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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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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诗歌两宋接受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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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生前诗名显赫而身后又多有误读,其人,其诗或与政治相纠结,或与文化相纠结,往往产生了不同的历史接受状态。因此,在接受美学的研究视野中,刘禹锡的诗歌具有独特的价值。因此,我们研究刘禹锡的文集传播和诗歌入选重要选本的情况可以管窥刘诗的接受广度,研究刘禹锡诗歌的批评水平可以理解刘诗的接受深度,研究宋代作家作品中点出、化用、模拟刘禹锡诗歌可以解读刘禹锡诗歌的巨大的影响。刘禹锡诗歌的传播史上,由于其生前已编辑了数种集子,因此在流传过程中表现出了比其他诗人更为复杂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其文集的种类较多,除了正集外,尚有唱和集若干种和后来补充的外集。而唱和集和正集外集的流传又具有不同步性的特点。在宋初最为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刘诗的唱和集得到广泛的传播,而他的正集却仅留下四分之三,四十卷本只剩余三十卷。后由于藏书家宋敏求辑佚,董弅、陆游诸人刊刻,其正集及外集得以广泛传播并产生深远影响,而其唱和集却渐趋亡佚。这种现象一方面证明了宋代文学观念的嬗变,另一方面也说明宋人对刘禹锡解读越来越成熟。而从刘禹锡诗歌在宋代著名选本中的选录上看,刘禹锡的名篇呈现出了从唱和诗到民歌诗相互更替的变化趋势。而对刘禹锡诗歌的选录也从早期的古体为主,到以绝句为主,再到律诗为主,这种变化趋势也表明了刘禹锡诗歌不同体裁接受的变化。在刘禹锡诗歌的批评史方面,北宋与南宋明显呈现出了北宋奠基,南宋深化的特点。所谓北宋奠基,是指在北宋阶段,刘禹锡诗歌的批评仅仅处于印象似的批评模式,三言两语,注重刘诗风格论的探索。而到了南宋,由于诗话发达,南宋的批评深入全面。对刘禹锡“诗豪”从不同方面进行解读。其中尤其以刘克庄的解读最具有权威性,成为后世不刊之论。但是,由于刘禹锡永贞革新的历史污点,在两宋刘禹锡的批评中逐渐产生波及整个文坛的历史性大讨论,一方面赞扬刘禹锡的人格,认可刘禹锡的政治才华,另一方面,很多批评家站在保守派一边对刘禹锡人格大肆批评。“人品——诗品——政品”三维批评模式成为刘禹锡诗歌批评史上的一道独特的风景! 而从北宋中后期开始,刘禹锡竹枝词为代表的民歌体诗歌走上文坛,黄庭坚做为竹枝词的“第一读者”,他的理论上的贡献和创作上的鼓吹在北宋中叶诗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黄庭坚的影响之下,苏轼、苏辙等人开始较大规模地拟作竹枝词,具有鲜明的先锋实验色彩的创作从北宋中叶开始逐渐形成风尚,而在南宋陆游等人的批评文字中随处可见对刘禹锡竹枝词创作的批评,甚至把竹枝词看做个人创作的标高。在刘禹锡诗歌的影响史方面,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杨万里、范成大等人均受到刘禹锡诗歌巨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刘禹锡作品中桀骜不驯、乐观昂扬的战斗精神对苏轼、陆游、刘克庄等具有相似命运的诗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刘郎”、“桃花”、“玄都”等意象构成的“玄都观诗案”典故常为诗人们引用自比或者比人;其二,刘禹锡诗歌词句、意象等被宋代诗人反复引用,滋润了一代又一代的作家。从文体上看,刘禹锡“玄都观诗”所代表的政治讽喻诗、“竹枝词”为代表的民歌体诗、“金陵系列”为代表的咏史诗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对北宋诗坛产生深远的印象,哺育一代又一代优秀的诗人和一篇又一篇的艺术杰作! 从整体上看,刘禹锡诗歌在宋代接受史上居于仅次于李杜韩白的位置,几乎所有的文学流派均把刘禹锡放置在一个较高的位置。诚如《新唐书·文学传序》所云:“言诗则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刘禹锡,谲怪则李贺、杜牧、李商隐,皆卓然以所长为一世冠,其可尚矣。”当然也正是由于刘禹锡文学正宗的历史地位,他无法如其他大家一样开宗立派,宋代的选本中也无一本是专为之选注。从刘禹锡接受史的漫长的历史链条上看,宋代对刘禹锡诗歌的接受和批评涉猎范围很广,研究颇为深入,已经非常接近今天的认识,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宋代是刘禹锡接受史上的奠基时代!

李亮
论《庄子》中的“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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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一书是中国古典文学艺术殿堂当中智慧的象征，它流传至今，被无数人喜爱。它是一部宏伟巨制的奇书，这部奇书拥有着无数的“丑”意象，体现了庄子的审丑观，是庄子较早的把审丑纳入到了中国古典美学领域，标榜了中国古代的审丑经验。对于《庄子》中“丑”的研究近些年来引起了很多学者的重视，也有很多人开始研究《庄子》中的“丑”，但是知识的海洋是无穷无尽的，关于这个话题仍然需要进行全面深入的探究。首先，庄子的审丑观是受到内外因素的共同影响而产生的。外因的影响有两个，一是中国古代文化审美习惯，二是中国古代思维方式，中国古代对“丑”的态度是包容的，悠久的历史文化以及丰富的经历使中华民族成为了一个“美丑兼审”的民族，这使得庄子的“丑”意象得以形成和付诸于《庄子》一书。同时，庄子受老子思想的影响，老子就认为一种事物的正反两面相辅相成，如成缺、盈冲、直屈、巧拙、辩讷等等，所以用“丑”来表现“美”和“道”在老庄那里是有继承性的。而庄子对于孔子以来就崇尚的至善至美的思想是反对的,当时人性已经被儒家思想异化了，庄子看到了其中的弊端，看到了它对人性的分化，于是庄子用“丑”的形象来表达他齐物、自然、逍遥的审美生存思想和追求。同时庄子也受到了社会混乱现状的影响，当时政治上七国争雄，思想上百家争鸣，庄子看到了社会改变是阻止不了的，所以庄子在字里行间表现着反抗权势追求个性解放的意愿，就这样“丑”意象在庄子生活的这种时代背景之下和庄子的审美生存思想中应运而生了。庄子敢于突破传统审美观的那份胆量和勇气也是“丑”能够进入到我国古典审美范畴一个必不可少的内部条件。其次，《庄子》中的“丑”意象，有无用之用的“散木”形象、齐物自然的“丑物”形象、逍遥生死的“骷髅”形象、外丑内美的“畸人”形象，并通过这些“丑”意象讨论了庄子审美化的世界观，以及其德美合一的思想。在庄子的论说当中他认为“气”是最重要的，是世间一切之物的本生之源，所以他认为万物本是没有区别的，都是相同的，所以“美”与“丑”也就没有差别，它们可以互相转化。无论外形是否丑陋，只要有内在的生命力，那么它就可以成为美，甚至可以越丑越美。同时庄子以其哲学美学思想中的“道”为线索，用“丑”表达了他的齐物论、生死观、自然观等方面，这其中包含着“丑”对于宇宙生命力的展示，对于内在精神的崇高和力量的崇尚。第三，《庄子》中蕴含着“美”和“丑”的关系，庄子不仅描绘了“丑”也表现了“美”，“美”和“丑”并没有偏废任何一方，庄子描绘了一系列“丑”的“畸人”和“散木”形象，这些形象外貌丑陋，但是却有其自己的生命内涵，可以说在庄子笔下这些“畸人”和“散木”的“丑”也可以转化成为内在的“美”。在《庄子》中“丑”能够转化为“美”的途径有“法贵天真”“心斋坐忘”“无用之用”;同时，由于观赏对象（审美主体）的不同，以及人和其他物的关系的不同，“丑”和“美”是具有相对性的，这种相对性通过比较可以得出，而且表现在它们的无差别统一于“道”。第四，庄子较早的开创了中国古典美学上的审丑，那么就有必要将他和西方的审丑大家进行比较，例如庄子与西方最具代表性的审丑大家雨果的审丑观就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那么对他们进行详细的比较能更好的解读庄子的审丑观以及他的哲学美学思想，同时也能对西方的审丑观有初步的了解。庄子和西方现代派之间审丑观念异同的比较，使我们更好的了解了中西文化对于社会、人生、宇宙的解读。总之，庄子开始审视中国古典美学中“丑”这一领域，带给我们的不仅有审美意义，其现实意义也不可忽视，他扩大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审美范畴，给当时的人们指出了另一条生存之路，同时对后世影响深远。

谢羽
论语言的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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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语言学是一门研究语言的社会现象的学科。社会语言学所关注的不是语言的核心部分，即它的结构体系；而是语言的边缘部分，即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语言表现。语言是处在不断变化发展过程中的，其中与社会因素相关的语言变异就成为社会语言学的研究重点。社会语言学主要研究的是语言的变异、变体、语言使用习惯上的差异，以及造成这些变异、变体及差异的社会文化因素。语言的性别差异是指男女在使用同一种语言或方言时表现出来的差别。这种差异是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客观事实，是语言社会变体常见的表现形式之一，也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性别差异问题的研究，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已经发展成为本学科研究中的一个不可取代的独立分支。语言性别差异的产生，除了谁都无法否认的生理原因外，还受到更为复杂深刻的社会及心理因素的影响。这是社会语言学性别差异研究在过去的四十年发展过程中得出的一个基本认识。本论文由引论，正文和结论三部分组成，其主要内容如下：引论部分重点介绍社会语言学这一领域研究所使用的相关术语，区分两个“性别”概念以及社会语言学性别差异研究的两个基本方法。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性别差异研究经历了几个不同的研究阶段，各国社会语言学家的研究以及各国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让这一社会现象有了各种不同的理论解释。正文部分由三章构成：正文的第一章介绍语言性别差异研究的历史背景，即其他学科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对社会语言学的影响。在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前，新语法学家和人类学家已就这一现象发表过大量的作品。他们的研究重点针对于发音、词汇、禁忌语等语言现象，阐述了当时社会中存在的男女用语差异现象，并大都强行规定了女性应该怎样使用语言，并对违背常规的女性表现出不满和不屑。但实际上，新语法学家的研究并未对这些对女性的成见给予证实，而这些成见大部分只不过是女性长期受压迫这一现象在语言上的表现。而人类学家的研究基本上局限在远离大都市的偏远原始地区，由此产生的理论并不十分可靠。正文的第二章介绍社会语言学在这领域研究的成果，即男女用语性别差异现象的社会语言学依据。由拉波夫开创的语言变异研究在六七十年代蓬勃兴起，成为社会语言学的主体。在拉波夫范式的引导下，变异研究成果累累。语言变项从语音扩展到语法、词汇、惯用语、语体等；研究对象从最初偏重于劳工阶级和少数民族发展到今日，性别之间的语言差异成为热门话题。米尔罗伊认为，在比较封闭的社会里，以个人的社会网络作为考察语言变异的社会单位更为合宜。海姆斯提出的交际能力学说分析也表明男女在话轮转换、对话模式以及礼貌原则的应用上存在着很大差异。这些社会语言学理论的产生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社会语言学作为一种跨学科研究，在理论模式和研究方法上存在着多样性的一面，不易在学科内部产生“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理论指导模式，但也正由于其理论的多样性，社会语言学研究才可以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正文的第三章从两层面介绍这种性别差异现象所导致的结果。在语言层面上，性别差异预示着语言变化的到来。语言变化发生在语言多样性的大背景下，当专属于某一团体的语言形式被社会其他团体采用时，语言变化便发生了。因此，由于社会团体的差异而导致的语言变异现象必定伴随着某些语言形式的起落。在社会层面上，由于男女交际模式的差异，在与异性交流过程中，往往会产生某些消息的“错误传达”，而这些“错误传达”具体体现在学校教育中，女孩往往在课堂上处于劣势，得不到老师足够的重视，而这一切都源于男女双方不同的交流模式。结论部分强调性别差异研究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其他社会层面的差异保持着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九十年代以来，语言学习过程中社会语言学因素的研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学术亮点，引起应用语言学和语言教师的重视。社会语言学理论的深入研究可以对教育改革产生深远的影响。近些年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上聊天已成为广泛为大众接受的交流手段。但研究显示，男女在网上聊天时的表现并不能验证大部分已有的社会语言学理论。由此可以初步判断现有的社会语言学理论仅仅可以用于解释局限于真实世界中的交谈。过去的四十年间，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从理论构建到方法转换，经过几多嬗变，几多改良。在走过了一段逐步发展完善的曲折道路之后，其研究队伍不断扩大，与日俱增；其研究领域不断扩展，日渐宽广。实际上，社会语言学研究不但存在于语言结构的各个层面的分析之上，而且已经远远超出传统语言学研究的范围，同话语分析、篇章结构、交际策略、认知结构等方面的内容结合起来，形成了跨文化、跨学科研究中新的学术增长点。

李丹
《左传》贵族女性问题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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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是先秦时期规模最宏大、内容最丰富的历史著作,集春秋以来各类史书之大成.它有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出现了多层次、多类型的人物形象.《左传》之前的史书,例如《尚书》,只是单纯地记载国家最高统治者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言论.由于女性低下的社会地位,以及当时历史记载的简易,她们的思想和行为自然不可能被载入.但是,《左传》中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女性形象.这无论是在史传文学史上还是在女性历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左传》在这一点上所代表的正是那个时代的进步性.书中性格较为鲜明的女性形象绝大多数是贵族女性,特别是贵族已婚妇女.原因在于《左传》记述的是周王室及各诸侯国的政治、军事、外交和文化等方面的历史,而此时的贵族女性,尤其是贵族已婚妇女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并且在宗法制社会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她们在各国历史中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影响着当时的社会历史.该文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对《左传》中贵族女性的研究,对这一特定时期、特定群体曾经走过的道路予以回溯,从而探究女性在社会历史中的发展规律、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展现,为女性在未来获得与男性共同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目标提供历史的经验.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左传》贵族女性的社会学考察,分别从《左传》贵族女性的政治地位、与宗法礼制的关系、爱情婚姻,以及春秋时期贵族女性的经济地位等方面进行论述,提出了《左传》贵族女性社会行为的二元性特征.也就是说,春秋时期新旧交替的社会环境对当时的贵族女性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使她们在思想特点、行为方式等诸多方面呈现出鲜明的二元性;第二部分是对《左传》女性观的考察,提出了初步束缚的贞节观、有所松动的内化观、自相矛盾的弱化观、以偏概全的丑化观等四个方面.这些观点的提出,在《左传》女性研究领域尚属首次.并且指出,春秋时期特殊的时代特点造就了与商代相比初步束缚,但与后代典型的封建王朝相比又相对宽松的女性观.《左传》作者的女性观也处在这样一个矛盾的状态之中;第三部分首先从伦理与道德的角度分析了善恶两类《左传》贵族女性人物形象.其次,分析了女性人物描写的具体方法,指出作者善于运用娴熟的写作技巧和多样的写作手法,特别是使用凝练传神的语言和行为描写,使贵族女性形象并未沦为伦理与道德的简单符号,而是成为中国史传文学史上第一批形象鲜明、个性迥异的女性形象.

张蓉
陆游骈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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骈文经过北宋散文化的影响,骈文获得了实质的发展,新的格律在南宋逐渐建设起来,形式逐渐固定化,成为了骈文体式的典范。陆游生活在战乱之际,其骈文大多围绕国计民生来写,如“忧国忧民”的意识、“以农为本”的纲领、“仁政厚爱”的主张。陆游骈文中的爱国主义思想既源于家世传承,又受到老师同辈的影响。陆游的骈文创作主要分三个阶段:早期广益多师,典雅雕琢;中期积极参与政治,慷慨激昂;晚期生活平淡,恬淡清新。陆游骈文之法主要受孟子“养气说”、王安石、曾几等人的影响。陆游的骈文语言工致典雅、句法清新、笔势圆熟;行文委曲周详,词旨剀切;技法方面,表达手段更加丰富,擅于结合议论、抒情、叙事。在南宋同时的作家中,陆游与杨万里同属“南宋四大家”,但是两人的骈文创作分属于王安石与苏轼两派,在语言、技法、风格方面各具特色:语言方面,陆游的语言平实凝练,文字整饬,杨万里则倾向于诗化,喜用长句,注重节奏与韵律,气势舒缓,文彩斐然;技法方面,陆游注意稳贴,虚实结合,无矫造作之态,杨万里擅于创新,让人耳目一新,往往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创作风格方面,陆游爱憎分明,语言犀利,文气隽永,杨万里注意生活的细节,具有“闳肆”、“风趣”的特点,也不乏关心现实的作品。

何平
中国文化专有项的回译研究——以林语堂英文版《苏东坡传》的两个汉语译本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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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异语作家在进行创作时，将带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在加工后介绍给目的语国家的读者，从而推动了文化交流。所以，把异语写作作家的作品译为汉语时，需要将此类作品中的中国文化给予还原，这便是“回译”。而由于回译过程中并没有一个中文版本作为回译的原文本，因此这样的翻译属于“无根回译”或“无本回译”。　　上世纪40年代，林语堂先生出于对苏东坡的喜爱,收集资料并创作了英文版的《苏东坡传》(TheGayGenius:TheLifeandTimesofSuTungpo)。这部传记旨在向西方读者介绍这位伟大的诗人，并向西方世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这部传记目前有两个汉语译本，分别由张振玉先生、宋碧云女士翻译。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努力还原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信息，因此被看作是一种文化的回译。　　基于王宏印教授“无本回译”和中国文化专有项的理论，本文对林语堂原作所涉中国文化专有项进行研究，发现林语堂先生在创作过程中对中国特色的文化专有项采用了以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同时对两个汉语版本的《苏东坡传》中出现的中国文化专有项进行分类和对比分析，探讨造成文化专有项误译或错译的主客观因素：回译过程复杂;回译工作量庞大;原文的可译性程度;译者的素质，等等。笔者希望本研究能对海外作品中的中国文化专有项回译提供借鉴。

穆丽丽
基于米芾书法美学思想的字体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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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的是基于米芾书法美学思想的字体设计。研习书法美学是当下设计师字体设计创作的重要途径，也是传承和弘扬中国特色书法文化的担当与责任。当下汉字字体设计与我国历代书体演变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是不可分开对待的。文章理清了中国书法在不同时期的变化、意义，着重对“宋四家”中米芾与蔡襄、黄庭坚、苏轼为代表的书风作了详细的对比和分析，找出宋人同为“尚意”但有自己鲜明个性的米颠书法美学思想，作为全文研究的理论依据。接着梳理了字体设计的源与流，区别出汉字字体设计进而细分到汉字创意字体的设计。本文研究的核心内容便是基于米芾书法美学思想的汉字创意字体设计以及应用。　　第一部分研究分析了米芾书法美学和字体设计的现状及课题的研究意义，第二部分论述了米芾书法美学风格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他的美学思想对后世和当代学习者的影响;第三部分通过分析米芾书法风格和汉字创意字体形态语言，试找到二者之间的联系，从米芾“尚意”、“天真”、“求变”等美学思想里探索汉字创意字体设计的美学理论依据;第四部分从米芾书法作品中分析其中的笔法、墨法、结字和章法等特征，并以《蜀素帖》其中的一首诗歌《吴江垂虹亭作》为主题展开设计，以字体设计原则为基础，结合米芾书法美学思想，从笔形概括、结字特征、布局和灰度调整等方面进行设计和规范;第五部分是整个课题的实践展示部分，主要以海报设计的形式将米芾书法美学思想创意字体设计构思、排版并作统一调整后展示。　　通过对米芾书法美学思想的分析，探究找到与汉字字体设计密切关联的的美学理论契机，将传统书法中的美学意识唤起，得出基于米芾美学思想的创意类书法字体设计的功能性意义，寻找到中文字体设计可运用、可借鉴的美学支撑方法，站在二者关联性的美学角度尝试创意书法字体设计实践。

赵宇航
从迦南传统到摩西记忆——一神论语境下古以色列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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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以色列族群性与宗教性高度同构，对其族群认同的探析事实上也可看做是对其宗教生态的把握。本文拟从记忆史学视角切入，以一神论起源为线索，试图从其宗教演进理解古以色列族群建构过程。作为希伯来信仰两大历史记忆，迦南多神崇拜和摩西一神信仰有着耦合与对立的关系。多神也是一神演进的必要前提。一方面确存在一个真实的多神传统，譬如从亚卫神形象中可看到厄勒、巴力神话叙事的影子;乌加里特神话与旧约叙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迦南传统被掩藏于旧约文本和考古材料的背后，被古以色列族群有选择的遗忘和隐瞒，不为其文化记忆所兼容。　　从迦南多神到摩西一神不存在“历史的跳跃”，现实与文本间所呈现的革命性、断裂性，是族群对集体记忆筛选、斩断的投射。记忆中的摩西是奠定以色列族群“特殊文化心理”的核心人物，也是其族群认同的最大公约数。摩西形象合和诸先知、祭司、圣王为一体，来源极为复杂，是多重角色叠加的结果。其身上呈现出的三大特质各有所本，各有所用：“排他主义”源于前8世纪何西阿先知的圣婚隐喻，同时也是亚卫上升为独一神的关键，由此衍生出的“偶像崇拜”解释系统将旧有的迦南众神斥为异端，树为“他者”，为族群认同勾勒出一个清晰的边界;前9世纪先知阿摩司的“选民观”为族群身份提供了自我认知，成为凝聚族群的情感纽带;为祭司群体所鼓吹的“律法主义”，较前二者更为晚近，通过禁忌、节俗、庆典等仪式化的方式，使得族群得以不断刷新选民身份，对抗日常化侵蚀，起到维持、巩固之功用。为整合南北族群认同，上述三大特质在前7世纪末的约西亚王改革中，被推元至出埃及历史节点，成为摩西记忆组成部分。正是摩西记忆，所带来的凝聚力与向心力，使得古以色列民在接续不断的历史挑战中成功维系了身份认同。　　一神论是身份认同的副产品，是手段而非目的。一言以蔽之，圣经时代的古以色列人基于一种族群身份认同的需要，通过排他一神论，主动、有意地斩断了原有的多神传统，并且将一神信仰追溯至前13世纪的摩西身上，古史层累使得虚妄的伟大人物产生了真实的文化记忆，此即从迦南传统到摩西记忆。

史晓东
诗歌意象翻译的移植和改写——以李白诗歌意象英译为个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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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诗歌蕴藏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映，是文学作品中最精炼最集中的一种形式。而意象则是诗歌的精髓，精心构筑意象，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大特色。随着翻译研究的深入发展和跨文化交际的日益频繁，越来越多的翻译研究者把对意象的研究视角从语言层面转向文化层面。意象翻译的本质就是要实现不同民族间的跨文化交流。因此，翻译诗歌传递本土文化的重点和难点就集中体现在意象的传译上。基于翻译研究中此种认识的转变，作者认为诗歌意象传译的本质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并提出意象传译的两种基本方法：移植和改写。两者均为了在译文中保留源语的文化风貌和韵味，实现跨文化交际的目标。在这两种基本方法的指导下，文章还探讨了传译中国古典诗歌中文化意象的四种基本方式：意象的保留，意象的修改，意象的增加和意象的省略。移植和改写为中国古典诗歌意象传译提供了新的视角。不管采用移植还是改写，都要将保留意象的文化为最根本的出发点。李白(701-762)是盛唐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继屈原之后又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歌飘逸豪放、想象瑰丽、语言浑然天成，在中国诗歌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不仅是中国文学的瑰宝，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经典。尤其在意象的选择和安排上更是带有鲜明的个性。基于此点，本文从移植和改写的文化翻译角度，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对比了十几位中外名家对李白诗歌中意象翻译的不同文本，分析各名家的意象翻译得失，研究意象中的文化因素是怎样在译文中得到体现。即：当源语意象中的文化与译入语文化完全相同时，采用直译的方式完整保留诗歌意象;当源语意象中的文化与译入语文化不同，而且还可能引起误解时，诗歌意象翻译采用替代的策略;当意象中的文化在译入语中找不到对等的文化时，诗歌意象翻译则采用增加、省略，或注解等的策略。全文共分五章：除第一章绪论概括介绍了文献综述和理论框架以及文中要涉及到的研究对象即李白诗歌以外，该章介绍了并对比了中西方的诗歌意象翻译的理论阐述，以及诗歌意象的翻译的成果，引入文化翻译方法移植和改写，最后概括介绍李白诗歌及其特征。和第五章结论部分以外，其他三部分主要分析了李白诗歌意象最具特色的三大特点即：描述性的意象，修辞意象以及具有象征意义的意象，用实例探论了中国古典诗歌意象传译的两种基本方法。

何瑛
论“伦理道德影响下的中国寓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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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言是一种与人类文化关系极为密切的文体。它是人类各种文化成果的重要载体。本文主要以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中国寓言文学作品为材料，从伦理学的视角对寓言文学进行跨学科的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寓言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不同时期的寓言，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来看，都明显受到当时社会的伦理观的影响：先秦时期，我国第一批知识分子群体即活跃的士阶层兴起，他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政治和伦理主张。为了推行自己的主张，并增强论辩效果，他们便引进各种历史实事和民间故事，并根据自己的观点作了加工，于是寓言便应运而生。两汉时代，由于秦始皇采取的”焚书坑儒”等文化专制主义政策，以及经过秦末大战乱，先秦典籍之中反映伦理道德观念的著作散失了很多。汉代平定天下之后，积极整理恢复反映儒家伦理思想的典籍。其中，经师们为了解释经书，通常会引用一些富有一定寓意的寓言来说明经书上深奥的道理，于是考释著作中的寓言出现，并成为汉代寓言创作的一大特色。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解放，异端纷起，僵化的仁义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专制的封建统治不允许人们直抒胸臆，因此只能以冷嘲热讽的笑话形式来宣讲道德。这种以笑话为题材的寓言，开了后世讽刺寓言和诙谐寓言的先河。唐宋是中国古代寓言创作的复兴时代。无论是中唐柳宗元独立成篇的寓言体式，还是北宋苏东坡螺旋式的寓言创作方式，都是受到当时社会儒释道三家统合的伦理观念的影响。元明清时期，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始发展，明代理学产生。受其影响，市民文艺空前繁荣，于是寓言与小说的渗透就顺理成章，从而使得寓言的创作方法有所改变。同时，明清时期，统治者加强了封建君主专制，人民言论不自由，因此讥刺的诙谐寓言发展起来。进入现代，随着改革开放及马克思主义伦理的发展，中国寓言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呈现出”中西合璧”的艺术特点。中国传统文化的泛伦理性，以及”以善为美”思想突出，使得伦理思想渗透到各个领域，寓言文学所受的影响极大。同时，寓言文学也反过来影响着伦理观——从寓言作品中往往可窥见一个时期的伦理思想，而优秀的寓言甚至可以促成新的伦理观的形成。二者相互影响，关系十分微妙。随着时代的发展，寓言文学不但没有繁花似锦，反而逐渐走向衰败，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伦理道德的变化发展：旧时由于克己复礼、趋善崇德的思想，使人们对伦理道德格外重视，寓言深入浅出的说理方式正符合当时的社会情况，因此得以蓬勃的发展起来;今日的社会科技日新月异，人们的思想也越发复杂多变，伦理观同样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与发展。社会问题的日益复杂化，使得现在的道德问题已不再是简单的对与错问题，面对这一局面，寓言低级的说教对于文化水平普遍提高的现代人起效不大，让位于其他文学表现形式，故而逐渐失去市场，同时网络时代又有新的伦理难题，传统寓言文学不思变、不求创新，只会渐渐走向衰败。全文对伦理道德如何影响中国寓言文学进行了系统的阐述，目的是希望能唤起人们对寓言文学的再认识，促进该文学种类在新时代的健康发展。

徐安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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