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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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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屈原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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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屈原及屈骚对东汉影响角度出发，以东汉士人及东汉士人文学作品，尤其是东汉骚体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前人对汉代屈原影响多放在两汉大背景下进行，本文将专注于东汉，在东汉具体的社会背景下，按学术传统，重新探索屈原、屈骚对东汉士人以及东汉文学的影响。在东汉特殊社会背景下，探究在朝廷对屈原态度忌讳，辞赋才能不再受君王重视，家族等因素对士人有所束缚的情况下，士人仍在大量模拟屈骚、评价屈原的现象。屈原人格方面“忠”的影响在东汉有细化为“忠贞”的变化，以“直谏”为表现形式的“抗直”在东汉的影响有所弱化。屈原的遭遇引发了东汉士人对命运的关注，士人将不遇归根于命运，这一论调实际上是一种逃避现实的行为。屈原作品即屈骚引发了东汉士人对骚体的正视，通过模拟屈骚，东汉士人在效仿屈原强烈抒情性时开启了以自我为抒情对象的创作意识。屈原是有史料记载以来，较早抒写自我的诗人，而学术界历来认同的文学自觉的产生是在之后的魏晋时期。在这漫长的文学自觉的过程中，屈骚对东汉士人以自我为抒情对象的启蒙，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环。

梁红
英语世界唐宋文道关系论译介与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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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先秦始，有关文、道的讨论就已经开始。文道关系是中国古代哲学与美学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承载着中国古代文论家的哲学智慧和理想追求，具有深厚的文化价值和美学意义。本文以英语世界为研究范围，以唐宋重要文人韩愈、柳宗元、欧阳修、周敦颐、程颐、朱熹等对文道关系的讨论为出发点，探讨唐宋文道关系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和传播情况。不同时期的文人对文道关系有不同的论述，本文将紧紧围绕上述文人集中讨论文道关系的重点文章，探究其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然而，西方现有的专门讨论唐宋文道关系的研究成果不多，唐宋文道关系论在英译研究中并非是译介者讨论的中心和关注的重点，也并未被西方学者作为专门的文论问题进行研究。英语译介者仅仅在讨论中国古代的政治变迁、历史发展、社会思潮等内容时侧面涉及到唐宋文道关系，仅将其作为某一思想的例证进行片段性译介，所以英语世界中专门以唐宋文道关系论为讨论中心的研究成果无论从广度和深度上都略显不足。　　本文通过挖掘英语世界阐述唐宋文道关系论的研究成果，列举分析讨论文道关系的英文文献，进而对比不同英译本对唐宋文道关系论的翻译与阐释，说明英语译介的特点及其与国内研究的差异，分析唐宋文道关系论在英译过程中产生的变异情况，主要从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审美精神、价值观念等方面分析造成这些特点与差异的原因，发掘唐宋文道关系对英语文论的影响，肯定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在对话交流和互鉴创新过程中显示出的强大生命力。这不仅有利于推动中国文论走向世界，而且也利于中西文论在交流互鉴中为当代文艺批评和创作提供更为丰富的理论资源。　　本文共分六章。　　第一章概述英语世界唐宋文道关系论的译介情况。按照时间顺序，本章梳理了二十世纪以后有代表性的研究唐宋文道关系论的英译学术成果。英语世界学者对于唐宋文道关系论经历了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二十世纪中叶，唐宋文道关系论在英语世界中的研究较为简略，基本是以简单的、引用性的译介为主。七十年代，西方汉学界往往以唐宋某一人物为研究讨论的中心，联系其文学理论主张讨论唐宋文道关系。八十年代，英语世界对唐宋文道关系论的研究角度更为丰富。二十一世纪之后，英语世界对宋代理学家的文艺理论和哲学思想给予了较多关注，有关文道关系的讨论大多在文本中穿插进行。另外，一些学者的相关论文中也散见有对英语世界唐宋文道关系论的讨论。　　第二章分析韩愈文道关系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情况。通过对英语文献资料进行梳理，分析英译本中对韩愈“文”“道”及两者关系的不同翻译内容。虽然韩愈在《争臣论》明确提出的“修辞以明道”没有在英语世界中得到应有的重视，但韩愈“文以明道”的思想在英语世界中接受度较高。目前英语世界对“文”的翻译主要有以下三种:“wen”、“literature”、“writing”。韩愈虽然明确提出了“修辞以明道”的主张，但是对所明之“道”更详细的阐释是在《原道》一文中，通过比较分析不同英译者对《原道》的译介，可以发现韩愈的道统思想在英译本中未能得到准确充分地译介和说明。韩愈“文以明道”的思想在英语世界中接受度较高，借助片段性译介内容可以把握韩愈文道关系在英语世界中的研究情况。　　第三章探讨柳宗元“文以明道”思想在英语世界中的研究情况。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明确提出了“文以明道”。本章通过考察英译本对柳宗元“文”的译介，进一步明确柳宗元“文”的内涵。英译者也注意到韩愈之文与柳州之文的不同，柳州之文的范围更加广泛，英译本中也大多将柳州之“文”译为“literature”。在立足儒家之道的基础上，英译本进一步对柳宗元提倡的“辅时及物”之道给予了关注，强调实践行为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本章进一步讨论英译本对柳宗元“文以明道”的阐释。英语世界中对“文以明道”的研究较为丰富，大多数英语学者在译介时采用了相似的译介形式“literature illumines the tao”。　　第四章考察欧阳修“道胜文至”思想在英语世界中的译介情况。这一思想在欧阳修的《答吴充秀才书》一文中被明确提出。英译者认为欧阳氏之文并非是形式之文，而是与道结合在一起的。英译者指出欧阳氏之道也并非“弃百事”而不顾，而是与社会生活紧密相关的。本章通过展现英语世界对欧阳氏之文与欧阳氏之道的译介，探究欧阳修对文道关系的看法，挖掘“道胜文至”在英语译介中的特点。英语学者对欧阳修反对的形式之文进行了说明，注意到欧阳修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认为“道胜文至”的提出与欧阳修的政治主张有关。　　第五章聚焦英译者对宋代理学家文道关系的译介情况。本章以周敦颐、程颐、朱熹的文道关系思想为讨论中心，分析英译者对三者的不同译介情况。不同于唐代古文家，宋代理学家在对待文、道以及文道关系的态度上具有相似性。周敦颐在《通书》中主张“文以载道”，程颐提出“作文害道”，朱熹倡导“文道合一”。宋代理学家都将“道”提升到哲学本体层面进行论述，进而扩展“文”的范围，在对待文道关系的态度上都是重道而轻文。虽然英译者仍然使用“wen”“tao”等译介形式，但是在具体译介文道关系的语句时也注意到了内涵上的差别。　　第六章分析唐宋文道关系论对西方英语文论的影响，挖掘唐宋文道关系论在英语世界译介传播时产生歧变的原因。唐宋文道关系论在英译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西方文论的发展。随着中西文论交流的不断深入，唐宋文道关系越来越成为英语学者研究关注的重点问题;有的学者以唐宋时期社会、历史、思想等为研究中心，参照了中国学者有关文道关系的研究成果，补充丰富研究内容;有的译者则将唐宋文道关系作为参照系，与西方文论进行比较分析。根据英译者研究唐宋文道关系论时选用的不同翻译方式，本文主要从中西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审美精神、价值观念等方面深入分析影响翻译的因素。　　英语世界唐宋文道关系论的译介与影响研究，是根据英译者对唐宋文道关系论的理解，分析韩愈、柳宗元、欧阳修、周敦颐、程颐、朱熹等唐宋文人的文道观点，进而呈现唐宋文道关系在英语世界中的译介情况，并联系中西双方在文化、宗教、审美、价值观等方面的不同，揭示发生变异的原因，探讨唐宋文道关系在英语世界中产生的影响。　　只有深入挖掘唐宋文道关系论在英语世界中的译介研究情况，才能真正推动中国文论“走出去”，实现中西文论的平等交流。这不仅为西方文论发展提供了理论资源，而且也进一步肯定了中国文论自身的价值，推动中国文论创新发展，有利于提升中国文论的国际影响力。

冯明肖
《论语》中学习思想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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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很多的问题，尤其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教师与学生主客体混淆的问题比较严重，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近年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不仅在理论层面，在教育教学实践方面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还不够深入，许多问题尚未完全解决，还存在忽视学生主体与客体老师的交流、重视课堂的理论教学忽视学生的社会实践以及轻视学生的道德养成等现象。《论语》作为孔子及其弟子编纂的儒家代表作之一，其中蕴含着大量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本文挑取了《论语》中的学习思想作为研究对象，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为中心，借鉴孔子《论语》学习思想中的实践观点以及方法来探索当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　　孔子的教育思想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在目标、实质与手段尤其是政治教育与道德教育相结合方面具有一致性，其教育思想与方法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运用的可能性与可行性。本文试图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借鉴和运用孔子《论语》学习思想中成功的教育思想和方法，以期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有所裨益。本文首先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学习思想等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给后面研究《论语》中的学习思想提供了理论指南;其次，结合前文对学习思想相关概念界定的理论指南来阐述《论语》学习思想中有关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内容，包括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原则、学习目的以及学习的态度等方面，对这些方面一一做了具体的分析研究;再次分别从教师、大学生、高校三个角度阐述了当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最后阐述了《论语》中学习思想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吕劭玮
秦观词用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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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观是北宋著名词人，对其词中用典的看法存在较大差异。李清照“少故实”之说影响深远，多数学者据此以为秦观词中基本不用典故。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有了不同的看法。在用典的分辨中，可见典故的的界定影响着对秦观词中用典的判断。随着词的雅化，词中用典不断增加，秦观在此过程中亦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故本文就秦观词用典分为以下四个部分论述：<br>　　第一部分主要论述秦观的用典观。李廌《师友谈记》中记录了秦观关于赋中用典的言论，从中可以得出秦观的用典观：精择用之；巧与众别；无缝而佳。<br>　　第二部分主要是在第一部分的基础上来论述秦观词中的用典技巧。由此可见秦观词中的用典技巧主要有：合用先占；用语裁剪；以言贯穿；翻诗入词。<br>　　第三部分是在分析了秦观词用典的艺术技巧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秦观词用典的艺术特色，主要有三点：浑然天成；含蓄委婉；典雅绮丽；喜用唐宋诗词。<br>　　第四部分主要是将秦观词用典进行对比研究。宋代文学普遍存在破体现象，文体之间相互影响。秦观诗词文赋兼长，有必要探究其在用典上的相似与差异。宋词的发展经历了由俗入雅，用典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故将秦观置于北宋词人之中，来考察秦观与具有代表性的柳永、苏轼以及周邦彦之间用典的相似与差异。

郑莉
“性伪合”以“成圣”：荀子人性论思想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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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西周时期，人们就已经开始关注人性问题，但并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人性的探讨逐渐深入，以儒家为例，春秋时期，孔子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人性观点，认为人的天性并无不同，他看到了后天社会环境对人性的影响，但并没有深入挖掘人性的特征。告子认为“生之谓性”，人性即是人的生理本能，并无善恶之分。孟子主张“性善论”，认为人性天生具备“善端”，并指出人学习礼义教化、道德修养的目的在于保持人性之“善”。与先前的哲学家不同，荀子在总结前人思想遗产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凡性者，天之就也”、“人之性恶”、“凡以知，人之性也”、“化性而起伪”等一系列命题。荀子认为人性之中有“欲”，若不对这种“欲”加以引导和规范，便会使人性趋向于“恶”，这便是荀子所说的“性恶论”。此外，当今学界也有学者认为荀子是“性朴论”者，认为荀子所言之性由天所生成，未经后天雕琢，故曰“性者，本始材朴”。荀子重视后天教化对人性成“善”作用，提出“化性起伪”的人性改造论。　　本文从荀子对先秦人性论思想的批判与继承、荀子人性论的内涵、荀子人性论的理论旨归以及荀子人性论对后世的影响四个方面对荀子人性论进行探析。第一部分是荀子对先秦人性论思想的批判与继承。荀子继承孔子“性”、“习”的思想与告子“生之谓性”的人性论，并从“性”、“伪”两个方面批判了孟子的“性恶论”。此外，荀子对其他各家的批判集中在《非十二子》、《解蔽》等篇中。荀子批判它嚣和魏牟“纵情性”、陈仲和史?“忍情性”、墨家“兼相爱”，继承了道家“道法自然”的天道观，批判道家重天轻人。荀子对诸子百家的批判与总结为其“性恶论”思想提供了理论支撑。　　第二部分是荀子人性论的基本内涵，即“化性起伪”。中国古代哲学家的理论开端往往是对天人关系的探讨，荀子提出了“明于天人之分”的天道观并摆出事实加以论证，天有“天道”，人有“人道”，人能认识自然规律并能发挥主观能动性改造自然。荀子由“天道”推及到“人道”，他看到了人性之中所蕴含的“性”和“伪”，并看到了二者之不同，得出“性伪之分”的结论。继而，荀子解释了“性”与“伪”的涵义，认为“性”有两层含义，分别是：“本始材朴”的质朴之性与“人之性恶”的后天之性。在荀子看来，“伪”是后天人为，带有人的主观能动性。人性之“善”不是出于“性”而是出于“伪”，“化性起伪”的目的在于“性伪合”以“成圣”。　　第三部分是荀子人性论的理论旨归，荀子人性论的最终目的是引导人们向美向善，成为圣人。荀子认为人“成圣”的前提在于人有认知力的意志之心，心能辨别是非曲直，引导人们向善。此外，荀子规定“礼乐教化”是“伪”的内容，“礼”以区分社会等级秩序，“乐”潜移默化影响人的感情，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圣人通过礼乐教化、道德修养克服了人性之“欲”。最后，荀子看到了“积”在“成人”过程中的重要性，道德修养绝非一朝一夕就可完成，关键在于持之以恒的积累。　　第四部分是荀子人性论对后世影响及时代价值。荀子的“性恶论”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循着“性恶论”的道路，后世的韩非子看到了人性中“好利”的一面，认为“性之自为”;董仲舒、王充、韩愈认为“性三品”，即把人性划分成三个等级，极善和极恶都无法改变，只有“中人”之性才能改造;张载、程颐、朱熹认为“性二元”，即天生的极善之性，与后天有善有恶的“气质之性”。荀子“性恶论”的观点使得后世哲学家在思考人性问题上多了一条崭新的路径。　　荀子的人性论对现代社会有借鉴意义。荀子看到了人的价值，注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解决问题。同时，他肯定后天努力与社会环境对人性改造中的作用。这启示在个人道德修养方面需不断积累善与德行，重视习惯的养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重视后天环境的作用。

梁柳娟
中国文化核心词英译策略和方法：多元与选择——以《论语》英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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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积累，最终成为瞩目世界的灿烂文化。其中，代表着中华文化精髓的典籍浩瀚如海，而把具有中华特有文化的典籍译成英语,则可以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华博大精深的文化，让中国文化“走出去”参与全球文化交流与建设。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论语》深刻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它是西方人了解中国文明的一部不可不读的经典。经典中凝聚着民族核心文化，而文化核心词则蕴含着核心文化的精髓。因此，在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讨论《论语》文化核心词的翻译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作者通过梳理《论语》中文化核心词的翻译研究，发现译者对文化核心词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各不相同。不同的译者对原文文化核心词有不同的理解，这使得文化核心词在英文中获得了不同的语言表现形式和内涵。本文作者进而提出文化核心词多元翻译和选择的难题：在多元的翻译中，什么翻译策略和方法产生的译文才能传递中国核心文化呢？才能让原滋原味的中国文化“走出去”呢？从文献综述中可以发现，有的学者关注了文化核心词的多元翻译，有的学者没有关注。即使有的学者提到了多元翻译，但是没有从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给出解决方案。因此，本文作者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来讨论《论语》文化核心词的多元翻译与选择问题。　　在译本对比中，作者观察到文化核心词汇多元翻译现象并提出了多元选择困惑。接着，作者运用伽达默尔阐释学和读者反映论来解释文化核心词翻译多元现象存在的合理性。虽然文化核心词阐释的多元性有其合理性，但文化“走出去”背景下的中国译者不能随意皆可，需要做出翻译选择。在文献综述后，作者确认该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那么，译者该如何为《论语》“走出去”做翻译选择呢？根据翻译目的论的理论指导，译者的文化核心词翻译策略、方法选择要服务于《论语》“走出去”之目的。文化核心词要走出去，要被西方读者理解和接受，译者的翻译策略、方法选择要最大限度地保留其中国文化内涵。因此，文化核心词的翻译策略是异化而不是归化。不过，实现异化翻译策略的方法却不是传统认为的直译，因为直译看似忠实，读者会因为其过度陌生而无法接受原文内涵。受到英语文化核心词汉译的启示，作者认为音译加注释应该成为汉语文化词英译的首选方法。除此之外，本文还探讨了其它情况下文化核心词翻译方法的选择问题。

刘学萍
论语篇阅读教学在英语专业阅读教学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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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着眼于语篇分析理论的运用，目的是在对阅读进行认知心理学分析的基础上介绍语篇阅读教学法，即运用语篇分析的理论对英语专业本科生进行英语阅读教学。在英语教学中，阅读教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何提高阅读教学的效率，一直是英语教学界关注最多、讨论最热烈的话题。即便如此，中国大学生的阅读能力仍然不尽人意。对英语专业学生的来说，因为他们的英语水平比非英语专业学生相对高一点，所以这个问题就更不容忽视。如何提高他们的阅读能力，培养对阅读材料的高层次理解是当前非常必要的问题。本文主要涉及两个理论：认知心理学和语篇分析。英语阅读课的成功要求教师和学生对阅读的本质要有明确的认识。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能够帮助我们对阅读活动有更高更深的理解，从而能大大地提高阅读教学的效率。在本文中，作者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阐释了阅读的本质。认知心理学倡导对心理活动结构和过程的研究要强调个体和环境的相互作用，它认为高效阅读是一个涉及作者和读者并通过语篇得以实现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因此语篇分析对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和效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阅读教学中引入语篇分析理论由此产生。语篇分析因为研究实际使用中的语言而受到了语言学界的巨大关注。语言存在于语篇而不是句子之中，人们研究语言就必然要把语篇作为研究对象。语篇分析不但对语言学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而且对英语教学也具有应用价值。有关研究通过相关验证表明，对阅读材料中语篇知识的认识和理解能力与他们的英语总水平成正相关(杨丽，1996)。但是，英语教师和学生是否意识到语篇分析理论对阅读的重要意义，语篇分析是否被很好的应用到教学中去，结果是否有效，仍然是个问题。本文将对这些疑问做出回答。本研究采取定量的实证研究方法。研究的主体都来自山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本科二年级。本文对80名英语专业二年级的学生进行了阅读问卷调查，发现学生有很多不好的阅读习惯和阅读困难，而且都与缺乏语篇分析知识的运用有关，由此也反映出教师在教学中没有很好的进行语篇教学。在此研究基础上，作者提出了语篇阅读教学对学生阅读水平的提高是非常有效的假设，并对34名参加过问卷调查的同学进行对比实验加以验证。在实验过程中，所有被试分成两组进行为期一学期的对比教学，一班运用语篇教学，二班运用传统教学。所有被试都参加了两次测试，测试一在实验前，测试二在实验后。研究结果表明，在阅读教学过程中，英语教师和学生都忽视了语篇分析理论的运用，原因主要在于英语教师在课堂上缺乏语篇教学的运用。同时通过对两班两次分数的T检验，假设得到了肯定。通过研究，作者建议英语教师应该重视英语教学中语篇教学法的运用，以此培养学生的语篇能力。但是本研究尚有不足之处，例如时间不够长、样本不够大等。希望今后在这方面的研究能更加深入，尤其探讨语篇分析究竟影响了学生哪些方面能力的提高。

陶新慧
《道德经》英译本的哲学阐释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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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道教哲学著作，它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人们的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自1868年第一个英译本诞生以来，它也在世界上受到广泛关注，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上世纪，《道德经》大量翻译和出版，成为除《圣经》外翻译版本最多的著作。基于上述事实，作者对《道德经》翻译产生了巨大的研究兴趣。在本文中，她试图从哲学阐释学的视角对这一部中国典籍的英译进行比较研究。现代阐释学认为，翻译就是理解和阐释的过程。伽达默尔指出，译者既是读者也是阐释者，必然有其特有的“前结构”和“前理解”，所以其理解与阐释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语言和文化的影响。翻译过程中，先有、先见和先设是不同的译者作为不同的社会心理个体所必然具有的，而这些不同的个体因素又构成了不同译者对同一译本的不同阐释。笔者系统梳理了伽达默尔的现代阐释学思想，审视了阐释学与中国典籍翻译的关系，并对其可行性及迫切性进行了分析。笔者认为伽达默尔的阐释学两大原则：理解的历史性和视界融合原则为典籍英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目前，在国内外，专门从哲学阐释学角度进行翻译研究的文章数量还十分有限。本文作者试图以哲学阐释学的最基本的概念和伽达默尔的翻译理论为基础，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的多个《道德经》英译本的研究，论证“理解的历史性”这一命题，并阐述以两次视闽融合为特征的翻译的一般过程。本文进行这一分析的目的不在于评析《道德经》四个英译本孰优孰劣，而在于探讨《道德经》出现众多不同译本的原因，尤其是因时间和文化差异而引起的不同“前结构”和“前理解”是如何影响到译者的视阈，进而产生不同译本的。最后本文得出结论：《道德经》的翻译其实是一种对源文本的阐释：它在不同的时期对于不同的译者可以有不同的解读，所以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定译本”;老子《道德经》的英译则更为典型，《道德经》像一个丰富无比的矿藏，并非通过一次性的阐释就能穷尽对它的发掘。而且，一个译本不可能同时满足不同历史阶段不同读者的需求。只有通过多个译本多次的发掘，我们才不断接近完成对它的认识。这一结论对于我们做典籍英译本的研究颇有借鉴意义，即我们要运用历史的眼光，将研究对象放置到具体的历史社会文化环境中去看待和研究，防止走入机械分析的误区，才能得出科学得结论。

崔红娟
《道德经》“水”喻的哲学意境与现代企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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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亦称《老子》,仅仅五千言,却内蕴丰富。其中管理思想尤为突出,古人将其管理思想称为“君子南面之术”,帝王将相也对其管理思想大加运用。而现代科学经济日新月异,管理理念的重要性愈加凸显。本文取《道德经》中“水”喻主题,由“水”喻哲学意境引伸到现代企业管理。从先秦哲学“水”的溯源,掘出“水”深层含义。分析《道德经》中“水”喻的深层哲学意境,探寻其对现代企业管理的经验启示,启发管理者充分发挥“水”的柔性管理理念来创造员工、社会、自然环境的共赢的价值。从中评析《道德经》管理思想的现代意义。

张文利
元曲中的苏轼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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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是北宋时期大文豪，是文学史上少有的全才，自古以来便是许多文人羡慕和学习的对象,在文学和政治上均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特殊的时期，文人地位一落千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这使得他们对于文人这个阶层非常关注，于是在文学作品中对于前辈文人有了更多的描述，比如李白、柳永等，其中涉及苏轼的篇目非常多。在元代文学中，元曲是最受世人关注的文学类别，其中涉及苏轼的作品也不少。　　本研究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主要探讨了元杂剧中的苏轼形象。现流传下来的以苏轼为主角出现的杂剧共有三部，它们分别是《花间四友东坡梦》、《苏子瞻风雪贬黄州》及《苏子瞻醉写赤壁赋》。苏轼的形象特点主要围绕“理想文士的典范”和“坎坷文士的代表”两个方面进行概括。第二章研究的是元散曲中的苏轼形象。苏轼在元散曲中是被提到次数最多的文人之一，学者们研究得比较多的往往是元杂剧中的苏轼形象，却忽视了散曲中的苏轼形象。本文将涉及到苏轼的散曲作品绘制成表格，并归纳出苏轼的形象特点。散曲家赞赏苏轼的才华和人品，直呼苏轼为“坡仙”、“诗魔”;同时，对苏轼的坎坷人生表示同情，将苏轼塑造成“寂寞伤怀”者、“遁世文人”、“疏狂怪人”等形象。第三章主要将元曲中的苏轼形象与历史人物苏轼进行对比。发现元曲家在塑造苏轼人物形象的过程中，没有改变的是苏轼杰出的才华和高洁的道德品质，然而元杂剧中的苏轼形象与历史人物苏轼差异较大。散曲中的苏轼形象甚为光辉耀眼，称呼苏轼为仙人，对苏轼的推崇溢于言表，展现出的苏轼形象完美无缺。第四章在第三章比较出元曲中与历史上苏轼的差异的基础上对元曲中苏轼形象生成之原因进行探析。从元代文人的遭遇和面对特殊处境时采取的处世方式可以看出，曲作家善于选择那些易于表达心绪的人物形象并加以改造以表达内心的不平之鸣，即“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

陈蕾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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