鲜半岛提供了基础的社会文化条件。当时潇湘八景诗的创作层是以李仁老、陈澕为代表的文臣,他们创作的潇湘八景诗如今仅存88首。高丽潇湘八景诗在情绪、诗语、表现技巧等层面模仿中国,其独特之处在于加入了自身的生活体验,文化环境和地理特征等要素而进行了再创作。第三章对高丽时期潇湘八景诗的主题倾向进行了分析。高丽时期潇湘八景诗的主题倾向分为山水之乐思想、儒士的隐逸志向、游子的离忧愁绪、对潇湘地区的渴望。对自然山水之爱、对自由闲适生活的向往是高丽潇湘八景诗中最经常出现的内容。儒士的隐逸志向分为向道之隐和向佛之隐。高丽诗人还借潇湘夜雨的环境描写,抒发了游子的忧虑苦闷和深刻的孤独感。高丽文人对潇湘地区的渴望分为对自然山水和文化历史的渴望。第四章对高丽时期潇湘八景诗的艺术特征进行了分析。高丽时期潇湘八景诗作为题画诗,继承了“诗画一律”的传统诗歌创作技法,弥补了画的不足,绝妙地抒发了画的言外之意。文中使用表格把高丽潇湘八景诗中的用典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整理。潇湘地区自古就流传着娥皇女英、屈原的悲伤传说,高丽文人在创作过程中普遍使用这些典故。高丽诗人汉文造诣深厚,在诗中多处使用了中国诗人的诗语。高丽诗人还在诗中使用了比喻、象征、对比、拟人等多样的修辞手法,增强了表达效果。高丽人认为好的诗歌应该绝妙含蓄,畅快精密,雄壮深刻;而雄健豪迈之美体现了激情和饱满的人生态度。所以高丽诗人在潇湘八景诗中带着饱满的激情、雄壮的气魄,以豪放的笔触来书写自己的理想。第五章是本文的结论部分。

雷朋歌
文化诗学视域下小畑薰良英译李白诗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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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诗歌具有高度的艺术审美价值与文化价值,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在大力倡导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当下,如何让古诗“走出去”也应势引发学界思考。古诗的解读并非一成不变,其在新的时代和文化语境下,必将生成新的意义。要探究和批评译者在当今时代的异国语境下对古诗形式与内容的移植和重构,需考虑历史与文化语境的动态变化以及译者文化身份的独一无二性。小畑薰良对李白诗歌的英译可以说是一种值得我们借鉴的实践创新。作为译者,他深入研究了中国诗歌和西方诗歌,深刻理解中西审美与思维的差异。其译著《李白诗集》具有较高的诗学价值,在西方世界得到广泛认可,对今后的古诗英译实践具有指导作用,对翻译学学者而言也不乏研究价值。其“海变”译论——李白诗歌英译过程的孕珠——也是一种可贵的理论创新。因此,本研究选取文化身份具有多重性的日本翻译家小畑薰良的英译本《李白诗集》作为文化诗学视域中的翻译样本。基于上述研究背景与目的,本研究试图探索小畑薰良如何重构原诗的诗歌形式和内容层面的意象和语调,使译诗的审美精神切合西方人的审美;在异国文化语境中,译者如何移植与重构李白诗歌的人文意义与历史价值;小畑薰良如何在目的语文化语境下重构李白的人物形象。只有追问并解答这些问题,我们才能了解小畑薰良如何跨越东西方文化差异,实现李白诗歌的重构,小畑薰良的英译本才能得到深入研究,由此才能进一步发挥实践指导作用。小畑薰良对李白诗歌的“变”,与其复杂的文化身份以及译本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息息相关,是多重文化相互作用下的具有诗学价值的结果,并非一味的误读与误译。通过从文本内对比原文本与译本的审美精神,从文本外审视译本人文意义与历史价值的变异,以及探究影响译者翻译行为的文化因素,本研究发现:（1）译者舍弃原诗跌宕的气势,采用散体意译的策略,以散体重构诗歌的节奏、韵式,以减译、改译等意译方法重组原诗的意象,使译诗的审美要素贴近英美诗歌;（2）随着文化语境的转变,李白诗歌中的对“物”、“人”及社会的深切关怀常常因为译者对文化词汇的减译与误读而减损,甚至走向“物我”对立的极端;而历史语境的流动性使李白诗歌不断生成新的意义;（3）小畑薰良对李白形象的传译受其特定的历史文化影响。综上对翻译家和译本的文学与文化双重研究,笔者审视了李白诗歌在动态历史文化语境下的形式与意义生成,彰显译者的文化情怀和诗性诉求,加强对翻译的文化特质的客观认识。

彭娅
荀子教育伦理思想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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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是先秦诸子中最后一位大师，是一位集百家思想之大成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家。荀子一生的主要时间都在从事教学，在中国教育伦理思想史的研究中，荀子的教育伦理思想是一笔丰富的资源。荀子非常重视教育对人的改造作用，认为无知的人通过教育学习后，能通达事理。对荀子教育伦理思想的研究有利于现代教育伦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论文采用比较分析法、文献研究法、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对荀子教育伦理思想进行分析和探讨，论文主要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研究了战国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对荀子教育伦理思想的影响，以及先秦儒家教育伦理思想和诸子“百家之学”的教育伦理思想是荀子教育伦理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第二部分，从“人性本恶”的人性理论、“天行有常”的自然天道观和“天官意物”、“心有征知”的认识论三方面出发，阐释了荀子教育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础。第三部分，分析了荀子教育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即“始乎为士，终为圣人”的教育目的、“始乎诵经，终乎读礼”的教育内容与“启发诱导”、“积善成德'的教育方法。第四部分，深入剖析了荀子教育伦理思想的重要价值，既丰富了儒家传统教育伦理思想体系，同时确立了荀学的历史地位和法家理论的形成。苟子的教育伦理思想对现代教育伦理有巨大的借鉴价值，主要表现在对现代教育主体、教育客体和教育环境三方面不同程度的影响。对荀子教育伦理思想进行挖掘和梳理，有利于我们把握荀子教育伦理思想的基本特点，丰富了对我国教育伦理思想的本土化研究，为我国当前教育实践活动提供理论依据和借鉴。

宗小卜
范晔及其《后汉书》文学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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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六朝是“文学自觉的时期”,由此也带来了文学批评的自觉。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超越了前代。活跃于南朝刘宋时期的范晔也展开了积极的文学批评,其《后汉书》及《宋书·范晔传》中收录的《狱中与诸甥侄书》是两部（篇）重要的批评文献,其中有范晔对于文学的鲜明而深刻的见解。通过对他人文章的点评,体现自己的文学思想,是古典文论的传统。通过《后汉书》的著录体例,通过对作品及作家的品评体现出范晔的一些重要的文学观念和思想。本文即以此为基点,并结合《宋书·范晔传》中收录的《狱中与诸甥侄书》的主要文学理论,全面考察其文学思想。本文分为四章。第一章,论述范晔撰著《后汉书》的背景。从范晔撰著《后汉书》的背景及出发,对范晔的家世及文化背景、社会文化思潮、重文的社会风气加以考论,主要探讨重儒学的范氏家学传统、多元的文化思潮以及刘宋时期重文的社会风气会给范晔的影响。第二章,论述范晔主要文学理论。在《狱中与诸甥侄书》,范晔提出了鲜明的文学主张,如区分文笔、讲究文章声律等,并把这些文学主张贯穿于《后汉书》中。因此本文在论述范晔《后汉书》的文学思想之前,对这些文学理论进行阐释并探析其渊源,以发掘支持范晔《后汉书》著作的观念系统,并说明范晔对其前人文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第三章,论述范晔《后汉书》的文学思想。本章先对范晔《后汉书》的体例创新进行了介绍,然后综述《后汉书》文学资料,再从《后汉书》的著作体例、品评文人的标准、对文学的观点及思想几个方面来分析范晔的文学思想。第四章,阐述范晔文学思想对刘勰、钟嵘的影响。分别通过范晔与刘勰、钟嵘两人文学思想的比较,分析范晔对他们的影响,从中亦见范晔文学思想在当时的重要意义。

郭雪峰
概念整合理论视角下李白政治讽喻诗英译九空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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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拟从认知语言学的概念整合理论出发，对比分析李白政治讽喻诗英译本的得失，试图讨论基于概念整合理论建立的九空间模型是否能够应用于政治讽喻诗乃至其他古典诗歌翻译研究，并且探讨九空间模型对于翻译实践的借鉴意义。　　唐诗的发展存在着不同的阶段，诗歌上初盛中晚的这一划分，与唐代的政治制度密切相关。中唐时期，盛唐诗人那种浪漫豪爽的气质已成为过去，严峻、冷酷的现实使诗人们陷入郁闷、凝重、阴冷和忧愤之中。阴郁沉重成为中唐诗的基调，失落彷徨变成中唐诗人的心灵写照。李白作为中国文学诗歌史上浪漫主义杰出代表人物，在现存九百九十多首诗歌中，留下了大量的政治讽喻诗，或批判朝政弊端，感慨有志之士不能施展抱负。近一二百年来，陆续有中外翻译家将李白的政治讽喻诗翻译到其他语言。李白的诗歌有雄浑飘逸的一面，诗中“比兴”所用的形象，有的洋溢着阳刚的豪气，有的流露出柔和的秀气，这都给翻译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20世纪80年代末新兴起的以语义为中心的认知语言学，尝试使用新的研究方法，其他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来探讨语言现象背后的认知规律。福柯涅提出的心理空间和概念整合理论，给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角度。福柯涅在其著作中虽然提到了语境、背景对人类认知活动的影响，但其缺少较为系统的、理论化的论述(Fauconnier&Turner，2002)。对于英译中国古典诗词，解读诗歌的创作背景对于更好的理解诗歌中丰富的意象和体会作者思想感情来说显得尤为重要。要分析李白的政治讽喻诗，势必要联系作者的写作背景和唐朝的政治，才能更好的理解追求心身自由和解放昂扬向上的精神的原因。九空间模型在原有的福柯涅的概念整合网络基础上，针对李白三类政治讽喻诗的特点加以改造，将背景信息作为域的一部分，由“古”或“今”、“现实”或“想象”作为两个独立的输入空间开启全局的概念整合网络，建构了九空间概念整合模型，将诗歌中所有显性信息和诗歌背后所包含的隐形背景信息都投射到九个空间中，使各个元素成为有机整体，从而弄清了各元素间的因果关系，把握诗歌的主旨，提取诗歌的精髓，实现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反映。九空间模型通过新的视角来透视、分解翻译过程，为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　　通过对几个版本的李白政治讽喻诗英译的研究，把握政治讽喻诗的主旨，揣摩诗人思想感情上的作用;而且，通过把原诗中投射到不同的空间的意象，与译本中被投射到各空间的意象间的比对，来发现是否有漏译、错译。研究结果表明概念整合理论对李白政治讽喻诗英译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解释力，并对汉语典籍英译具有启示作用。

许琦
庄子思想中的生态学意蕴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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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和谐的生存世界已成为21世纪的一个综合性、全球性的问题。它虽然是针对社会经济发展中越来越严重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能源危机、资源枯竭等生存困境而提出的一种现实对策，但实际上可以归约为一种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层哲学理念。庄子是先秦时期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他被雅斯贝尔斯称为“轴心时代”的思想家，而轴心时代产生的思想几乎蕴涵了后世所有文化观念的因子，从而能够长久惠及后世并具有永久的价值。中国古代农耕社会的现实与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促使庄子深入思考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他对人在自然中地位的认识以及为了使人类摆脱生存困境，解决人类生存的基本矛盾所表现出来的深邃见解和生态智慧，依然给我们以深刻的思想启示。　　本文首先分析了阐释庄子思想中的生态学意蕴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从生态学、生态哲学、生态文明的涵义人手，进一步明晰了庄子思想中生态智慧的体现与表述，论述了庄子与《庄子》的阐释方法，庄子文本中包含生态思想的依据，庄子思想中的生态困境预见和庄子思想对当代生态文明观的意义。　　其次，本文着重阐述了庄子“道·德”论和“天·人”论的生态学意蕴。“道”和“德”是庄子生态智慧的本体论基础，道的本根性、整体性、同质性、超越性、自然性等基本特征蕴含的是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表现为物无贵贱、万物一齐的平等价值观和内在价值论，顺物自然、无为为益、处物不伤的生态方法论，知足知止的绿色生活方式与生态消费理念;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最基本的理论特征和生态思想的最高境界。庄子的自然观包括“天”和“万物”，主要有自然界、自然而然的状况、万物内在的本性以及事物的规律或法则四个方面的含义。天与人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天然和人为、自然和人类、“天道”和“人道”、天内人外、本真之人和世俗之人的对立，人与自然万物、人与自然而然的状态、人与万物自然的本性以及人与万物规律的合一。庄子“人与天一”思想有助于培育“生态大我”“生态平等”理念，调和目前生态哲学中的价值观论争。　　最后，本文分析了庄子思想独特生态价值和对当代的启示。这种价值和启示主要体现在:首先，庄子智慧地预言了生态灾难，对于人们生态危机意识的形成具有警示作用;其次，庄子的“道德论”有助于人们形成正确的“生态平等”意识，把人与自然万物看成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不把人凌驾于自然万物之上，而是认为自然万物与人类都是生态系统中的要素;最后，庄子“天人论”把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人生最高的追求，促使人们对大自然保持适度的尊重和敬畏，限制和削弱了人们对自然界的妄自尊大的任意征服行为。现在，历史已经跨入了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奋斗目标的新时代，庄子的生态智慧作为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产，更加显得弥足珍贵。我们应当让它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不断焕发出青春与活力，使古老的中华文明不断发扬光大。

朱贤文
《论语》半月刊专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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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半月刊系1932年由林语堂等人于上海创办的大众文化期刊，而《论语》的“专号”则是该刊的一种特殊发行形式，每一期专号皆围绕某一特定主题编辑出版。《论语》从创刊起的177期杂志中，共发行了23期专号。这些专号主题丰富多样，特点鲜明，而主题的选取和《论语》历任主编的个人风格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直观地反映了不同主编的审美追求和编辑特色。自第一期专号发行后，《论语》专号的编辑手法也发生过很大的变化，面向读者的征文启事和专号主题征集的出现，使《论语》专号在民国出版界中别具特点，也在《论语》和读者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论语》半月刊主张“幽默闲适”、“自由独立办刊”，在当时的出版界走出了一条“中间路线”，其专号贴近现实与市民生活的主题，既体现了其办刊思想，也使《论语》半月刊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李心宇
老子的神秘主义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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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把'道'理解成道路、理性、Logos、规律、整个的自然等,仔细与老子言论相比照,均有不合.由对西方神秘主义和实体概念的考察,该文将老子的道界定为神秘实体.由此出发,可以看出老子对后世美学之有重大影响,并不在于其具体的论美语句,而在于其神秘主义的思想和体道方法,具体表现在对象征手法的重视,由无为清守而获得灵感等.该文最后对'道纪'的含义作了探讨,由此彻底否定了道的规律论,并指出老子因致虚守中而达知今道,然后由今道推知古道的识道路径.

倪胜
张维诗文与《诗经》关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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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也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开端。在《诗经》产生以后,尤其是成为儒家经典之后,《诗经》不仅是中国文化及文学,也对周边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或文学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大致在我国魏晋时期,《诗经》已经传入到朝鲜半岛。它同儒家其他经典一样,在朝鲜逐渐成为文人从小习读、研究的对象,并对朝鲜古代的汉诗文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纵观朝鲜古代文学史,各个时代涌现出众多优秀的文人和诗文作品,其中包括朝鲜王朝中期的重要文人溪谷张维。张维是朝鲜朝中期文章四大家之一,他在《溪谷集》、《溪谷漫笔》等文集中共借鉴《诗经》150余次,这个数据是整个朝鲜朝文人中属于最多的。鉴于张维的声誉与在他的诗文中大量借鉴《诗经》等儒家经典具有一定的关系,因此有必要探讨张维的《诗经》观和其诗文与《诗经》的关联。本文采用了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阐发研究、考证研究等方法,分析了张维的《诗经》认识,以及诗文借鉴《诗经》的诗旨、诗句、词汇情况,得出了较有意义的结论。《诗经》认识主要阐述了以下内容:《诗经》是圣人编撰的;《诗经》的雅、颂是愉悦父祖家国的诗歌;《诗经》是诗史结合的产物,是“诗正而葩”的典范。“愉悦父祖”蕴含“忠孝”;“诗史结合”论,体现在继承《诗经》精神的杜诗上;尤其“诗正而葩”一语,虽不是张维提出,但他认同这一观点,以佐证《诗经》是一部美丽的诗集。这与今人鲍鹏山所说的《美丽的诗经》如出一辙。通过对张维诗文的《诗经》借鉴研究,得出以下结论:通过诗旨借鉴,追求诗文之含蓄;诗句借鉴分为援用和化用,援用大都在散文中,用为立论依据,以增强论点的明晰及说服力;化用法几乎都用在诗句的构思上,它或有一句、或有两句的化用。后者把《诗经》两句变成由三、四个字构成的词汇,以图诗语的含蓄凝练。词汇借鉴往往赋予了诗歌一定的象征意义及广阔的阐释空间。总之,张维的《诗经》认识尽管大都继承了前人的理解,但却以再阐释的方法突显了它的价值。张维通过借鉴《诗经》诗旨、诗句、词汇的方法,使其诗文在思想艺术上得到了一定的升华。同时,重申张维对《诗经》的认识,也是对以儒家精神为代表的中韩两国共同文化因子剥离与再度认知,赋予了《诗经》新的阐释空间。通过本文的研究,拟借张维对《诗经》接受的个案为例,揭示在东亚文学交流的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中韩两国文学的接受、影响以及创新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为中韩两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其他课题提供可供借鉴的思路。

吴桂花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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