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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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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植物意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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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李白研究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尤其是作为李白诗歌的一个重要表现途径----意象。李白诗歌意象世界丰富多彩，研究者们比较关注李白诗歌中典型意象，如月意象、酒意象、剑意象等，然而对于李白诗歌的植物意象研究比较空乏，缺少细致深入的分析。据笔者统计，其诗歌中比较明显的植物意象大约1130余处，约590首。意象不仅仅是诗歌表现的手法，也是诗人感情流露、思想表达的重要途径。本文在全面梳理李白诗歌植物意象的基础上，对其中的典型意象进行归纳，以展现李白的思想精神;对其诗歌中的植物意象做了全面归类和分析，以展示李白的兴趣所在;对其诗歌中的植物意象做了重点梳理和研究，以探究李白诗歌的渊源所自。　　全文除绪论、引言外共分四个部分:　　第一章李白诗歌中典型植物意象的精神内涵。本章先对李白诗歌的植物意象进行了整体上的考察，归纳出李白诗歌中植物的典型意象，同时总结出李白诗歌植物意象的精神内涵。松竹为代表的树木类意象蕴含诗人对君子品格的追求，芙蓉为代表的花木类意象蕴含了清新自然的审美情趣，飞蓬落叶为代表的草木类意象寄托的身世飘零之感慨。　　第二章李白诗歌中植物意象的文学渊源。本章从李白诗歌植物意象的文学渊源来进行探析，总结出表达方式源出于上古神话、诗经“比兴”手法、楚辞“风骚”精神、魏晋风骨。从而发现李白诗歌创作广泛吸收了前人优秀的文化成果。　　第三章李白诗歌中植物意象的表现方式。李白诗歌植物意象的四种表现方式，包括即时的景物元素的直接描写，听觉和视觉的通感、草木寄托情思和套用典故中的植物意象。　　第四章李白诗歌中植物的意象组合方式。最后对植物意象的意象组合方式进行归类，包括植物意象的自己内部的组合方式有并列式，对比式，跨越式。植物意象与其他意象的组合方式，详细分析了月亮意象和植物意象的联合使用，动物意象中以凤鸟为代表的鸟类意象与植物意象的连用，以猿为代表的兽类意象与植物意象的连用。

王琦
《孟子》和《庄子》论辩艺术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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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散文发展史上的两座高峰，《孟子》和《庄子》巧妙地将论辩和文学结合在了一起。将《孟》《庄》散文置于先秦文学的大背景之下考察，不难发现二者在论辩艺术上既有相似也有不同。这主要是由于时代背景、生活环境以及儒道美学思想的差异对两书作者的影响，即相同的时代背景、散文的整体发展水平使得两书在论辩风格上有不少相似之处；而不同的生活环境、人生际遇以及美学思想则又使两书呈现出各自的文学特色。两书的相似之处主要表现为论证手法灵活多变（都喜欢使用排比句、寓言等）、论证语言精妙准确、文字感染力极强，并且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现实社会。但分析之后也能发现《孟》《庄》散文的论辩艺术有着各自的不同特点，即语言风格、论证方法、寓言运用以及结构条理等方面的差异。语言风格上，《孟子》具体简洁，《庄子》抽象华丽；论证方法上，《孟子》喜引经据典，《庄子》则较少为之；寓言使用上，《孟子》寓言的篇幅短小，以人为主；《庄子》寓言的篇幅较长，多以自然界的事物为主。另外，在结构条理上，两书的问答方式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理清两《孟》《庄》论辩艺术上的同与异，考察后世散文对两书论辩艺术的吸收和发展，有利于研究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脉络和轨迹。

尹旖
识解视角下杜甫“三吏”“三别”的英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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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的“三吏”“三别”是唐诗中著名的现实主义诗歌,其英译版本卷帙浩繁。本研究选取了史蒂夫·欧文,路易·艾黎,许渊冲三位译者的英文版本作为研究对象。认知语法把意义等同于概念化或者概念加工,识解是其中重要的认知方式,指人类以不同方式理解同一概念域的能力。Langacker(2008)指出认知识解有五个维度:辖域,背景,凸显,视角和详略度。每一个维度代表一种识解能力。本文作者试图以此五个维度分别分析杜甫“三吏”“三别”的三个英译本,并找出不同译者对于同一文本的不同识解方式及翻译风格。不同的译者在辖域,背景,凸显,视角和详略度五个维度方面都采用了不同的识解方式。研究结果显示:(1)辖域和背景维度上,史蒂夫·欧文正确地概念化了原文中概念域的辖域及背景并在译文中忠实地呈现出来。不过,有时没有明确化原文中的辖域;路易·艾黎运用了直意、省译、意译、音译等方式较好地传递了原文的辖域,但有时运用意译的方式没有正确诠释原文的辖域或者完整辖域;在背景维度上,艾黎没有准确和详细地把握原文的认知背景;许渊冲,作为中国翻译界的大家,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入的理解,因此在辖域和背景维度上能够更好地把握原文的识解方式,诚然,他在这两个维度上偶尔也有偏离原文识解方式的现象出现。(2)在视角维度上,史蒂夫·欧文运用现在时态识解原文,同时,运用主观性的视角识解原文;路易·艾黎运用过去时态识解原文,并用第三人称和客观性的视角来概念化原文,同时,存在视角错误的现象;许渊冲采用现在时态识解原文,运用了主观和客观的视角来识解原文,同时,存在视角错误的现象。(3)在凸显维度上,史蒂夫·欧文的识解凸显与原文中识解的凸显基本吻合,并强调事情发展的将来阶段。路易·艾黎运用意译和省译凸显原文的大致意义。有时,译者没有正确凸显出原文中的凸显部分或完整过程。许渊冲的译文较好地反映了译者对原文的正确凸显,不过,有时也存在没有凸显出原文中最显著部分的识解现象。同时,他倾向于凸显过程中的最后阶段。(4)在详略度上,欧文以杜甫原文的识解详略度来呈现译文,为目标读者提供较全面和详细的译文。路易·艾黎运用省译,以低于原文详略度的识解方式诠释原文,他通常运用意译的方式来识解文章大意,而没有详细地识解原文。许渊冲在翻译诗歌题目时,会增加涉及诗文内容的信息,但是,在识解原文内容时,他通常降低识解的详略度,以意译的方式来呈现原文。总之,三位译者在识解的五个维度上有不同的选择。整体上看,史蒂夫·欧文能够正确地识解杜甫的“三吏”“三别”;路易·艾黎在某些维度上没有正确识解原文;许渊冲较好地识解了原文,在某些情况下没有正确识解原文。本研究将认知语法中识解理论应用于杜甫的“三吏”“三别”英译本的分析中。希望对诗歌翻译者认知活动的研究及翻译风格的研究带来启发。同时,也为古代诗歌的英译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余明旻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庄子》人际关系思想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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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作为先秦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学术史上总是不乏对其思想的研究者,尤其在当代已形成对庄子思想的研究热潮。但由于儒家思想对调整和规范人际关系始终产生着重要影响,而且庄子在人际关系思想方面并未作出系统的阐述,因而时至今日学界对庄子人际关系思想方面的研究甚少。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体制的不断变革,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有了新的变化,呈现出了新的特点。本文从人际关系的视角出发,以“道”为指引,分析了《庄子》人际关系思想的理论要义,以期寻求构建人际和谐的新途径。与儒家处理人际关系的视角不同,《庄子》的人际关系思想并没有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出发,而主要是从个体生命的角度出发。也就是说,《庄子》人际关系思想的重点并不在于社会道德的规范,而在于个体生命的存在。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传统礼乐的崩坏,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人世险恶,人性扭曲,处于社会中的每个个体如何自处,如何与他人相处,如何在乱世中保全性命?成为庄子关心的话题,并针对此提出了一套自己的人际关系主张。《庄子》认为理想人际关系思想的构建要顺“道”而为,其人我关系思想都体现在他的“道”论之中,即在“以道观之”的视域下把握人我关系。首先,“道”是《庄子》哲学思想中一以贯之的核心概念,在其看来,理想的人际关系便是“相忘于江湖”,忘乎于道,以“道”为准则来处理人际关系问题,人在大道中相互忘怀,是希望人人都能顺道而为,大家共处于天地之间,和谐融乐;其次,《庄子》认为人我之间的冲突和纠纷起于是非之争,因而提出要齐同是非,以消解人我纷争;第三,《庄子》认为人性原本素朴,因而呼吁回归素朴人性,复归于道,独立忘心,以实现人际关系的质朴无华;最后,《庄子》主张人要追求与道同体的逍遥游境界,人际关系不为外物所役。要之,《庄子》人际关系思想关注人的精神自由与人我和谐,这对我国当前突出强调人民群众精神需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杨如钰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商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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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左氏传》流传千百年来，注家众多。西晋杜预所撰《春秋经传集解》是现存最早的《左传》全注本，唐代孔颖达奉唐太宗诏令撰《五经正义》，其中《春秋左氏传》即采用杜预注。而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则是当代《左传》训诂的一部集大成之作。该书合并经传而为笺注，征引淹博，考辨精当，成就很高。但是《左传》的注解工作并非题无剩义，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亦间有校勘、句读、词义训释及语法分析之处值得商榷，亦有当注而未注之处，有的杜注不误，杨注未从。本文即从《左传》文本出发，利用传统的训诂方法，并查考传统训诂著作，对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中的某些词句训诂提出商榷与补充。

夏维新
李瀷对杜甫的接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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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被誉为古代诗歌现实主义的巅峰。他一生写了1400多首诗,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杜甫的诗歌遗产不仅是中国文学的瑰宝影响着唐朝以后的中国诗坛,而且还传到朝鲜,并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杜甫在诗歌史上的崇高地位,为古今中外的诗评家普遍赞誉。李瀷,字子新,号星湖,是朝鲜朝后期的实学派巨匠,也是实学派颇有影响力的文学评论家。李瀷的《星湖傻说》是朝鲜诗歌理论批评史上杰出的著作之一。杜甫作为一名对朝鲜古代诗歌产生深远影响的诗人,李瀷自然不会错过对杜甫及其诗歌的品评。李瀷特别关注杜甫文学,这种对杜甫与杜诗的关注对李瀷自身的文学创作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本文主要采用了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方法。通过李瀷对杜甫与杜诗的理解,以及对杜诗诗语与诗句的运用,探讨了朝鲜文人李瀷对诗圣杜甫的接受情况。本文分为四章进行研究。第一章,首先阐述本文的研究目的与意义,之后论述研究现状,研究范围以及研究方法。第二章,通过李瀷的《星湖倦说》中的＜诗文门＞,分析李瀷对杜甫以及杜诗的认识与理解。这种认识与理解分为四个方面。一,通过对酒与神仙的叙述,李溟认为杜甫是一个爱酒却“醉翁之意不在酒”的醉翁,而这样的醉翁才是真正的神仙。二,通过对李白与杜甫的比较,李瀷认为杜甫的双对比李白要出色的多,得出杜甫善双对的结论。三,杜诗具有互文性,宜以杜释杜。四,杜诗具有弦外之音。第三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李瀷诗文中的杜甫关联故事;第二部分分析李瀷诗文对杜诗诗语的接受情况;第三部分分析李瀷诗文对杜诗诗句的接受情况。通过对杜甫关联故事与杜诗诗语、诗句的运用的分析,阐明杜甫与杜诗对李溟的创作及诗风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第四章,概括本文的内容,总结星湖李溟对杜甫以及杜诗的理解、李瀷对杜甫诗歌的引用状况。通过对这些内容的概括总结,进一步说明朝鲜文人李瀷对杜甫文学的接受特点。

崔海莲
论荀子的礼法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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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法思想是荀子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荀子是第一个对礼法关系作了详细、系统说明的哲学家,尽管此前的学者对此也有过不少论述。荀子站在时代的前端,顺应时代的要求,融合各家学说,最终使礼法体系化,成为后世遵循的楷模。本文简单地回顾了荀子之前的礼法历史,及其本人对礼法产生原因、关系的看法。之后,重点剖析了荀子隆礼重法的内容和作用,其中以义为本的心术观即礼法核心既承继了自古发展起来的重“心”学说,又避免了礼法的纯粹主观化,而以“术”体现“义”,使义在法律实践中获得了可执行性,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法律的道德倾向,其利弊得失对后世有着极大的影响。之后评述了荀子法生于礼及出礼入法的礼比法大关系。荀子在当时礼崩乐坏的环境下,引礼入法、出礼入法、以礼统法,使得看似水火不融的儒法两家重新在礼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在荀子的隆礼重法理论体系中,礼法二者地位不同,礼始终比法大。荀子将等级化的礼法律化,而法律也因此等级化;既继承了传统,又顺应了时代的要求。荀子的礼法论建立在他的性恶论基础上,但他对人性充满了乐观的态度,认为人性是可以节制的。荀子这种乐观的态度,与其天人相分的分而治之自然观有着莫大的关系,正因为自然是客观、有规律可循的,人才能够“制天命而用之”。但荀子又不止于此,他毕竟脱离不了天人合一的传统,又把他的礼法观上升为“道”的高度,使礼法形上化,尽管带有经验性,但却是可以认识的,这就利于堵绝一切超经验的迷信和虚妄。荀子既强调礼义之宇宙之道的超越性,又强调天道下贯的经验性。实践证明,礼治是不可取的,出礼入法更要不得,但法律也不是万能的。荀子的礼法理论对后世的影响具有双重性,他重视礼义对人心的节制及教化辅助,使得法律实施起来更有效;他提出罪刑相称原则,启示、激励着后世官员执法如山,不为人情网所动,但他主张刑罚适重的思想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重刑倾向。

张荣贵
庄子之“情”的伦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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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道二家都对情感问题予以极高的关注。庄子基于独特的视角阐述了他对“情”的理解，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有其深远影响和重大意义。　　先秦时期，“情”主要有三种含义：真实、实情，本性、性情，情感。《老子》中有比较丰富而深刻的情感思想，可以归结为情道统一、道亦无情、无情之德。庄子所处的时代，“情”发生了异化，个人情性扭曲了。庄子将人的生存情态的异化称之为“丧己于物，失性于俗”。庄子注重人的生存状态的自在和真实，正是以此为基础，庄子建立了一种独特的“情”论。　　庄子之“情”具有几重意蕴。一是天与人一的自然之情。在庄子看来，我们需要顺应自然本性，遵循自然之情，做人行事。这种自然之情可以说是人与生俱来的真性情，只不过容易被世俗物欲、功名所蒙蔽。二是不累于物的无情之情。以“鼓盆而歌”为例。庄子认为私人好恶之情会影响人的本真天性，使人不能获得真实自然的情感体验，所以应该摈弃世俗好恶之情，以“无情”面对自然和人生。三是全身保真的性命之情。庄子所谓性命之情既意味着对人身体的爱护，也意味着精神自由、人格独立、不役于物。他力图使生命与精神得到同样的养护。　　庄子之“情”的终极指向颇堪玩味。庄子提出多个理想人物以及相应的理想人格。这些理想人物克服了对死亡的恐惧，超脱了世事的纷扰，消融了哀乐之情。这些理想人物具有“真”的特质也就是真情，他们能够超脱各种人生困境，达到精神上的解放，实现内在心灵的自由。他们掌握着超越世俗限制的方法和途径，从而可以达至“逍遥”之境。“逍遥游”可以看做是一种情道合一、绝对自由的精神现象和心灵状态。庄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谓之至德之世，在那里，人情人性得到酣畅淋漓的发挥和展现，社会臻于至治。　　庄子“情”论为我们解决当前社会生活中的情感问题提供了新的方向和思路。现代人的情感失落、心灵空虚等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人的本性问题。只有回归人的真实本性，才能从根本上调适现代人的情感和心理问题。庄子坚持对自然真情与人性本真的遵循，在现代社会中对于个人性情修养和健全人格构建具有积极意义。庄子特别提示我们节制自我欲望，“不为物役”，实现诗意生活。我们要在继承与发展庄子“情”论的过程中，发现其中能为个体生活的健康丰富发展提供的新视角、新途径，从而让庄子情感哲学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赵嘉文
支架式教学理论在高中《论语》整本书阅读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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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版《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十八个“学习任务群”,“整本书阅读与研讨”学习任务群位列第一,可见整本书阅读的重要性。然而,当前高中语文多以单篇、群文阅读教学为主,对于整本书阅读教学的实践经验较为不足,由此引发的教学问题亟需解决,缺乏教育教学理论的指导是产生这些问题的关键因素。支架式教学是从属于建构主义的一种比较系统和完善的理论,以其指导学生进行整本书阅读具有深远的意义。《论语》是高中语文整本书阅读推荐的书目之一,且《论语》与多个学习任务群有所关联,本文将以《论语》整本书阅读教学为研究对象,探讨支架式教学理论在《论语》整本书阅读教学中的具体应用。除了绪论和结语,本文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研究的理论基础与相关概念界定。第二部分是支架式教学与高中《论语》整本书阅读教学的概述,包括对支架式教学中支架的类型、支架式教学的基本环节以及支架式教学的基本特征的说明,在此基础上,对它们三个的关系进行了思考和总结。接着对《论语》整本书的文本特点进行了梳理,最后对支架式教学理论应用于高中《论语》整本书阅读教学的适切性进行了系统的论证。第三部分在支架式教学理论观照下,调查研究高中《论语》整本书阅读教学存在的问题及问题产生的原因。经对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高中《论语》整本书阅读教学主要存在学生阅读《论语》的兴趣不高、学生缺乏阅读《论语》的计划、学生阅读《论语》的效果不佳、学生缺乏对《论语》内容的深度思考、学生之间缺少对《论语》的交流讨论、《论语》阅读评价过分重视结果导向的问题,最后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归因。第四部分主要是在支架式教学理论指导下,对高中《论语》整本书阅读提出了系统的教学策略,包括六个方面:以资源支架为学生创设阅读《论语》的情境,激发阅读兴趣、以图表支架助学生明确阅读《论语》的目标,理清阅读思路、以范例支架为学生展示阅读《论语》的方法,提升阅读效果、以问题支架促进学生独立探索《论语》内容,深化阅读思考、以向导支架辅助举办有关于《论语》的活动,推动阅读交流、以评价支架反馈出学生阅读《论语》的效果,重构评价体系。

刘焕青
杜甫对中庸思想的奉守及其诗论和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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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诗歌史上,杜甫是最璀璨的明星。从他的诗歌在当世流传开始,到一千多年后的二十一世纪初,品评与研究从未间断,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已有的研究成果视角多种,方法多样,但“少陵自有连城壁”,杜诗的“高”、“大”、“深”使得它成为了一个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艺术宝藏,尽管前人已经在其中辛勤发掘且所得甚多,后人也不会空入宝山而无所得。本文通过梳理杜甫诗论和创作中所体现的中庸思想来考察杜甫对于中庸思想的奉守。全文主要由五部分组成。绪论部分简要回顾了杜甫研究的历史及现状,在此基础上,提出问题。第一章则探讨了杜甫所奉守中庸思想的家学渊源。第二章与第三章即从杜甫的诗论和创作两个角度探析了杜甫是如何奉守中庸思想的。余论及结语中则就中庸思想对于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形成作了简单阐释。出身于“奉儒守官”家庭的杜甫,承继了传自杜恕、杜预的家学传统——“坚信儒家的政治理想”,重礼、尚仁,宣扬忠信孝义,并继承了《毛诗序》所宣扬的怨刺观念,强调“辞微而义显”。这一切配合着杜甫的禀赋和后天的修养,使得其时刻遵循礼的规范,并以其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之所在,“不敢忘本,不敢违仁”,“比中而行”、“执中而立”,逐渐使得中庸思想融合而成为其立身之道。在中庸思想影响下的杜甫论诗主张“历代各清规”,“不薄今人爱古人”,“转益多师是汝师”,以他所坚守的儒家标准,使其文学主张取得了“好古而不遗今,务华而不去实”的“中和”效果,这从一个侧面表现了杜甫的“中和”思想。可以说正是杜甫诗论中这种“尚中”、“尚和”的倾向在客观上造就了其“集诗文之大成”的地位。在诗歌创作中,杜甫践行了儒家“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美学要求。他借咏物诗的形式,通过借物答意,托物抒情等方式巧妙地将心中之哀叹、悲悯以及“怨刺”抒发得中正平和,不狂喊,不激扬。而在他创作的那些新题乐府中,杜甫又寓主观于客观,将自己的思想感情、主观意志融化在具体可感的意象中,“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所有这一切不仅形成了杜甫诗歌“婉而多讽”的特色,并对杜甫温柔敦厚诗风以及“沉郁顿挫”风格的形成也有着深刻影响。

朱明明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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