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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晚唐咏史三家的“《史记》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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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以往，有着两千多年研究史的“《史记》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研究者们多维度多层面地研究各个时期《史记》的传播和接受，加速了《史记》这一经典的建构。在大唐这个诗的国度里，由于史学地位的提高和统治者的重视，《史记》这一史学元典受到诗人们的亲睐。当时诗人频频以《史记》中的人、事作为自己的吟咏对象，如李白、杜甫、胡曾、汪遵、周昙、罗隐等。这些咏史诗歌极大地推进了《史记》在诗歌领域的影响，因此被誉为“《史记》诗”。但目前有关“《史记》诗”这一范畴的研究较少，而有关晚唐咏史三家的“《史记》诗”的研究更是甚微。　　晚唐咏史三家是指唐末的胡曾、周昙和汪遵三人，他们是文学史上第一批专职咏史的诗人，他们以咏史为专职，充分吸收《史记》的营养，大量创作咏史诗，并结卷形成咏史专集，此拓荒之勇气可圈可点。宋代以降，这种量大面广的咏史组诗创作陆续展开，离不开咏史三家筚路蓝缕的首创之功。《全唐诗》和《崇文总目》对三人的诗歌有比较完整的收录，然而目前学界对晚唐咏史三家的研究较少，且多集中于对三人生平的考据、对其诗歌通俗艺术的研究等方面，缺乏细致的文本细读和深入研究。　　前贤时彦的研究成果推进了咏史三家的研究进程。本文在充分汲取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晚唐咏史三家的“《史记》诗”放在历史进程的大背景下，进行全面细致地总体把握。除绪论和结语外，正文内容一共分四章展开:第一章主要概述了晚唐咏史三家“《史记》诗”形成的多元背景，阐明咏史三家咏史诗对《史记》接受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然后文章把咏史三家各自“《史记》诗”的内容意蕴和悲剧蕴藉单独列为第二章，以作细致全面地文本分析。第三章则主要论述了咏史三家“《史记》诗”的艺术特质，咏史三家大规模地写作咏史组诗，个中亦不乏质量平平之作，这对其总体艺术水准的消极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第四章内容则主要探讨晚唐咏史三家“《史记》诗”的双向动态影响，晚唐咏史三家对《史记》的接受一方面为咏史三家的咏史诗提供了缤纷的素材，另一方面，由于蒙学、历史演义和讲史话本对咏史三家“《史记》诗”的直接引用，促进了《史记》内容向俗文学领域的传播，加速了《史记》的经典化建构。　　结语部分，在综合把握全文内容的基础上，指出《史记》文学元典地位的最终确立是历朝历代日积月累的结果。咏史三家的咏史诗作优劣并存，良莠不齐，并不具备耀眼的光芒，然而他们在创作咏史诗中，以己之能汲取吸收《史记》的营养，抒发了自己关照历史，心系国运的文化心灵，促进了咏史诗的发展，也推进了《史记》的经典化建构。

朱国芬
《左传》中的内乱描写及其文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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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叙事文学的源头，《左传》历来为学者们重视，但前人多关注其战争描写，对它记载的内乱很少注意。本文在对《左传》所载内乱进行全部统计的基础上，扩充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从结构、情节、人物三个方面分析了其内乱描写的文学特色。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⑴结构方面，分析了复杂内乱，作者经常在内乱发生之前用预叙做铺垫，在内乱的过程中，根据不同的情况采用了分叙合叙和分阶段、分单元的记叙方法，使文章条理清晰。情节方面，《左传》根据事件的不同性质表现其同中之不同。人物方面，主要分析了内乱中人物性格的单一化，作者在内乱描写中塑造了一系列善恶分明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已经具有了典型意义。　　 ⑵将《左传》内乱与其战争及后世史传同类史传进行了对比，认为内乱和战争两类描写表现出不同的特色，同为《左传》文学的精华;从所选的后世史传内乱记载看，其文学成就并不在《左传》之上。文章分析了《左传》内乱描写开创的恶对立叙述模式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充分重视《左传》内乱中的内乱，有助于更全面、更准确地把握春秋时代，也有助于《左传》的性质、作者等基本问题的解决。

杨小明
清末诗人郑珍对杜诗的继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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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年间,贵州遵义籍诗人郑珍,以其在小学、经学上所取得的显著成就,被称为“西南巨儒”。这位“巨儒”,在诗歌创作上同样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绩,他的诗今存九百零六首,不但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而且具有较大的史学意义。郑珍诗歌创作上所取得的成绩,与他宗法杜甫,学习杜诗密不可分。可以说,正是在杜甫的影响下,他方突破了当时“宋诗派”以学问为诗的藩篱,直面现实,抒写人生。其诗内容充实,感情真挚,有了如杜甫相近的“诗史”价值。本文即立足于郑珍对杜诗的继承发扬这一视角,将郑珍的诗歌创作作了较为全面的探讨,从而揭示了杜甫对后世的深远影响。郑珍创作诗歌,无论是创作态度,还是内容构成,抑或形式技巧,都师法杜诗。在诗歌的内容上,他继承发扬杜甫的“诗史”精神,在他的九百余首诗中,有四百二十三首涉及到当时的重大历史事件。他的确如杜甫记述“安史之乱”一样,用诗歌记录了清王朝由盛转衰时期贵州民生凋敝的社会现状,揭露了当时日趋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和杜甫一样,郑珍不只是运用诗歌的形式对这些历史事件做客观的记录,而且对社会的黑暗、现实的不公,进行了无情地揭露和鞭挞,且以诗人特有的敏锐眼光,洞悉社会黑暗的根源,对朝廷的腐败无能进行了大胆揭露。郑珍敢于直面现实秉笔直书的勇气,以及刚直不阿的操守,显然与杜甫的“诗史”精神一脉相承。在艺术表现形式上,郑珍主要学习了杜甫选取典型人物、典型事件的叙写方式,往往能通过个别反映一般,对现实生活作典型的艺术概括;他又汲取杜诗在塑造典型形象时“看景入细入微”的细节描写技巧,使诗中的景物人事均能达到传神的艺术效果。郑珍还效仿杜诗,注重语言运用,能以民间俗语口语入诗,研炼词句,“点化”天然,其艺术技巧灵活多样。郑珍在创作上始终以杜诗为蓝本绝非偶然。郑珍出生在清嘉庆十一/(1806/)年,此时清朝正由“康乾盛世”逐渐走向衰落。郑珍的一生正经历了清王朝由极盛到渐衰的重大历史转折。战争频仍,万方多难,他在饱尝颠沛流离之苦的同时,还承受着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精神痛苦。这一切,与早于他一千多年的杜甫遭遇的相近、心志契合。正是这种人生际遇的巧合,使郑珍远绍唐代,奉杜甫为楷模,成了杜甫“百年歌自苦”的“知音”。郑珍仿效杜甫,却又能“转益多师”,“别裁伪体”。他还广泛学习唐宋诗人,如李白、韩愈、孟郊、白居易、苏轼、黄庭坚等,博采众长,熔化铸炼,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诗歌风格。有关郑珍对唐宋诸位大家的学习以及这些诗人对他诗歌创作的影响,将是笔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龙飞
试论语文课堂教学中的研究性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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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学生对语文学习的不重视成为众多语文教育工作者的心头之痛。大家迫切希望语文课堂教学能够改善学生的学习方式。同时，一种新的学习方式---研究性学习正以迅雷之势在全国很多学校内展开，并凭其独到的理念和特有的优势受到了师生的欢迎。然而，它在被运用过程中同样存在着误区，即更多的是作为一门“课”独处于教学计划中，而不是作为一种学习方式融会在教学里。于是我们便想到把研究性学习与语文课堂教学有机结合起来，这样既发挥研究性学习的优势，又强化课堂作为教学主阵地的功能。论文在对语文课堂教学中进行研究性学习的理论进行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语文教学改革实践，对其模式、策略、意义、评价等进行了探讨和分析，对现阶段如何开展作了介绍和构想。论文主要从以下四个部分加以阐述：首先，论文第一、二章分别对研究性学习与课堂教学作了简要总结。关于研究性学习介绍了它产生的历史渊源、含义特征、在我国的发展过程以及发展误区;课堂教学则从概述和现状两方面入笔：以此辩证地分析两者的关系，指出语文教育改革应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在课堂教学中引入研究性学习。其次，第三、四章分析了“为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第三章从理论基础和意义价值两方面论证了在语文课堂教学中进行研究性学习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后者明确指出这种教学将会对学生、教师、语文本身带来革命性的变化。第四章从策略、基本模式和实践探索阐述了如何在语文课堂教学中进行研究性学习。再次，第五章提出了语文课堂教学中进行研究性学习的评价问题。健全学生语文学业评定的评价体系、建立科学的语文课堂教学评价指标、构建有利于促进语文教师专业水平提高的评价是本章的内容。最后，第六章为在课堂教学中进行研究性学习提供了若干注意点，是希望在教育改革中，对传统的东西应抱以扬弃的态度，而不是全盘否定，这样才能使改革之路畅通无阻。在语文课堂教学中进行研究性学习体现了课堂教学改革与现代教育理念的有机结合，定能为语文教学和学生学习方式带来深远影响。

李之音
《诗经》语气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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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诗经》中的语气词为研究对象,根据不同的语气功能,对《诗经》中的语气词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与分析。在考察过程中,主要采用计量统计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探讨,在详尽的描写基础之上进行细致的分析与准确的解释。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绪论,主要介绍研究的缘起与意义;研究的现状;研究的主要内容、思路与方法等。第二章介绍语气词的概念,明确语气词的界定标准和分类,并将《诗经》中的语气词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与方法进行明确分类。第三章对《诗经》单个语气词进行详尽分析。第四章简要介绍《诗经》中语气词的连用现象。第五部分为小结,总结《诗经》中语气词的使用情况,考察其发展和演变的规律,力图窥探先秦时期语气词的特点。《诗经》中有丰富的语气词,使用频率高,范围广,用法多样、位置灵活,同一句式反复出现而不显累赘拖沓,且每个语气词的分工非常细致,表达了各种各样的语气,充分显示了先秦时期语气词的特点。

尹晓婷
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金刚经》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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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营养源，马克思主义要实现中国化必须从传统文化汲取营养。尽管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现代性，但它却是中国人的根性所在。若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人的根性相抵触，那么最终它将被排斥掉。因而，马克思主义必须借助中国传统文化这个桥梁，才能真正融入中国人的心中，才能真正实现中国化。本文所讲的中国传统文化主要偏重于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的根性所在，在现实的中国人生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提炼、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将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相结合，并应用到中国具体的实践中认识、分析和解决中国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金刚经》讲的是修养的学问，修养是“唯心性”而论的。它的唯心主义和中国儒家传统的心性哲学本质上是一致的。这种唯心主义是彻底的“唯心”主义，是修养的极致。并非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唯心主义。《金刚经》与马克思主义在道理上是相通的，两者都是唯物主义。马克思反对劳动的异化，佛反对人性的异化。马克思主义“实现人的解放”就是要解放人的主体性、能动性。要实现人的解放就既要反对人性的异化，又要反对劳动的异化。事实上，反对人性的异化就是反对外在异化的人性---劳动的异化。反对劳动的异化就必定要反对内在异化的人性。因此，人既要改造客观世界，又要改造主观世界。无相就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彻底的同一化，从而不被任何事物所束缚、牵引的状态。无住就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彻底的与客观规律同一化，从而又始终保持自我主动性的行为和状态。此处的行为是指心性的行为，主观能动性的行为，从而自然的引起肢体上的行为。佛所说的解脱就是保持自我主观的主动性，保持了主观的主动性，心就不会变得被动，心也就清净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像《金刚经》实现中国化一样。《金刚经》中国化的过程给人许多启示。能够满足现实的社会需求，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有一大批精通中外语言和文化并真诚信仰的宣传者;不断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

张豪
王安石及其门人庄子学的儒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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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期的庄子学在庄学史上具有突出的地位。这不仅表现在北宋时期是继魏晋之后庄子学发展的又一高峰，更主要的表现在这一时期的庄子学独具特色，表现出了鲜明的儒学化倾向，为《庄子》的研究开拓了一条新的道路。文章旨在通过对王安石及其门人庄子学儒学化共同特点的分析，来了解一下北宋乃至整个宋代庄子学的整体面貌。文章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分析王安石庄子学的儒学化特点。王安石在《庄周论》一文中以善求庄意的读书方法，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庄子矫世之弊，其用心亦圣人之徒的观点，对后世治庄者影响很大。此外他从实用主义的精神出发，抛弃了庄子的虚无学说，吸收了庄子后学中有益于治世的政治思想并对之进行了儒学化改造。第二部分是对王安石的门人庄子学儒学化共同特点的总结。王安石的门人充分利用了王安石善求庄意的读书方法，自觉抛弃了王安石“庄子之说是邪说”的说法，认为庄子矫世之弊、庄子尊圣人，对庄子进行了大胆的肯定;他们又灵活地运用了上述方法，区分圣人之迹与圣人之心，自觉维护了孔子等儒家圣人的地位;或将此方法运用于仁义礼乐，肯定仁义之心，否定仁义之迹，自觉维护了儒家的仁义礼乐之教;王门特别钟情于庄子的性命之学，但不同程度上赋予了庄子的性命之学以儒学化的内容;他们又继承王安石，吸收了庄子的政治思想并对之进行了儒学化改造。此外王门还大量利用儒家经典来阐释《庄子》，以圣人之言比附庄子，妄图使二家的思想得到融合。以上种种使《庄子》在王门笔下变成了一部彻头彻尾的儒家著作。第三部分主要是从三个方面简单分析一下王门一派庄子学儒学化现象的原因：三教合流是大势所趋，《庄子》的儒学化亦然;王门是北宋改革派，《庄子》的儒学化是其政治改革的宣传武器和理论依据;受理学影响，王门注《庄》带有鲜明的理学化色彩。文章最后简要地阐述了北宋时期庄子学的儒学化对后世的影响。

李波
孟郊与贾岛诗异同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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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在《祭柳子玉文》中评价孟郊、贾岛作品创作的总体特点为“郊寒岛瘦”，即“寒”、“瘦”没有本质区别，既指孟郊、也指贾岛，二人则都曾说及自己作品有“苦吟”风格，所以自含义而言，“苦吟”和“寒瘦”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二人都为中唐“苦吟”诗人的代表，都以主观色彩强烈的抒情方式强化诗歌自我表现倾向，以个性化艺术表现方式激发“元和”诗坛求奇尚异的风格追求。同时，二人于作品体现的生活与处世态度及诗体选择和主要表现手法方面存在不同，原因主要在于孟郊“苦吟”并非为艺术而艺术，而是以诗的形式反映自身穷困生活和不平遭遇;而贾岛则多刻意回避现实，以冷眼旁观态度对待社会，从而形成清奇僻苦风格。同时，二位诗人所代表的“苦吟”风格始终以独特的艺术追求性屹立于中唐诗坛，并对后人诗歌创作的复古风气、儒道济世风气产生深远影响。

于莉
《遗爱湖公园简介》英译实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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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一篇汉译英实践报告,其源语文本来自遗爱湖公园档案馆。源语文本主要介绍了遗爱湖公园总体概况、遗爱湖历史及其十二大景区。源语文本属于旅游文本,语言优美,辞藻华丽,包括许多诗词歌赋,也包含了许多无主句和流水句,翻译难度中等。原文本通过大量的文学典故和历史事件,再现了宋朝诗人苏轼在黄州的生活以及当时的心境,也反映了苏轼对遗爱湖公园形成与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旅游文本往往蕴含大量的文化和历史信息。要想目的语读者全面了解原文本的内容,在英译文本中进行信息传递和文化交流就显得尤为重要;与此同时,中外不同读者群体的阅读习惯和审美差异也给英译文本提出了一定的要求。黄忠廉的变译理论为本文的翻译提供了理论指导。根据变译理论,变异系统由三个子系统构成:变译主体、变译客体和变译中介。变译主体指的是译者和读者,变译客体指的是原作与变译作品,变译中介指的是变通和翻译。该文本在介绍景区时,多运用文化负载词;多运用中文写作中的表现手法,如象征、托物言志等;多运用散文式的长句娓娓道来,如何解释这些信息的内涵也是本次翻译的重点和难点。据此,本报告将变译主体和变译客体考虑在内,在充分理解原作的基础上,从词汇维度、句法维度以及篇章维度三方面进行案例分析,挖掘変译中介,采取缩译、增译、减译、并译和改译五种变通手段,实现源文本到目标文本的转换,满足外国读者的需求。经过本次的翻译实践,译者认识到变译理论对旅游文本翻译的重要指导作用。借助此次的翻译实践,译者希望提高遗爱湖公园的知名度,走出国门,更好地弘扬东坡文化;同时,该译本作为源文本的第一个译本,也为后面学习者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王婷
《淮南子》、《史记》孔子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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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对孔子及儒家学说研究的深入，学界开始延伸到除儒家典籍之外的其他著作中进行研究。本文选取了西汉初期的“道家集大成著作”《淮南子》，与成书于汉武帝时期的史书《史记》为文本，分析两部著作中孔子的异同之处。同时还参阅了其他先秦到汉代的著作。成书于西汉初期的《淮南子》，以黄老道家思想为主旨，其中对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既有肯定，也有批判。《史记》成书于汉武帝“独尊儒术”时期，它从史学的角度，向我们展现了孔子作为教育家、政治家、思想家的形象。从《史记》全书的感情基调来看，司马迁是“尊孔”的。本文对《淮南子》与《史记》中有关孔子及其学说的材料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二者对孔子在教育和治政上的功绩都给予了充分肯定。然而与《史记》不同的是，《淮南子》对孔子及学说中的不合理成分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指出了孔子学说的局限和对人性的禁锢。二者对待孔子的不同态度，究其原因在于《淮南子》和《史记》分别产生于西汉的不同阶段，因为社会背景的不同，二者所秉承的创作主旨也有所不同，所以对待儒家学说及孔子的态度也有很大的差异。全文共分为五章：　　第一章：《淮南子》、《史记》的成书。《淮南子》“牢笼天地，博极古今”，是在西汉前期“百家争鸣”影响下，各种思潮激荡下的产物。它以黄老道家思想为主旨，对先秦及秦汉诸子思想进行了融合和总结。《史记》成书于汉武帝执政时期，此时的儒家思想已经成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因此《史记》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极为深刻。　　第二章：《淮南子》、《史记》孔子治政论。《淮南子》和《史记》对孔子在治政方便的突出贡献给予了肯定。在现存的历史文献中，《淮南子》第一次给予了孔子“素王”的称号。在《史记》中，司马迁将孔子置于“重整王道”的素王之位，且将其与王侯并称，列入“世家”。二者皆赞扬了孔子杰出的治政才能。对于孔子欲行王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积极进取精神更是大加赞赏。　　第三章：《淮南子》、《史记》孔子教育论。孔子一生致力于从事教育事业，《淮南子》和《史记》对孔子在教育方面的突出表现进行了赞扬。肯定了孔子的“圣人”之智和谦虚好学精神。对于孔子创办私学所取得功绩更是大加赞赏。　　第四章：《淮南子》对孔子的批判。《淮南子》在肯定孔子政治、教育功绩的同时，也对孔子其人及学说中的消极因素进行了批判。指出了孔子及其学说的局限，还对孔子“仁”“礼”思想的弊端进行了批判。　　第五章：《淮南子》、《史记》孔子评价异同论。《淮南子》和《史记》成书于西汉的不同时期，受到道家与儒家两种不同思想文化的熏陶。因此，两部著作的创作思想不同，其中所塑造的孔子形象也不所相同。此外，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对于孔子及儒家思想的不同接受，也是导致孔子形象不同的主要原因。《史记

刘慧源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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