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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北京文化论坛——首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组委会
"国立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
"孙中山与中华民族崛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编委会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中国)新疆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台湾)中台科技大学
(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
(日本)大東文化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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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35,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2002年国际住房与规划联合会第46届世界大会组委会
2004年中国纳米技术应用研讨会组织委员会
2010国际数字科技博物馆论坛秘书处
2018’中国土地资源科学创新与发展暨倪绍祥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编委会
2021动物致伤防治高峰论坛组委会
256200 山东省邹平县醴泉七路 教育中心(农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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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Sinographic Texts and Culture Nanjing University
K.U.Leuven
Kenyon College
Kong Ju University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院
Philosophy Department,Peking University
Rowan University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SOAS)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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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万里记体散文研究
学术论文
杨万里是南宋著名文学家。诗掩文名,他的散文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笔者统计杨万里记体散文共6卷65篇,数量众多。他的记体文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文学性、实用性都很强。从文学上看,杨万里记体文艺术想象丰富奇特,艺术手法灵活巧妙,语言风格鲜活多变,擅长思辨,议论卓伟;从实用上看,他的记体文对世道人心是有所裨益的。 杨万里善于学习前人,采百家之长而形成自己的风格。杨万里写景方面得益于柳宗元,其密栗深邃、雅健幽峭处直追柳宗元。在语言方面,尤其是在骈体的使用方面,有欧阳修的影子在。在立意和结构方面,受苏轼影响很大。 笔者根据杨万里记体文的实际情况,简略论述他的“味外之味”、“适于用”和“文章以气为主”等文学思想在其记文中的具体表现。受其重实用思想的影响,他的记体文的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议论过多,繁琐冗长,说教性强。另外,“做文之迹”明显,多是应邀之作,有相对固定的格式,冷静有余而情韵不足。
徐晓菊
白居易经济思想研究
学术论文
白居易生活的年代正值唐代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动荡的社会现实对其触动很大。针对各种社会问题,以富国强民为目标,白居易提出了诸多社会改革思想,经济思想便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白居易的经济思想,本文主要从以下四部分展开论述。 第一部分论述了白居易的人生经历及其经济思想的思想基础。白居易出身于小官僚家庭,人生经历艰难坎坷,使得他更了解民间的疾苦;并且作为一名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士人,白居易十分关心时政,积极要求改革弊制。这一人生经历与政治主张对白居易经济思想的产生影响很大。同时,白居易看待经济问题是从其民本思想、义利观、黄老之术与轻重论相结合的独特思想这一角度出发的,这些思想构成了白居易经济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 第二部分论述了白居易的农业思想,它由土地管理思想、保护农业劳动力思想、保护资源思想及其救灾思想组成。白居易的农业思想建立在其民本思想基础之上,紧密联系社会政治经济现实,针对具体农业问题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表达了他希冀改革农业弊政的愿望。其中不乏闪光点。如救灾思想,便是与当时主流思想相违但却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观点。但在其关于土地管理问题的论述中,试图恢复比土地私有制落后很多的井田制,这也只能是其个人的美好理想而已。 第三部分论述了白居易的财政思想,它由赋税思想和消费思想两大部分组成。白居易的财政思想围绕国家赋税制度的变革和政府财政紧张两大问题展开论述。他立足现实,站在民本主义的角度上,试图解决唐王朝出现的赋税问题以及财政危机。其中,他所提出的省官厚禄养廉思想,虽然对保持官吏清廉的认识并不完全正确,但是他把省官与厚禄联系起来考虑,是具有一定创新意义的。 第四部分论述了白居易的工商业思想,它由和谐的农工商经济发展观、反对盐铁榷酤思想与反对和籴思想组成。白居易的工商业思想建立在中唐时期商品货币经济大发展的基础之上,是其要求改革社会中存在的诸多弊端的真实反映。白居易的工商业思想中虽然没有直截了当地提出重商的观点,但是从其对工商业的态度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要求发展工商业的思想主张。其中,他的和谐的农工商经济发展观尤为突出,他主张利用货币来调节国民经济的协调与谐发展的思想,是具有一定历史进步意义的。
徐柏泉
《诗经》与其注疏文献的句子对齐研究
学术论文
《诗经》的注疏文献颇多,“十三经”各注释本中以阮刻本《十三经注疏》最为完善,其冠列经史子集的经部之首,故本文研究选用阮刻本《十三经注疏》中的《毛诗正义》作为《诗经》注疏文献的研究对象。 本文以《毛诗正义》《毛诗引得》等作为资源,借鉴已有的《孟子》《论语》《左传》等先秦典籍的研究,实现从更深的层面对《诗经》进行加工和处理,对《诗经》进行较深层次的加工和处理,尝试探索基于引得领域词表的《诗经》自动分词,采用正则表达式匹配和相似度计算等方法探索《诗经》与其注疏文献《毛诗正义》的句子对齐研究得到了较好的对齐效果。本文主要是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句子对齐研究: 首先,对《毛诗正义》的行文结构和训诂语言进行分析。总结归纳《毛诗正义》的篇章划分特征,为后续实现篇和章的对齐提供依据。《毛诗正义》中不同的训释对象和训释内容,一般会使用不同的具体术语,通过归纳总结训诂术语在术语、格式、内容、方法和体例这五个方面的特征和规律,找出训诂的规律,利用正则表达式提炼加工。构建训诂具体术语模式库,用以辅助探索本文的句子对齐。 其次。采用条件随机场的机器学习方法探究了《诗经》的自动分词。《诗经》自动分词是基于《诗经》手工分词的语料,采用《广韵》字表和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得到23组融合不同特征知识的特征模板,训练产生机器学习分词模型。并对每个分词模型进行性能测试,分析发现词性特征对《诗经》分词效果的影响最大,且分词模型的调和平均值F值最高可达到97.42%。 再次,采用正则表达式匹配和相似度计算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诗经》与《毛诗正义》的句子对齐研究。正则表达式匹配实验是利用训诂术语模式库,采用python对实验语料进行模式库的多次匹配,逐步进行效果测试,可获得较好的匹配效果。Gensim是一种自然语言处理库,可自动从文本中提取语义信息,本文基于gensim结合词频权重向量(TF-IDF),构建LSI主题模型进行相似度计算,结合正则表达式匹配结果,共同探索《诗经》与《毛诗正义》的句子对齐研究,并对对齐实验结果进行效果测评。 利用训诂术语正则匹配进行句子对齐,准确率P最高可到86.92%,调和平均值F可达84.61%,该方法结合了文本结构特点及训诂术语语言特征,实验效果较佳。采用gensim相似度计算的方法结合了语义特征,实验得到的句子匹配结果也较理想。经-注-疏匹配的准确率可达到89.92%,经-疏匹配的准确率有86.14%,调和平均值F最高可达85.6%。由此可看出,训诂术语正则匹配和gensim相似度匹配的方法均可用于探索本文的句子对齐,且对齐实验效果较好。此外上述两种方法是从不同的角度探究《诗经》与《毛诗正义》的句子,后续研究可结合使用。 本文的创新点有两个:一是对《毛诗正义》的行文结构和训诂语言特点进行了归纳总结,构建了较为完整的行文结构体系和训诂术语模式库,可计算机化便于后人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关研究。第二是探索得到一种从多角度采用多种词袁,构建机器学习模型实现《诗经》自动分词的方法,并构建了《诗经》分词语料库。进而探索了一种基于训诂术语模式库的正则表达式匹配和相似度计算相结合的方法实现了《诗经》与《毛诗正义》的句子对齐,并取得了较好的对齐效果。 但本文仍有不足之处。首先训诂术语模式库,虽尽可能归纳全,但仍可扩大《诗经》的注疏文献范围实现进一步完善。其次,句子对齐实验中未对《毛诗正义》“疏”部分中各专家言论进行细致划分,后续研究可分析归纳各家言论所长。
王姗姗
《诗经》草木意象的诗教价值及其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实现
学术论文
尽管诉诸五感的审美形式在石器时代便已经发端,但真正以意象文字为底材,发诸心绪的诗艺之源则要下数至风骚二部。《诗经》中的野性风歌与氏族冠盖的礼祭咏叹一同奠定了中华诗教的基础。作为诗教之本的《诗经》亦在传统诗歌文明中发挥着重要的教育作用。 与此同时,在三百篇可歌的诗篇中所展现的,是先人生活的真实图景,亦是先人用生命生活所铺陈的广义的诗性。在对草木、虫鱼、鸟兽等日常物象的审美感兴和情景交融中,先人的生命情绪得以凸显。草木的日常性与自然性,使得投射于草木意象上的诗教意义与先民更为贴近。从《诗经》成书至今历经千年,先人生存的农耕文明时代背景已经改变,周礼祭祀的名物器具也不复踪影,但以草木为代表的天地自然物象依旧生生不息。读诗之人可以经由现实的草木联想开去,进入先民的审美意境之中,与先民精神达成共鸣。当前中学语文诗教正需要回归经典,从精神母题发源,寻找中华文明的血脉,重塑年轻学子的集体个性。 本文从文艺美学、名物训诂学、社会生态学等多角度入手,以草木所呈现的意象意义为经,以其所呈现的诗教意义为纬,对《诗经》草木意象所蕴含的诗教价值进行阐述与解析,并对草木意象诗教价值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实现做应用探索。绪论部分除外,文章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四个部分: 第一章主要讨论草木意象何以应该在语文教育中得到重视,即通过对荇菜、蘋藻、蘩草、芹菜、芣苢、稻谷等草木意象的解读,探究其背后所蕴含的先民世界的文化习俗与原始思维特征,对其诗教意义的发生与内涵进行阐释。 第二章则通过卷耳、绿竹、瓠叶和薇草为主,阐释草木意象对于中学语文教学而言的具体的诗教价值,并探求其在兴观群怨的诗教中意义阐发的可能。 第三章就当前各类中学语文教材中的《诗经》选篇进行了梳理,并对选篇教学现状及选篇中草木意象的教学地位进行分析。指出当前中学语文《诗经》教学中草木意象的边缘性地位,并对其原因进行审视。 第四章则提出《诗经》草木意象的诗教价值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实现路径。先从教材选择、文本解读、课堂教学三个大方面提出策略性建议,然后聚焦于当前中学语文课堂中体现草木意象诗教价值的教学片段,对具体课例进行反思与分析。最后以《蒹葭》一课为例,尝试完成一节完整的兴观群怨、草木诗教课堂,并以教学设计形式呈现于文本之上。
任婉宁
论庄子人生哲学的成因
学术论文
庄子哲学思想的奇诡深闳,《庄子》风格的汪洋恣肆,历来为人所称道。而庄子哲学思想最核心、最深刻、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他的人生哲学。庄子的人生哲学思想,并非空穴来风,自有其形成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全面地探讨和分析这些原因,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庄子的人生哲学思想有直接的启示作用。文章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一是认识论成因,即庄子对宇宙自然的认识。这涉及到中国古代哲学的几个重要概念:道、德、天、命。我认为庄子对人生的种种看法正是建立在他对道、德、天、命这些概念的深刻的体悟和把握上的,甚至可以说庄子是为了更清楚的认识人生才去体悟和把握自然和宇宙的。通过知天而知人,站在道和天的高度来俯瞰人生,这正是庄子的高明之处。在这一节里,通过对道、天、命、德内涵的理解,把庄子对宇宙自然的认识和对人生的认识联系起来,说明对这些概念的体悟和把握是庄子人生哲学的认识基础和前提。 二是社会现实成因,即庄子对人和人类社会的认识。人生哲学是建立在对人和人类社会认识的基础上的,这自不待言。庄子认为,人类存在的最初阶段有一个理想的生存状态,那时人们纯朴和谐,无争无欺,人类生存呈现出自然生存的状态。随着人类的发展和演进,人类不可避免地进入社会生存的状态,社会组织和人性发生了异化。于是出现了王权、战争、贫富、严政、酷刑和人性中的争名好利,排下进上等流弊,使人类生存陷于困境。而这一切是人类进入社会生存状态必然的产物,这就是说人类的苦痛根本上是无法消除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庄子在他的人生哲学中提出游世和体道的主张,借以淡化个人的痛苦和转化个人的生存困境。 三是文化渊源成因,即文化对庄子的影响。《庄子》一书对诸家学说均有所吸纳,亦有所遗弃。所吸纳者,使庄子学说与诸子共通,所遗弃者,为庄子所批判。吸收固是正面的影响,而批判也是反面的启示。庄子人生哲学思想既得益于诸子学说正面的影响,也得益于诸子学说反面的启示。尤其是儒家和墨家的学说,对庄子的影响尤大,此其一。其二,隐逸之风的历史是相当悠久的了,这我们从庄子以前的历史和庄子同时的现实中可以找出大量的隐士和其作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庄子从这些人物身上看到了高贵的精神品格,自由、超脱,高洁。这正是庄子构建自己人生哲学体系的实践基础,是庄子“人应该怎样活着”的理想设计中最直接的原型。其三,庄子的人生哲学也与他所处的特殊的地域文化有关,那就是在宋国一直传承的殷商文化。殷人的自然宗教观念,神话观念、巫风卜筮的风气,人与自然的贴近态度,诗性思维的习惯等,不仅对庄子人生哲学思想有诸多的启示,同时也是《庄子》浪漫文风的直接来源。
岳国文
《庄子》隐逸思想的承载人物形象研究
学术论文
《庄子》作为先秦古籍中的典范,在哲学、文学、美学上都有超卓成就,对中国“隐逸文学”的发展流变更是作出了突出贡献。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区,中国隐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产物,隐而不仕是其主要行为特征,根据其隐逸行为的思想根源大致可以分为道家隐士与儒家隐士两类。《庄子》一书以其奇妙的想象与生动的寓意塑造出一系列隐士形象,深刻体现了道家隐逸思想,成为《庄子》人物画卷中相当精彩的一部分。本论文即拟对《庄子》一书中的道家隐逸思想及其承载人物形象进行具体分析与研究。绪论部分回顾前辈学者对《庄子》隐逸思想、《庄子》人物形象塑造的探索与研究,了解其研究现状,发现其中不足之处。也指出本研究的选题依据及意义,研究的内容及方法。第一章,探讨《庄子》隐逸思想,需要将庄子本人与《庄子》本书结合,并且充分考虑道家思想对隐逸精神的影响,最终形成《庄子》一书所具有的道家隐逸思想。从庄子的性格、身世、与所处时代三方面进行研究探讨,发现庄子极具隐逸之缘。庄子深受《老子》道家思想影响,隐士庄子与道家思想最终碰撞出《庄子》一书的隐逸思想。通过对《庄子》一书的整体把握,其隐逸思想具体可概述为追求适性自由、尊生贵生、节欲适欲。第二章,在《庄子》一书隐逸思想的基础上,进行其承载人物形象研究,可将隐逸人物形象按照其行为特征分为,庄子形象、让王形象、渔父形象、游仙形象、其他人物形象、反面人物形象六部分进行研讨。庄子形象、让王形象、渔父形象、游仙形象、其他人物形象为正面形象,他们的言行皆传递着道家隐士对适性自由的追求。但以让王形象为例,其中渗入了部分儒家思想,这也反映出文化流变是一个相互交流与融合的过程。反面人物形象以孔子、伯夷、叔齐为主,他们皆有隐逸行为,但孔子倡导仁义,伯夷、叔齐伤生害性,他们皆违背道家隐逸思想,是道家隐士庄子极力批判的隐逸人物。通过正面隐逸形象与反面隐逸形象的对比,发现正面隐逸人物是道家隐士,反面隐逸人物是儒家隐士,与儒家隐者相较,道家隐者是真隐士,传递着适性自由的逍遥游精神。第三章,对《庄子》隐逸人物形象的塑造艺术进行探求。这些隐逸形象各有特色,与其独特的塑造艺术是密不可分的,如栩栩如生的细节描写、个性鲜明的对话描写。细节描写为静态,对话描写为动态,动静结合,共同塑造出追求适性自由的道家隐士形象。从道家隐士注重“虚静心斋”等方面,发现《庄子》中道家隐士的对话描写与现代心理描写有异曲同工之妙。《庄子》隐逸人物形象的塑造艺术,还有饶有趣味的恶搞艺术、逻辑严谨的跳脱思维等。第四章,说明《庄子》隐逸人物形象对后世文学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后世诗词等艺术作品,皆受《庄子》隐逸人物形象的熏陶。或以道家隐逸人物入诗,或引隐逸典故入词,亦或选取某一隐逸意象将其入画,后人常借《庄子》隐逸人物形象,表达自己淡泊名利、归隐山间、脱尘远俗的志向。《庄子》隐逸思想及其承载人物形象,为后世文人在浮躁凌厉的社会中提供了一份清新脱俗的心灵给养。
冯玉
《世本》与《史记》关系研究
学术论文
《史记》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鲁迅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便是其对后世史学和文学影响的评价。纪、传、表、书、世家五种体例的合理搭配,使得《史记》的内容表现得完整、丰富。鉴于此,从《史记》成书以来,便成为历代研究的重要典籍。到目前为止,已经形成了研究《史记》的专门学科“史记学”。在这门学科之中,《史记》成书所称引的文献问题,成为了研究的重中之重。取材问题,是衡量《史记》科学性的根本标尺,也是研究许多其他问题的基础。《史记》取材广博,特别是上古史料来源,历来颇有争议。现存先秦典籍,如:《左传》、《国语》《世本》等均成为争论之焦点。故而本文对《世本》与《史记》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深入的探究。本文主要以两书的体例、编纂思想、内容为线索,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全文分三个大的部分: 一、《世本》现存篇目内容与编纂特点。通过历代学者关于《世本》内容、作者论述的归纳,得出《世本》作者不惟一人,而是历代史官集体心血的结晶;由于《世本》在宋代已经亡佚,今天所看到的均是清代史家辑佚的成果,即《世本八种》。各家辑本内容同中有异,如:均是历代帝王、诸侯、卿大夫世系及祖世所出,少数辑本涉及到“氏姓、居、作”等有关社会文化史的内容。在编纂特点方面:编纂体例依据后人划分《史记》体例的标准,本文将《世本》体例归纳为四种。编纂思想,分析现存典籍之内容、记事断限,得出《世本》是在继承前辈史家史学思想之上,结合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要求。以人活动为中心,兼记社会文化方面,记载内容最长的一部通史性著作。 二、《世本》编纂特点对《史记》的影响。本章主要从编纂体例、思想方面分析《世本》与《史记》之间的关系。通过历代史家对《史记》体例来源观点分析归纳,得出《世本》与《史记》在大的框架结构上的相似性,同中有异,司马迁在创作方面受到《世本》体例的影响。编纂思想方面,简单回顾分析史学发展的历程。认为从先秦到汉,整个社会对人自身的价值有了重新的认识,反映在史书当中就是《史记》在《世本》编纂的基础之上,司马迁将“以人物活动为中心”的思想进行深入的拓展,记载人在社会之中的多面性。为了更深刻地反映自己的写作宗旨,司马迁将写作的时段拉得很长,但详略得当,所有人物、事件经过司马迁的安排都适时地出现在自身应出现的地方。受前两种思想的影响,司马迁在记载的面上比《世本》宽、深,他将这些社会思想全部融会贯通到自己的史书当中,完美犹如一个整体,而这也是其对《世本》完善的结果。 三、《世本》篇目内容对《史记》的影响。通过将《世本》中帝王世系与《史记》中帝王世系,进行每个王朝、帝王的对比,分析各王朝帝王世系记载的同与异。认为在远古传说帝王世系方面,《世本》是《大戴礼记》之蓝本,《大戴礼记》又是《史记》记载之蓝本。在材料引用方面,详细对比《世本·帝系》与《史记·五帝本纪》,认为后者几乎全部引用了前者的材料。在夏、商、周及其他诸侯、卿大夫世系记载方面,《史记》对《世本》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借鉴,并对《世本》中有关世系的记载进行了完善。氏姓记载,通过统计《世本》与《国语》所记姓氏,对比《史记》中之氏姓记载,认为《史记》是在这两本书氏姓记载的基础之上,且对每个氏姓的发展、分支进行延伸。
王伟
程颢理学思想研究
学术论文
程颢(1032-1085)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理学的产生和发展都做出了贡献,值得重点研究。程颢没有专著传世,其著述与程颐著述混编在一起而没有区分,故辨析材料是研究程颢思想的基础工作。前人多根据二程差异来鉴别材料,具有一定的主观性。文献考证法则相对客观,其鉴别结果不会受研究者主观预设的影响。通过该方法,可以对《遗书》和《外书》中数百条作者不明的语录做出区分。天理论是程颢理学思想的重要内容。辟佛与复兴儒学是程颢天理论要解决的问题。佛教以“缘起”论为理论基石,认为人和自然万物皆因缘而起,虚幻无自性,从而否定现实世界的真实性、人的自然欲望以及儒家的伦理纲常。程颢提出天理论与缘起论相论争。其一,为现实世界的来源做出说明,认为人和自然万物皆以气为物质基础,而天理则是气的运行依据。其二,为现实世界的合理性做出说明,认为现实世界的消长盈亏和人的自然欲望皆符合天理。其三,为儒家的仁义道德提供形而上的依据,指出天理即生生不息之理,又指出“生”即“仁”,从而论证天理具有仁德意义。心性论也是程颢理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与辟佛和复兴儒学的时代背景有关。佛教反对人的自然性,程颢则借用告子“生之谓性”说以肯定人的自然性。他还继承并发展了孟子的性善论,认为人和自然万物皆具有仁义之性。程颢论性分为自然之性和仁义之性两个层面,但没有对二者做出明确区分。二者在本质上没什么不同,但却代表了性的两种存在状态,前者杂气禀而兼具善恶,后者不杂气禀而至善。程颢对心有较多论述,将具有思虑功能的心作为区别人和自然万物的重要标识,认为人有心而万物无心。他还认为人心具有能善、能恶两个向度,具有安与不安两种状态。关于心性关系,程颢认为人心是主体,仁义之性是客体。主体合乎客体,则人心安;反之,则不安。程颢的修养论包括修养方法和修养境界两个方面。关于修养方法,他强调人心修养,包含扩充善端的正向方法和克服恶端的逆向方法,前者表现为“识仁”和“诚敬存之”,后者表现为节制欲望。此外,他还强调克己复礼,主张言行合乎礼仪规范。关于修养境界,程颢既注重内心修养,又强调言行规范,追求“恭而安”的境界。外王思想也是程颢理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富民思想和教化思想,即孔子所说的“富之”和“教之”。富民思想表现为:在国家与百姓的财富分配关系中,将保障百姓利益作为首要原则。因此,他不赞同侵占百姓利益以增加国库收入,故而与以富国强兵为宗旨的王安石变法产生分歧。教化思想表现为:重视对帝王、官吏和百姓进行道德教化。二程思想存在明显差异。在天理论方面,他们都承认气兼具善恶,但程颢不明确区分理、气二者,导致理与善恶的关系难以言明,而程颐则明确区分理、气,并将恶完全归因于气的作用,从而保障了天理的至善性。就心性论而言,他们论性都分为气禀之性和仁义之性(或天命之性)两个层面,程颢没有明确区分二者,并对二者皆持肯定态度。程颐则明确区分二者,并肯定后者而贬低前者。对人性的不同看法,导致他们对人之贤愚善恶有不同认识。程颢没有将善恶归因于气禀,而是将能够思虑的心作为产生善恶的主要原因,程颐则将善恶的主要原因归于气禀。对善恶的不同认识,导致他们的修养论出现分歧。程颢将善恶主要归因于人心,因此其修养方法重在内心修养。程颐将善恶主要归因于气禀,因此其修养方法重在变化气质。程颢在宋明理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体贴出的“天理”二字是宋明理学的理论基石。他的弟子为理学的传播做出了贡献。他的学术思想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都有影响。程颐、朱熹在其思想基础上创建了较为成熟的理学思想体系。陆九渊、王守仁在其思想基础上创建了较为成熟的心学思想体系。更多还原
丁涛
孙绍振文本解读理论下李白《将进酒》的文学解读与教学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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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李白诗歌作品《将进酒》的文学解读与教学转化。如何运用孙绍振先生的诗歌解读理论对《将进酒》进行文学解读,又如何在新课标倡导的原则下进行教学转化是本文的研究重点。研究手段主要采用文献疏理比较法与行动研究法。通过文献检索,对“《将进酒》”“孙绍振文学解读”“教学转化”等关键词进行检索,以知网、读秀为主要文献来源,总结归纳相关已有研究成果中的经验并探讨其不足。通过文献检索,行动研究分类讨论《将进酒》一诗从孙绍振文本解读理论的不同方法下的解读重点,进行全面的细致解读。最后通过行动研究,将解读内容转化为教学设计,探索转化的依据,方法与价值,形成相应课例。孙绍振先生的文本解读理论对于中学诗歌阅读教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一方面,李白的名作《将进酒》是唐诗中的优秀作品,历代诗话评论多有提及,近现代学者也多有研究,具有丰富的解读依据和素材。但古风歌行作为情感高度凝练,跳跃的一类文体,其解读的难度尤其高,值得深入解读分析。另一方面,中学语文教师教学能力的核心在于文本细读。而孙绍振先生诗歌解读的方法与理论具有高度的可操作性,深入探究其解读方法下解读成果的教学转化价值、方式,能切实有效的提升教师的文本解读能力,课堂教学水平。同时,对于教材上鉴赏示例的低效,进行有效的补充。此外,廓清“教学解读”实乃“教学转化”的概念之误,是对“文学解读的教学转化”这一概念的明确。有助于引起一线教师对诗歌文本解读的重视,对解读方法的运用。也有助于一线语文教师在课程标准提出的核心素养的指引下,避免走入理直气壮的低效教学的窘境。同时,也是对“闽派语文”提出的“求实”“去弊”的精神追求的体现。
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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