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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宣和书谱》看宋徽宗时期的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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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和书谱》是北宋官方编撰，是著录徽宗时期御府所藏书法作品及相关书家传记的著作。本文通过对此书的成书、作者、著录情况、书学思想、价值观等方面的考证、梳理和研究，试图透视出宋徽宗时期的书学情况。文章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历史背景上考察了《宣和书谱》产生的时代因素。对于作者问题，从古代文献入手，历数元朝吴文贵说;宋蔡京、蔡卞、米芾说;宋徽宗赵佶御撰说;蔡攸编撰说;徽宗时内臣奉命编集说五种说法，并加以辨析，得出了并非出于一人之手的结论。第二部分从其著录情况看选择标准及倾向性。本文就《宣和书谱》所收书家及其作品来看，表现出著录的广泛性与对政敌排斥的杂糅现象。因此，本文着力从对普通书写者、旧党书家、新党书家和有争议书家的选择四个方面来看，揭示了其选择标准和倾向性等相关问题。著录是对既有材料的编排，那么必然有一定的选择依据和尺度，从中可以得窥《宣和书谱》成书时的某些书学思想。本文的第三部分即是谈这一问题。研究发现，《宣和书谱》评书言论实际上综合了北宋主流书法观念。这从《宣和书谱》对苏轼、黄庭坚等书学观点的引用可以看出。同时关于胸次、心画、道德人品、才学修养、自成一家等问题，也说明《宣和书谱》一书中所反映出的北宋书法主流观念。《宣和书谱》反映出的多视角的审美价值评判同样是书法批评史中的重要内容，本文的第四部分着重从“尚‘清’与飘逸、萧散”、“气”、“古”、“辨证论书”对此进行了揭示与阐发。最后探讨了《宣和书谱》的书法史观及历史价值，涉及到对汉字字体发展演变的认识和对晋唐书法的崇尚。

凌云之君
和陶《归去来兮辞》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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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陶辞是后代追和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作品的总称。宋代和陶辞作品数量极大，内容丰富，对后期和陶辞创作影响极大。北宋名人苏轼，在政治的漩涡中发现了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的独特魅力，并利用自身强大的作品阐释能力及文坛影响力创作和陶辞，拓展了陶辞的表现内容，基本确立了和陶辞的文体形式。同时苏轼向苏辙等人推广和陶辞这一极具风雅韵味的创作活动，而后，历代文人乐此不疲地和作。元代和陶辞作品数量最少，但创作者突破了和陶《辞》的创作壁垒，并再次确立了和陶辞创作的体式，而后历代和陶辞体式基本统一。明代和作者将和陶辞的社交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和陶辞在明代逐渐固定成为了一种高洁出尘的文化象征。清代和陶辞作品基本沿袭前人内容，但在题材、形式等方面均有所突破。民国和陶辞数量最大，内容最为丰富，体式最为一致，生动展示了民国文化历史。　　由苏轼发起并倡导的这一文学活动，自诞生之初就呈现出极强的包容性，无数创作者加入，共同赋予和陶辞独特的文化意义。首先，和陶辞作者们打破了创作壁垒，积极扩展陶辞文本的阐释空间，为陶辞经典化助力良多。其次，历代和陶辞作品的体式、内容等揭示出文人文体意识的不断发展。最后，和陶辞行为本身所代表的对于人生价值的认同与选择，使得历时的和陶辞作品也具有了高度的象征意义。

吴月玉
苏轼词用韵及其历史音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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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韵》中保存的隋唐官话语音系统非常完善，从它可以上推上古音，下溯近古音和现代汉语方言。宋代语音承隋唐，按向熹《简明汉语史》的分期，处于中古汉语晚期，这一时期的语音变化情况，尤其是方音体现的面貌，值得探究。　　苏轼是生活在北宋中期的诗人，作为四川眉山人，他的作品中时有提及四川方音的特别。通过苏轼的韵文，如果能从中观察到他的语音系统相较《广韵》系统的差别，便可以窥探其中反映的宋代四川的用韵状况。　　根据导师周及徐教授现在对四川语言历史研究的成果，四川话分为南路话与湖广话两大体系，以成渝方言为代表的“湖广话”是明洪武及清前期移民的结果，而岷江以西及以南地区的“南路话”是元末以前的四川本地汉语方言的后裔，如今对四川方言进行的田野调查也支撑了这个结论。从移民史上看，对四川方言具有巨大影响的移民是明清时期的移民。因此，北宋时期的四川本地方言有可能与今天四川南路话建立联系。同时，眉山恰好处于岷江流域，同一地区的彭山、眉山、夹江、丹棱、洪雅方言片正是南路话的一个分支。那么，苏轼词所反映的用韵系统便有可能与今天的彭眉夹丹洪方言片以及南路话建立联系。　　沿以上思路，本论文分为六个部分开展了以下研究:　　第一部分是绪论，对研究背景、研究思路以及研究综述做出介绍。由于文字的稳定，汉语语音的变化很晚才被人们意识到，韵文的押韵系统是了解古人语音系统的一种方式，词的口语性为探究研究对象的语音提供了可行性。对于四川语音史来说，系统反映四川方音的材料只能追溯到明代的《蜀语》，用词来研究北宋眉山人苏轼的语音，为研究四川语音史又进了一步;第二部分分析苏轼344首词，在比较《广韵》系统的基础上，进行韵字系联，归纳出词韵的17个韵部，其中阴声韵7部，阳声韵7部，入声韵3部;第三部分阐述前人研究成果《苏轼诗韵考》的分部状况并与词韵做出比较，归纳有启发性的材料并对韵部内部构成做出构想;第四部分阐述将苏轼代表的北宋四川话与今天四川方言建立联系的可行性，并比较苏轼词韵部在今天四川方言里的具体语音面貌，确认每个韵部在今天语音的发展、演变确实具有规律性和系统性;第五部分通过与今天眉山地区方言语音系统的比较，并结合《广韵》构拟音，对苏轼十七个韵部的内部语音进行构拟;第六部分是结语，归纳十七个韵部并对构拟出的62个韵母进行列表，并画出元音分布图。

王欣璐
人教版中学语文宋词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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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词在词史上处于艺术上的顶峰，是词这种体式最为成熟的发展阶段。词体倚声而作，要求作者精通音律。这种精巧严密的古典格律诗体能有如此众多的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中都属罕见的文学现象，是我国珍贵的文学遗产。但是在目前的中学课堂上，宋词的教学状况却不容乐观。中学语文教师在上宋词课时并没有教出宋词的独特性，因此学生也很难从中体会到词这种文学体裁的独特美感。语文教师如何才能在课堂上教出宋词的特点值得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要探究怎么教宋词，首先要弄清为什么要教宋词，笔者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和资料，首先重点阐明了中学宋词的教学价值，希望以此唤起语文教师对宋词教学的重视。同时聚焦课程标准中关于宋词的教学目标和考试中关于宋词的考察方向，确定当前中学宋词的教学要求。语文教材是语文教师使用频率最高的教学工具，宋词的教学大多也是依托教材进行的。通过梳理和总结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中宋词的选编情况，可以深入了解目前人教版教材中宋词选编部分的整体情况。教师若能对教材中宋词的整体编排情况有一个全局性的了解和掌握，在教学过程中就可以更轻松地对宋词教学进行整体的规划和安排。　　教师要想充分发挥宋词在教学方面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实现宋词教学的要求，必须要正视宋词教学中存在问题。研究过程中主要通过访谈和问卷调查的手段，了解到宋词教学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例如：宋词的机械背诵代替朗诵、宋词与文言文的教法类同、宋词教学中情感挖掘较浅、宋词的教学较为片面等。针对中学宋词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同时结合宋词本身所具有的特点、课程标准中相关的教学要求和人教版教材中宋词的选编情况，主要从教师的角度提出一些关于中学宋词教学的合理化建议和实用策略，如分层次朗诵宋词、设置宋词学习任务群、适时引入词人介绍、创办宋词学习公众号、充分利用词的音乐性特征等等，以期对宋词的教学有所帮助。

樊文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庄子》人际关系思想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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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作为先秦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学术史上总是不乏对其思想的研究者,尤其在当代已形成对庄子思想的研究热潮。但由于儒家思想对调整和规范人际关系始终产生着重要影响,而且庄子在人际关系思想方面并未作出系统的阐述,因而时至今日学界对庄子人际关系思想方面的研究甚少。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体制的不断变革,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有了新的变化,呈现出了新的特点。本文从人际关系的视角出发,以“道”为指引,分析了《庄子》人际关系思想的理论要义,以期寻求构建人际和谐的新途径。与儒家处理人际关系的视角不同,《庄子》的人际关系思想并没有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出发,而主要是从个体生命的角度出发。也就是说,《庄子》人际关系思想的重点并不在于社会道德的规范,而在于个体生命的存在。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传统礼乐的崩坏,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人世险恶,人性扭曲,处于社会中的每个个体如何自处,如何与他人相处,如何在乱世中保全性命?成为庄子关心的话题,并针对此提出了一套自己的人际关系主张。《庄子》认为理想人际关系思想的构建要顺“道”而为,其人我关系思想都体现在他的“道”论之中,即在“以道观之”的视域下把握人我关系。首先,“道”是《庄子》哲学思想中一以贯之的核心概念,在其看来,理想的人际关系便是“相忘于江湖”,忘乎于道,以“道”为准则来处理人际关系问题,人在大道中相互忘怀,是希望人人都能顺道而为,大家共处于天地之间,和谐融乐;其次,《庄子》认为人我之间的冲突和纠纷起于是非之争,因而提出要齐同是非,以消解人我纷争;第三,《庄子》认为人性原本素朴,因而呼吁回归素朴人性,复归于道,独立忘心,以实现人际关系的质朴无华;最后,《庄子》主张人要追求与道同体的逍遥游境界,人际关系不为外物所役。要之,《庄子》人际关系思想关注人的精神自由与人我和谐,这对我国当前突出强调人民群众精神需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杨如钰
关于《洞察易经的奥秘—易经的管理智慧》汉韩翻译实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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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感到困惑时,会来找周易。因为周易统筹管理着东方哲学的精髓与本质,无论在东西方,她都是处世之道的指路标。这不仅在此书撰写当时,在现在也是如此。周易长期被人们所爱戴的最大原因是,她不仅流水般自然,而且蕴含着天下运行的法则。此报告书讲论了,被称为“中国式经营之父”-曾仕强教授的《洞察易经的奥秘-易经的管理智慧》的中韩翻译项目。此书分为8章,还无韩语译文,笔者翻译此书的第6、7、8章的内容,原文字数达约49091字,译文字数达72365字。译前通过收集资料和译前分析,提高了对此书的理解,除此之外的各种翻译实践也为此次翻译作品打好了坚定的基础。此报告书主要分析了在翻译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和难点,主要在职称翻译、熟语翻译、汉字词翻译、周易原文翻译、句子翻译等方面遇到了困难,为确保翻译的准确性和流畅性,运用了直译、意译、语序变动等多种翻译技巧。通过此次翻译实践,可确定翻译不仅是单纯的语言上的转换,更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和对专业领域的全方面的理解,并且更一层提高了笔者作为翻译人员的素质和修养,为笔者确定了今后在该领域的方向与目标。

李艺宏
《史记》对《儒林外史》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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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自成书以来,就在文坛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从文学研究的角度看,《史记》与我国古典小说关系极为密切。它不仅是我国古典小说产生的主要渊源之一,而且在古典小说文体的生成、发展、人物塑造手法和叙事技巧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代杰出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在很多方面都深受《史记》的影响,其原因在于两部宏伟巨著从创作背景到创作理念都具有相似性和典型性。《史记》秉笔直书的史传传统在《儒林外史》中得到了创造性的继承与发展,它积极助推了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走向了创作的成功,彰显了《史记》的文学典范作用。本文以此为切入点,从《史记》的创作缘由、创作思想、艺术手法三个方面探究了《史记》对《儒林外史》的影响。笔者竭尽全力收集资料,在各方大家对两部宏伟巨著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以新的视角与思路,为“史记学”的影响史研究略尽绵薄之力。本文正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史记》创作缘由对《儒林外史》的影响,设置了三个小节的内容,即以家学为宗,创作渊源相似;以儒为道,思想共鸣生发;以友人为镜,治史思想的浸染。第二部分论述《史记》创作思想对《儒林外史》的影响,主要围绕客观求实、尚奇求曲、通达古今、发愤著述四个方面进行论证。第三部论述《史记》的艺术手法对《儒林外史》的影响,主要从情节设计、人物塑造手法及叙事手法几个方面论及《史记》对《儒林外史》产生的深远影响。

孙连云
《论语》关键字的解读及其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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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项跨文化的交际活动，翻译在促进文化交流方面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自《论语》的第一个拉丁语译本于1687年问世以来，至今已有300多年的时间了。随后，众多的英译本和各种语言的译本逐渐问世，当中也包括一些法语译本。以这些法译本为基础，本文试图探讨《论语》中关键字的解读和翻译，及其在翻译过程中应用的方法等。　　《论语》是一本在国内外都有其重要影响的优秀著作，其翻译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论语》中有大量的负载着中华文化的关键字。由于文化和语言的差异，某些关键字在翻译过程中是无法做到一一对应的。一些表面上看上去对等的翻译，其实在翻译过程中已经失去了源语言的很多特点。根据不同的语境，一些译者对《论语》中同一个关键字作出了不同的翻译。很多学者已经对《论语》的英译本质量或者不同英译本间的比较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本文在不同版本的法译本《论语》的基础上，把重点放在对《论语》中关键字的理解和翻译上。本文分为以下三章：　　第一章简要介绍《论语》的性质和风格，讨论影响解读《论语》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语境、参照他人注释和互文性。　　第二章分析了“仁”、“礼”、“德”和“天”等关键字的理解问题。笔者分别从关键字的性质和这些关键字不同的翻译来解读其正确的含义。　　在第三章中，主要讨论法译本《论语》的翻译。这一章介绍了为了获得一个好的译本所应遵循的两个原则：忠实性原则和可读性原则。在这章中，还简要地总结在翻译过程中所采取的加注、直译、音译、意译等方法。　　在全球化的今天，在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保存中国文化的完整性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此，本文旨在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以期最大限度地传播中华文化。笔者认为，在翻译过程中，应该要尊重源语言文化。对于目的语中文化缺失部分，译者应该有创造性以弥补文化的流失。这样，一方面可以帮助目的语的读者能更好地理解，另一方面，可以助于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互补。

薛巧钰
马和之绘画研究 ——以《后赤壁赋图》、《诗经图》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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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马和之,以《后赤壁赋图》及《诗经图》系列作品名于后世。其作品格调高古雅致别开生面,创中国传统绘画十八描中“蚂蟥描”技法,且作品意境悠远呈现出如《诗经》自然天真之韵致,形成了独特的个人风貌。关于马和之作品本身的研究历代不多见,近代以来以顾平安为代表的学者开始对马和之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但主要涉及的问题在其作品真伪、出生年代、以及身份等有关问题的考证。对于其作品本身多是在前人的观点上捎带讨论,对其师承脉络、创新成就等问题的系统性梳理和探讨较少。本文是关于马和之作品《后赤壁赋图》和《诗经图》就以上问题的研究。本文以作品为切入点,以史籍、近代研究成果中较为可靠的著述为参照,以相关学科资料为辅助,来探讨马和之绘画的继承与创新问题。从而厘清源流,更全面的探讨马和之传承脉络与艺术创新上成就。

张泽端
论《诗经》中的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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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自古“尚玉”。古人不仅认识到了玉质地细腻坚硬、色泽凝润等物理特性，还赋予玉一些特定的社会文化内涵。玉被广泛运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作为反映我国先民社会面貌的重要文献资料，里面也有许多古人用玉的描述，对其加以分析，一定意义上也可揭示古人的用于习俗及文化。目前，《诗经》作品中蕴有的玉文化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有进一步深化的必要，而且从此角度对《诗经》进行观照是有较强的可写性的。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广泛搜集相关的文献资料，结合最新的考古发现成果，以《诗经》中提及的“玉”的不同功能和用途为标准，对其进行较为合理的分类，并以此分类法为基础探究其文化背景及蕴含的文化信息。本文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论述玉作礼器及其文化内涵。玉作礼器是指玉器在祭祀、朝会、军事、外交等多种活动中的使用，《诗经》中涉及到的玉礼器主要有圭、璋、璧、瓒等。玉这一用途的产生，除与本身的一些独特属性有关外，与中国古代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特点及古人的思维是密不可分的。玉质礼器的使用现象背后也蕴含着中国西周社会重礼乐文明且等级制度森严等文化信息。第二章主要论述玉作饰物及其文化内涵。据笔者统计，《诗经》中提及的玉饰物约有14种，玉是《诗经》中提及最多的饰物。古人佩玉一是基于通神灵、避邪趋利、延寿考的巫术心理，二是为求美观，同时所佩玉器在质地、形制、数量等方面的不同也是佩戴者身份、地位和财富的象征。第三章主要论述玉作赠物及其文化内涵。《诗经》中既有恋人、夫妻、亲戚之间赠玉的描写，也有诸侯赠玉、臣献玉于王、王赠玉于臣的描写。古人视玉为有灵气的珍贵之物，通过赠玉以鉴证内心情感的真诚，同时对于一些阶层而言，接受赠玉也意味着权力的授予与臣属关系的确立。第四章主要论述玉含有的比喻象征义及其文化内涵。玉色泽、质地等方面的特性能给人审美的愉悦，随着思维的发展，古人逐渐用玉代表美好的事物。玉的自然属性亦被抽象化、人格化，古人将玉赋予精神层面的含义。不仅美好的玉器含有了比喻象征含义，而且玉器一些方面的特性也被赋予了深层美好的意味。

亓风清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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