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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外交辞令类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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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是我国最早的叙事详尽的编年体史书,更是先秦散文著作的代表,具有极高的文学和史学价值。《左传》中记载了大量的外交辞令,这些外交辞令作为春秋时期国与国之间政治与文化活动的载体,不但在政治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文化内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本文以《左传》中的外交辞令为研究对象,将《左传》中记载的外交辞令按照产生的不同场合分为朝聘、战争和会盟三大类,依次对每类外交辞令进行系统深入的探究。本文除绪论和结语外,正文可分为三章。第一章对《左传》朝聘类外交辞令进行研究,概括了朝聘活动的产生的社会背景,比较西周与春秋朝聘活动的差异,分析《左传》朝聘类外交辞令兴盛的原因以及春秋行人对其产生的影响。并且将《左传》朝聘类外交辞令进行整理归类,分为慰问吊唁、赏赐赠礼、占卜预言等九大类。最后总结了《左传》朝聘类外交辞令最为突出的文学特点:赋诗言志、巧设比喻、缜密恢宏,结合文本,从产生原因、表现形式、艺术手法等方面多角度地对每种文学特点进行分析与研究。第二章研究的对象是《左传》战争类外交辞令,先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探究了春秋时期战争频发的原因,阐明春秋时期的战争基本上遵守礼仪、讲求信义,呈现出与后世战争迥异的独特风貌。并根据战争的不同阶段将《左传》战争类外交辞令划分为战争酝酿时、战争进行中和战争结束后三大类,每类之下继续细化。最后对《左传》战争类外交辞令委婉有礼、刚柔兼济、引经据典的文学特色进行深入的发掘。第三章对《左传》会盟类外交辞令进行研究,概述了会盟制度的起源与发展、歃血盟誓的具体流程以及盟辞的主要形式。将《左传》会盟类外交辞令归纳为会盟盟辞、次序争先、提出请求等五大类。最后探究《左传》会盟类外交辞令的文学风格,尤其是对其中最具特色的盟辞加以重点论述,从盟辞的固定格式、语言风格、时代特色入手,突出其层次分明、铿锵有力、富有韵律等文学特点。文章的结语部分,从宏观方面论述了《左传》外交辞令发展的总体趋势以及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阐释了后世文学对《左传》外交辞令的继承与发展。本文的论述结合了汉语修辞学、音韵学等学科的知识,借鉴了前人的研究成果。针对《左传》不同类型的外交辞令进行梳理、归类,力图展现不同类型外交辞令的时代背景、内容结构及风格特点。

李昂哲
北宋中后期贬谪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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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依靠北宋中后期的历史背景,以儒学复兴的演变、南北地域文化的冲突、士人心态的衰变及诗歌风格的流转为主要线索,对此期的贬谪与文学间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全文共分八章,其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概述党争与贬谪关系。首先揭示党争的学术动因,指出王氏新学与以洛学为中心的北方学术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双方的学术歧异决定了新旧党争的不可调和,最终造成愈演愈烈的局面。其次将北宋中后期分为熙丰、元祐、绍圣至徽宗朝三个阶段,对每一阶段的党争与贬谪情况分别加以论述,勾勒出相应的历史轮廓,以为后面的展开张本。其三则主要从制度层面对被贬士大夫的生存状态加以描述,揭示党争愈烈而贬谪日重的状况。第四节则从文化角度揭示出北宋中后期士大夫的心态的内敛趋势,而贬谪则是这种变化的重要因素,这直接影响到北宋晚期的诗歌风格。第二章论述熙丰间的贬谪与文学。第一节首先对“道”“势”关系进行探讨,王安石主政使王氏新学由民间学术的“道统”上升为“政统”,从而与朔学、洛学、蜀学等民间学术重新形成对立关系。第二节对司马光等元老重臣的文化心态及文学创作加以分析,认为其退守洛阳等地主要表示一种对抗新法的姿态,其创作的文化意义大于文学意义。第三节从三个方面论述贬放地方的士大夫的创作,揭示出他们心忧天下而又欲归隐林泉、依傍王权而又欲疏离王权的心理矛盾。第四节分析贬谪士大夫与园林组诗间的关系,指出宋代士大夫的内倾心态造成了其审美趣味的幽细玲珑,而贬谪际遇使其更乐于面对池榭亭台等安静幽闲的园林意象,一定意义上促进了园林组诗的繁荣。第三章论述乌台诗案与苏轼、苏辙之贬。首先对乌台诗案的文化内蕴加以剖析,指出乌台诗案乃是文化专制、春秋笔法与苏轼的自由人格激烈冲突的结果,其后结合文学创作及交游情况对苏轼贬谪际遇下的心态嬗变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认为其贬后心态大体经历了苦闷超越、幻灭、归真四个阶段,而其生存哲学及文学观念则是“随物赋形”。苏辙贬谪期间所奉行的乃是“省之又省”的老子哲学,这一方面是其生存哲学,同时也成为文学观念,它与李翱的“复性论”一起,对苏辙贬谪筠州期间的文学创作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第四章主要探讨元祐贬谪与文学。首先对元祐更化的文化原因及这一阶段的党争特点加以剖析,指出元祐更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南北地域的文化冲突,旧党对儒家价值的执守造成对新党批判的泛道德化。第二节对车盖亭诗案的历史事实进行了新的清理,以求更深刻地揭示新旧党争的复杂性。第三节论述元祐更化对新党的打击,他们既有失落与反思,也有愤恨与忧惧,其诗歌创作呈现出政治重压下的平淡风格。第四节则对洛蜀党争进行分析,指出旧党虽然掌握政权,实际上承受着内部斗争及新党可能复辟的双重压力,与新党相比,有着更为深重的忧惧心态,表现为诗歌创作同样呈现出平淡风格。第五章共分三节,首先概述徽宗朝的政治状况及士人人格的蜕变,指出党争的加剧造成了三代理想的破灭及士风的整体堕落,这促使置身贬谪中的士人对新党、新学乃至儒文化进行了深入的反思与批判。士人思想变化的总趋势是转向内在,皈依佛禅,居士文化大行其道,这在被贬士人那里有着突出的表现。本章以郑侠、陈瓘、邹浩、苏辙为例,对居士文化特征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论析。第六章主要分析苏轼、黄庭坚贬谪际遇下的心理矛盾及通常被忽视的性格侧面,以深入揭示贬谪与其心态之间的关系及其文化人格的本质。苏、黄晚年都追求平淡诗风,却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苏轼之平淡主要是其随缘任运的生命哲学的外化,黄庭坚之平淡主要是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儒家诗教的体现。尽管有这样的不同,二人的平淡追求本质上都标志着生命激情的消颓及时代精神的没落。第七章与第八章具体论述苏门成员及元祐老臣贬谪际遇下的心态特征及创作变化,在描述其创作个性的同时揭示其创作共性,以深入探究其审美追求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及时代精神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北宋中后期文学发展的规律性。第九章主要论证北宋后期诗歌的发展趋势。首先分析苏门贬谪际遇下的交游情况,尤其具体分析苏轼与黄庭坚交游的不同特征,以揭示二人对诗坛的不同影响及双方地位沉浮消长原因。其次考察贬谪与江西诗派兴起之间的关系,联系北宋后期回归儒学的学术思潮,以潘大临与陈师道的诗学选择为例,说明为什么是黄庭坚的创作观念及创作模式最终成为诗坛主流。

吴增辉
黄庭坚贬谪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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贬谪文学在不同时代和文化环境中呈现出各具特色的书写模式。本文在研究黄庭坚贬谪文学时，综合考虑黄庭坚所处的时代背景，以绍圣贬谪为界，探讨其晚年文学创作的题材范畴、思想人格，并比照分析贬谪前后艺术风貌的转变，以期推动黄庭坚与贬谪文学研究在文、史、哲、艺等层面的进一步发展。　　全文共分为七章，前三章主要考察黄庭坚贬谪文学的历史背景与意义。第一章绪论陈述了黄庭坚贬谪文学的选题缘由与价值，介绍贬谪文学与黄庭坚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说明本文采用以知人论世理念进行文献分析的研究方法，并列出具体的研究和写作步骤。第二章首先回顾先秦至唐代的古代贬谪文学传统，介绍北宋贬谪文学的时代背景;从士大夫政治的形成、宋人志节与气概等角度考察北宋贬谪文学中的政治因素;回顾北宋仁、英、神、哲、徽五朝的党争发展历程，论述与宋人贬谪命运相关的黜降制度及贬谪文学的历史意义。第三章考述黄庭坚的家世背景，勾勒其谪居黔戎、流寓荆渚、身殁宜州的贬谪历程，对黄庭坚贬谪文学的创作背景有较为全面的理解与掌握。　　第四章从文学题材的角度分析黄庭坚贬谪时期的创作，主要包括生活、亲情、友情、传道、咏物等视点。黄庭坚在贬谪期间得到兄弟的陪同与支持，彼此多有诗文唱和;他在不同场合追和苏轼和秦观之作，表达对故友的怀念之情。黄庭坚身为谪宦，始终坚持守节不移的人格理想，乐于提携晚辈、勉励诸子弟进德修业。他对地方风土人情颇为关注，体现了民胞物与的人文情怀。此外，黄庭坚在逆境之中任运随缘，坦然处变，诗文创作选用生活中的物质意象作为题咏对象，显示出清雅脱俗的人生观。黄庭坚贬谪文学的题材转向生活和心灵，是其生命情志的自适与提升。　　第五章从儒、释、道三教层面论述黄庭坚贬谪文学的思想内涵。首先回顾唐宋思想与学风的嬗变，指出北宋士人由弘扬道统、攘斥佛老，转向融摄佛道，归趋心性。黄庭坚贬谪心态的基础与其融通三教思想有关:儒家思想是黄庭坚贬谪文学创作中的人格基础，其淑世精神源于儒风浓厚的家学和师承。他在贬谪时期的诗文具有安贫乐道的风格，是其尊崇儒家精神的文学体现;黄庭坚贬谪文学中也显现出道家顺随物化的精神，他认为喜悲、荣辱、生死等人事变迁与自然的运行规律类似，都是道的变化与体现，应当以自然之道坦然应对人生的荣辱得失;黄庭坚的贬谪文学创作也受到佛禅影响，他以求之于心的方法修禅，进入和光同尘的人生境界。他虽然身处忧患颠沛之中，却能以禅定的修持来获取心灵的安适与超越。　　第六章论述了黄庭坚贬谪文学创作的艺术面貌。黄庭坚贬谪时期以题画诗表达其艺术理念和思想心态。他在戎州为黄氏兄弟的墨竹题诗，评论画作的笔法与风格;为长沙李公寅所藏仕女画题诗，透露出对于归隐生活的思考;他对花光仲仁的墨梅十分赏爱，题诗反映出对故友的追怀之情。总体而言，黄庭坚在贬往岭南途中所作题画诗较戎州时期有所突破，从艺术技巧层面的探讨转向人生心态的表述，扩大了题画诗的表现范围，具有重要的艺术审美价值。本章还讨论了黄庭坚贬谪前后文学风貌的变化，指出其前期的语言形式务求生新的特点，在遣词、格律、用典等方面具有奇峭、健劲、瘦硬的审美风格。黄庭坚遭遇党争牵连和贬谪之祸后，心境产生变化，诗文风貌渐趋平淡自然，具有见道忘器、得意忘言的精神取向，表现出言与意、器与道的双重考虑。　　第七章结语部分对本文的研究做了三个层面的总结评述。

赵文焕
论文化翻译中译者的文化主体性——从解释学角度来看《论语》两个英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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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主体性问题是近年来国内外翻译学界的热点问题。随着翻译的“文化转向”的提出，文化翻译作为一种新的翻译观为译者主体性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译者主体性正是在文化翻译的观照下才得以彰显出来的。以苏珊·巴斯奈特和安德烈·勒费弗尔为代表的“翻译研究派”提出了“翻译就是文化改写”的观点，无疑将译者的地位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将译者主体性置于文化翻译——一种作为文化交流和构建的翻译观——的背景中来探讨目的在于强调译者作为文化存在的主体性，即译者所具有的文化主体性。翻译的过程即理解的过程。解释学的一个基本理念是理解并非对原文的复制，而是对文本做出创造性地阐释。这就从理论上肯定了译者的创造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并非只是文本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意义生成的主体。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与其前理解密切相关，前理解即先在性，它的形成源于影响个人的历史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生活阅历、文学素养、审美情趣等因素。前理解贯穿于整个翻译过程，影响译者的翻译策略。不同的译者由于具有不同的前理解结构，形成不同的视域，译者通过与原文本的对话产生不同的“视域融合”，从而有了不同译本的出现。《论语》这一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典型文本在中西交流过程中一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英译本长期以来就是翻译学界以及其他人文领域讨论的焦点。不同《论语》英译本之间的对比研究使译者主体性问题的探讨从理论具体到了实践层面。文化翻译理论在文化层面对翻译所作的反思可以解释《论语》不同时期英译本的巨大差异，本文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对《论语》理雅各译本和安乐哲译本进行对比研究是具有实际意义的。文章通过分析认为理雅各译本是基于文化中心主义基础上的语言翻译代表作品，而安乐哲译本则是基于多元化理论的文化翻译典范，它更在事实层面证实了文化翻译的可能性。两位译者作为不同的翻译主体在其译作中分别展现出了不同的文化主体性。文章还借用解释学中另一个重要概念“理解的历史性”，对译本的永恒性提出了质疑，认为在文化翻译这一翻译新视角下产生的安乐哲译本也只是一定历史时期理论思潮影响下激起的反应，因此重译现象将不可避免。翻译的“文化转向”问题应该是一个历史性命题。

刘永利
从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研究李白诗歌的英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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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来，在语言学界掀起一股文化热潮，文化研究正越来越受到语言学家和翻译研究者的重视。中外有不少学者从文化因素如何在翻译过程中起作用这个角度来讨论文化与翻译关系，即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来考察翻译，从而形成文化翻译观。其中最有名的是苏珊·巴斯奈特提出的文化翻译观。巴斯奈特认为翻译是文化内部与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的对等就是原文与译文之间文化功能的对等。因此，翻译不是一个纯语言的行为，它深深地根植于语言所处的文化之中。巴斯奈特文化翻译观的提出，标志着翻译研究迈向了一个新台阶，有着深刻的时代意义和理论指导意义。唐诗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象征中国古代文明。李白是盛唐最杰出的诗人之一，李白诗歌研究可以说是唐诗研究的一个缩影。其诗飘逸豪放、想象瑰丽、语言浑然天成，并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集儒、释、道等多种思想于一身，题材广泛，在意象的选择和安排上更是带有鲜明的个性，在中国诗歌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不仅是中国文学的瑰宝，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珍品。一千多年以来，李白诗歌被译成了日、法、英、德、意、俄等多种文字。仅英译而言，便不乏名家名篇。一些著名学者对其诗歌英译著文研究，从等效论、意境、语篇、阐释学、接受美学，诗歌翻译标准与流派等角度评析了李白诗歌英译文，都没能跳出了比较狭隘的仅仅关注两种语言文字转换的传统翻译研究层面，而共同致力于从更为宏大的文化交际、比较文化层面上去审视翻译、研究翻译。文化是持续的、恒久的和无所不在的，是一种积淀物，是知识、经验、信仰、价值观，处世态度、意指方式、社会阶层的结构、宗教、时间观念、社会功能、空间观念、宇宙观以及物质财富等等的积淀。李白诗歌中蕴藏着丰富的文化。本文依据翻译理论研究中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苏珊·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试图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回顾李白诗歌英译，从文化层面细致深入地剖析李白诗歌及其英译本，通过例证来说明处理诗歌文化翻译策略，为未来的诗歌翻译和其他翻译活动提供有益的借鉴。除引言和结语外，本文包括三章。引言简要介绍本文主旨及基本结构;第一章概述苏珊·巴斯奈特文化翻译观;第二章介绍李白及其诗歌，并梳理李白诗歌英译研究状况;第三章依据苏珊·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从文化层面剖析了李白诗歌中文化翻译：结语总结归纳全文，彰显本文主旨。

吕文静
徐复观的《庄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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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庄子》问世的两千多年来,历朝历代都不乏庄子其人其文的研究者。战国先秦时吕不韦(?-公元前235)的门客所著的《吕氏春秋》、汉代刘安(前179-前122)及其宾客所著的《淮南子》、魏晋的郭象《庄子注》,唐代的成玄英(公元608年-不详)《庄子注疏》、睦德明(550-630年)《庄子音义》、宋代的王安石《庄周论》、苏轼(1036-1101年)《庄子祠堂记》、宣颖(字茂公,生于明末清初)《南华经解》、林云铭(1628-1697年)《庄子因》、胡文英(字质余,生卒年不详)《庄子独见》、清代郭庆藩(1844-1896年)编《庄子集释》等,皆对庄子进行过较深入的研究。而20世纪上半叶的庄学研究多不胜数,就如章炳麟(1869-1936年)、罗根泽(1900-1960)、胡适(1891-1962年)、郭沫若(1892-1978年)、钱穆(1895-1990年)、冯友兰(1895-1990年)等。而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大陆与港台的庄学研究者,则多作《庄子》美学研究,其中如张恒寿(1902-1991年)的《庄子新探》、刘笑敢的《庄子哲学及其演变》、崔大华的《庄学研究》、刘绍瑾的《庄子与中国美学》、颜世安的《庄子评传》、陈鼓应的《庄子今注今泽》等。至于这当中有关新儒学家的庄学研究,自成一格的徐复观先生的研究,堪称为重要的代表人物,而其《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及《中国艺术精神》中对《庄子》作了创新的诠释。徐复观(1903—1982年)被广泛誉为二十世纪港台新儒学家、思想史家、美学思想家,他曾言道：“治思想史的人,先由文字实物的具体,以走向思想的抽象,再由思想的抽象以走向人生、时代的具体。经过此种层层研究,然后其人其书,将重新活跃于我们的心目之上,活跃于我们时代之中。我们不仅是在读古人的书,而是在与古人对语。孟子所谓‘以意逆志’,庄生所谓得鱼忘筌,得兔忘蹄,得意忘言,此乃真是九原可作,而治思想史之能事毕矣。”1同时,徐复观也以解释学思想,对中国文化中的经典诠释,赋以具有现实取向的“实存的”(existential)特质,而不陷于虚无飘渺的形上学的玄思。徐复观以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对庄子的人性论,以及庄子与中国的艺术精神的关系,作全面深层的诠释与剖析,并从中引用西方美学理论加以比较论述。本论文以徐复观的思想体系与治学方法为本,进而从他对庄子的人性论,以及庄子与中国的艺术精神的两大层面加以探讨与剖析。第一,由于徐复观对《庄子》的兴趣,正是源自于他对人性论的研究,因此,先就徐氏对庄子人性论及庄子自由观的诠释进行探讨。第二,阐释徐复观对庄学研究的一大创新成果,即庄子的“道”即等同于艺术精神,进而论述庄子的艺术精神与中国的艺术精神的关系与影响。徐氏不仅提供了构建中国现代美学体系的致思理路,也启发了后人对庄子的美学思想理论,甚至拓展到中国心灵哲学的研究。本论文共分六章,各部分的主要内容,分别略述如下：第一章绪论,介绍本文选题的因缘以及研究目标、使用方法、面对的困难和解决方法等。一直以来,前人对《庄子》多有研究,但纯粹以人性论及艺术精神方面来剖析《庄子》者不多,而徐复观堪称是别具一格的研究庄子的人性论与艺术论,故而在这两大方面,仍有尚待开拓钻研的空间。笔者因此以综合比较、分析归纳论述法,作更进一步的深层研讨。第二章重点介绍徐复观的生平履历和治学经历。包括他半生从政、半生为学的心路历程、自成一格的学术与思想体系,着重思想史研究的重视体验的治学方法,以及其丰富广大层面的著述,包括思想史、经学史、人性论史、艺术精神论、文学论集以及杂文论集等。此外,徐复观独树一帜的论述了道家思想的总体观,而有关庄子研究的方法,则是采用“整体性法”、“阐释学法”、重视体验的“穷搜力讨”及“追体验”法等。因此有异于其他学者的特殊成就,尤其是他有关庄子的人性论及庄子与中国的艺术精神论,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与深远的影响。徐复观一方面从人性论的角度诠释《庄子》,将庄子的所谓“道”,落实于人生之上。另一方面,他也从艺术观点论述《庄子》,这堪称是徐复观研究《庄子》的一大成就。就徐氏研究庄子的人性论与艺术论而言,乃是在于强调道德与艺术在中国文化方面所具有的成就与意义,同时也揭示了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先由作为一种思想、也是形成中华民族精神原理、动力的人性论,再进而阐释有关的文化现象,如文学、艺术与人生态度等。正如他于《中国艺术精神》的自叙中指出：“在人的具体生命的心、性中,发掘出艺术的根源,把握到精神自由解放的关键。”由此论断庄子的人性论不仅开启了庄子的艺术精神,甚至还扩展而启发了中国的艺术精神。换言之,庄子的艺术精神是从其人性论中引申出来的。第三章是本文的重点篇章之一,全文详细剖析徐复观对庄子的人性论的研究。徐复观主要将庄子的人性论,分为“体”与“用”两大方面加以论述。所谓“体”即指“宇宙论”或“本体论”,而所谓“用”则指“人生论”或“实践论”。徐氏本着“心的文化”说,主张消解形而上学,重建中国哲学本体论。因为他认为中国文化自先秦开始便有了消解形而上学的倾向,转而体现为人文主义精神。他更独创了“形而中学”论,以“形而中学”的“心”消解“形而上”的“道”,致力于“追体验”法解读中国文化经典。而所谓中国的艺术精神,主要是由庄子的人性论所启发出来的。徐复观从庄子的某些重要名词,如“道”、“天”、“心”、“命”、“情”、“德”、“形”、“精神”等加以疏释,并阐述它们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准确的把握庄子的思想。此外,庄子思想的核心乃为其博大的“自由观”,当中包括了精神自由论、思想自由论、死生自由论及政治自由论等特点。简言之,人性论的主要特点,即思想立体性的深入、自身工夫的把握以及人性的特殊与统一。第四章也是本文的重点篇章。这一章着重于分析徐复观对庄子与中国的艺术精神的关系论。徐氏发现庄子的所谓“道”,就是崇高的“艺术精神”,庄子的精神更是代表了中国艺术精神。庄子虚、静、明的“虚静之心”、“心斋之心”即是中国艺术精神的主体,也是老、庄艺术精神的主体。徐氏一再强调“庄子的思想实际还是立足于‘心’”2,而“道者万物之所由也。”(《庄子·渔父》),这正显示了庄子是继承了老子以“道”作为思想的起点。与此同时,徐复观又指出：“庄子之道是艺术精神”3,“庄子的思想实际即是艺术精神”4,由此也就说明了“道”与“心”的关系。中国艺术精神的自觉,主要则表现在文学与绘画两方面,其中尤以“绘画是‘庄学的独生子’”之说,更是成了史无前例的结论。他进而指出中国山水画中的“清”、“淡”、“逸”、“远”、“韵”等,皆为以“自然”为宗的庄学在艺术上的落实。如此一来,尤其凸显了庄子思想中的美学意蕴,以及它所陶铸的中国的绘画艺术。事实上,儒、释、道思想乃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元素,并成就了中国的艺术精神。徐复观认为儒家的艺术思想更多地与人格、与善、与成就道德相关,这也是完整的艺术精神,也达到了“人生即艺术”的境地。只不过其人生为道德的人生,而庄子的人生则是自由、自然的艺术的人生。徐复观提出庄子“为人生而艺术”所呈现的艺术人生论,他将庄子的思想,全归入艺术的框架内。同时,徐氏认为庄子对艺术精神的了解与把握,主要是由其人格中所反映出来,因此其人生观便被艺术化了。其实,庄子或只是任随心性的无为而为,并非刻意的使人生艺术化。徐复观对中国的美学理论,确实有其一定的贡献,尤其是有关道家的美学、中国的绘画鉴赏、中国的山水画论等,更是别有见识与独特的论断,无形中启迪了后人对庄学的另类研究与深层探索。第五章主要是剖析徐复观的庄学研究的成就、不足以及对后人所产生的影响。其中包括了徐氏对庄子思想的阐发,庄子艺术精神对中国绘画、山水画及画为的影响,进而对庄子美学的拓展所作的贡献等。虽然在某些方面仍有待更深层的探索以及不足之处,但总体而言,徐复观的庄学研究确实具有其学术价值与意义。尤其是对后来中国心灵哲学的拓展,以至近几十年兴起所谓“人学”的研究,徐复观所阐发的庄学人性论、庄子的艺术精神等理论,都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与影响。第六章的结语,总结本论文的主要结论与钻研的创获。第一,徐复观所著《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强调人性论乃是以人格为中心的探讨。他提出道家的人性论乃是始于老子,而由庄子尽其致,并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无比深远的影响,而在中国人性论的文化背景上,庄子的人性论自然启发了中国的艺术精神。另一方面,就庄子的“道”、“心”与人性论等概念之间的关系而言,则可谓是相互关连与相互影响的。因为“庄子的所谓道,本质上是最高的艺术精神”5,“心”则是代表了人性论的观念、思想与内容,而庄子的思想正是立足于“心”。第二,徐复观于《中国艺术精神》一书中,提出了庄子的“道”、庄子的思想、庄子的精神,皆为艺术精神。尤其是庄子的“道”,本质上是最高的艺术精神,它对儒家而言,或可称庄子所成就为“纯艺术精神”。此外,中国的山水画,则成了庄学在人生中、艺术上的落实。第三,徐复观别开生面地以西方美学理论诠释《庄子》,尤以胡塞尔的现象学与庄子的“心斋之心”作比较论述。姑且不论是否有庞杂之嫌,但总是给予后人一定的启迪作用。最后本论文针对徐复观对庄子的“再发现”,不仅开启了研究庄子美学方面的新途径,尤为难得的是其研究所得的丰硕成果,更是直接或间接的启迪了后人对中国人学思想史、中国人学思想以及中国心灵哲学等的研究。总之,徐复观对庄学方面的研究,确实有其一定的意义与贡献。更多还原

洪雅琳
《诗经》中的植物信息可视化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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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具有重要地位，是反映两周时期社会状况与先民生活的宝贵资料。《诗经》中有诸多诗篇描写先民种植、采集、利用植物的过程，可见植物与先秦时期人们的衣食住行密切相关，然而现下大众却对于《诗经》中的本土植物种类、形态特征、实用价值、情感意象等植物特性知之甚少且缺乏系统正确的认识。因而寻求一种全新的视觉呈现方式让《诗经》中的本土植物重归大众视野势在必行。本文从设计学角度出发，以《诗经》中的植物与信息可视化设计理论为基础，进行直观明朗的信息可视化设计，提供一种具有视觉美感且能高效获取信息的表现形式，帮助大众了解《诗经》中的植物及先秦背景之下复杂的先民文化，提高大众对于《诗经》与本土植物的认知效率，有效地传承与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为此，本文采用查新比较法、建模法、跨学科研究法、历史性研究法，对于《诗经》中的植物信息可视化设计进行理论与设计实践研究，得出《诗经》中的植物信息可视化设计的内在优势、设计要求与设计策略，并用于信息可视化设计实践之中。　　在《诗经》中的植物信息可视化设计实践中，首先划分出有关于《诗经》植物外部信息、本体信息、内部信息三个板块，分别为《诗经》中的植物影响因素、《诗经》中的植物类别、《诗经》中的情感意象植物，并对三个知识版块信息进行梳理转换。其次在信息可视化设计理论指导下，整理架构出植物影响因素信息框架、植物类别信息框架、情感意象植物信息框架，并针对各版块框架信息特点推导出相对应的可视化设计风格。最后，在版式构建、色彩搭配、元素表现一步步具体实践中，完成植物影响因素信息图、植物类别信息图、情感意象植物信息图等系列信息可视化图表。　　《诗经》中的植物信息可视化设计是《诗经》植物相关信息内容的表现，融合现代设计创新思维，使有效信息与视觉设计相辅而行，在保持视觉审美的同时，又不忽视知识信息的系统展示，加深观者对于《诗经》植物的理解，体会《诗经》植物独有的意蕴，为中国经典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提供全新的展现方式与传播思路。

王芷仰
李白诗选的日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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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作为盛唐的诗人,一生写了大量的诗歌,日本也有许多如久保天随、松浦友久、武部利男等等有名的学者将李白的许多诗歌翻译成了日语。甚至在日本的国语教科书内,唐诗部分中也收录了许多李白的诗歌（以下简称“李诗”）。李诗中有大量中国独有的文化元素。鉴于中日两国的文化差异,笔者对李诗中的中国元素是如何被翻译成日语的很感兴趣。但是,先行研究中关于李诗的日译研究不太充分。因此,本论文将围绕这个问题展开论述。本论文收集了李诗中与中国元素相关的原文和与之相对应的日文译文共计2349组。并参照《李太白全集》（王琦注2015）对李诗原文进行了确认,与原诗相对应的日文译文主要是从《中国诗人选集第7卷·李白上》和《中国诗人选集第8卷·李白下》（武部利男1958）中摘取而来。将李诗中的中国元素按照元素的意思将其分为自然风物、人世生活、神话传说三大类。将自然风物进一步细分为天体、气象、时间、空间和动植物5小类,分析原文和译文的关系,总结其翻译方法和翻译特征。其次,将李诗中中国元素的人世生活细分为对人的称呼、人体器官、衣物、食物、生活用品、音乐、心情和交通工具8小类,将李诗中中国元素的神话传说细分为5小类,对原文和译文进行了对比分析。此外,日语译文中也出现了误译,对于误译倾向和原因等也进行了探讨。通过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1)李诗翻译成日语的方法主要有四大类,即方法1使用原文中的词、方法2使用日语中的同义词来翻译原文中的词、方法3由第一或第二种方法翻译成日语后,再补充与中国元素相关的信息、方法4割分原诗中的词后,对各成分进行扩译。2)李诗翻译成日语的四种方法中,用的最多的是方法1,用的最少的是方法4。3)李诗中中国元素翻译成日语时,不同大种类的元素使用的翻译方法的频度不同,各大类中的小类的中国元素使用的翻译方法的频度也不同。4)李诗中中国元素翻译成日语时,也会出现误译的情况,而且误译集中出现在神话传说中。

舒熳
《庄子》寓言故事的叙事分析及其叙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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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是一部博大精深的哲理著作。《庄子》的作者，创作了大量的寓言故事。寓言是叙事文学，又是庄子学派阐述道家思想的重要手段，所以可用叙事理论来研究《庄子》的寓言故事。本文以此为基点，来论述该作品的叙事情况。第一部分探讨了“三言”(“寓言”、“重言”、“卮言”)的含义，并得出：它们共同构成寓言故事的整体，“寓言”、“重言”为故事的身体;“卮言”为灵魂。“寓言”和“重言”的本质特征都是“藉外论之”，也即“虚构”。第二部分重点分析了《庄子》中的神、人、物三类人物，并以先秦叙事研究为背景，分析它的独有的叙事特点：消弭时空、人神的界限和物的拟人化。第三部分则以西方叙事学为理论参照，论述寓言故事的叙事模式。《庄子》寓言采用了“全知与限知”叙述视角相结合的模式，主干部分采用“限知”视角，从而使故事悬念增强，情节起伏。以《盗跖》为例说明它的“错时”和“‘概略’+‘场景’”的叙事时间模式。意义重大的事件用场景，意义不大的用概略。两者反复交替共同构成故事的节奏。孔子是《庄子》一书中最活跃、出现次数最多的人物，本文从行动元和角色的关系、人物描写特征上来分析《庄子》对孔子形象的改造。同时《庄子》一书还有着独特的寓言群结构模式，显示了作者对美的理解。第四部分从叙事模式上集中论述了《庄子》寓言故事的地位和影响。与《论语》、《左传》等作品相比，《庄子》寓言故事在叙事视角、叙事时间和人物塑造上都对前人有所继承和创新，并影响了《韩非子》、《婴宁》等文学作品的创作。从而确定了它在先秦叙事和中国叙事传统中的崇高地位。

彭江兰
《庄子》志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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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恢诡谲怪,光怪陆离,这主要是因为书中具有数量可观的志怪内容。《庄子》志怪不仅形成了作品奇诡的文风,还具有特殊的功能和意图。本文基于这些志怪内容展开研究,探析志怪的渊源,挖掘志怪的具体功能,发现其艺术特色,探讨其对后世文学的影响。论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首先厘清《庄子》志怪的内涵。综合考察先秦用例,总结出《庄子》的“怪”是异于寻常的人事物,包括神鬼、物怪、妖异之类的非人之耳目所常见的超现实事物,它给人带来的感受可能是惊骇、疑惑或者惊喜。然后据此梳理出《庄子》中的志怪内容,最后根据庄文中志怪内容的特点将它们从三个角度进行分类。《庄子》志怪按怪的形态可分为怪形、怪言和怪行三类;按题材来源可分为现实题材志怪和超现实题材志怪;按功能可分为寓言类志怪和非寓言类志怪。第二章探析《庄子》志怪的渊源。首先,《庄子》志怪的产生受到宋楚两地巫鬼文化、神话传说、民俗等影响;其次,“齐同万物”“道通为一”的“齐物论”思想也是《庄子》志怪产生的重要原因;最后,庄子傲岸不羁、鄙视利禄、追逐自由以及幽默的个性在一定程度上也会促使庄子挣脱当时说理的传统论辩模式,采用志怪这一言说方式。第三章分析《庄子》志怪的功能。《庄子》借志怪阐道,丰富说理方式。志怪这种可以上天入地、怪诞不经的超现实的言说方式可以呈现“道”的神奇。再加上当时社会对志怪具有一定的接受土壤,志怪增强了本书的理论说服力。《庄子》志怪还具有批判现实社会,表达强烈情感的功能;另外,《庄子》借志怪对抗儒家话语。儒家沿袭周代的礼乐政治伦理原则,强调语言的规则和典范,而且避谈鬼神。庄子颠覆儒家谨严庄重的言说方式,大谈神鬼之怪、荒诞之事、古怪之人,对抗儒家话语。第四章探讨《庄子》志怪的艺术。《庄子》志怪摆脱了先秦志怪偏重客观的“述”的状态,融入了鲜明的个人思想,进入到“作”的阶段。它还具有了一定的审美追求,并且否定了鬼神的绝对权威。第五章分析《庄子》志怪的影响。《庄子》志怪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中国古代的审美领域,开创了“以丑为美”、“以怪为美”的先河。它为后世文学贡献了很多经典文学题材,诸如“大鹏”、“髑髅”、“蜗角之战”等。《庄子》志怪这种言说方式更是影响了后世文人的著书立说方式。

霍云霄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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