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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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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理论态度视角下杜甫诗歌英译本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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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理论是系统功能语言学体系下针对人际意义的新发展。学者们已经将评价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中,用以识别原文中的态度并鉴赏其在译文中的重建。目前,评价理论已经在新闻翻译、商务翻译和文学翻译的研究中得到应用,但将其应用于诗歌翻译中的研究还很少。所以,本文基于评价理论中的态度视角来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希望能验证评价理论在诗歌翻译中的应用性,同时为诗歌翻译的实践提供一些指导。中国古典诗歌凝结了中国人民智慧和创造力,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唐代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鼎盛时期,而杜甫又是唐代最出色的诗人之一。他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作,这些作品涵盖了丰富的主题,也寄托着诗人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很多翻译家和学者已经将杜甫的作品翻译成英文,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今天,杜甫作品的英译对传播优秀的中华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在众多的译者中,宇文所安和许渊冲是很有代表性的两位。宇文所安是美国著名汉学家,他所译的《杜甫诗》是首部杜甫诗歌的英文全译本。而许渊冲则是中国著名翻译家,他所译的《唐诗三百首（中英对照）》是广受好评的译著。因此,本文采用二者在上述两部译著中同时出现的33首杜甫诗作为研究对象,目的是为了找出两位译者在翻译态度资源上的特点,以及产生这些特点的原因。本文采用了数据分析和典型例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发现两位译者在翻译态度资源上各具特色:相比宇文所安,许渊冲对态度资源的增译、漏译和改评较多。同时,他更多地对隐含的态度资源进行显化。另外,在语言上,许渊冲也更具有创造性。而宇文所安在态度意义的表达上更贴近原文,但他最大的问题是多次无法准确理解原文的态度意义并因此导致了漏译和错译等失误。造成这些特点的原因是:首先,两者选取了不同的诗歌翻译形式。相比较于宇文所安的自由体,许渊冲选择的韵体对诗歌的格律有更高的要求。所以他经常为了押韵而改变原文的评价资源。其次,两者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许渊冲对于原文的理解要比宇文所安有优势。最后,两者对于翻译标准的看法也不一样,许渊冲认为诗歌翻译必须追求“美”,有时候为了“美”甚至可以损失一些忠实度,而宇文所安则更看重对原文的忠实度。本文通过评价理论下的态度视角对杜甫诗歌英译进行对比研究,进一步验证了评价理论对于诗歌翻译的应用性。鉴于本文所选取的研究材料还不够多,在末来的研究中,可以选取更多的杜甫诗歌来进行对比。同时,评价理论下的极差和介入系统也可以用来研究评价资源的翻译,从而更全面地展现评价意义的再现。

孙辛悦
辛词对儒家经典的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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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初为遣兴娱宾之作，内容多通俗易懂，尚无需用典。至晏欧诸公之词，才稍引用前人诗句入词。自张先至柳永，慢词兴起，词中用典逐渐增多。苏轼大量以诗为词，周邦彦亦极尽化用之能事。词中用典，发展至辛弃疾便产生了新变。稼轩用典的新变之处在于能在词中大量化用古典，其对儒家经典的化用已达出神入化之境。　　本文从三个部分探讨辛词化用儒家经典的新变。第一部分讨论的是北宋以来的词坛大家的用典概况，重点论述的是他们对儒家经典的化用。在北宋前期，以晏欧为例;北宋中期，以苏柳为例;北宋后期，则以秦观、周邦彦与贺铸为例，分别探讨各自的用典特色及化用儒家经典的情况。　　第二部分是本文探讨的重点，论析辛词对儒家经典的大量化用。首先对辛词化用儒家经典进行了具体的统计，从总体上对辛词化用儒家经典有大致的认识。然后依据辛弃疾的人生经历，将辛词对儒家经典的化用分为五个不同的时期，并加以具体分析，从内容上把握辛词对儒家经典的化用。接着探究辛词化用儒家经典的方式，按化用其意、反用其意、暗用其意、集句成词四部分，分别加以论述。辛词中大量化用儒典，其作用在于使其词言之有据，寓事于理，借典明志。　　第三部分探析辛词化用儒家经典的文化背景。时值儒学复兴、理学兴盛之际，辛弃疾又与朱熹等理学大家交好，故其词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词中大量化用儒家经典。

陈庆霞
陈师道生存状态与诗歌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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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师道是北宋诗坛著名的诗人，作为“苏门六君子”之一，和黄庭坚并称“黄陈”，在北宋中后期名噪一时，颇受景仰，在文学史上亦有着深远影响。陈师道一生精力尽于诗，专欲文章名后世。他创作诗歌不断学习前人的技巧，苦心锤炼，终于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后山体”。虽陈师道诗歌题材狭小，主要内容是写个人贫困失意的生活状况及与亲友关怀之作，但诗歌中流露的情感大多朴拙深挚，浑厚深沉。同时后山诗歌既学习黄庭坚重视技巧法度，又能在继承中创新，坚持“宁拙毋巧，宁朴毋华”的美学追求，力图矫正宋诗流弊。本文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出发，吸收前人有关陈师道及其诗歌创作的研究成果，以求展现陈师道人格魅力、北宋政治文化生态、陈诗丰富意蕴及艺术风格，同时挖掘陈师道诗歌的价值及影响。　　本文绪论部分介绍了当前陈师道及其诗歌研究现状，以及陈师道生存状态与诗歌创作研究的意义。　　文章主体部分分为四章。第一章以陈师道所处的时代背景、家世及其品格修养为切入点，在知人论世的基础上进一步探析陈师道诗歌内容较为狭窄、诗境不够开阔且常著有凄冷色调、及其瘦硬朴拙风格形成的内在及外在因素。第二章是在仔细阅读文本的基础上，总结归纳陈师道诗歌主题的分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细致划分，以求更为完整的理解陈师道诗歌内容，以及后山在诗歌中寄予的真实情感。第三章从师承关系角度来关照陈师道的诗歌创作，分析后山体所体现的独特艺术风格。第四章从陈师道在历史上的影响及后人对其褒贬评价出发，力求正确认识后山诗歌本质，揭示陈师道诗歌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赵俊娟
试论庄子对异化的批判与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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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是战国中期道家学派的重要代表，其思想主要蕴涵于《庄子》书中。庄子认为各阶层民众，为物所累，终日役役，使人丧失真性，造成人性异化，庄子对此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体现了庄子强烈的反异化思想。对庄子的反异化思想，学界也有不少学者提及，但缺乏对此问题的专门研究，而庄子反异化思想中所表达的和谐思想在现今却仍具有重要价值。因此，本文本着“以庄解庄”的态度，试图对庄子的反异化思想进行专门讨论，以揭示庄子反异化思想的现实意义，并探寻庄子超越异化的方法，以期形成对庄子反异化思想的整体了解。全文由六部分组成。引言部分，对庄子与《庄子》之书作简单界定，明确本文研究对象，对本领域研究的大致情况进行简单综述，说明本篇论文的研究意义、思考角度及要解决的问题。第一章，阐释异化概念：对异化观念由出现到形成一种哲学概念进行简单梳理，明确本文所用异化概念的含义不同于一般学术意义上的概念，将本文使用的异化概念确定在人道主义意义上，并由此联系到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也有这种异化现象。第二章，从三个方面探讨庄子对异化现象的揭露和批判：首先，庄子认为统治者实施“有为”政治，使人丧失真性，人为物役;其次，庄子认为儒家用仁义礼法来规范人、约束人，使人的真性受到束缚，造成人性异化;第三，庄子认为，对智巧之术的追逐导致世人出现机变之心，使人性异化。另外，本文在讨论庄子反异化思想的基础上，揭示了庄子的价值标准以及庄子的人格理想和社会理想。第三章，分析庄子反异化思想产生的原因：一是时代原因。战国时期，新的经济关系开始建立，加剧了春秋以来的政治角逐，专制主义制度开始初步建立，它否定了早期原始的民主和人道主义精神，加剧了人性的异化;由于政治的需要，学术环境相对宽松、思想相对自由;二是文化原因。庄子的思想有很多来源于老子，主要表现在对老子“道”之思想和自然无为之社会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三是由于庄子个人的原因。庄子家贫，生活困顿，但其性情高洁超迈，对现实政治和社会，表现出强烈逆反。第四章，探讨庄子对异化的超越：庄子认为，现实世界纷繁复杂，但却有内在的本质：“道”，人们只要达到对“道”的觉解和体悟，就能从根本上摆脱现实中的种种异化，实现超越异化后的人性复归，实现精神自由。所以，庄子在无奈的现实面前找到了一条通向光明的大道，使个体在精神上寻找自我超越的办法，使个体明于大道，在精神上进入道的境域，因此知“道”、学“道”、体“道”以至得“道”，成为庄子追求精神逍遥的不二法门。结语部分，对庄子反异化思想以及对异化的超越之法进行分析评价：一方面认为由于时代的局限，庄子的很多观点还需要进一步商榷，另一方面指出庄子的反异化思想，以正言反说的形式表达了对和谐社会的向往，其对社会的理性批判为后世提供了思想武器，其追求人格的超越，为后人提供了重视道德修养的启示。

刘晓燕
《诗经》名物的情感表现功能——以乐、酒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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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中涉及的名物分为自然名物与人工名物，自然名物即所谓鸟兽虫木等，人工名物包括车马器具、服饰、酒、酒器、乐器、食器、武器、房室等。与前者相比，后者更多展现了周王朝政治、宗教、文化等内容。其中乐、酒为中心的名物，包括乐器、酒、酒器，不仅被使用得较为频繁，而且所承担的情感内容也较为丰富，典型体现了《诗经》以名物抒情，并承担丰厚之社会文化内涵的艺术特征。故而本文对此做集中研究。　　《诗经》使用乐器名物的诗篇有21首，《诗经》中的乐器名物包括钟、鼓、缶、笙、簧、瑟、琴、磬、钲、筦、鼗、柷、箫、管、庸（镛）、埙（埙）、篪、缶、鼛、应、田、龠，共22类。《诗经》使用酒与酒器名物的诗篇有58首，酒类名物包括酒、浆、秬鬯，酒器名物包括爵、卣、弁、壶、斗、兕觥、罍、饼、鼎、斝。这些名物在承担情感表现的同时，与周王朝的礼乐文化息息相关。　　本文以文本细读法，考察这些以酒、乐为中心的名物在诗中的使用情况。一章研究了《诗经》封音乐及乐器名物的描写，主要分四个方面来论述。一是乐器名物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一是乐器名物所具有的譬喻意义，这两种功能都使得乐器名物在诗中获得了意象的功能。一是乐器名物在一般事件情境构筑中的意义，一是乐器名物在仪式场景构筑中的意义，这两方面都是为了探究乐及乐器的描写在诗歌情境创设中的功能。　　接着一章研究了《诗经》对酒与酒器名物的描写，主要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写酒与酒器出现在诗中所具有的象征、借代、譬喻等功用。第二部分探讨了诗歌中用作动词及与其相关的酒、酒器，这些饮酒行为、使酒动作所传递的主体情感，或寓说的道理。第三部分则分析了酒与酒器所构筑的宴饮仪式场景，探论其所表现的艺术功能。

杨雅君
《诗经》动物意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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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也是我们了解中国古代文化最可信赖的典籍之一。意象是诗歌的灵魂,是诗歌传情达意的媒介,因此诗的解读首先要从意象着手。动物意象在《诗经》中经常出现,鸟兽虫鱼活跃在很多动人的诗篇中。动物意象不仅承载者先民的观念内涵和情感意蕴,更以自身的形象美、动态美打动着每一位读者。本文除了引言和结语外,共分四部分。引言部分主要介绍了《诗经》动物意象的研究现状和研究方法。第一节是对《诗经》动物意象概说。内容包括目前学术界对意象概念的界定,《诗经》动物意象的生成及相关诗篇。第二节探讨动物意象的观念内涵。首先介绍了观念内涵产生的原因,进而通过分析动物意象,挖掘它们身上所折射的先民的文化观念,具体表现为图腾崇拜观念、生殖崇拜观念、祥瑞观念和比德观念。第三节论述动物意象的情感意蕴。通过对比分析的手法,分两大部分论述：其一,婚恋、相思之美,与之相对的是征夫、役人的生命困苦,并得出结论：和平与爱情才是古人乃至今人所真正需要的：其二,对有德者威仪之美的歌颂,与对道德沦丧者的辛辣嘲讽。从中可以领悟周代礼乐文化的社会属性,以及它对整个社会成员身心的沾溉和渗透,主要表现在重视德行修养、看重人格尊严方面。第四节探究动物意象的营造特点。《山海经》、《周易》、《楚辞》等早期典籍中的动物形象,往往具有浓郁的神异性、虚幻性和浪漫气息。而《诗经》中的动物意象都是诗人生活中最常见最质朴的,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形象性和生动感,这形成了《诗经》择物取象生活化的特点。《诗经》中的动物意象,除了通过作者熔铸其中的情感意蕴动人之外,它们本身还具备一种形象美,一种活泼而动人的观感价值,处处呈现为令人陶醉的感性形态,这体现了当时的人对动态美体认与追求。结语部分阐明了研究《诗经》动物意象,对解读《诗经》文本以及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学与文化的重要意义。

张守华
庄子生死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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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哲学是对人生重要问题的思考和探索,而生死问题乃是其之核心。凡真诚面对自己生命的人无不对生死问题有所思考,从而获得对生命本然意义的彻悟。在先秦诸子的生死观中,以庄子之论最为丰富和深刻。它是中国人生哲学的重要内容,它代表着当时的某种时代精神。当时,诸侯争霸,战争频繁,民不聊生。庄子继承老子之道而又“与时俱化”,认为人之死生乃“气之聚散”,它“自本自根”、“方生方死”。庄子重生而不贪生,乐死而不轻生。庄子追求全真保性,顺物安命,提倡“心斋”、“坐忘”、“见独”、“逍遥”的思想,这与儒家“未知生,焉知死”、“死生有命”等生死观颇有不同。庄子的生死观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可以说,它是中国美学史上的一朵奇葩。它消解了死亡的悲剧意识,化死亡的忧惧感为精神的至乐感。这给我们一个启示,使我们去思考、去探索如何更加理智地顺应自然,尊重规律;如何更好地珍惜生命,豁达面对人生。引言主要介绍本文选题的理由和选题的意义。通过介绍,揭示其生命哲学的地位,进而显明庄子生命哲学的意义。第一章论述庄子生死观形成的基础,尤其“道”为庄子生死观的形成奠定了哲学基础。第二章论述庄子生死观的理论观点,主要阐释其生死自然观、生死价值观以及它和儒家生死观的比较,庄子强调生死自然,这和儒家强调生死见礼的社会价值观不同。第三章论述了庄子生死观的精神超脱思想,庄子强调人应顺物安命,无用之用才是大用,这样才能达到其理想的人格境界。它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和现代价值,这是本文第四章所阐述的主要内容。通过本文,我们更好地认识庄子生命哲学的博大意蕴,为现代和未来的人们生活提供历史的借鉴。

冯登立
从译者主体性角度看《诗经》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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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博大精深,是我国古老文化传统的瑰宝,也是儒家经典之一。其英译一直是中外译者孜孜不倦的爱好。各大名家的经典译本为中华古老文化的广为传播提供了可行的途经。《诗经》的英译已经有了一百多年历史,但《诗经》英译研究迄今仍比较薄弱。国内学者由于受到了20世纪以来《诗经》文学研究传统的影响,几乎所有研究都集中到了文学问题上,尤其是诗的修辞手法等形式方面的问题,忽略了对《诗经》翻译的整体性研究。国外的研究者则只有对理雅各庞德、韦利译本的零星研究。但由于国外研究者对中华文化缺乏深刻的了解,因此他们的研究也常常不够全面。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文化导向的研究方法开始在翻译研究中运用,时至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翻译研究中“文化转向”已经形成,人们开始用更公正的态度对待翻译和译者。译者主体性的研究从被忽略到得到确认,受到西方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多元系统理论,文化研究理论,目的论,解构主义和食人主义论为译者主体性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国内方面,袁莉,许钧,陈大亮,查明建和田雨等许多学者从不同方面论证译者主体性地位和影响译文的主体性因素。本文拟从译者主体性的角度对三个《诗经》的翻译进行研究。由于译者对《诗经》的理解和翻译策略的不同必然导致译本的多样,向世人传达的文化传统的内涵也自不相同,这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诗经》译者主体性的制约,本文从译者主体性的四种因素来看译者主体性对译本的影响。通过演绎的方法用实例分析来验证译者主体性对译本施加的影响。本文研究的重点在于译者主体性的四要素——文化意识,翻译目的,翻译思想和个人因素——如何影响译者的选择。以往也有关注译者主体性的文章和论文,但大多认同译者主体性对译本有影响,对于具体如何施加影响讨论的很少。这也是本篇论文存在的原因。本文具体分析了译者主体性的四种因素,并通过对译本的分析来验证他们对译本和译者的选择施加的影响。　　本文分六个部分:首先是前言部分,简单回顾译者主体性的研究状况并对《诗经》作以简要介绍。然后是文献综述,回顾了《诗经》在西方的传播和国内外对其译本的研究。接着讨论了西方理论界对译者主体性的探讨和国内许多学者对译者主体性的研究。其次介绍译者主体性的四要素,并结合理雅各,韦利和许渊冲翻译的《诗经》中部分诗的译文,分析四种要素是如何影响译者的翻译。最后得出结论,译者主体性的各个因素的确对译本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译者主体性为同源多译本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必须承认,本文的研究非面面具到,并未覆盖到译者主体性的各个方面,同时本文提及的四种要素主要是针对《诗经》或是中国古典诗的多译本研究。

陈倩
“文气”论的渊源及其流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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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气”论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中最为重要的理论命题之一,它萌生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而后经过先秦两汉诸子对“气”含义的不断拓展,直至曹丕《典论·论文》中明确的提出“文以气为主”这一理论观点,至此开创了中国古代文论史上以气论文的先河,从此“文气”论正式从哲学领域进入到中国文学批评史领域当中。曹丕的《典论·论文》篇幅虽短小,但却涉及了广泛的文论要义。作为建安文人集团的领袖,曹丕通过“气”对诗文创作进行论述,为后世“文气”理论的进一步阐释打下了坚实的根基。南朝的刘勰在曹丕以气论文的基础上,更加深入广泛地发掘“文气”理论的内在涵义,使得“文气”论的发展经历了由初创到圆融的建构过程。而后唐代的韩愈、北宋的苏辙、元末明初的宋濂以及清代的桐城派等文论家,均在前人的理论基础上不断地开枝散叶,继续拓展发挥,促使“文气”论得到的更加精细化的发展,最终成为一个较为系统的理论范畴。本文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文气”论进行深入地探究。首先通过探究“气”字源考、“气”的哲学内涵、先秦诸子对“气”内涵的拓展以及“元气”自然论的哲学体系,追溯“文气”论的源头,理清“文气”论的理论基础,并通过分析曹丕“气之清浊有体”“引气不齐”等“文气”论的核心理论观点,解析曹丕“文气”论所蕴含的作家才性与作品风格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探究“文气”论的理论涵义。接着通过剖析历朝历代文论家对“文气”论的发展进行分析,如南北朝时期刘勰的《文心雕龙》中与“文气”相关内容的分析,揭示刘勰的“文气”论内涵,进而指出刘勰的“文气”论对曹丕“文气”论的继承与发扬,揭示刘勰“文气”论对后世“文气”论的积极发展意义;再如对唐宋时期在“文气”论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文论家的理论观点进行重点分析,通过分析唐代文论家韩愈的“气盛言宜”说的理论内涵,剖析其理论对“文气”论的深化推演,继而对北宋文论家苏辙的“文气”论进行分析,掌握其“文者气之所形”说的理论内涵,以及与韩愈等文论家“文气”论的关联性和进步性;又如通过分析明清时期“文气”论的代表作家宋濂以及清代桐城派的理论观点,剖析两个理论立场对“文气”论的创新与发展,进而指出他们对“文气”论理论体系的贡献。最后是对“文气”论理论内涵的解读,以及对“文气”论发生与流变过程的梳理,明确“文气”论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地位,进而阐释其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以及作家人格修养层面所具有的理论价值与意义。

孙喆
接受美学视角下李白诗歌中的意象翻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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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的诗歌是中国文化的宝贵遗产，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上广为流传。其诗歌的一大特色就是意象的建构。意象是构成诗歌的基本要素，也是诗歌的生命和灵魂。翻译李白诗歌再现其魅力，意象的传递是关键。传统的翻译研究着重于语言层面的转换，强调译本是否忠实于原作，却忽略了不同的读者对于同一文本的接受是有差异的。接受美学首次将研究重心由文本转向了读者，为文学作品的翻译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诗歌中的意象具有模糊性、文化专有性等特点，译者在翻译时想要既保留原诗特色又准确传达其文化内涵十分困难。本文首先从接受美学视角探讨如何实现忠实性与可理解性的统一，强调接受美学对于意象翻译的重要性。然后，对李白诗歌中的意象进行了分类，包括自然意象、社会生活意象、人类自身意象、人造物意象以及虚构意象等五种意象。最后，本文基于接受美学观点提出了四种意象翻译策略:直译、直译加注、改译和省译，并通过具体译本的对比分析证明其可行性，从而探讨不同的翻译策略在意象传达上的效果。　　基于以上研究，本文发现:在李白诗歌意象翻译过程中，上述四种翻译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译者应根据不同的情况灵活采用各种意象翻译策略:对能较好地激起目标语读者共鸣的意象，可采取直译的策略，以便有效地丰富目标语及其文化;对具有深刻文化内涵或易引起误解的意象，可采取直译加注的策略;对不能激起目标语读者共鸣的意象，可采用改译的策略，以便满足并拓宽目标语读者的期待视野;那些既不能引起读者共鸣，又对诗歌整体意义传达没有影响的意象，可采用省译的策略。总之，无论采取哪种意象翻译策略，译者都应在发挥自身主体创造性的同时，充分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从而再现李白诗歌独特魅力，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

姚文婷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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