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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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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所见祭祀及相关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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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中所载祭祀内容，主要是国家层面进行的祭祀，祭祀的目的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诸方面。本文以《左传》为基本材料，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其他先秦传世文献，对春秋时期祭祀发展变化的特点进行探讨。第一章探讨了《左传》中天神祭祀的内容。主要包括郊祭、雩祭及日月星辰的祭祀。鲁国郊祭中的问题主要有违背常祀不卜的礼制而多次卜郊，以及不郊而望、废郊以及耕后卜郊等。这其中可能存在着多方面的原因，比如说鼷鼠曾多次损伤祭祀用牛，导致郊祭不能如期举行。另外，鲁国多次卜郊虽不符合传统礼制，但还是可以说明统治者对于郊祭是非常谨慎的。多次进行不时之雩，一方面说明春秋时期旱情的频繁，同时也说明了统治者对于农业生产的关注。日月星辰被认为对于国家的水旱灾异都有影响，特别是各国的分野星，都是祭祀的重点对象。第二章分析《左传》中地祇祭祀的相关活动。主要包括社祭及山川祭祀。社祭在春秋时期国家祭祀体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诸方面密切相关。诸侯国内国君卿大夫之间的政治斗争，有时为了达成妥协，会在社中祭祀盟誓，如鲁国阳虎“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亳社”;鲁国发生水灾，破坏农业生产，鲁国于是“鼓、用牲于社”;军队对外征战，“帅师者，受命于庙，受脤于社”;楚国使者聘问齐国，“齐社，蒐军实，使客观之”，等等。山川是各国重要的崇拜对象，立君、战争、监盟、祛疾等也都要对其进行祭祀。第三章探讨了宗庙祭祀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国君即位、出国返国都要告祖，权力斗争中为了达到暂时的团结也会在宗庙盟誓，祖先神还会见证本国对外盟誓。战争前的授兵，战后的告捷献俘也都要在庙里举行。社会生活中诸如国君及卿大夫的婚姻大事、国家发生自然灾害等都要告祖。第四章论述《左传》中的祭祀活动反映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遵守传统祭祀制度和违反传统祭祀制度并存、民神关系上。这一时期对传统的“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三代命祀，祭不越望”的原则有时候还是遵守的，意在维护传统祭礼的等级性。但是同时也应看到，春秋时期天子的命祀权有下移的趋势、诸侯卿大夫擅自增加或改变祭祀对象和礼仪、执政大臣对国家的祭祀权进行控制。祭祀权成为大变革时代诸侯卿大夫争夺的目标，以通过祭祀来实现个人或国家的政治目标，这正反映了春秋时期是对祭祀高度重视的时代。民神关系上的变化体现为重民的思想，民是祭祀神的东道主，重民是重神的前提，此外还出现了隐晦的无神论思想。

臧男男
先秦《诗经》的传播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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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共分三部分:引论、正文和结语.其中正文部分由五章组成.引论:简单介绍'传播'的概念、传播学的兴起及发展状况,并对于以保种角度对《诗经》进行传播学研究加以说明.第一章:从传播学角度研究《诗经》的意义.主要探讨从传播学角度对《诗经》进行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因为《诗经》作为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二千余年来,在封建士大夫心目中,其政治风化作用远远超过其本身的艺术价值,如仅从文学角度对其解读,则很难体会历代诠诗者的用心及《诗经》研究的复杂层面.第二章:主要探讨《诗经》形成过程中的一种逆向传播行为:采诗、献诗,这种传播行为是由低阶向高阶的扩散.统治阶级出于巩固政权,谋求长治久安的目的,采取了一套收集民间口传信息的措施,以此来了解民心民意,这决定了这种传播方式的存在.第三章:《诗经》形成后的正向传播活动:统治阶级通过制礼作乐的礼乐文化向贵族及一般民众传播一种'温柔敦厚'的'诗教'.因此,《诗经》的传播,成为先秦礼乐文化传播的一种方式.第四章:《诗经》的传者、受者所传递的讯息:'作诗之义'与'传诗之义'.其中对于作者来说,其'作诗之义'与'传诗之义'是一致的;而对于不同层次的传者,其'传诗之义'与'作诗之义'往往是不一致的.第五章:《诗经》在先秦时期的传播效果.所谓传播效果,是指传播者发出信息后,经媒介传至受众而引起受众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等的变化,达到传播者的主观目的.对于《诗经》的传播效果,主要从先秦时期上层社会的'赋诗言志'和'引诗言志'、对一般民众所产生的影响、以及通过《诗经》传播对南方楚文化所产生的影响等方面来分析.结语:从采诗、献诗的传播活动,传者、受者之间所传递的'作诗之义'与'传诗之义',以及《诗经》传播所达成的'赋诗言志'、'引诗言志'等效果,对《诗经》在先秦时期的传播学意义及其在形成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传播方式方面的意义进行总结.

刘明怡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道德经》英法译本的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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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名著之一,对传统哲学、政治、宗教产生了深刻影响。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道德经》是除了《圣经》以外被译成外国文字发布量最多的文化名著,因此《道德经》外译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焦点。过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道德经》英译本,对《道德经》法译本的研究尚有不足,英法对比研究则更加匮乏。本研究主要运用生态翻译学中的“三维转换”和“翻译即适应选择”理论,采用文本分析法,对Arthur Waley和Stanislas Julien的两个经典英法译本进行分析。通过对两个译本的对比,本研究总结出两译本翻译策略的异同之处,提出《道德经》等中国经典作品翻译策略的建议。此研究有助于拓展法英汉复语领域的研究成果,补充《道德经》法译本以及英法对比研究的不足之处。此外,本研究采用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在整体应用“三维转换”理论的基础上,还使用了生态翻译学微观的具体翻译策略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因此,本研究从新视角对《道德经》外译进行分析,可以促进该作品在翻译工作和翻译研究工作中的改进与拓展,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研究发现,两个译本都对原文进行了适应与选择。英译本重视译文的通顺和表达,主要采取了省略、转换意象、具象化的翻译策略;同时注重文本的对仗,以求体现原文的诗性特点。法译本则重视对原文的忠实和细节的传达,主要采取依归原文、解释说明的翻译策略;并且注重文本前后的一致性。通过对比,本研究认为从生态翻译学角度,法译本更好地适应了原文及译文生态。此后的经典外译有必要关注以下三个原则:忠实性、解释说明以及诗歌结构。研究结论表明,在经典外译的过程中,不仅可以从本语种的译本之间借鉴经验,也可以从其它语种的译文中汲取有效信息。跨语种的融合交流更有利于优秀作品的有效传播。

綦钰桐
“功成自高退，散发游沧浪”——论宋代名相寇准及其诗词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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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宋前期的太宗、真宗两朝，寇准无疑是首屈一指的著名人物。他最为人所称道的成就即是在澶渊之战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正是因为这一点，自宋以来的正史和野史都把他描写成一位传奇英雄。寇准在他四十余年的仕宦生涯中，两度入相，数次遭贬，历经宦海沉浮，最后被贬斥至死。他复杂的人生态度，丰富而看似矛盾的个性，都深刻地打上了他所处时代的烙印。寇准也是一位诗人，一生共有二百九十一首诗词作品（词作极少，主要是诗歌）。虽然他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就略逊于和他同时代的王禹偁，更无法与后来的苏轼、黄庭坚等人相提并论，但作为宋初晚唐体诗风的代表人物之一，寇准的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也自有其应有的地位和研究价值。

杨帆
荀子修身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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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儒家文化已浮沉发展并占据主流地位两千多年，对中华文明及精神影响颇深，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源远流长，引以自豪的不止是历史，更是蕴含其中的内涵。从微末处发起，儒士向来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被看作是实现政治理想的第一步，自此起为以后的社会、政治生活积蓄力量。荀子广收先秦诸子的学术思想，承接孔孟先儒，作为战国末期的集大成者，对于个人的道德修养、为人处世等都极为看重，其《修身》一文更是对此范畴进行专题论述，是具体谈论修身问题的最早的篇章之一。人是社会的主体。任何时候，当代社会的兴衰成败均是与人的素质与涵养密切相关的，荀子的修身思想是集其逻辑前提、具体内容、人格构建目标、途径为一体的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对于个人逐渐提升道德素养，增进精神修养，形成主流道德认知和确立日常行为规范，培养在社会中的为人处世的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引导作用。　　本文系统考察了荀子修身思想的具体脉络，陈述思想前提和内容，重点论述理想人格及具体方法：第一部分通过考察荀子之前的儒家及各家思想，在继承的基础上加以改造，最终得到了荀子的思想学说，第二部分是对荀子修身的范围做出了具体框定，确定目标视域，分离出身体与精神两方面，并以“增减”两条路向为特点来追求修德向善;第三部分“性恶论”为人性基础，这是荀子修身思想最根本、最显著的特点，但多方位从情性、性朴等补充说明了性恶的内涵，从而有整饬为善的必要性，紧接着论述荀子所看重的“礼”的思想，从起源开始到以礼作为修身的在具体领域的标准;第四部分论述所要追求的修身目标是“士”、“君子”乃至最高层次的“圣人”，重点论述了君子的内涵;第五部分则是提出具体的修身方法，“养心省身”、“慎其独者”、“博学慎思”等修养方法按照内、外和以学贯之的逻辑顺序排列。　　时代要求每个人不断提升精神境界，加强自身知识的积累，通过实践不断提升自身道德素质，在不断追求理想人格中自我完善和发展，因此应当不断挖掘荀子修身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将其与当今时代的道德修养方法相结合，在全社会范围内树立起积极、健康、向上、普适全社会的修身观，这有助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优秀传统中国文化相融合的框架下进行个体道德建设，引导着社会的价值观，促使人们以积极的态度，实现自身价值并对社会和国家做出贡献。

付锦涛
论杜甫的政治改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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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通过对杜诗本身及其有关史料的整理,认为杜甫作为一个政治诗人,具有系统的政治改良思想,并对其改良思想的形成情况、具体内容、文化依据和现实蓝本及主要影响诸方面进行分析探讨.该文首无说明,杜甫深刻体认儒家民本政治思想,锐意于兴国安民,对无道政治进行了坚决严厉的批判,但是深厚的儒学修养又使其不能采取偏激的思想和行为,必然以匡君补失、改良政治为正途.杜甫这种道义自觉在安史之乱前后'王化习俗,一下交丧'的社会情况的激发下,形成了一系列的政治改良思想.第二部分是该文的重点.该文认为,杜甫针对王朝弊政,立足于儒家德治思想,以诗歌文化形式提出了修君德、薄聚敛、去恶吏、斥宦竖、任贤能、开言路、行文治、抑强藩、安边陲、辨华夷等具体的改良思想,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第三部分进一步提出,孔孟儒学的人性思想为杜甫的改良思想提供了哲学依据和理论上的支持;贞观时期的清明政治则成为杜甫改良思想的现实蓝本.最后,杜甫的改良思想在政治、思想、文学等诸方面对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鲍远航
基于关联翻译理论的阿版《诗经》动物意象翻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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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的生命之源，在中国古代经典作品外译中占据重要位置。意象是诗歌的基本单位，是诗歌翻译过程中是重难点。动物意象是《诗经》中最丰富的意象群之一，蕴含丰富中国民族文化特征。本文基于关联翻译理论，梳理、归纳阿布拉缅科俄译版（以下简称阿版）《诗经》中动物意象翻译方法，分析翻译效果，在《诗经》俄译领域做出积极探索。　　论文内容共分四章节。绪论部分梳理《诗经》俄译国内外现状，简述相关研究发展趋势，明确研究对象，总述研究内容。第二章为理论概述，明晰意象的概念，阐释意象翻译的重要性，介绍关联理论与关联翻译理论。第三四章为论文主体部分。第三章首先对《诗经》中出现的动物意象的象征意义进行分类梳理;梳理阿版《诗经》中动物意象的翻译方法，并将其分为：直译法、阐释法、直译加文后注释法、替换法、意译法、省译法、替换加文后注释法，并按类别举例分析;第四章基于关联翻译理论分析动物意象的翻译效果，总结出存“象”存“意”、存“象”失“意”、失“象”存“意”、失“象”失“意”四种翻译效果。　　本论文可丰富《诗经》俄译中意象翻译的研究，对《诗经》翻译有积极借鉴意义;可加深译文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促进中国文化的传播与外译发展，对中俄文化的交流有所助力。

张胜男
《庄子·内篇》生死观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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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问题作为人生问题的核心,从古至今一直都是人生哲学所讨论的热点。对生死问题的各种思考与探索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生死观,在先秦诸子百家所阐述的生死观中,以战国时期庄周的思索最为深刻,成果也最为丰富。他以其独特的理解角度和深入的体察洞见,为后世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正确把握庄子生死观的真切涵义,对于世人缓解生死焦虑、正确面对生死、寻求生命本真,以及妥善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都具有很好的启示作用。庄子的生死观在《庄子·内篇》中有十分详尽的阐发与论述,它发端于战国时期的生存困境里,“逍遥”于以“道”观之的生死齐一中。庄子感怀时代带来的痛楚,他以悲天悯人的情怀来审视社会和世人。以“道”论为起点,以“自然”为主旨,希望通过揭示生死的本质、还原生死的真相,纠正世人贪生怕死、乐生恶死的错误态度。庄子强调“道”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有其自然运作的规律,宇宙万物都按照“道”的内在要求自然生长、变化和消亡,人当然也不例外。世人皆因“气”而生,“气”散则去,这一切都遵循自然的法则,人力不能左右其中。因此人们无需因“生”而喜悦,也不必因“死”而痛苦。参透生死自然的规律,在“道”的观照之下,实现内心的空镜祥和,进入超越生死的至高境界。同时庄子认为个体的精神世界同样需要实现自由和逍遥,强调了精神人格的独立性,他将这种对个体精神人格的肯定理解为“崇独”,力求通过“心斋”和“坐忘”,将本真之我得以重现。本研究在《庄子·内篇》的理解基础之上,从先秦时期儒道两家生死观的联系与区别入手,通过对《庄子·内篇》生死观的形成基础,包括时代基础与理论基础;《庄子·内篇》生死观的内涵,包括生则重生、死则乐死、死生一条;《庄子·内篇》生死观的境界,包括超越生死的“逍遥”与实现超越的路径;《庄子·内篇》生死观的现代评析,包括对社会实践的淡化与对生死的达观豁然,这四个方面的详细论述,在庄子“道”论这个哲学之基的前提下,对世人的生死存亡问题进行探析,力求找寻庄子生死观的本然意义,并为现世的人们提供历史的借鉴。

方慧
方骥龄《论语新诠》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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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学者方骥龄的《论语新诠》全书共三部分：卷首为叙论，卷一之二十为正文,附录《孔子年表》、《孔子及其时世》、《孔门弟子》三节。关于《论语》的组织纂辑问题，方骥龄先生认为《论语》二十篇采用“散列法”编制，一方面显示了他对《论语》有严密编纂体系的认同，另一方面致使各章之义与其所在之篇旨有相扞格处辄改之，所以书中出现了许多牵强附会甚至曲解的地方。在《常语通释》中，方骥龄归纳了“仁”、“学”与“好学”、“礼”与“礼乐”、“亦”、“必”、“而”、“为”、“道”、“德”九个概念范畴的涵义，一方面提供给读者一些参考，另一方面他在归纳义项时，犯了随文释义的弊病。另外，方骥龄还在叙论部分之前编列目次，以便检读。方骥龄新解的重要目的是宣传台湾当局的政治方针。认为义理大于考据，考据属于义理，属于义理一派，许多地方一味谋求新解，以致多处曲解、误解了《论语》的本义。《论语新诠》包括“旧说”与“新解”。“旧说”中称引汉代以来《论语》研究者对本章的不同看法，但并未标明不同学说的来源，不利于读者查阅原书。关于新解，大体有三种情况：一、由训诂求新解;二、由断句求新解;三、因方骥龄认为《论语》有严密编纂体例而出新诠者。方骥龄的新解受既定主题的束缚，许多地方犯了训诂学上的错误。导致方骥龄《论语新诠》中新解不恰当的原因主要有:一、一味追求本义，而忽视词语的常用义，对本义又作过度引申，或对本义理解有误;二、滥用通假，把通假义作为固定词义;三、某字词义，生搬硬套他处解释，甚至对所引他处的意义理解有误;四、只顾字面意思，违背古代汉语语法结构;五、对词语作出新的解释后，直译语句时不能保持其完整性，只好增字为训;六、缘词生训，即根据自己的主观理解，对《论语》中的某些词语作出随意性解释;七、片面释义，忽略了与经典中同类语境的相互照应;八、对人物形象把握不准确而误解;九、主题先行，拘泥于为《论语》假设的组织结构，作牵强附会的解释。解释经典一要实事求是，二要肯定、借鉴前人成果，三要结合语境，四要遵守训诂学规范。对难以解释的地方，可暂且存疑。

刘倩
北宋杜甫七律接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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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的诗坛地位在宋代得到广泛认同，学杜、论杜逐渐成为诗坛风尚，各个流派的诗人都对杜甫作品展开了不同程度的学习。在这一过程中，对杜甫七律的学习是十分重要的一环。可以说，七言律诗经由杜甫创作达到成熟，并对后世的律诗创作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文章运用文本细读法、归纳总结法、比较研究法，在广泛搜集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杜甫七律与北宋七律的创作情况进行分析，力求揭示北宋七律与杜甫七律之间的承继关系。　　文章在对北宋七律创作情况进行整体把握的基础上，选择北宋七律创作数量50首以上的诗人，结合实际创作对有学杜倾向的诗人进行分析。北宋七律对杜甫的学习总体上符合宋代杜甫的接受进程，但又表现出不同的倾向性。从接受特征来看，北宋诗人对杜甫七律的学习表现出个体性与流派性、间接继承性、侧重性三个方面的特点，这是在历史背景与时代价值的双重影响下形成的特定的接受史观。在此基础上，以杜甫七律的选材内容、声律变化以及组诗形式与艺术技巧在北宋的接受情况为中心，探讨北宋对杜甫七律的接受。　　就题材内容而言，杜甫拓展了七律的题材，以关注民生、反映时事与书写自我为突出表征。北宋的七律创作在选材方面继承了杜甫对七律题材的开创，他们在学习杜甫关注民生苦难的同时，以王安石、王令为主的诗人也将杜甫首创的以气候表现人民苦难的创作手法加以拓展，丰富了以书写民生为题材的七律的表现形式。北宋亦将时事写入诗中，充分展现时代特色，如“宋夏之争”“熙宁变法”“元祐更化”等关乎国家命运的事件在苏舜钦、王安石等北宋诗人的作品中皆有所反映。同时，北宋诗人的七律作品十分重视书写个人生活，这种题材倾向与杜甫“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诗中”有一致之处，深得杜甫作品沉郁之致。　　就声律变化而言，结合各个时代对杜甫七言拗体的评价，并分析杜甫拗体律诗的特色。结合杜甫之后拗律的发展情况，重点介绍黄庭坚拗律创作的特点以及对拗体律诗发展的影响。黄庭坚的七言拗律深得杜甫拗体律诗的精髓：即拗体的声律模式虽不符合正体律诗的声律模式，却在声律转换间达到了内部的和谐。杜甫通过拗体律诗表达的“郁戾”之情也得到北宋以黄庭坚为主的江西诗派的学习，在这一过程中，江西诗人既学习杜甫拗体七律表达感情时的沉郁曲折，也有一些作品传达出作者流畅自然的情绪，是对杜甫拗体律诗表达“郁戾之情”的发展。杜甫拗律的创新不仅体现在声律模式、感情表达的变革上，同时也反映在语言的变革与情感表达上的曲折性。杜甫拗体律诗在创作过程中因选材的日常化使语言体现出初步革新，北宋诗人注意到这一点并在整体的七律创作中大加弘扬，成为宋代七律的主要特色。　　就艺术特色而言，重点关注组诗形式的继承与艺术手法的学习。杜甫开创性的以组诗的形式写七律，不仅扩大了律诗的表现内容，同时组诗的逻辑性与主题性也对北宋的诗歌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北宋诗人多以组诗的形式写律诗，在对杜甫组诗形式、内容继承的基础上加以发展，扩大了北宋组诗创作的内容选择面。此外，北宋诗人还重点学习杜甫七律以虚词的使用为主的字法的运用，也对杜甫七律善用典故给予重点关注。章法结构上也反映出对杜甫七律的承袭，通过艺术技巧的继承与发展，北宋七律诗学杜甫又表达出各自的特色，成为宋诗的代表体裁之一。　　北宋诗坛七律学杜是在七律的题材内容、艺术手法各方面皆趋于成熟之后的必然选择，然而在宋代七律的发展史上，内容的现实主义与声律的变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随着对杜甫接受的深入而逐渐发展。总而言之，北宋七律出于杜甫而又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表现出独具特色的宋诗风致。

李欢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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