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文化大数据库

三苏文化大数据库

日期范围

-

三苏文化大数据库

学术论文

找到15765条数据

颍州西湖访欧苏

报纸

□徐立新一“大千起灭一尘里，未觉杭颍谁雌雄”。这是苏轼对颍州西湖的赞誉，《大清一统志》说：“颍州西湖闻名天下，亭台之胜，觞咏之繁，可与杭州西湖媲美。”颍州西湖，位于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西郊，它兴于唐，盛于宋，明正德《颍州志》里记载：颍州西湖，在州西北二里外，湖长十里，广三里。初夏，我游颍州西湖，正赶上蒙蒙细雨，烟水西湖别有一番意境。一入景区，大片的原野，宽阔的湖面扑面而来，面积大到难以置信。成片成片的菊花，将原野涂成了金黄色。道路两旁是一块块两米多高的朱红色的铁框，一共有13块。框中皆崩挂着一条浅黄的布塑，分别写着欧阳修的13首《采桑子》。公元1071年欧阳修退居颍州，极爱颍州西湖的他写下13首《采桑子》，首首都说西湖好，称赞“汝阴西湖，天下胜绝”。并说，泛舟西湖，人在舟中便是仙。颍州西湖上有很多拱形桥，第一座便是春深桥，桥名取自于《采桑子·春深雨过西湖好》，站在桥上，眼前碧水茫茫，柳绿花多色，水草繁茂，细风斜雨，湖之初美好尽现。下春深桥，向前步行七八分钟，眼前便出现了一条长两公里多的长堤，名为苏堤。苏轼喜欢筑堤兴修农田水利，造福于当地人民，杭州、颍州、惠州的西湖都有苏堤。他任颍州知州时，利用颍水与西湖的资源，疏浚西湖，挖出的泥土堆成的大堤，便被后人命名为苏堤。苏轼是喜欢颍州西湖的，有多喜欢呢？他在《泛颍》中是这样说的：“我性喜临水，得颍意甚奇，到官十日来，九日河之湄。”跟喜欢杭州、惠州西湖不同，苏轼爱颍州西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的老师欧阳修曾在颍州做过知州，一生去过颍州多次，晚年又归隐于颍州西湖旁的“六一堂”，终于颍州西湖上的湖心州。苏轼曾在颍州西湖住了近一个月，专门看望陪伴老师。后来他也来颍州当知州，师徒二人先后在同一地方做官，且都是在仕途不太顺的情况下，与颍州西湖结下情缘，古今都实属罕见。二我沿着苏堤，朝东北方向一路前行。由于当日非周末，又下着细雨，所以景区里的游人不是很多，刚刚适合游览追思。在我的身边，是一望无垠的湖面，碧波万顷。湖边长着很多高高细细的香蒲草，随风摆动，湿地上芦苇成荡，不时能听到“扑通”一声响，是鱼儿在湖中快乐地翻腾呢。芦苇荡里则时不时有鹤、鹭、雁、野鸭等飞起游过，野趣十足。青草地、柳树林、绣线菊……一路相随，满眼尽是无边的绿、澄清的水，让人心旷神怡，临波踏堤，耳边是轻柔古朴的古琴之声，时不时加进树上之鸟的叫声，路上有亭有阁，有石桌石椅，可休可坐。途中有一景点名为“碧波在望”，因颍州西湖是平原上的湖，所以从近至远，均无半点遮挡，“渺渺平湖碧玉”。很远处的跨湖大桥和三十多米高的清莲阁，在烟雨之中，隐约可见，犹如海市蜃楼。继续朝前行，只见湖边一斜依绿树草坪上的巨型长方形白布，上有一行绿字：颍州西湖月夜泛舟，听琴一首，东坡居士。有苏轼的《夜泛西湖》为证：菰蒲无边水茫茫，荷花夜开风露香。渐见灯明出远寺，更待月黑看湖光。可以想象西湖夜景之美。再前行便是飞盖桥，此桥为欧阳修在颍州当知州时所建，乃一廊桥，盖在湖面之上，桥曲栏朱，是颍州西湖上“三诗桥”之一，欧阳修有诗：“鸣驺入远树，飞盖渡长桥。水阔鹭双起，波明鱼自跳。”飞盖桥真乃“诗桥”，桥上全是诗，用绿字行楷，佳句妙词连篇，刻在一道道横梁之上，令人拍案叫绝！来回都有，两侧亦有。原来，古时颍州西湖四时景色俱佳，吸引来了无数文人墨客来此吟诗作画，留下了近300首（篇）诗词文章，其中唐宋八大家就占到了4人，还有杨万里、黄庭坚等人的。而名气较大的晏殊、欧阳修、苏轼、吕公著均来当过颍州知州，贡献出来的名篇更多，仅欧苏二人加起来就有近两百首。湖光水色，水光湖色，凭栏而望，水天一色，名篇在侧，好不美哉！从飞盖桥上折回，朝南去便是撷芳园，该园呈岛形，园中角楼湖亭，楼亭旁百花盛放，水面上有荷叶片片，只是荷花开还尚需时日。三遗憾的是因黄河泛滥，历史上古颍州西湖已不复存在了，经安徽省人民政府同意，1998年以来，阜阳市开始在颍州西湖旧址以西的三十里河重建西湖，经过二十多年的精心规划和建设，一个崭新的西湖已呈现在世人眼前。新颍州西湖风景名胜区规划总面积为24.32平方公里，周长11.5公里，湖面约5.74平方公里。遗憾的是，我未来得及乘船泛舟湖上，感受不了“轻舟短棹西湖好，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的美好意境，游览的也只是颍州西湖的南湖，清涟阁、九曲桥、会老堂等所在的北湖，都未及去看。虽只看了一部分颍州，但我已深深爱上了它，大有相见恨晚之感，跟欧阳修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欧阳修最爱颍州西湖，王安石变法出现问题后，宋神宗决定起用他，但历事三朝，窍位二府的欧阳修，已有了强烈的退隐之心，他写了辞职信，表示自己老矣，不愿再出山。1071年，欧阳修被允，回到他魂牵梦萦的颍州——早在二十多年前，他就决定将颍州选为退隐养老之地，“予自广陵得请来颍，爱其民淳讼简而物产美，土厚水甘而风气和，于时慨然已有终焉之意也”。“十载荣华贪国宠，一生忧患损天真。颍人莫怪归来晚，新向君前乞得身”。这是欧阳修历经宠辱后的心声，回到颍州，他开始“筑室买田清颍尾”“独结茅庐颍水西”，并整理自己的文集，泛舟湖上。当年9月，苏轼、苏辙二兄弟来到颍州拜望老师，师徒们游览西湖，饮酒赋诗，并完成了一项重要的交接——欧阳修让苏轼接任他的“文宗之位”，把引导、发展和繁荣文学的重任托付给苏轼。多年前他就预言，未来的文坛属于苏轼，到时将不会有人记得自己了。交代完了后事，整理好了自己的文章，欧阳修感到大限将至，写下了人生中的最后一首诗，伤感得很：“冷雨涨焦陂，人去陂寂寞，惟有霜前花，鲜鲜对高阁。”醉翁去矣。公元1091年9月，已是文宗的苏轼出任颍州知州，到任后的第一个月圆之夜，恰逢好友、音乐家崔闲来访，几人一起泛舟湖上，苏轼让崔闲抚琴弹唱《醉翁吟》，怀念老师，事后，苏轼用大楷写下了这首名诗，并请名匠镌刻于石上，立碑于西湖书院，后被屡屡拓印翻刻：白露下众草，碧空卷微云，孤光为谁来？似为我与君。水天浮四坐，河汉落酒樽，使我冰雪肠，不受曲蘖醺。尚恨琴有弦，出鱼乱湖纹，哀弹本旧曲，妙耳非昔闻。良时失俯仰，此见宁朝昏，悬知一生中，道眼无由浑。又一晚，苏轼泛舟西湖之上，听到有歌妓在吟唱欧阳修在此地的旧作《木兰花令》，他情不能自禁，想起了已去世了20年的老师，随即写了附和之词：……佳人犹唱醉翁词，四十三年如电抹。草头秋露流珠滑。三五盈盈还二八。与余同是识翁人，惟有西湖波底月。苏轼错了，人们并没有忘记那位自称醉翁的大文豪，今年五一，颍州西湖部分风景区对外开放，游人如织，一天进入景区的游人达到2万，只得临时采取限流措施。我想，游人络绎不绝，大都是冲着欧苏诗词文章的绵绵余韵而来，我在湖边看到一些年轻人穿着宋代的服饰在打卡拍照，还有些在销售颍州西湖的文创产品，让欧苏再度活泛生动了起来。返程，我们走了环西湖大道，路上处处皆有写有欧苏诗词的旗帜，迎风飘展，每一首都能直抵心灵的最深处。万顷颍州西湖之波，凝聚诗文千载，涵养颍人的精神田园，近水楼台先得月，颍州人何其有幸，皖人何其有福！苏堤飞盖桥

徐立新

2023-07-03
赵扌卞：为政简易琴鹤随

报纸

赵抃（1008—1084年)，字阅道，号知非，谥号“清献”，衢州西安(今浙江省衢州市)人。他出身贫寒，27岁中进士，经历仁宗、英宗和神宗三朝。官至殿中御史、参知政事、太子少保等职，亦先后河南、四川多处任地方官员，所任官职很多是令人眼红的肥差，但他始终能做到心无贪念、廉洁为官，从不为自己谋私利。《宋史》记载，赵抃、包拯，两人曾同在御史台任职，工作中都不避权贵，赵抃称为“赵铁面”。不避权贵，勇作“铁面御史”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赵抃登进士第，除武安军节度推官（选拔人才的官员）。历知崇安、海陵、江原三县，通判泗州。至和元年(1054年)，召为殿中侍御史。赵抃在朝期间，勇于履职，弹劾不避权贵，时称“铁面御史”。先后弹劾罢免了宰相陈执中、宣徽使王拱辰、枢密使王德用等人。但他也为此付出代价，同弹劾者一道被撤职，外出任虔州知州。宋神宗即位后，召赵抃知谏院。按照旧例，近臣从成都回来就会担负重任，必然去省府任职，不当谏官。众臣大惑不解，神宗说：“朕是想发挥他仗义执言的优点，将采纳他的主张，不是小看他。”不久，他被升任参知政事。赵抃念神宗知遇之恩，朝政有不妥之处，总是密启上奏，神宗也常亲笔回书予以褒奖。他认为对君子、小人应该区别对待，宽严不同：小人虽然过失小，也应努力清除；君子不幸犯了过失，却应保全爱惜，以成就其德行。他在治理睦州时，大力推广分水县知县江震实施的保甲制，总结百姓自治管理的经验。他以“监狱空虚，案件少”为标准来考核知县执政能力，并以诗明志“人为闲郡我为荣，僚友多欢事少生”。他大力培养并选拔官员，向朝廷推荐了寿昌知县郑谔等11位优秀官员，并立下“保举的官员提拔使用后，不如推荐得那样好，敢当同罪”的承诺，白纸黑字，掷地有声。赵抃是中国倡导建立官员考察失误责任追究制的先行者。严而不苛，行中和之政赵抃“善因俗施设，猛宽不同”。他当初出使蜀州时，对聚众搞迷信活动者，治以严刑峻法。当他任龙图阁学士、成都知府时，有人犯同样的罪，都认为在劫难逃。赵抃看罪犯没有其他劣行，仅仅只是骗取酒食的小过失，因而只处罚首恶，将其他人释放，蜀人大为高兴。英宗对他评价说：“赵抃为成都，中和之政也。”成都因戍卒问题而深受困扰，朝廷派他以资政殿大学士之职再任成都知府。神宗召见时问：“还没有过从朝廷大员下到成都的先例，你能为了朕破一次例吗？”赵抃回答说：“陛下的话就是法律，何必管破例不破例呢？”因而请求神宗允许他相机行事。赵抃到成都后，政令相较上次更为宽简。成都位置偏远，人民温顺，小吏放肆不法，州郡官员贿赂成风。赵抃坐在堂时，对站在堂下的卒长说：“我同你年岁差不多，单枪匹马入蜀，为天子镇抚一方。希望你也能清廉、威严地统率士卒，为老百姓谋福利。等戍期满，分得些余财回家，妻儿有福，岂不好。”卒长觉得他的话严而在理，很是感动。官吏们竞相传告，不敢再为恶，蜀郡风气为之一新。剑州有人伪造和尚的度牒，被告到朝廷，谓企图谋反。赵抃不将案件转给司法人员，经过调查，皆从轻发落。诽谤者诬告赵抃纵容叛党，朝廷取来审案记录一看，发现赵抃判决都符合法律。茂州少数民族在边境抢掠后，害怕官府讨伐，请求投降，就绑了一个奴隶，想杀死后歃血为盟。赵抃让他们改用牲口，放了奴隶，大家都欣然听令。康定元年(1040年)，赵抃任崇安(今福建武夷山)知县，主持兴修了一条20余里长的河渠，引城西河水入城，解决城内的生活、运输、消防等用水，再把城内的水引到城南灌溉农田。这项工程需要拆迁大量民居，还要迁移很多坟墓。但他没有强行推进，而是循循善诱：“我们葬坟讲风水，就是希望先辈能福泽子孙。如果这条渠道挖通，城内家家有水用，城外万亩良田有水灌溉，这是祖先给子孙共同造福。为了子孙，地下阴灵肯定乐意搬迁。”一番话语下来，赢得了百姓的普遍支持，个别钉子户也心服口服。后人称他开挖的河渠为“清献河”。为政简易，仅携一琴一鹤宋代大学者沈括的《梦溪笔谈》卷九载：“赵阅道（赵抃）为成都转运史，出行部内，唯携一琴一鹤，坐则看鹤鼓琴。”《宋史·赵抃传》：“帝曰：闻卿匹马入蜀，以一琴一鹤自随。为政简易，亦称是乎！”这两段话说的是赵抃赴任成都转运使时，单人独骑，随身只带一琴一鹤。他的轻车简从体现了为政简易的作风，一琴一鹤则流露出高洁的情怀。后来“一琴一鹤”演变为一个成语，用来比喻为官清廉，为政简易。赵抃为政之简，简的是繁文缛节和官场流弊。凡是可以直接办理的，他不批给下属。基层来请示汇报的，他充分授权以提高效率。他的简政不是懒政，而是为了有更多的精力关注民生之事。他以民生安宁为至上，以增加民众财富为要务，对为民纾困考虑极为周全。“蚤夜惫心力不少懈，事细巨必躬亲。”宋代散文家曾巩的《越州赵公救灾记》一文中给予高度肯定。文章说的就是赵抃未雨绸缪、察灾救灾的故事。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夏天，吴越一带遭遇严重旱灾。虽未立见饥荒，但时任越州知州的赵抃，敏锐地预见到困难即将来临。这年九月，他就下发文书，统计受灾的范围有多大，百姓能够养活自己的有多少人，应当由官府供给救济粮的有多少人，可以雇用民工修筑沟渠堤防的有多少处，仓库里的钱粮可供赈灾的有多少，富人可以募捐多少等情况，均一一列出。各州县汇总的结果是，全州孤儿、老人、疾病、体弱不能养活自己的共有2.19万人。按历来的规矩，官府每年发给穷人的救济粮限额为3000石。若死守此数，必有大部分灾民得不到救助。怎么办？赵抃发动富户捐赠，收集僧人、道士多余的粮米，共得谷物4.8万多石。这样，就弥补了救助的缺口。饥荒果然来临，粮食分发到位。从十月初一开始，每人每天可领一升救济粮，幼童减半。领米的人多，他担心发生踩踏事故，又规定男人女人分别在不同的日子领米，每人一次可领两天的口粮。他又担心乡民会因灾流离失所，就在城镇郊外设置了发粮点57处，让乡民就便领粮。根据当时的法令，开廪仓救济穷人每年到三月止，但是这一年大灾，一直安排到五月底。同时，还在救灾期间下令修城，使青壮年通过劳动获得报酬，以维持生计。第二年春，瘟疫严重。他又下令官府设医院安置无家可归的病人，每处招募两位通医僧人照料病人的医药和饮食；对病死的人及时就地安葬。“疗病，埋死，而生者以全。”曾巩称赞他救灾中体现的“仁”和“法”，足以作为当时和后世的典范：“其施虽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虽行于一时，其法足以传后。”静夜焚香，唯求无愧于天赵抃自律甚严，白天处理完公务，每到晚上，必要整肃衣冠，露天焚香拜祷，口中念念有词。有人好奇地问他祝祷什么，他笑着说：“无非是将自己白天做过的事，一件件一桩桩地对天神说上一遍。虽然天帝也未必都知道，但我可以借以检点反思。在天神面前不可奏告的事，就不会去做了。”在四川任职期间，他从自己做起，谢绝以各种形式为他举办的接风宴请，更不收受贿赂。订立规章制度，禁绝官员间名目繁多的各种馈赠和酒礼。对于那些敢于顶风违抗的官员，绳之以法，严惩不贷。数年之后，赵抃调回京依旧两袖清风，只有来时的一琴一鹤相随。在渡四川清白江时，他到江水清澈透亮，船行至江中发誓说：“吾志如此江清白，虽万类混淆其中，不少浊也。”此后，这条江被称为清白江，成都市青白江区因此而得名。赵抃生活作风极为严谨，喜怒不形于色，忠厚淳朴，善良温和。看到父老乡亲有困难,却主动伸出援手,“施棺给薪，不知其数。”他帮兄弟之女10余人、其他孤女20余人办嫁妆，其他抚恤孤寡贫寒之事，不可胜数。归老林泉，“只是阿村赵四郎”元丰二年(1079年)，赵抃以太子少保致仕回乡，住在先前所建的“高斋”里。很多乡邻听说朝廷里的大官退休了，都想来看个稀罕。为此，他作诗一首送给大家：“腰佩黄金已退藏，个中消息也寻常。时人要识高斋老，只是阿村赵四郎。”他说，脱去朝服，我就是一个普通人。你们想认识的那个老家伙，就是当年村里的赵四郎呀。他与乡民往来，不管官位和容貌，一律以礼相待。从而获得了乡民的尊敬，留下了良好的口碑，也让自己的晚年生活丰富多彩。他的《题濯缨亭》诗就真实地反映了自己退休后的生活和心境：“静处高斋昼杜门，溪亭来往闲开樽。钓台逸老心非傲，浮石仙人迹尚存。对岸烟林双佛寺，隔滩风笛一渔村。濯缨岂独酬吾志，清有沧浪示子孙。”他在老家写写诗、待待客，与乡亲们打成一片，有时四处游玩，陶醉于家乡的美丽山水，自然就没有失落感，也不觉世态炎凉。“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时。”赵抃退休后重游杭州，市民自发地点上香夹道欢迎。人心向背，在一个官员退休之后得到了真正的检验。大文豪苏轼与他相识相知数十年。嘉祐二年（1057年）四月，苏轼、苏辙兄弟因母逝离京，回家乡眉州守制。眉州属成都府路，时任成都府路转运使的赵抃正是苏氏的父母官。嘉祐四年（1059年）十月，兄弟两人到成都拜会时，给年过半百的赵抃留下非常好的印象，由此开启了他们的忘年交。苏轼以如椽巨笔，对赵抃一辈子的人品、官声和政绩作出了公允的评价和全面的反映。赵抃杭州任上退休时，苏轼曾作启文《贺赵大资少保致仕启》以示祝贺。文章概括和评价了赵抃的政治事业，“无施不可，尤高台谏之风；所临有声，最宜吴蜀之政”，说明苏轼对赵抃有着全面而深入的了解。他高度赞颂了赵抃的修养与为人，“见故人而一笑，绰有余欢；念平生之百为，一无可恨”。在赵抃晚年，苏轼写了一首《赵阅道高斋》诗，对其勤政廉政的一生作出总结，说他一心为公，劳苦功高；道德纯淳，心中已无存高下；功成不居，弃功名富贵如弃秋毫；人品高尚，如“长松百尺”。最后说自己要前往求学问道，希望挮不要推辞：见公奔走谓公劳，闻公隐退云公高。公心底处有高下，梦幻去来随所遭。不知高斋竟何义，此名之设缘吾曹。公年四十已得道，俗缘未尽余伊皋。功名富贵俱逆旅，黄金知系何人袍。超然已了一大事，持冠而去真秋毫。乃知贤达与愚陋，岂直相去九牛毛。长松百尺不自觉，企而羡者蓬与蒿。我欲赢粮往问道，未应举臂辞卢敖。赵抃去世后，苏轼又应其子赵屼的请求，撰写《赵清献公神道碑》。此碑全文洋洋洒洒3000余字，详细记述了赵抃的一生，其为人“和易温厚，周旋曲密，谨绳墨，蹈规矩，与人言，如恐伤之”；为官“弹劾不避权幸，京师号公铁面御史”；为政“诚心爱人，所至崇学校，礼师儒，民有可与与之，狱有可出出之”。在苏轼眼里，“东郭顺子之清，孟献子之贤，郑子产之政，晋叔向之言”这些赵抃都兼而有之。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其深深的敬意与真诚的赞美之情，若不是发自内心，是绝难写得如此公允而到位的。赵抃在位时无暇游览大好河山，退休后，在儿子赵屼的陪同下，遍游江南名胜，并来到衡山县第六都城前（今岭坡乡城前村）授徒讲学，受到当地人的欢迎和好评，他还把小儿子留在了这里。元丰七年(1084年)，赵抃去世，享年76岁。追赠太子少师，谥号“清献”。衡山赵氏将其讲学之处，建成“赵抃书院”，明嘉靖年间，更名“清献书院”，又名“城前书院”。民国时，赵氏三忠中学（现衡山四中）创办于此。

2021-06-06
古人如何以“帽”取人

报纸

文\本刊特约撰稿张凤夏天到了，许多海南人都有出门戴帽子遮阳的习惯。其实，在我国古代，冠和帽已在人们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它们不仅有实际功能，还是文化和社会身份的象征。爱戴高帽的北齐儒士宗道晖、“醉看风落帽”的唐代诗人李白、着雨巾风帽的浪游之客、提倡“冠必正”的蒙学教师……千百年来，冠帽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也在不同时代留下了文化烙印。帽子起源衣毛而冒皮许多人认为“冠”就是“帽”，“帽”就是“冠”，将两者等同，其实不然。《说文解字》对“冠”的定义是“絭也。所以絭髮，弁冕之緫名也”，意思是说冠是卷束，是用来卷束头发的饰物，也是戴帽子这一动作的泛称。《说文解字》还收录了“帽”的通假字“冃”的解释：“冃，小儿、蛮夷头衣也。”意思是帽是人们行冠礼之前穿戴的首服（也称头衣）。在我国古代，冠、帽、巾、幞、帻、笠、胄都是首服，但这7种首服的样式和功能存在差别。相较于在正式场合戴的冠，帽子更加轻便实用。东汉刘熙在《释名》中说“帽，冒也”，大意为帽子是冒出于头顶的衣物，最初老百姓为御寒而戴帽。魏晋时期，贵族也开始戴帽子。南北朝以后，帽子逐渐普及。说到这里，人们不禁要问，最早的帽子是织物做的吗？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后汉书·舆服志》记载：“上古穴居而野处，衣毛而冒（同帽）皮。”在原始社会，古人将兽皮盖在头上，或许这就是帽子最初的形态。据《礼记正义·冠义》记载，三皇时期，人们以冒（即帽）覆头，至黄帝时，始有冕。在黄帝以前，人们以羽皮为冠；在黄帝以后，人们以布帛为冠。这说明，正是因为人文始祖黄帝的卓越贡献，华夏民族以衣冠为表征，较早沐浴了文明之光。冕旒天子诸侯之帽《尚书》中提到了“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这一关于“华夏”的描述。古代所有冠服中，以冕服为首。《说文解字》对“冕”的解释是：“大夫以上冠也。邃延、垂瑬、紞纊。”冕是大夫以上官员佩戴的礼帽，冕的覆板较长，垂下玉瑬（同旒），两侧悬挂瑱玉，冕板下垂旒是其主要特征。旒的数量是佩戴者等级地位的标志，十二旒为最高等级。《礼记·礼器》载：“天子之冕，朱绿藻，十有二旒，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唐代诗人王维在《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中写道：“绛帻鸡人报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这首诗描写了外宾云集的早朝场景，展现了大唐声威远播、万邦来朝的盛况。冠笄之礼三千年的传承从周代至明代，冠礼是男子成年时的一项重要典礼。男子参加冠礼，意味着长大成人、迈入社会，要开始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礼记》载“二十曰弱，冠”，即人到了20岁的时候要参加冠礼。据《仪礼·士冠礼》记载，加冠要加三次，第一次加缁布冠，第二次加皮弁，第三次加爵弁。缁布冠，早期是用黑麻布制作的，朴实无华，寓意尚质重古、永不忘本；皮弁一般由鹿皮制成，呈圆形，能覆盖头部，大臣通常上朝时戴它，寓意以后能事君、勤政、恤民；爵弁是一种平顶的帽子，与冕有些相似，不过没有旒。三次加冠，由缁布冠到爵弁，冠服等级越来越高，每次加冠后都有不同的祝词，由长辈告诫被加冠者要培养成人的志向德行、责任感，保持成人的威仪。冠礼之后，被加冠者已是成人，就行成人拜见之礼，在非正式场合仍可戴帽，在正式场合必须戴冠。对应男子的冠礼，古代女子到了年龄要参加笄礼。在周代，笄礼在女子15岁时举行。笄就是簪子，笄礼在民间也被称为“上头”或“上头礼”，其流程与冠礼相似。宋代流行款东坡帽和椰子冠宋代，除了在重大场合戴的冕冠外，比较常见的冠帽有通天冠、凤冠、远游冠、进贤冠、貂蝉冠、獬豸冠、幞头、乌纱帽等。其中，幞头的来源是民间的裹头巾，在唐代就开始广泛穿戴，至宋代后更加流行，从皇帝到百姓都戴幞头。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提到“本朝幞头有直脚、局脚、交脚、朝天、顺风，凡五等，唯直脚贵贱通服之”。一些幞头里面以木为“骨架”，外面以漆纱作饰，看上去平整美观。帽子的样式大都有历史传统，但也有人突发奇想设计一款，就能引领时尚潮流。北宋大文豪苏轼将幞头加以改造，设计出东坡帽，引得京城百姓纷纷效仿。东坡帽有内外两层，内层有四个面为方形，比外层高；外层也是四个面，且四面都不相连，其间有开口，前口开得最大，后面有两条带子。东坡帽的主要特点是帽身较长而帽檐很短。北宋李廌在《师友谈记》中说“士大夫近年仿东坡桶高檐短帽，名曰子瞻样”，南宋洪迈在《夷坚志》中说“人人皆戴子瞻帽”，可见东坡帽的流行程度。北宋绍圣四年（1097年），苏轼被贬海南儋州。居儋期间，他喝完椰子水后，请当地手艺人将椰子壳制作成帽子，称之为“椰子冠”。后来，苏轼之子苏过模仿制作了一顶“椰子冠”，寄给当时谪居广东雷州的叔叔苏辙。苏辙收到礼物后，十分高兴，还写了一首《过侄寄椰冠》诗。苏轼也曾写过一首关于椰子冠的诗：“天教日饮欲全丝，美酒生林不待仪。自漉疏巾邀醉客，更将空壳付冠师。规模简古人争看，簪导轻安发不知。更著短檐高屋帽，东坡何事不违时。”诗中流露出苏轼对自己设计帽子的创意的认可。清代之后帽子成为职业象征清代的统治者入主中原后，强制人们改冠易服，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冠服装饰变化较大。清代官员的官帽分为三种：朝冠、吉服冠、常服冠。朝冠又称“顶戴花翎”，花翎为孔雀等鸟类的羽毛，不同品级的官员佩戴不同规格的翎。除了官帽，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戴的便帽是瓜皮帽。在清代，瓜皮帽又被称为“六合一统帽”“六合帽”“小帽”等，因为它是由六块黑缎子或绒布等缝合而成，形状如半个西瓜皮。海南省博物馆收藏了清代官帽文物一件、清代七品官帽顶戴一件。清代之后，帽子朝着两个方向发展：帽子成为某些行业成员统一穿戴的服饰，被赋予职业象征意义，例如护士帽是护士职业身份的标志；除了最初的御寒抗热功能，帽子还延伸出许多新功能，比如舒适、修饰等，正因功能多元，帽子的款式也越来越丰富。新中国成立后，用麦秆编成的大檐帽一度在南方、北方都很流行，目前这种帽子仍比较常见，算得上是一款经典的帽子。改革开放后，贝雷帽、渔夫帽、报童帽、鸭舌帽、牛仔帽等从西方传入我国的帽子，也受到一些年轻人的喜爱。传统款式与现代流行元素交织，中国人与帽子相随的故事还在继续。

2023-05-29
惠州苏东坡祠陈列布展将对外“借脑”

报纸

南方日报讯（记者/徐乐乐实习生/李文轩）第六届东坡文化节暨第八届惠州旅游节12月2日继续升温。当天上午，东坡文化研究成果信息发布会暨东坡文化专题座谈会在中信汤泉拉来序幕。惠州市政府副市长刘冠贤出席活动，并向儋州、黄冈、眉山三市代表赠送《2000—2014年苏东坡研究成果信息和新编东坡寓惠集》。检索苏轼研究成果专著100多本文献6035篇作为本届苏东坡文化节的东道主和承办方，惠州当天正式发布了苏东坡文化研究成果信息。此次发布的成果信息主要关注的是2000年至2014年有关期刊、报纸、博硕士学位论文、国内国际会议论文中关于苏轼的研究成果及相关专著，由惠州文化遗产研究所会同惠州慈云图书馆共同收集完成，主要以中国知网、维普科技期刊数据库、OPAC检索系统为依据。经过选取“苏轼”“苏东坡”等关键词，分别通过主题检索、分类检索、跨库检索，并经过初步查重、筛选，最终检索到各类图书专著100多本，文献6035篇，包括期刊论文、学位论文、会议论文和公开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献四种类型，整理而成。惠州市文广新局局长罗川山在信息汇总点评时表示，通过此次检索整理发现，目前国内东坡文化研究呈现多元化趋势，东坡研究的文献指数分布居于平衡。国内对苏东坡思想、文学、艺术、中医理论及中医养生学等各领域均有涉猎，并且关于东坡佛学思想、政绩方面的研究近年也逐渐增长。此外，举办东坡文化节的4个城市在研究文献上也较为突出，眉山、儋州、惠州、黄冈四地以苏东坡为主题的论文共有252篇，其中又以黄冈居多。罗川山表示，国内东坡文化研究文献资料庞杂，研究主题、视野进一步多元化，希望通过此次集中检索和整理，对惠州及各地东坡文化学习研究提供一定的信息指引，进一步拓展选题视野，推动东坡文化研究成果深化。聘请专家把关惠州苏东坡祠布展陈列大纲编制作为国内唯一可以明确考证的苏东坡亲自筹建的故居场所，惠州苏东坡祠12月1日迎来重修动工庆典。据了解，该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3.36万平方米，总投资约为5.3亿元，计划一年后完成一期工程。景区内增设东坡纪念馆，纪念馆整体风貌与东坡祠风格相协调，采用岭南建筑风格。将林婆酒家、东坡祠核心区、东坡纪念馆规划在一条东西向主轴线上，在空间上形成一组强烈的景观序列，将建设成为集东坡生平事迹和文物陈列、国内外专家学者进行苏学研究和文化创意园区为一体的综合性纪念馆。动工仪式后，惠州市四套班子主要领导随即召开碰头会，要求提前做好文史资料征集工作，在项目重修的同时，同步有序开展陈列布展设计工作。记者了解到，由于惠州市目前专业研究队伍有限、研究能力相对不足，要高质量完成布展陈列设大纲编制仍是一大难题。当天，惠州正式对外发出“邀请函”，广泛邀请社会力量、专家献计献策。据介绍，征集内容不仅包括惠州东坡祠布展陈列设计及布展陈列大纲编写的意见建议，还包括以捐赠、购买、借展、复制、调剂等多种方式征集关于东坡具有标志性和典型意义的物质和非物质形态物品，如文物史料，各种版本的东坡诗词著作、书画，专家学者的手稿、专著、书画作品等东坡文化研究成果，以及反映宋代士大夫精神风貌的服饰等生产、生活物品，宋代岭南地区生活、生产工具、物品等。同时，为了提高东坡祠的“软件”水平，惠州将聘请一批苏学研究专家、学者作为惠州苏东坡祠布展陈列大纲编制工作的顾问团队，加强与眉山、黄冈、儋州等地市以及国内苏学研究团队、机构的合作与交流，共同做好东坡文化资源挖掘工作，把惠州苏东坡祠项目打造成能够呈现东坡珍贵遗迹、反映东坡文化精神的重要载体，成为岭南地区东坡文化传习中心。众专家阐述东坡文化的现代意义当天，东坡文化专题座谈会同步召开，邀请了国内众多知名苏学研究专家学者，共同研讨东坡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柳春蕊，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四川）副秘书长刘清泉，海南省苏东坡文化研究会会长苏子营，眉山、儋州、黄冈以及惠州本地专家学者代表悉数到场。座谈会上，结合苏东坡寓惠事迹，众专家畅所欲言，围绕东坡人文精神、东坡品牌建设等主题作了交流。袁济喜结合东坡寓惠经历，从宋型文化、人生论与美学精神、现代人文价值三方面详细阐述了东坡文化的现代意义。他说，苏轼不仅追求人生境界与世俗精神的统一，而且享受生命的永恒性与当下性，苏轼的人生哲学相对于老庄与魏晋间的阮籍、嵇康，外表似乎没有他们那么高远超离，而从内在意义来说，却是更为超脱，独立性也更强了，并演化成一种真正的孤独悲凉，由此而获得思想与精神的自我解放与解脱，即“心安便是吾乡”，这给后人留下了极宝贵的精神财富。柳春蕊则把苏东坡的人生态度比喻为如水一般流动，认为东坡旷达的情怀和豁达人格应进一步发掘和研究。他同时表示，苏东坡惠民的政治思想一个重要的意义在于改善了当地的民风民俗，这对于商业化的现代社会更具现实意义，建议应切实做好乡镇县的文化教育推进工作，推动地方文化、民俗民风建设。

徐乐乐;李文轩

2015-12-03
苏炳添是苏轼后代登上微博热搜

报纸

8月10日，亚洲“短跑一哥”苏炳添是苏轼后代的话题登上微博热搜。记者发现，主持该微博话题的是一名粉丝上千万、名为“北岛”的加V博主，其认证为知名情感博主，IP属地为河北。8月9日18时35分该博主发布消息称，“苏炳添是苏轼后代，原来优秀也是一脉相承的，苏轼是大文学家，苏炳添是运动健将，苏家的基因真的很牛。”记者注意到，该博主同时发布的配图显示，“苏炳添是苏轼后代”这一消息疑来自其网络查询。随后，记者尝试联系该博主，希望求证其具体的消息来源，但截至发稿尚未获得其回复。8月10日，记者联系上苏炳添老家中山市古镇古一村村委会，一工作人员称村上不清楚，并未考究。当地苏氏祖祠理事会会长则告诉记者，根据族谱记载，苏炳添确系苏东坡29代孙。对此，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秘书长刘清泉表示，“苏炳添是苏轼后代”说法从现有史料证据上来说，尚待考证。在他看来，许多族谱即便是祖传，但因年代跨度久远、记录中断等原因，也未必全部可信。据澎湃新闻

2022-08-11
世事一场梦

报纸

亓龙宋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的中秋节，苏轼刚到海南儋州贬所一个多月，触景生情，写下一首《西江月》，词云：“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此时的苏轼正处于生命的低潮，感觉世上万事恍如一场大梦，人生经历了几度秋天的新凉？到了晚上，风吹动树叶发出的声音，响彻在回廊里，看看自己眉头鬓上又多了几根银丝。在这南蛮之地对月把盏，酒并非好酒，但却为客少而发愁。月亮虽明，却总被浮云遮住。凄美的中秋之夜，谁能够和自己共同欣赏这美妙的月光？悲凉孤寂的他只能拿起酒杯，凄然遥望着北方。苏轼是一位写梦的高手。有人作过统计，在他的诗词中含有“梦”字的共有393首，约占其诗词总量的百分之十二。明代戏曲理论家沈际飞曾经这样评论：“东坡升沉去往，一生莫定，故开口说梦。如云‘人间如梦’，‘世事一场大梦’，‘未转头时皆梦’，‘古今一梦，何曾梦觉’，‘君臣一梦，今古虚名’，屡读之，胸中鄙吝，自然消去。”世事如梦，是古人对无常人生的感叹。《庄子·齐物论》云：“且有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李白《春日醉起言志》诗曰：“处世若大梦，胡为劳其生。”元代姬翼《渔家傲》词云：“伎俩全无痴懵懂。纷华世事看如梦。赢得一生心底空。”在苏轼看来，自己所经历的一切都如做梦一般。他在《岐亭五首》中写道：“一年如一梦，百岁真过客。”《赠写御容妙善师》诗云：“三年归来真一梦，桥山松桧凄风霜。”《次韵答贾耘老》诗云：“五年一梦南司州，饥寒疾病为子忧。”《归宜兴留题竹西寺》诗云：“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定风波·月满苕溪照夜堂》词云：“十五年间真梦里。”《送陈睦知潭州》诗云：“旧游空在人何处，二十三年真一梦。”《天竺寺》诗云：“四十七年真一梦，天涯流落泪横斜。”从时间概念上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三年、四十七年，苏轼认为这期间他都在梦中。其《送晁美叔发运右司年兄赴阙》有句：“尚欲放子出一头，酒醒梦断四十秋。”他自己在此注释：“嘉祐初，轼与子由寓兴国浴室，美叔忽见访。云：吾从欧阳公游久矣，公令我来，与子定交，谓子必名世，老夫亦须放他出一头地。回顾考中进士那年主考官欧阳修放自己出一头地，苏轼感到这四十年的光阴如同梦境忽悠而过。感叹世事如梦，在苏轼的诗词中多有表现。“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这首《西江月》的开端，便慨叹世事如梦，反映了他谪居后的苦闷心情，充满了人生空幻的深沉喟叹，把人生的短暂、悲凉、和无常表达得淋漓尽致。这里的“世事”，既可以指具体的历史实事，也可以理解为苏轼对人生命运抽象意义的认识。那些使得他万分悲苦的悲惨际遇，就如同是一场蔓延整个人生的恶梦，使他始终面对一片凄凉萧飒，显得低沉而又哀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苏轼从徐州移知湖州，途经扬州到平山堂缅怀恩师欧阳修，留下《西江月·平山堂》一首：词云：“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这是苏轼第三次经过平山堂，前半生就在弹指声中过去了。十年前与欧阳公的欢聚竟成永诀，次年恩师就仙逝了，只有墙上他的墨迹，仍是那样气势雄浑，犹如龙飞蛇舞。在平山堂前“欧公柳”下，写下这首词悼念以文章著称的扬州太守欧阳修。苏轼在这里借用白居易的诗句“百年随手过，万事转头空”，但认识更为深刻。由此感叹：别说人死后万事皆空，即使活在世上，也不过是一场大梦呀!是的，人生既然不过虚幻，政治上的失意与挫折，又算得什么呢？陈廷焯《白雨斋词话》称：“‘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追进一层，唤醒痴愚不少。”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正月，苏轼写下《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诗云：“东风未肯入东门，走马还寻去岁村。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江城白酒三杯酽，野老苍颜一笑温。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被贬黄州已经两年了，乌台诗案的骇浪已成往事，苏轼在黄州自寻精神寄托，手抄《金刚经》，建筑南堂，开垦东坡，与渔樵相处并与新交的朋友诗酒唱和。诗题中的“潘、郭二生”，即在黄州朝夕相处的潘丙、郭遘。前一年正月二十日，苏轼去岐亭访陈慥，潘丙、郭遘和另一位新交的朋友古道耕相送至女王城。一年过去了，又是正月二十日。想起一年前的这一天，潘、古、郭三人伴送出城所感受到的春意，诗人心境荡漾，主动出郊，旧地寻春。“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鸿雁南来北往，即使年年如此从不懈怠，在瞬息万变的宇宙中也不会留下什么痕迹。人之如候鸟，也正在于此。一切经历、一切思绪，也就像春梦一般，时过境迁，了无痕迹。处于贬逐境地的苏轼，也只有把一切往事、留恋和烦恼，都强自推向“春梦了无痕”的虚无境地，才能得以解脱失意中难以消除的痛苦。这说明苏轼把人生进取、政治抱负都看淡了，能够随缘自适、超然旷达。据《嘉靖广东通志·琼州府》志载，被贬昌化的苏轼曾在田间遇到一位老妇，“家居儋城之东，年七十余。”苏公随口问了一句世事如何？老人家回答说就像春梦一般。苏公又问究竟怎样，老婆婆称荣华富贵不过是一场春梦罢了。“内翰昔日富贵，一场春梦。”东坡颇有同感，赞称对方为“春梦婆”，并留有诗句“投梳喜有东邻女，换扇还逢春梦婆。”这年的重阳节，在时任黄州知州的徐君猷设于郡中涵辉楼的宴会上，苏轼又写下《少年游·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词云：“霜降水痕收,浅碧鳞鳞露远洲。酒力渐消风力软，飕飕，破帽多情却恋头。佳节若为酬,但把清尊断送秋。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在这深秋霜降时节，由于水位下降，远处江心的沙洲都露出来了。直到酒力减退了，才觉察到微风吹过，让人觉得身上凉飕飕的。而头上的破帽却多情留恋，不肯被风吹落。重阳节如何度过，只有借酒消忧，打发时光而已。世间万事都是转眼成空的梦境，所以不要再提往事。节后菊花的色香将会大减，就连迷恋菊花的蝴蝶也会为之哀惋伤悲、感叹发愁。“万事到头都是梦”，是化用宋初潘阆“万事到头都是梦，休嗟百计不如人”之句。在苏轼看来，世间万事，皆是梦境，转眼成空；荣辱得失、富贵贫贱，都是过眼云烟；世事的纷纷扰扰，不必耿耿于怀。如果命运不允许自己有为，那就饮酒作乐，终老余生；如有机会一展抱负，则就努力为之。是年冬秋之际，苏轼还写一首《渔家傲·临水纵横回晚鞚》，词中有句：“将何用，只堪妆点浮生梦。”意思是荣华富贵义有什么用呢？只能作为如梦的人生中一个装饰而已。因为人生本来就如同蜉蝣的生命一样短暂，又岂能为那些身外之物的来去而不快乐呢？同年，苏轼还挥笔写下《念奴娇·赤壁怀古》这首旷世之作。词中感叹：“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这是苏轼对人生的无限感慨，表达了他的大彻大悟、超脱尘俗。“人生如梦”出自佛家经典《金刚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意思是说，一切依靠因缘而生的法，都像梦境、幻像、泡沫、影子、露水、闪电一样的不可琢磨，无常变幻。但苏轼的“人生如梦”，含义更为深刻，已经赋予了积极的意义，是一种旷达之感、洒脱之语，更是一种大彻大悟。苏轼21岁中进士，一生仕途坎坷，随着政治风浪几上几下。43岁那年时因作诗讽刺新法，被捕入狱，差点丢命，出狱后贬官为黄州团练副使。因为生活无着，不得已在旧城营地辟畦耕种。政治上的失意，滋长了他逃避现实和怀才不遇的思想情绪，但由于他豁达的胸怀，在祖国雄伟的江山和历史风云人物的激发下，借景抒情，写下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名篇。

2021-09-13
宋代文人对书法的新态度——以苏轼为例

报纸

演讲人：艾朗诺演讲地点：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演讲时间：2017年4月苏轼对书法是很热情的，他所写的书法题跋，有很多内容是体现书法家的生活或个性，也有一些内容体现着他与书法家的关系，有的内容与书法本身关系不大。不管怎么样，他题跋中的文字经常充满个人的感受，富有感情，回忆，遗憾，或盼望。东坡这100多个题跋，看起来写得那么随意而简要，其实仔细思考后，会发现这些题跋很有特色，意义与影响很大。简单地说，苏轼之前，没有人写出类似讨论书法的文章。讨论书法的文章始自汉代，其中种类丰富，有书体专论（譬如晋代卫恒的《四体书势》），通论（唐太宗，孙过庭，张怀瓘），用笔或笔法论（王羲之《笔阵图》，张怀瓘）；有品藻，书评（南朝的庾肩吾《书品》），甚至还有收集关于书法家的故事。这些文章的文体也有多种，包括论，表，记，书，录，赋，序文，碑文，等。只是几乎没有涉及题跋。唐代的书法题跋很少，零碎出现，但是没有某个人写出一大堆，更没有人有条有理地写出题跋集子。东坡上一代的欧阳修的著作中有几百篇跋文，这些跋文被后人编成《六一题跋》。但事实上，这些跋文是欧阳修《集古录》中的跋文，是金石学的重要文献。虽然偶然提到石碑的书法，内容主要是金石学而不是讨论书法。除了书法题跋，苏轼讨论书法的诗歌、散文等内容也很有价值，应该把他所有以书法为主题的文章拿来作个研究，这样才会了解苏轼对书法整体的看法。我今天不是谈他对书法整体的看法，而是想从外因分析，苏轼看重书法的原因。他对书法的关注与他当时的社会、政治、思想史有关系吗？我从四种当时的现象来探讨苏轼对书法的思想与作为。尝试树立书法的模范及对其历史的观点早在992年，宋太宗命翰林学士王著编辑内府所藏的历代墨迹，镂刻模板，题目是《淳化阁法帖》。后来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常常把《淳化阁法帖》的印本送给高官，《淳化阁法帖》和它的复制品广泛地在国内流传。但王著编得不精细，内容真伪混合，或把作者、年代误标。《淳化阁法帖》还明显偏重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法帖》一共十卷，一半是二王的书法，后面五卷涵盖101人的墨迹。欧阳修早在他的《集古录》中已经暗示他对这样鼓吹二王书法很不满，但是他并没有直接地批评《淳化阁法帖》。苏轼则不同，他很大胆地指出《淳化阁法帖》是一本质量低劣的集子。辨法帖辨书之难，正如听响切脉，知其美恶则可，自谓必能正名之者，皆过也。今官本十卷法帖中，真伪相杂至多。逸少部中有“出宿饯行”一帖，乃张说文。又有“不具释智永白”者，亦在逸少部中，此最疏谬。余尝于秘阁观墨迹，皆唐人硬黄上临本，惟鹅群一帖，似是献之真笔。《苏轼文集校注》辨官本法帖此卷有云：“伯赵鸣而戒晨，爽鸠习而扬武。”此张说送贾至文也。乃知法帖中真伪相半。《苏轼文集校注》苏轼很注重书法，强调历来的隶书、楷书、行书、草书各有价值，并且强调每一体中不同的做法不同的风格也各有优点（“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孙莘老求墨妙亭诗》），他对编辑草率但推崇二王书法的《淳化阁法帖》不满意。与其说苏轼只是针对一本编辑标准不高的法帖集子的不满，不如用更宽广的视角去审视，苏轼追求的是一种独立于官方评判的观点。可以说，朝廷编辑《淳化阁法帖》的目的，是要树立书法的模范，而这集子产生了反作用，刺激了苏轼讥讽它。看起来苏轼用意是要保证文人有讨论、判断书法的空间，他写了那么多关于书法的题跋，就表示他有意见必须要说。不久其他文人像黄庭坚、米芾等也帮腔写自己的书法题跋、历史、批评，可见苏轼这样的想法和做法很有影响。书法与印刷的关系在苏轼的年代，印刷业发展迅速，刻板印刷很快便普遍。我们能够想象当时的文人和学者会很高兴，很欢迎这种现象。书籍突然增多，书籍买卖也会增大。然而苏轼自己却不欢迎，他很保守地怀念他从前只有抄书才能够复制书本的时期。他给朋友李常的藏书房写记文是这样说的：李氏山房藏书记自秦汉以来，作者益众，纸与字画日趋于简便，而书益多，士莫不有，然学者益以苟简，何哉？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也？《苏轼文集校注》刻板印刷，苏轼觉得这是导致学生偷懒的技术。不但如此，我们要记住那些书店商人收集苏轼的诗文而刻印出版，给他带来了一场灾难。那些商人没有得到苏轼的许可，只是看到赚钱的机会，自动收集他的作品，刻印出版上市。1079年的乌台诗案，苏轼被逮捕入乌台监狱，若是没有书店刻印他的诗集，也许不会发生。《诗案》中监察御史何大正罪状札子说苏轼的“讥讽文字传于人者甚众，今独取镂板而鬻于市者进呈”。因为苏轼经过这样的灾难，因别人刻印他的诗文而引发朝廷的惩罚，所以他以后都反对人家收集刻印他的文章。元祐七年，苏轼在扬州的时候，有一位陈传道写信来，说他收集了苏轼前三年在杭州写的诗歌，要刻印出版。苏轼一听就不高兴，这样地回复他：……钱塘诗皆率然信笔，一一烦收录，祗以暴其短尔。某方病市人逐于利，好刊某拙文，欲毁其板，矧欲更令人刊耶？《苏轼文集校注》苏轼不愿意别人不通过他的许可而刻印出版他的诗文，若是别人这样做，他就没有选择的权利，这样很危险，怕会再惹起乌台诗案类似的祸。这封信继续提到另外一个相连的问题。苏轼阅读陈传道寄来其收集的诗文集，发现：“今所示者，不唯有脱误，其间亦有他人文也。”苏轼自身体验到印刷技术会导致作者与作品隔离，因为别人收集而编的版本，多半是为牟利的，往往质量很低，错字，脱误，赝品常常出现。而且书商出版的书本，是用新兴机械的技术产生的，作者本人更感到隔阂了，已经不像是作者自己的东西，缺少真实性。与印刷的文本比较，哪一种文本与作者的关系最密切，最有感情，最有真实性？当然是作者的书法。苏轼题跋中讨论人家的文笔，就强调“书如其人”的观念，比如：跋欧阳文忠公书欧阳文忠公用尖笔干墨，作方阔字，神采秀发，膏润无穷。后人观之，如见其清眸丰颊，进趋裕如也。《苏轼文集校注》题子敬书子敬虽无过人事业，然谢安欲使书宫殿榜，竟不敢发口，其气节高逸，有足嘉者。此书一卷，尤可爱。《苏轼文集校注》第二篇涉及到王献之《晋书·列传》中的故事。子敬，就是王献之。谢安想要请王献之在新建的太极殿题字，但不敢直说，只向他提起从前魏朝在宫殿题字的传说。王献之当然知道谢安的意思，回复不知道这个传说。谢安没有办法，就放弃请他题字的希望。苏轼看这一卷书法，说他看出笔法有一种“气节高逸”的态度，就想到这个显示子敬“气节高逸”的故事。可见苏轼认为一个人的书法风格和他做人的风格是有关联的。题跋中苏轼往往讨论书法的质量，对书法家进行比较，看谁独步当时，谁主盟，谁进入笔法内室，看来就是评价书法的高低。但是他经常也回到书法与笔者的关联，可见他评价书法不是纯粹美学的评价，并不完全脱离“书如其人”（以人论书）的观念。他有时甚至说某人书法的工拙与他留下来书法的价值是无关联的，书法虽然不优美不精致也值得珍藏。他题上一代的杜衍就说这个人的书法即使不好（“正使不工”）“犹当传世保之”因为苏轼尊敬杜衍的为人。我们再看苏轼讲钱公辅（字君倚）所抄写的《遗教经》：跋钱君倚书遗教经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言有辩讷，而君子小人之气不可欺也。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钱公虽不学书，然观其书，知其为挺然忠信礼义人也。轼在杭州，与其子世雄为僚，因得其所书佛《遗教经》刻石，峭峙有不回之势。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讱。”今君倚之书，盖讱云。《苏轼文集校注》这篇又涉及书法工拙的问题，说某人笔法的工拙与他墨迹的价值是两回事，可以分开而论。苏轼说钱公辅没有把书法学好，可看得到他的笔法并不怎么秀雅，但因为苏轼尊敬钱公辅做人的方式，便认为他那种笨拙的书法很有价值，值得珍惜。这是一种矛盾：笔法笨拙，怎么还珍惜它？就因为笔法表现了笔者的性格，是笔者性格的印记，不只是墨迹还算是性迹。为了消解这矛盾苏轼引了《论语》一句话：仁者其言也讱。“讱”这个字本来是指人家说话犹豫，话说得不流利。因为孔子不信任那些有口才的人，讨厌“巧言令色”所以把话说得不流利当作优点。苏轼思路很灵活，把孔子关于语言的话等同书法，而使不流利，不畅达，变成了优点。我猜想历来书法评论中这是第一次用“讱”来赞美写得不秀雅的书法。因为一个人的书法与他性格相通，所以每个人的书法不同，就像每个人的性格，面貌不同。人群的多样性很要紧，如果把人群应该有的多样性消除了，那也不好，因为真实性就不保存了。苏轼反对王安石的学问，反对新法对教育和科举的政策，引用了印刷业的比喻来做了个很刻薄的评论。送人序……夫学以明礼，文以述志，思以通其学，气以达其文。古之人道其聪明，广其闻见，所以学也，正志完气，所以言也。王氏之学，正如脱椠，案其形模而出之，不待修饰而成器耳，求为桓璧彝器，其可乎？《苏轼文集校注》他说王安石经学教育的结果是大家都一样，就好像用坯模制器的器物或用木板打印的纸页，千篇一律。个别的特点消失了，也就没有了各自的真实性。最后要提到苏轼两次见到他倾心的文字（一篇是他弟弟的一首诗歌，一篇是东晋桓温（桓元子）的文笔），说世间应该有数百本，他想复制让它们广泛地流传。但他想做的复制方法不是刻印石头而出拓本，更不是刻印木版而印刷。他想要复制的方法是自己自愿抄写几百本，这样让它们流传：苏子由《南窗》诗云：“京城三日雪，雪尽泥方深。闭门谢还往，不闻车马音。西斋书帙乱，南窗朝日升。辗转守床榻，欲起复不能。开户失琼玉，满阶松竹阴。故人远方来，疑我何苦心。疏拙自当尔，有酒聊共斟。”此其少年时所作也。东坡好书之，以为人间当有数百本，盖闲淡简远，得味外之味云。《容斋随笔》跋桓元子书“蜀平，天下大庆，东兵安其理，当早一报此，桓子书。”“蜀平”，盖讨谯纵时也。仆喜临之。人间当有数百本也。《苏轼文集校注》北宋末年的政治党争对苏轼的迫害苏轼注重书法，尽力抄写自己的文章，抄完又抄，有时候导致他受到政治迫害。这里举个例子。最近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衣若芬教授写了一篇文章，研究苏轼绍圣初年流放到岭南之事，从河北的定州往广东去，路上走了快半年，旅程中数次抄写他一两年前写的两篇赋（《洞庭春色赋》与《中山松醪赋》）送给朋友。抄了这两篇文章好几次，每次都送给朋友，有时候把两篇赋在同一卷上写，有时候分着写。（有一份两篇赋抄在一起的原卷，现在保存在吉林省博物院）。他为什么这样做？这是一种间接地政治抗议，是个比较不危险的表达心事的方式。衣若芬是这样解释的：这两篇赋都赞美酒，赞美喝酒之乐。“洞庭春色”是以黄柑做的酒的名字，是安定王在元祐末年做的酒，苏轼在颍州时，安定王的侄儿德麟送了这种酒给苏轼。“中山松醪”是另一种酒，以松树树液做的，是苏轼自己做的酒，中山是河北定州的旧地名。两篇赋原来没有什么深意，主要是说苏轼喝酒后极为愉快，醉醺醺地，感到可以超越人间，上天成为仙人。要紧的是两篇赋写在元祐年间，哲宗还没有亲政，政治还没有改变。但不久高皇后去世，哲宗亲政，元祐党又失去权威，党人相继被降级，流放，苏轼被谪到岭南。他马上得离开定州，过黄河，越过南岭到目的地需要五个月的旅程，这期间他两篇赋至少有两次一起抄写给朋友。他当时的情况比起原来写这两篇赋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元佑时期的乐观统统消逝无迹，现在的前程很不稳定，心里充满焦虑。哪里会像几年前写这两篇那么愉快、休闲？他重新抄写以前逍遥游的赋篇，一个字都没有修改，但是文外的意思，完全不同。我们试看吉林省博物院保存的那两卷苏轼的跋文：自跋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始，安定郡王以黄柑酿酒，名之曰‘洞庭春色’。其犹子德麟，得之以饷予，戏为作赋。后予为中山守，以松节酿酒，复为赋之。以其事同而文类，故录为一卷。绍圣元年闰四月廿一日，将适岭表，遇大雨，留襄邑，书此。东坡居士记。这里苏轼不提流放的事，光说“将适岭表”，文字与眼前的事实太不相配了。两篇赋文从新抄写，事前事后的差异很明显，抄完了送给朋友，朋友一定明白他抄写的意义。当然，我们不能说苏轼写书法每次都有这样的含意。但是偶然有。总之，苏轼晚年因为政治压力与迫害，越来越得想办法用婉转的方式表达心里的意思。书法就成为其中一种。探讨书法在苏轼生活中的多种意义与作用，应该注意到这点。当时社会的商业化与书法的商品化我最后要讨论的是苏轼怎样看待书法的商品性。在中国传统文人素来回避谈金钱和物品的货币价值，尤其是艺术品这些“高尚”物品的货币价值，感到谈东坡和他圈子里的人的时候，提到钱或者关乎钱财的各种计算，对他们不敬。然而这种态度很不实际。钱财对他们那个时代的人固然是个忌讳的话题，但不可排除他们从事书法或其他艺术的时候，有各种钱财的考虑。我们讨论这话题，却必须牢记一点：就是我们承认他们是考虑金钱的，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我们必须坦白地承认金钱是个实际的问题，脑筋却要同时记住对东坡和他同时代的人来说，金钱只是他们从事艺术的众多因素之一。提到苏轼的书法与金钱，有可靠的数据，出于苏轼自己的文章，表明他很了解他书法有货币价值，而他本人自己有时候利用这种货币价值把书法代替钱币用。美国圣母大学的杨晓山教授，最近写了一篇论文研究苏轼流放惠州时，抄写了陶渊明《归去来辞》一卷书法这件事。这宝贵的书法卷现在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一卷书法不是随意抄写的，是为了送给一个刚认识的年轻人，感谢他。这个人是谁？是一位苏州定慧院学习佛学的居士叫卓契顺。卓契顺认识当时住在宜兴的苏轼长子苏迈，知道苏迈想念他爸爸，却没有办法通信息，自愿自己步行几千里的路，把苏迈的信送到惠州。卓契顺到了惠州后，停留了三个星期就回去了。临走的时候，苏轼问他要什么东西，卓契顺起初说什么都不要，后来想起唐代颜真卿在江淮绝粮了，蔡明远载米来给他，颜真卿写一篇书简，表达谢意。卓契顺便问苏轼肯不肯和颜真卿一样，抄写几个字送给他。苏轼就抄写《归去来辞》，还附上一篇跋文，记录这件事。明代的学者孙矿早就解释苏轼送给卓契顺的书卷不只是文人相交的礼物而应该当为偿还旅费的商品。他说“公此幅字自是为酬契顺路费计。”苏轼自己不可能提到这点，但是明明知道他的书法被人家争着要买，很有货币价值，又知道卓契顺，一个住在佛庙里的学生，从苏州走到惠州的旅程那么远，来往要几个月，需要支付的费用一定不少。还有个更明显的例子。另外来惠州拜访苏轼的是一位和尚叫昙秀。昙秀在惠州停留了十天，临走的时候苏轼给他几样送行礼物。其中有几页苏轼抄写的文字。苏轼抄写的是一本唐代的药谱《千金方》中的几个药方。但苏轼用自己的书法抄写这些旧药方，另外有目的和盼望。我们知道苏轼在惠州很注重草药，因为南方是瘴疠地区，能得到北边的草药不容易。苏轼希望昙秀回到杭州的南屏寺后，会遇到一些山僧或道士拥有宝贵的药方配料，如果有，他盼望昙秀会劝他们分一些送给在惠州的自己，他请昙秀把这几页书法送给那些山僧或道士，好补偿他们。这是苏轼自己说明的，他在《书诸药法赠昙秀》的跋文中说：右并于孙真人《千金方》录出。今与孙相去百四十余年，陵谷迁易，未必一一如其言，然犹庶几可寻其彷佛。俗士扰扰，岂复能究此，而山僧逸民，或有得者自服之耳，岂复能见饷哉！今因昙秀归南，为录此数纸，恐山中有能哀东坡之流落又不忍独不死者，或能为致之。果尔，便以此赠之耳。《苏轼文集校注》南宋的周必大也许没有注意到这篇跋文，他说苏轼抄写旧药方给昙秀是表示苏轼对人民的关心，要推广医疗的知识。但孔凡礼在《苏轼年谱》提到这篇跋文就说他抄写药方的目的是要托昙秀“以此诸药法转赠友旧并求致其药寄惠。”杨晓山也这样解释。宋代之前，书法也有货币价值，文献偶然也提到。譬如王羲之题字给卖扇子姥姥的扇子，姥姥起初不高兴，后来发现她的扇子可以卖一百钱一把。也有蔡明远送米给颜真卿的故事，颜真卿写字送给他，记录他的好意。但这些早期的事情与苏轼所做的也有重要的差异。王羲之题字给姥姥的扇子是他偶然随意而作，姥姥生气后王羲之才告诉她这样会提高扇子的价格，可以卖很多钱。不像苏轼题字给负债人的扇子，预先想到可用他书法的货币价值来解决负债人的问题。苏轼多半是抄写前代的文章（譬如《归去来辞》《千金方》等）或自己从前撰写好的文章（《中山松醪赋》），然后加一篇跋文，证明是他抄写的文笔。颜真卿写给蔡明远的信息是叙述一位老助理怎样帮助他，也许算是记录文本不是书法篇。苏轼抄写《归去来辞》明明是书法卷，是艺术品，与两个人彼此的友好无关。苏轼抄写《归去来辞》使这篇书法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品，谁都会欣赏它，很容易放到市场上卖。书法在宋代以前已经是个悠久而备受尊崇的艺术。我们想分辨宋代人对书法的看法有没有新的发展，就像踏入历史的河流中间，要观察急流的水有什么变化，似乎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我相信东坡的题跋给我们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线索。他对书法的看法有许多地方与前人不同，而他是个对宋代文化影响很大的人。我所研究的苏轼时代的四个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互相有关联，却又各自独立。其中第二和第四，印刷术的发达和书法的商品化关联尤其密切。因为印刷的发达引发了一种反作用。苏轼和其他文人对书本的泛滥非常不安，他们觉得它导致读书人懒于细读文本，而且文本与作者失去了原有的那种密切的关系。作者对自己的作品如何复制和传播失去了控制力。许多为牟利而出版的书籍错误百出，让他们震惊。我们可以了解在这个时代，用优美的书法抄写的手稿为什么成为弥足珍贵的传统象征。唐代几乎所有的文字都是用毛笔在纸上写出来的，这种活动很平常，不值得珍惜。但当文字大批地用印刷技术复制时，书法的特征与美感便蒙上新的光环，被人特别珍惜。苏轼觉悟到用毛笔写的文字，每一篇，就是抄写也都是独特的，这和印刷出来的文字千篇一律不同。而这种文字面临式微，所以他花了很多精力为书法写题跋，写诗，写文章，企图用新的眼光去发掘书法的意义。（艾朗诺1948年生，现任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教授。1971年入哈佛大学，开始研究中国文学，尤以《左传》为主。1976年获得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博士学位。曾任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系主任、美国东方学会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古代中国文学与历史、宋代美学与文化。是钱钟书《管锥篇》的英译者（选译）。）

2017-05-07
宋代眉州闪耀巴蜀未解之谜留与后人

报纸

清理出土的古墓。图为考古人员在进行测量。图为墓室。图为发掘现场。巅峰科举盛况空前绝后宋代的眉州，俨然成了巴蜀的文化中心。宋以前几乎是个默默无闻、毫不起眼的小地方，到宋代却逐渐成为推进西蜀文化发展的力量源，连成都也瞠乎其后。纵观历史长河，眉山地处西南一隅，不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但是以“三苏”为代表的进士群体，形成了科举史上的巅峰，却是不争的事实。两宋时期的眉山，所辖区域只不过二十乡、六镇，大约二万多户，但据史料统计，两宋时期，这里共出了八百余名进士。眉山的科举文化乃是科举文化史上不可企及的巅峰，与“三苏”一起成为眉山文化鼎盛的符号。连宋仁宗皇帝当时也惊叹：“天下好学之士皆出眉山。”论人文之盛，眉山在四川是最优秀的。既是文学大师、“蜀学”领袖苏轼的故乡、大史学家李焘的桑梓之地，同时又是全国三大雕版印刷中心之一。科第之盛，与文化家族密切相关。分析宋代眉州籍进士就可发现，历科登第者主要集中在程、孙、朱、史、苏等大族。由于家族经济力量的保障，家传应试教育在方式方法上的优化，长期的科场经验积累，使他们习进士业的子弟有着显著的传统优势，往往父子兄弟科第蝉联，这是其他弱族寒家所无法企及的。科举有两重性：它既将士子变为从政治民的官吏，同时也将其中的一部分带入文化殿堂，成为包括文学、史学、哲学在内的各个学科门类中的精英。正是后一种情况，使眉州成为宋代西蜀甚至全国耀眼的文化亮点。从眉州之内政区来看，在两宋时期的进士眉山886人，彭山11人、丹棱26人、青神24人……作为第一代蜀王蚕丛故里，青神以崇祀蚕丛氏“青衣而教民农桑，民皆神之”得名。青神钟灵毓秀、人杰地灵、资源富饶。苏轼与王弗留下了“唤鱼联姻”的历史佳话。以其“岩壑隽秀、不减峨山”，曾招来历代文人黄庭坚、陆游、范成大等人流连于此，留下了大量的人文古迹。由中岩沿岷江下行10公里，有两岸峰峦叠翠，风光旖旎的平羌三峡（古名熊耳峡）。诗仙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时，曾就此吟下了“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的千古绝唱。据《青神县志》记载，古时陆路交通不畅，青神境内的码头是上达成都眉山下达乐山宜宾重庆的中转站，形成了上下船只货物贸易的热闹商埠。被誉为“南方丝绸之路”、“岷江古航道小峨眉”。此次发现的宋代墓群位于青神黑龙镇，采访中一位在当地生活了46年的曾大爷告诉记者，民间传说宋代这里是块风水宝地，墓群前方两百米左右就是岷江水域，交通方便，车水马龙。曾经高高飘荡于岁月时空中的商铺招牌旗号，粼粼而来的车马，川流不息的行人，无一不诉说着这里门庭若市的繁华与热闹。昔日的盛况宛如梦里的旧影，正如陆游的《蝶恋花》中所描写的梦境：水漾萍根风卷絮。倩笑娇颦，忍记逢迎处。只有梦魂能再遇，堪嗟梦不由人做。梦若由人何处去？短帽轻衫，夜夜眉州路。不怕银釭深绣户。只愁风断青衣渡。谜团穿越时空找寻答案1.墓主是否与文化家族有关？宋代眉山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出版繁荣、教育兴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重复着自隋唐以来平民起家发迹的固有模式：奋发读书——应举登科——入仕做官。在眉山进士群体现象背景下，涌现出了许多文化家族。此墓群共有砖室墓葬9座，系眉山首次发现如此规模的宋代墓群。墓主是否是眉州士子，不禁让人浮想联翩。2.为何出土文物比较零星？这座年代久远的古墓虽然墓室完好但出土文物零星，只有较少瓷器被挖掘出土。青神县文保中心主任岳华刚推测，这可能和盗墓等因素有关。“我们发现，其中一个墓室的尾部，有一个明显的盗洞，而且墓室内翻动痕迹也很明显。但这个盗洞的年份也比较久了，可能在墓室修建后不久就被盗掘，盗掘的人带走了大量物品。另外，墓室被破坏，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物品可能也就腐坏损毁了。”3.为何墓室主人没有留下文字？文字是考古人员断定墓室和文物的年代，以及研究当时历史的重要参照，但作为青神的大户人家，为何青神黑龙镇宋墓群找不到墓碑等文字记录？专家推测，这可能和墓主人背景、喜好有关，也可能墓主人不愿意留下文字记录，以防被盗墓者发现。或许有些谜题已经掩藏在历史的尘埃中，有些谜题，则会随着对文字以及宋代历史的研究而浮出水面。

2018-01-28
路过阳朔“桃花源”(外一篇)

报纸

关于桃花源的所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说在湖南武陵，有人说在浙江天台，有人说在江西庐山，有人说在福建龙溪。我虽一处都未曾到过，可也算是个有缘人，在广西桂林的阳朔踏寻了一处叫世外桃源的地方，是阳朔县在白沙镇附近开发的一个旅游景区。记得当时在去往世外桃源的路上，心情很迫切，只是不知道究竟为了什么，是为了学生时代的几篇田园诗文，为了那个仕途不达的落魄文人，还是为了那许许多多难以言表的点点滴滴。世外桃源的行程，是从一汪池水边开始的。小木船一路向东摇曳，不多时，走进一个山洞，因洞口有两块燕子状的奇石，故而这个洞叫燕子洞，那汪池水叫做燕子湖。穿过了燕子洞，便是与桃花源记的描述相吻合的境地，眼前豁然开朗，桃花湖水相映，木制水车吱吱呀呀地摇着岁月，吟唱着乡村古老的歌谣，一些手拿木棍、身披兽皮、头发很长、皮肤黝黑的年轻男女或叉鱼、或对唱，或跳着原始舞蹈，身后的木屋柱子上挂满他们信奉的图腾，远方群山隐隐，村树含烟，阡陌纵横，屋宇错落。沿着燕子湖的另一边返回时，导游给我们介绍说，那些桃花是从东南亚引进的一种叫“四季桃”的品种，是景区的创意，为的是让不同季节前来的游人都能看到桃花，而那些装扮成不知魏晋的渔人则是当地农民，是谋求生计的另一种渠道。说不清什么原因，瞬间突然有一种莫名的失落，世外桃源根本就不曾存在，数百年来寻踪探源的人，追求的只是一种理想境界。于是我想，多年来在经意不经意间想起世外桃源，无非是羡慕那份恬静，那份悠然，那份乐融融的与世无争，或许是因为对人生路上艰难而无助的跋涉感到疲惫，或许是因为对名利场上熙熙攘攘的纷争感到厌倦，或许是因为看不清漫漫前路感到茫然。归根结底，只是一种不可名状的情结，期中也有或多或少的挣扎与纠结，就像陶渊明一样。魏晋时期的门阀制度相当森严，士族地主阶级与庶族地主阶级相互倾轧，上层统治政权被士族地主操纵，一般的庶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出身寒微的平民知识阶层想进入仕途实现兼济天下的愿望，极其艰难。陶渊明就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先后五次出仕，又五次归隐，最终在仕与隐的抉择中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价值。如今，那次桂林阳朔的旅游已成为往事，看到照片或是旅游宣传时，偶尔想起有那么一个地方，记得那天离开的时候天色已晚，夕阳下的乡村一片恬静。多年过去，路过了世外桃源的我，依然是渴求世外桃源的我，为了生计而在车水马龙的嘈杂城市穿梭的我，一路风尘仆仆行色匆匆的我。只是在茶余饭后，时常想起唐代李翱的诗《赠药山高僧惟俨》：练的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余话，云在青天水在瓶。据说，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翱多次派人请药山禅师进城供养，均被拒绝，李翱亲自上山，登门问“道”，药山禅师伸出手指指上指下，李翱未懂，禅师便做了解释，听到“云在青山水在瓶”时，李翱顿悟，从此淡泊名利，修身正道。其实，世间的许多事情就是这么简单而真实，就像雨滴应数给屋檐，而钟声应敲给寺院，不同之处只在于各有其位。踏访眉山“三苏祠”大凡祠堂、故居、纪念馆，往往都从一副对联开始。三苏祠是苏洵、苏轼、苏辙父子的故居，门柱对联“北宋高文名父子，南州胜迹古祠堂”。久远的中式庭院，古木扶疏，翠竹掩映，屋宇典雅，堂廊相接。因为对苏轼父子有所了解，故而没有跟着导游小姐的脚步在亭台廊榭之间穿梭，只在大殿看了三苏父子像，然后顺着石板路悠然前行，之后便驻足在东坡盘陀塑像前。苏东坡坐于磐石上，面带微笑，三绺胡须飘洒胸前，世事的沧桑，人生的旷达，跃然眼前。我自言自语，这难道真是被他的贤内助王朝云说成“一肚子不合时宜”的苏轼？苏轼的结发妻子王弗很早就离世了，之后最懂苏轼的人应该就是王朝云了。那么她所说的“不合时宜”，究竟是什么？我猜想，莫过于从政不刻意逢源、做文不刻意收敛、为人不刻意入俗。史料记载，苏轼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旧党争，当时苏轼的政见与王安石主张的新法南辕北辙，他不去违心地支持新政也就罢了，就是保持沉默，都不愿为之，这就决定了他势必成为新党的政敌，结果自然是外遣。无独有偶，宋哲宗即位后，打压新党，旧党司马光为相，苏轼回到朝廷，可是他又对旧党压制新党的行为强烈抨击，认为是一丘之貉，朝廷依然难容，苏轼自求外调，二次上任杭州太守。后来哲宗再次起用新党，苏轼被一路南贬，经广东惠州到海南儋州，当时，流放天涯海角，仅次于满门抄斩。就这样，苏轼在遣遣返返中几乎走遍了当时的中国。太多的心结，让苏轼写下了大量诗词歌赋，可就是这些豪放不羁的诗文，却给了政敌机会，众所周知的乌台诗案后，苏轼从黄州起，一贬再贬，官职越来越小，收入微薄的苏轼，只得开垦荒坡聊补家用。至于苏轼为人处事的“不合时宜”，举一例便足以说明。当年王安石刚刚主持新政时，常常引导皇上专断，皇上因此也只信任他一人。按说，作为为官之人，对王安石紧紧趋之才是，而苏轼却偏偏相反，借着任开封府主考官的机会，出了一个题目，大意是晋武帝因为专断而平定东吴，而符坚在伐晋的时候却因为专断而灭亡，春秋时齐桓公只信任管仲而称霸，燕王哙却因为只信任子之而导致败亡，同样专断,为何有不同的结果？记得苏轼是22岁那年入仕的，同时中进士的还有弟弟苏辙，宋仁宗主持完殿试后激动地给太后说：我为子孙得了两个宰相。谁料，此后40多年间，苏轼南遣北返，起起落落，仕途蹭蹬，一生坎坷，直至徽宗继位，因文人惺惺相惜而复任朝职。可惜，苏轼在北归途中走完了他的人生……有时候也想，假如苏轼没有那么多“不合时宜”的政见想法，没有那么多“不合时宜”的才华外溢，没有那么多“不合时宜”的苏世独立，会是啥样的结局？可细细想来，莫说人生没有假如，即使有假如且假如成真，历史就不会给后世留下一个千古绝唱苏东坡。这样相比，有了那些个“不合时宜”，又有什么不好。

2015-01-16
今日去三苏祠“做客” 感受“三苏”家风家教

报纸

去三苏“家中”做客，感受传承千载的苏氏家国情怀，与三苏来一场穿越千年的邂逅！6月8日，《中国有三苏——眉山苏氏的家国情怀》主题展将在四川眉山三苏祠博物馆正式与公众见面，展览以三苏家风家教为主轴，通过室内室外联动展示，为观众打造一个表现三苏父子家国情怀的沉浸式艺术空间。昨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来到三苏祠，提前打探展览细节。一踏进式苏轩，大屏幕带来的沉浸式观感，仿佛让人梦回宋代，在三苏父子的家中及他们的精神家园徜徉。周围数十幅苏东坡画像，到底谁最接近真实的他？据介绍，本次展览由“宋代和眉州”“三苏家训、家风、家教”“三苏家国情怀”“‘家’和‘国’融合”四个部分组成。从时代士风环境的影响，到家庭家风家训的濡染，再到匡时济俗价值观的形成，最后升华为引人深思的“家国”，依次递进、层层深入，通过苏氏家族立身处世的家训、世代相传的家风、以身作则的家教，体现了三苏与社会、家国融合共生的大格局。本次展览还将现代艺术风格与三苏祠的传统古典园林相结合，建设室内室外联动展示馆，形成1500平方米现代化展厅和106亩古典园林组合的全园式展览，让观众在三苏父子的“家”感受三苏家风家教的魅力。同时，通过多媒体手段打造沉浸式数字艺术空间，激发观众观展兴趣。“这次展陈我们所选文物，不单纯是从它的用途、艺术特色等出发，会更加注重文物背后的深层意义，这样更能从文物到文化，达到透物见史、见人、见精神的目的。”眉山三苏祠博物馆馆长陈仲文介绍，此次展出文物类型多样，涵盖瓷器、陶器、金银铜器、字画、碑帖等众多文物门类。除了展出三苏祠自有的文物，此次展览还将展出来自上海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四川博物院等11家博物馆借展的一批珍贵文物，涵盖瓷器、陶器、石器、金银器、铜器、玉器、书法、绘画、古籍、碑帖等110余件（组）。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蒋麟

2023-06-08

到底了

学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