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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书法艺术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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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轼书法艺术，历代都有人予以赏析、评价，肯定和褒扬之声是主流，但也有否定和贬低的文字存在。可以说“称颂者百，诋诃者十”。同时，在实践中临习苏书者也代不乏人。从苏轼的同代人、南宋、元、明、清及现当代人对其书法艺术的鉴赏、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出，苏轼作为尚意书法和文人书法的一座高峰，的确有着令人仰望的高度，反映着不同时代对书法艺术的审美取向和追求，也反映着人们对苏轼及其书法艺术的关注、热爱、向往和理解。在八章的介绍、征引和阐述中，我们将看到苏轼书法穿越近千年的时空，留给人们的惊喜、叹赏、质疑和思索。应该说，苏轼是一位具有创新精神的书法家，是宋代尚意书风的一面旗帜，是影响深远、具有魅力的一代大家，虽然他的书法艺术也并非完美无缺，无可挑剔。本文八章。除第一章和第八章之外，按历史发展顺序依次排列。第一章：简要介绍苏轼生平与艺术成就。苏轼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本章仅就与书法艺术有关联的部分作了叙述和说明。第二章：北宋书法概况。苏轼书法艺术的诞生及影响。北宋是苏轼的生活年代，是书法变革创新的年代，是尚意书风形成并震撼人心、声誉鹊起的年代。第三章：南宋以及金、辽书法概况。理学思想对书法浪漫写意风格的第一次“反思”。第四章：元代书法概况。书坛复古主义倾向，“法”的回归。又一位书法大家的出现。苏轼及宋代尚意书风的被遮障。第五章：明代书法概况。明代对苏轼书法的全面审视。“宋四家”提法的高频出现以及排名问题的讨论。第六章：清代书法概况。清代书法的多姿多彩。帖学、碑学的并进发展。对苏轼书法评价的客观、辩证。第七章：现当代人对苏轼书法的评价。“文人书法”。苏轼书法的启示意义。第八章：小结。苏轼书法评价内容的划分、评价曲线的画定。

张永
作为方法的“想象”：林语堂传记作品中的跨文化传播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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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作为一名文学大家，自幼深受基督教家庭的影响，较早接触西方文明，后又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探索中国文化，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做出的贡献更是给予我们宝贵的经验与教训。“两脚踏中西文化”的林语堂在传播中国形象上可谓是功不可没。他一生创作了大量的用英文撰写的著作，在国外引起强烈的反响。其中林语堂的传记文学是值得研究的一个主题。在历来的研究中，大多数的研究者比较重视他的散文、小说或者他的文化思想以及艺术观等，因此他的传记文学研究还存在些许空白。结合现有的学术成果，笔者将从他的传记作品出发，探究其中的跨文化传播策略。　　本文在林语堂结合“想象”的方法的基础上，从其文化身份、传记作品创作概况、传记作品中的人物文化形象塑造和写作风格等方面展开研究，分析其传记作品中的跨文化传播策略。第一章主要介绍了林语堂的文化身份以及传记作品的相关概况，探究林语堂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以及生活经历对他产生的影响。第二章主要分析在《苏东坡传》《林语堂自传》中塑造的人物文化形象。林语堂作为文学家，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其传记作品必然会融入“想象”，这是其在塑造文化形象时的一种跨文化传播策略。在其笔下，苏东坡是近乎完美的理想人物，而又将王安石作为反面人物来映衬苏东坡，这更加凸显苏东坡的美好形象。林语堂选择典型人物，塑造典型人物，这是成功传播中国形象的垫脚石。而林语堂本人也吸引着西方读者，他的文化形象更是不可忽视。第三章分析了林语堂传记作品写作风格的跨文化传播策略，他打破传统传记的固定模式，采用散文化的笔调，在想象和个人情感的基础上创作其传记作品，得到了良好的传播效果。第四章分析了林语堂传记作品对跨文化传播以及对外汉语教学的启示。林语堂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成为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文化大使。林语堂对外传播中国文化的成功经验影响着每一位对外汉语教师以及中国文化传播者。

王紫璇
何以悼亡方费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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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亡”文学作为中国古代爱情文学的一个分支,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一席之地,其中尤以悼亡诗词最为引人注目。悼亡诗词自《诗经》中便已初见端倪,自潘岳《悼亡诗》三首问世后得到了确认,正式成为诗歌的一种创作题材,并从此发扬光大,涌现出大量的优秀作者及作品。中国文人不爱在妻子生前为其写诗填词,却偏爱在妻子离世之后做悼亡诗词为念,这是中国文学有别于西方文学的一个很特殊的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悼亡诗词虽是爱情诗词的一种,然而在妻子死后所作的悼亡作品中的爱情又有几分是真,几分是假?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本文以中国古代悼亡诗的发展为脉络,上起《诗经》,下至晚清,重点分析潘岳、元稹、苏轼、纳兰容若等几位具有代表性的作者其人其作;并以中国古代特有的礼乐文化着手分析造成中西方悼亡文学发展差异的深层次原因,从中剖析出悼亡作者隐藏在诗词背后的隐秘而又微妙的情感,并对中国文学的“伤逝”主题做出一定分析。

马碧心
《诗经》与《圣经·旧约》上帝形象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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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与《圣经·旧约》是人类文明中的两部经典，对东西方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两部经典中都出现了上帝这一形象，这值得进行深入地比较分析。本文主要从作为神的形象、统治者形象和始祖形象三个角度入手，探究两部作品中的上帝形象异同，以明晰两种民族文化中的上帝形象，并通过两个不同上帝形象透视中西方文化差异。　　绪论部分主要论述了《诗经》与《圣经·旧约》上帝形象比较研究的选题缘由、研究意义、已有成果、研究思路和方法以及创新之处。除了引言和结语外，文章共分为五章。　　第一章主要明确《诗经》与《圣经·旧约》中的上帝是个文学形象。通过《诗经》“天”“帝”含义的辨析，得出“天”和“帝”名称虽不同，但都是指上帝——一个兼具至上神、统治者、始祖三重身份的文学形象。同样，《圣经·旧约》中的上帝也符合文学形象的定义，兼具神、统治者、始祖三重身份。　　第二章主要比较作为至上神的上帝形象的异同。两部作品中的上帝都是本民族之中的至上神，从形象特征、根本性质、拥有的神力以及地位来看，这两位上帝又有一定的差异，《诗经》上帝是人类世界的众神之主，《圣经》上帝是超越人类世界的唯一真神。　　第三章主要比较作为统治者的上帝形象的异同。作为统治者，《诗经》与《圣经·旧约》中上帝的管辖对象、管理方式、以及行为特点都不尽相同。总的来看，《诗经》中的上帝是一个身处人类官僚系统中的德才兼备的天下统治者，《圣经·旧约》中的上帝是一个费尽心思的信仰维护者，信仰是其治理手段，也是其治理目的。　　第四章主要比较作为始祖的上帝形象的异同。作为始祖，《圣经·旧约》中的上帝是每个人的祖先，与人十分亲近，是家庭中的父，《诗经》中的上帝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祖先，庄重而又威严，是一族之长。　　第五章主要从两部作品中的上帝形象透视中西方民族文化。上帝形象的出现是中西方两个民族对世界与人类存在的思索。而两位上帝的不同之处则展现了一个重现实、重和平、重家族的东方民族与一个重未知、尚霸权、崇个人的西方民族。　　结语部分对整篇论文进行了总结，得出结论：《诗经》中的上帝是自然界中的一份子，其存在的意义是为了维护人类社会的正常运转，具有政治属性和人本主义色彩，《圣经·旧约》中的上帝是超越自然之外的存在，其目的是获取人类信仰，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宗教领袖，具有神本主义色彩。

李明静如
宋代诗论的“去俗”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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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诗论的“去俗”说,由梅尧臣较早提出,经过苏轼、黄庭坚以及姜夔、严羽等人的大力提倡,走向“彬彬之盛”,成为宋代诗学话语中一个重量级的话语。作为中国传统文论整体中的一个高潮,它的形成,既是汉代以来“去俗”说不断向前推进的结果,又是宋代诗歌创作求新求变的现实需要以及当时宏观政治、文化环境的影响所致。在宋人看来,“俗”意谓诗歌文本的浅俗、凡俗、庸俗、低俗以及诗人的俗欲;与之相适应,“去俗”的内涵具体包括去“语俗”、去“韵俗”、去“意俗”、去“格俗”以及去“士俗”五个方面。分而言之,去“语俗”,主张摒弃过于粗浅和毫无新意的陋语陈言;去“韵俗”,反对押韵过于奇险与率易;去“意俗”,强调诗歌的立意要新颖、深刻,不赞成将过于庸俗和毫无兴寄的内容或事物写进诗中;去“格俗”,强调诗歌风格、格调的含蓄与雅健,反对过于艳丽和卑浅的诗风;去“士俗”,主张人品和诗品有机融合,强调创作主体精神境界的修养,突出人之不俗于诗品的重要性。针对诗歌创作中存在的诸种“俗”病,宋人认为解决途径有三:一是“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即采用唐人弃之的冷僻典故、成语、禅语、方言和俗语去疗救日益僵化和陈腐的语词弊病;二是“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即在沿袭前人诗意基础上,通过自己的创新实现原意的新变和延展,达到青出于蓝、化腐朽为神奇的效果;三是“熟读”,即通过学古和积学来锻炼技巧、治心养性,达到不俗的境界。“去俗”说作为一种创作理论,对明清的诗论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为我国当下的文艺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李锦
心与形——《庄子》修养论的双重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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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修养就是中国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哲学与儒家相比,是否具备修养论的资质也一直受到怀疑,但是只要承认修养与人的生存状态息息相关,我们就能发现庄子的哲学中包含着丰富的生命修养思想。《庄子》的修养论主要由修养论的依据、修养论的途径以及修养论的发展及其影响三部分构成,《庄子》修养论既具有整体性,也具有复杂的一面,本文以心与形为两个维度来对《庄子》的修养进行研究,系统梳理《庄子》中的修养智慧。首先是梳理《庄子》修养论的形而上依据,即回答修养何以可能的问题。第一章分别从形而上与形而下两方面展开,形而上的内容侧重于对《庄子》哲学“道”的思想继承与发展梳理,《庄子》在“道”为本的基础上,探讨了道化下的世界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而这些指向了对于生命本真思考。对于《庄子》的修养来说,“道”不仅是作为《庄子》思想的形而上基础,而且是《庄子》修养论何以能的重要依据,“道”不仅关乎修养的原因,也是作为重要的纽带贯穿于修养的整个过程。《庄子》的道在宇宙生成论上继承于老子的思想,并对老子的道做了进一步的发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气本论思想。形而下侧重于从心与形两个方面阐述《庄子》中所认为的“自然”。其次,在《庄子》修养的途径中,回答《庄子》为什么要修养,怎么修养,以及《庄子》内篇与《庄子》外杂篇修养上的若干差别。《庄子》的修养途径主要包括修养的原因,即分析造成“人化”的原因,以及修养所要达到的目标,其次对修养的原理中所涉及到的“化”的思维对修养进行补充。第三章主要通过对《庄子》心与形两个方面在修养意义上的概念含义来辨析《庄子》内篇与《庄子》外杂篇在修养内容与方式上的相同与差异,即通过对心形相关的“德”、“性”、“命”、“神”、“精”等概念的梳理,来分析《庄子》内篇与外杂篇在心与形在修养内容、修养方法和修养所要达到的境界上的相同与相异。最后一部分基于《庄子》的修养思想,简单阐述《庄子》内部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以及对道教修养上的启示、对佛教禅宗修养上的影响。虽然文章是从心与形两个维度对《庄子》的修养论展开论述,但对《庄子》修养的实际内容来说,心与形并不存在割裂的关系,而只是在具体的修养实践中,对心与形的两方面各有所偏重。此外,从对《庄子》修养论的分析中,可以学习到庄子及其后学在时代的鼎炉中,对如何安顿灵魂、安顿生命、实现精神追求以及树立价值观等问题所具有的独特的思考路径,而这些沉思与批判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刘雅婧
家族文学视角下北宋“临江三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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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江三孔”即指北宋临江军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三兄弟，孔子第四十七世孙。他们主要活动于北宋熙宁、元丰、元祐、绍圣时期，三人进士及第后相继入仕，成为一时美谈。在北宋风云变换的朝政中，三孔兄弟以刚正不阿的政治态度、畅快直言的忠贞气节，在元祐党争中沉浮。他们更以厚实深刻的文字抒发胸臆，“指点江山”，继而纵身文坛，享誉一时。　　作为孔子后裔，孔氏家族源远流长的传统家风，使得三孔的文学造诣深深的打下了家族的烙印。在这条家族文学的道路上，三孔发扬家族的传统风范的同时，也融汇了自己独立的品格，从而铸就了孔氏家族的又一次辉煌。本文试图在家族文学视角下，探究三孔的文学观念及创作，以期揭示三孔对孔氏家族文学的承继性及开拓性。　　本文在结构内容上，主要分为六大部分：　　第一部分，概述孔子家族的派系传承及三孔所属孔氏家族“临江派”的形成，并对“临江三孔”在北宋政坛、文坛的活跃表现及著述等情况做简要述说。　　第二部分，着重探讨“三孔”家族文学的“相似性”显现，即三孔对家族文学观念及文学传统的认同及继承。　　第三部分，阐述三孔的社会交游活动，揭示三孔在北宋文坛的活动足迹。重点讨论三孔与苏轼、曾巩的文学交流活动。　　第四部分，探究三孔文学创作的个性特征。以三孔个人为单位，比较研究三人诗、文、词创作特色的不同，从而阐明三孔对家族文学的开拓性。　　第五部分，阐释三孔与其俗文学创作。着重探讨孔平仲与《世说新语》及《孔氏谈苑》，继而揭示其文学创作的特色及意义。　　第六部分，评说“临江三孔”的文学活动对于家族文学的意义与影响。其中包括三孔文学成就对孔氏家族文学的意义、三孔与北宋其他文学家族的交互影响及三孔对“江西一隅”地域文学的贡献。　　总之，在文学家族盛极一时的有宋一代，对孔子后裔“临江三孔”文学成就从家族文学角度的建构，一方面能够印证孔氏家族的文学足迹及鲜明特色，另一方面，也可为其他家族文学研究提供一定的范例，进而丰富家族文学理论。从更深的层面来讲，我们每个人都隶属于一个家族，个人的文学创作很难脱离家族的影响，这就使得文学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彰显着家族的文化底蕴及个人的创造性才华。我们将家族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和历史因素，来审视宋代文学的若干层面，不仅有助于丰富我们对宋代文学的认识，也必将深化对宋代家族文化的理解。

齐淼
南宋黄善夫本《史记》校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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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刻书家黄善夫刊刻的《史记》是现存最早的三家注合刻本,由於在国内佚失已久,学界对它的研究一直较为薄弱。本文用黄善夫本《史记》与中华书局整理本《史记》进行全面比勘,针对两本之间的差异、黄善夫本的讹误情况、黄善夫本的校勘异文、古籍异文产生的客观因素以及黄善夫本《史记》的综合评价等问题展开深入探诂在此基础上进而对数字化时代的古籍校勘研究提出两点感想。通过与中华书局整理本《史记》的对校,揭橥黄善夫本优胜之处,也为《史记》的重新点校整理提供参考。　　本论文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是对黄善夫本《史记》的综合校勘研究,下编是黄善夫本《史记》校勘异文的考证札记。　　上编分为三章:　　第一章是有关黄善夫本《史记》的概述,包含黄善夫本的由来和存世状况,以及前人对黄善夫本的研究历史。　　第二章是黄善夫本的校勘研究,首先阐述使用黄善夫本《史记》比勘中华书局整理本的缘起、思路与方法,然後叙述两本之间篇章次序、篇题的差异,黄善夫本的讹误情况,之後对黄善夫本的校勘异文进行分类讨论,对校勘异文的研究价值作出具体分析,进而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揭示出汉语文本异文的产生和汉语形声字特性的重要关联。最後对黄善夫本《史记》作出综合的评价与认识。　　第三章是数字化时代古籍校勘研究的两点感想。一是对校勘作出了重新认识,校勘不仅是校读文字和厘清文本,更是一种科学有效的研究方法,二是探讨古籍数字化时代,他校资料的获取手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意味着一个他校时代的降临。　　下编是有关黄善夫本《史记》异文的考证,主要是针对一些具有研究价值的校勘异文,结合前贤的研究成果,参校众本和各种相关资料对其展开条辨,其中校正中华书局整理本讹误的条目占主体,以期对中华书局整理本的修订提供必要的参考。

苏芃
郭璞《诗经》学探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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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璞是两晋时期的著名学者，学界对其研究颇多，而对其《诗经》学的关注较少，且存在一些误解。本文通过分析郭璞著述引《诗》、用《诗》的情况，并对《毛诗拾遗》进行考辩，考察郭璞《诗经》学的基本面貌，并通过考察其生平交游、家世等因素，分析郭璞《诗》学特点的形成原因。　　论文第一部分以《诗经》学为中心考察郭璞的生平，初步分析了促使郭璞《诗》学面貌形成的可能因素。郭璞生活的时代背景与经学特点，其家世、师承、学术背景以及其生平交游等，都对郭璞《诗经》学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通过考察郭璞其父的事迹和亲属关系、学问后继，发现郭璞《诗经》学特征出自家学渊源的可能性较小，而受时代经学背景的影响较大。闻喜裴氏家族“儒学传家’’的家风以及裴秀等人的事迹，郭谱早年对五行、天文、卜筮等学问的熟悉，东晋皇室、琅琊王氏的《诗》学取向等都郭璞著述中所体现出来的《诗》学面貌有所影响。　　论文第二部分、第三部分为对郭璞注书引《诗》、用《诗》情况的考察。分书考察了郭氏《尔雅注》《方言注》以及《山海经注》《穆天子传注》等书引《诗》、用《诗》的情况，发现郭璞注书所本之《诗经》主要是《毛诗》。但亦采拾前说，吸取三家《诗》说的材料，不专为毛训，且错综郑玄、王肃的观点，体现了郭璞注经广闻多识、不拘一说的特点。郭璞注具有保存三家《诗》的文献价值，但郭注中保存的鲁《诗》之材料，乃是承袭前人旧说，鲁《诗》亡佚的时间，实不能以《尔雅》郭注的引《诗》情况为依据来向后推迟。　　论文第四部分为对郭璞诗文引《诗》、用《诗》情况的考察。通过考察郭璞诗文中引《诗》、用《诗》的材料，发现郭璞诗文运用的《诗》学材料主要是《毛诗》学的材料。郭璞诗文使用《诗经》意象和典故并引用《诗经》原句，多与《毛诗》同，援引四家《诗》说亦以毛说为主。郭璞的诗歌创作借鉴了《诗经》的章法、句法，如在郭璞与琅琊王氏的唱酬中，郭璞借鉴了《王风·黍离》的作法，这一情况说明郭璞与琅琊王氏之间的关系确实对郭璞著述所呈现出的《诗》学面貌产生了影响，可与本文第一章的分析相互印证。　　论文第五部分为对郭璞《毛诗拾遗》的考辩。通过对郭璞《毛诗拾遗》佚文的考辩，发现此书实是对《毛传》进行补释和补正之作。　　论文第六部分为对郭璞的《诗》学特点和成因的概述。郭璞现存著述所呈现出来的其《诗》学特点，乃是以《毛诗》为主，间涉三家《诗》说，崇尚《毛传》、错综郑王，不拘一说，既注重《诗经》的字句本义，亦重视《诗经》的经学功能。璞对《毛诗》的取舍和对三家《诗》的借鉴，对《毛传》《郑笺》以及王肃之说的去取，体现了其实事求是的治《诗》态度;郭璞的《诗》学取向在不同性质的著述当中有不同的侧重，体现了其《诗》学面貌的非单一性。

曹琳
历史记忆在文学中的颠覆与想象——肯·福莱特的中世纪小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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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以肯·福莱特的中世纪小说为研究对象,去探讨英国中世纪史在当代的文学改编与接受情况。笔者将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研究作为当代大师级通俗小说作家及知名历史小说作家的肯·福莱特,是如何在他脍炙人口的中世纪小说里再现和还原了英国中世纪的历史画卷,怎样借助小说文本来潜移默化地塑造当代读者对英国中世纪历史的集体记忆,以及这种文学改编与读者接受背后所蕴含的文学与文化意义。本论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绪论部分首先对国内外学界对肯·福莱特中世纪小说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和归纳,在此基础上说明本论文的选题原因。其次,分别概述新历史主义和历史编纂元小说的理论渊源和研究方法,总结文学与历史的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创新和学术意义。第一章主要探讨当代西方史学界对英国中世纪史的探索和研究成果,以此为后续的小说文本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在梳理当代史学界对于中世纪历史的新论述和新观点的基础上,分析它们如何影响了肯·福莱特在中世纪小说里呈现出的对历史的想象和再现。第二章运用新历史主义的理论来分析肯·福莱特中世纪小说里对于中世纪历史的偏离书写。这种偏离书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是人本主义与历史主义的交融,福莱特并不聚焦于“大历史”,也不着力刻画大场面和英雄人物,他喜欢描写那些被边缘化了的小人物,由此呈现出小说文本所理解的历史真相;其二是边缘书写策略,这表现在作者对于宏大历史的遮蔽与解构,以及文本对于细微历史的重描与详绘当中。第三章借助加拿大文学理论家琳达·哈琴提出的历史编纂元小说概念,来探讨肯·福莱特中世纪小说里呈现出的自我虚构和历史编纂的特质。这个角度的研究凸显了这一系列小说文本中真实性与虚构性相互交织的写作手法,同时还能够揭示出历史文本当中隐藏的叙事逻辑和意识形态。论文的第四章主要探讨了肯·福莱特如何借助小说来重构在中世纪逐步形成的英格兰性,以及他如何通过小说创作来影响今天的人们对历史的集体记忆。

朱婉怡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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