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文化大数据库

三苏文化大数据库

日期范围

-

三苏文化大数据库

学术论文

找到10484条数据

许渊冲“三美论”观照下的宋词英译研究——以《宋词三百首》英译本为例

学术论文

许渊冲的文学翻译理论是对中国传统译论的扬弃和发展。“三美论”，即意美、音美、形美，是许渊冲翻译古诗词的审美标准，这一标准在其唐宋词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广为使用。　　宋词英译是许渊冲古诗词英译理论与实践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许渊冲的“三美论”为理论基础，借助文体学的相关概念来具体阐释“三美”，目的在于检验许渊冲翻译的《宋词三百首》是否实现了意美、音美和形美。通过分析许渊冲在《宋词三百首》中的宋词翻译实践研究，结合对比研究的方法，对译本作细致深入的分析，进一步说明“三美论”对宋词英译的指导意义。文学翻译说到底是一种审美活动，再现乃至能动地表现原艺术品的美学内涵是这一审美活动的根本属性。　　本文将许渊冲的“三美论”在许译的《宋词三百首》英译本中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在《宋词三百首》的翻译中，“意美”和“音美”传达得较好;“形美”次之;“三美”齐备的译文较少。　　许渊冲的译论具有理论上的前瞻性和创新的特点，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不失为自成一家之言的译论。他的文学翻译理论因来自其实践，因而对宋词翻译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和较强的可操作性。

李丹
元明清屈原戏考论

学术论文

屈原形象见诸戏曲,始自隋代水傀儡戏,其中的《屈原遇渔父》和《屈原沉汨罗水》是中国最早以屈原故事为题材的戏剧作品。到了唐代,优人黄幡绰和高崔嵬也曾将屈原故事融入优戏之中,借以箴讽时政。到了元明清,以屈原故事为题材的戏曲作品大盛。据笔者的统计,元明清三代以屈原为主角或配角的戏曲作品多达21种,它们是:　　元代:睢氏的《屈原投江》、吴氏的《屈原投江》、无名氏的《屈大夫江潭行吟》。　　明代:袁于令的《汨罗记》、吕天成的《双栖记》和《神女》、徐应乾的《汨罗》。　　清代:丁耀亢的《化人游》、郑瑜的《汨罗江》、尤侗的《读离骚》、张照的《正则成仙》和《渔家言乐》、张坚的《怀沙记》、汪柱的《采兰纫佩》、楚客的《离骚影》、静斋居士的《吊湘》、周乐清的《纫兰佩》、胡盍朋的《泪罗沙》、丁澎的《演骚》、顾彩的《楚辞谱》、朱瑞图的《秋兰佩》。　　它们是姜亮夫先生《楚辞书目五种》所谓的“绍骚”作品中的一种类型,一些学者称它们为“屈原戏”。研究它们,不仅可以开拓楚辞学的研究领域,而且也可以开拓戏曲学的研究领域。本文拟采用文献为基础的方法对它们进行专题研究。　　全本论文分为主体和附录两个部分。　　主体部分包括13个专题,分别对元明清21种屈原戏的相关问题进行考论。　　 1.《元代屈原戏考论》。元代3种屈原戏尽皆亡佚,古代一些文献对它们有所著录,但语焉不详,且互有差异。现在一些戏曲著作对它们也有所提及,但不够严谨,多带有臆测成分。本专题对它们的剧名、作者生平和剧情主旨等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考论。　　 2.《明代屈原戏考论》。明代4种屈原戏亦均已亡佚,本专题考证了袁于令创作《汨罗记》的真实性、创作原因以及该剧被烧毁的原因:分析了《神女》和《双栖记》的剧情以及《神女》的作者问题;考证了徐应乾的生平;分析了明代这4种屈原戏之间的关系。　　 3.《丁耀亢及其<化人游>考论》。明末清初丁耀亢的杂剧《化人游》第五出以屈原为配角,写屈原沉江之后的事情。此剧现存于世。本专题在学术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梳理了丁耀亢的生平事迹和著述情况;考论了该剧的著录、版本、剧情、创作时间、剧名、本事、剧本体制和演出情况。　　 4.《郑瑜及其<汨罗江>考论》。明末清初郑瑜的杂剧《汨罗江》以屈原为主角,写屈原死后升为水仙并和渔父吟唱《离骚》的事情。此剧现存于世。本专题通过梳理关于郑瑜的文献材料,对今人的一些研究成果提出了商榷意见:也考论了《汨罗江》的著录、版本、剧情、创作时间等问题,最后以表格的形式比较了该剧剧本和洪兴祖《楚辞补注》、陈第《屈宋古音义》、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江有诰《楚辞韵读》、王力《楚辞韵读》对《离骚》注音的异同。　　 5.《尤侗及其<读离骚>考论》。明末清初尤侗的杂剧《读离骚》以屈原为主角,写屈原沉江、宋玉招魂事。此剧现存于世。本专题在学术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梳理了尤侗的生平事迹和著述情况;考论了该剧的著录、版本、剧名、剧情、创作原因、剧本体制和演出情况。　　 6.《月令承应戏<正则成仙>和<渔家言乐>考论》。乾隆初年的月令承应戏《正则成仙》、《渔家言乐》以屈原为主角,共同叙写屈原升仙之后又返回人间的故事。这两剧现存于世。本专题首次考证出它们的作者是张照,还对它们被改编的情况、它们的剧情、剧本体制和演出情况进行了考论。　　 7.《张坚及其<怀沙记>考论》。清代前期张坚的传奇《怀沙记》以屈原为主角,长达32出,是现存篇幅最长的屈原戏,写屈原生前之事和死后升仙之事。此剧现存于世。本专题在学术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详细地梳理了张坚的生平事迹和著述情况,并对该剧的著录、版本、剧情、创作原因、创作和刊刻时间、剧本对史料的运用、以骚入曲、演出情况和对后世戏曲的影响进行了考论。　　 8.《汪柱及其<楚正则采兰纫佩>考论》。乾隆年间汪柱的杂剧《楚正则采兰纫佩》以屈原为主角,写《离骚》中“扈江篱与薜芷兮,纫秋兰以为佩”两句的来历。此剧现存于世。本专题在学术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梳理了汪柱的生平事迹和著述情况,并对该剧的著录、版本、剧情、创作原因、创作时间和演出情况进行了考论。　　 9.《楚客及其<离骚影>考论》。乾隆年间楚客的杂剧《离骚影》以屈原为配角,写屈原死后被上帝封为“怀愍仙伯”,调查武陵一名女子投江自尽的原因,并最终使女子得到天帝的褒奖。此剧现存于世。本专题详细地考证了楚客的真实姓名、籍贯、生平及著述,并对该剧的著录、版本、剧本体制、本事、剧情以及它和笔记小说《烈女无名氏传》的关系进行了考论。　　 10.《静斋居士及其<吊湘>考论》。嘉庆、道光年间静斋居士的杂剧《吊湘》以屈原为配角,写贾谊祭奠屈原的故事。此剧现存于世。本专题首次对静斋居士的姓名、籍里、生卒年考、生平及著述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并对该剧的著录、版本、剧情、创作原因和创作时间进行了考论。　　 11.《周乐清及其<纫兰佩>考论》。咸丰、道光年间周乐清的杂剧《纫兰佩》以屈原为主角,写屈原死后又重新复活、借赵国之兵为楚国报仇雪恨的事情。此剧现存于世。本专题在学术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详细地梳理了周乐清的生平事迹和著述情况,并对该剧的著录、版本、本事、剧情、创作原因、创作时间、剧本体制、演出情况进行了考论。　　 12.《胡盍朋及其<汨罗沙>考论》。晚清胡盍朋的传奇《汨罗沙》以屈原为主角,共20出,写屈原死后又重新复活被顷襄王重用之事。此剧现存于世。本专题详细地考证了胡盍朋的生平事迹和著述情况,并对该剧的著录、版本、创作原因、创作过程、刊刻时间、本事、剧情、演出、和张坚《怀沙记》以及汤显祖《牡丹亭》的关系进行了考论。　　 13.《清代三种亡佚屈原戏考论》。清代丁澎的《演骚》、顾彩的《楚辞谱》和朱瑞图的《秋兰佩》这三部屈原戏均己亡佚。本专题详细推考了《演骚》一剧的内容,考证了顾彩和朱瑞图的生平及著述。　　附录部分包括4个专题。《张坚年谱》和《杨宗岱年谱》是研究张坚和楚客(即杨宗岱)的附属成果。《隋代水傀儡<屈原遇渔父>和<屈原沉汨罗水>考论》考论了隋代以屈原为题材的两种水傀儡戏。《元明清散曲中的屈原和楚辞》将元明清三代散曲中以屈原及其楚辞为题材的作品全部摘录出来,以备学界察焉。

何光涛
宋代咏史诗研究

学术论文

咏史诗是以历史为题材的诗歌，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占有重要地位。经历先秦、汉、魏晋南北朝的萌芽与发展后，咏史诗到隋唐已相当成熟。宋代诗人在充分继承前朝咏史诗创作的基础上，求新求变，翻案出奇，使咏史诗日臻完善。研究宋代咏史诗，对于理清咏史诗发展脉络，探讨咏史诗与文学、历史的关系，以及分析诗人的创作风格变化、思想变迁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宋代咏史诗为研究对象，侧重探讨其发展进程、艺术特质及文化内涵。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探讨宋前咏史诗的渊源与发展。首先明确咏史诗的概念。通过对咏史与怀古、览古、咏古等在中国诗歌及评论史上一直混淆不清的概念的辨析，提出以诗歌内容和主题为标准判定咏史诗的方法，即只要内容或主题主要是描述或讨论历史人物或事件的诗歌均为咏史诗。大部分咏史诗是直接以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为吟咏对象，寄托作者的思想感情，表达作者某种议论或见解的诗歌作品。其次论述了宋前咏史诗的渊源与发展历程。先秦《诗经》、《楚辞》中因有咏史因素而堪称咏史诗之萌芽，其初成则源于汉代班固《咏史》的出现，魏晋南北朝左思、陶渊明等的努力使咏史诗得到进一步发展，唐朝陈子昂、李白、杜甫、刘禹锡、杜牧、李商隐等的创作则使咏史诗趋于成熟。第二章宋代咏史诗概观。将宋代咏史诗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并结合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家及其代表作品对咏史诗进行综合论述。北宋前期为承袭期，此时以西昆派作家为代表，也有梅尧臣、欧阳修、张方平、李觏等自成面目的作家。北宋中后期乃自立期，以王安石、苏轼、张耒、黄庭坚等为代表。南宋前期是宋代咏史诗的深化期，以李纲等为代表。到南宋中、后期，咏史诗极其繁盛，分别以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和文天祥、林景熙、郑思肖等为代表。第三章宋代咏史诗艺术论。从题材、体式、形式技巧等方面，通过与前代尤其是唐代咏史诗的比较，总结出宋代咏史诗的艺术特质。题材方面，分为历史人物吟咏、历史事件吟咏和杂咏三类，其中历史人物以历代帝王、嫔妃妇女、英雄将相、骚人墨客及隐士高人为重点，历史事件以楚汉之争、三国战争、山阴访戴为主，杂咏则多为泛泛之作，以《读史》《观史》等为题。体式方面，分为古体和近体两类，古体中以七古最为卓绝，其次为五古，并出现了六言古体、四言古体、楚辞体等创新体式。近体则以七绝为最，七律、五律等亦有佳作。形式技巧主要体现为好为翻案法、重构时空、议论纵横及烘托对比等四个方面。第四章宋代咏史诗人论。选取两宋有代表性的诗人，结合其思想、人生经历、气质个性、文化心态、审美情趣等特点，揭示其咏史诗的独特风貌和突出成就。王安石的咏史诗，主要从寄托个人抱负、发表新见特识、反映变法思想等方面进行探讨以把握其咏史诗的主题。苏轼的咏史诗，则按借古讽今、指斥现实，追慕前贤、发表新见，和陶咏史三个类别进行论述。陆游咏史诗则以援引先贤为同调、叹人复叹己，总结历史之教训、咏古兼讽今为两大主题。文中还探讨了以李清照、朱淑真、张玉娘等为代表的宋代女诗人的咏史诗特点与成就，其中李清照之咏史诗直指现实，艺术风格苍劲古朴，沉郁悲凉，成就最高。宋代理学家的咏史诗成就亦较高，邵雍咏史诗在内容上以评论历代朝政为主，兼论各代人物，体式上以古体为主，兼用七绝、七律，风格上则以平淡为主，兼见高奇等特征;刘子翚咏史诗以组诗为主，其中并有题画咏史诗，识见颇高。通过分析宋代僧人释智圆、释居简、释文珦、释行海诸人的咏史诗，隐约可见其入世情结。第五章探讨宋代政治思想文化与宋代咏史诗。从横向的角度，考察宋代政治环境、思想文化及其他艺术门类对宋代咏史诗产生的重大影响。第一节阐述宋代政治环境与宋代咏史诗的关系，指出北宋内忧外患的政治现实、南宋偏安江左的政治格局对宋代咏史诗的内容、主题、风格等方面均深有影响。第二节揭示宋代学风与宋代咏史诗的关系，提出北宋疑古惑经之风对咏史诗好为翻案法的艺术特征深有影响，宋人议论之风在咏史诗中则体现为好议论、善于发表新见特识的典型特征。第三节论述宋代咏史词、史论散文与宋代咏史诗的互动关系。第四节论述宋代绘画与宋代咏史诗的相互影响，指出宋代历史画的兴起促进了题画类咏史诗的繁盛，其中郑思肖堪为代表。要之，宋代咏史诗在充分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又不完全踵武前人，而是朝着深、新、广、变的方向努力开拓，取得了重大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咏史诗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独特地位。

张小丽
基于概念隐喻的诗歌隐喻的认知研究——以苏轼诗词为例

学术论文

隐喻一直是语言学及其它领域的重要研究话题,尤其是认知语言学领域。诗歌与隐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诗歌隐喻既是隐喻研究也是诗歌研究的重要对象。莱考夫和约翰逊提出的概念隐喻理论为传统隐喻研究提供了新的认知视角。莱考夫和特纳将诗歌隐喻纳入概念隐喻的理论框架并阐释了诗歌隐喻是如何以基本概念隐喻为基础,通过四种诗性思维方式来构建和运作的。苏轼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的诗词是中国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莱考夫与约翰逊的概念隐喻理论和莱考夫与特纳的诗歌隐喻理论为框架,以苏轼诗词为案例,本研究试图探究诗歌隐喻的特点,并以实例阐释诗歌隐喻是如何通过四种诗性思维方式,以基本概念隐喻为基础来构建和运作的。通过对苏轼诗词中具体隐喻表达的详细分析,本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点发现。首先,诗歌隐喻本质上是一种延伸的和精细化的概念隐喻,因此具有系统性与连贯性这两个与基本概念隐喻共享的本质特征;同时,诗歌隐喻有其自身特点,包括创造性、新颖性、多样性和个人倾向性。其次,虽然诗歌中隐喻大多数是常规隐喻延伸的诗性隐喻,但是诗人也会直接使用常规隐喻,只不过他将它们融入超越日常语言的语言表达中以达到诗意效果。最后且最重要的是,诗歌隐喻以基本隐喻为基础,通过四种诗性思维方式来构建和运作,分别是拓展对应关系、增加细节描述、质疑常规隐喻和整合多个隐喻。理论上讲,此研究为莱考夫和特纳的诗歌隐喻理论提供了更多、更有利的跨文化语料,增强了该理论对跨文化语料的阐释力;同时,它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诗歌隐喻和诗性思维,这将有利于中国诗歌的鉴赏教学和翻译。对于苏轼诗词,本研究为其中诗歌隐喻的解读提供了认知视角,丰富了苏轼诗词的相关研究;而且,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其诗词,有利于对其诗词的鉴赏与翻译。

徐畅
苏轼寓惠时期的交游、文学研究

学术论文

苏轼作为北宋朝重要人物，在新、旧两党的权利斗争下，于绍圣元年遭遇贬谪，降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在惠州度过约两年零六个月的时间。苏轼抵达惠州时已有五十九岁高龄，再度遭遇贬谪，苏轼的心态变得更加乐观平静，逐渐适应岭南生活，欲在惠州安享晚年。　　寓惠期间，苏轼进行了较为活跃的交游活动。从交游对象角度，可大致划分为亲族、地方官员、岭南外官员、道士、僧人五类，其中亲族以苏辙、程之才为代表，地方官员以詹范、周彦质、方子容等为代表，岭南外官员以钱世雄、毛滂等为代表，道士以邓守安、吴复古、陆惟忠为代表、僧人以昙秀、南华重辩等为代表。从交游形式角度，可大致划分为书信、出游两方面，其中书信部分，还包括物品传递，如毛滂给苏轼寄去茶叶、白术之类;出游部分，主要集中于惠州及周边地区的出游，如白鹤峰、博罗县香积寺等。从交游内容角度，可大致分为分享生活、交流修养经验及提出民生建设意见三部分。　　寓惠期间，苏轼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本文在探析苏轼惠州文学成就时，将苏轼在惠州时期所作、最具阶段特色的文学作品按照主题划分为三类：和陶诗类、朝云主题类、书信类。苏轼最早创作和陶诗的时间是元祐七年，此后一直到绍圣二年才重新创作和陶诗，寓惠期间共作和陶诗约四十六首，占全部和陶诗数量的一半左右，这些和陶诗成为苏轼寓惠期间寄托人生价值观的重要工具。朝云系列顾名思义，以侍妾王朝云为由所作诗词文，共约十三篇，王朝云陪侍苏轼二十二年之久，尤其惠州期间，苏轼仅让朝云、苏过相陪，而朝云在绍圣三年因感染时疫而亡，带给苏轼的打击可想而知。书信类作品则完全可以体现苏轼寓惠期间的阶段特色，可通过苏轼在惠州期间写给友人的信，一窥其寓惠生活。

杨静雯
《左传》主谓谓语句研究

学术论文

主谓谓语句是汉语独具特色的一种句型，具有较强的造句功能。著名语言学家朱德熙先生说：“主谓结构可以作谓语是汉语语法的一个明显的特点”，主谓谓语句“是汉语里最常见最重要的句式之一，应该看成正好跟‘主-动-宾’相匹配的基本句式”，因而很有必要对这种句式作全面的分析。目前关于主谓谓语句的研究过多地关注于汉代汉语，对于古代汉语中存在的主谓谓语句研究甚少。故本文以《左传》中的主谓谓语句作为研究对象，我们采用了多角度观察和多角度分析方法，既描写了句法结构关系，又分析了语义结构关系，这就可以使我们较为全面地认识这一重要句式。关于主谓谓语句的句法结构，我们详细地描写了构成这一句式的大主语、小主语和小谓语，指出其构成成分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关于主谓谓语句的语义结构，我们根据各成分间的语义关系，分为了三种类型，对每一种类型都作了具体的分析。本文提供了较为翔实、全面的语言事实，对《左传》乃至古代汉语主谓谓语句的研究具有语料价值和理论价值。

苏延烨
试论南宋初武将权力地位的提高

学术论文

南宋立国之初，女真势力围攻于外，造反、兵变势力蜂起于内。赵宋皇室朝不保夕，所存的军事力量，亦几近崩溃，无可凭借。在此形势下，南宋统治者不得不暂时放弃恪守的“崇文抑武”的祖宗家法，激励将士抗击金兵，平定内乱。于是一时武将地位较北宋有了较大提高。　　本文主要由四部分组成:第一章为南宋初武将的出身类别及其分析。武将出身主要有三种类型:武将世家、兵武出身、归正招抚。从而进一步分析形成的原因、影响、以及各自不同的命运。并分析了“南宋武将皆北人”这一历史现象的原因。第二章为北宋武将权力地位的概述。北宋时期，统治者为革除唐末五代藩镇割据之弊，消弭武人跋扈之习，遂采取“以文驭武”、“崇文抑武”等等一系列的政策和祖宗家法来防范、压制武人，使得武将权力逐渐丧失，到宋仁宗时达到历史的低谷。第三章为南宋初武将权力地位的提高。本章是全文的核心部分，由六部分构成:政治权力的提高、经济权力的提高、军事权力的提高、社会地位的提高、朝廷对武将的放纵、武将跋扈及私兵猖獗等，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南宋初武将权力地位的提高这一有别与北宋武将权力的历史现象。第四章为武将地位提高的原因及其影响。结合南宋初的政治经济形势、宋金双方的态势以及武将自身的素质来分析其提高的原因。给南宋初年带来的影响主要是:南宋最终得以偏安江南，与金对峙;第二次收兵权的实现，秦桧集团的形成，南宋统治更加黑暗;武将与文官集团矛盾加剧;武将之间矛盾的凸现。　　由于“崇文抑武”、“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等祖宗家法已经在宋廷君臣心中根深蒂固、浸淫已久，对武将的控制打击始终是宋廷奉行不替的法宝，鉴于南宋初特殊的形势，使得武将权力地位一时有了较大提高，但随着宋金议和、第二次收兵权的实现，武将又回到了“绝口不言兵”的时代。故宋金关系的变化与武将权力的消长息息相关，“崇文抑武”、“以文驭武”一贯是宋朝君臣的治国方略，直到宋朝的灭亡。

程圩
宋代山水散文研究

学术论文

宋代山水散文数量众多,类型丰富,是中国古代山水散文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本文以宋代山水散文为主要文本对象,试图从文学角度和文化角度对宋代山水散文的发展状况进行整体研究。论文前四章,对宋代山水散文的发展流变、文体类型以及山水散文中的写景文字及文体创新之处予以分析。论文第五、第六章则从文化的角度对宋代山水散文中的议论之辞进行论述,对时代思潮在宋代山水散文中的反映予以阐释和分析。论文第七章则主要对宋代山水散文的传播以及宋代部分山水名篇经典地位的确立进行论述。论文第一章,主要论述宋前各体山水散文尤其是记体山水文以及山水赋的发展流变。第一节,主要论述“记”体文的内涵、性质以及晋唐间记体山水文的发展。最早以“记”体形式写山水的文体,应推六朝时期的地记。单篇山水记是从地记中脱胎而来的,其发展也大致经历了州郡记-区域性山水记-单篇山水记三个阶段。六朝时期的山水记已经具备了游记文学的常见文体要素,其可以被视为中国古代游记文学的开端。六朝时期单篇山水记的作者主要是佛、道教徒,所记对象也主要是佛、道教名山。而到了唐代,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山水则逐渐纳入到单篇山水记的书写范围中来。另外,唐代行记、亭台记中也都有数量可观的山水描写,二者在创作过程中所积累的优秀经验,对宋代同类作品的创作均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二节,主要论述宋前山水赋的发展流变。战国时期的骚体赋以及汉代大赋中的写景模式对宋代山水赋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单篇山水赋的兴起以及其在体例、意境营造等方面所积累的优秀创作经验更是被宋代山水赋吸收和借鉴。第三节,主要论述宋前山水序、铭等各体山水散文的发展。铭、序、书等文体在宋代之前都承担起了模山范水的功能,这些作品所积累的创作经验,对宋代山水散文的创作同样产生了积极影响。另外,宋前部分作家取山水佳趣为诗酒之用的精神也为宋人所借鉴,本节对这些问题都进行了探讨。论文第二章,主要论述宋代记体山水文的文体类型和内容书写。第一节主要论述记体山水文中的名山大川书写以及专门性山水志书的形成。第二节主要论述宋人对新发现、新开拓的山水景观的书写。宋人在写新发现、新开拓的山水景观时,往往会对“山水待人而显”这一主题进行特别强调,借此表达自己需要知音赏识的强烈愿望。另外,“山水待人而显”这一命题,也暗含着宋人在思考山水自然与人的关系时,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体认。这种体认,无疑与宋代“人本主义”思想的发展有关。也正由于“人本主义”思想的发展,宋人在论述山水自然与文学作品的关系时,会特别强调文学作品对山水自然的显扬之功。时人对山水自然与文学作品之间关系的思考,逐渐从“江山之助”向“人助江山”转变。此外,宋代行记、亭台记中也均有数量可观的山水描写,本章第三节和第五节对这两种文体的文本形态、书写内容等也进行了较细致地梳理。关于山水游记的概念以及游记文体要素的厘定,学界意见不甚统一。本章第四节在广泛吸收前人相关论述的基础上,对山水游记的概念以及其主要文体要素进行了重新探讨。论文第三章,对宋代记体山水文中多样化的写景技巧以及其背后蕴含的学理进行分析。对古文运动所导致的宋代记体山水文的文体创新之处如“以赋为记”“以论为记”等也予以分析。论文第四章,对赋、序、铭等其它各类文体中的山水描写进行论述。宋代骚体赋、山水大赋以及短篇山水赋中均有数量可观的山水描写。由于赋体内部文体形式的不同,辞赋中的山水描写也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大致而言,骚体赋中的山水描写,多数是为文中所表达的某一特定的主题服务的。仿汉大赋中的山水描写,多以“征实”为准绳,但受矜夸一地风物的思想的影响,大赋作者在创作时并未能将这一创作理念落到实处。短篇山水赋作者在写景的同时还乐于在赋中表现文人的闲雅生活。宋赋的发展过程中,其题材范围也有所扩大,此前一些不用赋来书写的内容此时也皆已入赋。宋赋在发展过程中还产生了新的文体即文赋。宋代一些山水赋名篇,就是用文赋的形式写成的。另外,宋代序、铭等文体中也有不少山水描写,各体山水散文之间的互动与唱和也比较常见。本章对以上问题都进行了专门探讨。宋人好议论的风气使得宋代山水散文中夹杂着众多的议论之辞。这些议论之辞,对宋代儒学、佛教、道教中的相关问题皆有所关涉。如宋代山水散文尤其是理学家所创作的山水散文,对宋代理学中的重要命题如“一体之仁”以及“一体之仁”的修养工夫、“一体之仁”的乐与效验等多有探讨。宋代佛教徒以及亲佛人士所创作的山水散文,则善于对佛教相关义理进行阐发,部分佛教徒还试图调和儒释,并在相关作品中展现出佛教向儒学靠拢的倾向。而宋代道教徒则乐于在相关山水散文中对道教的“洞天福地”系统以及道教宫观进行描写,对道教发展过程中所营造的神仙世界进行描绘,相关山水作品还乐于记载道教徒在山水中修行、体道的修炼方式。本文第五章,便对宋代山水散文中所涉及的儒、释、道相关问题予以探讨。从宋代儒学、佛教以及道教的发展过程出发,考察宋代山水散文中的议论文字,也是管窥宋代文学与哲学互动的有效途径。由于山水与隐逸之间的重要关系,宋代山水散文在发议论之辞时,对隐逸问题也屡有关涉。本文第六章便对宋人的隐逸观以及不同隐逸观念之间的冲突进行了考察。本章第一节,对宋前隐逸观念的发展流变进行了梳理。第二节,对宋人的山林小隐和市朝大隐进行分析,对这两种隐逸观念之间的冲突也进行论述。此外,“中隐”“道隐”等隐逸观念在宋代得到了迅速发展。“中隐”最初是指一种兼得仕隐佳趣的隐逸方式,宋人则将其发展成一种形而上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行为准则,即“道隐”。对“道”的重视,使得宋人在论隐时,从“身隐”向“心隐”过渡的痕迹比较明显。宋人讲“心隐”时,多追求适性之乐。本章第三、第四节,便对“道隐”“心隐”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论文第七章主要对宋代山水散文的影响和传播进行论述。宋代部分山水散文名篇如欧阳修《醉翁亭记》、苏轼前后《赤壁赋》等在后代被仿作、被改编的频率颇高,这些作品的艺术生命力也因后人的常相唱和而久盛不衰。南宋时期开始,古文选本与游记总集的出现,为宋代山水散文的传播提供了更为有利的环境。宋代山水散文中的一些名篇佳作的经典地位也伴随着这些选集的传播而逐步得以确立。更多还原

张帆帆
《史记》《汉书》的叙述学及其研究史

学术论文

《史记》、《汉书》是中国史学和文学的两座丰碑，它们开创并奠定了中国正史的写作规范，并深深影响了后世文学创作。《汉书》于汉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这一段史实基本因袭《史记》，两书既存在明显的相同之处，又有着显著的不同。有关《史记》和《汉书》的各自研究已浩如烟海，然而系统地对两书作研究和比较的却极少，本文即以《史记》、《汉书》为研究对象，采取文史结合的办法，着力探讨两书的研究史及其叙述之异同。全文分为引言、正文、结语三大部分。　　引言部分主要为中国早期以史传为主的叙事传统的形成、综述以及本文写作的意义和主要研究方法。结语部分概括总结全文。正文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即《史记》、《汉书》的研究史，下编为《史记》、《汉书》的叙述学建构，上编是本文的研究基础，通过对古代的研究进行梳理，全面了解古代人的叙事研究，以便更好地开展下编的叙述学研究。　　上编分为四章。此编旨在了解古代学者是如何研究、如何学习《史记》和《汉书》的，通过历时性研究，探讨《史》、《汉》地位之沉浮。此部分以年代为顺序，对唐前、唐宋、明清、近代等历代学者的《史》、《汉》研究及其研究特色进行汇总，以便比较全面地见出两书的研究状况，并考察不同时期不同文学领域对两书叙事艺术的借鉴。唐前《史》、《汉》研究集中于“史汉优劣论”;唐宋时期一方面对唐前评论作辨析，一方面又有新的阐发，唐宋古文运动促进了人们对《史》、《汉》文本的研究和学习，古文家们对《史记》的提倡导致了《史记》地位的提升;明代的研究以评点为主，清代研究以考据为主，文学家们在各个领域学习《史》、《汉》。近代研究为传统与现代研究的过渡，既有宏观研究，又有微观研究，不同于明代评点的注重感发或清代逐字逐句的考据，近代的研究更有系统性。　　下编分为七章。此编运用中西叙事理论分别从叙述体例、叙述视角、叙述时空、叙述结构、叙述思想、叙述语言、叙述特色等七个方面来论述两书的叙述艺术，侧重研究两书叙述上的异同，从两书叙述比较中看史传文学的发展。在叙述体例上，《史记》开创纪传体形式，《汉书》进一步整齐纪传体体例，将通史改为断代史;两书都贯彻“实录”的叙述思想，但《史记》比《汉书》更富有小说性，司马迁尚奇，因而作品中多想象和代言;在叙述视角上，两书作为史学著作，其要求客观写实的原则决定着其叙述视角必然以全知视角为主;在叙述时空上，两书都采取了顺叙、逆叙、插叙等众多叙事手法;叙述结构上都注重整体性原则;两书的叙述语言风格迥异，《史记》晓畅、不避繁复、多散句，《汉书》古雅、力求简洁、尚骈偶，《史》、《汉》语言之不同可见出汉代文学由散而骈的演绎轨迹;两书总体叙述特色不同，《史记》借史抒情，《汉书》含蓄内敛;《史记》“圆而神”，《汉书》“方以智”;《史记》为性情之作，《汉书》为伦理之书。

曾小霞
苏轼诗词中自然意象的隐喻研究

学术论文

20世纪80年代,Lakoff与 Johnson提出了概念隐喻理论,在认知语言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概念隐喻理论认为隐喻是语言与思维的基本方式和人类认知的基本工具。隐喻是诗歌最显著的特色之一,诗歌通过隐喻来简化语言、深化内涵、美化意境。因此,对隐喻的理解是解读诗歌最关键的环节。　　中国古诗词基本符合最初来源于英文语言证据的概念映射。本文将概念隐喻理论运用到苏轼诗词的自然意象分析中,构建了系统的隐喻映射模式。笔者根据苏轼诗词中自然意象隐喻中源域的特点,将其中的隐喻系统分类成五个子系统,即植物子系统,动物子系统,山水子系统,天气子系统和月亮子系统。在每个子系统中以苏轼的部分诗词为例,考察源域和目标域的映射特点,在相似性的基础上着力探讨苏轼是如何在自然意象中创造出了一系列隐喻。　　在植物子系统中,笔者引用了三首词来展现诗人怎样建立从植物到人的概念映射,发现植物和女人之间诸多的相似点。在动物子系统中,文章引用了三篇具有代表性的诗词,从中发现用动物可以指代某一类人,包括诗人自己。同时,一些动物器官的特点也与名利具有相似的特性。苏轼在山水的欣赏中运用隐喻,用智慧的眼光探索生命。在天气子系统里,诗人基于云和墨水、雨点和珍珠、变化的天气和不同的人生状态之间的相似性构建了不同的隐喻映射。对于月亮子系统,在月亮和诗人,月亮和人生之间相似性的基础上,作者创造了全新的隐喻。　　文章重点分析了诗人是怎样从自然意象中得到灵感并创造了隐喻,读者又应该如何运用自己的认知能力建构这些隐喻的映射关系。读者可以从中理解诗人的思想与情感,在此基础上总结出诗人的自然观和人生观。借助概念隐喻理论来分析中国古诗词为隐喻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同时,对中国古典诗词的隐喻研究也成为跨文化研究的重要语料来源,丰富并发展了概念隐喻理论。

洪敏

到底了

学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