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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思想与《史记》的文学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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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与道家思想的渊源笃深，司马迁对道家思想的尊奉，流露在《史记》的写人叙事中，而《史记》里也能折射出道家学说在汉代发展、演变的规律。从文学角度研究道家思想与《史记》文学的关系，可以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史记》的文学成就及其成因。全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为五章。　　第一章司马迁与道家思想考论汉初，为修复秦二世之暴政遗绪，统治者在政治上选择了黄老道家思想，武帝后期，社会阶级矛盾严重激化，严峻的社会形势之下，道家的“无为”而治对社会政治再一次起到了调节作用;从家学影响看，司马迁自幼在父亲的濡染下学习成长，对道家思想的接受潜移默化;从个人选择看，李陵事件中遭受腐刑，司马迁于道家“无为”中获得精神解脱，以刑余之躯撰著《史记》。　　第二章《史记》对《老子》《庄子》的引用与化用《史记》中有大量的语句、对话、典故、甚至篇章都出自《老子》和《庄子》，有原文引用、历史题材的采用、寓言故事的化用等等。这种文字上的联系，是《史记》对道家思想接受的直接表现，也是研究司马迁道家观的重要基础。　　第三章道家思想与《史记》的人物塑造司马迁经常以是否秉持道家思想，作为衡量历史人物成败的重要标准。《史记》入传人物的选择标杆，不以社会地位、血统尊卑和爵秩高低为准绳，而是注重社会作用，选择性地将代表人物入传。对贤才，奇才、奇智、奇勇之人的偏爱，是司马迁“爱奇”的表现，其中寄寓了司马迁的思想取向和审美选择。　　第四章道家思想与“太史公曰”中的史学评论司马迁吸收了道家朴素辩证法的思想，将道家之“变”运用于评价历史人物之中。在社会政治观方面，司马迁喜欢称引道家学说来批判现世之腐朽社会。在人生观方面，一定程度地接受了道家的生死观，强调要正面生死，赞扬那些慕义而死，忍辱负重的勇士。　　第五章道家思想与《史记》的表现手法《史记》表现手法对道家思想的继承，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抒情性，《史记》与《庄子》在不同程度上诠释了悲情美;二是《史记》巧妙运用“庄”式讽喻手法，表达司马迁内心的悲愤之志;三是语言风格上，继承了庄子的“疏荡奇异”以及老子简约自然风格;最后，《史记》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庄子》中“史”的因素。

王晴
宋画香炉释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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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香炉文化璀璨耀目，一方面它作为器物渗透在宋人的社会生活中，另一方面它作为绘画创作题材融入到宋代文人的大量绘画作品中。从遗存于世的宋代绘画作品中，我们发现宋代的香炉造型不但丰富多样，其形制更是精巧简练、线条优美、古朴雅致，一改之前的华丽、绮靡。而一些具有特殊意义的香炉，又凭借深厚的民族文化积淀，成为中国传统生活美学不可或缺的器物，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本文结合笔者的专业所学，以宋画为媒介，采用读画、赏画、释画和复活实践的研究方法，试图对宋画画中香炉的形制、功用、审美进行分析与探微，了解宋代香炉的有形之“器”和无形之“道”。探索具有中国审美意趣的研究和复活传统的新路径。

刘静
两宋贾谊接受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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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散文、辞赋在文学思想、文章风格、精神品格诸方面对后世文学及士人文化品格均产生了深远影响。而贾谊作品作为西汉文学的典范之一，对于之后不断标举两汉文学为典范的文章改革、文风革新运动而言，尤具特殊意义。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与士人风气，两宋散文、辞赋创作得贾谊文启示之处很多。从两宋士人对贾谊的接受中颇能以小窥大，见出两宋对西汉繁荣时期文学的接受和发展，及由此形成的两宋独特的散文风貌与士人文化品格。　　第一章从两宋士人政治热情高涨与无所为的普遍化;对国家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与对个人际遇、自我人生的关注;国家表面承平和事实隐患使士人深有忧患意识;两宋三教融合的文化思潮等来描述两宋对贾谊接受独特的文化心理渊源。同时阐述了两宋文人对贾谊救济天下的政治情怀、不畏权贵的自觉批判精神、礼重大臣的政治思想等的尊崇和接受。两宋文人还接受和发展了贾谊以老庄自适，寻求内心平静与精神圆满的心理模式。　　第二、三章论述两宋散文、辞赋对贾谊散文、辞赋的接受和发展，试图描述两宋文学对贾谊接受的共同性。第二章主要阐述两宋散文对贾谊政论文、史论文的接受和发展，从驳杂多样、蕴含丰富的思想内容;不为空言，切于世事的文学观;雄深雅健好议论的行文风格等多方面进行了探索与总结，勾勒了两宋散文强烈的现实性、哲理思辨性与贾谊散文之间的渊源关系。　　第三章指出了贾谊辞赋与一般汉赋存在着差异性，阐述两宋抒情、说理小赋在抒情个性化、哲理思辩等方面对贾谊辞赋的接受和发展。此外，以贾谊《吊屈原赋》、《鹏鸟赋》为滥觞，逐渐发展形成的老庄自适、圆融超脱的贬谪士人文化心理模式，在两宋发生由“怨愤”转而“超越”的质的变化，表现出宋人以通脱旷达心态审视、接受现实处境的特殊文化品格。　　第四章，在描述两宋对贾谊接受的整体轮廓的同时，本章尤其注重接受个案的分析研究，指出各个具体审美主体对贾谊接受呈现出的差异性。论述了两宋对贾谊接受具有代表性的几个作家如欧阳修、苏洵、苏轼、李纲等对贾谊的接受和新变。欧阳修作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力行者，对贾谊的接受具有全面性和纲领性。苏洵自比贾谊，提倡“有为而作”，对贾谊政论文、史论文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学习。苏轼尤喜贾谊、陆贽之文，其文风深受贾谊影响，并进一步接受和发展了贾谊《吊屈原赋》、《鹏鸟赋》二赋中发轫的进则救济天下，退则超然物外、寻求“春枝花满，天心月圆”的和谐心灵境界，寻求个体人格高洁旷逸的人生模式。李纲文风雄健，气势纵横，与贾谊所代表的西汉文风一脉相承，明确提出了“托怀鹏鸟乃吾师”，延续和发展了苏轼对贾谊文化心理模式的接受，其超越通达的思想颇能代表两宋文人对贾谊的接受异于其他时代的特色。　　由于封建集权制度的逐渐加强，贾谊不遇心态成为后世文人的一个类型化心态模式。对贾谊不遇的看法影响了他们在面对贾谊及其作品时的审美接受，故而附录一补充论述了贾谊不遇的历史必然性。　　附录二从接受角度来具体分析贾谊《鹏鸟赋》一文，论述了贾谊《鹏鸟赋》的流传情况、接受内容和接受方式。

李春云
《史记》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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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是一部大书,也是一部奇书。作为二十四史之首,它不仅被史学家奉为圭臬,更被文学家视为典范,几千年的《史记》研究,代不乏人,著作亦可谓汗牛充栋。但这并不意味着《史记》就再无研究的必要与空间。其中还有一些前人尚未解决,或已经论及但研究尚不透彻的问题。基于以上考虑,本文选择《史记》文学研究为题,对《史记》作一立足文本分析的研究。除绪论外,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在对西汉的审美思潮进行简要概括的基础上,阐释了司马迁与这一文化特质的关系。司马迁作为史学家的开阔胸襟,《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创作宗旨,“采获古今,贯穿经传”、经纬万端的选材与体例设置,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熔朴拙与酣畅于一炉的语言特色,都受其时审美思潮的影响。同时,大一统帝国尤其是汉家帝王对奇才异能之士的忌刻寡恩,又使士人们遭遇“不遇”悲剧。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与理想不得实现之间的矛盾在司马迁心中不断碰撞、激荡,促成了“发愤著书”写作意旨的产生,也成就了《史记》雄深雅健、沉郁顿挫的文章风格。第二章探讨司马迁与孟子之关系,旨在解决司马迁思想的渊源与归属问题。司马迁是独立于西汉谄谀浊流之外的人,其时去战国未远,先秦士人独立自主、个性高扬、追求功名的昂扬精神,对汉初士人沾溉犹多。司马迁的思想,直承先秦馀绪,他又将其与大一统帝国统摄万物的宏阔精神相结合,形成自己独特的精神气质。司马迁的精神,与孟子最为接近,尚义精神是二者的根本契合点。司马迁舍死以就功名的精神,与孟子舍生取义之论极为相似,这在《史记》中有鲜明的闪现与淋漓尽致的演绎。对舍死取义,司马迁有刻骨铭心的体会,也更为理解与激赏。在《史记》中,舍生取义与舍死取义相表里,在大是大非面前选择生还是选择死只是形式,是否为了捍卫道义,实现理想,才是生死抉择的关键。《史记》中既有对屈原等人舍生取义精神热情洋溢的赞颂,更有对伍子胥等烈丈夫舍死取义精神深沉酣畅的嘉许,又有对李斯等人为追求私利而背弃道义行为的鞭挞,与孟子的舍生取义殊途而同归。司马迁对汉家帝王及政治尖锐果敢的批判,是孟子“草芥”、“寇仇”、“民贵君轻”、“说大人当藐之”思想的具体化。正是从尚义重气上,司马迁秉承了孟子的精神。第三章分析《史记》的结构形态。《史记》的外部结构,从最宏观的角度考察,即在五体的相互协调之下而成一整体,其篇章次第安排,不仅有脉络可循,且皆有深意,尤其是各体的首篇与末篇设置,或体现鲜明的“崇让”、“尚义”精神,或充满批判与揶揄,从而使整个作品形成一个首尾圆合的有机体。《史记》结构的意义超过了五体简单相加的总和,而形成一个完整精密的语言生命体。五体篇数的文化内涵,是《史记》的结构之道,构成了《史记》的深层结构。它们具有千言万语所不能表达的深刻意蕴,不止于造就作品的形式美,还引导文学意义的实现,是达到五种体例的浑融配合与整体结构的和谐,并承载史公情感、意旨与好奇精神的隐性武器。通过神秘数字的使用,司马迁对五体的性质与功能进行了不言自明的深层定位。《史记》结构的模式化,承载着单纯靠文字无法传言的深意。《史记》的单篇结构,呈现出严整性与多样性的特点,不仅一传代表一类人物,也代表一种精神与境界,合传与附传都用心良苦,值得细细咀嚼。《史记》的结构,已突破了单纯的文本形式的功能,而成为沟通形式与内容的桥梁。第四章论述《史记》的叙事艺术。在叙事内容上,闲笔点染于没要紧处生出波澜,使行文摇曳多姿,可增加阅读快感,并往往存有深意；篇末馀文韵味无穷,是匠心独运之处,笔外有情,状外有态；所载文辞都经过深思熟虑,从不滥载。在叙事手法上,每件事每句话的位置安插都极有斟酌,是重要的功能和意义的标志,寄寓着微情妙旨；叙述同类事、同类人时,做到了犯而能避,复而不同；提掇点注,功能多样,既得历史事件之要领,又情文相生；在清晰明了的记事之馀,又注重描摹尽致,悉力装点,使得光景宛然,滋味横生；虚与实、疏与密、庄与谐互相协作,共同奏响《史记》叙事的交响乐。第五章论述《史记》的语言特色。叠复、顶真、比喻等修辞手法的使用,大大增强了《史记》语言的表现力。在遣词造句上,《史记》用词言浅意深,言简意远,一字一句,义不苟下。《史记》的人物语言,是历史人事的褒贬者,时代特色的体现者,人物对话则或妙趣横生,或隐晦深曲。《史记》的虚词使用,做到了只字片语,神情全出,运用语气词之处,恰是作者笔下藏锋处,成为抒情和讽刺的有效武器,促成了《史记》俊逸、郁勃、沉郁、雄浑文章风貌的形成。总之,《史记》之所以成为文学作品,正是由于其能激荡感情之故,尤其是承继了孟子的浩然正气与尚义精神、批判精神。正是由于司马迁将文学意识结合于历史意识中,将生命之情感与体验投注于《史记》结构、叙事,才使《史记》成为有血有肉有灵魂的生命体。

张亚玲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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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左传》自汉代起历代学者研习不已，为之作注者颇多。近人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以下或简称“杨氏《注》”)集前人注释论述之大成，通古今，重证据，辨是非，解疑难，是目前所见到的关于《春秋左传》的最好注本。无论在注释内容上还是在整理体式上，杨氏《注》都集众家之长，又有创新和突破。杨氏《春秋左传注》有着突出的诠释特点：注释方面全面、内容丰富、注解详密：广征严采，详略得当;考辨性强;尊重历史事实。释诃、解句作为注释的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在杨氏《注》中占有很大比重。其释词方法可分为三大类：义训法、声训法、形训法。其解句方法可分为翻译性解句法、说明性解句法、综合性解句法三大类。无论释词法，还是解句法，在各大类之下，根据实际情况，又都可以层层划分出二级、三级乃至四级、五级小类目。每一类目都代表着的一种释词法或解句法，各具特点，形成统一的诠释体系。考辨法是杨氏《春秋左传注》中使用最为广泛的诠释方法，不仅用于释词、解句，也用于校勘、句读等。其所使用的考辨方法有旁征博引考辨法、据制度考辨法、据事理推断法、据旧注考辨法，等等，根据实际需要，灵活运用。杨氏《春秋左传注》所采用的古籍整理体式比较全面，可分为主体部分和附载部分两类。主体部分，即正文部分，属于注释体，但不是单一的注释体，而是融合了集注体、校勘体、标音体、考辨体等体式特征的综合性整理体式。附载部分包括《前言》、《凡例》、《引用书目》、《所见部分器物图》、《春秋左传字典》、《左传译文》，所呈现的体例有总论体、凡例体、图解体、词典体、译文体等。由于杨氏《注》所采用的古籍整理体式比较全面，而且应用得当，故其诠释效果相当好，实可超迈前贤，为一代之巨著。本论文力争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创新： (1)通过分析比较，概括出杨氏《春秋左传注》的诠释特点。 (2)研究杨氏《注》释词、解句方法，参考冯浩菲先生《中国训诂学》的理论体系，试图建立起比较全面、系统的杨氏《注》释词、解句方法体系。 (3)杨氏《注》所采用的古籍整理体式比较全面，详细分析其主体部分和附载部分所体现的古籍整理体式的特点和作用，希望为自己，也为其他学人日后从事古籍整理工作，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帮助。

李平
老子“贵柔”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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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作为先秦道家的创始人，他的“贵柔”思想对其所处时代的人民安身立命和统治者治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作为周守藏室之史，老子遍历了历史上的成败、祸福之事，由此明白了柔弱、虚静、谦下不争的无为之道的重要性。老子的“贵柔”思想不仅适用于战乱纷繁的时代，其弱道哲学对当今社会中人的修身养性、调节人际关系等皆有重要作用。　　老子“贵柔”思想研究主要分为三部分展开论述：第一部分，老子“贵柔”思想的提出，包括对老子所处时代背景的概述和老子本人经历的描写，春秋末期社会动荡不安、诸侯国之间战乱不止，统治者的昏聩造成了国家的昏暗、政治的变动不居和社会民不聊生，而文化上的多元性却催生出了一批寻求济世救民之方的伟大思想家，老子便是其中之一，他的独特经历为其提出“贵柔”思想奠定了基础。老子的居柔守雌思想在先秦思想家中是独树一帜的，老子对柔弱的思考在强调刚健之气的中华民族文化中亦是独特的存在。　　第二部分是老子“贵柔”思想的主要内容，老子所尊崇的道，其性质表现为柔弱不争，老子用水、婴儿等具体事物来解释他所尊崇的柔弱之道，居柔守弱之人对于万物的作用就如同水一般，水虽居于低洼肮脏之处，却能辅育万物而不因此自我夸耀。老子对于如何在实践中体道、悟道以及最终复归于柔弱无为的大道进行了方法论上的阐释，人们需要从二元对待的知识论层面跳脱出来，不再只拘泥于经验世界之中，关闭与外界连接的欲望孔窍，涤除后天产生的私心杂念、偏执成见对人的障蔽，如此才能向内探求;在处理自身存在与自我意识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要收敛自身的锋芒，保持虚静的状态，如此才能不与他人纷争，时刻保持柔弱的状态，才能无所阻碍的复归于大道。　　最后一部分是对老子“贵柔”思想地再思考。老子的贵柔思想对我们回归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状态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尊重老子的“贵柔”之道，培养“柔弱”的德行，才能够使自己把握道之体用，以复归虚静之境，超脱于外物之牵绊，达到物我和谐、精神自由、不为物累的境界。

崔竹青
译者主体性视角下杜甫诗歌翻译对比研究——以许渊冲与Bynner译本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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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人称“诗圣”,其诗歌被视为中国文化的瑰宝,许多至今仍被人们铭记和赞颂。他的诗歌之所以如此受欢迎,是因为诗中有着忧国忧民的情怀,丰富的文化内涵,个性化的意象,优美严谨的格律和精炼之至的语言。杜甫诗歌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如德语、法语、韩语等,但译文版本最多的还是英语。传统的翻译研究常常是以文本为中心,原文作者、原语文本和译语文本成了研究者关注的对象,而译者经常被人忽视。然而,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将研究者的注意力转向了译者,这是因为译者是译文的创造者,译文质量的高低跟译者的身份、地位、经历、文学修养息息相关。对译者主体的研究是进行翻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这篇论文从译者主体性视角,以许渊冲和Witter Bynner译文为例,对杜甫诗歌进行对比研究,旨在探索两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主体性表现的差异,以便探讨译者在汉语诗歌英译过程中如何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本文采用了定性研究和对比分析两种方法。通过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首先,在准备阶段,两译者不同的经历、兴趣、文化背景、语言能力不仅影响文本选择而且影响他们的翻译目的。许渊冲是中国本地的译者,他毕业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为美国到昆明的志愿军做过翻译,而后留学法国。他文学功底深厚,翻译的目的是传播中国文化,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而Bynner是美国诗人,亚洲之行之后爱上了中国古诗,他翻译中国诗词的目的是借用中国古诗的意象以自由诗的形式表现具有东方色彩的意趣。其次,在理解阶段,许渊冲深厚的文学功底使他对原文意思的把握更为准确,而Bynner对原文的理解是基于其合作者江亢虎的解释而定的。其三,在再现阶段,两位译者各自使尽解数,充分发挥其主体性,译出了精美的译语文本。其表现为:1.在专有名词、文化术语、自然元素的翻译方面,许渊冲更切近原语的表达,即异化法,而Bynner更倾向于译语文化的表达方法,即归化法。2.在情感表达方面,许渊冲多拘泥于原文,而Bynner表现的更为洒脱、自由。3.在韵律再现上,许渊冲更注重韵律的再现,而Bynner则习惯于自由体诗歌的风格。虽然二者所译各有所长,但也各有所短。如许渊冲虽然保存了原诗的韵律,对仗也较为工整,但译文读起来不太自然。而Bynner虽然译文流畅,但原文里的音韵,抑扬顿挫却并未体现。鉴于两个译者在发挥主体性方面造成的各自的不足,本文建议:1.译者要深入对原文蕴含的了解,不但要读懂字面含义,还要通过查阅各种文献,了解原作者的身世、经历、兴趣爱好、所处的社会背景等,挖掘其深刻的内涵,以免误译。2.译者要不断地加强双语能力的培养,了解原语和译语诗歌在音韵、节律等方面的美学规则,译出既能反映原语诗歌美感,又能被译语读者接受的译文。通过这个研究,作者希望以译者主体性理论为基础,为中国古典诗歌翻译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肖艳伟
从阐释学翻译观看两译者英译《庄子·内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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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亦称《南华真经》,道家经典之一。自其问世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庄子》共三十三篇,本文选取其中集中体现庄子哲学思想的内篇七篇为研究对象,借用当代阐释学派中重要理论“偏见”和“视域融合”的两个概念,通过对《庄子·内篇》的两英译本——林语堂译本和Burton Watson译本进行对比研究,探讨在典籍英译中,影响译者的主要力量和因素。作为百家争鸣时代产生的作品,《庄子》首要的特点是其深邃的道家思想。文章多有想象和虚构,其语言给人以奇特磅礴,恣意汪洋的感受。《庄子》独特的哲学和文学魅力,对后世中国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世界文坛上亦受人们的尊崇。本文选取林语堂与Burton Watson两个《庄子·内篇》译本,是因两译本产生于不同的年代,（林语堂选译本1942年出版,Burton Watson全译本1968年出版）,以及译者拥有不同的国籍（中国、美国）与社会身份（文学家、汉学家）。两译者在受到不同文化背景的影响下对源文本的理解不尽相同,从而导致了译文的不同。自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的阐释学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其中伽达默尔是影响较大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理解是历史的,理解的历史性构成了“偏见”;他在著作《真理与方法》中首次提出“视域融合”理论,认为“视域融合”就是一个视域和其他视域的碰撞和交融,并且在此过程中促使了新事物的产生。本文从阐释学的视角来对比研究两译者英译的中国典籍《庄子·内篇》。文章分析了两译者的社会文化思想视域与源文本视域的融合过程,并阐述了由于不同视域而产生了不同翻译策略。林语堂作为中国人,其历史文化视域无疑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其译本侧重于保持原作风格,语言简练大气,力求在向西方读者介绍道家学说时再现原作风格。而Burton Watson则采取详尽的增译,译文运用通俗的现代英语以便道家深邃的哲学思想能更好地为西方人所理解;林语堂受到中国传统宗教思想影响力求保留道家学说中的独创哲学理念而Burton Watson的宗教视域受西方基督教圣书《圣经》的影响,在理解中国传统道家学说时多用西方宗教中相似的概念来翻译以诠释道家文化。文章运用实例印证以上结论,以期为庄子的翻译研究作出微薄贡献。

裴汉云
欧阳修序跋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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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的序跋文是其散文文体之一。序跋文虽前代就已出现,但却由欧阳修发展而臻于兴盛。欧阳修作为北宋古文运动的中坚力量,其文章本就具有研究意义。序跋文作为欧阳修重要的文体之一,也是值得研究的。欧阳修序跋文的内容广泛、形式多样,具有重要的价值。目前,《集古录跋尾》学界已有系统研究,而其余零散的序跋文在学术界的研究还并不充分。因此,笔者将以除《集古录跋尾》之外的90余篇序跋文为重点研读对象。本文将从序跋文的具体内容、价值、艺术特色以及曾巩、苏轼对欧阳修序跋文的继承这几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论述了欧阳修序跋文的创作概况与内容分类。笔者简述了欧阳修之前的序跋文概况,并通过统计数据介绍了欧阳修序跋文的创作概况及对后人产生的影响。笔者又按照内容将欧阳修序跋文分为“记载他人生平、叙写欧公交游、阐明政事观点、评鉴艺术作品、收录文献资料、赏鉴诗文作品、考证典籍讹伪”七个方面,并通过对文本的分析,进一步理解欧阳修的序跋文内容。第二章挖掘了欧阳修序跋文的主要思想。笔者从文本出发,将欧阳修序跋文中的思想内容提炼总结,将其思想分为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治学思想、文论思想、艺术思想五个方面,并进行分析论述,探究欧阳修的思想观念。第三章分析欧阳修序跋文的艺术特色。笔者从表达方式、修辞手法、语言风格方面对欧阳修的序跋文进行分析。在表达方式与修辞手法上,欧阳修序跋文具有灵活多样、贴近生活的特点。在语言风格方面,欧阳修序跋文主要具有平直浅易、自然流畅的特色。第四章探讨了欧阳修序跋文的文献价值。笔者从内容出发,探究欧阳修序跋文所体现的文献学价值,并进行更为细致地分类,对文献价值中包含的史料价值、校勘价值、考证价值进行论述,从而对欧阳修序跋文的贡献与思想观念有更加深入的理解。第五章探讨曾巩、苏轼序跋文对欧阳修序跋文的传承。曾巩作为欧阳修颇为器重的学生,与欧阳修交往频繁,受欧阳修的影响较大。苏轼作为欧门文人,虽自成一家却也受到欧阳修的影响。本文将在题材内容、写作模式、语言风格方面,探究二人对欧阳修序跋文的传承发展。

王禹晨
贺铸词的特征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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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铸是北宋中后期的著名词人，他继苏轼之后，拓宽了词的写作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内涵，并融合众家之长，形成了多样化的风格。贺铸的词留传下来的有283首，数量仅次于苏轼，处于北宋词人之亚。如何通过解读《东山词》文本，探究贺铸词的特定质态，揭示贺铸词的意境及表现手法特征，从而评价其在词史上的地位，这是本文的主旨所在。论文引言部分先交代了贺铸的生平经历、性格特点及其词作情况，其后文章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加以论述。第一部分直接面对文本，分析贺铸词的意境特征：朦胧细约、秾丽感伤、雄浑道劲、旷逸萧散。文章的第二部分紧承上文的分析，分析贺铸的表现手法特征，即在语言上融化前人成句和用典，情景关系处理上的融景入情，结构上的回旋曲折，多种多样的结句处理技巧，以及注重炼字炼句。文章第三部分是在前面两部分详细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其词的价值和地位。首先，他丰富和扩充了词调，用了不少新的词牌;其次他继苏轼之后进一步拓宽了词的取材范围;再者，贺铸词丰富多样化的风格对后世词人产生了巨大影响，其雄浑之词实为辛弃疾等南宋爱国词人的先驱，名作《青玉案》成为词坛上的千古绝唱。

彭建安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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