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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方梅《史记三家注补正》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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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三家注补正》，晚清学者瞿方梅著，共八卷。该书“援古籍为证据，其旧注夺漏未悉者，则补释之。讹舛者，则正订之。疑难者，则备论而姑阙之”，增补订正了《史记》“三家注”的错误及不足之处。　　“三家注”即（刘）宋裴驷《史记集解》，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三家注”保存古本异字，比宋元明本都珍贵;“三家注”引述《史》、《汉》汉魏六朝古注，往往理胜后人，得其真解，有助于后人研修《史记》;“三家注”多引录太史公所据之典籍作注，为探索太史公著《史记》之旨趣，提供许多有力的材料;“三家注”所引古书、古人言说，可为考证的珍贵材料;“三家注”引书千余种，去其重合计有五百余种，大都佚亡，可据此考书籍亡佚之时代，在目录学史上有重要价值。但历代的《史记》“三家注”本身就是不完善、有缺点的，如:“三家注”所据传本不同，注释有与正文抵牾之处，有断释文句不妥之处，有地理说明错误之处，有注文先后重出之处等等，所以瞿方梅正是对《史记》“三家注”中的诸多错误及不足之处给予增补订正，对《史记》“三家注”趋于完善起到了重要作用。　　通过研究瞿方梅及其著作《史记三家注补正》，可更多地了解瞿方梅本人的生平及著述，为学方面的成就和为人方面的考证;细致地了解《史记三家注补正》这本著作，对该著作当中的方法论和特点进行分类归纳。通过研究该书，可以详细的了解该书对于《史记》“三家注”的增补订正之处，更好的确定该书在研究《史记》“三家注”方面的地位，这对于《史记》“三家注”本身的补充、修正和完善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读者研读《史记》领会要旨，弘扬国学也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本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介绍论文选题的缘由、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与基本思路以及研究重难点与创新点。第二章主要叙述瞿方梅家世生平、任职经历及著述简介。第三章主要对瞿方梅《史记三家注补正》的具体内容进行分类整理，分别从校正、补注这两大方面进行细致分类。第四章主要总结瞿方梅《史记三家注补正》的方法论及特点，对书中补正之处逐条参照、佐证他的观点，发现其补正优势、缺点不足，概括归纳该书对“三家注”补正的地位、贡献及学术价值，从而为人们以后对《史记》及“三家注”的研究提供文献学方面的支持、借鉴和帮助。

谢金玲
庄子“自适其适”思想的教育价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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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适其适”思想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它是庄子人生哲学思想的一部分。“自适其适”在《庄子》中共出现过三次，是庄子在批判种种为名、为义和为利而丢弃自己生命，被外物所役使的现象时提出的。所谓的“自适其适”是指具有主体性的个体充分发挥其主体性，以取得适于自身发展的理想结果。“自适其适”强调了个体主体性的觉醒、解放与超越，同时也强调个体取得适合自身发展的理想状态。　　“自闻、自见”是“自适其适”的基础，催生了个体主体性的觉醒，促进个体的自我认知和独立人格的构建。“自明、自得”是“自适其适”的要求及方法，要求尊重个体的差异性，主张顺应个体的自然本性，体现了个体主体性的解放。内我与外我和谐发展和提升精神境界则是“自适其适”的实现，体现了个体主体性的超越。　　“自适其适”思想蕴含着丰富的教育价值，但在庄学研究中却很少被提及。本文从教育目的观、知识观、教育原则、教学方法和学习方法五个方面探究了“自适其适”思想所蕴含的教育价值。总体来讲，“自适其适”思想的教育价值就是学习者主动为了缩小自身的教育起点和适宜自己的理想教育结果而依据自身的能力、兴趣选择适于自身的教育内容、实现内在生命价值的过程。具体来讲，“自适其适”的教育目的是实现个体的内在生命价值;在知识观上，“自适其适”辩证地看待知识的作用及负面影响;在教育原则上，“自适其适”主张因其固然，尊重学习者的自然本性;在教育方法上，“自适其适”主张“不言之教”，强调身教及非指导性教学;在学习方法上，“自适其适”主张通过亲身体悟获取知识，强调身体的触觉对学习的作用。　　尽管“自适其适”思想过于强调教育对个体的作用，忽视了教育的社会功能，但仍然对当今教育有重要的启示。第一，教育要尊重并激发学习者的主体性;第二，教育要适应个体的教育需求;第三，运用“言教”、“不言之教”和“体悟”的方法可以促进学习者取得良好的学习成效;第四，“自适其适”为当今的课程改革提供了精神导向;第五，在运用“自适其适”思想的时候要考虑教育促进个体自由发展的弹性尺度和社会对个体提出的刚性要求。

李银川
袁燮《絜斋毛诗经筵讲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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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作为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同时也是中国古代的重要文化典籍之一,围绕《诗经》文本的研究与阐释形成了较有特色的“《诗经》学”。尤其是在宋代产生的疑经思想,对《诗经》学产生了很大影响,人们纷纷开始从理学角度对《诗经》文本加以审视。“经筵”,广义是指一切为最高统治者传授文化知识的学术活动;狭义是指北宋确立的,有专门规则条令保障,在专门机构组织操作下,由任专门官职的儒生在固定时间、固定场所,向皇帝传授儒家经典和历史知识的御前学术讲座活动或制度。在宋代盛行起来的经筵讲读活动亦将《诗经》作为经典进行解读,在整个“《诗经》学”史上,宋代经筵对《诗经》的研究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絜斋毛诗经筵讲义》就是南宋时期的袁燮为宋宁宗经筵讲读活动所编写的讲义。本文主要分为三个章节,以层层递进的逻辑方式进行论述,以期呈现出袁燮解《诗》思想的时代性和创新性。首先,介绍袁燮其人和《絜斋毛诗经筵讲义》的成书背景。显赫的家世背景,独特的世家理念以及丰富的学术师承经历,使他积累了扎实的学术功底。《絜斋毛诗经筵讲义》是在多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下形成的,其一是宋代“重文轻武”政策的实行,其二是儒学复兴运动的盛行,其三是经筵讲座制度的确立。经筵讲读活动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至宋代时期成为皇帝御用经史讲座制度,为袁燮的经筵讲读活动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和制度保障。另外,袁燮自幼以救世扶道为己志,后又受到南宋文献派与功利派的影响,希望通过劝诫君主来拯救岌岌可危的南宋王朝。其次,论述《絜斋毛诗经筵讲义》中的解《诗》思想。絜斋解《诗》不再局限于汉代经学章句训诂的传统,而是据文求义,以格君心。从君臣之义、夫妇之道、孝悌之理等伦理角度加以解读。又将其心学思想融入于《诗经》解读中,由“性无不善,情无不善”扩展到一系列有关于“性情”的理论。第三,探究袁燮解《诗》思想与宋型文化精神之间的密切关系。宋代文化中政治与学术活动开始产生互动的趋势,经筵场域又具有着教育与政治的双重属性,宋代士大夫“三代之治”的共同理想也对袁燮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所以,袁燮在解《诗》过程中侧重于阐发义理,具有经世致用的特点。袁燮编著《絜斋毛诗经筵讲义》一书,有着强烈的受众意识,即为皇帝讲《诗》,所以解说格式呈现出三段式结构。与同时期其他《诗》讲义相比,其伦理思想和心学思想有着很大特点,为后世研究《诗经》提供了新的视角。

赖晓琳
论曾巩的传记理论及传记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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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他不仅是一个优秀的诗人和散文大家，同时还是一位优秀的传记创作者。曾巩创作的单篇传记共有95篇，收录在《元丰类稿》、《曾巩集》、《全宋文》中。在这些传记的创作过程中，曾巩以其独有的情怀和平淡质朴的语言塑造了一系列感人至深的人物形象，不仅如此，曾巩还就传主的选择、传记的选材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除此之外，他还于友人的书信往来中探讨了传记作家的素养对传记创作的影响问题，这些在实践基础上升华的理性认识对丰富宋代的传记理论意义重大，也是值得后人关注研究的重心所在。本文旨在通过对曾巩传记的详细解读和细致分析，在把握曾巩传记创作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曾巩传记创作的艺术特色，从而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以加深对曾巩传记创作的理解。　　论文由四部分组成。绪论部分:先交代曾巩其人及其各类著作的研究现状，从而引出曾巩的传记创作，通过对曾巩传记创作数目的统计来量化曾巩的传记作品，然后系统的介绍本文的研究思路以及研究方法。上篇:曾巩的传记理论，这一部分从传主的选择、传记的选材、传记作家的素养三方面进行分析，从而明确曾巩传记创作的理论体系。首先，在传主的选择上，曾巩以“修其内洁身累行者”为中心，从良吏清官彰显人性之善、仁人义士诠释人性之美、高逸之人谱写人性之真的不同角度，展现了宋代世人内敛含蓄的精神风貌。其次，在传记的选材上，曾巩主张写“人人所易到之事”，并采用“详者人数事、略者一二事而已”的方法进行创作。最后，在传记作家的素养上，曾巩提倡“蓄道德而能文章”是传记创作者必备的两个条件，只有做到这两点，才能创造出鼓舞人心、流传后世的优秀传记。在这一部分的写作中，笔者重点围绕《寄欧阳舍人书》这篇文章，从曾巩对史传与铭志的区别展开对传记作家素养的探讨，针对“人品对文品的影响”、“能文者的界定”这两个问题，从文学史上曾发生过的相关文学现象入手，来详细分析曾巩对传记创作者这一素养的深刻认识。下篇:曾巩传记的艺术特色。这一部分由两节组成，第一节是以曾巩传记为例，进而归纳、总结曾巩传记创作的总体艺术风格，即内敛含蓄而又情真意切、结构严谨而又不失灵活、融议论于抒情叙事之中、语言简洁质朴而又耐人寻味的特点。第二小节通过与同时代传记创作者欧阳修和王安石的比较，从而明确曾巩传记创作的艺术特色。结语:从曾巩传记中体现出的民族精神来看曾巩传记对后世的影响，这对丰富曾巩研究意义重大。

郭亚磊
论北宋嘉礦年间的古文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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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宋仁宗嘉礦年间(公元1056年—公元1063年)为时间界限，讨论在这一时段前后，以欧阳修等人为代表的诗文革新派，在唐代古文运动基础之上，对“太学体”的矫正批评，而形成的新的古文运动思潮。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进行讨论：　　第一部分：以石介等人为代表的“太学体”为中心，讨论嘉礦年间古文批评思潮运动的兴起。中唐以来，虽有韩愈、柳宗元等人极力提倡古文创作，重视“文以载道”，以先秦两汉的优秀散文为楷模，努力恢复孔孟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强调文学的讽谏和教化作用。但是，由于受到历史时代的局限，这场古文运动进行的并不彻底，而存在着一定的缺陷。　　北宋初年，石介等人为反对与古文运动思想格格不入的“西昆体”，而高举反对“时文”的旗帜，全力倡导古文写作。但是却矫枉过正，失之本真，走向了追求奇崛险怪的歧途，把散文创作推向了艰深晦涩狭小琐细之道，使其更加脱离时代的脉搏，逐渐走向了绝境。直至嘉礦年间，欧阳修等人正式走上文坛，开始花大力气消除“太学体”的负面影响，承唐代古文运动之余绪，大力倡导平澹典要的文风，“文格遂变而复古”，在不久之后就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第二部分：唐宋八大家中，宋代而占其六，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等人在嘉礦年间陆续登上历史文学创作的舞台，各展才华，各有风格。在古文创作和批评方面，他们在韩愈等前人之基础上再度倡导古文革新运动，从而使嘉礦年间的古文运动达到了波澜壮阔的程度。当然，宋六家的创作成就，无论是从作品数量上，还是从作品的质量上看，其中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尤其是作品的风格，可以称得上是各有千秋，如欧阳修的委婉含蓄，平淡自然；王安石的体格精妙，简古瘦硬；苏洵的出入纵横，气势雄奇；苏轼的自由潇洒，汪洋恣肆；苏辙的浩然正气，一以贯之；曾巩的雍容典雅，方正醇洁。但是在其中也存在者不可分割的联系，宋六家或有亲缘，或同为师承，虽风格迥异，但是在古文创作的思想和手法多有趋同。　　第三部分：宋初亦是史书编撰的鼎盛时期，尤其是此时的《新唐书》的编撰，汇集了如欧阳修、宋祁、宋敏求、王尧臣、杨察、张方平、赵师民、范缜等文学家的力量。我们不难发现，这些文士也是嘉礦年间古文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们在编撰《新唐书》的过程中，将此时的文学观念融入其中，最为重要的就体现在此书的叙事笔法上。《新唐书》作为一部资料详实的史书，真实地反映了唐代文学的风貌，其记述虽不成系统，论及文学发展演变之处大多融入对书籍、文章的著录和对作家文人的传记之内。由于北宋嘉礦年间的诗文革新运动乃是直接承续中唐的古文运动而来，所以欧阳修等编撰者在编撰过程中对中唐多有关注，更为注重中唐之文章的发展轨迹，在其中也折射出了其文学批评意识和方法。对《新唐书》中的文学批评理论进行整理和分析，不仅是对唐代文学的探讨，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也代表了北宋嘉礦年间古文批评对唐代文学的总体性认识和评价。

王辉
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九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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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王堆帛害《九主》篇是帛害《老子》甲本卷後古佚害的一种,其内容是借伊尹与汤王输述“九主”之事,来阐明作者的政治思想,认为为君之道和君臣关系应该是君操其名,臣效其寅,以此形成君主专权下君臣各富其职、无为之治的政治格局,反映出了重道法形名的道家黄老思想。《九主》篇自一九七三年出土以来,中外学者已经对此作了许多有益有效的研究,但仍有可以开拓的余地：一,国内封日本学者所做的工作,所知尚不全面,本文封此将有所介绍和辨证。二,中国及日本学者在文字释读、文本和思想的整理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值得再作讨论。三,“九主图”出土之后,封其所作研究还不多,本文将封《九主》和“九主圆”的关系问题做出探封。此外,在思想上,遇去侧重於《九主》与法家思想的关系,自魏启鹏等人始,开始注重和道家黄老的关系,本文也兼涉《九主》所反映的思想问题。本文以《九主》文本为基础,综合帛书整理小组、国家文物局、李学勤、严一萍、淺野裕一、三條彰久、渡遏贤、魏启鹏、齋木哲郎等人的考释和注解,通遇新的释文考订、形成新的释文。在尽可能的范围内结合舆之相关的傅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参考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封帛书《九主》篇的文本形态、傅抄畴代和成害问题、释文考订、关键字句的封论、内容和内在结构、蕴含思想及其所反映的政治哲学等作出探讨。具体操作方式是：封《九主》篇文字的再释读,封篇中字句的再考察,封《九主》篇构造的再疏理,封《九主》篇思想的再发现。运用这种方式,封《九主》篇的释文、内容、思想和哲学意羲,进行综合分析。在研究方法上采取分编形式,分为上下编,上编焉考释,下编为个案分析。上编为释文考订和注解,结合出土文献与傅世文献,封《九主》篇的内容作出输证,主要是封字、句的考证以及舆相关文献的印证比较,兼涉其思想内容。下编封《九主》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八商/(谪/)”问题作出封论,这一问题以前学者输之不多,只有日本学者浅野裕一、渡遏贤作过详细解析,本文从《九主》内容、思想本身出发,结合“九主图”,对二人观点进行辨证,作出更为全面、深入、系统的讨论,得出新的结论。

孙燕红
苏轼书法对当代书法创作之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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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初期的书坛仍延续五代遗风“趋时贵书”的书风现象,在常年战乱致使书坛相对停滞的文化背景下,以苏轼为代表的书家群体独辟蹊径,以“尚意”艺术思潮影响了书坛发展方向,推动书法艺术的独特发展面貌。苏轼作为书法史上“宋四家”的主要代表人物,独具匠心的书法风格及倡导的“尚意”理念,使其书法艺术成就在书法艺术发展历程中具有崇高的艺术价值,奠定了千百年来书法艺术的传承与延展,经过各家继承与创新,形成了多元化的艺术风貌。当代书法艺术领域中,风格以借鉴苏轼书风为主的书家群体,其在书法造诣上尚意抒情的境界追求,使国展中呈现取法苏轼的作品数量日益增多。本文以该群体艺术发展脉络为背景,结合书家不同创作形式及展览环境的发展,探索分析当代书法风格成因及流变等相关问题,并在传承苏轼书风与当代发展境况中探索笔者创作实践发展方向。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将重点论述当代书法艺术中受苏轼书风影响的作品风格特征,及其对笔者创作风格的影响。本文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概述了苏轼书法的主要成因、风格流变及其艺术影响与发展;第二章探索分析苏轼书法艺术中审美、形式的体现,并通过展览分析影响。第三章总结了笔者临习苏轼书法过程中的传承与感悟。第四章结合自身参展经历谈及笔者取法苏轼书风实践过程中的创作思考。附录与作品图册中详细阐述了笔者读研过程中理论研究结合创作实践的发展过程,通过该论题研究搭建毕业创作的理念框架与实践方法。艺术创作理念来源于艺术思考感悟,艺术创作应以剖析自我艺术精神为前提,将传统艺术精神与时代发展理念相结合,赋予作品正确的思想表达与真实的情感流露,这是身为书法学习者应承担的学习任务与创作责任,也是艺术家应呈现的灵感物态化的艺术表达,艺术作品才真正体现其艺术价值。

郝峥
《论语注疏》与《论语集注》训诂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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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注疏》与《论语集注》是宋代两部诠释儒家典籍的代表作，二书分别是北宋初年经学家邢昺和南宋理学家朱熹在各自学术思想指导下对《论语》的又一次解读。二注在注释体例、训诂内容的选择以及训诂方法、训诂术语的使用等方面既有相同之处又存在差异。相同之处在於，二注无论是在注释字词还是解释句意时都注重吸取前人成果，重视训诂考据。同时二注也很重视修辞、语法的说解。而差异在於二注的着述目的不同，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邢疏一定程度上突破"疏不破注"，保留异说，而朱注参考前人成果，择一观点为注;二是邢疏依经文逐句概括大意并阐释，而朱注则以"注与经各为一事"为原则。同时通过二注与《论语集解》部分内容的比较发现二注在注释上的一些直接关联;而通过二注义理阐释的比较，可以找出宋代训诂重视义理说经这一特点在二注中的体现。　　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学术界尚未对两本注本进行系统的训诂比较研究，而存在於二者之中的训诂上的异同可以对宋代训诂学研究和《论语》学研究提供一些参考。本文将对二书训诂材料梳理，并进一步分析考证，挖掘其中的研究价值，以便为後来的研究提供借鉴。　　本文共分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绪论主要概述研究意义、研究情况、研究方法;正文分三章，第一章对邢疏与朱注的注释体例和训诂术语的使用进行比较;第二章对邢疏与朱注的训诂内容及训诂方法进行比较;第三章是对二注关系的分析，包括二注的异同之处分析遣有《论语集注》对《论语注疏》间接的承袭与发展以及二注训诂释义义理阐释比较;结语是对全文的总结。

任晓卉
庄子视界中的儒家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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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在《庄子》中刻画儒家人物所求之道时,剔除了道之形下内涵,将其限定在“万物本原之道”这个特定范围之内。在此基础上借助儒门中人阐释自己的求“道”之方、得道之“境”与怀“道”之乐。求“道”之方为虚己、去智、借助仁义。得“道”之境为忘物、忘天、忘人,与道合一。得道者分理想层面的神人、至人、真人和现实层面的“怀道而乐”之人。理想层面的得道者为庄子之精神自慰,现实层面的得道者有一大部分为儒门人物。将庄子自己境遇与之比较,发觉庄子本人之得道逍遥、现实层面得道者之逍遥的思想均源自孔子之安贫乐道,其深层原因是知命和安命。　　庄子笔下的孔子认为“仁义”为人性,庄子通过老子之口给予否定,并通过论述得出“道”为人性。庄子认为道高于仁义,主宰着仁义,仁义只是得道过程中借用的一种手段,在得道之时必须加以抛弃。庄子眼中的儒家人物有尊崇仁义者,也有为追名逐利而损害仁义的人。尊崇仁义者追求人性之完满,而庄子却以守道为人性之完满。儒家以孝悌为仁义之本质,孝悌为人性之本;庄子批判之,认为“虚静恬淡寂寞无为”为道之质,因而人性之本为“虚静恬淡寂寞无为”。　　庄子笔下的孔子对道家之丧礼持崇拜的态度,而其门徒却持不理解和惊诧的态度,因而孔子有时成为庄子丧礼思想的代言人。庄子批判儒家的世俗之礼过于呆板,束缚了人的真情的表达,他认为行丧礼时应着意于人之真情的流露,至于礼之外在形式则不必讲究。庄子还认为儒家所讲丧礼的“简化”也不够彻底,还未能完全摆脱礼之形式的束缚。若要能彻底摆脱世俗之礼,那就得明白生死一如的道理,参透生死大道。这一点,儒家没有做到,他们不能超脱生死,因而他们所行丧礼为世俗之礼,而庄子之丧礼为超世俗之礼。　　庄子笔下的孔子肯定人之智慧的认识能力,人之认知力有其感知自然的能力和认识自然规律的潜能;同时因个体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性,也有其局限性。孔子和颜回还阐明在得道的过程中应去除智慧,其原因是“智”之局限性。孔子还认为“智”产生于争斗的需要,且成为争斗的工具;天下治乱在于是否用智。庄子本人肯定孔子对于“智”的观点,但他批判孔子等在乱世只知显耀自己的智慧,不知隐藏自己的“智慧”,是最愚蠢的做法。　　《庄子》中孔子注重修身,认为修身应修心(或修内),内心应无机巧,应忘却仁义礼智,让功名利禄及生死不入于心,做到“心斋”与“坐忘”,以虚静之心与道相合。孔子还认为修身应处理好心、物之关系,即修己而顺物;修己,进而化人;化人而达到治天下。且以修心为本,修心乃顺物、化人、治理天下之前提;修心之目的为处好己与物、天下之关系(或修外)。孔子还谈到修内与修外之关系,他以为应该以无心的态度中立于修内与修外之间,不偏重于任何一方,“柴立其中央”(《庄子·达生》)。但庄子以为至人无须修心,则更无修心之目的。至人无心而任自然之性,逍遥于道德之乡。至人更无须修外。　　通过阐释庄子视界中儒家人物“道”、“仁义”、“礼”、“智”、“修身”等方面的思想,我们可知,不但《庄子》中有些文字或取材于《论语》,或是对《论语》的阐发,而且庄子思想的儒学因素表现在庄子对儒家重要思想“道”、“仁义”、“礼”、“智”、“修身”的阐释上,他的哲学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在对它们批驳和吸纳的基础上建立的。

吴冬梅
《诗经·秦风》的文化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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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秦风》的十首诗歌，不仅仅是文学史上的瑰宝，更是研究秦民族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重要资料。本文首先通过《史记》中对秦民族的记载，探寻秦民族的起源和发展。秦人在西周故地开始接受周人的农耕文化，与他们本来的游牧文化相结合，扬长避短，形成了秦民族独有的文化，也形成了产生《诗经·秦风》的文化背景。然后通过历代学者对《秦风》十首诗歌的解读，结合自己的理解，对这十首诗歌所表现的内容加以分析，再从这些内容出发，剖析其中所包含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从《秦风》的内容中中可见的物质文明有：生产制度文明、手工业文明、植物文明、服装文明、配饰文明以及车马饰文明。精神文明主要有：礼仪文明，包括燕飨之礼、大田之礼、宾礼、丧礼、饮食礼等;文化心态，包括进取的文化主题、深致的内心世界以及多元的情感生活;民族精神，包括忠君爱国和自强不息两种民族精神。最后，探讨、阐述了《诗经·秦风》中所表现的文化特征在历史上的影响，包括秦人尚武的“虎狼”之性对后世治国之道的影响，独断、专制的文化政策对后世的影响，进取的民族精神对后世的影响，《秦风》文学特点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关中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对秦文化衰落以及复兴的影响。

白丽媛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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