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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苏氏家训传德尚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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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家庭是国家的基本组成单元，个人是家庭的一分子，立家训家教、传家规家风，功在国风兴、国礼荣。“苏洵家训”就是立足个人立身修性，建立美德家风，成就一代名人的典范。唐宋八大家之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世称“眉山三苏”，清雍正宰相张鹏翮给蜀中名胜眉山三苏祠写过一副门联：“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表达了对“三苏”的仰慕之情。苏洵，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他是西汉苏建（苏武之父）的第35代孙，唐代武则天时期宰相苏味道的第11代孙。苏洵在修编的《苏氏族谱》中告诫子孙：薄于为己而厚于为人，事父母极于孝，与兄弟笃于爱，与朋友笃于信。“苏洵家训”作为古今二十四篇名门家训中的第八篇收入《名门家训》一书，足见其可贵。眉山苏氏宗亲在广泛查阅资料和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认为眉山苏氏家规家训家风的核心内容是：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取、为政清廉。苏轼苏辙母亲程夫人孝顺长辈，言传身教，时常济民救困，续传慈爱。苏轼遇赦从海南北返路经雷州兴廉村时赠砚捐资，勉励重文兴教；谪居惠州时生活已十分困难，仍捐出皇帝赏赐的犀带修桥筑堤；苏轼在《六事廉为本赋》中写道“功废于贪，行成于廉”，以“功业毁废于贪婪，德行养成于廉洁”律己。苏氏家规浸润了苏轼的骨血，使其具有中国文人最难能可贵的高尚人格，具有不畏权势、以民为本的人文情怀，具有求真求实的独立精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苏洵家训”已成为中国好家风好家教好家庭好家礼的榜样，特别是在当下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少年强则国强，父母的言传身教，少年的耳濡目染，从细微处见真谛。高德的家风孕育明德笃行的精髓，严谨的家教塑造知学明理的习惯，和谐的家庭筑就博大兼爱的胸怀，贤达的家礼传播知行合一的文化。万民皆幸福、千家俱美满、国家定强盛，我相信这股股涓涓细流终将汇聚成泱泱磅礴的中国精神，强我中华、兴我中华。

全国政协委员、正高级工程师苏洵

2020-01-22
廉洁清正正气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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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漾毛氏家族历代崇尚“且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清漾祖宅中有副楹联：“莫把欺心承祖考，要留好样与子孙”。石门上厅原有一副楹联：“龟渡重恩精忠动物，鱼寒应钓至孝格天”，把毛氏家族的两个传说浓缩在一副对联中，并高度概括为“忠”“孝”两义。忠君爱国，请正为人正是毛氏家族的传统美德。在清漾毛氏家族中，不乏为官之人，秉承着家族良好的家风，代代廉洁清正，高风亮节，彪炳史册。毛恺父亲毛本荣刚方质直，称于乡党；毛恺廉正奉公，为国为民；毛维瞻为政宽简，深得民心……“廉洁”是清漾毛氏文化的精髓之一，毛恺是众多清漾毛氏后代中廉洁清正的代表人物。毛恺的清廉，不仅与长辈的教育有关，也与家庭成员，包括母亲、妻子、儿子、儿媳的俭朴谦逊、严于律己、乐于互助有关。毛恺的父亲毛本荣，自从儿子当了大官，不少人对毛本荣另眼相看，可他却一如往常，从不以势凌人。找他办事的人虽然越来越多，他却一律义正言辞地拒绝。其父如此行事，使毛恺从小就懂得为人处事之大体――为国为民。当官之后，其父之操行，无形中激励他做一个清官、贤臣。毛恺长子毛集，不幸早逝，年仅34岁。他的为人，可以从毛恺的悼子祭文中窥见一斑：汝形端厚，汝性醇易；汝行和慎，汝识明达……汝能悉体我心，极力营办……吾旧有一二未善之念，汝能力讽吾改，不使我陷于有过之地……从文中，毛集竭力营家，使父亲能安心勤政、廉政。对于父亲的一些考虑不周全的念头，又能委婉地提醒、奉劝，使父亲能善政。毛氏门庭家教纯正，所以有孝子贤孙，而这些孝子贤孙又使毛恺美德得以一以贯之。纵观毛氏一家，真正是男贤女淑，宗族荣耀，乡党楷模。毛恺：两袖清风，正气浩然一桶江山万年青毛尚书一世清正廉洁，为官三十几年，一尘不染。别人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他历官廿四任却仍然两袖清风。这一年，嘉靖皇帝生日，文武百官都进奉奇珍异宝；外藩甚至兴师动众押运生辰纲前来京都，为皇帝老儿做生日。第二天就是皇帝的生日了，毛尚书见大家的贺礼都送去了，就是自己没有送。若送，又没有值钱的东西；若不送，皇帝面子上说不过去。左难右难，直急得在堂上踱来踱去。眼睛一记落到花架上的一盆万年青上。这盆万年青，还是在他刚进京做官时，夫人特为叫他带进京的。意思叫他在外不要忘记家乡；为官要留一世英名，好万古长青。看到它，他主意来了。第二天，毛尚书把万年青移栽在木桶里，双手捧到金銮殿上，跪下祝道：“愿我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嘉靖一看，只是一桶普通的万年青，就挖苦说：“爱卿手中是何宝物呀？”毛尚书大大方方、高声朗气地答道：“启奏万岁，臣进奉给万岁的乃是‘一桶江山万年青’！”嘉靖皇帝一听，高兴地说：“好一个‘一统江山万年青’！爱卿进奉的是无价之宝啊！”于是就把这桶万年青摆在龙案上，传旨开宴，并叫毛尚书坐在身边，陪他饮酒谈天。附记：毛恺(1506－1570)，字达和，号介川，石门镇人。明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嘉靖末年(1566)先后任礼部、吏部尚书；隆庆二年(1568)，任刑部尚书。历官二十四任，清正廉洁，执法严明。隆庆四年(1570)因病还乡，卒，葬城郊景星山（老虎山）南麓。万历初赠太子少保，谥“端简”。著有《薛文清读书录抄释》三卷、《介川文集》十卷、奏议八卷。毛维瞻：为政宽简，深得民心毛维瞻出身世家望族，家境殷实。曾祖毛可游官至大司徒、祖父毛文琠官至刑部尚书。其生性豪爽，屡屡解囊济人危困，远近闻名。门下多清客，藏书逾万卷。在筠州任太守期间，毛维瞻为政宽简，深得民心：“政宽境内棠阴合，讼去庭中草色新。……岁终谁为公书考，岂止江西第一人。”（《次韵毛君经旬不用鞭》）。毛维瞻喜豪饮，轻帛财，有乃父乐善好施之风。《浙江通志》尝记维瞻公务之余，辄携壶坐石前溪滨畅饮。苏辙《送毛君致仕还乡》：“公家昔盛时，阡陌连三衢。仓廪济寒饿，婚嫁营羁孤。千金赴高义，脱手曾须臾。晚为二千石，得不偿所逋。抚掌不复言，但以文字娱。”描摹了毛维瞻的性格与家世背景。在筠州时，毛滂随父任侍亲身边，滂也大有乃父风骨，能豪饮，又喜咏诗，尝从辙学诗，后来终成为北宋末年重要的文学大家。苏辙在《送毛滂斋郎》中说：“先志承颜善养亲，束装骑马试为臣。酒肠天与浑无敌，诗律家传便出人。拥鼻高吟方自得，断职折腰渐劳神。归来一笑须勤取，花发陈吴二月春。”苏辙曾以“〓腥”喻作官，充分说明他对为官的厌恶；所以劝导毛滂莫为“断职折腰”奔走，要及时归来。附记：毛维瞻(1011左右－1084)，字国镇，北宋庆历二年(1042)进士，江山清漾毛氏26代（属12世子晋裔镇安派，24世毛文琠迁衢后复为西安派）后裔，北宋著名诗人毛滂之父。

2009-08-06
《布袋真仪图》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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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国松五代后梁贞明三年（一说贞明二年），即公元917年，布袋和尚在故乡奉化岳林寺圆寂。他葬身奉化中塔后，传其墓顶“累发异光，早晚均见，十分灵验”，北宋元符元年（1098年），宋哲宗赐号布袋和尚为“定应大师”。皇帝的赐号、朝廷的认同，使得布袋和尚的名声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弥勒化身之说迅速传遍全国。那么，从布袋和尚圆寂到哲宗皇帝为他“一锤定音”的近200年时间里，是什么人、什么力量为他“千锤打锣”呢？这里有很大一部分力量来自于官方文人，其中就有北宋“苏门”文人集团的大力匡助、推而广之。黄庭坚曾作一组五言绝句《以香烛团茶琉璃献花碗供布袋和尚颂》；黄庭坚好友、与他同为“苏门四学士”的张耒，体形肥胖、大腹便便，黄庭坚便作诗戏称张耒为布袋和尚——“形模弥勒一布袋，文字江河万古流”；李之仪所作的长短句《布袋和尚赞》，更是全国权威文人诗词中最早赞颂布袋和尚的作品。这两位“苏门”文人集团的重要学士，以诗词形式对布袋和尚的赞颂，诚为开先河之作，在当时朝野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显得弥足珍贵。在这里，不妨容我从崔白与苏轼合璧之作《布袋真仪图》说起。由北宋宫廷画家崔白在熙宁年间（1068年-1077年）所绘、文化全才苏轼在元祐三年（1088年）题跋的《布袋真仪图》，人称“字画两绝”，被当代学者们公认为全国级官方文人最早创作的布袋和尚画像。崔白，濠梁（今安徽凤阳）人，北宋著名画家，在宋仁宗时期已享盛名。宋神宗熙宁初，受诏与艾宣、丁贶、葛守昌等同画垂拱殿屏风，崔白画艺超众，由此受到宋神宗赏识。元丰年间，崔白升为画院待诏。因为他是个性格疏阔的人，且年事已高，宋神宗特批：如果没有御旨，任何人不能安排崔白作画。纵观崔白一生，他工于写生，擅长花鸟画。他新创的花鸟画，使北宋宫廷花鸟画在审美感受上进入了全新阶段，从而推动了宋代花鸟画的发展。那幅崔白与苏轼合璧之作《布袋真仪图》已经失传，而在北宋，摹刻入碑的倒有两处。先说苏轼在京师负责礼部贡举期间，受共城县（今河南辉县）县令柳仲矩的盛邀，曾专程前往品尝梅溪大米，并游览苏门山百泉圣境。临行之前，苏轼把熙宁间崔白送给他的《布袋真仪图》找了出来，拟作送与柳县令的随身礼品，并挥笔在画上题跋道：“熙宁间，画公崔白示余布袋真仪，其笔清而尤古，妙乃过吴矣！元祐三年七月一日眉山苏轼记。”苏轼所指的“吴”，即唐代著名画家吴道子。这年9月，秋高气爽，苏轼在共城柳县令的陪同下，登上苏门山，怀古晋代孙登啸台，即兴作《啸台》诗一首，并游览了百泉湖。30年后的政和八年（1118年），崔白所绘的《布袋真仪图》，被共城县官府摹刻在石碑上，立于城内天王寺内，后又移立于马王庙中，当今珍藏于百泉碑廊西侧。这一方《布袋真仪图碑》，能流传至今，实在是难能可贵的珍宝！摹刻入碑的另一处在山东潍州（今潍坊）石佛寺。据当地文献记载，宋熙宁年间，苏轼任密州（今诸城）太守两年，在熙宁九年（1076年）腊月，奉调进京，行色匆匆赶到潍州时，已是年除，邂逅大雪，不得不在石佛寺借宿一宵，大年初一雪霁，又行上路。苏轼曾为此赋诗《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晴遂行中途复雪作》。十二年后的元祐三年（1088年），苏轼在翻检文夹时，翻出崔白赠他的一幅布袋造像。不禁忆起十二年前于潍州石佛寺投宿情景。作为回谢，托人赠送给潍州石佛寺。目前，潍州石佛寺的《布袋真仪图碑》，唯有拓片传世。当年，崔白赠苏轼的画作通常只有一幅吧？而河南、山东两地获画然后摹刻入碑的地方史料，都记载得有板有眼，究竟谁真谁假今人已难以判定。至少一地是以另一地画碑的拓片，再在本地入碑。要么就是可能性不是很大的崔赠苏的同类画作确有两幅。崔白的这幅《布袋真仪图》，用铁弦般的线条，勾勒出一个皱着眉头的奇僧形象。五代末期至北宋，布袋和尚的突出特征为“蹙眉（皱眉）、大肚”，此画正与早期的文字记载相吻合。细品《布袋真仪图》，其用笔流畅而有筋骨，寥寥几笔线条，即把布袋和尚那种“身形肥大，衣着随便，袒腹大肚，不拘小节”的姿态神韵描绘得淋漓尽致、生动逼真。图中布袋和尚身着敞襟袈裟，袒胸露腹，下身系裙，左手荷杖，杖上系着布袋，头部微微下俯，双眼直视，嘴角向下，给人以闷闷不乐、心事重重之感——“皱眉布袋和尚”。北宋崔白、苏轼的这幅《布袋真仪图》之后，布袋和尚形象到南宋开始发生变化。南宋宫廷画院待诏梁楷曾作《布袋和尚图》（现藏上海博物馆）。从该图可以看出，此时的布袋和尚虽然仍袒胸露腹，扛着一拄杖，挑着一布袋，但已经不再是皱眉的“愁苦貌”，而变成了喜乐的“笑口状”。因此，梁楷笔下的布袋和尚，被后世学者视为布袋和尚基本定型之作。杭州飞来峰冷泉溪第68龛圆雕摩崖造像“布袋弥勒及十八罗汉像”，为元代初期开凿，但见布袋弥勒袒胸露腹、光头大耳、笑口大开，一副乐不可支的样子。此像，继承了南宋时期的风格。回头再说宋哲宗时期，当年似乎是从奉化地方官员开始，把布袋和尚身后这一“累发异光，早晚均见，十分灵验”异常情况，逐级上报到朝廷，宋哲宗闻讯而赐号“定应大师”。然而，历史上很多幕后史实一再表明，皇帝下旨的赐号、赐名多为“自上而下”，而并非“自下而上”——逐级上报所获这么孤立而简单。布袋和尚身后能被宋哲宗赐号“定应大师”，这与“苏门”文人集团诸位文人、宫廷画家崔白等人对皇帝的直接影响，是断断分不开的。比如，元祐之初，苏轼在朝廷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侍读等职期间，与临朝听政的太皇太后高氏关系十分密切，且为幼年宋哲宗之“帝师”。黄庭坚不仅仅是一位出色的诗人、书法家，还对佛教文化十分了解。“苏门”重要学士李之仪，他为官第一站就在明州（宁波），四年间曾数次参访奉化的布袋和尚遗迹。崔白的出众才华，则被哲宗之父神宗激赏。即将出版的《浙江省石窟造像调查报告》，为当代浙江文博专家们权威之作。媒体透露的这部著作“前言”之中，有两处提到布袋弥勒：“布袋弥勒、白衣观音和十八罗汉的题材，最具浙江地方特色，是10至12世纪佛教持续中国化的典型反映。”“吴越国时期的明州神僧契此，俗称布袋和尚，因其弥勒化身的灵异神迹，在北宋时被神化，成为国家信仰。自北宋初期起，浙江率先出现大腹便便的布袋和尚形象，成为弥勒造像的新形式，后来风行海内，甚至远播西夏，在明清时期更成为弥勒的标准造型，深受民众喜爱。”当代这两大精辟定论的背影之中，鲜活着北宋“苏门”文人集团的一个个身影！

2023-10-07
岷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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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宽学从古柏沿岷江下行，逐个的码头我都比较熟悉。山水人文，民情风俗，历史遗存，作为独立的个体可以说十知七八。这是一份十分美好的记忆储存。为了更加的丰富这种美好，我和好友一大清早从古柏乘船出发，“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一一点数，顺风顺水去宜宾。古柏镇位于宜宾市叙州区中部，东与观音镇、李场镇、隆兴乡接壤，南与屏山县屏山镇相邻，西与蕨溪镇隔岷江相望，北与泥溪镇相连。古柏的街道略带几分古意，丝丝细雨追随着我们穿街而行。来到码头，雨丝已洒了我们一头一身。我们并没埋怨，当看见一条条丝线斜斜地织入烟波浩渺的岷江时，心中反而生出了无限的惬意，“我看岷江多妩媚，料岷江看我应如是”。船行数里，一幢一幢的小楼在翠竹林中若隐若现，这一片坝子叫宣化坝。宣化坝很有来头，它是“宜宾”的前身。隋朝末年，南安（今乐山）在此置县；唐天宝元年（742年），以少数民族“慕义来宾”（或说唐王朝少数民族“以义宾服”）之意，改为义宾；至北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宋代第二个皇帝赵匡义继位，“义宾”之“义”犯讳，于是按《孟子》“义者宜也”句意，把义宾改为“宜宾”。可以清晰地看出，现在的“宜宾”就是从这块坝子演变而来的。一片宽阔的水，一条一线的潮，透过一层纱一样的雾霭，纵深的地方出现了鳞次栉比的楼房，俨然是一座城市的做派。那就是蕨溪。蕨溪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门前一条岷江水。滔滔的岷江孕育了杨家坝、永乐坝、筒车坝、拦口坝、赵家坝、黄天坝等众多的冲积坝，土地肥沃，物产丰饶，叶子烟、花生、玉米、甘蔗，还有近几年新兴起来的绿色农业、花卉苗木等经济作物。勤劳的蕨溪人叫做什么来着？叫做赚了个盆满钵满。身后一座大黄山———现在改名叫天宫山，但我还是习惯叫它黄山。黄山是大凉山的余脉，最高峰天宫堂海拔1400余米，是宜宾县的最高峰。最最晴好的天气，站在峰顶，可以北眺自贡，西望乐山，南看宜宾。黄山是省级风景名胜区，景色优美，气候宜人，四季可游。宜宾绿茶闻名于世，毛尖原料多出于此。大山大河铸就了蕨溪的富足、大气与豪迈。再行一段，远山依旧烟雨朦胧，近岸平坝倒是历历可辨，左为缸坪，右是真溪。缸坪，有缸之坪，真溪，却不是真的在说一条溪。相传，有一个大财主叫李真溪，财产众多，富甲一方。这一天，他来到一座小山之上，举目一望，目及之处，佳木成林，良田万顷。喜之不禁：“方圆百里的土地我买下了。”并用自己的名字命了名。从此，这一片土地就叫做真溪。自真溪而下，岷江南岸绵延了一座苍翠的山崖直达高场境内。此山现在叫凤凰山，但当地人还是沿袭了以前的叫法———丁发岩。中国人取名字讲究一个寓意，现在改名叫凤凰山是因为屏山新县城迁建于此，讲的是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而以前叫丁发岩，是讲求一个人丁兴旺，多子多福。真的是时代不相同，各有各的主旋律。屏山新县城到了。岷江之滨，红白相间的小区一排排整齐排列。楼房都不是很高，六七层的样子。江景洋房，枕水而眠，想来居住在里面的人都能美梦成真。渐渐的，天气开始放晴，岷江北岸的红石岩穿透了茂密的翠绿后逐渐地显露出来。这似乎是在发信号提醒我们：黄伞石、丹山碧水、关刀溪、蜀王兵栏即将来临。与高场隔江相望，有一条溪流在这里注入岷江。交汇之处，建有几排旧屋，居住三五人家。悬崖之上，有一块岩石突兀出来，上大下小，色彩赤黄，形似巨伞，故名黄伞石。这里自古就有人类繁衍生息，汉代崖墓便是明证。江岸边的崖壁上并排着三个墓室，门洞大开，墓门两侧依崖处凿有双阙，两中柱上刻着斗拱，刻文清晰，线条优美。此崖墓群（含黄泥巴坡、印子坡和喳口崖坡，共计182座崖墓），2006年已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远远望去，岷江北岸仿佛停泊了一条巨大的红色大船。船身浮于清江之上，船舷、船舱、驾驶楼等轮廓分明。蓄势以待，拟鸣笛起航。来到近前，只见“船舷”的左侧长有几百米，高上百米。直立陡峭，似刀削斧劈过一般。整座山崖色泽如丹，灿若云霞。此处便是著名的丹山碧水。丹崖上，唐、宋、明、清历代雕凿了数十尊佛像。佛像个头较小，但都生动传神。我最喜欢的是立于最上头的书法“丹山碧水”。“丹山碧水”四字系明代四川巡抚乔璧星所题，字体扁平，雄浑有力。整幅作品与山相连，与水相依，山、水、字相映成趣，相得益彰。就是这个地方，历代文人雅士不遗余力地予以赞美：岑参有诗云，“峡口秋水壮，沙边且停桡。奔涛振石壁，峰势如动摇”；苏轼则写“朦胧含高峰，晃荡射峭壁。横去忽飘散，翠树纷历历”；尹伸有“一岭方百里，削平独南面……陡然绝壁间，雕刻穹炳换。千佛尽一身，慈容各分散”；张问陶则感叹“丹山碧水好画图，一江金翠影模糊”……要想爬到“红色大船”顶上去看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整座山崖不与其他山体相连，四周都是深沟（有人认为它是四川最大的独立岩石）。岩顶上旧时为古寨子，下行一点，就是关刀溪，溪边有一条山路蜿蜒盘曲而上，崎岖坎坷，仅容一人通行。不是英雄不能上。接下去，就是牛口坝到了。我们本想像苏轼、苏辙一样，停下来歇歇脚，住一宿，晚上和村民们搞一个联欢会，也顺带写一首诗《夜泊牛口》或《牛口见月》。无奈满船的乘客不答应，我们只得望望靠在江边的打鱼船，望望翠竹丛中的新房屋，望望满布滩涂的芦苇花，然后随船停在了南岸的喜捷。喜捷已没有了当年的雄姿。历史上的繁华水码头几近萧条，近20年又由一个行政区演变成一个镇，如今又成为为一个社区办事处，更是一派衰败的景象，但一湾阔水映衬着青山和街道，虽是残存，几分风韵犹在。思坡原来不叫这个名字。明朝以前叫渡口场，明末改称大顺场，民国时才正式定名为思坡。北宋时，苏东坡和黄庭坚是挚友。在宜宾人的传说中（当然传说并不作真），黄庭坚贬谪戎州（今宜宾）后，邀请苏东坡来此一游。苏东坡是眉州（今眉山）人，一年后，在返乡省亲返回京城时，决定取道岷江乘船到戎。黄庭坚得到这个消息后，欢喜不已。时时等，天天盼，等待的过程中更是越发的思念苏东坡。怀揣着这份思念之情，黄庭坚在苏东坡到来时必须经过的孔道上，见亭阁书题“思坡亭”，见溪流书题“思坡溪”，见桥梁书题“思坡桥”……为了记住黄庭坚的这份思念，更为了纪念两位大文豪、大书法家的倾情一会，“思坡”二字便定格成了这个地名。船过苏黄相聚过的“会诗沟”，看见了北岸起伏的山峦中一处灿烂的红石崖，那便是“蜀王兵栏”（俗称“红岩子”）。“兵栏”，就是兵器架。崖壁上几无草木，却布满了斑斑斓斓的色痕，远看似插着许多巨大的刀、枪、剑、戟。真的像一个偌大无比的兵器架。传说中，崖壁上的刀光剑影映入岷江之中，令那些从下游游来的大鱼望而生畏，视为“雷池”，不敢越此而上。似乎是要为这个传说作印证，像“腊子鱼”（即中华鲟）那样的大鱼，在岷江中真的见不到，只有金沙江中才会出现。这种现象很“神奇”。江面越来越宽，两岸已没有了山丘的阻拦，菜坝耕种着大片的蔬菜地，旧州坝的天空飘起了“五粮液”的白烟。宜宾，我们来也。庙儿嘴上的白塔，庙儿嘴下的大佛，保佑着宜宾的一方平安。岷江行，从古柏到宜宾，单个的点很美。今天的航行，把这些单个的点连接了起来，这就像一颗颗光彩夺目的珍珠，把它们穿接成一串项链之后更加熠熠生辉。（图据网络，请摄影者与本报联系，以奉稿酬）

郑宽学

2019-10-31
雅量与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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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茂近几年阅读《宋史》,尤其让我感佩的,是北宋君臣的雅量与襟怀。因为建立了相对完善的选官制度,科举制度相对公平,士人们得以保持相对独立的人格,所以大臣们犯颜直谏,无所顾忌,加之皇帝大度包容,既不刚愎自用,也不钳制言论,这就保证了北宋朝廷在大多数时间里都是风清气正的。其中,广为传颂的是宋太宗与寇准的故事。一日,寇准奏事,一语不合,太宗怒,欲起身离开。寇准居然放胆拉住皇帝的衣裳,让他再次坐下来,事情谈妥了才退下去。对此,皇帝不仅不生气,反而嘉奖寇准,说:“朕得寇准,犹文皇之得魏徵也。”相比寇准的行为冒犯,苏辙的言语冒犯更让宋仁宗难堪。苏辙在参加殿试策问考试时,考虑到皇帝年纪大了,有怠政倾向,于是在文章中无所顾忌,极言得失,不仅指责仁宗耽于女色、赏赐没有限度,而且批评他治国理政没有远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古之圣人,无事则深忧,有事则不惧。夫无事而深忧者,所以为有事之不惧也。今陛下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臣以为忧乐之节易矣。”苏辙以为逆龙鳞必遭黜落,但考官司马光建议给第三等,考官胡宿表示反对,认为苏辙对皇上不恭。主管财政的三司使蔡襄因苏辙批评财政,自觉惶恐,不发表意见。岂知宋仁宗雅量过人,“以直言招人,而以直言弃之,天下其为我何?”认为皇帝不能说一套做一套,要言行如一,大度容人。最后,宰相做了妥协,给苏辙下等成绩了事。既照顾了皇帝面子,又为国家留住了人才。皇帝有容忍的雅量,大臣们自然上行下效,极力保护青年后进。北宋宰相王曙为人庄重严肃,律己严,对下属亦严。他担任西京留守时,属官欧阳修、尹洙等人恃才傲物,喜欢饮酒游玩。前任钱惟演对他们很迁就,年轻气盛的欧阳修、尹洙等人难免得寸进尺,不知收敛。王曙看不过去了,声色俱厉地申饬他们道:“诸君纵酒过度,独不知寇莱公晚年之祸邪!”没想到欧阳修反唇相讥:“以修闻之,莱公正坐老而不知止尔!”影射王曙年纪大了还不懂得隐退,贪恋权位。寇准不是别人,正是王曙的老泰山,欧阳修当然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说话如此直白,近乎当面打脸。年轻后辈如此跟长官讲话,太放肆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王曙完全可以让欧阳修靠边站,没想到他只是默然不应,甚至没有发怒。等王曙高居枢密使一职后,首先推荐欧阳修到馆阁任职。王曙的雅量显然影响了欧阳修的为人与做官,等到他执掌朝政的时候,也推荐并重用王安石、苏轼、曾巩等才俊。前辈大臣虽然注重奖掖后进,但并不是无原则地纵容,而是在制度框架内让青年才俊慢慢历练,不让他们如火箭般蹿升,因为这不利于年轻人成长。宋英宗做藩王时就仰慕苏轼的才华,认为他有宰相之资,继承大统后,打算依唐朝旧例召苏轼入翰林院草拟制诰,这是通向宰相位置的捷径,进士趋之若鹜。宰相韩琦表示反对,认为苏轼虽然才能杰出,抱负远大,但不能升得太快,要慢慢培养他,使天下的士人无不敬畏羡慕他,都希望朝廷使用他,再加以重用,如此则所有人都无异议。如果提前委以重任,天下士人未必心服口服,甚至可能使苏轼受到牵累。英宗仍然不死心:“且与修注如何?”韩琦不依不饶:“记注与制诰为邻,未可遽授。不若于馆阁中近上贴职与之,且请召试。”英宗仍然不死心,“试之未知其能否,如轼有不能邪?”韩琦坚持认为不能给苏轼开绿灯,最终苏轼参加考试,写了两篇论,成绩位列三等,授予直史馆的职位。论理,韩琦阻挡了苏轼晋升,使苏轼走了一条相对漫长的仕进之路,苏轼应该埋怨韩琦才合理。但苏轼在获悉原委时,说了一句公道话:“公可谓爱人以德矣。”他认为韩琦按照道德标准爱护人,没有偏私,没有恶意。无论是世俗意义上的“受害人”苏轼,还是“挡道者”韩琦,他们的襟怀都是博大宽广的。尤其让人感佩的是,一些年轻大臣不拿原则做交易,坚持独立人格,反对政治依附,能同退不愿同进。宋仁宗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范仲淹升任参知政事,与富弼、韩琦共同执政,推行改革,但遭到保守派势力强烈反对。欧阳修不仅明确支持改革,还撰写《朋党论》《与高司谏书》表明立场。在给高若讷的信中,欧阳修言辞激烈地揭露他虚伪、谄媚的本质,讽刺他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二字。高若讷恼羞成怒,将书信直接上交皇帝,欧阳修因攻击言官获罪,被贬夷陵令。范仲淹任陕西、河东宣抚使后,拟任欧阳修为掌书记,欧阳修并不领情,推辞道:“昔者之举,岂以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范仲淹是当朝名臣,是士人仰慕的正人君子,欧阳修追随他,并不辱没自己,为什么拒绝呢?事实上,欧阳修虽然为所谓的“君子之朋”唱赞歌,但如果到范仲淹手下工作,难免给人瓜田李下之嫌,授人以柄,予人口实,这对坚持独立人格的欧阳修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专制时代,官场推崇站队政治,只有跟对人才有好前程。欧阳修却置官场前程于不顾,坚守儒家伦理,秉持独立人格,不做政治交易,此等襟怀让人自叹弗如。

雨茂

2020-10-13
看《梦华录》，赏仕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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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梦华录》热播，又勾起了人们对宋代生活美学的向往。赵盼儿的团扇舞，静美如画；孙三娘执扇和盼儿对视的画面，每一帧都似宋画复刻。笔者选择了三幅古代仕女图，结合宋词与轶事，管中窥豹，与读者分享视觉与人性交叠的中华古典之美。宋代美学形态丰富、内涵渊深，它与宋代社会、文化、艺术、绘画、工艺特征密切相关，具有鲜明的流变性。就像《梦华录》里展现的宋人生活场景一样，宋代美学思潮的波翻浪叠，使其富于色彩感。女性空间也比过去更为广阔，她们的美，在深厚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土壤中孕生，氤氲着浓郁的文化气和书卷味，成为中国女性美学的标准范式与艺术高峰，也更符合生活化和追求情调的审美需求。钱选《招凉仕女图》这幅仕女图里的佳人，是不是很像《梦华录》里的赵盼儿？她们头顶高冠，身披轻纱，手执纨扇，漫步园中消暑。仕女体态娟秀，面相圆润，步履轻盈，神情悠闲，尽显闺阁淑女之态。布局阔约，衣纹细匀，设色淡雅，色调和谐。此画未必出自钱选本人手笔，然而从形象到画法均呈宋人风貌，皆达到了较高艺术水准。钱选本人活跃于宋末元初，他的人物画独具一格，其画法上继承了李公麟、阎立本的风范，用线匀细严谨，着色明净清丽，远追唐人。所画题材广泛，多为古代高人逸士，偶尔也作仕女题材，所画内容多为历史故事或真实人物，有对历史经典的膜拜，也有对现实的关心，还有自身的抒情。他的仕女绘画，其人物服饰、构图特点、设色及取材等几个方面都体现出工整中又兼带质朴和稚趣的艺术特点。画中两位美女所持团扇，是一种圆形有柄的扇子，又称纨扇，在唐代本是女性随身佩戴的装饰之物，在宋词宋画中更成了美人必不可少的物饰。福建邵武市博物馆藏有一件剔犀漆柄团扇，椭圆形团扇，以细圆木杆为扇轴，轴上以极细的竹丝构成扇骨，再裱以细绢。扇轴与边框均髹黑漆，执柄部则以红黑漆层间隔堆累，并以剔犀技法雕刻卷草图案，非常精美。此种椭圆团扇在南宋墓中屡有出现，如江苏金坛太学生周瑀墓出土的二件漆柄团扇，其中之一的扇柄为三节剔犀剑环纹椭圆形式，且可玲珑活转，十分精巧。福州黄昇墓的同形式团扇，扇面原有图绘遗痕，而绢面伤处清晰可见其竹丝扇骨与扇轴相接的细致工巧，出土时放置在墓主人右手侧，似为平日所持拿。就像赵盼儿的团扇舞一样，美丽的仕女手持纨扇于户外招凉，无论动或静，都是非常美好的生活意象。宋画里那些美女所拿的团扇，小巧可爱，配上她们讲究纤细流畅的衣着，如夏日里常穿的半透纱罗衣服，就更有诗情画意了。那些宋代仕女手持团扇，尽显女性之美，又能向自己所爱之人表达爱意，半开半阖之间，书写的都是人情世态的美好。王诜《绣栊晓镜图》画中一晨妆已毕的仕女正对镜沉思，抑或端详自己，仪态端庄。一个侍女手捧茶盘，另一女子正伸手去盘中取食盒。王诜用笔细润圆滑，敷色妍丽而又清秀。周围的灌丛、桂树皆以双钩填色法绘出，十分细致，画面有一种略带哀怨的闲适之风。王诜，字晋卿，就是苏轼朋友圈里那位有名的驸马都尉。王诜性喜书画诗文艺术。他这方面的兴趣纯然出于性情，曾自谓“爱诗好画本天性”，所以“平居攘去膏梁，屏远声色而从事于书画”“手披横素风飞扬，卷舒终日未用忙”，以致终日耽迷于笔墨吟咏之中，还因此造成妻子蜀国公主及神宗对他的不满。王驸马还特别喜欢结交诗文、书画朋友。他与当时的苏轼、苏辙、王定国、黄庭坚、米芾、李公麟等人交情深厚，这些人都是诗文书画造诣极高之辈。他们时常欢聚于王诜家的西园，诗酒文会之余，还由李公麟将当时聚会的情形，绘画成《西园雅集图》，传为千古艺林佳话。王诜画里的对镜梳妆，在《梦华录》里也常有表现，无论是赵盼儿、孙三娘还是宋引章，她们对着镜子或打扮妆容，或顾影自怜，都似从诗词里跳出来的画面。明末清初的女词人杭锦有一首《鹧鸪天·晓妆》：曈曈晓色映窗纱，脸晕红绡髻绾鸦。侍女笑催临镜去，夜来养得一枝花。沉水细，远山斜，白玉搔头学内家。小院妆成无个事，碧梧深处煮新茶。晓妆，就是晨起梳妆，词中所勾画的女性形象，既有女儿家娇美俏丽、爱好妆饰的一面，同时亦不失“碧梧深处煮新茶”这般沉静恬淡的个性。苏轼四十岁时，写过一首悼亡词，为缅怀他的第一位发妻王弗。当初，他与善解人意的王弗结为夫妻，好景不长，刚活了二十六岁的王弗，在汴京突然去世。当时，这无疑是对苏轼的一个沉重打击。时光流逝，爱妻王弗不知不觉已谢世十年，这十年同样于苏轼也是宦海沉浮的十年，几经坎坷险阻，心境郁闷，使他更加增添了对亡妻的深深思念。“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想念逝去的发妻，连做梦都是她在镜前梳妆的模样。清初词人朱彝尊《静志居琴趣》里有一首《清平乐》，写道：“两翅蝉云梳未起，一十二三年纪”，朱彝尊因为家贫十七岁入赘冯家，偶尔会留意妻妹冯寿常的生活点滴，当时小女孩太小，还未到梳妆的年纪，她想梳蝉鬓，也还梳不起来。苏轼怀念亡妻，也是梦到爱人临着轩窗在打扮自己。这种本是宋代女性特有的画面，放在任何时代，也都是举案齐眉之美。八大山人款《东坡朝云图》此画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疑非朱耷所作。朱耷，号八大山人，与弘仁、石谿、石涛并称四僧。画中有梧桐树两棵，苏轼手拿扇子坐在椅子上，身体斜靠桌案，身躯微屈，注视着正在书写的朝云。朝云原为歌伎，苏轼在钱塘为官时，纳其为妾，她起初不识字，进入苏家后开始学书。后苏轼贬至惠州，家奴皆散，唯朝云相随。就像在《梦华录》里展现的宋人生活百态一样，宋代文人与歌伎的爱情，亦不乏轶事。宋神宗熙宁七年，苏轼自杭州赴密州知州任途中，经过苏州，应邀出席知州王诲的饭局，在场有一位苏轼相熟的歌妓，那女子凄然地一再问他：“这次走了，何时才能回来？”苏轼深为感动，即席写下了一首《阮郎归》词：一年三度过苏台，清尊长是开，佳人相问苦相猜，这回来不来？情未尽，老先催，人生真可咍，他年桃李阿谁栽，刘郎双鬓衰。没料到苏轼后面的人生，波折往复，最后竟然贬谪到海南。等到哲宗元符三年的冬天，他才获准从海南北上，路过韶州时，朋友陈公密安排饭局，让歌伎素娘佐酒，那天鬓发苍白的苏轼看到美人，多喝了几杯，最后喝醉了趴椅上说胡话，写下《鹧鸪天》：笑捻红梅亸翠翘，扬州十里最妖饶。夜来绮席亲曾见，撮得精神滴滴娇。娇后眼，舞时腰，刘郎几度欲魂消。明朝酒醒知何处，肠断云间紫玉箫。宋人野史里记载，苏轼作此词时，写到滴滴娇，误笔在娇下点了两点，本应抹去。但听到素娘的曲声，便将错就错，将后阕首句写作为“娇后眼”，处理得生动谐趣。最后让一幅幅古画增色添姿的，无怪乎那份通达古今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据《新民晚报》）

2022-06-27
探秘桴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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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李端愿是以镇东军留后的身份兼任庐州的太守。对于大宋朝来说，嘉祐二年，是个非同一般的年份。在这一年中进士的不只是苏轼，还有苏辙、张载、程颢、程颐、曾巩、曾布、吕惠卿、章惇、王韶等等。这几乎是千年科举制最闪耀的一榜，对后世的文学、思想、政治，乃至军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将北宋文化的繁华推向了巅峰。这一年科考，高高坐在主考之位的便是欧阳修先生。宋时的科举文章推崇“太学体”，文风“险、涩、奇、怪”，一般人看不懂，于是欧阳修发起古文运动，要求写文章要向两汉学，言以载物，文以饰言。就在这种文风转型的关键一年，欧阳修大笔一挥，所有太学体的考生，全部落榜，而文星璀璨的嘉祐二年龙虎榜就此新鲜出炉了。这里面，有三人名列唐宋八大家，大家都知道是苏轼、苏辙、曾巩；如果加上考官欧阳修，这就占了四大家。而程颢、程颐就是“程朱理学”里的两程了，有个成语叫“程门立雪”，说得也是他家门口的事。吕惠卿、曾布、章惇则是王安石熙宁变法时的得力三干将，三人或先或后都曾位列宰执之位。这其中的章惇还是个学霸中的学霸，因为其侄儿章衡在嘉祐二年取了状元，他很不服气，干脆辞而不受，于嘉祐四年又考了一次进士，终于名列头甲。这一切，不得不说欧阳修居功至伟，科举中他点选了苏轼，更因为他倡导的古文运动，骈文开始退出了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散文大兴，这才有后来苏轼的《前赤壁赋》，“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主之无尽藏也……”流传千古。洒脱的文风必成于雍容的时代，所以一汪桴槎泉水，承载的不仅是李端愿和欧阳修的交往和友情，更是时代繁华中一种细节生活的闪亮折射。桴槎山水记后来，嘉祐三年，二月二十四日（阴历），欧阳修写下了《桴槎山水记》。虽然他喝水是在嘉祐二年，不过估计当时忙着主持国考，没空写字，等到了第二年，正值开春万物勃发时节，他不由想起李端愿和桴槎山泉来了，欲再饮而不得，于是写下这篇《记》。欧阳修是这么写的，“桴槎之水发自李候。嘉祐二年，李候以镇东军留后出守庐州。因游金陵，登蒋山，饮其水。既又登桴槎，至其山，上有石池，涓涓可爱，盍羽所谓乳泉漫流者也。饮之而甘，乃考图记，问于故老，得其事迹，因以其水遗予于京师。余报之曰：李候可谓贤矣。”欧阳修正是春风得意之时，喝了桴槎山泉，心中更是美得不得了，于是连连称赞李端愿是大宋贤士，在文中是这么夸奖的，“李侯折节好学，善交贤士，敏于为政，所至有能名。凡物不能自见而待人以彰者，有矣；其物未必可贵而因人以重者，亦有矣。故予为志其事，俾世知斯泉发自李侯始也。”欧阳修给李端愿封了个名头——桴槎山泉的发现者。他还引证了陆羽的《茶经》，陆羽说“山水上，江次之，井水下。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欧阳修认为陆羽说得对极了，而桴槎山泉正是这样——就是陆羽所说的“乳泉漫流者也”。他也读了张又新的《煎茶水记》，里面把庐州龙池山的泉水列为天下第十泉，但却没录入桴槎山泉。欧阳修是去过龙池山的。大宋庆历五年（1045年），他因为帮范仲淹说话，结果被贬在滁州，写下《醉翁亭记》的时候，也曾经游历到龙池山，他喝过那里的泉水，现在跟李端愿所送的水比起来，“较其水味，不及桴槎远甚”。由此看来，欧阳修确实也没到过桴槎山，所以他断定张又新“所失多矣”，还是按陆羽的方法来鉴定水味高低更靠谱。庆历五年时，欧阳修“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那时被贬，有感于世事变幻，心情低落，只好纵情于山水；而此时于嘉祐三年，正值人生高峰，即便只是在帝都里喝了一罐别人送的山泉，也值得大大地抒情：“夫穷天下之物无不得其欲者，富贵者之乐也。至于荫长松，籍丰草，听山流之潺湲，饮石泉之滴沥，此山林者之乐也……彼富贵者之能致物矣，而其不可兼者，惟山林之乐尔。”落笔之间，喝水不忘送水人，“今李侯生长富贵，厌于耳目，又知山林之乐，至於攀援上下，幽隐穷绝，人所不及者，皆能得之。”说实话，这篇文字比《醉翁亭记》差多了，700多个字，一多半心思都忙着夸李端愿去了，关于水也只是引了前人的话，未有新论，读起来也挺有点遗憾的。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一段关于桴槎山水的佳话，就这样得以流传后世。桴槎云雾我们循着李端愿的足迹，登上桴槎山，去寻泉访水。正是春和景明时节。山顶、山凹间，长着一片片茶园，漫山遍野都可以看到采茶的人。问一问才知道，因为清明时节一阵气温骤降，加上一周的阴雨，山顶还下了点雪，刚发芽的茶树被冻伤了，原本承包茶园的老板生产了几天，看着收成无望，干脆直接停采了。于是桴槎山周围四里八乡的人，都跑到山上打荒茶来了，有些凌晨天不亮就上山，带上干粮，一直采到下午，一人所获鲜叶不过八两、一斤。这山上的茶也有个美丽的名字，叫做“桴槎云雾”，虽然与黄山毛峰、六安瓜片等名茶比起来，此地的云雾茶名不见经传，但因为山体涵水，土质优良，滋润得茶树芽叶细嫩，别有一番芳香。乡民们采了鲜叶，午后带回山下，山下有茶叶代加工的小厂，炒制后便带回家，与亲友共品尝，也有卖于路人的，一斤干茶要卖到六七百元。泉水隐于山顶大庙旁那所老茶厂里，我们特意挑了日子赶来，碰上茶厂停产，居然铁将军锁门，吃了个闭门羹。只好先去庙里吃顿斋饭，青菜汤，炒青椒，芹菜豆腐干，倒是吃了一大碗米饭。饭毕，再去看茶园，很多赶早采茶的乡人已经要下山了。绿茶讲究晴天的上午采摘，下雨不能采，午后的也不好，茶叶炒出来会发涩。索性我们也提了个小竹篓，去采一会儿茶，不管午前午后了。茶树上的茶芽很少，大概前期低温，芽育出得少，再加上周围四里八乡的都来采，大芽小芽一起被摘光，每天要被捋上几遍。好吧，我们也不分大芽小芽了，能采到筐里的都是好芽。中间突然听到茶厂里传来狗吠声，又得到庙里师父指点，知道茶厂里有位看门老人睡在里间厢房。于是跑到厂外大喊：“买水，买水啦！”果然有人起来应声。一会儿有老者出来把门拉开缝打开锁，我们雀跃着进去，带着特地拿上山来装泉水的塑料桶。老人也不说话，只是指着让我们提桶去打水。这才看到两汪泉水，在院子正中，泉水池凹于两三级台阶下，池上有建筑物覆盖，以挡风雨和杂质。端起水瓢先喝了两口，果然甘甜清冽，喝了个透心凉。两个池子一方一圆，池底有很多硬币，大概都是一些零星的游人所投。老人提示我们打北泉的水，问他为什么，他只是用手指指，终于略说了两句：“北泉是喝的，南泉洗东西。”其实，两泉虽一名“合泉”，一名“巢泉”，但都同出一源，我们倒也没看出哪个清哪个浊一些，都是清澈见底，口感极纯净，一点杂味都没有。打了水，我们便迅速离开了，老人又把大门锁上。其实这样也好，对这个古泉也是一种保护。回到大山庙，问师父讨了热水和小桌凳，就在庙前泡起茶来。庙里的日常饮用水也是从泉眼里打来的。俗话说：“十分好茶遇八分好水，茶只八分；八分好茶得十分好水，茶亦十分”，在泡茶这件事中，水是非常重要的，水的优劣足以给茶减分或增色。我们眼前的这桴槎山泉，肯定就是能给茶增色的“十分好水”了。果然，先后泡了特地带上山的新上市六安瓜片及霍山黄芽，茶汤清润，滋味醇厚，四五泡过后茶韵犹存，至六七泡后仍不显寡淡，真心是十分好水！最后喝了武夷山的红茶，还吃了朋友手工烘焙的豆沙馅面包。一只俏丽的大公鸡始终在我们的茶桌边徘徊，被我们命名为“茶道鸡”。下午打道回府，准备把午间采得的三两鲜叶也送到山下茶厂去炒一炒，可惜几道工序下来至少要等两三个小时，只好作罢。晚上到家，舍不得扔了辛苦采得的鲜叶，便取了厚皮铁锅，开了煤气灶，按老茶师的指导，将三两鲜芽分三锅先高温杀青，再用不同温度反复焙火，忙碌了一个半小时，第二天上午又焙了两次老火，才算成功。按四斤鲜叶炒一斤干茶的算法，最后大概得了0.8两茶，这是我们纯手工精心制作的“桴槎云雾”了。烧一壶从山顶打来的桴槎山泉，悬壶高冲，茶叶只是在水中稍稍打了个滚，那清香气便立刻弥漫开来……2015年4月14日，到桴槎山上寻山访水，得了妙茶，喝了好水，是谓之记。打几桶桴槎泉水带回家北泉南泉桴槎泉水霍山黄芽茶桴槎山下茶叶加工厂铁锅手工炒制桴槎云雾茶

2015-04-30
苏轼《归安丘园》帖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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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春霞靖中建国元年（1101年）二月，得赦北归的苏轼写信给晚辈黄寔说：子厚得雷，闻之惊叹弥日。海康地虽远。无瘴疠。舍弟居之一年。甚安稳。望以此开譬太夫人也。苏轼听说“夙敌”章惇被贬到广东雷州了，好几天都惊叹不已。因为黄寔的母亲是章惇的姐姐，苏轼就宽慰说那个地方没有瘴疠，不会死人的，苏辙住了一年平安无事，请老太太放心。可是，66岁的章惇真的能熬得过去吗？苏轼想想都心有余悸。苏轼继续北行，六月抵达京口，他收到章惇之子章援的来信，请求苏轼放过他的父亲。苏轼带病回了一封信，他在信中称章惇为丞相，重申了两人几十年的老交情。还特地写了一个治瘴疠的药方，准备当面交给章援。不幸的是，一个半月后，苏轼病逝。章惇的结局让不少人有快意恩仇的感觉。然而事实是，我们对章惇的了解太少。而为尊者讳的观念又让我们选择性忽略了苏轼自身的问题。《归安丘园》写于元祐元年（1086年），内容如下：轼启。前日少致区区，重烦诲答，且审台侯康胜，感慰兼极。归安丘园，早岁共有此意，公独先获其渐，岂胜企羡。但恐世缘已深，未知果脱否耳？无缘一见，少道宿昔为恨。人还，布谢不宣。轼顿首再拜，子厚宫使正议兄执事。十二月廿七日。元祐元年是很特别的一年，前一年宋神宗崩，哲宗即位，由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一直反对变法，宋神宗一去世，她便开始将旧党陆续招回来，并逐步驱逐新党。司马光、苏轼兄弟等人都是刚刚从外地招回来的，而始终追随宋神宗、王安石的章惇正是高太后最厌恶的人。司马光一上台就武断废除了很多变法成果，令新旧两党都不满意，包括苏家兄弟在内。章惇反应是最激烈的，那天在朝堂上与司马光争执得很厉害，惊到了高太后，太后大怒，章惇也不示弱，他早就不满意她招回这么多人，且很多人都没有走正常程序，而司马光的错也是有目共睹的，她还在袒护，于是顶撞了高太后。太后也水到渠成地赶走了章惇。根据信的第一句话，可知这是系列信件中的一封。由于史料缺乏，无法得知此前和此后他们都说了些什么。但根据“子厚宫使正议兄执事”，可知此时章惇已经被撵出了权力中心。章惇由知枢密院事被贬到河南汝州，以正议大夫、提举洞霄宫、居汝州。待遇由二品降到八品，负责管理杭州的道观洞霄宫，但不得居住在杭州，只能居住在汝州。这封信被认为是苏、章交恶之始，细说起来，还是有道理的，理由有二：一是苏辙参与了“倒章”运动。章惇知道会有一大帮人弹劾他，但他没想到竟然有苏辙。因为，从他们回到京城来，章惇还与他们度过了比较美好的时光呢。苏辙为什么要“倒章”？理由是什么？细看苏辙的《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状》，几乎也找不到令人信服的证据，反而有欲加之罪的意思。苏辙说：臣闻朝廷进退大臣与小臣异，小臣无罪则用，有罪则逐。至于大臣，不然，虽罪名未著，而意有不善，辄不可留。这个理由听起来是不可思议的，官位轻的，无罪也用，官位重的，即使罪名不明显，但就是不能用。好吧，即使说得有道理，那章惇的“罪名”是什么呢？从苏辙列举的“罪证”来看，明显有歪曲事实之处，袒护司马光，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苏辙的居心。结合他在此时所写的几篇奏章，很容易明白他的目的就是要将以章惇为首的“新党”连根拔起。如果真是这样，苏辙根本就没有就事论事，而一旦以斗人为目的的行为被扩大，危害是极其严重的，这在不久的未来也的确被印证了。二是苏轼没有出手相救。章惇的结局是发配河南汝州，52岁的他请求改配扬州，以便照顾在杭州的80岁老父亲。他一再上表，都被拒绝。按理，此时我们应该看到苏轼为朋友和正义奔走呼号，试想当年作为旧党的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时，新党的章惇可是积极疏救的。苏轼到了黄州，多少人都在回避他，但章惇却经常给他写信，还给他送了很多东西，当时苏轼也是感激不已。可是目前的史料并未见到苏轼的相关言行，反而是旧党的核心成员吕公著、范纯仁在积极求情。苏家兄弟不救章惇，是不是因为章惇真是个大坏蛋呢？据当代史学家和文学研究者的研究成果表明，章惇在政治、理财等方面有杰出才能，苏轼对章惇也有极高评价。那一生都在为富国强兵而操劳，没有以权谋私，没有贪赃枉法，没有出卖国家的人才，在落难时为何得不到苏家兄弟的救助呢？原因非常复杂，但章惇面对苏氏兄弟的表现，心情肯定是十分悲凉的。接下来的七八年时间里，章惇在谪居中屡受弹劾，其中竟然还有苏家兄弟的影子。所以，如果说章惇在忍辱负重和沉默中不怨恨苏氏兄弟，是不太可能的。苏轼能理解章惇吗？在《归安丘园》里，后人看到的是云淡风轻、高山流水，这是不是苏轼的本意，又是不是章惇的本意呢？客观来讲，苏轼是厌倦官场人事纠纷的，黄州释放后，他本来是想远离朝廷去湖州定居。像他这样的大才子，一定是过得富足又自由。但是他被高太后盯上了，再加上有那么高的官位在诱惑，他便去了。他对自己的认识很到位，所以在信里说“但恐世缘已深，未知果脱否耳”。因为脱不了世缘，才会惹来漫长的流放生涯。章惇是不是也和苏轼一样，乐于做一个江湖散人呢？的确，他们有过游历山川的旧史，发表过《归安丘园》的诗文。但是他们有根本的区别，苏轼是文人，章惇是政治家。苏轼的快意人生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而章惇的人生理想是治国平天下，他的青春都奉献给了变法。此时宋神宗及王安石都已归去，而事业未竟，他又如何散发弄扁舟？正因如此，当宋哲宗亲政时，59岁的章惇仍然像勇士一样英勇上阵，继续他的变法事业。并且置个人安危不顾，力阻宋徽宗赵佶继拉。所以，苏轼的《归安丘园》非但不能真正安慰落难中的章惇，反而是有点不合时宜。但是，章惇还是保存了苏轼写给他的信。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苏轼在信中所说的“无缘一见，少道宿昔为恨”，以及临终前对老朋友的关怀呢？在后人指责章惇残害苏轼时，当事人又是如何想的呢？我们很少找得到苏轼怨恨章惇的诗文，为此，我们只能说，苏轼可能真的不恨章惇。他对自己太了解了，对章惇也太了解了。他能从黄州释放回来的路上绕道去看望王安石，也肯定会愿意去看望鞠躬尽瘁的章惇。他应该是非常希望能与老朋友面对面畅聊往事，只是他太虚弱了，只能临纸惘然，遗恨终生。

2019-08-18
东坡咏西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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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四年（1071），因此前反对王安石新法，苏轼遭到王安石亲戚滥用职权、贪污舞弊、贩卖私盐的诬告，差点惹出牢狱之灾。后来经过调查，发现全是无中生有、意图陷害，总算还给他清白。苏轼感到汴京的政治斗争十分激烈，自己以开诚布公的姿态讲明问题、提出意见，居然动辄得咎，看来要时刻警惕藏在暗处的鹰犬，他们不时射出带有剧毒的冷箭，或是布下置人死地的陷阱，让人不得翻身。想来想去，他决定远离这块是非之地，恳求“外放”到州郡。关于这起诬告事件，苏轼在元祐六年（1091），也就是整整二十年后，与退休的王安石“一笑泯恩仇”。王安石过世后，他曾简略叙述前因后果，将其报告给哲宗皇帝：“先帝圣明，能受尽言，上疏六千余言，极论新法不便。后复因考试进士，拟对御试策进上，并言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先帝虽未听从，然亦嘉臣愚直，初不谴问。而安石大怒，其党无不切齿，争欲倾臣。御史知杂谢景温，首出死力，弹奏臣丁忧归乡日，舟中曾贩私盐。遂下诸路体量，追捕当时梢工篙手等，考掠取证，但以实无其事，故锻炼不成而止。”苏轼说，当时阴影幢幢，让他感到乌云布满天际，所以尽管最后证实了自己的清白，他还是恳求“外放”。苏轼恳求“外放”，也经历了不少波折：本来他希望出去当“一把手”，但朝中有人作梗，最后还是神宗皇帝拍板，在熙宁四年夏，派他到杭州去当“二把手”——通判。苏轼对这个任命基本上是满意的，因为到杭州这样的富庶之地当“二把手”，资历相当于他处的知州，算是一个美差。对于不让他到地方当“一把手”的原因，他自己心里也有数，在写给堂兄的信里透漏了天机：“不欲弟作郡，恐不奉行新法也。”就是怕他反对王安石新政，在执行政策时阳奉阴违。不过他又说：“杭州风物之美冠天下。”到山清水秀之地躲避血雨腥风，也不失为良策。苏轼从汴京到杭州，走走停停、探亲访友，还特意去颍州拜访了刚刚致仕的老师欧阳修。欧阳修向他推荐了住在西湖的和尚惠勤：“西湖僧惠勤甚文，而长于诗，吾昔为《山中乐》三章以赠之。子闲于民事，求人于湖山间而不可得，则盍往从勤乎？”欧阳修之所以推荐惠勤和尚，一是因为他有学问，又会作诗，值得当成朋友来交往。二是苏轼到杭州当“二把手”，必须了解当地的情况，惠勤和尚隐居在西湖，能够提供可靠且适宜的指点。苏轼一路游山玩水，途经寿州、濠州，参观了彭祖庙、虞姬墓，过洪泽湖，从淮阴到了扬州。他又自扬州顺长江而下，观金山寺、游焦山、登北固山，再到苏州游览虎丘，还参观了报恩寺的古塔（今苏州的北寺塔）。到了熙宁四年年底，苏轼终于抵达杭州，此时已经是阴历的十一月二十八日了。苏轼上任后的第三天，腊月初一，就到西湖北畔的孤山去拜访惠勤和尚，可见他对老师真的是言听计从。关于这次拜访，苏轼印象深刻，一方面是西湖山水清音的自然感召，另一方面是与高僧清谈其乐无穷，让他摆脱了官场斗争的阴影。回到家，他赶紧写了这么一首诗：“天欲雪，云满湖，楼台明灭山有无。水清出石鱼可数，林深无人鸟相呼。腊日不归对妻孥，名寻道人实自娱。道人之居在何许？宝云山前路盘纡。孤山孤绝谁肯庐？道人有道山不孤。纸窗竹屋深自暖，拥褐坐睡依团蒲。天寒路远愁仆夫，整驾催归及未晡。出山回望云木合，但见野鹘盘浮图。兹游淡薄欢有余，到家恍如梦蘧蘧。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苏轼写西湖的诗，我们最熟悉的是《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的第二首：“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大概人人都会背诵，也被杭州作为观光旅游的口号。其实在熙宁四年第一次到杭州做官时，他就写过不少咏赞西湖的诗，都很精彩，有些更有意境，不仅写眼前美景，还描绘了内在的心景，如《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的第一首：“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这是苏轼在西湖望湖楼写的，说是“醉书”，大概像李白醉写那样，与朋友聚饮欢畅时诗兴大发，在众人的围观之下提笔濡墨，龙飞凤舞，一口气写了五首绝句。诗写的是真好，酣畅淋漓，意象的运用非常活泼，堪称大手笔，更重要的是，这首诗写出了雨过天晴的爽朗心情。苏轼潇洒自如的个性，经常在诗中流露。他刚到杭州不久，就跟着太守沈立去吉祥院赏牡丹，写下《吉祥寺赏牡丹》：“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醉归扶路人应笑，十里珠帘半上钩。”这个吉祥院园圃广袤，牡丹盛放之时，游人如织，据《咸淳临安志》：“名人巨公皆所游赏，具见题咏。”苏轼写过一篇文章《牡丹记叙》，便提到了观花的经过：“自舆台皂隶皆插花以从，观者数万人。”看花的人多如过江之鲫，拥挤程度不亚于二十一世纪的西湖。苏轼喝得半醉，招摇过市，像小姑娘一样满头插着花；他自己不害羞，反倒以拟人笔法写花都害羞起来，觉得二八姑娘戴的花，怎么插在了老家伙的头上？末句的出典来自杜牧的《赠别二首》的第一首：“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原诗是为十三岁的歌姬张好好所作，张好好正值豆蔻年华，所有卷起珠帘的歌妓都比不上她的青春美貌。苏轼把这个典故“扭了一转”，主角变成插花半醉的老人家，他颠颠倒倒走在路上，惹得十里长街的人都卷起珠帘来瞧热闹。那时苏轼还不到四十岁，如今算是“后中年”，一千年前可算是长者了，但他人老心不老，风流浪荡。这首诗半写实、半自嘲，诙谐恣肆，展现了苏轼风趣洒脱的个性。苏轼和后来接任杭州太守的陈述古（陈襄）意趣相合，最为投缘，经常一道游山玩水。后来陈述古要离开杭州，苏东坡给他写了一首《虞美人》词：“湖山信是东南美，一望弥千里。使君能得几回来？便使樽前醉倒更徘徊。沙河塘里灯初上，水调谁家唱？夜阑风静欲归时，惟有一江明月碧琉璃。”苏轼早年只写诗，可他的词反倒是我们最熟悉的；他在杭州时才开始填词，而且有好几首词都与陈述古有关。我们或许可以从那些词里看到他的心境，看到朋友带给他的灵感。生活在风光明媚的西湖边，看雨丝风片、烟波画船，赏花品茗，饮酒赋诗，大体来说，苏轼的心情是愉悦的。偶尔他也发发牢骚，说自己羡慕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而归隐，甚至还说怀念四川老家之类的话。发牢骚的主要原因，还是抱怨朝廷偏听偏信，对王安石任用溜须拍马的小人不满。他刚到杭州时，就给弟弟苏辙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表明自己无力改变时势，却因身负朝廷命官的责任，不得不“做好这份工”。但在施行新政的大氛围下，无论自己怎么做，都会被人扣上“迁延迟钝”的帽子，迟早要呈递弹劾自己的状文，弃官而去。抱怨归抱怨，日子还得过，官差还得执行。所幸杭州的风光真是好，西湖的景色天下优，苏轼到孤山谈禅、到吉祥寺赏牡丹、到望湖楼看新月、到望海楼观钱塘潮、到北山一带探幽，夜宿灵隐寺听秋声，游径山坐看云起，与好友烹小龙团饮惠山泉水……都是些赏心乐事。过着神仙日子，也就不太抱怨了。苏轼是个勤奋读书、努力办事、放怀游乐的人。在杭州任官三年，官声不错，升任密州知州。密州是个穷地方，又遭了旱灾和蝗灾，苏轼忙得焦头烂额，不禁怀念起徜徉西湖的日子，写下《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西湖天下景，游者无愚贤。深浅随所得，谁能识其全。嗟我本狂直，早为世所捐。独专山水乐，付与宁非天。三百六十寺，幽寻遂穷年。所至得其妙，心知口难传。至今清夜梦，耳目余芳鲜。君持使者节，风采烁云烟。清流与碧巘，安肯为君妍。胡不屏骑従，暂借僧榻眠。读我壁间诗，清凉洗烦煎。策杖无道路，直造意所便。应逢古渔父，苇间自延缘。问道若有得，买鱼勿论钱。”离开杭州十五年后，苏轼经历了“乌台诗案”死里逃生的淬炼，在黄州度过了辛苦的贬谪生活，以“龙图阁学士充两浙西路兵马钤辖知杭州军州事”的身份回到杭州，担任太守。这段“咸鱼翻身”的体验让他深刻领悟到，尽管生命无常，只要活着，即便是含辛茹苦的逆境，仍然有值得庆幸的欢愉；即便是步入生命的秋天，仍然能看到晴朗的蓝天，享受橙黄橘绿的收获。苏太守写给刘景文的诗，就完美地展现了他对杭州最深情的歌咏：“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2022-07-22
我和皮埃尔一起的11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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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采访法国嘉宾让—皮埃尔·朗日里耶的任务后，我立刻感到一片迷茫，既不懂法语，英语也糟糕，如何沟通？如何采访？当晚连夜上网搜索了有关皮埃尔的信息，网上有关他的新闻寥寥无几，只知道他在2000年的时候，撰写了一篇有关大文豪苏东坡的长篇报道，苏东坡因此也被法国《世界报》评选为全世界十二位千年英雄当中唯一的一名中国人。11月21日早上7点，我们便从眉山出发前往黑龙潭长岛洲际酒店接皮埃尔，结果我们在酒店大堂等了足足15分钟，他才匆匆上车。后来我们才知道，酒店的工作人员忘了给他送早餐到房间，而他本人则按照之前跟工作人员的约定，一直在房间里等着早餐。而对于自己迟到的事情，皮埃尔上车后就一直让翻译给我们致歉，这也让我对这位来自法兰西的同行多了几分莫名的好感。为了更多地了解这位法兰西客人，同时也向他多多宣传眉山，一路上，我都在通过翻译不断地跟他介绍沿途的风景和眉山的人文历史，而他对此也非常感兴趣，兴奋得像个小孩子一样不停地问道：岷江、青衣江它们最终流向哪里？是不是都流向了扬子江（扬子江就是长江翻译成英语的另一种叫法）。虽然语言不通，但这并没有阻碍我和他的沟通交流，反倒是让我对他的了解和好感又增加了不少。到了柳江古镇，这位来自浪漫国度的外国友人就不停地夸赞古镇风景优美。而在曾家大院听说了那两棵有关凄美爱情的荔枝树故事后，皮埃尔更是在荔枝树下停顿了好一会儿，也许他是在心里默默地为早逝的女主人感到惋惜，抑或是对男主人对女主人的痴情而感动吧。下午两点过，皮埃尔来到了三苏纪念馆进行参观，可能是痴迷苏东坡太深，尽管纪念馆的讲解员是用中文在边走边讲，但他却听得格外认真，而且一直不停地跟翻译问东问西。原本安排30分钟的参观，最后因为皮埃尔的原因，被延长了近半个小时。而在参观三苏祠的时候，同样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三苏塑像、苏家古井、黄荆条、苏家荔枝树……对于苏家古宅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景点，看得认真，问得明白，听得仔细，感觉他似乎要把眼前看到的一切都统统打包，装进脑袋带回法国，生怕漏下了什么以免抱憾终身。在苏东坡盘陀坐像下，皮埃尔跟眉山的三位本土苏学专家以苏东坡为媒进行了一次很有意思的跨国对话。而在这个对话上，皮埃尔也首度对苏东坡家乡的人道出了当年苏东坡被法国《世界报》评为“千年英雄”的始末。原来他刚开始也并不熟悉苏东坡，而是通过中国朋友介绍才对苏东坡这个千古奇人产生了兴趣，进而开始研究苏东坡，并且撰写了一篇长篇大作来向西方人详细介绍这位来自遥远中国的大文豪苏东坡。苏东坡也因为这篇文章被法国《世界报》推选为千年英雄。11个小时的采访时间结束了，就要和新闻界的老前辈皮埃尔告别了。突然想到，千年英雄苏东坡能被更多的西方人认识和了解，可以说是跟皮埃尔分不开的，正是因为他作为记者认真严谨的态度，对苏东坡的历史资料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查阅、考证，最终才撰写出了备受全世界关注的《苏东坡：无可救药的文人——全球“千年十二豪杰”评传》，而通过他的报道，苏东坡也被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所知晓和喜欢，甚至连法国前总统希拉克也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苏迷”。

2017-12-08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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