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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与李清照间的轶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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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与李清照都是宋代著名的词人，但苏轼比李清照整整年长一辈，社会关系上本无交集之处。这里所说的“轶闻”是指两人之间因家庭关系所连带产生的一些轶闻轶事。李清照的丈夫叫赵明诚，看过李清照《金石录后序》的都可以知道这对夫妇之间感人至深的伉俪之情。赵明诚的父亲叫赵挺之，山东密州诸城人，与苏轼同朝为官，任监察御史。但此前，他与苏轼却发生矛盾，各生嫌隙。原来，赵挺之任监察御史之前曾在德州任通判，与他同在德州的有后来成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黄庭坚时任德安镇监官，而当时正值王安石变法时期，热中于官场投机的赵挺之为迎合变法，求取进身的机会，硬要在德安实行王安石的“市易法”。市易法规定，商人小贩都要向政府借贷经营，每年纳息百分之二十（其实更高）。黄庭坚认为德安镇小民贫，百姓不堪盘剥，担负不起债负，因而拒绝配合执行。苏轼得知这一消息，在赵挺之参加“召试馆职”（相当于参加最高等级的公务员考试）时，公开批评赵挺之是个极力搜刮民财的“聚敛小人，学行无取”，无资格参加考试。为此，赵挺之深恨苏轼。至元祐六年，苏轼在宣仁皇太后垂帘听政时获得重用，在京任翰林学士承旨（为皇帝起草文书的主官）时，赵挺之利用他的“御史”身份，上章劾奏苏轼在为大臣吕大防授勋晋爵而写的“制”书中有“民亦劳止”之句，认为这是在引用周厉王的典故“攻击”宋神宗时期为“乱世”！为臣不忠、毁谤人主，令“识者闻之，为之股栗”，是大逆不道！照赵挺之的意见，苏轼该当杀头之罪了。但究其实，这明显又是一种企图以文字罗织人罪的“文字狱”手段。其实，苏轼的原文是：“天维显思，当将启承平之运；民亦劳止，愿闻休息之期。”全出于恭颂当朝的联绵属对之语，苏轼亦熟知神宗对他个人的赏识，岂有“不臣之心”？相反，若以此为论，则当时侍御史贾易弹劾苏轼的奏章中有：“豺狼当路，将肆其毒”，岂不是在攻击宋哲宗与宣仁皇太后用人不当，使朝廷上“奸臣当道”？赵挺之的小人行径当时就遭到正直人士的鄙视。但苏轼却因为被诬而主动要求“外放”，离开朝廷到颍州任知州去了。李清照的父亲名李格非，因文名而受苏轼赏识，与廖正一等被后人称为“后苏门四学士”。但李清照似乎对此并不买账。南宋初年（绍兴三年），她曾有诗赠韩琦的曾孙韩肖胄，称“父祖皆出韩公门下”，不承认与苏轼有任何瓜葛，撇清了与苏轼的关系。而李格非本人虽受知于苏轼，但极少来往，考其生平，当苏轼获罪被远贬儋州时，他获得晋升，成为吏部员外郎，可见已经摆脱了苏轼的影响。而李清照在苏轼去世那年（1101年），年十八，嫁与赵挺之的儿子赵明诚，成了苏轼政敌家的儿媳妇。从这层关系上看，她对苏轼并无好感可知。不过，李清照之父李格非虽蓄意与苏轼保持距离，后来又与苏的政敌赵挺之结为儿女亲家，却也未能与赵挺之走到一起。相反，到了宋徽宗朝，赵挺之作为排击“元祐党人”的干将获得重用，官至副宰相，权倾一时。而李格非却因蔡京颁布的“元祐党籍碑”上列名其中，被革去了提点刑狱的官职，被驱逐出京，全家生计顿入困境。李清照作为赵挺之的儿媳因此出面求情，请赵挺之网开一面，给父亲一条生路。但赵挺之无情拒绝，冷若冰霜。李清照为此有“炙手可热心可寒”，“何况人间父子情”的诗句，对赵挺之的势利无情表示出极大的愤慨。故此后人也有赵挺之不满赵明诚与李清照的婚姻，猜忌儿媳的传言。还有“赵明诚死后，李清照改嫁”的传闻也公然出现在宋人的笔记中。北宋末年，王安石变法之后，像赵挺之这类钻营投机、拉帮结派的政客布满朝列。而且更为可恶的是，这些人结为党派排斥正人却反指对方为“党”，造成“新旧党争，祸及社稷”的假象，于是像苏轼这样本无意于争权霸位、邀宠干禄的正人君子也被诬称为“蜀党”，冤背黑锅，至今未能解脱。让人感叹的是，赵挺之最后也因与蔡京争权而被蔡京整垮，落得个“家破人亡”的悲惨结局，贻笑后人。而因赵氏的倒台，赵明诚的猝死，李清照晚年也很不幸，虽不至穷饿饥寒，却也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景况十分萧条。

林冠群

2017-02-13
苏东坡这个天才，北宋孕育了他，明清捧红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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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之蕃临李公麟画苏轼像轴（局部）（翻拍自“千古风流人物书画特展图录”）■苏轼行书题王诜诗帖页故宫博物院藏无论什么时候，风流都是一种天才的能力，比如，总能把稍纵即逝的幸福，赋予不朽的艺术形式，而使之长留人间。赤壁夜游，“两个微小的人物，坐在月光下闪亮的江流上的小舟里。由那一刹那起”，读者陷入了他的风流世界。近日，和朱万章先生谈论苏东坡，我们就从这样的场景进入。■收藏周刊记者潘玮倩无法超越1收藏周刊：千古风流人物，今天，我们如何定位苏轼？千年之上和之下，他似乎在很多方面都有无法复制的成就。朱万章：苏轼，在书法、绘画、文学乃至政务国家处理方面，都有非常独到的特殊成就，尤其对宋代以后乃至元明清，及至今的国内外，其影响之大，几乎没有其他艺术家可以比肩。他的作品在包括英美等地的英语世界传播，同时，日本对苏东坡作品的翻译也更为全面，1990年，他们还正式成立了“宋代诗文研究会”。收藏周刊：您觉得，到底是什么，最集中、最大化地成就了苏东坡？是黄州的那段经历吗？朱万章：乌台诗案乃至黄州经历，的确影响非常大，它是一个节点，但不是爆发点。他的成就、他对后世的滋养和启发，是一个整体的过程，润物细无声。收藏周刊：您是否认同，苏轼所身处的北宋，是中国思想和艺术的黄金时期？朱万章：确实，至少从三个方面，我觉得达至顶峰，它们是文学、书法和绘画，尤其是在书法方面，其后无法超越的。还有，虽然后来的元四家、扬州八怪等也各有造诣，但他们依旧无法望前人项背。收藏周刊：您认为北宋的书画是中国艺术的最高点？朱万章：对，算是一个高峰。当然，其前面还有隋唐，但可惜隋唐的东西如今我们少见。收藏周刊：北宋后面的都没有办法去超越他们了吗？朱万章：是的。北宋之后的那些文人画，都没办法超越北宋时期。其实这也不是我的观点，这实际上是一个公认的观点。收藏周刊：书画同源，成熟的文人画理论，是否是从苏轼这里开始？朱万章：对，他率先提出文人画的概念雏形。“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他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里提出“诗画本一律”，同时品王维的诗画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对于诗画在精神上的融会贯通进行了解读。他既是理论的奠基者，也是文化的践行者。收藏周刊：回到您刚才说的问题，您说北宋文人画当时就达到了一个无法超越的高峰。那么接下来的近千年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朱万章：其实接下来，比如元四家、董其昌、文徴明等，他们的绘画成就当然也非常大，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特征。只是没有超越北宋。收藏周刊：您觉得苏轼他们的文人画，最难超越的地方在哪里？朱万章：他的那种整体气韵和气息。腹有诗书气自华，他具备多方面的艺术修养，按照我们今天的看法，他还是个哲学家，诗词歌赋、种种素养，造就了他深厚的底蕴。很感性很理性2收藏周刊：我们今天阅读苏轼的诗句，会发现它们有很纵深的空间感和苍凉的历史感，这是否就是辉煌璀璨而又积贫积弱的北宋，给予苏轼的馈赠？朱万章：应该也算。实际上，每个时代造就了不同的人才。苏轼在仕途上的起起落落，从高居庙堂到颠沛流离，巨大的反差、历史的时空，给予他的感受自然和常人有异。他对人生的超脱、面对时间流逝的苍凉和成长感，都能在他的诗词歌赋中体现。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本身就是一个天才型的人物。一般人就算与他遭受了同等经历，也可能没办法有深刻感悟，但他很感性又很理性，所以，他能。收藏周刊：您最喜欢他的哪首诗句？朱万章：有两篇文章我是特别喜欢的，一个是《超然台记》，另一个就是《前赤壁赋》。他在这两篇文章里提出了很多人生思考，而且这种思考确实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他很豁达，对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能够认出，并不作强求。“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收藏周刊：但在读《后赤壁赋》的时候，“时夜将半，四顾寂寥。适有孤鹤，横江东来”，还是能感受到一些纠结。您认为他最后放下了没有？他根子里是否还是一个儒家知识分子的角色？朱万章：我觉得，他经过了很大的波折，到后来算是真正的超然了，从儒家的入世到释家的超脱，然后到道家的出世，完全进入了一种无欲无念。收藏周刊：我们说苏黄米蔡，您觉得，苏轼的“写意、尚意”书法风格，对当时的书风，带来了怎样的影响？从“笔法”到“心法”，苏轼对于宋代书法的突破性贡献，最主要体现在哪里？朱万章：苏东坡的书法是唯一最难学的，为什么？因为他不是特别讲章法，就是纯粹为了直抒胸臆。绘画中，写实的就特别容易临摹，写意的则比较难，书法也是这样。我也曾临过他的字，后来发现没辙。除非你的技艺能和他的“意”连接到一起。《东坡笠屐图》的致敬3收藏周刊：其实包括当时和后来，也有人对他的书法提出过异议。朱万章：当然这是见仁见智，我所认识的一些书法家，就说一点也不喜欢苏轼的字，说它看上去不太对路。但有的人就特别喜欢。但总体来说，苏轼的书风，对南宋和元朝影响力比较弱，到了明清时期影响大一些。苏东坡的地位，实际上是在明清时期被完全树立起来的。收藏周刊：为何明清时会有这种现象？朱万章：这是综合性的原因，我曾写过一篇《明清文人为何钟情<东坡笠屐图>》来探讨这个问题。目前所知最早创作此画者，则可追溯到苏轼的好友、人物画家李公麟。李公麟在其《东坡笠屐图》中题道：“先生在儋，访诸梨不遇。暴雨大作，假农人箬笠木屐而归。市人争相视之，先生自得幽野之趣。”这是关于创作《东坡笠屐图》的最早记录。遗憾的是，李公麟原画已经失传，我们只能从文献记载和后人摹本中得知，李公麟创作过不止一幅《东坡笠屐图》。在此之后，直到二十世纪，创作过《东坡笠屐图》的画家不计其数，尤以明清时期文人所作《东坡笠屐图》多且精。收藏周刊：东坡笠屐这个场景，唐寅曾有这样的诗句：“东坡在儋耳，自喜无人识。往来野人家，谈笑便终日。一日忽遇雨，戴笠仍着屐。逶迤还至家，妻儿笑满室。歆哉古之人，光霁满胸臆。图形寄瞻仰，万世谁可及。”明清文人，他们从苏东坡身上寻求到了怎样的共鸣？朱万章：1097年，苏轼被贬到海南儋州，政治上失意，前途渺茫，自然环境也较为恶劣，身体不适，但就在这样内外交困的环境下，他还能保持“幽野之趣”，最大限度地超然面对一切，《东坡笠屐图》便是对此时心态的反映。明清时期包括唐寅、仇英、尤求、曾鲸、张宏、朱之蕃、陈继儒、孙克宏等在内的这些画家，正是借助苏东坡的生命意志与达观人生，或通过《东坡笠屐图》传递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或在《东坡笠屐图》中找到慰藉，成为苏东坡的隔代知己，如明代文学家杨慎在贬谪云南时便绘《东坡笠屐图》，“写以自况，颇能传出一肚皮不合时宜之概”。在绘画之外，明清时期更有不少文人借助诗歌等载体表达对东坡笠屐形象的敬仰或从中找到惺惺相惜的心灵契合。明清时期大多数文人有在苏东坡生日（十二月十九日）当天祭祀雅集的风气，在当日必悬挂苏东坡像以供瞻仰，而多数人便选择《东坡笠屐图》作为东坡的标准形象。他在困顿的环境中所表现出的顽强与超脱，成为明清文人学习的楷式。这种影响，亦绵延至今，未有断绝。简介朱万章四川眉山人，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委员，从事书画鉴藏与美术史研究，著有《书画鉴考与美术史研究》《销夏与清玩：以书画鉴藏史为中心》《书画鉴真与辨伪》《鉴画积微录》《明清书画谈丛》《过眼与印记：宋元以来书画鉴藏考》《画外乾坤：明清以来书画鉴藏琐记》《画里相逢：百年艺事新见录》等。同时兼擅绘画，出版有《一葫一世界：朱万章画集》《学·艺：朱万章和他的艺术世界》和《学之余：朱万章绘画近作集》。

潘玮倩

2020-10-18
三苏雕像（中）——见证城市地标诞生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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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绍蓁完成二分之一原大的泥塑造型。张绍蓁亲自在现场把关。创作中的《三苏纪念像》。张绍蓁创作阶段阅读的相关资料。张绍蓁和《三苏纪念像》合影。雕刻者说领悟三苏气韵“眉山作为三苏的家乡，当地人民强烈地感到弘扬三苏文化的责任，然而却少有关于三苏形象化的遗迹，于是首先规划在眉山城市中心修建一座具有三苏形象的城市雕塑。”张绍蓁回忆，1992年初，四川雕塑艺术院在接到眉山这项任务时，全院上下极为重视，认真部署，发动该院雕塑家深入领会创作要求，到现场进行环境勘察，创作了多种可供评审而又有较高水平的初选方案，经过复审，张绍蓁的方案入选。时隔多年，从张绍蓁的彩色效果图上，我们仍可以感受到他的创作激情，感受到三苏父子作为历史伟人的魄力，而由他一气呵成的这件大作初稿至今珍藏在他的书房。张绍蓁这件作品气韵雄厚，很好地表现了三苏父子的个性，苏东坡是宋词“豪放派”的开拓者，在中华文学史上取得了顶尖成就，于是在三苏父子群像中占位很高，且底座较高，呈昂首远望的姿态；苏洵处于构图的中间位置，在两个儿子中间，虽然没有苏轼和苏辙地位显赫，然作为父亲受到两个儿子敬仰是必须的；苏辙追寻父兄，所以排列在三苏父子群像的后面。三苏父子群像呈行进排列状态，也呈现出三苏父子一生喜欢游历祖国名山大川，寻奇觅异的豪放性格。张绍蓁满怀激情地在四川雕塑艺术院工作场地制作完成了50公分高的三苏父子雕像初稿。初稿完成后，原眉山县的相关部门领导到四川雕塑艺术院工作室进行了审稿，大家都对初稿表示很满意。当年3月份，张绍蓁完成了定稿。张绍蓁在定稿制作中，将三苏父子爱国爱民的高贵品质作为概括群像的形式基调，集中落笔在整体构图和人物气质的“仰面囁云霞，垂手抚百山，临风弄襟袖，飘然风中仙。”的灵魂风貌，让每一块泥土，每一根线条都富有这样的感染力；从侧面看，三苏父子呈现一种正在行进的状态，疏密有致，形态各异，表现出苏家三人宦海沉浮，亦表现出三苏父子永不改变的忠诚以及信念；三苏父子各自的目光中都表现出他们敏锐的洞察力，以及“以草木之微，当天地之泽”的博大胸怀；三苏父子衣带飘飘，展现了他们坎坷的人生经历，尤其是苏轼，频遭贬谪，一生历典八州，身行万里。于此同时，张绍蓁还分别刻画出三人相对不同个性特点“豪放东坡”，“凝炼老泉”，“冲雅颍滨”，增加群像刻画的深度，增强群像生动的艺术感染力。通过定稿，张绍蓁仿佛看到了一座雄伟高大的三苏雕像傲然屹立在眉州大地上。拔地而起指向城市未来定稿由玻璃钢翻制完成110厘米高，得到了各方一致好评，已经到了当年的6月了，按照严谨的大型雕塑的后期工程要求，张绍蓁又投入到艰苦的泥塑放大制作，直到当年8月，完成二分之一原大的泥塑造型。当石膏模型翻好后，张绍蓁立即运送到眉山建设现场。由于时间紧，工程量大，四川雕塑学院派一名副院长王光荣投入到后期工程制作，组织花岗石的采购、石雕工人队伍的组织，以及现场施工管理。数百方优质荣经红花岗岩如期运到现场，数十名富有经验、手艺高超的石雕工人也到位进场。由于时间紧，技术原始，大部分工作都是人力手工制作，为了保持整体一致性，雕刻技工将除头部以外的人物身躯切割，用模具分块进行，此间张绍蓁一直在现场进行艺术质量把关。数十块分形加工初步完成后，由人工起吊组合到位，再进一步深加工。雷农田回忆，8到9月的时间里，数十名石雕工匠居住现场工棚，日夜三班突击，几乎是昼夜不分24小时修建，工作异常艰辛。在修建过程中，虽然在施工现场围上了护栏，但由于群众十分期待这项工程的完工，所以都会在护栏外远远地驻足观看。功夫不负有心人。1992年国庆节前夕，11米高的三苏雕像拔地而起。“成功塑造三苏雕像既完成了眉山人民的重托，也圆了我的一个梦。”张绍蓁感慨地说，三苏父子勤学、敬业，心中装着人民的爱和期盼，这些都激励着他要植根于民族，在雕塑艺术上贡献出自己全部的才智和能量，报效祖国，服务于人民。而凝聚着张绍蓁以及众多匠人心血和汗水的三苏雕像也在等着一个华丽而庄重的亮相。同年的国庆节前，眉山举办了盛大的苏东坡诞生955周年庆典。上万人参加庆典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特色表演轮番上演。最令人期待的则是为三苏雕像举行的剪彩仪式，当红色的帷幕拉开的一刹那，当三苏群像映入人们眼帘，人们都被有着“诗赋传千古，峨眉共比高”的三苏雕像的造型所深深地震撼，也预示着三苏精神将激励着眉山人以一种奋力向上的姿态而不断前进。

2017-09-03
以特色资源为依托打造眉山文旅“新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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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江古镇风貌。编者按7月25日，全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召开，全面深入贯彻了中央、省委相关大会精神，安排部署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文旅工作，为全市上下推动文旅融合、文旅共兴，加快建设文化强市、旅游强市吹响了号角，指明了方向。即日起，本报推出系列报道，围绕全市文化旅游发展的特色亮点、重大项目、新业态、新活力等方面，深入阐释此项工作的美好蓝图和可行路径。□本报记者殷勇文/图夏日的三苏祠红墙环绕、绿树掩映，瞻仰“三苏”的游人陆陆续续而来，用三苏文化润泽心灵；洪雅县柳江古镇，河水平静如镜、水中游人嬉戏，远处的山峦苍翠欲滴……眼前的这些景致，展示的是我市上下推动文旅融合、文旅共兴，加快建设文化强市、旅游强市的美丽成果。近年来，我市立足地方特色，做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篇文章，把特色资源禀赋打造成独一无二的文旅IP。整合知名度较高的文旅景点，集中打造以“一祠一馆、一山一水、一园一城、一镇一村”为主的新的眉山八景文旅品牌，进一步助推了全市文化和旅游发展。立足地方特色打造新的眉山八景古之“眉山八景”形成于明代，即：“苏祠瑞莲、灵岩石笋、蟆颐晚照、象耳秋岚、中坝渔村、松江野渡、峨眉霁雪、江乡夜月”。斗转星移，岁月悠悠。今日眉山的风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古时“眉山八景”多已消失，于是有了新的眉山八景：三苏祠、江口沉银博物馆、瓦屋山、岷江、乐高乐园、柳江古镇、幸福古村等。相较于古“眉山八景”，新的眉山八景是新时代眉山立足地方特色，打造的建设文化强市、旅游强市的重点文旅品牌。“一祠一馆”重在文化游。“一祠”即三苏祠，我市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眉山特色”，正加快三苏祠博物馆5A级景区创建，按照申遗的标准进行打造，打造全球苏迷朝圣地。“一馆”即江口沉银博物馆，彭山区正高标准规划建设国际一流水平的江口沉银博物馆和遗址公园，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打造四川文化旅游新地标。“一山一水”重在生态游。“一山”即瓦屋山，作为“世界最美桌山”，这是世界级的资源，该景区以高端人群、高端产品、高端设施为重点，正加快瑞士施泰内尔公司规划落地，推进中瑞国际山地度假旅游示范区建设，引进国际品牌的文旅集团整体打造。“一水”即岷江，一个城市有江河就有灵气，岷江自古就称“玻璃江”，李白、苏东坡、杜甫等文人雅士都曾留下过名篇佳作，很有打造的潜力。我市正依托岷江航电的梯级开发，提前谋划打造沿江文旅经济带。“一镇一村”重在休闲游。“一镇”即柳江古镇，作为全国历史文化名镇，我市为了把“烟雨柳江”的牌子擦亮，强化了国际化的开发理念、引进了国际化的开发运营团队、坚持了国际化的规划标准，不断提高古镇的品质品位。“一村”即幸福古村，作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我市将以“质朴原乡”特色，坚持“古村姓古、产村相融”，打造中国美丽乡村典范。“一园一城”重在体验游。“一园”即乐高乐园，目前我市重点建设以乐园为核心的默林文旅项目集群、酒店群落、旅游小镇、文创产业等项目，打造西部第一、全国领先的主题乐园，形成全市乃至全省的文旅经济新爆点。把握优势机遇文旅融合促发展据悉，2018年，眉山旅游收入404.3亿元。今年1—6月，全市吸引了3010.47万人次游客来眉，同比增长10.94%；实现旅游总收入269.44亿元，同比增长18.48%。数据表明，我市文旅产业正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进一步发展大势可为。迈进新时代，人们享受美好幸福生活的愿望日益强烈，文化消费、全民旅游成为时代潮流。身在成都都市圈、处于环成都文旅经济带、紧邻双机场的眉山，地理区位优越，具有独特的三苏文化、自然生态、东坡美食等自然人文资源禀赋，这是我市发展文化旅游的优良基础。在发展潜力上，近年来眉山先后落户了一批优质高端文旅项目，为下一步发展积蓄了强劲动能。全市在建和已签约文旅项目32个，总投资达3018亿元，其中省级重点推进项目5个、总投资1970亿元，项目个数、投资金额仅次于成都市，占100个省级重点推进项目计划投资总额（约8000亿元）的24.6%，文旅项目总量排在全省前列。市委、市政府还出台了《关于大力发展文化旅游经济加快建设文化强市旅游强市的实施意见》，正在加快《眉山市全域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18—2035）》和《眉山市全域旅游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编制，启动《眉山市文化和旅游业“十四五”发展规划》前期工作。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市文旅融合、文旅共兴的“总布局”“路线图”“作战图”。围绕建设“环成都文旅经济带新兴增长极”这一目标，各区县也根据自己的独特优势，挖掘更大的文旅潜力，以一域之光为全局添彩。眉山天府新区正着力打造国际文化旅游新高地；东坡区正发展“月光经济”，打造中心城区的一道靓丽风景；彭山区力争盘活“岷江”，大力发展沿江文旅经济；仁寿县发展“周末经济”，打造都市周末休闲度假优选地；洪雅县做强“康养度假”产业，满足人们健康养生需求；丹棱县依托沿水而居、娇小玲珑的小城特质，重点发展中高端民宿经济；青神县将继续做好“竹文章”，深度挖掘文化，把小竹子做成大产业。……抓住文旅产业这个富民产业、绿色产业，眉山正朝着更加广阔、更加美好的文旅发展之路迈进。

殷勇

2019-08-08
北宋苏轼巡边文安县足迹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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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北宋文学家、书画家。他一生屡经坎坷。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22岁的苏轼进士及第，26岁步入仕途。出知定州修筑营房元祐八年（1093年），苏轼58岁，这一年九月初三，“元祐更化”的主持者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宋廷政治情势急变，新党再执政权，元祐诸臣相继获罪。虽然苏轼曾为宋哲宗侍读五年，仍被17岁的哲宗帝视为旧党、后党，进而遭到冷落。于是，苏轼不得不再度请求外放。宋哲宗批准了苏轼的请求，却诏令他知定州。出知州郡，是苏轼的请求，但出知“重难边郡”定州，不是本愿。当出知定州诏命到达后，苏轼即刻奏请改知越州，然而宋哲宗没有答应。就在此时，妻子王润之去世，苏轼“临老遇此灾，怀抱可知。摧剥衰羸，殆不能支……”勉强北行。在肃杀的社会环境中，苏轼怀着与贤妻死别的悲凉心情，于元祐八年（1093年）十月二十三日到达宋代北部缘边定州治所。虽然政局对自己不利，家庭又遭变故，但苏轼“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没有因个人恩怨而懈怠，也没有因心情悲伤而消沉。毕竟，苏轼是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左朝奉郎、定州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的官职出知定州，可以主管军、州大事。于是，苏轼在定州干了几件实实在在的事情。一是严惩恶吏，整饬军纪。定州为边防重地。苏轼帅定时，契丹的势力虽日益衰微，且正受到女真族的威胁，但边地并非太平无事。契丹入境劫掠事情经常发生，可是宋朝边备却很松弛，将骄卒惰，军纪涣散，军校贪污，克扣粮饷。面对边备的疲弱、混乱，苏轼积极采取措施，整顿军纪。首先，苏轼对贪赃枉法的惯犯严加惩处，他把盗窃官物获赃的贼人绳之以法，收入监狱，又严惩偷盗者、侵斫禁山者、饮酒聚赌者。经过整顿，“军民自此稍知有朝廷法令，逃军衰少，贼盗亦稀”。加强军事训练，以提高军队战斗力，帅定第二年元祐九年（1094年）春天，举行了自庆历末韩琦帅定后中断了四十多年的阅兵典礼。二是修筑营房，改善兵士生活条件。苏轼到定州后，曾派出幕官“遍往诸营点检”，发现“营房大段损坏，不庇风雨”“诸营军号，例皆暗敝。妻子冻馁，十有五六”。于是，他上《乞降度牒修定州禁军营房状》，向朝廷申请经费，修缮和新建所需营房计七千九百七十一间，并发足粮饷。三是赈灾度荒，救济百姓。元祐八年，河北诸路雨水为害，收成减半，定州一路更是遭受严重水灾，秋税依然繁重，百姓苦不堪言。苏轼估计到第二年“春夏新陈不接之际，必致大段流殍”，便向朝廷上《乞减价粜常平米赈济状》，解决百姓买粮、吃粮问题。四是乞增修弓箭社，加强边备，保境安民。澶渊之盟后，宋朝每年按规定给辽国输送大量银两绢匹，同时在处理与辽国的边境关系上，一方面大量压缩军队，一方面处处忍让，小心翼翼，不敢惹出事端。辽国却失信于宋，军队常常越过边境，偷盗抢劫，宋朝沿边百姓深受其害。到定州后，苏轼很快发现，澶渊之盟以来数十年的和平环境，使得宋朝沿边诸郡在军事上放松了对辽国的警惕，并且，这一带军队的武艺和军事装备远远落后于陕西、河东。沿边禁军（朝廷正规军）虽然经过整顿，但由于缺乏训练，将士多胆小力弱，实际战斗力不强，宋朝边境驻军成了摆设。如果出现紧急情况，一定很难应对。苏轼认为，要恢复禁军的战斗力需要时间，为了加强边防，又不让辽国产生戒备，在加强军政管理的同时，可以恢复原有的沿边民间武装——“弓箭社”。弓箭社，是澶渊之盟后边界成立的一种地方保卫组织，在宋仁宗时期就已经产生。元祐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苏轼在《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二首》中写道：“今河朔西路被边州军，自澶渊讲和以来，百姓自相团结为弓箭社，不论家业高下，户出一人。”但是，在宋神宗时期，因推行保甲法，这种民间自卫组织有所削弱。而苏轼认为，“弓箭社实为边防要用，其势决不可废”。苏轼奏议加强这种地方民间武装组织，从而弥补禁军之不足。苏轼认为，弓箭社这一地方武装不仅可以抵抗北方辽朝的进攻和侵扰，还能够用来抓贼捕盗，维护地方治安。可惜，苏轼的奏议没有得到朝廷的认可。巡边文安巩固边防虽然苏轼有时思想保守，但他并不是一个抱残守缺的保守派，而是一位稳健的革新者。主政地方时，他总是在忠君爱民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地采取稳妥的办法兴利除弊。苏轼所处的宋代时期，文安县属河北东路管辖，而苏轼所知的定州，属于河北西路管辖。按照管辖范围，苏轼不需要到文安县巡视边防，由于他发现当时宋代整个北部极边的军事防御问题太多，所以主动到冀中边城、边寨进行实地查勘，并提出防范措施。他巡查的目的是为了筹备弓箭社，加强边防力量。苏轼来文安巡边的史实信息，包含在他在定州时所写的《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二首》《与孙知损运使书》《与友人一首》（也称《病逊贴》）《与刘仲冯六首》等奏议、书信里。下面把有关内容逐一引述：“元祐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苏轼状奏：“臣窃谓陕西、河东弓箭手，官给良田以备甲马，今河朔沿边弓箭社，皆是人户祖业田产，官无丝毫之给，而捐躯捍边，器甲鞍马，与陕西、河东无异，苦乐相逢，未尽其用。近日霸州文安县及真定府北寨，皆有北贼惊劫人户，捕盗官吏，拱手相视，无如之何，以验禁军弓手，皆不得力。向使州县逐处皆有弓箭社人户致命尽力，则北贼岂敢轻犯边寨，如入无人之境。”（《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二首》）“元祐八年十一月，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苏轼状奏：右臣近奏乞修完极边弓箭社条约，已详具利害，于今月十一日入递去讫。臣自到任以来，不住令主管衙前引到北人访问事宜，虽虚实难明，然前后参验，亦可见其略……及又据北平军中据勾当事人李坚等体探得，北界昨差往西北路去者兵士并百姓等，近有逃背落草四十余人，马二十匹，见在狼山西头君市等村乞食，窃虑来南界别作过犯。虽未见的实，然去岁之冬霸州文安县被北贼杀人劫物，朝廷已知其详，及真定府北寨于去年八月、今年二月两次被北贼群众打劫……若边臣坐观，不先事设备，则边民无由安居，亦恐更生意外之患。”（《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二首》）“文安北城，如涉无人之境，其渐可虞。庙堂已留意，兵久骄惰，自合警策之，数年乃见效。惟极边弓箭社射生极得力，虏所畏惮，公必旧知之矣。以数勾集一月，村堡几虚，公私惴惴。北贼亦多相时生心，社人亦苦勾集劳费。此出入守望，与虏长技同，亲戚坟墓所在，人自为战，不忧其不闲习也……备御之策，惟安养弓箭社，及稍加优异，使当淬砺，以待小寇，策无良于此者矣。”（《与孙知损运使书》）“戎主病逊之事……初报十二月三日已殂，秘而未发，近乃知其未也……轼体问得一事，胡雏若得志，必有崄薄贪利之臣出而为之谋，虽未敢逾盟称兵，必须时遣三二十人钞劫边民，若得利而归，我不能制，其来必频，人数渐多，其利愈博……此必然之势也。近霸州文安县贼是矣。必已知其详。捕盗官吏但防护他出境而已。轼谓此一事最近最切，当深留意。官军近骄惰，带甲行十余里便喘汗，见贼一二十人解走者，即是精兵，此等决不可恃也。惟有缘边人户，自相团结，为弓箭社。此人饮食长技与虏同，守护亲戚坟墓，人人自为战，虏独畏此耳。”（《与友人一首》）“某近奏弓箭社事，必已降下。旦夕又当奏乞修军营。频渎朝听，悚息待罪。利害具状中，此不缕陈。邻近诸路，皆时有北贼，小小不申报者尤多，民甚患之。惟武定一路绝无者，以有弓箭社人故也。”（《与刘仲冯六首》）上述文章主要记录苏轼在宋代北部极边定州路、真定府、霸州文安县等地，深入军营、边地、村寨进行查访，从而提出增修“弓箭社”措施的过程。通过文中的“访问”“参验”“体问”“临近诸路”等词语，我们可以断定苏轼经常带领将士到各处探访、查验边防情况。在上面引述的几篇奏议、书信中，苏轼先后四次提及“文安县”，可见他对当时霸州文安县边防情况十分关注。特别是在《与孙知损运使书》中，开篇就说：“文安北城，如涉无人之境，其渐可虞”。基于这样的表述，我们可以推断：苏轼曾亲自到文安县北部边寨地区巡边，时间在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前后。具体日期、地点和行程还需进一步考证。此外，上述与苏轼巡边文安县有关的《与友人一首》（也称《病逊帖》），其墨迹现保存在宋拓《西楼苏帖》中，这是苏轼留存至今写有“文安县”的书法精品。苏轼知定州刚刚半年时间，绍圣元年（1094年）闰四月初，朝廷降旨，苏轼落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罢定州任，降充左承议郎，远知英州（今广东英德）。从此一路南行，直至又贬至今广东惠州、海南儋州，最终，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七月在常州病逝。定州，成为苏轼政治生涯中一任主政地，而苏轼的文安巡边之行，是在他人生旅程的最北端留下的历史足迹。

刘清华

2022-03-08
《木石图》是苏轼真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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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石图》谈晟广在秋拍前曾近距离观摩《木石图》11月26日晚，佳士得香港2018秋拍中，北宋文豪苏轼的《木石图》（又称《枯木怪石图》）以4.636亿港元成交，刷新中国古代书画拍卖最高历史纪录。《木石图》描绘了一株枯木和一颗形状怪异的石头旁，怪石后有几株矮竹，整幅画“若鱼龙起伏之势”。这件作品没有苏轼名款，但画后附有刘良佐、米芾等人的题跋，它是非常少见的“苏米合璧”之作。从这能看出此画的珍贵。甚至有说法认为，《木石图》是苏轼的唯一真迹。其实，在国内，还有几幅传为苏轼的作品，但历来说法不一。不管如何，那几件作品都不如《木石图》受到如此的关注，这也与《木石图》的坎坷旅程有莫大关系：整幅手卷上所见的41枚鉴藏印分别来自南宋、元、明的收藏家，唯独在清代，没有任何文献记载。直到北洋政府时期，这幅画才重新被提及。1937年，此画又流入日本，被日本著名藏家阿部房次郎所藏。时隔八十余年，这幅古画终于回归祖国。《木石图》拍出天价后，关于它的真假，也引起了巨大争议。不少专家学者从它的流传、题跋等角度，展开了论争。清华大学谈晟广博士，通过还原北宋时期的历史语境，为人们审视这幅作品提供了新的视角。早在今年8月，当《木石图》确定参加佳士得秋拍的消息传出来时，就在艺术界掀起过一股热潮。当时正在撰写《墨竹小史》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谈晟广老师，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激动。15年前，他在写关于苏轼画作的硕士论文时，苦于没有可以参照的资料，只能浅尝辄止。如今，《木石图》现身，谈晟广“不禁为之一振”。因为机缘巧合，他也得以到香港近距离观赏《木石图》原作。当“亲密”接触原作后，他对于这幅画的看法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这是到目前为止，最为接近苏轼的原作，至少目前，我们还找不到它是伪作的铁证。”谈晟广抛开围绕着这幅画的题跋以及藏印等方面的论争，直接从《木石图》这幅画本身说起。《木石图》的画面非常简单：一株枯木，屹立于形状怪异的石头旁，怪石后伸出星点矮竹。这是非常典型的“枯木墨竹”题材。根据文献记载，苏轼常以类似题材入画，他对这一题材的兴起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苏轼喜爱墨竹是受同时代的艺术大家文同（1018-1079）的影响。人们熟知的成语“胸有成竹”，就是源自苏轼对文同画竹的评价。墨竹当兴起于唐代，“墨竹自兴起，就带有强烈的仙道观念属性，而文同和苏轼同样深受道教的濡染。”竹子在数千年前，就被看做是龙的象征。东晋时期葛洪《神仙传》和《后汉书·方术列传》都记载了这样一个“竹龙互化”的故事：东汉汝南（今属河南）人费长房跟随仙翁学道未果而被遣归，仙翁赠其一根竹杖，费长房骑着它，一会便回到了家里，他又按照仙翁的说法，将竹杖投入到葛陂（竹丛）之中，费长房回头一看，杖化成一条龙飞去。这个故事在后世的很多诗文中被化用。因为竹的特殊意义，墨竹的形成和流传，可能和道教中的祈雨仪式有关。曾有明确记载，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少府监冯绍正开始画龙求雨。唐穆宗长庆三年（823）季夏，京兆大旱，韩愈向竹林神求雨，作《祭曲江龙》和《祭竹林神文》二文。由于竹与龙之间的天然联系，比如竹笋被称为“龙孙”，后来渐渐在艺术作品中，以竹代龙。文同，号石室先生，石室就是仙室之意，他还与道士交游，服用丹药。文同如此虔诚，爱画竹可以理解，那么苏轼呢？谈晟广说，虽然苏轼受儒佛思想很深，但实际上，他从小便受到道教的濡染。苏轼八岁时，即以道士张易简为师，成年后，苏轼思想中一直带有浓重的道教倾向，也保持着与众多道士的往来。这幅《木石图》正是苏轼送给镇江一位冯姓道士的。同样，枯木也有非常强的仙道观念。在北宋时，“张骞乘槎（chá，枯树枝之意）过黄河源”的神话传说已经成为深入人心的典故。黄河源被认为是“天河”，枯槎便被视为龙的化身（龙角形似枯木）。北宋时，经文同之手，枯木与墨竹成为仙道思想的表现形式，苏轼将其定型。1080年，因为乌台诗案，苏轼被贬来到黄州。有一次，米芾路过黄州看望苏轼，“初见公，酒酣曰：君贴此纸壁上。观音纸也。即起作两枝竹，一枯树，一怪石，见与。”枯木、怪石以及竹子，开始成为苏轼失意之时借绘画抒发胸中块垒的常用意象。在不断的创作中，苏轼在画枯木墨竹图时，涌现出“前者未有此体也”的感受。根据同时代文人的记载，苏轼虽受文同的影响，但他的画法与文同又有区别，苏轼更喜欢以遣兴的方式来画竹，因此当时有人评论，“戏笔作枯株竹石，虽出一时取适，而绝去古今画格，自我作古”，也就是说苏轼的枯木墨竹开始自成一派。谈晟广说，“用这上面句话来形容《木石图》，非常贴切。但尚不能以此确定这就是东坡原作。只有将《木石图》放在枯木墨竹题材的传承中来观察，才能了解这幅画是东坡原作的可信度到底有多大。”苏轼去世后不久，宋徽宗下召，苏轼“片纸只字，焚毁勿存”，“苏学”在北宋末期遭遇了巨大阻难。1127年，金军在攻破开封之后，收集了很多苏轼等人的文集、墨迹。此后，金代的北方，成为“苏学”的大兴之地，而南宋，成为程朱理学的主要阵地，后世有所谓“苏学盛于北，程学盛于南”之说。王庭筠（1151或1156-1202）是金朝极具代表性的文人，他的诗和墨竹皆学苏轼，他也被称做“金源之苏东坡”，王庭筠在艺术史上颇有盛名的《幽竹枯槎图》（现藏日本京都有邻馆），便是宋金元期间枯木墨竹题材承上启下的重要画作。金朝于1234年败亡后，蒙元时代的北方汉人基本承袭了北宋和金朝的文化和思想。在北方出生、成长的高克恭（1248-1310）和李衎（1245-1320）的艺术创作受王庭筠的影响，枯木墨竹这一谱系也得以延续。南宋灭亡后，高克恭和李衎南下为官，他们在艺术中所追求的源于王庭筠的旨趣，也伴随着他们政治影响逐渐扩大。与此同时，赵孟頫应召北上，他在京师参加北人的雅集，拓宽了视野，成为他后来艺术创作观念转变的因素之一。1300年，元代著名书法家鲜于枢在王庭筠《幽竹枯槎图》上作跋，赵孟頫也作跋一篇。受该画的启发，赵孟頫创作了《秀石疏林图》，他在自题中提出了闻名后世的“书画同源”理论。谈晟广介绍，现存可信的赵孟頫枯木竹石题材约有10件左右，无一不是以书法入画：石头用近乎草书的线条写出，古木便似笔力遒劲的篆书，竹子则像缓缓写出的隶书。枯木墨竹题材，经北宋文同、苏轼和金代王庭筠，到元代赵孟頫形成一个分水岭：在赵孟頫之前，有恣纵而无法度，纯游戏之作，如苏轼和王庭筠；在赵孟頫之后，艺术家便自觉地运用书写性线条以书入画。有了这种流传体系，再来看世面上如今传为苏轼的其他作品，就会发现《潇湘竹石图》（现藏中国美术馆，上世纪八十年代被认定为真迹，后来学界提出不同意见）的竹石，石头近乎飞白，竹子如八分写出，书写性太强；《六君子图卷》（现藏上海博物馆）中传为苏轼的《枯木丛篠》，画面虽然缺少书写性，但过于拘泥、死板，不太符合宋人文献记载的苏轼墨竹“一点成月，一抹成蛇”的曲尽妙趣；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传为苏轼的《古柏图》，徐邦达先生认为画法略为接近赵孟頫。只有《木石图》，技法性较弱，既符合苏轼所说的“前者未有此体也”，又符合宋人记载的苏轼墨竹的游戏性，且绝无赵孟頫以后墨竹的书写性。至此，谈晟广有一种畅然之感，“在整个枯木竹石题材的谱系中，《木石图》的时代坐标无疑是最早的，我们是否有理由相信，这或许就是苏轼的原作呢？即便不是苏轼的原作，它能够如此契合当时的历史语境，也是非常重要的作品，值得好好研究。”姜宝君

2018-12-03
夏日来临话荔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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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殿臣夏日来临，百果登市，岭南佳品，首称荔枝。壳丹肉晶，皮薄多汁，脍炙人口，甘甜如饴。它虽然主产于岭南和巴蜀，但由于现代交通发达，朝发夕至，北国冰城六月照样可以吃到新鲜的“百果之王”。荔枝以“形圆而色丹，肉晶而味美”驰名于世，要是能在赤日炎炎的夏天，吃上它三两颗，再哼上几句文绉绉的荔枝诗词，那无疑是夏日难得的一大快事。荔枝，也称荔支、丹荔、贵妃笑、十八娘等，别名很多。它是亚热带果树，高达五六丈，主要分布在广东、福建、四川等地；而荔枝则身居岭南“四大果品”之首。早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便有记载：“隐夫郁棣，褡遝荔枝，罗乎后宫，列乎北国。”《东观汉记》也载云：“匈奴南单于来朝，赐御食及橙桔龙眼荔枝。”可见，荔枝年代久远，历史悠长。晋嵇含《南方草木状》则对荔枝作了极为详尽的记述和描写：“荔枝树，高五六丈余，如桂树，绿叶蓬蓬，冬夏荣茂，青华朱实，实大如鸡子，核黄似熟莲，实白如肪，甘而多汁，似安石榴。”到了唐宋时期，荔枝越发受到人们喜爱，身价倍增，并且成功地进入文学，一些诗词文赋竞相记述和赞扬，乃至还有了《荔枝香》词牌，被人写入对联。最值得称道的是盛唐宰相张九龄，他曾写过一篇《荔枝赋》，序言开篇便说：“海南郡出荔枝，每至夏季，其实乃熟，状甚环诡，味特甘滋，百果之中，无一可比。”赋文对荔枝作了全面描写，总的评价则是“果之美者，厥有荔枝”。中唐时期大诗人白居易，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调任忠州（今重庆忠县）做刺史，第二年他命画工绘制了一幅“荔枝图”，他亲自作《荔枝图序》曰：“荔枝生巴蜀间，树形团团如帷盖，叶如桂，冬青；华如桔，春荣；实如丹，夏熟。朵如葡萄，核如琵琶，壳如红缯，膜如紫绡，瓤肉莹白如雪，浆液甘酸如醴酪。大略如彼，其实过之。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说得头头是道，白居易所居之地一定是出产荔枝，他只有细细品尝后，才会写出这样身临其境的文字。上述的《荔枝赋》和《荔枝图序》生动形象的铺陈描述，足可以使我们对荔枝有个大概的了解。至于吟咏荔枝诗词，更是随处可见，数不胜数。或借荔枝以咏史，或借荔枝以抒怀，或借荔枝以明理，或对荔枝直接描绘，无不各具特点，精彩动人。唐代大诗人杜甫，他在入蜀移居夔州期间，曾写组诗《解闷十二首》，其中后四首都是写荔枝的，以绝句形式出现，自由灵活。第九首写道：“先帝贵妃今寂寞，荔枝还复入长安。炎方每续朱樱献，玉座应悲白露团。”意思是说，皇帝和贵妃已经过世了，而地方进贡荔枝依旧继续，唐玄宗应该为此而感到悲哀。此诗明显地在批评朝廷令百姓快马传送荔枝的错误做法，远远早于杜牧。而第十首则是写他自己亲手摘荔枝：“忆过泸戎摘荔枝，青峰隐映石逶迤。京华旧见无颜色，红颗酸酣只自知。”往昔在京城看到的荔枝都变色了，这次自己摘的荔枝则红艳可口，自然是高兴的。人人都喜欢荔枝，但是杜甫反对的是，吃荔枝不能只为自己大饱口福，而不管百姓死活的恶劣行径。这种情况，后面还会谈到。唐代另一位喜欢荔枝的诗人是白居易，他不仅写咏荔枝的诗，而且最长的一首竟有28韵。先看他的绝句《种荔枝》：“红颗珍珠诚可爱，白须太守亦何痴。十年结子知谁在，自向庭中种荔枝。”一般诗人往往喜欢栽花，而白居易却自种荔枝，简直是到了痴迷的程度。再看他的律诗《重寄荔枝与杨使君，时闻杨使君欲种植故有落句之戏》：“摘来正带凌晨露，寄去须凭下水船。映我绯衫浑不见，对公银印最相鲜。香连翠叶真堪画，红透青笼实可怜。闻道万州方欲种，愁君得吃是何年？”既给友人送荔枝，又担心友人吃不到自种的荔枝，这情感是何其深厚、诚挚啊！唐代著名女诗人薛涛有《忆荔枝》云：“传闻象郡隔南荒，绛实丰肌不可忘。近有青衣连楚水，素浆还得类琼浆。”食过荔枝，念念不忘，以回忆形式写入诗中，足见对此果的流连之情。晚唐诗人徐寅有二首《荔枝》七律，其一云：“日日薰风卷瘴烟，南园珍果荔枝鲜。灵鸦啄破琼津滴，宝器盛来蚌腹圆。锦里只闻消醉客，蕊宫惟合赠神仙。何人剌出猩猩血，深染罗纹遍壳鲜。”这首诗写得颇为细致，把荔枝简直是写“活”了，在诸多咏荔枝诗中，当为精品。在诸多写荔枝的诗词曲赋中，晚唐杜牧的《过华清宫绝句》之一最为驰名。它不仅有历史背景，而且描写形象，议论精彩，脍炙人口，影响甚大。《新唐书·杨贵妃传》载：“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递，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杨贵妃食荔枝是劳民伤财的事情，杜甫也曾写诗讽刺过，但却没有杜牧诗尖锐、深刻而又广为人知。且看杜牧的绝句：“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小诗不仅含蓄地揭露了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恶劣行径，也抬高了荔枝的身价（这是诗人所未曾想到的)，“妃子笑”成为荔枝的一个著名品种，便来源于此诗。杨贵妃所食的荔枝到底来自何处?一说是来自岭南，即广东广西一带。而岭南离长安路途遥远，即使是快马加鞭，日夜兼程，五六天内也绝不会到达长安(西安)。所以有人通过地理考证，认为杨贵妃所食的荔枝是来自四川的涪州，这里离长安只有两千里左右，最多四天即可到达，荔枝不会有什么变化。《舆地纪胜》中就曾提到，涪州城四十五里地方，有妃子园，植有荔枝“百余株，颗肥肉肥，杨贵妃所喜。‘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谓此。”有趣的是，在这首诗之后，荔枝又多了个新品种，叫作“妃子笑”。清朝的陈鼎在《荔枝谱》载说：“妃子笑，产佛山，色如琥珀，有光，大如鹅卵。其味如蜜，其嗅如兰，皮薄而肉厚，核小如豆，浆滑如乳。啖之能使齿香经宿，宜乎妃子见之而笑也。”宋朝的荔枝文化也很兴盛，不仅有诸多荔枝诗，还出现了许多荔枝词，乃至还有专著《荔枝录》等。苏轼由于在岭南生活过，所以他的咏荔枝诗词近20首，既多且好。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官广东惠州，第一次吃到荔枝，他高兴至极，于是写了《食荔枝》：“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桔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这首诗前后，他还写了长诗《荔枝叹》，怒斥了唐玄宗为讨好杨贵妃，竟下令民间向宫中进贡荔枝，快马传递劳民伤财。诗中有这样两句：“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足可以和杜牧的名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一较高低。苏轼还写了好几首荔枝词，这是唐朝所没有的。其《减字木兰花·荔枝》云：“闽溪珍献，过海云帆来似箭。玉座金盘，不贡奇葩四百年。轻红瓤白。雅称佳人纤手擘。骨细肌香，恰似当年十八娘。”在肯定朝廷废除进贡荔枝的同时，热情洋溢地赞美了荔枝，结尾用了荔枝的雅称“十八娘”。宋曾巩《荔枝录》载：“十八娘荔枝，色深红而细长，闽(福建)王王氏有女第十八，好食此，因而得名。女冢在福州城东报国院，冢旁犹有此木。或云，谓物之美少者为十八娘。”苏轼的弟弟苏辙《干荔枝》诗亦云：“红消白瘦香犹在，想见当年十八娘。”如果说“妃子笑”是荔枝中的珍品，那么“十八娘”则是荔枝中的神品，一般人是吃不到的。值得一提的是，宋朝皇帝宋徽宗也很喜欢荔枝，他命人在宫中栽植荔枝树。其《宣和殿荔枝》诗中有两句说：“密移造化出闽山，禁御新栽荔枝丹。”看来皇帝吃荔枝，也得在宫中栽种了。对此，陆游在其《老学庵笔记》卷三也记载说：“宣和中，宝和殿下种荔枝成实，徽宗手摘以赐燕帅王安中。”行文至此，我忽然想起清末爱国人士丘逢甲，他有百首荔枝诗。其中《咏荔枝》七绝相当高调，特引来以供欣赏，借此结束本文：“紫琼肤孕碧瑶浆，色味双佳更带香。若援牡丹花史例，荔枝原是果中王。”结句用典，唐人舒元舆《牡丹赋》中有“我案花品，此花第一”之句。

衣殿臣

2023-07-06
明清文房中的追慕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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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桂梅书房，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寒窗苦读、著书立说、燕闲清赏、雅集畅叙之所，是其精神世界的外化体现；精美的文房器物不仅是实用的工具，也是文人精神上的良伴，蕴含着制作者的匠心巧技和使用者的审美追求。在翰墨飘香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文房四宝”是中国独具特色的文书工具，其发展历程不仅是一部文人墨客书写的文化史，也是一部大国工匠雕琢千年的文明史，还是一部中华民族奋斗不息的创业史。尽管现代文明创造了无数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具，“文房四宝”以及衍生出来的笔架、笔洗、墨床、砚滴、水呈、臂搁、镇纸、印盒、印章等各种文房器物，迄今仍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它们既反映了古代文人恬静风雅的艺术趣味和卓然于世的个性追求，也作为国家礼治和华夏文明的象征，在现代持续发挥着作用。文房器具悠悠历史长达千年，是重要的书房用具，亦是文人雅赏之物。中国古代文房器具的发展与中华文明的进程紧密相伴，考古发现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先民已经开始探索使用笔、墨（天然墨），至东汉，文房器具中笔墨纸砚已经初步定型，此后相继出现了不同形制和用途的水盂、水注、笔架、笔床等辅助用具。古有“蒙恬造笔”“蔡伦造纸”之说，随着书画艺术的发展，许多文人或书画家亲自参与书画材料的制作，例如韦诞制墨、张芝造笔、苏轼制墨等，进一步提升了文房器具的品质与文化内涵，同时也让文房用具与书画艺术结合得更加紧密。古代文人仰慕“先贤”“名士”的艺术成就与理想人格，临摹是他们学习的重要方法和悠久传统，文房器具也成为访其踪、承其志的重要载体。他们在文房器具中引入前代书画家与文学家的书法、诗词、典故，借以表达追慕之情，并从中寻找精神知己和心灵寄托。对明清时期的文人而言，历代文人雅士的书画名迹、奇闻逸事及其美学品位、对知识的探求、狂放豁达的性格，都是他们追慕的对象。北京艺术博物馆近期推出的“瓶花落砚香——明清文房雅器展”中，就有不少器物反映了明清文人对前代书法家的追慕之情。明清文人借文房器具之体，寻觅心灵空间中的契合与对话，也让今天的我们领略到别样雅趣。汪节庵集锦墨：摹王羲之书王羲之，字逸少，世称王右军，琅琊（今山东临沂）人，后移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淮南太守王旷之子。王羲之少学卫铄，后渡江北游名山，见到李斯等诸名家的书迹，又在洛阳看到蔡邕书写的石经三体书及张昶的《华岳碑》，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于是遍学众碑，书艺大进，创造了妍美流便的新风格，把草书推向全新的境界。王羲之素有“书圣”之誉，所写书法中，楷书以《黄庭经》《乐毅论》等最有名，行书以《快雪时晴帖》《丧乱帖》最出色，草书则以《十七帖》最传神，代表作《兰亭集序》更是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唐贞观十九年（645）二月，玄奘法师在印度求法17年后，携梵本佛典到长安，太宗见之甚喜。当年三月，玄奘奉命居弘福寺，并从事译经。贞观二十二年（648），太宗亲自为之撰序，皇太子李治作记，此序和记，由弘福寺沙门怀仁从唐内府所藏王羲之书迹及民间王字遗墨中集字，历时20余年，于咸亨三年（672）刻成《大唐三藏圣教序》。唐代以后，《圣教序》一直是研习书法尤其是行书公认的最佳范本之一，赵孟頫等名家都曾临习，清代文人也多追慕临摹其书法，查升、梁巘等均有传世作品。清代的汪节庵集锦墨，一套八锭，分别为仙露明珠墨、汉瓦墨、其德比玉墨、黄海松心墨、旃蒙大渊献墨、古龙香剂墨、寿墨、兰皋仿古墨，合装于黑漆盒中，盒面彩绘莲花图。其中，仙露明珠墨双面镂刻云纹，一面阴文填金行书“仙露明珠”；另一面阴文填金行书“王羲之书”4字。墨两侧分别是阳文楷书“新安汪函璞斋仿李廷珪万杵法造”“嘉庆乙亥康兰皋摹圣教序字”。汪节庵，安徽歙县人，清代歙派制墨业的代表人物，善制集锦墨，所制之墨，文雅与富丽风格兼而有之。据了解，此墨制于清嘉庆二十年（1815），为康绍镛任安徽布政使时向汪节庵定制。康绍镛，字兰皋，山西兴县人，嘉庆四年（1799）进士，授兵部主事，充军机处章京。康绍镛仰慕王羲之书法，以“仙露明珠”“王羲之书”8字表达自己的推崇之情，此墨交由当时被誉为“四大墨家”之一的汪节庵定制，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挥毫落纸如云烟墨：引张旭之誉张旭，唐代书法家，字伯高，一字季明，擅长狂草，被后世尊称为“草圣”，其书法与李白诗歌、裴旻剑舞一起被称为“三绝”，传世作品有《肚痛帖》《古诗四帖》等。杜甫有一首名为《饮中八仙歌》的诗作，将当时号称“酒中八仙人”的李白、贺知章、李适之、李琎、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8人，从“饮酒”这个角度联系在一起，生动再现了盛唐时代文人士大夫乐观、放达的精神风貌。诗中，杜甫称张旭为“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清代的挥毫落纸如云烟墨，长10.5厘米、宽1.9厘米、高0.7厘米，委角长方形，双面起边框，墨面漱金，云纹底上阴文填蓝行书“挥毫落纸如云烟”，墨背雕云纹。此墨引用形容张旭书法的诗句，有托物言志之意，用以自勉，希望使用者以张旭之书法为楷模，书法造诣能够达到很高的水平。长方形抄手端砚：借苏轼之名宋人苏易简《文房四谱》云：“四宝砚为首，笔墨兼纸皆可随时取索，可与终身与俱者，惟砚而已。”明代陈继儒《妮古录》云：“文人之有砚，犹美人之有镜也，一生之中最相亲傍……”可见砚在中国文人心目中的地位之重。宋代，在文人的推动下，用砚、品砚、藏砚皆成时尚，砚的样式之丰富、制砚工艺之精湛、砚材质地之精美、砚文化积淀之深厚，特别是其中蕴含的文人意趣和美学思想之广博，为后世所推崇。在我国砚文化历史上，米芾是一位重要人物，他素有“砚痴”之名，所著《砚史》对砚石质地、砚台形制等方面都有比较系统的论述，并参与端砚的制作，对砚制作工艺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宋代另一位文豪苏轼，也颇为爱砚。据说，苏轼12岁那年，在家乡空闲之地玩耍时捡到一块淡绿色石头，细细观摩下竟发现闪闪银星，抚摸石质，坚实细腻、温润凝莹。他的父亲苏洵认为此石“是天砚也”，于是便制作了一方砚台交给苏轼，并嘱咐儿子好好保管。从此，苏轼开始了他的爱砚、藏砚之路，他曾在《次韵孔毅甫久旱已而甚雨三首》诗中说“我生无田食破砚”，还曾作《端砚诗》来赞誉端砚。明代长方形抄手端砚，长19.8厘米、宽11.8厘米、高8厘米，长方形抄手式，砚面平整，砚池狭窄，略呈一字形。砚左侧壁刻东坡居士砚铭“瀛洲著绩，翰墨云烟，别有天地，学士神仙”，镌“苏轼”篆文印；砚右侧壁篆书“苏氏之宝”；砚底刻“瀛洲家藏”4字篆文，随石眼雕17根高低错落的石柱。苏轼传世墨迹中所见钤印并不多，《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中只收得“眉阳苏轼”“耆得忠正”，苏轼跋王巩藏《烟江叠嶂图》，钤篆文“赵郡苏氏”“东坡居士”印文，未见有“苏轼”篆文印。综合砚式、钤印、铭文书风等因素分析，此砚为明人所制，托苏轼爱砚之典，表达对砚台的珍重与喜爱。（来源：中国文化报）

胡桂梅

2023-08-11
读书正业志存高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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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市）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著有《东坡七集》《东坡乐府》等。苏轼与其父苏洵、其弟苏辙以文学著称于世，世称“三苏”，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苏轼一生宦海沉浮、历经坎坷，其词大气豪放，其人豁达乐观又不乏柔情。苏轼的家风源于曾祖父苏杲、祖父苏序的“扶危济困”，继承了父亲苏洵的“诗书传家”“志存高远”，在传承家族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展现了读书正业、孝慈仁爱、为政以德之风。明理知信，亲民爱民苏轼出生于眉山一个书香之家。“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高树红消梨，小池白芙蕖。常呼赤脚婢，雨中撷园蔬”，这首诗便是苏轼对家的描绘。父亲苏洵常常游学在外，家庭教育的责任主要落在了母亲程氏的肩上。她知书明理，善学善教，常常利用古文古人教导孩子。有一次，她教苏轼读《后汉书·范滂传》。范滂是东汉名士，学问气节皆受敬重。读后苏轼问：“如果我做范滂这样的人，母亲答应吗？”程氏夫人回答：“你若能做范滂，难道我就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下，年少的苏轼就立下远大志向，为理想而奋斗。苏轼的母亲天性善良，悲天悯人。苏家庭院中有很多鸟雀来筑巢，程氏夫人不让家人捕鸟取卵，天长日久，来苏家的鸟儿就越来越多，而且都不怕人。苏轼就常常和小伙伴们围在鸟儿旁边，给它们喂食。这些场景，可见于苏轼的诗《异鹊》。苏轼的成长过程中，父亲的影响也至关重要。苏洵对孩子是十分严格的，苏轼小时候贪玩，父亲在家时对功课都有具体的安排，并会严厉催促，这就让苏轼从小就饱读诗书。在苏轼的《夜梦》中，就回忆了父亲监督自己读书的场景：“夜梦嬉戏童子如，父师检责惊走书。计功当毕《春秋》余，今乃粗及桓庄初。怛然悸寤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钩鱼。”父亲常常游历名山大川，回到家中便会给苏轼和苏辙两兄弟讲述旅途见闻，这也让苏轼从小便见识不凡，胸怀天下。苏轼于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及第，宋神宗时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虽几遭贬斥、命运多舛，但在担任官职时，一直都关心民生，扶危济困，勤勉尽责。初到凤翔任职时，苏轼发现一项叫“衙前”的差役，主要职责是运送官府所需的物资，如果不慎丢失就要以家财赔偿，甚至会倾家荡产。这让他深感沉痛，于是马上写信给宰相反映情况，提出这一差役“破荡民业，忽如春冰”，希望引起朝廷重视，并积极寻求破解之道。在徐州工作时，面对洪水来袭，他对百姓说：“只要有我在，水决不能败城”，整天身披蓑衣，脚穿草鞋，亲自指挥抗洪抢险的艰苦战斗，过家门而不入，晚上也住在城墙之上，随时处理突发情况，最终取得了胜利。到杭州上任后，苏轼竭力应对饥荒和疾疫，并兴修水利、疏浚两河、整治六井，使得“西湖甘水，殆遍一城，军民相庆”，解决了饮水难的问题。后来又应百姓请求，克服重重困难，全面治理西湖，让湖水焕然一新，也促进杭州更加繁荣昌盛。因此，杭州百姓将新筑的长堤称为“苏堤”，苏堤春晓至今仍是“西湖十景”之一。当今日人们漫步西湖时，还是常常会想到苏轼治理西湖的功绩。纵观苏轼的一生，无论身居何处，其舍身为国、亲民爱民之心从未改变。这与其从小的家风家教，显然是分不开的。兄友弟恭，患难与共苏轼与弟弟苏辙的感情被后人称为“史上最深兄弟情”，并肩携手、患难与共的手足亲情，几乎贯穿他们的一生。兄弟二人之间的情谊，是在从小一起读书、一起成长的过程中培养出来的。在故乡时，他们俩从小跟随父亲学习，春夏秋冬、寒来暑往，日日刻苦攻读。学成之后又跟随父亲出川，双双高中进士，一直到入仕之后才不得不分开。二人天各一方时，充满了对彼此的思念。熙宁九年中秋节，苏轼在密州想起他与苏辙已经7年未见，渴望与其团圆，但未能如愿。于是，他以月起兴，抒发自己内心的思念之情，写下千古传诵的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发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感叹。之后一有机会，兄弟俩就会争取见上一面。苏轼和苏辙可谓志同道合，在价值观、兴趣爱好等方面颇为一致，因此后人感叹：岂独是兄弟，更是贤友生。身处异地多年，二人以书信往来，交流读书、作文等诸多方面的体会，起到了相互促进、相互成就的作用。在仕途、文学两方面，二人都取得了斐然的成就。他们同科进士、同朝为官，在朝中被传为美谈。而在文学方面，二人皆被列入“唐宋八大家”，苏轼一生存诗近2800首，苏辙一生存诗亦有1700余首。诚然，苏轼的文学造诣和名气比苏辙大很多，但不可忽视的是，苏辙也有很多优秀的作品存世，给人以很高的艺术享受。漫长的岁月中，面对事业和生活中的坎坷，兄弟二人均能互相鼓励、互相支持。“乌台诗案”苏轼罹祸下狱后，苏辙呈上奏折《为兄轼下狱上书》，提到“臣愿与兄轼洗心改过，粉骨报效，惟陛下所使，死而后已”，愿免除自身官职为苏轼赎罪。后来苏轼被贬到黄州，苏辙也受到牵连，被贬为监筠州盐酒税，五年不得升调，可谓同进退。苏轼在黄州时生活困苦，苏辙的几位女婿总是轮流去探望他。苏轼对苏辙的生活关怀备至。苏辙在雷州生活时，由于吃不下腥膻之物，仅十来天就瘦得“帽宽带落惊僮仆”。苏轼就劝告弟弟，一定要入乡随俗，适应当地的生活，努力让他振作起来，给了苏辙很大的慰藉。苏轼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去世。临终时，苏轼最大的遗憾是未能见苏辙一面。他对朋友说：“惟吾子由，自再贬及归，不及一见而诀，此痛难堪！”并留下遗言，要苏辙把他葬在嵩山之下。苏辙更是悲痛不已，在为兄长所作的墓志铭中提到：“我初从公，赖以有知。抚我则兄，诲我则师。”兄友弟恭，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一，在这一点上，苏轼和苏辙二人可谓典范。情深义重，安贫乐道苏轼的结发妻子王弗是乡贡进士王方之女，16岁即与苏轼成婚。王弗“敏而谨，慧而谦”，二人的婚姻美满恩爱。王弗初到苏家时，并未说自己读书识字，只是在做完家务后，常常来到书房静静地陪伴苏轼。有一次，苏轼背书时卡壳了，十分着急，这时王弗轻轻一笑，背了一两句提示他，令苏轼大吃一惊，刮目相看。王弗知道苏轼性格耿直，特别留意他在外行事。每当有人来拜访苏轼，她便经常立在屏风后面倾听谈话，事后告诉苏轼她对某人性情为人的看法，结果无不言中，可谓苏轼绝佳的贤内助。王弗对待公婆亦十分孝顺，就像侍奉自己的双亲一样，深得苏洵和程氏夫人的喜爱。王弗在27岁时因病去世，苏轼悲痛万分，他的千古名篇《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正是为怀念亡妻王弗而作：“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苏轼的第二任妻子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虽没有过人的才华，但勤俭持家，安贫乐道，不购买奢华的服饰，不贪恋物质的享受。苏轼也始终过着淡雅简朴的生活，即便是回到荣华富贵的官场也未改变，并且为人大方，乐于助人。在这一点上，夫妻二人是相互影响、高度契合的。苏轼每每拿家里的钱物帮助别人时，王闰之从未表示不满。苏轼一生起伏不定，往往是刚贬到一地没待上几年，又迁移到另一地，生活上的艰难可想而知，但王闰之一直陪伴，无怨无悔。同时，她对王弗的孩子也如同己出。苏轼对这一点特别感激，夸其“母仪甚敦”。正所谓“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王闰之与苏轼同甘共苦、相濡以沫25年，在46岁时离开人间。苏轼对她的思念挥之不去，久而弥坚。言传身教，平等关爱苏辙的《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提到：“子三人：长曰迈，雄州防御推官，知河间县事，次曰迨，次曰过，皆承务郎。”苏轼一生几经荣辱，他的三个儿子也跟随父亲经历沉浮。虽然难能安定为学，但他们在优良的家风中耳濡目染，从幼年到成年时时接受着父亲的教导，个个勤奋好学、知书达理、孝顺仁爱、善于诗文。《宋史·苏轼传》载：“轼三子，迈、迨、过，俱善为文。”苏轼并不像苏洵一样严格，他可谓一位慈父。在孩子们小的时候，他喜欢与他们一起嬉玩，稍有好一点的表现，便予以称赞鼓励。全家一起闲坐聊天时，苏轼来了兴致便会与儿子一起作诗，并毫无顾忌地公开夸赞诗写得好。被贬黄州时，苏轼带着家人早起种田，夜间织布，过起农家生活，“虽劳苦却亦有味”。苏轼新垦的荒地就在黄州东门之外，将其取名“东坡”，其号“东坡居士”就来源于此。重视家庭生活、乐于陪伴家人，是苏轼这一历史人物的鲜明特质。苏轼对孩子们的关爱不仅体现在陪伴上，更体现在教育其做人上。长子苏迈携家眷赴德兴任县尉时，苏轼送给他一方砚台，并作铭文教他为官之道：“以此进道常若渴，以此求进常若惊，以此治财常思予，以此书狱常思生。”在苏轼年逾六旬再遭贬斥、苏迈要顶立门户时，苏轼写给苏迈一封书信：“慎言语，节饮食，晏寝早起，务安其形骸为善也。”俗语说，子不教，父之过。苏轼作为父亲，对孩子们的教导从没有停止过。在良好家风家教的影响下，孩子们也养成了优良的品格。苏迈幼年便随父沉浮，侍奉父亲游历各地。在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捕时，时年21岁的苏迈徒步相随，陪伴父亲斡旋于险难之中。苏轼被投入监狱后，其饮食供应和生活所需皆由苏迈操持。在黄州凄苦的生活中，苏迈也未废家学，常常与父亲像小时候那样作诗联句，以此为乐。次子苏迨幼年努力求学，后曾跟随父亲外任地方、入职京师，直至苏轼去世，始终与苏迈同进同退，相互扶持。苏迨的作品有《正蒙序》《洛阳论议》等。三子苏过曾陪同父亲一路南行。在惠州时，为了适应当地气候和习惯，苏过负责父亲的饮食器用，学习做地炉取暖，在艰苦的生活中亦能安之若素。在兄弟3人中，苏过的文学成就最高，人称“小东坡”，著有《斜川集》20卷，在惠州所作名篇有《飓风赋》《思子台赋》等。他还常常作画，绘枯木竹石图，苏轼称其“时出新意作山水”。由于历史和自身的原因，苏轼的后代无法扬名于朝，只能耕读传家。虽然湮没于乱世，但受到父亲、受到家庭、受到家风的影响，他们的内心亦是丰盈富足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的诗词名篇泽被后世，其展现的价值观念、心路历程，无不与他的家庭、家风密不可分。纵然到今天，苏轼的爱国爱民、超然达观，还会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人。（作者单位：中国环境报社）《东坡笠屐图》局部/张大千

2020-05-13
旗舰品牌：眉州东坡酒楼·三苏祠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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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眉州东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位于眉山市三苏祠博物馆西园，隶属于眉州东坡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目前包含眉州东坡酒楼·三苏祠西园店和王家渡火锅景苏楼店。经过多年的努力，公司曾荣获“四川省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示范单位”、“眉山市十大特色餐饮店”等荣誉，同时“东坡肘子”“东坡烤鸭”被评为“眉山市最受喜爱的十大东坡美食”，眉州东坡香肠被评为“眉山市最受群众喜爱旅游商品”。眉州东坡酒楼·三苏祠西园店将东坡文化、古典建筑、室内装饰、园林设计融为一体，房间名全部选用的苏东坡诗词的词牌名，如“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庭院和室内装饰中大量引用东坡先生的诗词和宋时的风格，让顾客在餐饮、休闲时感受东坡文化、畅谈古今天下之事、品美食休闲陶冶情操。眉州东坡酒楼完善的设施设备、可口美味的菜品、细致周到的服务能满足客户各式的宴请需要，绝对私密绝对优雅，尤其适合园林室外精致婚礼操办。眉州东坡酒楼不仅有精美可口的东坡菜、本地特色菜，还有独具特色的“东坡烤鸭”，可以让客人感受京味烤鸭与东坡技法的完美结合。“景苏楼”是后人景仰苏东坡的地方，也是我们2013年新推出的总面积为1200平方米的“王家渡火锅”的所在地。王家渡火锅在四川火锅的基础上借鉴了台湾火锅、港式火锅、京城涮锅等闪光之处，博采众家之长，口味独到。王家渡火锅将八大山人的水墨韵味、回归自然的理念运用到空间设计风格之中，突出意境、尽显尊贵，全力将中华火锅演绎到极致。王家渡的意境之美、选料之精、味道之绝受到了广大食客的喜爱，让人留恋忘返。设计风格古典的文化与沸腾的美食艺术相结合，让人赏心悦目。四川眉州东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不仅汇聚了东坡传统美食和各类特色产品，在管理方面运用独特的“3+1”理念，真正从运营、前台、后厨带给大家优质的服务，体现专业技能。公司为求完美，不断提升管理效能，2012年9月，引入香港源全5S管理体系，2013年6月顺利通过5S认证审核，成为源全5S管理四川样板店，是四川首家通过5S认证的餐饮公司。2013年，眉州东坡酒楼三苏祠西园店通过了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编制了《质量安全手册》，规定了公司质量和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要求，使公司有能力稳定地提供满足顾客和适用法律法规要求的安全卫生的产品，通过体系的有效运行和持续改进达到顾客满意。公司完善的制度，不仅使全体员工达到整理、存放、清洁、标准及修养，也全面提升了工作环境的安全、改善、监控、开源、简洁及效率，成为业界的典范。公司不仅作为餐饮界经营与安全的榜样，公益事业也不甘人后。在420雅安地震后，集团总经理郭晓东、集团餐饮公司副总经理陆阳带领企业员工到灾区为灾民做饭，以“眉州东坡、战地食堂、奥运标准”为要求，做到“食品安全+灾民关爱+品牌榜样+持续改善”的标准，受到民政部领导及四川省领导、地方军区领导的高度评价。四川眉州东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适应全国各地游客的不同口味需求。不仅拥有独具特色的东坡菜品、麻辣川味，还兼具了中国各大主流菜系，以及多种美食料理，形成了丰富、多元的眉州东坡美食文化，为游客带来各种不同的美食体验。

2014-03-14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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