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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自然观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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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赓扬“自然国学”是一新兴的学术领域,其使命在于发掘中国传统文化在自然和科学技术方面的历史遗产,为科学前沿的突破和科技创新注入思想营养。当我们从“自然国学”的角度研读北宋文豪苏轼的著述时,发现苏轼的自然观是“自然国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苏轼自然观的精髓自然观是人类对宇宙、大自然本质及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宇宙、大自然,虽是客观存在,但因人之主观条件不同,认知结果也就不同。苏轼名篇《日喻》非常形象地说明了这一道理:生来目盲者不知太阳是什么样子,而听人描述则常会误解。苏轼用这个寓言告诉人们:“道之难见也,甚于日!”那么如何见“道”呢?苏轼说:“道可致而不可求。”以游泳为例,只有下水实践才能掌握游泳真本领,这是“致道”；而只问人如何游泳却从不下水,那是“求道”(空谈)。苏轼是“致道者”。华夏民族在远古时期,与原始神话、原始巫术、原始宗教产生的同时,形成了直观朴素的自然观。《周易》记载,华夏民族传说中的先祖伏羲“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伏羲观察、认识天地万物的方法,实质就是“师法自然”,所形成的自然观不言自明。华夏民族远古直观朴素的自然观,认为宇宙形成和发展的模式是:混沌状态→天地初开→万物萌生。如老子所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宇宙形成和发展的动力何来?华夏民族远古自然观认为是“阴阳”:“《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同上书)这是对宇宙发展动力的一种摹写:太极→两仪(阴阳)→四象(太阳、太阴、少阴、少阳)→八卦(乾、坤、震、巽、坎、离、艮、兑)。用现代哲学语汇可解释为三次“一分为二”。苏轼在继承华夏远古自然观的基础上,将宇宙形成和发展、宇宙形成和发展的动力、宇宙的客观性等自然观的基本问题,讲得更加清楚明确。他写的《喜雨亭记》,记述因春旱下了透雨,扶风(今属陕西)官民相庆,便以“喜雨”命名官舍的凉亭。文末他提出一个涉及自然观的问题:“一雨三日,繄(yī,义为“是”)谁之力?”他说:民众说是州太守,太守不认可；归功于皇帝,皇帝说不是这样；归功于造物主,造物主不居功而归功于太空；太空高渺幽远,不可得知其名。苏轼说太守、皇帝等不是造雨者,造雨者是不可得知其名的“太空”!这就否定了造物主是万物的创造者,而肯定“太空”创造了万物,这样的“太空”显然就是传统自然观中的“太极”。宋人记载了一些有趣的故事,从另一侧面反映出苏轼不信鬼神、不信邪,坚持以质朴的自然观看待天气突变或奇异现象,无所畏惧地破除凡俗迷信。李廌(zhì)所著《济南先生师友谈记》中说,苏轼由陕西凤翔赴汴梁(今河南开封)上任的路上途经华山,一个随行的兵卒突然发狂,当地人都说这是因为触怒山神所致,请苏轼向山神祈祷。苏轼进了山神祠,却严词斥责山神不去惩罚为非作歹的权贵富豪,而施威于并无大错的小卒。出了山神祠,狂风怒吼,飞沙走石。有人劝苏轼赶快向山神谢罪,苏轼义无反顾,果决前行。走了一阵子,风竟然停了。传闻不尽可信,苏轼写的一首诗则是最好的例证,证明他对天道自然不以人之主观意愿为转移的认识非常明确。七言诗《泗州僧伽塔》叙述了苏轼任知州调任履新,坐船途中,遇到沙尘逆风,三天不能行进。苏轼遵从船夫建议,上岸在佛塔前祈祷。果然十分灵验,逆风很快变为顺风。就在大家欣喜时,苏轼却是另一番思考:“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是呀,耕田后下雨才好播种,而收割庄稼需要晴天；风向改变了,离去的顺风遂意,前来的因逆风生怨。所以,“若使人人祷辄遂,造物应须日千变。”显然“造物”不能使人人满意,更不能一日千变。天道自然,自然而然,它给人类造成的吉凶祸福迥异,具有相对性。苏轼的学术著作《东坡易传》以更为清晰严谨的古代哲学术语阐发了“师法自然”的观点。他在解释乾卦《文言》的一句话时说,“阴阳和而万物生”。意思是,阴阳和合而万物萌生。这给“造物”作了一个明确的注解,所谓“造物”就是“阴阳”,是阴阳创造了宇宙,创造了大自然。按照苏轼所说,人类也是阴阳和合而生生不已的。那么作为大自然之子的人类应当怎样处理自身与自身以外“万物”的关系呢?他说:“乾坤惟无心故一。一故有信,信故物知之也易,而从之也不难。”苏轼举日月运行、四时交替为例,证明天道无为而有常。因此,师法自然实质是正确认识并遵循天道自然的规律。苏轼还注意到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他强调“循万物之理,无往而不自得,谓之顺。”正确认识并遵循天道自然的规律办事,就能做到天人和谐；认识有偏差谬误,行事违背自然规律,一定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苏轼自然观包含十分精彩的辩证思维,这当然也是精华。师法自然,正确认识天道自然,遵循自然规律处理天人关系,始终是苏轼自然观的基点,是苏轼自然观的精髓。苏轼师法自然的实践苏轼自然观的精髓——师法自然,生动地体现在他一生的各方面实践之中。苏轼经常从大自然的景物中感悟人生。他看到大雁落在雪地上留下爪印,便慨叹人生短促:“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和子由渑池怀旧》)但他并不消极。当谪居黄州(今湖北黄冈)看到溪水西流和一派勃勃生机,即景抒怀:“谁道人生无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他不喜欢“黄鸡催晓”“白日催年”这样悲催的论调。苏轼能够看轻权势名利,词作《行香子·过七里濑(lài)》描写富春江两岸“重重似画,曲曲如屏”,他深思:功业如梦,留下的是空名,只有青山是常在的!谪贬海南,九死一生,但他仍然开朗乐观,从大自然和民间汲取人生乐趣。苏轼还认为,人生必须注重学习,他的《稼说》以稼穑为喻,说明必须按学习规律进行学习。他既善于学习书本知识,也善于学习实践知识,在《石钟山记》纠正了前人记载的错误,找到了石钟山命名的真实原因。他告诫人们,不应“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经过客观实际检验的知识才是可信的。近千年前,苏轼对于保护自然环境、保护自然资源就有明确的认识。他认为,人的物质欲望无穷,而自然资源有限(《超然台记》)。那怎么解决这一天人之际的基本矛盾呢?只有爱物节用,人类才能长久生存。苏轼身体力行,养成了简朴的生活习惯:他爱吃“三白饭”(“白米、白盐、白萝卜”),不但不羡慕而且鄙视奢侈的生活,还将杭州官场宴饮酬酢称之为“酒食地狱”；在密州(今山东诸城)虽为长官,伙食却十分粗劣,有时以野菜充饥；十年贬谪,生活更加艰苦。苏轼保护环境最突出的行动是植树种花,他一生种松达数万株,且撰写《种松法》,系统总结按松树习性和生长规律来种松的经验。苏轼是诗文书画大家,创作灵感从何处来?《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诗中,苏轼直言自己是从大自然获得的灵感:他游山看景,到家后恍惚如梦,便火速作诗,唯恐情景消失,难再描摹。苏轼在《自评文》中讲述创作经验:“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随物赋形”是苏轼的创作秘诀,《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更形象地显示了苏轼“师法自然”的美学思想和创作理论。文中描述灵感来时如电光石火,迅疾抓住,才能传神。公元1077年7月,黄河洪水自澶渊(今河南濮阳)决口,一下子吞噬了东至巨野(属山东),北至济南,南至徐州广袤的平原,摧城毁乡,人尽成鱼鳖。唯有徐州在即将漫灌的危急情况下保住了城垣,还救起不少漂流而下的灾民。当时在徐州指挥抗洪的太守就是苏轼。水灾面前,他身先士卒,现场指挥,数过家门不入,有效地动员组织军民齐心抗洪,这是取得抗洪胜利的根本原因。另一个同等重要原因是苏轼的决策科学。苏轼对水的性质认识深刻,他在《东坡易传》中解释“习坎”的卦辞,指出水“因物以为形”,“所遇有难易,然而未尝不志于行者”。水的流动性,使水既可流至湖海,也可冲决堤坝。他的决策是,洪水未到时先疏通河道,洪水来临时全力加高加固堤坝城垣。疏导和拦截这两手奏效,才制服了洪水。这是师法自然抗御灾害的成功范例。苏轼是个有战略眼光的官员。他第一次在杭州任职时曾负责疏浚六井,当时就产生了根治杭州水系的想法。后来出任杭州主官,在广泛征求民意的基础上,与幕僚、专家反复研讨并实地勘察,形成了科学的综合治理方案。于是组织民工、兵卒协力奋战,他每日必到工地督促检查,很快就完成了这项遗泽于今的综合治水工程。这项工程解决了杭州水系三大矛盾:一、通航与防潮的矛盾。当西湖淤塞失去调节运河水量的作用后,运河水位过低,苦咸的海水就会倒灌,浸入六井。建闸使海水不能倒灌,而开挖西湖加大容量,恢复西湖调节运河水位的功能,使运河通航和六井水质都有了保障。二、保护水源与发展生产的矛盾。他在西湖修建长堤,将湖体分为两部分。内湖涵养水源,严禁开发。外湖岸下出租给农民,允许种植菱荇等水生作物,收缴的租金用于维修湖体和堤岸。三、水建工程与保护环境的矛盾。在筑堤的同时,就着手绿化。据记载,“堤成,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图画”。苏轼留给后人的是靓丽的风景!自觉地将保护生态平衡的思想贯彻于水利工程建设,自苏轼始。此外,苏轼还非常关注民生。在谪贬岭南的路上,看当地农民双腿泡在水里弯腰插秧,他便趁机推广先进农具插秧马。农夫骑跨在木制秧马脊背上,跳跃前进,取系在秧马头部的秧苗插于水田。秧马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插秧效率。苏轼特地写成《秧马歌》,以便传播。他的故乡四川眉山,远离海洋,幸有井盐能够提供食用。但盐井很深,提取卤水不易,他从冶铁的风箱得到启发,想到启闭不停的风箱阀门,也可用于提水,终于破解了《汉书》记载而被唐人误读的“水鞴bèi”,用熟皮作阀门的大竹筒一次可提取盐卤数斗。《东坡志林》记载了这项技术革新。又据《游博罗香积寺》诗前的引序中说,根据寺旁的地形与溪流,他建议修建水碓磨,利用水力舂米磨面,比人力快多了。上述新技术设备的应用,充分利用了自然的、物理的、机械的各种特性,所遵循的也是师法自然的思想。苏轼对师法自然的继承与更新苏轼“师法自然”的思想,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源于儒家、道家和佛教,但他不是简单地拿来,而是有取有舍,融会贯通,与时俱进,有所创新。苏轼自幼受到的是儒家传统教育。他一生沿着“修身、齐家、治国”的人生道路前行,本着“格物致知”“止于至善”的原则做人治学,本着“以人为本”和“以民为本”的宗旨做官办事。因此,他的人生态度总是积极向上的。顺境时能够“慎独”,逆境时也从未真的追求出世。在自然观方面,孔子是“不语怪力乱神”的,孔子还说“未能知生,焉能知死。”苏轼则从另一个角度对鬼神、生死进行过深入的思考。他认为:“相因而有,谓之生生。夫苟不生,则无得无丧,无吉无凶”(《东坡易传》)。既有了生生不已,就有了与之相对的死灭消亡。怎样才能彻悟生死呢?苏轼说:“所以与天地准者,以能知幽明(“幽明”指阴间和阳间)之故、死生之说、鬼神之情状也。”(同上)这里“死生之说”是关键词,因为有生死,才有“幽明之故”、“鬼神之情状”。而“人所以不知生死之说者,骇之耳!故原始反终者,使之了然而不骇也”(同上)。生死不过是来自自然、回归自然的过程,懂得了这个道理,也就能消除对“死生之说”“幽明之故”“鬼神之情状”的认识之“蔽”。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各种关于阴间阳间、鬼神仙灵的迷信说法。苏轼的启蒙老师是个道士,他自幼即受道家影响,“师法自然”的思想直接来自道家。老子所谓“道法自然”,指“道法”自然而然。“师法自然”的命题直到东汉思想家反对谶纬、灵异迷信时才形成。苏轼在《上清储祥宫碑》文中评说道家,“本出于黄帝、老子。其道以清净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以慈俭不争为行,合于《周易》‘何思何虑’、《论语》‘仁者静寿’之说,如是而已。”苏轼崇尚道家,但从不接受老庄的“绝圣去智”“使民无知无欲”、“巧者劳而知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那一套消极遁世的思想。相反,在他处境非常艰难的时候,还尽力为老百姓做好事,如捐助修桥、施医舍药、题诗写字、破除迷信。他总是有所作为。北宋佛教盛行,苏轼也好“参禅悟道”,即研习中国化、哲理化的禅宗佛教。他主要吸收了禅宗关于“众生平等”、“真性不妄”以及因明逻辑方面的思想。苏轼说,“真即是佛,不妄即是天”(《东坡志林》)。这与“师法自然”的思想完全一致。他认为佛教“天堂地狱”“六道轮回”等说法,是劝人向善“行方便(使用通俗的比喻或寓言来弘扬佛法)”,并不具有真实性。这可以从他离经叛道,喝酒吃肉,甚至容忍“呵祖骂佛”的行为看出来,更从他临终表现显示出来。苏轼的绝笔诗是《答径山琳长老》,其后四句写道:“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平生笑罗什,神咒真浪出!”鸠摩罗什是南北朝时的译经大师,他病危时曾让弟子反复念诵西域神咒,以求免死。苏轼嘲笑这是浮浪举动。有生就有死,珍惜生命,死去坦然,这就是苏轼的生死观。综上所述,苏轼吸收了儒道佛的合理内核,但摒除其谬误或陈旧的内容,而结合实际,融会贯通。在融通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他对“师法自然”的命题有深刻而又新颖的理解,《解》文中指出:“自然而然者,天地且不能知,而圣人岂得与于其间而制其予夺哉!”自然而然的事物,天地尚且不能知晓,圣人怎么能参与其中并控制给予或剥夺呢!这就说,从来就没有人格化的天地、造物主,圣人也不能依主观意志控制自然事物而生杀予夺。一句话,宇宙的客观存在、大自然的客观存在,依其自然而然的规律变化发展,并不以任何主观意志为转移!这对老子的“道法自然”提法,有充实,有发展。有人可能要诘问,上古大禹治水,北宋苏轼抗洪,不都是参与自然而然的事物并控制它而造福于人的吗?其实,这是充分认识自然而然事物的性质,充分利用自然而然事物的变化规律,趋利避害而已,绝对不是改变了自然而然事物的性质及其变化规律。试问,水,包括洪水,如果没有流动的特性,疏导或拦截能成功吗?当然,充分认识自然而然事物的性质,充分利用自然而然事物的变化规律,趋利避害,也应充分肯定人之主观能动作用。用苏轼的话来说就是,“察消长之往来,辨利害于疑似”(《谢宣谕劄子》)。“圣人不能为时,亦不失时。”(《东坡志林》)。苏轼将“师法自然”的观念更新发展到这一步,在东西方游荡着神祗幽灵的中世纪,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曾在齐鲁大地生活过、工作过的苏轼,应享有世界文化名人的殊荣!

2014-08-21
知君心似后凋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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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军文图精金美玉熙宁五年（1072年），苏东坡访御史中丞孙觉，看到一卷诗文，惊其超逸绝尘，“以为非今世之人也”！孙觉说，是自己的女婿黄庭坚，请苏轼为其扬名。苏轼大笑：“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将逃名而不可得，何须扬名？”元丰元年（1078年），黄庭坚写信，称自己“齿少且贱”，于苏轼虽“尝望见眉宇于众人之中，而终不得备使令于前后”，钦慕之情，溢于言表。并附古诗二首。其一云：“江梅有佳实，托根桃李场。桃李终不言，朝露借恩光。孤芳忌皎洁，冰雪空自香?”苏轼《答黄鲁直》云：“我一直诚恐不能与君结交，而君今日不惜辱没才华，如此礼待我，喜愧之怀，殆不可胜。”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黄庭坚虽然与苏轼未曾谋面，但与其酬来唱往，被罚了二十斤铜。元丰八年（1086年），宋神宗去世。新党失势，司马光回朝执政，黄庭坚和苏东坡相继入京为官。黄庭坚以一洮河石砚为礼，拜苏东坡为师。苏东坡高兴极了，在砚台上刻铭：“洗之砺，发金铁。琢而泓，坚密泽。郡洮岷，至中国。弃矛剑，参笔墨。岁丙寅，斗东北。归予者，黄鲁直。”黄庭坚称老师：“文似离骚经，诗窥关雎乱。贱生恨学晚，未曾奉巾盥。”苏东坡说：“我今独何幸，文字厌奇玩。又得天下才，相从百忧散。”苏东坡给皇帝上书，举黄庭坚代自己为翰林，云：“蒙恩除臣翰林学士，伏见某官黄某，孝友之行追配古人，瑰玮之文妙绝当世，举以自代，实允公议。”二人亦师亦友，讲道论艺，十分投机，又不留情面。《苕溪渔隐丛话》载：东坡尝云：“黄鲁直诗文如蝤蛑江珧柱，格韵高绝，盘餐尽废，然不可多食，多食则发风动气。”山谷亦云：“盖有文章妙一世，而诗句不逮古人者。”盖指东坡而言也。东坡题鲁直诗云：“每见鲁直诗，未尝不绝倒。然此卷语妙甚，殆非悠悠者可识，能绝倒者，已是可人。”苏东坡甚至仿黄作诗。黄庭坚连忙声明：“子瞻诗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坚体’，盖退之戏效孟郊、樊宗师之比，以文滑稽耳。”并和诗云：“我诗如曹郐，浅陋不成邦。公如大国楚，吞五湖三江。”《独醒杂志》载：东坡尝与山谷论书。东坡曰：“鲁直近字虽清劲，而笔势有时太瘦，几如树梢挂蛇。”山谷曰：“公之字固不敢轻议，然间觉褊浅，亦甚似石压蛤蟆。”二公大笑，以为深中其病。黄庭坚将老师的书法推为“天下第一”：“东坡居士极不惜书，然不可乞。有乞书者，正色责之，或终不与一字。元祐中，锁试礼部，每来见过案上纸，不择精粗，书遍乃已。性喜酒，然不能四五龠已烂醉。不辞谢而就卧，鼻鼾如雷。少焉苏醒，落笔如风雨，虽谑弄皆有意味，真神仙中人！此岂与今世翰墨之士争衡哉？”苏黄同在京师三年有余，酬唱赠答达百篇之多。后东坡出知杭州，遂无诗伴。而山谷常苦眩冒，母夫人病重乃至辞世，此数年之间作诗绝少。黄某清才黄庭坚与王安石同乡，小二十四岁。从诗人气质上讲，东坡写诗，自由挥洒之处如李太白。黄庭坚更接近王安石，强调老杜诗法，“以刻镂绘画为之容”。黄庭坚进士及第，在汝州任叶县尉，曾作《新寨》诗，有“俗学近知回首晚，病身全觉折腰难”之句。传至都城，王安石读了，击节称叹。王安石主政期间，天下士子纷纷奔走王门。王安石的儿子王雱，才华横溢，志存高远，二十岁前就已著书数万言。国子监范镗为讨好宰相，献诗云：“文章双孔子，术业两周公。”王安石好不得意：“此人知我父子！”黄庭坚不屑为之。王安石反倒欣赏：“黄某清才，非奔走俗吏。”王安石过世后，旧党异口同声，全盘否定王安石的新学，甚至王氏门生也落井下石。黄庭坚却说：“荆公六艺学，妙处端不朽！”对王安石的人品，黄庭坚也由衷敬佩：“余尝熟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上天难欺“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是后蜀皇帝孟昶《戒石铭》中的四句，黄庭坚勒石官衙，时时自警。黄庭坚先后在汝州叶县、吉州太和县、德州德平镇任地方小官。德州通判是赵明诚的父亲赵挺之，推行新法“市易法”。黄庭坚认为，“镇小民贫，不堪诛求，若行市易，必致星散”，坚决反对。黄庭坚为著作郎，负责撰修《神宗实录》。元祐八年（1093年），哲宗亲政。章惇、蔡卞等新党主政，黄庭坚被划入元祐一党。蔡卞从《神宗实录》里搜罗出了千余条内容，定黄庭坚“谤君之罪”。其中，“铁龙爪治河，有同儿戏”一句，成了首要的问题。神宗己亥年间，王安石令工部官员用铁数斤打造成龙爪形，用绳子系在船尾拖着，顺流而下，以求疏通泥沙。纯属劳民伤财的虚妄工程。黄庭坚直言不讳，写入实录中。面对审讯，黄庭坚严正申明：“庭坚当时在北都做官，曾亲眼看到这件事，当时的确如同儿戏。”蔡卞无理取闹：“龙是皇帝，难道天子之爪是儿戏？”黄庭坚因此被贬为涪州别驾、黔州安置，后又移至更加偏远的戎州。诏书下达，“左右或泣，公色自若，投床大鼾，即日上道。君子是以知公不以得丧休戚芥蒂其中也”。友人问：“黔州乃是蛮荒之地，少有人烟，凡遭贬此地者，皆水土不服，不病即亡，你不仅不担心，还很高兴，是什么原因？”黄庭坚说：“四海之内，皆为兄弟，浮生若梦，来去无迹，凡有日月星辰明耀之地，无处不可寄此一生，又有何忧？”须发皆白此时苏东坡也一贬再贬。临行前，约黄庭坚在鄱阳湖相会三日，孰料成为永别。东坡到了惠州，得知黄庭坚还在谪途之中，牵挂萦怀：“即日想已达黔中，不审起居何如？风土何似？……闻行囊无一钱，途中颇有知义者，能相济否？……隔绝，书问难继，惟倍祝保爱。”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哲宗去世，徽宗赵佶即位，暂由向太后执政，诏复苏东坡、黄庭坚等人。次年四月，黄庭坚返至荆州，在承天寺观阅东坡《和陶诗卷》，叹息弥日，写诗云：“东坡谪岭南，时宰欲杀之。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黄庭坚背生痈疽，病了二十余日。起床，写了这卷荡气回肠的《经伏波神祠》：“五月乙亥，荆州沙尾水涨一丈，堤上泥深一尺，山谷老人病起，须发尽白。”黄庭坚自称：“往时王定国尝道余书不工，余未尝心服。由今日观之，定国之言，诚为不谬。盖用笔不知擒纵，故字中无笔耳。字中有笔，如禅家句中有眼，非深解宗趣，岂易言哉？”盖“字中有笔”，乃黄庭坚将浓烈的忧国爱民之心注入笔墨之中者，文徵明称为“雄伟绝伦”。七月，苏轼仙逝于归途。黄庭坚闻讯，无限悲痛，悬像室中，奉之终身。《邵氏闻见后录》载：“赵肯堂亲见晚年悬东坡像于室中，每早作衣冠，荐香肃揖甚敬。或以同时声名相上下为问，则离席惊避曰：‘庭坚望东坡门，弟子耳，安敢失其叙哉！’”笑逝雨中还没等黄庭坚回过神来，又一轮残酷的政治迫害开始了。崇宁元年(1102年)，徽宗亲政，蔡京擅权，又兴党祸。四月，赵佶下诏销毁三苏、秦观和黄庭坚的文集。在各地立“元祐奸党碑”，苏黄都在其中。担任副宰相的赵挺之，假公营报私怨，诬告他“幸灾谤国”。黄庭坚任太平州知州才九天，就被撤销一切职务，流放宜州。年近六旬的黄庭坚，笑呵呵地安慰家人：“你们都放心吧！我早在熙宁年间，就有鬼怪来送梦，提醒我会被贬宜州。宜州者，所以宜于人也；鬼怪之言，岂欺我哉！”到了宜州，遭官吏刁难，竟租不到房子。搬进寺庙，又被人驱赶了出来，只好流落街头。好不容易才在城头寻觅到一间破败阁楼，算是有了栖身之地。阁楼狭窄、闷热、潮湿，黄庭坚读书赋诗，自得其乐。求书之人络绎不绝，黄庭坚有求必应。崇宁四年（1105年）九月三十日，宜州下了一场小雨，天气凉爽了许多。黄庭坚叫来好友范信中，喝了几两小酒。他坐在小凳上，挽起裤子，脱掉鞋子，把双足伸到屋檐外接清凉的雨珠，回头兴奋地说：“信中，信中，吾平生无此快也！”不一会儿，黄庭坚闭上了眼睛。

2016-09-07
从“乌台诗案”初识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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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四川省人民艺术剧院创作的话剧《苏东坡》，在全国开展了一轮巡回演出。最近有报道，经过精心打磨后，该剧又在成都闪亮登场。我想，这部剧迟早会来绵阳上演。我是崇拜苏东坡的，他天赋异禀、人生经历曲折坎坷，更是北宋一代文宗，著作很多，史论、政论、诗词……汇存《东坡文集》110多卷。在苏东坡一辈子中，“乌台诗案”算得上人生的转折点，我就简要介绍“乌台诗案”，带大家初识这位四川出生的大文豪。苏东坡嘉祐二年（1057年）中进士，官至翰林学士、礼部尚书。“乌台诗案”是他的倒霉事，乌台，指当时的御史台，惹祸的诗主要是一首《塔前古桧》，诗原文如下：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云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桧树是一种高大的常绿乔木，苏东坡借古桧抒怀，□“凛然相对”“直干凌云”、表严泽铣明自己挺拔不屈的品格；“无曲处”“蛰龙知”，坦言自己的心（声。这是苏东坡的真实写绵阳照。然而，封建时代，皇权凛烈文网他逃不脱），森严，多舛的命运。首先是御史李定、舒亶批他“大逆不道”，他们串通副宰相王珪向宋神宗告御状：“陛下龙飞在天，轼以为不知已，而求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就是说，皇帝是天上的龙，苏东坡不求，转而求地下的龙，这是对当今皇帝有“刻骨仇恨”，因而是“恶毒攻击”。这罪名，够得上抄家灭族了。幸亏宋神宗也觉得这样上纲有些牵强，说：“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尽管如此，一班大臣，尤其是御史们不依不饶，宋神宗只好下令将苏东坡逮捕审查，关押的地方就是“乌台”。半年后处理结果出来，苏东坡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当了一名闲官。过了几年，他又因诗讽议朝政，再次下狱。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苏东坡一贬再贬，用他的话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湖北、广、海南，距离北宋的政治中心开封越来越远。纵观苏东坡一生，在“乌台诗案”中，那首惹祸的诗，窃以为就是他的座右铭。“凛然相对”“直干凌云”。无论为文，还是为官，初心不改，始终坚守。被贬离京时，老友文彥博特地赶来送行，劝他不要乱写诗。他笑着调侃：“我若写诗，有一大堆人正等着替我注解呢！”贬黄州第三年，他就写出了豪放派的代表词《念奴娇·赤壁怀古》，高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被称为“新天下耳目”的千古名作。苏东坡的史论、政论文章，纵横天下、议论风生、明快锋利、逻辑严密、令人折服，后人点赞曰：“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而今的眉山“三苏祠”名扬华夏，吸引着世界的目光。苏东坡为官，每到一处都要为当地百姓做些有益之事，关心民间疾苦。在徐州率领军民抢堵黄河决口、在杭州筑堤治理西湖、在海南重教兴学。他在给弟弟子由（苏辙）的信中写道，我们都要“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他见到贪赃误国者，总是“如蝇在食，吐之乃已”。他认为报国的正确途径就是为命请命，这就是他的为官之道。“凛然相对”“直干凌云”，一个真实的苏东坡！这些内容，不知话剧《苏东坡》有无表现？我想，应该有！两年前，四川省人民艺术剧院创作的话剧《苏东坡》，在全国开展了一轮巡回演出。最近有报道，经过精心打磨后，该剧又在成都闪亮登场。我想，这部剧迟早会来绵阳上演。我是崇拜苏东坡的，他天赋异禀、人生经历曲折坎坷，更是北宋一代文宗，著作很多，史论、政论、诗词……汇存《东坡文集》110多卷。在苏东坡一辈子中，“乌台诗案”算得上人生的转折点，我就简要介绍“乌台诗案”，带大家初识这位四川出生的大文豪。苏东坡嘉祐二年（1057年）中进士，官至翰林学士、礼部尚书。“乌台诗案”是他的倒霉事，乌台，指当时的御史台，惹祸的诗主要是一首《塔前古桧》，诗原文如下：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云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桧树是一种高大的常绿乔木，苏东坡借古桧抒怀，□“凛然相对”“直干凌云”、表严泽铣明自己挺拔不屈的品格；“无曲处”“蛰龙知”，坦言自己的心（声。这是苏东坡的真实写绵阳照。然而，封建时代，皇权凛烈文网他逃不脱），森严，多舛的命运。首先是御史李定、舒亶批他“大逆不道”，他们串通副宰相王珪向宋神宗告御状：“陛下龙飞在天，轼以为不知已，而求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就是说，皇帝是天上的龙，苏东坡不求，转而求地下的龙，这是对当今皇帝有“刻骨仇恨”，因而是“恶毒攻击”。这罪名，够得上抄家灭族了。幸亏宋神宗也觉得这样上纲有些牵强，说：“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尽管如此，一班大臣，尤其是御史们不依不饶，宋神宗只好下令将苏东坡逮捕审查，关押的地方就是“乌台”。半年后处理结果出来，苏东坡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当了一名闲官。过了几年，他又因诗讽议朝政，再次下狱。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苏东坡一贬再贬，用他的话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湖北、广、海南，距离北宋的政治中心开封越来越远。纵观苏东坡一生，在“乌台诗案”中，那首惹祸的诗，窃以为就是他的座右铭。“凛然相对”“直干凌云”。无论为文，还是为官，初心不改，始终坚守。被贬离京时，老友文彥博特地赶来送行，劝他不要乱写诗。他笑着调侃：“我若写诗，有一大堆人正等着替我注解呢！”贬黄州第三年，他就写出了豪放派的代表词《念奴娇·赤壁怀古》，高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被称为“新天下耳目”的千古名作。苏东坡的史论、政论文章，纵横天下、议论风生、明快锋利、逻辑严密、令人折服，后人点赞曰：“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而今的眉山“三苏祠”名扬华夏，吸引着世界的目光。苏东坡为官，每到一处都要为当地百姓做些有益之事，关心民间疾苦。在徐州率领军民抢堵黄河决口、在杭州筑堤治理西湖、在海南重教兴学。他在给弟弟子由（苏辙）的信中写道，我们都要“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他见到贪赃误国者，总是“如蝇在食，吐之乃已”。他认为报国的正确途径就是为命请命，这就是他的为官之道。“凛然相对”“直干凌云”，一个真实的苏东坡！这些内容，不知话剧《苏东坡》有无表现？我想，应该有！

2019-05-19
赵郡栾城与苏氏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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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俊岭近期，在一碑刻院内发现一通残碑，图片显示碑额写有“槐阳苏氏先德”文字，为元代至大年间所立。笔者查阅相关史料，查证该碑为元代判官苏恒之碑，原立于元氏县城东南十二里付村村东苏氏墓地。《元氏县志》人物传记载，苏恒，元氏县付村人。他是金代大中大夫、安武军节度使苏彝之曾孙。苏恒生性颖悟，他刚出生时，当时著名的学士李冶（栾城人）曾亲自给他起名：名恒，字德常。苏恒任吉州永丰主簿时，约束严明，威震狡横，均征赋税，纲纪为之一新。当时有个姓夏的草寇很有势力，拥有众多喽啰，常常骚扰民众，大家对他又恨又怕。当时镇守吉州的万户苏宣武就和苏恒商量，打算彻底消灭掉夏某，苏恒深思道：“据我所知，夏某的部下大都是被逼的，如果都杀掉他们，将是两败俱伤。”于是，苏恒就单枪匹马入贼寨，谕以祸福，感以德化，终于感化夏某，夏某率领全体人员向苏恒叩头流涕，束手降服。《元氏县志》对苏恒碑只有寥寥几句记载：“翰林学士承旨、资善大夫、征东行中书省参知政事王思廉撰文并书，开府仪同三司、集贤大学士、赵国公王颙篆额。”仅有节录碑文中诗词一首：“赵郡之苏族蝉嫣，自栾来鄗已有年。安武之光节赤然，俄而国步遭迍邅。槐阳卜筑又一迁，稍微更炽祐自天。诚斋有志解倒悬，永丰初仕政已传……”“赵郡之苏族蝉嫣，自栾来鄗已有年。”这两句诗，充分证明了元氏苏恒家族是从栾城迁移过去的。要说起这些，还要从苏氏源流说起。一苏氏宗族，在华夏大地上，经过几千年的繁衍生息，从最早的苏城(今河北临漳县)发祥地迁至洛阳，形成以苏秦为代表的苏氏宗族史上第一个兴盛时期；进入汉代，苏建开创武功派，形成苏氏家族史上第二个兴盛时期。苏建，系苏秦苗裔，生卒年史无可考，京兆杜陵(今西安市雁塔区、长安区境内)人，西汉将领，汉武帝时历任校尉、游击将军、右将军。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苏建以校尉随车骑将军卫青北击匈奴，收复黄河以南（今内蒙古伊克昭盟、河套一带地区），以军功封平陵侯。西汉在这一区域设置朔方郡与五原郡，从关东迁徙10万人屯垦朔方，并筑朔方城。苏建主持筑造朔方城事宜，并擢任卫尉。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与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苏建先后以游击将军、右将军多次随大将军卫青出击匈奴。后苏建曾出任代郡太守，死后葬于武功。苏建有三个儿子，长子苏嘉，次子苏武，少子苏贤。长子苏嘉，官至奉车都尉。三子苏贤，官至骑都尉。次子苏武，官至中郎将，麒麟阁十一功臣之一，西汉时期杰出的外交家，民族英雄。苏武爱国忠贞的节操不仅使其名著当时，且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汉书》赞其“使于四方，不辱君命”。据苏氏家谱记载，在西汉，以平陵侯苏建为先祖的苏氏武功一派，经长期发展逐渐成为地方望族，人才辈出，后世散居世界各地的苏氏遂以武功为郡望。因此武功也被称为“世苏之地”。苏建的六世孙，名叫苏纯。汉帝下昭，集结汉军北伐匈奴。苏纯奉命率师跟从奉车都尉出击北匈奴。苏纯率车骑部队英勇善战，一鼓作气把北匈奴打败，缴获战马数千匹，战车数千辆，并在长城以北建立了防御战线，保护边民的安全，保护北方边境安宁。由于出击北匈奴建功，汉帝加封他为陵乡侯，后又迁任为南阳太守。苏纯在治军、治政中都十分严厉，铁面无私，处事公道，一身正气，而又爱护部将，体恤士兵，有很高的声望。他性格倔强耿直，掌握对人物的评论毁誉，士人和友人都很敬畏他，都说“见到苏纯公，怕他滔滔不绝的教诲和批评，如见不到他又很想念”。长安附近的人尊称他为“大人”。在当时，“大人”用于尊称父母叔伯等长辈，而非官员。苏建的八世孙，也就是苏纯的孙子，名叫苏章。苏章，字孺文。他自幼勤奋好学，博览群书，通晓古典。七八岁时，文章就写得又快又好，十几岁就很有名气了。汉安帝时，他在武原县任太守，自恃才高，公正廉明，既不巴结权贵，又不欺压百姓。汉顺帝时，被调到冀州（治所在今柏乡、高邑一带）任刺史，他执法如山，公正廉明，百姓无不称颂。后来，苏章调任并州（今太原一带）任刺史，“以摧折权豪，忤旨，做免”。苏章就隐身乡里，不交当世，卒于家。据历代苏氏家谱记载“并州刺史章，功及于民，因家于赵郡栾城”。这一支苏姓就被称为赵郡苏氏。家在栾城，为何又叫赵郡苏氏呢？二早在东周时期，现在的邢台、石家庄一带，存在邢国、軧国等，一度在晋国管辖之下。当时，晋昭侯封其叔叔姬成师于曲沃之地，让当时的贤哲姬宾辅佐他。此时的姬成师已经58岁了，但按照辈分，姬宾是姬成师的叔祖，晋昭侯的曾祖。姬成师受封后，其后人成为曲沃桓侯。姬宾受封后，就另立宗庙，以受封的栾地为氏，世人称栾宾，栾姓由此而来。再后来，栾家出了一个彪炳史册的人——栾书。栾书，姬姓，人们将其称为栾伯，谥号栾武子。栾书的父亲栾盾是晋国六卿之一，爷爷栾枝是晋文公时期的大臣。栾枝的父亲是栾成，栾成的父亲是栾宾。公元前597年，栾书开始进入晋国朝堂的时候，担任了下军佐的职位，也是六卿之一。公元前589年，栾书从下军佐升任到下军将，参与了晋齐两国的鞍之战，且取得了胜利。公元前587年，栾书为正卿，位于众卿之首，栾氏发展到鼎盛。这一年，栾书受封于其先祖的封地栾邑。因栾书位居上卿，栾邑之称得以传承。此乃栾城县县治的肇始。春秋时期的栾邑，也就是俗称的古栾城，范围包括现在栾城区大部以及赵县、高邑、元氏、石家庄市裕华区等部分区域。古栾城境内有一条南北古驿道，设有驿站，是南北交通要冲。春秋末期，栾氏开始没落，栾邑这个称呼也开始式微。发展到秦汉时期，西汉在此设置关县，东汉始置栾城。现代的赵县，古称平棘、赵州、赵郡。栾城曾一度归属赵郡，赵郡栾城就成为这一带的代名词。因为当时冀州刺史的治所就在常山郡的鄗，即今高邑、柏乡一带，这里就是古栾城的一部分，苏章对栾城的风土人情十分欣赏，遂在告老返乡后将家安在了栾城。于是，这一支苏姓世世代代就在栾城繁衍生息，逐渐壮大起来，成为赵郡苏氏。到了唐代，苏家出了一位大善人，名叫苏昶，他的儿子名叫苏荣，官至四川梓州（今四川三台县）参军。父子二人饱读诗书，又心慈善良，深得周围各村乡邻的敬重。苏荣的儿子更了不得，他就是苏味道，苏味道少年中举，后三度官居武则天时期宰相之职。苏味道后因事被贬至四川眉州，二儿子苏份留在眉州。到了宋代，这一支苏氏又出了赫赫有名的“三苏”（苏洵、苏轼、苏辙）。所以，苏辙在其兄苏轼的碑文中写道：苏自栾城、西宅于眉。上文提到的苏恒，起源于赵郡苏氏，从栾城迁徙到高邑、元氏一带，应该是和“三苏”是同宗同脉的。至于具体代系辈分，还需要其他史料来确定。

郭俊岭

2023-09-17
苏轼：寓惠三载　遗爱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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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然之气，寓于寻常之中，塞乎天地之间，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苏轼寓惠两年零八个月，过化存神，以其文学成就和人格魅力，赢得了惠州乃至岭南人长久的景仰与怀念。宦海沉浮中的“惠州安置”“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公元1101年夏天，苏轼在去世前两个月写下《自题金山画像》，以自嘲的口吻，抒写平生到处漂泊，多重感情交织在一起。苏轼之所以能够成为宋代文学乃至宋代文化的典范，除了天赋才情与个人努力，与其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也不无关联，黄冈、惠州、儋州三地的寓居岁月，正是其文学创作的高峰，见证了苏轼心性变化及其文学成就。宋绍圣元年（1094），历经一轮宦海沉浮的苏轼被充“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依然是不得签书公事，这距离他贬谪黄州、写下旷世之作“两赋一词”（《赤壁赋》《后赤壁赋》与《念奴娇·赤壁怀古》）已经有十多年。伴随苏轼南下的家人，只有幼子苏过和侍妾王朝云。苏轼和家眷在宋绍圣元年（1094）九月穿越大庾岭，顺北江而下，途经清远、广州等地。在抵达惠州城之前，苏轼顺道游览心慕已久的罗浮山。当年十月二日，苏轼抵达惠州城，吏民争相询问，父老相携出迎。苏轼觉得惠州不错，“风土食物不恶，吏民相待甚厚”。惠州太守詹范和博罗县令林忭成为他的好友，一些慕名来访的官方和各界人士同他谈得来，大文豪杂处渔樵间。苏轼开始住在水西的合江楼，后又迁到对岸的嘉祐寺，苏轼寓惠两年零八个月，两居合江楼和嘉祐寺，在水东、水西间迁徙，备受折腾。山水秀邃、民风淳朴、物产丰硕的惠州，终究以最大的宽容和魅力让苏轼折腰。花甲之年的苏轼选择白鹤峰，买地数亩，作屋二十间，“规作终老计”。他将书房命名“思无邪斋”，客厅命名“德有邻堂”，以此明志。宋绍圣四年（1097）二月十四日，苏轼自嘉祐寺迁入白鹤峰新居。他在山上开圃种菜药，凿井分甘邻里，遐瞩千里江山，“以彼无尽景，寓我有限年”。但好景不长，数月后，苏轼再贬海南，不得不与苏过仓促乘船离惠，赴海南贬所，永别惠州。“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东坡寓惠，改变了这座城。家国情怀下的“平生功业”寓惠期间的苏轼虽然不能行使官权，但尽可能利用他的关系和影响力，为群众做好事，为百姓谋福利。苏轼广泛施药、救死扶伤，助力减轻赋税，推广水力碓磨及“秧马”等中原先进耕作技术，发展生产。尤其可圈可点的是，“两桥一堤”的修建，成为苏轼在惠州功业中的闪亮点。苏轼看到，惠州西湖“广袤十里”，在平湖门到西山之间的湖面上，原有一座长桥——丰乐桥，但由于水面较宽，桥所用的一般木料又容易腐烂，因此“屡修屡坏”，有些割草妇女还从桥上掉进丰湖里。同样的情况出现在东江与西枝江的汇合处，这里的小桥多毁坏，以小舟为渡，百姓往来不便，“不知百年来，几人陨沙泥”。北宋绍圣二年（1095），苏轼表兄程正辅上任广东提刑后来到惠州视察灾情，苏轼将修桥筑堤的想法告知程正辅，并获得支持。苏轼随后给时任惠州太守詹范做了一个详尽的工程建设方案。得到詹范的首肯后，苏轼马上请栖禅寺僧人希固来当包工头。是年十月，苏堤和西新桥的修建工程与东新桥一起开工，整个惠州城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成为惠州城建历史上难得一见的盛大工程。当工程面临资金短缺时，苏轼将其最值钱的东西——皇帝赏赐的一条犀带捐了出来，并给远在筠州的弟弟苏辙写信求助。苏辙被感动，让妻子史氏将内宫赏赐的黄金捐了出来。在各方努力下，北宋绍圣三年（1096）六月，东新桥、西新桥与苏堤最终落成，为惠州百姓解决了交通大难题。苏轼作《两桥诗并引》咏之，“以四十舟为二十舫，铁锁石碇，随水涨落，榜曰东新桥”，“为飞楼九间，尽用石盐木，坚若铁石，榜曰西新桥”。惠州百姓欢欣鼓舞，彻夜庆祝。东新桥上，“父老有不识，喜笑争攀跻”；在西新桥，狂欢上演，“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西新桥还以“坚完宏伟，观者咨叹”的气势雄踞惠州西湖六桥的第一桥。而苏堤，也携带着东坡灵气跻身惠州西湖风景名胜之一——苏堤玩月，成为惠州西湖的经典景点。“奋厉有当世志”。苏轼一生秉持家国情怀和民本情结，其凝聚的惠民精神至今依然激荡在惠州的山川大地之间。岭南大地上的“浩然之气”苏轼曾认为：“唯文字庶几不与草木同腐。”历经初到岭南的忐忑不安后，苏轼很快回归乐观豁达的本真，文学创作再攀高峰。东坡到处有西湖。苏轼妙笔生花，首称丰湖为西湖，并不吝才情吟唱西湖，如《江月五首》中“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澜”的千古佳句，将丰湖月夜美景媲美杭州西湖，使得惠州西湖名满天下。对自己的居所，也有《寓居合江楼》《题合江楼》《题嘉祐寺壁》《记游松风亭》《迁居》《白鹤新居上梁文》等多首诗文给予描写，载述颇详；爱妾王朝云于惠州病逝后，苏轼创作《悼朝云》《朝云墓志铭》《殢人娇》等诗文，有“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之句，情深至极，令人动容，亦为后世传颂“东坡与朝云”的故事留下凄美的脚注。苏轼为惠州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有研究指出，苏轼在惠州共写下诗词、杂文587篇，数量仅次于其在黄州的750多篇，在其创作生涯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食荔枝》等传唱不衰，提升了惠州城市美誉度。诗文之外，还有众多“苏迹”。除了苏轼资助修筑的苏堤、东新桥、西新桥，还有国内第一处可以明确考证的苏轼亲自筹建的故居，以及罗浮山、汤泉、合江楼、嘉祐寺、朝云墓等，它们是惠州文化史上极具标识意义的实物构件，历久弥新，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惠州的深厚积淀。惠州为岭南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具有5000年文明史、2200多年建制史，在这漫漫历史征程中留下“雪泥鸿爪”的先哲名儒不胜枚举，如果要选出一个作为代表，那么非苏轼莫属。韩愈刺潮八个月影响千年，东坡寓惠两年零八个月遗爱千年——他为民谋利、整理湖山、著文写诗，成为惠州最著名的“城市推广大使”。当年，苏家离惠后，“惠人以先生之眷眷此邦，即其居建祠祀焉”，白鹤峰新居变成苏轼祠，成为惠州人举行各类文化娱乐活动的公共平台。每年四时游赏，如元宵观灯、清明踏青、端午赛龙舟、重阳登高等，这里都是首选之地。如今，人们到惠依然不会忘记游历白鹤峰，拜谒苏轼祠，感受“千古鹤峰尊”的浩然之气。眉山日报全媒体记者罗端综合中新网海南、《惠州日报》报道

罗端

2023-09-29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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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节是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起源于上古时代，普及于汉代，定型于唐朝初年，盛行于宋朝以后。此夜，人们把盏赏月，庆贺亲人团圆，寄托怀乡思亲之情。唐朝诗人张九龄《望月怀远》诗曰：“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抒发了思念家乡、怀念亲人的情怀。秋分祭月祭月是一种古老的祭祀礼仪，祭月在上古作为季节祭祀仪式被列入皇家祀典、例行祭祀。先人认为，“日者，阳之主”“月者，阴之宗也”。日月代表着阴阳两极，两者和谐是万物蓬勃生长的保证。《礼记·祭义》中记载：“日出于东，月生于西，阴阳长短，终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所以先人十分重视祭祀日月。日和月是天地之神，皇家称月神为夜明之神，只有天子才能与之沟通，所以祭月就成为皇家的“专利”。古有“春祭日，秋祭月”之说。据史书记载，早在周朝，古代帝王就有春分祭日、夏至祭地、秋分祭月、冬至祭天的习俗，其祭祀的场所分别称为日坛、地坛、月坛、天坛，分设在东、北、西、南四个方向。《礼记》载：“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之朝，夕月之夕。”这里的夕月之夕，指的正是夜晚祭祀月亮。《管子·轻重己》说：“秋至而禾熟，天子祀於太惢，西出其国百三十八里而坛，服白而絻白，搢玉揔，带锡监，吹埙箎之风，凿动金石之音。朝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号曰祭月，牺牲以彘。”《史记·封禅书》记载：“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即用牛祭日，用羊猪祭月。秦汉两朝传承了皇室祭月礼仪，并在各地均建有日月祠。史载，秦始皇祭日于成山，祭月于莱山。汉武帝则“夕夕月则揖”，即行朝日夕月之礼。北魏、隋唐直至明清历代沿用秋分祭月礼仪。明世宗时，还在北京修建月坛，专供天子于秋分设坛在夜晚祭祀月神。规定每三年一大祭，遇丑、辰、未、戌年皇帝亲自在月坛祭月,其他年份则派文臣代祭日，遣武臣代祭月。后来，皇家祭月礼仪也流传到民间，并逐渐成为一种民俗流传下来，人们祈求月神降福人间，表达一种美好的心愿。中秋赏月秋分之日，都是在农历八月里，但是具体日期每年都不同，所以不一定能碰巧赶上圆月。而祭月无圆月则大为遗憾。所以，后来人们就将“祭月节”由秋分调至中秋。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中秋除了祭月的仪式外，还有游赏的风俗。据《晋书》记载，早在晋代已经有泛江赏月之俗。东晋建都建康（今江苏南京），镇西将军谢尚，镇守金陵牛渚。中秋之夜，他泛舟牛渚江上赏月，听到一条船上有人在咏诗。他驻听良久，大加赞赏，便邀来叙谈，此人即是穷书生袁宏。二人身份悬殊，却一见如故，吟诗畅叙直至天明。袁宏得到谢尚的赞誉，从此声名大振。这就是被后人津津乐道的“牛渚玩月”。开元十五年秋天，李白途经金陵，在牛渚饮酒赏月，听说此段佳话，遂作《夜泊牛渚怀古》，感慨自己怀才不遇：“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云。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明朝挂帆去，枫叶落纷纷。”唐朝，赏月活动愈演愈烈，而祭月的风俗在民间却越来越淡化，一向严肃的祭祀仪式变成了轻松活泼的赏月活动。中秋赏月的风俗在唐代繁盛一时，其内容也融入了唐朝开放包容、自由浪漫的时代精神，演绎出更多的传奇故事。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玉兔捣药、唐明皇夜游月宫等神话传说活灵活现，使中秋文化充满瑰丽多姿的色彩和浪漫迷人的魅力。《太平广记》里记载了唐玄宗夜游月宫的故事，开元年间的中秋之夜，玄宗在宫中赏月，被一名叫罗公远的异人接引前往月宫，见到仙女数百，素练霓衣，舞于广庭。玄宗于是密记其声调，归召伶官，依其声调，作《霓裳羽衣曲》，风靡一时，至今仍是无愧于音乐舞蹈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唐朝诗人白居易曾在宫中看过《霓裳羽衣曲》的演出，赞叹道：“千歌万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到了宋朝，宫廷和民间赏月活动已蔚然成风。《东京梦华录》对东京汴梁赏月盛况有这样的描写：“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家争占酒楼翫月，丝篁鼎沸，近内庭居民，夜深遥闻笙竽之声，宛若云外。闾里儿童，连宵嬉戏，夜市骈阗，至于通晓。”中秋吃月饼月饼是古代中秋拜祭月神的供品，以祈求家人平安、吉祥如意。自唐代始，吃月饼成为中秋节节日食俗，象征着团圆和睦。北宋时在宫廷内流行，后流传到民间，当时俗称“小饼”和“月团”。苏东坡有诗云：“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饴。”明清时期，中秋吃月饼成为民间的普遍习俗。明人田汝成辑撰的《西湖游览志余》记载：“八月十五日谓之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遗，取团圆之义。”后来，月饼与各地饮食习俗相互融合，逐渐发展出广式、京式、苏式、潮式、滇式等种类，被中国南北各地的人们所喜爱。围绕吃月饼还产生了许多地方民俗，如江南的“卜状元”：把月饼切成大中小三块，叠在一起，最大的放在下面，为“状元”；中等的放在中间，为“榜眼”；最小的在上面，为“探花”。而后全家人掷骰子，谁的数码最多，即为状元，吃大块；依次为榜眼、探花，游戏取乐。明清时期，中秋节已与春节等节日齐名，成为一年中的重要节日之一。许多地方形成了烧斗香、树中秋、点塔灯、放天灯、走月亮与舞火龙等特殊风俗。《燕京岁时记》说：“每届中秋，府第朱门皆以月饼果品相馈赠。至十五月圆时，陈瓜果于庭以供月，并祀以毛豆、鸡冠花。是时也，皓魄当空，彩云初散，传杯洗盏，儿女喧哗，真所谓佳节也。”清人慧霖有《闰中秋玩月》诗曰：“禅边风味客边愁，馈我清光又满楼。一月可曾闲几日，百年难得闰中秋。菊花信待重阳久，桂子香闻上界留。遮莫圆明似前度，不知谁续广寒游。”把一个百年难遇的“闰中秋”描绘得情景交融、绚丽多姿。中秋团圆节古往今来，人们祭月、赏月，寄托了几许情思，抒发了多少情怀。无论是李白的“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的咏叹，还是王建“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的感慨，无不浸透着明月秋思的情怀。即使南唐后主李煜被囚禁在汴梁时，仍念念不忘金陵的中秋之月：“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中秋的月亮，清澈、明亮、圆润，象征着团圆，所以中秋节又称“团圆节”。中国人历来把家人团圆、亲友团聚，共享天伦之乐看得极其珍贵，历来有“花好月圆人团聚”之谓。碧空如洗，圆月如盘。人们在尽情赏月之际，会情不自禁地想念远游在外、客居异乡的亲人。人们在中秋之际，吟诵明月，寄托相思，对于背井离乡的人来说，这是一种深深的牵挂，是一种浓浓的乡愁。天宝十五载夏，安禄山攻陷京城长安，杜甫携带家眷逃往鄜州羌村避难。七月，肃宗在灵武即位，杜甫获悉即从鄜州只身投奔灵武，以事新君，不幸的是在途中被叛军俘获，押回长安。八月中秋，杜甫遥望苍穹，一轮圆月，银辉遍地，思索万千，自己一生怀才不遇，报君不成反陷囹圄，也不知流落他乡的妻子儿女情况如何，喟然长叹，作五言律诗《月夜》一首：“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诗人借望月抒发夫妻离别之情，字里行间体现诗人焦虑、忧思的心情和离乱之痛，表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诗人在悲伤的情绪中也寄托了希望，终会有团聚共同望月之日。全诗通俗易懂，没有被律诗束缚的痕迹，情真意切，深婉动人。中秋咏月诗篇浩若烟海，还得数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令人荡气回肠、心潮澎湃。人在逆境之中、受挫之时，往往能创作出名篇佳作，苏轼亦是如此。苏轼因和王安石在改革上政见不同，自求外放，在各地辗转为官，他兄弟情深，曾请求朝廷派他到距弟弟较近的地方任职，以求兄弟常能团聚。熙宁七年，苏轼被派往密州任知州。到密州后，这一愿望仍无法实现。熙宁九年中秋，苏轼饮酒赏月，他与弟弟苏辙已经七年没有见面了，每逢佳节倍思亲，他举头望明月，心潮起伏，想念弟弟子由（苏辙字），思念之情随着酒兴在心中蔓延，于是他面对明月，吟咏出“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感叹。他在诗序中写道：“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苏轼的诗把人世间的宦海沉浮、悲欢离合，融入对宇宙人生的丰富联想与哲理思考，揭示睿智的人生理念。全词清丽雄阔，豪迈旷达，浪漫奔放，堪称是中秋赏月的千古绝唱。

郑学富

2022-09-12
徐州的七条苏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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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苏堤路的前身叫苏堤，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附近居民叫它高头，它是一条土质大堤，堤身最高处位于云龙公园南墙一带，有三米多高，传说是苏轼当年筑堤护城留下的遗迹。这个传说究竟是不是真的呢？看看史书中对苏轼所建的七处大堤的记载吧。苏轼筑堤是为束水护城徐州的黄河水患始于汉朝，横溃于宋朝，糜烂于元明清。黄河到徐州，遇九里山后，往东南倾注，洪水大时会越过黄河大堤流入云龙湖，威胁徐州城池。徐州城经常出现东西北三面被水的态势，苏轼说“回头望彭城，大海浮一粟”。苏轼《奖谕敕记》“黄河大概五六十年发生一次决堤，而徐州处于汴泗下游，上下二百余里均被大山阻挡，水深难以排泄，和其它州城不同。”城池低洼、积水难退在宋朝已很严重了。《清实录·康熙朝实录》记载，康熙六十年皇帝批准河道总督赵世显的奏请“徐州黄河南岸韩家山应建迎水领水二坝”。寻找当年的拦水大坝，新淮海西路的大坝遗存应是当年的领水坝，这条大坝从小山子经段庄到帘子布厂宿舍附近，大坝遗存比新淮海西路高达六米，它当年的作用就是阻拦洪水冲向云龙湖而使之归顺于黄河正道。乾隆三十三年，徐州知府邵大业的《重修苏堤碑记》记录了黄河遇到九里山之后，拐向南奔注云龙湖方向。乾隆四十七年，徐州知府钱金殿在《徐州府重修苏堤记》记录了黄河对徐州城墙的威胁，城墙是保护老百姓的，筑苏堤保护徐州城墙，避免城墙因浸泡而坍塌，使老百姓免于遭遇水患。苏堤的东南—西北走向是顺着洪水过来的方向，其选址具有一定的科学性，苏堤是为了阻拦泛滥的黄河水殃及城池而使之束集于云龙湖，苏堤束水护城的重要性可见一斑。防洪大堤苏轼建七处从宋朝开始，为了防范黄河水患危及城池，徐州开始建造防洪大堤。有史书记载的徐州第一条防御黄河泛滥的城南大堤，是宋朝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徐州知州王贻永修筑的。建东南、城南两条防洪大堤据《宋史·苏轼传》记载：“（苏轼）率其徒持畚锸以出，筑东南长堤，首起戏马台，尾属于城。”正是这条东南大堤抵挡了黄河决口的大水：“堤成之明日，水自东南隅入，遇堤而止。”明嘉靖《徐州志·山川·苏堤》也提到“宋苏轼守徐时，河决为患，因筑以障城，自城属于台，长二里许，民赖以全，活着众，今尚存。”在清乾隆《江南通志·古迹考·徐州府》的史料中也写到：“苏堤在府城东南，宋苏轼守郡时，河决汇城下，筑长堤障之。”以上文献记述的都是苏轼修建的东南大堤，苏轼是否也修建过城南大堤呢？在苏轼所写的《奖谕敕记》中，指出他借鉴天禧年间王贻永修建两堤护城的经验：“父老云：‘天禧中，尝筑二堤。一自小市门外，绝壕而南，少西以属于戏马台之麓；一自新墙门外，绝壕而西，折以属于城下南京门之北。’遂起急夫五千人，与武卫奉化牢城之士，昼夜杂作堤。”另外，从苏辙《黄楼赋》“自戊戌至九月戊申，水及城下者二丈八尺，塞东西北门，水皆自城际山”中也可推断出苏轼修筑了东南大堤。因为城下二丈八尺高的水位，东西北三座城门全被洪水堵住，文中唯独没有提到南门被洪水堵住。如果此时没有城南大堤，洪水肯定也会从南门灌进城内。明确苏轼建城南大堤的是明嘉靖《徐州志·兵防》中陈师道的《黄楼铭》。据《黄楼铭》记载：“守臣苏某，深惟流亡，为天子忧，夙夜不怠。以劳其人，兴发戍兵，固弊应卒，外为长楗，乘髙如虹，以杀其怒，内为大堤，附城如环，以持其溃，筑二坊于南门之外，以适南山。”坊即防，这里引申为防洪大堤，在《钦定四库全书·后山集·卷十七》记载的《黄楼铭》中已经把坊改为防。陈师道说的“二坊”，就是东南大堤和城南大堤，这两条大堤还可以让城内没有跑出去的人们迅速逃生到戏马台。所以说，苏轼不仅建造了东南大堤，还建造了城南防洪大堤。只是这条抗洪保城时所建的城南大堤是从城西门连接戏马台的，不是灾后第二年修建的连接云龙山麓的城南大堤。修筑九百八十四丈城内护城长堤苏轼《奖谕敕记》“三方皆积水，无所取土，取于州之南亚父冢之东。自城中附城为长堤，壮其址，长九百八十四丈，高一丈，阔倍之。”长九百八十四丈是指为了加固内城墙基础修建的护堤长度。林语堂在《苏东坡·黄楼》中说：“苏东坡亲自参与了防堵工程的数字计算，在盘旋滚转的洪水势将越过东南外城墙时，他正在忙于加固城基和增加城高。防水工程长九千八百四十尺，十尺高，二十尺厚。完成这项工程，需要数千人之众。”林语堂说的防水工程长度只是城内护城堤长度，并不包含城外的东南大堤和城南大堤，结合苏轼《奖谕敕记》原文并不难理解。朝廷拨财物苏轼再修四处大堤苏轼《奖谕敕记》记载：洪水过后，苏东坡对临时的堤防感到不满意，上奏朝廷，请求拨款，重建石头城墙，以防患于将来。之后，苏东坡修改了原定的计划，建议改用坚实的木材加强堤防。次年二月，朝廷拨予苏东坡二千四百一十万钱，一千八百石米粮，七千二百个人，有了这些人财物，苏轼又“创木岸四”，即新建四处防洪木堤。苏辙《黄楼赋·序》中记载：“乃请增筑徐城，相水之冲，以木堤捍之。”后人效法苏轼修堤有迹可循明万历《徐州志·城池》载张鹤鸣《护城提记》，主要是为称颂徐州知府刘顺之。他在明万历初年及时筑堤使徐州城抵御了一次黄河水患。文中不仅指出刘顺之效法苏轼，在苏堤原址上修建起来的大堤正好环徐州城一周，还记载了苏堤的来历，苏堤起于城南门，止于云龙山麓。佐证刘顺之效法苏轼筑堤、捍水、护城的文献还有明万历的《徐州志·祀典》：“东坡昔为宋名守，顺之守徐筑堤捍水诸事皆师东坡故，特立祠祀之，以示尊崇之意云。”从宋朝到明朝，徐州城多次被淹、一度被战火摧毁，直到明洪武年间徐州城才在原址重建。《护城堤记》中记载：“徐之城在宋已危之矣，然今之城即宋之城，而今之河则非宋之河也。”这说明明万历三年的徐州城池和苏轼执政徐州时基本一样，因此，徐州城西门的定位，苏堤走向和长度都比较确定，刘顺之效法苏轼修筑大堤是有迹可循的。如今苏堤路从建国西路到云龙山这一段就是“自黄茅冈绕西门”中的一段苏堤，是苏轼遗迹。苏轼筑堤被误传成传说《江苏省徐州市地名录》把如今苏堤的修建时间定为清朝，忽略了明朝万历三年刘顺之效法苏轼修筑苏堤的事实，把苏堤称为纪念苏轼的堤，实则不妥。清乾隆年间，邵大业作《重修苏堤碑记》认为“今徐城在堤之东，安知非所谓故城小城者，而公所全之城在堤之西，已就湮废，未可知也。”因为对苏堤方位判断的错误，导致他认为“城非旧城，堤之是与非，未足为定论矣。”进而认为：“今堤之建于苏公，真伪不可知，其建立之本意尤不可考。然使其于厉害非甚关切，而后之人籍为游观寄兴之所，是可废也。”这是不恰当的。文|于克南记者手记我市史学研究学者于克南近日完成新作指出苏轼捍水护城功绩当属苏堤2016年6月，省委书记李强在履新讲话中谈到了“一堤一楼”，其中的“一堤一楼”指的是杭州的苏堤和徐州的黄楼。因为这句话，我市史学研究学者于克南展开了对徐州苏堤的研究，半年多的考察，八易其稿之后，近日完成他的新作《徐州的七条苏堤》，论证出苏轼在徐州一共修建了七条“苏堤”。由此他认为，在徐州能代表苏轼捍水护城功绩的不应是黄楼，而应当是苏堤。在于克南的书房里，堆在书桌最上方的是一本厚厚的《徐州志》。为了研究苏堤，他查阅了几十本文献资料，包括以前在重点工程部门工作时一些发黄的文件也都被翻了出来。“经过半年多的钻研，我查证到徐州有七条苏堤。”于老师兴奋地将他的作品打开，巨大的环形电脑屏幕上显示出他收集、拍摄和撰写的诸多图片和文章。谈到做这一研究的初衷，于老师说，省委书记在2016年6月讲话中，讲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时谈到了苏东坡留下的“一堤一楼”，其中的“一堤一楼”指的是杭州苏堤和徐州黄楼。省委书记为什么不提徐州苏堤呢？这让他萌生了研究徐州苏堤的念头。“百度‘徐州苏堤’词条的解释也非常混乱。”于克南认为，包括很多徐州人，对苏堤路的理解也局限于它的纪念意义。2016年初，于老师偶然在大士岩寺发现了徐州知府钱金殿的《徐州府重修苏堤记》。在苏轼之后，徐州又出现了三位有史可考的知州和知府对苏堤进行重修。于克南由此认为，探究苏轼当年所建大堤、厘清书籍中关于苏堤的记载，确定苏堤是苏轼遗迹，对弘扬苏轼精神非常有必要。为了考察1875年黄河改道以前对徐州的危害，于克南对徐州故黄河上游的清朝三条防洪引水渠进行实地考察，这三条防洪引水渠即水线河（今丁万河）、天然闸河、潘家屯引河，两天的时间，他整整步行百余里路，从丰县故黄河一直走到微山湖。期间有大约一周的时间，他一直泡在故黄河边。他还多次跑到矿大勘察队找资料，考定徐州古城以前多次被淹的程度。据他调查，如今的徐州金鹰彭城广场店及附近位置，当年大水过后，古城上还留存着1米多深的黄沙。这七条大堤的位置如今都在哪里？哪一条又是现在的苏堤呢？于克南通过一些考证认为，如今起于建国西路、止于云龙山的苏堤路，就是当年“自黄茅冈绕西门”的苏堤中的一段，是苏轼遗迹。“天王堂之西”指的就是现今的苏堤，“彭城楼之下”指的是彭祖楼，现牌楼市场附近，“上洪门之西北”指的是如今一中后面，“大城之东南隅”指戏马台到老开明市场的位置。于克南还说苏堤也有弊端，会导致堤内部分区域和堤外大部分区域的积水无处可排。解放后，徐州市政府又进行了几项意义重大的抗洪工程，特别是八一大堤竣工后，石狗湖（今云龙湖）开始蓄水，苏堤的防洪御水的作用便退出了历史舞台。苏公已去，苏堤犹在。苏公若是看到如今美丽的苏堤路，看到与西湖结为姊妹湖的云龙湖，也应该十分宽慰吧。文|记者吴云连线时空深读徐州文化·地理每周五出版电话：13775979255邮箱：pcwbzmwh@163.com

2017-01-13
巴蜀文化：千年多元复合中的独特与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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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渝人们通常把四川盆地从古到今的文化通称为“巴蜀文化”。事实上，在战国时期以前，巴与蜀的文化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文化整体，而分别是巴文化和蜀文化。将巴文化和蜀文化这两种起源不同、类型有异、族别非一的文化统称为巴蜀文化，主要有如下几个原因：第一，导源于一种地理单元观念，即它们在地域上是紧相毗邻的，商周时期巴国与蜀国在汉中相邻，而蜀在四川盆地东部包有巴地，当战国时期巴国进入四川盆地后，西与蜀国紧邻，二者在频繁的和与战中得以在青铜文化、民族文化等各方面达到充分交流、互动以至部分整合。第二，导源于二者经济区的大体划一，民风、民俗的大体相近，增强了二者的亲和力。第三，最重要的是，战国时期巴文化区和蜀文化区通行共同的文字——巴蜀文字，更加增强了二者的凝聚力和整合力。由于这些因素以及其他多种原因，最终在战国时期巴文化与蜀文化在诸多层面达到了融合状态，从而形成了大体整合的巴蜀文化。因此，巴蜀文化有广狭两种概念，狭义上的巴蜀文化，特指先秦时期的巴蜀文化，其中包括巴文化和蜀文化。广义上的巴蜀文化，则是指从古至今以四川盆地为中心，以历史悠久的巴文化和蜀文化为主体，包括周邻地区各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多元复合文化的总汇。特色鲜明源远流长先秦至清代几起几落，巴蜀文化伴随着不同历史阶段“五方杂处”的移民文化而不断传承又不断更新，吃苦耐劳、不畏艰险是巴蜀文化最鲜明、最突出的人文性格特征由于特殊的地理构造，四川盆地呈现从盆周山地向盆底逐渐下趋的向心结构，加上盆地优越的自然条件，为各种文化的交流融合提供了有利条件。于是，在这个地理单元内，文化的发展轨迹也就相应地呈现为一个向心结构。从历史脉络和发展阶段来看，先秦至清代巴蜀文化经历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萌芽，夏商周时期起源、形成并达到第一次鼎盛，秦汉时期转型、全面融入华夏文化并达到第二次鼎盛，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第一个低谷，唐宋时期第三次鼎盛并达到高峰，元明时期出现第二个低谷，清代重新走向鼎盛并向近代化转化等七个发展阶段，在漫长的过程中，形成了巴蜀文化的鲜明特征。从人文性格来看，巴蜀文化的基本人文性格为“巴有将，蜀有相”，巴文化“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俗素朴，无造次辨丽之气”，蜀文化重祭祀，重形象思维，工艺发达，尚滋味，好辛香，多悍勇，喜音乐，君子精敏，小人鬼黠，等等。为突破四川盆地四周高山大川地理环境的阻隔，实现与外界的经济文化交往，巴蜀人民做出了不懈奋斗，表现出强烈的渴求开放和走向世界的意识、勇于创新的精神。不论三星堆时期还是历次移民，巴蜀文化都表现出特有的兼容气度。吃苦耐劳、不畏艰险，成为千百年来巴蜀文化最鲜明、最突出的人文性格特征。在思维方式上，蜀人求新善变，具有发达的形象思维、想象能力和飘逸、深邃的思想内涵，富于原创性和再创性内涵的事物也随之成为巴蜀文化最显著的外在表现方式之一。从巴蜀文化的基本特点来看，其一，社会特点方面，巴蜀文化伴随着不同历史阶段“五方杂处”的移民文化而不断传承又不断更新。传承与更新，是历史上巴蜀文化的基本特点和显著特征。民风“俗好娱乐”，蜀人历来好游乐，成都尤甚。《岁华纪丽谱》记载：“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其二，学术传统方面，北宋理学家程颐有“易学在蜀”的说法。历史上，从西汉严君平、扬雄，到宋代陈抟、谯定、张行成，明代来知德、熊过，晚清廖平，民国刘子华，形成巴蜀文化显著的易学传统。其三，巴蜀文化往往表现出“水库”特征，不断向外输出高文化人才，又不断从外引进高文化人才。历史上的四川人才走出夔门后，常常是大展才华，“文章冠天下”，如古代的司马相如、扬雄、“三苏”等，现代的郭沫若、巴金等。而外省文豪入川后，更加成就其“语不惊人死不休”，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当推李白与杜甫。这使巴蜀文化在保持自己基本形态的同时，不断更新其表层结构，从而得以随时站在中国文化主潮流的前沿。其四，在巴蜀古往今来的精神生活当中，也存在闭塞、保守、贪图安逸、小富即安等消极思想和行为方式。“少不入川，老不出川”，其根源是千百年来逐步积淀下来的，与优越的生存环境密切相关。教育兴学积厚流光教育是文化的生机。巴蜀教育有四个亮点，包括文翁兴学、蜀石经、宋代书院、四川省城高等学堂等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指出：“可以断言，如果没有对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便不能构成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中国文明研究中的不少问题，恐怕必须由巴蜀文化求得解决。”巴蜀文化以其卓越的成就，为中国文明做出了杰出贡献。教育是文化的生机，要说文化，先谈教育。巴蜀教育有四个亮点：第一，文翁兴学。汉景帝、武帝年间，文翁在蜀兴学，开全国地方官办学校的风气之先。到汉武帝时，朝廷在全国推广文翁的作法，下令天下各郡国建立官办学校。第二，蜀石经。后蜀时期用石数千块，先后刻成《孝经》《论语》《尔雅》等立于益州州学(文翁石室故址)。至北宋又补刻《春秋经传集解》等，共有15部，统称为“蜀石经”，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和唯一有注文的儒家经典石经。第三，宋代书院。宋代四川的书院盛极一时，其中鹤山书院最负盛名，由著名理学家蒲江人魏了翁在蒲江城北大鹤山创办，“开门授徒，士争负笈从之，由是蜀人尽知义理之学”。四川书院对推动四川学术文化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巴蜀学者张栻、魏了翁等不少到湖南讲学，对开创湖湘学派起到重要作用。第四，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尊经书院与锦江书院合并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成为四川高等教育的起点，也是后来四川大学的前身。哲学思想钩深致远巴蜀哲学思想在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四个方面有成就，包括汉代儒学和道学、宋代理学、明清之际反道统反专制的哲学思想、近代变易哲学巴蜀哲学思想，也有四个方面成就。其一，汉代儒学和道学。代表人物为扬雄，认为“玄”既是宇宙的本体，又是万物的原动力。扬雄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汉代成都人严君平，将老子之道与方术结合起来，对道家的发展和巴蜀道教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二，宋代理学。宋代经学发达，在前代研究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一种新儒学，即理学。四川涌现出不少理学大师，撰写了大量理学著作，影响所及，遍于全国，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相当地位。四川理学家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张行成、张栻、魏了翁等人，而陈抟则堪称其先驱，他的学说，后经周敦颐、邵雍推演，成为宋代理学的组成部分，对于理学具有不可忽视的开源之功。尤其是陈抟所传的太极图，价值重大，不但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都是道教的标志性符号。其三，明清之际反道统反专制的哲学思想。在明末清初社会的急剧变动中，全国知识界形成了一股批判现实社会的强劲学术思潮，产生了一大批思想家。清初思想家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代表，在四川则有费密和唐甄。费密在哲学上批判宋明理学所谓“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反对空谈道德。唐甄是清初激烈批判君主专制的健将，与黄宗羲齐名，梁启超给予其极高评价。其四，近代变易哲学。鸦片战争后，在救亡图存、复兴中华的社会思潮下，学术界涌现出一批强调变易哲学的学者，其中最知名的是四川井研人廖平。廖平的托古改制思想为康有为吸取，而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以此作为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张之洞称康有为是廖平的嫡传弟子，而梁启超是再传弟子。廖平经学二变对于维新思想体系的建立卓有贡献，并开创了近世古史辨伪的先河。科技文明“天数在蜀”在天文历算、工程技术、医学药学等领域都有许多非凡的发明创造，为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做出了卓越贡献科技方面，巴蜀取得了多方面成就，是中华科技文明的瑰宝。都江堰水利工程技术、盐井钻井技术、蜀锦和蜀茶、天然气的发现和使用、天文学、数学、医药学均有巨大成就。历史记载中，中国最早的盐井开凿于巴蜀。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李冰为蜀守时，“穿广都盐井”，首创了开凿盐井取卤制盐的工业。1835年（清道光十五年）自贡钻出1001.42米的燊海井，是当时世界上第一口超千米的深井。与同时期的西方相比，燊海井的技术走在了世界前列。四川是中国丝绸的主要起源地之一。早在公元前2000年代中晚期，四川的丝绸织造已达到成熟水平，到战国秦汉时期更是取得高度发展，称为“蜀锦”。蜀锦名列中国四大名锦之首。四川是中国茶叶栽培的发源地，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以后，茶叶栽培和饮茶习俗才传播到中国各地，以后又向国外传播。巴蜀是史籍所载中国最早发现和使用天然气的地区。至迟在西汉，巴蜀地区就已经发现并使用天然气。扬雄《蜀都赋》、左思《蜀都赋》、张华《博物志》、常璩《华阳国志》等文献均记载了临邛（今邛崃）取用“火井”即天然气的情况，为中国天然气的发现和使用历史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历史文献说“天数在蜀”，盛赞巴蜀天文学成果丰富，天文学家众多。文献记载的巴蜀天文学家及其贡献主要有：落下闳参与的《太初历》，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较完整、成系统的历法，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在天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太初历》首次记录了五星运行的周期。比古罗马《儒略历》早了58年。《太初历》首次使用落下闳首创的连分数推算历法，较之西方早1600多年。落下闳在创制《太初历》的过程中，为了观测天体，还造浑天仪，又作天球仪，对中国天文历法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还有扬雄、唐代巴蜀杰出的制造家梁令瓒、宋代的天文学家张思训，以及在天文绘图方面的隆庆府普城(今四川剑阁)人黄裳。黄裳于1010年绘制的《天文图》，是现已发现的最准确的古星图，受到世界科学家的高度重视，已被译成英、法、德、俄、日等国文字。在宋元四大数学家中，普州(今四川安岳)人秦九韶最为杰出。秦九韶1247年完成数学名著《数书九章》18卷，其中的“大衍求一术”(即一次联立同余式解法)和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是他最杰出的贡献。欧美的整数论者十分推崇他的“大衍求一术”，称之为“中国的剩余定理”，这个定理比欧洲早500年。他的任意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比欧洲的相同发明早600年。有的学者认为，欧洲的鲁斐尼—霍纳方法，理应改称“秦九韶方法”。秦九韶以他卓越的数学成就，成为中国古代数学史以至世界中世纪数学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在医药学方面，巴蜀人才辈出，以昝殷、韩保贞、陈士良、李珣等人成就最大。昝殷是唐末有名的医生，著有《经效产宝》，是我国最早的产科专著，其中的《产后血晕闷绝方论》“醋铁熏法”，历来在临床上普遍应用。这部书东传日本，引起重视。后蜀梓州（今四川三台）人李珣，祖籍为波斯，撰有《海药本草》，书中记载的药品来自于欧、亚、非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丰富了中国药物学内容，对我国医药学的发展有重要价值。宋代唐慎微编写的巨著《经史证类备急本草》，集宋以前药物之大成，记载药物总数达1588种，由官版刊印颁行全国，使我国本草学从此具有药物学的规模。此书历朝重修刊印的版本多达50种以上，并东传日本、朝鲜。李时珍高度评价说：“使诸家本草及药单方，垂之千古不致没者，皆其功也。”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评论道：“十二三世纪的《大观经史证类本草》（即唐慎微所著之书——编者注)的某些版本，要比十五和十六世纪早期欧洲植物学著作高明得多。”北宋眉州青神(今四川青神县)人杨子建的《十产论》，重点对异常分娩作了详细论述，是我国第一部较详细的助产学专著。文史艺术群星璀璨司马相如、王褒、扬雄、陈子昂、李白、杜甫、薛涛、杨慎……巴蜀文化群星荟萃，“文章冠天下”文学方面，巴蜀文化群星荟萃。汉代文学，有辞赋、诗歌、散文等各种形式，其中辞赋是最为杰出的代表。巴蜀文学最大的成就就是辞赋，而以司马相如、王褒、扬雄为典型代表，“文章冠天下”，是西汉著名的辞赋四大家当中的三位大家。唐代巴蜀文学之风兴盛，陈子昂力驳初唐绮丽的唯美文风，主张恢复“汉魏风骨”，对唐诗发展产生了方向性的重要影响，杜甫称誉他为“有才继离骚”“名与日月悬”。成就最大的是李白、杜甫，以及女诗人薛涛，前蜀花间派词人韦庄是当时名扬海内的大词人，与花间派创始人温庭筠齐名。宋代，四川文坛兴盛非凡，“文学之士，彬彬辈出焉”。据《四库全书》统计，清代所存两宋蜀人文集有30多家，《宋代蜀文辑存》则辑录散见于群书的452家蜀人遗文2000多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巴蜀文学的兴盛。其中最著名的是苏洵、苏轼、苏辙，号为眉山三苏，父子三人俱被列入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中，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崇高地位。明清时期，四川涌现出不少知名的文学家。在诗歌方面，杨基、徐贲号称明初吴中四杰，杨慎的诗更是独树一帜，杨慎的夫人黄峨也是富于才华的诗人。清代四川诗人辈出，最有名的有张问陶、李调元等人。在散文方面，杨慎、唐甄都是出色的散文家，另有彭端淑、彭肇洙、彭遵泗，号称“丹棱三彭”，享誉蜀中。艺术方面，巴蜀绘画、雕刻、音乐、舞蹈、戏剧、书法等，均在全国产生过重要影响。成都前蜀王建墓棺床的东、南、西三面，雕刻有一组24幅乐伎图，再现了前蜀宫廷宴乐的生动情景。这24幅乐伎图所刻的，大多是器乐演奏者，乐器有正鼓、齐鼓、和鼓、笛、大筚篥、拍板、羯鼓、鞉鼓、篪、排箫、筝、吹叶、笙等几十种，属于中国化了的龟兹乐系统，而掺杂有清乐系统的乐器。史学方面，汉代巴蜀地区有不少关于蜀人历史的史著问世，反映了巴蜀文化悠久的治史传统。魏晋南北朝时期，巴蜀史学硕果累累，涌现出一大批史学家和历史著述，其中最著名的是谯周和他的《古史考》，陈寿和他的《三国志》，以及常璩和他的《华阳国志》。宋代史学极为发达，史家辈出，史著宏富，当时史学大家和史学名著多出自蜀中，在宋代文化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最著名的是李焘、李心传，为当世大史学家，写出了流传千古的大量史学名著。眉州丹棱(今四川丹棱)人李焘，最重要也是最有名的史学著作是《续资治通鉴长编》1063卷(今存520卷)。隆州井研(今四川井研)人李心传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两部为中国史学名著。《四库提要辩证》评论说：“有宋一代史学之精，自司马光外，无如二李者。”（作者系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段渝

2020-11-30
三苏进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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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眉山熊朝东苏洵几次科考失败后，把通过科考博取功名，实现人生大志，以雪冤屈耻辱的希望寄托在苏轼、苏辙二子身上。中国还有句古语：自古英雄多磨难。苏洵是位英雄。这位英雄不仅遭遇科场一而再再而三的磨难，而且在生儿育女方面也是一波三折。他19岁与程氏结婚后不久便得一女，本可使科场失败的沮丧心情得到宽慰，但还未来得及取名，便天折了。真是雪上加霜，心情懊恼。接着还有更大的不幸。几年间程氏夫人又生了一子二女，可是有一子一女又先后病死，只剩下幼女八娘。这对苏洵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于是他开始进庙，求神祈子。有一次，苏洵在成都玉局观见一个算命瞎子拿着一幅张仙图像，他想世人都说张仙善解人意，专门为人间驱邪免灾，何不求张仙降子于我呢？于是，苏洵解下腰间的玉佩从算命瞎子手中换回张仙图像，回家后挂在书房里，早晚拜祭。不久，张仙果然显灵，先降一子与苏洵，三年后又降一子。这件事在当时眉州人中传为佳话。明朝年间，眉山人还在城东的山上修建了一座张仙楼，塑张仙像，供善男信女们祷告求子。苏洵先后得此二子，可以想象他的心情是何等激动。他依据两个儿子的面相和性情，为长子取名轼，字子瞻；次子取名辙，字子由，并特意作《名二子说》，以表其期望之情。苏洵的幼女八娘，比苏轼大一岁，从小聪明好学，知书达理，为文亦往往可喜，苏洵爱如掌上明珠，16岁嫁与程夫人的哥哥程浚之子程正辅。当时表哥表妹结亲被认为是亲上加亲的好事，在眉山有“乡人婚姻重母族”的习俗，苏洵本不同意这门亲事，但还是拗不过乡里习俗，哪知八娘嫁入程家，犹如羔羊掉入狼窝。程浚本是有功名的人，可道德品质很坏，其夫人也不善良，儿子程正辅亦是个“狂狠”之徒。程浚经常妻妾杂处，父子同戏，乡邻皆知其臭名，只是迫于程家势力，不敢言语。八娘身处其境，终日以泪洗面，不是遭到公公的调戏，就是遭到婆婆的谩骂，更让八娘难以忍受的是丈夫程正辅的拳头和辱骂。原来聪明活泼的八娘到程家一年多，人瘦去一圈，身体愈来愈差，重病倒于床，程家不但不医治，还三天不给水喝，不给饭吃，活活将八娘折磨致死。八娘死时，只有18岁。苏洵对女儿的冤死悲痛欲绝，悔恨自己当初没有坚定决心，才使爱女落入狼窝，遭此不幸。苏洵对程家充满愤恨，在祖坟侧筑一亭子，写了一篇《苏氏族谱亭记》，刻在石碑上，并召集苏氏族人和乡邻于石碑前，当众严厉谴责程浚将哥哥遗子赶出家门，独霸祖家产业，被侄子告上官府以致声名狼藉的无人性、无骨肉亲情的恶劣德行；严厉揭露程浚以势欺人，大肆敛财，贪得无厌，不择手段，且妖言惑众，以掩饰其种种罪恶的行径。从这件事中，苏洵激愤刚烈、嫉恶如仇的性格可见一斑。八年后，51岁的苏洵仍对爱女冤死程家深感自责，自责没有为爱女找到一个好婆家，自责自己当初没有坚决拒绝程家的求婚。想到这，苏洵充满对爱女的愧疚和失女之痛，写下一首《自尤》诗。诗的最后两句：“嗟哉此事余有罪，当使天下重结婚！”告诫天下所有做父母的，对待儿女婚事一定要慎之又慎。此次入京，苏洵父子走的是陆路，在成都与张方平告别后，从褒斜谷出川，直奔京师而去。苏洵对两个儿子的前景十分看好，充满必胜的信心。他很清楚自已在闭户苦读的十年间，同时对两个儿子进行了精心培养。苏洵对于自己此次入京能否得到朝廷重用，看得倒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用十年心血凝结而成的济世安邦之术能否为朝廷所用。在途经长安时，苏洵写了一首《途次长安上都漕傅谏议》诗，诗中表达了他此次入京的思想：“丈夫正多念，老大不自安。居家不能乐，忽忽思中原。”苏洵的有志于当世，并非谋求一官半职，他在诗中说：“贫贱吾老矣，不复苦自叹。富贵不足爱，浮云过长天。”高官厚禄、荣华富贵如过往云烟，他有志于当世，是能为国家长治久安、百姓安居乐业献谋进策。他对自己一整套安边治国的谋略充满自信，虽然已被张方平、雷简夫所赏识和肯定，但还未能让朝廷所识，此行的目的就是要让朝廷所识所用，这便是苏洵的有志于当世。苏洵父子三人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于嘉祐元年（1056）五月到达京师开封。不巧天降暴雨，数日不断，导致蔡河决堤，酿成京城水灾，祸及生灵。直至入秋，大水退去，苏洵才持张方平、雷简夫的推荐信去求见欧阳修。（熊朝东，四川眉山人，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常务理事。主要著作有《苏东坡传奇》《悠悠乡情》《苏轼词选析》《熊朝东散文》《明月几时有》《芳草天涯路》《苏东坡养生谈》《眉山苏辙》《大写三苏》《苏轼人生风范》《密州出猎》《千古第一文人——苏东坡》等。）

四川眉山熊朝东

2023-11-25
唐宋文人的“代言”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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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俊霖“买它！买它！！买它！！！”随着科技进步，明星、名人通过各类网络平台“带货”，成了日渐常见的商业推广方式。为美食美景代言，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许多唐宋文人留下千古流传的诗句，无形中让他们成为一方水土、各地美食的最强“代言人”。“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提到的李白，可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美酒代言人”。李白在《客中行》中写道：“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生动描写了郁金香气的兰陵美酒如何甘醇醉人，盛满美酒的玉碗色泽则如同琥珀般清莹秀彻。诗中的“兰陵”，在今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还有说位于今四川省境内。被李白“代言”的酒可不止一种，如“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堂上三千珠履客，瓮中百斛金陵春”……杜甫，也是美景的最佳“代言”人。杜甫曾在《望岳》中写道：“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热情赞美了泰山高大巍峨的气势和神奇秀丽的景色。他的《登岳阳楼》，开篇就写出了洞庭湖的波澜壮阔，“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杜甫自然也为美食“代言”过。他写过一首《阌乡姜七少府设脍戏赠长歌》，写了从凿冰取鱼到洗鱼、鲙鱼、宴筵的全过程。“无声细下飞碎雪，有骨已剁觜春葱。”其中的“无色细下”形容刀工精湛，“碎雪”来比喻鱼肉。他还为一道始于唐代的“槐叶冷淘”（一种凉面）写过一首同名诗：“青青高槐叶，采掇付中厨。新面来近市，汁滓宛相俱。入鼎资过热，加餐愁欲无。碧鲜俱照箸，香饭兼苞芦……”槐叶冷淘，是用面和槐叶汁水调和后切成条丝状，煮熟过凉水就可食用。要是说到带货能力最强的代言人，晚唐诗人杜牧一定能够占得一席之位。有一年清明时节，杜牧与朋友在郊外春游，遇上了小雨，他们询问路边的牧童附近是否有酒家，于是就有了“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诗句，杏花村名满天下，杏花村汾酒也家喻户晓。杜牧曾在《过华清宫绝句》中写道：“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他的本意是见微知著，通过送荔枝讽刺唐玄宗和杨贵妃因骄奢的生活终致误国；可不曾想，脍炙人口的诗句也带火了荔枝，由此还诞生了一个广为人知的品种名为“妃子笑”——分布在广东、广西等地区，是中早熟荔枝优质品种之一，名称就取自杜牧这首诗。这样的反向效果，恐怕是杜牧万万想不到的。众所周知，苏轼热爱美食。不同于杜牧“反向带货”让荔枝走红，苏轼直接为荔枝“代言”。被贬岭南时，苏轼便写过一首《食荔枝》（又名《惠州一绝》）：“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苏轼在惠州第一次吃荔枝的时候，还写过一首《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垂黄缀紫烟雨里，特与荔枝为先驱。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难掩对荔枝的喜爱之情。苏轼擅长烹制菜肴，留下了很多饮食方面的诗，如《食猪肉》《老饕赋》《丁公默送蝤蛑》等。苏轼还写过一首《猪肉颂》的打油诗：“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当时的黄州猪肉价廉物美，很适合做东坡肉。这首诗的背后，是东坡肉诞生于徐州、完善于黄州的故事。如今，经典名菜东坡肉在各地开花，徐州东坡回赠肉、杭州东坡肉、黄州东坡肉……苏轼待过的地方，东坡肉就自然进入寻常百姓家。苏东坡的美名，在诗文中，在东坡肉的美味中，一直延续着。这种美食代言，穿越时空，情深义厚。

2021-11-24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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