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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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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述宾语义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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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是古代汉语发展的重要阶段。《荀子》是先秦诸子中一部富有语言特色的传世典籍，其文献真实性强，涉及面广，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先秦汉语的基本特征。古汉语述宾结构具有复杂的语义关系，清楚地揭示这些语义关系仍然是语法学工作者十分艰巨的任务。随着语法研究的逐步深入，述宾结构一度在汉语语法学界倍受关注。谓语是句子的中心，述宾结构又是谓语的中心，所以对述宾结构的研究意义重大。《荀子》一书中有大量的述宾结构，因此对该书中的述宾结构进行研究，对于了解该书的语言面貌，进而了解战国时期语言面貌是有很大帮助的。本文对《荀子》述宾语义关系进行探索，属于专书语法研究。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引言部分介绍了荀子的生平与主要思想、《荀子》的版本流传及它的语言研究现状。研究《荀子》述宾结构的论文目前没有发现。该部分是本文的语料准备部分。第一章是述宾结构及其语义关系。有关述宾结构方面，介绍了述语和宾语、述宾结构和述补结构的关系;在述宾结构语义关系研究方面，阐述了述宾结构语义关系的研究现状及其多样性原因、述宾结构语义关系的辨别、述宾结构语义关系与词类活用的关系等。该部分是本文的理论指导部分。第二章是《荀子》述语的描写。按照词类分为动词性述语、名词性述语、形容词性述语和数词述语四大类。动词性述语又根据意义的不同，分为行为动词、分类动词、状态动词、存现动词。行为动词又可以分为抽象动词和具体动词。第三章对《荀子》的宾语进行研究。本文从宾语的构成成分和宾语充当的语义角色分别对《荀子》的宾语进行描述。第四章是述宾结构语义关系多样性。这是本文的重点，把《荀子》中的述宾语义关系分为支配、使动、意动、类似、判断、存现、原因、目的、凭借、被动、时空、比较等总共十四种语义关系。也许在各类名称的叫法与各类的分合、多少上和别人的做法有分歧，但这都不影响对问题本质的认识。结语部分从《荀子》述宾语义结构多样性的特点，《荀子》与现代汉语的述宾语义关系分别进行比较，从而得出结论：人类语言是随着思维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揭示语言发展日益精密化的趋势。述宾结构语义关系复杂多样，本文以《荀子》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封闭性研究，试图揭示出古汉语述宾结构语义关系的主体内容。本文解剖“麻雀”，有助于全面揭示文言文述宾结构的语义关系，建构文言语法体系，提高文言教学效率;有助于反映《荀子》的语言全貌，从某一定点、环节、侧面为汉语语法史研究作补充。

常艳勇
程颢理学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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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颢(1032-1085)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理学的产生和发展都做出了贡献,值得重点研究。程颢没有专著传世,其著述与程颐著述混编在一起而没有区分,故辨析材料是研究程颢思想的基础工作。前人多根据二程差异来鉴别材料,具有一定的主观性。文献考证法则相对客观,其鉴别结果不会受研究者主观预设的影响。通过该方法,可以对《遗书》和《外书》中数百条作者不明的语录做出区分。天理论是程颢理学思想的重要内容。辟佛与复兴儒学是程颢天理论要解决的问题。佛教以“缘起”论为理论基石,认为人和自然万物皆因缘而起,虚幻无自性,从而否定现实世界的真实性、人的自然欲望以及儒家的伦理纲常。程颢提出天理论与缘起论相论争。其一,为现实世界的来源做出说明,认为人和自然万物皆以气为物质基础,而天理则是气的运行依据。其二,为现实世界的合理性做出说明,认为现实世界的消长盈亏和人的自然欲望皆符合天理。其三,为儒家的仁义道德提供形而上的依据,指出天理即生生不息之理,又指出“生”即“仁”,从而论证天理具有仁德意义。心性论也是程颢理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与辟佛和复兴儒学的时代背景有关。佛教反对人的自然性,程颢则借用告子“生之谓性”说以肯定人的自然性。他还继承并发展了孟子的性善论,认为人和自然万物皆具有仁义之性。程颢论性分为自然之性和仁义之性两个层面,但没有对二者做出明确区分。二者在本质上没什么不同,但却代表了性的两种存在状态,前者杂气禀而兼具善恶,后者不杂气禀而至善。程颢对心有较多论述,将具有思虑功能的心作为区别人和自然万物的重要标识,认为人有心而万物无心。他还认为人心具有能善、能恶两个向度,具有安与不安两种状态。关于心性关系,程颢认为人心是主体,仁义之性是客体。主体合乎客体,则人心安;反之,则不安。程颢的修养论包括修养方法和修养境界两个方面。关于修养方法,他强调人心修养,包含扩充善端的正向方法和克服恶端的逆向方法,前者表现为“识仁”和“诚敬存之”,后者表现为节制欲望。此外,他还强调克己复礼,主张言行合乎礼仪规范。关于修养境界,程颢既注重内心修养,又强调言行规范,追求“恭而安”的境界。外王思想也是程颢理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富民思想和教化思想,即孔子所说的“富之”和“教之”。富民思想表现为:在国家与百姓的财富分配关系中,将保障百姓利益作为首要原则。因此,他不赞同侵占百姓利益以增加国库收入,故而与以富国强兵为宗旨的王安石变法产生分歧。教化思想表现为:重视对帝王、官吏和百姓进行道德教化。二程思想存在明显差异。在天理论方面,他们都承认气兼具善恶,但程颢不明确区分理、气二者,导致理与善恶的关系难以言明,而程颐则明确区分理、气,并将恶完全归因于气的作用,从而保障了天理的至善性。就心性论而言,他们论性都分为气禀之性和仁义之性(或天命之性)两个层面,程颢没有明确区分二者,并对二者皆持肯定态度。程颐则明确区分二者,并肯定后者而贬低前者。对人性的不同看法,导致他们对人之贤愚善恶有不同认识。程颢没有将善恶归因于气禀,而是将能够思虑的心作为产生善恶的主要原因,程颐则将善恶的主要原因归于气禀。对善恶的不同认识,导致他们的修养论出现分歧。程颢将善恶主要归因于人心,因此其修养方法重在内心修养。程颐将善恶主要归因于气禀,因此其修养方法重在变化气质。程颢在宋明理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体贴出的“天理”二字是宋明理学的理论基石。他的弟子为理学的传播做出了贡献。他的学术思想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都有影响。程颐、朱熹在其思想基础上创建了较为成熟的理学思想体系。陆九渊、王守仁在其思想基础上创建了较为成熟的心学思想体系。更多还原

丁涛
楚秦关系与屈原生平及创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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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战国时期楚国政治家。屈原处在楚国历史变革的关键时期,《战国策·秦四》有云:“横成则秦帝,纵成即楚王”这一句就足以表明战国中后期各楚秦两国的形势。因此,屈原作为楚国的政治家、诗人,他一生的起落都与楚秦关系的变化密切相关。在各国错综复杂的形势中,屈原始终坚守自己的政治理想。秦国通过“商鞅变法”迅速的强大起来,威胁到了楚国的生存与发展。在屈原在世时,他积极的主张变革,力图使楚国强大,但是最终却失败了。楚秦两国或是联姻或是战争,都影响着作为反秦派的屈原的一生。因此他屡遭磨难的一生与楚秦关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本文着眼于楚秦关系的变化对于屈原生平、创作的影响。综合前人研究成果,梳理楚秦两国在战国中后期的关系变化,通过文史结合的方法,来探究楚秦关系对于屈原仕履、放逐和自沉的影响,以及屈原部分作品中对楚秦关系的反映。论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章对于屈原之前的楚秦关系加以梳理,把握屈原之前的楚秦关系,以便掌握秦楚两国关系的发展趋势。第二章选取了屈原生平十个时间节点,主要从屈原担任“左徒”的时间、屈原被疏、两次使齐的时间、两次被流放的时间和屈原自沉的时间入手,分析楚秦关系变化对于屈原产生的重要影响。第三章将楚秦关系与屈原作品相结合,共有六篇作品中反映出楚秦关系,并且用诗歌与历史互证,得出相对准确的结论,使得屈原的作品得到更深层次的解读。

彭帆
日汉翻译中的连体修饰节与定语——以《从论语角度解读和文化》翻译实践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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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汉语是SVO型语言,与SOV型的日语在语序方面有着较大的差别,但二者在修饰成分与被修饰成分的语序关系方面却是一致的,都是修饰成分位于被修饰成分之前。其中,日语中的连体修饰句结构与汉语中的定语从句结构的语序便是相同的,并且大致具有相似的语法功能,这往往使人认为日语连体修饰节与汉语定语是对等的,在进行对译时也可以直接将连体修饰节对等译为汉语中的定语。而实际上这种观点是片面的,由于日语和汉语在语法功能、表达习惯、思维方式等方面都有着较大差异,因此罕有完全对等的两种形式。日语习惯结构复杂、冗长、述定性描述的连体修饰表达,而汉语的定语则往往较为凝练,不承担展开主句话题的语义功能。因此,在进行日汉对译时,面对这两种结构的处理,不能采取简单的对应处理,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找到最恰当、最符合目标语言表述的译文。本报告以学术论文《从<论语>角度解读“和文化”——以十七条宪法中“和为贵”的解释为线索》中的内容为语料,整理并分析了此次翻译实践中遇到的动词性连体修饰节的处理方法。笔者从语义功能角度出发,以语义紧密度为中心,将动词性连体修饰节分类进行分析,探究究竟何时可以直接将连体修饰节对应为汉语中的定语,何时不能进行对应翻译,在不能对应翻译时又应该怎样调整结构,从而找到最为恰当、贴切的译文。本报告一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介绍了翻译文本的特点及难点、翻译过程等背景信息;第二章总结了连体修饰节的具体分类和连体修饰节、中心词、主句三者的语义紧密度关系;第三章结合具体翻译实例,分析动词性连体修饰节的翻译方法,在把握能否对应译为定语结构的基础上,寻找最妥当的处理方法;第四章对报告内容进行了总结,并分析了语义紧密度理论中存在的不足。

吴晓瑜
君子之道的外化历程——荀子理想人格的现世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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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从阐释荀子'君子之道'的概念着手,解析'君子'一词内涵由内化至外化的发展历程,从而揭示出荀子于'君子之道'的个性理解与独特诠释,在点明'君子'古义的同时,也赋予这个理想人格概念以现代意义.荀子作为战国末期儒家代表人物,其思维方式必然受到儒家传统观念的影响,孔子与孟子作为儒学大家,对荀子思想的影响自是不必多言的.因此,该文在开篇首先阐述孔孟思想的核心部分以及他们对于'君子之道'开创性的观点.可以说,孔孟的思想制约着荀子观念的成型,尤其是孟子的'性善论'更是极大冲击荀子的思维,荀学中的核心思想'性恶论'便是针对其而提出的.荀子的思想是该文的重点,尤其是对'性恶论'以及由此衍生的'化性起伪'的方法论,都作出详尽的叙述与分析,这是荀学所倡导的'君子之道'确立的前提.正是在理解荀子主体思想的基础上,归纳出荀子理想人格的独特养成方式,即强调对于外在道德规范的遵守,而弱化孔孟所倡导的内在修为方式.指出普通人只要在诸多方面进行实践,就可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君子',同时更强调'化性起伪'与'积习'在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重要指导意义.荀学的理论意义及思维模式对于后世学者及海外同人也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该文选择两位思想家作为代表人物以说明这点:荀子弟子韩非和日本学者荻生徂徕.韩非集法家思想之大成,提出'人情论';荻生徂徕则提出'公论',强调'公'的领域在社会各个层面的重要意义.他们的特色观点都与荀子思想的浸染有着极为深厚的联系.在文章的结尾处,提出荀子'君子之道'的现实意义,指出这一理想人格模式的养成对于当代社会的现世功用,为正确树立公德舆论导向,提高全民法制意识提供理论层面的奠基.

王晓宁
乾嘉学者对《史记》人物的评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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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作为二十四史之首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历代以来无不受人尊崇。而自其诞生以来，对其的评论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出评论者治学的能力和态度等，尤其是在不同的朝代，对《史记》的评论可以概括出不同的侧重点。本文绪论就历代以来对《史记》的评论研究作了简要概述;至清乾嘉时期，对《史记》的评论研究可谓蔚为大观，出现了诸多专门研究《史记》的著作，对《史记》的相关评论在一些文章散论中也时有提及，可以说《史记》成为了乾嘉学者治学的第一素材，加之清代特殊的政治氛围和学者独特的治学态度，都为乾嘉学者对《史记》的研究作出开创性的贡献提供了必要条件。本文第一章就乾嘉学者自身的状况、选取的评论对象以及乾嘉时期《史记》评论兴盛的原因做了简单梳理，目的在于探讨学者的身份区别，以解释对《史记》评论时为何会持有的不同态度。第二章主要论述了乾嘉学者对《史记》人物评论时的主要表现;第三章着重探讨了乾嘉学者对《史记》写人艺术的新认识;文章第四章则简单探讨了乾嘉学者评论《史记》人物时所采用的主要方法和特点。

宫震
认识论语境中的法律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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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中是否存在着真理，或者说是否存在着法律真理？这是关系到法律解释和司法判决是否具有最终的合法性依据的一个前提条件。在司法过程中，只有在存在法律真理的前提下或在追求法律真理的理念指导下，我们关于法律的解释和应用才有终极意义上的可接受性，否则我们便无法解释缘何法官对法律的个人解释可以成为具有国家强制力的司法判决。因此，在司法过程中探讨法律真理问题，便不仅具有澄清是非的学理意义，而且还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司法判决的合法性根据问题上，以法律真理作为司法判决的合法性根据，可以减少司法判断中的价值规范不统一问题。由于本体论意义上的真理属于无法认识也无法证成的先验问题，因而本文主要讨论认识论意义上的法律真理，希望通过对认识论意义上的真理的探讨，完成对法律真理以及司法判决的价值依据意义上的阐述，从而对法律以及司法判决的终极依据问题作出初步或者说是抛砖引玉式的总结或思考。第一部分主要探讨法律真理与哲学真理的关系问题。由于在很大程度上真理问题属于哲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因而从哲学史角度来梳理各种真理的概念和真理观，有利于我们从一个较高的理论层面来看待法律真理问题。从理念渊源上看，法律真理可以初步看出是哲学真理在法律领域中的具体应用，但是，由于法学学科特有的实践性品格，使得法律真理与哲学真理在表现形式有着明显的差异。第二部分作为文章的主体部分主要探讨了法律真理的具体语境与性质问题。在研究立场上，对法律真理的研究可以分为本体论意义上的法律真理和认识论意义上的法律真理两种不同的研究进路。本文主要探讨的是认识论意义上的法律真理，并在这种特定的语境下，对法律真理的性质作出了初步的阐述。第三部分主要考查西方法学界对法律真理的三种立场。通过对美国现实主义法学、哈特和德沃金的研究，概括出三者之间的法律真理虚无主义立场、法律真理相对主义立场和法律真理绝对主义立场的区别。相对于其他两种立场而言，法律真理相对主义立场有着较强的理论阐释力，应该成为我们对待法律真理的一种基本立场。第四部分主要考查了法律真理与司法判决的合法性之间的内在关系，认为法律真理是司法判决合法性的终级依据。在内容构成上，法律真理主要由立法真理和司法真理两

秦强
元儒陈天祥《论语辨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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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天祥是元代著名儒生，他为官清正，治学严谨，于四书学颇有心得。其《论语辨疑》是元代论语学的重要著作，但因学界对元代经学研究比较薄弱，而长期受到忽视。本文从三个方面分析介绍陈天祥及其《论语辨疑》。第一部分是介绍陈天祥的家族世系构成及其生平经历，并将陈天祥的生平放到元初儒学发展的概况下去论述。第二部分是介绍《论语辨疑》的内容，本文将《论语辨疑》的173条条目都作了细致分类，按其批评对象分别归属为对经文本身存在问题的质疑、对朱熹注解问题的批评、对朱熹所征引文献问题的批评。并将历来的代表性论语著作与之对比，以此梳理相关条目在经文阐释过程中的演变，反映陈氏著述的观点和立场。第三部分是分析《论语辨疑》的解经特色，本文认为《论语辨疑》有三方面的特色，一是尊崇王若虚，二是坚持解经须返求本经，三是喜欢取例设喻。本文认为《论语辨疑》所质疑者不惟《集注》一书而已，亦有对经文本身的疑问和对前人注解的指摘。应该说，单从《论语辨疑》来看，陈氏此书是以朱熹《集注》为依托而延展开去对《论语》相关问题的探究，其目的不是要贬抑朱学，而是力图匡正朱学，是其更加符合圣人旨意而已。也就是说陈天祥是以质疑《集注》为途径去达到追寻经文本义的目的。陈氏此书，持论公允，摒除汉宋门户之见，对我们研究元初儒学经典的传播及元代儒生的观念立场有会有所帮助。

光洁
庄子心灵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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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哲学是一门以心理的表现形式及其本质、心与身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分支学科。中国哲学具有明显的心灵哲学的特征，因为它从一开始就不是把目光投向世界，解决世界的存在问题以及如何认识世界的问题，也就是说它注重的并不是本体论、认识论的问题，而是指向人自身，着眼于解决人的心灵的问题。　　中国哲学普遍认为，心灵是主宰一切、无所不包、无所不通的绝对主体，因此，中国哲学家赋予心灵以特殊的意义和地位。纵观中国历代哲学家，不管是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还是朱熹的“心无限量”或者是王阳明的“心外无理”、“心外无物”都显示出心灵主体的意义。所以在心身关系方面，中国哲学不像西方哲学一样运用科学理性的方法来阐述，而是突出了心灵的完美性、绝对性和整体性，高扬了主体精神。所以，更准确地说，在中国心灵哲学中，“心”是一个能动的、永不间断的自我反省、自我修养、自我实现的过程。　　中国哲学本身就具有“修身养性”的功能，这一功能正是心灵哲学存在和发展的现实意义。首先个人在社会中所面临的困境束缚了个人的自由，其次宇宙中的时间和空间限制也是束缚个人自由的一个因素。个人作为社会中的一员，其价值的实现、生存环境的合理性、幸福的构成，都是心灵哲学所关注的问题。心灵哲学在面对人类既定的生存环境这一前提下，探讨如何提升个人的生活质量，如何成就理想的人格，这对于化解个人生存困境以及达到个人心灵的自由境界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以庄子为对象，对其展开心灵哲学的讨论。　　本文共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从心灵哲学的起源和发展上来讲什么是心灵哲学。因为心灵哲学源于西方，所以通过与西方心灵哲学比较来凸显中国心灵哲学的特点。从内容上讲，把心灵哲学分为两部分，即以究心之体、心之本来面目为目的的求真性心灵哲学和以究心之对于做人成圣的无穷妙用为主旨的价值性或解脱论性质的心灵哲学。很显然，中国心灵哲学在后者的研究上具有自己的独特领域。同时，在这一部分中也对庄子心灵哲学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进行了分析，以助于理解庄子心灵哲学何以产生的问题。　　第二部分:针对庄子心灵哲学的主要内容展开讨论。就“求真性”的心灵哲学内容而言，在此主要涉及到了庄子心灵哲学的本体指向，这是庄子哲学理论的基调。进而分析了庄子对心灵障蔽的认识，从外在的社会秩序到精神世界，在分析了个体之所以不自由的困惑之后提出了化解心灵束缚的智慧与方法。最后，对庄子关于心灵的境界与超越问题进行了阐发。这些无疑都是庄子心灵哲学中“价值性”的心灵哲学内容，也是庄子心灵哲学的核心部分。　　第三部分:主要对庄子心灵哲学作出客观的评价。既对其在心灵哲学上所取得贡献加以充分地理解与肯定，同时也对其存在的历史和理论局限做出明确的分析。

陈婷
北宋诗人的乡村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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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历史上属于传统的农业社会国家，中国社会的本质是乡土性的。北宋时期，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城乡分化已经比较显著，大多数士阶层居于城市，却将目光投向乡村，对于乡村的关怀日益增加。因此，在士阶层的文学创作中，也留下了不少乡村的影子。“村”是由“村民”形成的聚落，是社群组织，从“乡村”角度入手，不仅涉及到审美，更涉及到社会制度、人文生态等一系列方面。因此，本文期以从城乡分离角度探讨北宋诗歌中的乡村人文生态，以及乡村写作对士阶层的意义。　　本文的绪论部分主要对“乡村”的产生与发展进行梳理，并将其与“田园”进行辨析，介绍有关北宋“乡村”的研究现状。正文分为四个章节进行论述：　　第一章，北宋前期的乡村写作。主要介绍了北宋之前的乡村写作的发展与流变，并且以复古风潮为切入点谈北宋前期对于前代乡村写作的继承。主要体现在王禹偁等人对于白体浅切平淡的闲适风格，以及关注现实的文学传统的继承。魏野、林逋等隐逸诗人对于晚唐体深远幽仄的风格的继承，而这些继承都为北宋中后期形成具有北宋特色的乡村写作奠定了基础。　　第二章，北宋中后期的乡村写作。北宋中后期苏轼、黄庭坚等人在前人的基础上力求突破唐代的藩篱。乡村写作在北宋中后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在风格上更加务实，与政治联系更紧密，显现出了北宋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社会责任感。　　第三章，北宋时期乡村写作的特点。北宋乡村写作深受绘画的影响，无论是色彩感还是空间意识，都与绘画的发展相辅相成。在色彩方面，北宋士大夫对于暖色系色彩的运用更为突出。而在意象选择方面，一方面北宋士大夫注重发掘新的意象，另一方面对旧有意象，北宋士大夫也根据自己所处的时代赋予了其新的内涵。　　第四章，城乡差距对于北宋乡村写作的影响，北宋城乡差距体现在市坊界限的打破，小城镇的兴起，人口密度差距的加大，以及城乡地价的差距加大，城乡交相生养之下的城市与乡村分工的进一步明晰之上。在城乡差距日益明显的背景之下，城市“俗文学”发展迅速，士大夫受城市“俗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于俚俗题材和“俗语”的运用上。在北宋时期，真正的乡村社会也是充满矛盾　　结语部分是对北宋乡村文学的发展做出的总结，北宋的乡村写作在前人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某些方面更具有乡土气息，而这与北宋的城乡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城乡差距的拉大，北宋科举制度的发展，党争的加剧，北宋文人的淑世精神，积极的人生态度与政治态度，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北宋士大夫得以更亲近乡村，更关注乡村的文化生态。

张言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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