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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的养生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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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民苏东坡（１０３７－１１０１）一生仕途坎坷，而他却处事达观，淡泊名利，寄情山水，修身养性，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好诗。开朗豁达的心态和科学的养生之术，让他在晚年仍保持健康的体魄，敏捷的才思。练“瑜伽”与重睡姿中年以后的苏东坡除对宁静心情的追寻之外，开始对长生之术十分着迷。特别心仪的是“气功”或称“瑜伽”。林语堂指出，中国人的养生之道，与西洋不同。中国人认为人不应当浪费精力去打球追球，因其正与中国人“保存精力”的养生之道不合。瑜伽的精义则是休息，有计划、有意识地让身体休息。所以规定在固定的时间停止呼吸，更要消灭静坐时脑内的自然活动。这种借着控制呼吸与杂念，而身心全部休息的“气功”，让身体保持得到氧气的状态，却不必像西洋有氧运动那样，因为激烈而消耗同等量的精力。苏东坡的弟弟苏辙，有夏天消化不良、秋天咳嗽的慢性病，也因为练瑜伽而痊愈。在弟弟亲身推介下，苏东坡也开始练习道家的绝食与气功。既然遵从“偃憩”的养生原则，苏东坡对于睡觉，也有讲究的要求。在他入睡之前，他要不厌其烦地把被褥塞好。他要翻来覆去把躯干四肢安排好，直到把自己摆放适当，又自在又舒服为止。身上倘有地方发僵发硬，他要轻轻推、轻轻揉。他要睡了，闭上眼，细听气血运行，待呼吸缓慢均匀，他会自言自语：现在我已安卧，即使身上还有发痒之处，我也不再丝毫移动，要以毅力精神克服之，这样，再过片刻，我浑身轻松安和直到足尖，睡意已至，吾入睡矣。苏东坡认为，睡觉跟灵魂有关，而灵魂的自在又跟身体的自在相连。人若不能控制身心，便不能控制灵魂。赠人战国四味药《东坡志林》载，有一次张鄂向他请教，求他给开一个药方，苏东坡说：“吾闻战国中有一方，吾服之有效，故以奉传。其药四味而已。”于是就提笔写下来，张鄂接过来一看，那四味药是：无事以当贵，早寝以当富。安步以当车，晚食以当肉。张鄂恍然大悟，这四味药确非寻常药物可比，第一味药，说无事指没有那些杂七杂八的事，这样不至于费心劳神，岂不是可以抵得上世俗所认为的“贵”？第二是指早寝，人过中年，不宜熬夜，晚饭后早入梦乡，安享酣睡之乐，岂不是可以抵得上家财万贯的“富”？第三是指徐步而行，这对养生更是必要的。常言道：“饭后百步走，能活九十九”。步行可使血脉通畅，心气和平，有利于消化系统的锻炼，又利于神经系统的充分休息，岂不是可以抵得上驷马高车？第四味药晚食是指到了真有饿感的时候再进食，未饥而食于养生不利。东坡对前三条都未加解释，而对这第四条作了说明：夫已饥而食，蔬食有过于八珍，虽刍豢满前，唯恐其不持去也。这和俗语所说“饿了香，饱了臭”的道理相同。饭吃得晚一些，这时饿感强烈，虽是粗食淡饭，也美香如肉。上述四句话中后两句出自《战国策》：“安步，缓行也；晚食，晏食也。”苏东坡的养生四药实际上是强调了情志、睡眠、运动、饮食四个方面对养生长寿重要性，这种观点即使在今天仍然值得借鉴。养生四大经验外轻内顺。才华横溢，好仗义执言，不善迎奉，因此得罪权贵。自他中年后，遭遇了人生的最大挫折，贬官而致流放。四起四落，坎坷一生。但他始终热爱生活，对人生抱着积极的态度，并善于在困难挫折之际乐观自处。据记载，在苏东坡身处逆境、遭受坎坷的时候，有一位姓吴的老人传授给他一个养生秘诀，其意为：一个人处在任何环境下，都要保持心境安适、头脑冷静，这样才能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化解生活中的不幸，求得身体安康。因为“安则物之感我者轻，和则我之应物者顺，外轻内顺则生理备矣”。苏东坡正是以此精神来对待人生和安排生活的。因此，在他中年之后虽遭遇挫折，但依然身体健康、精神快乐。动静结合。苏东坡非常重视养生，又非常善于养生。他认为只有动静结合，才能养生长寿。所谓“动”，就是“能逸而能劳”。苏轼认为，为什么达官贵人容易生病，而平民百姓却很健壮呢那是因为贵人深居简出，行则坐轿，寒则厚衣，养之太过，所以易受寒暑；农夫小民，不问严寒酷暑，劳作于田间，劳动的锻炼使他们得以祛病强身。正是由于苏东坡对“动”很重视，所以他经常登山，这才有了“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传世佳句。苏东坡一生勤于劳作，在６３岁被贬琼州后，他还亲自开荒种地，并留下了“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的著名诗句，对后人启迪颇大。在重视“动”的同时，苏东坡还非常推崇“静”。他认为“静”首先是心静，就是“心平气和”。人只要不胡思乱想，自然就能“静”下来，就能“心平气和”。在《东坡养生集》中有这样的记载：他每天天刚亮就起床，盘腿而坐，练我国传统的保健功。先叩齿数十下，随后吐故纳新，待气满腹，再徐徐吐出。然后按摩涌泉穴、眼面及耳项，直至发热，最后梳发百余次。他认为：“此法甚效，初不甚觉，但积累百余日，功用不可量，胜之服药百倍。”苏东坡推崇静坐养生法，有诗为证：“无事此静坐，一日似二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他的静坐养生法要求坐姿端正、头颈正直、下颏微收、含胸拔背、眼垂帘，全身放松，排除杂气，自然呼吸，守神静志，意守下丹田。这和现代的静坐要求一致，是一种很好的休息养生方法。适量饮酒。苏东坡对中国传统医学颇有研究，对酒的养生作用也有一定认识。他说：“予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予下者。”大意是说酒只要饮得适量，是可以养生的。苏东坡除了喜饮名酒之外，还自己酿制、饮用药酒，以祛病健体。在惠州，他用木桂、菌桂、牡桂之类药材浸泡成桂酒，并在《桂酒颂》中博引历代本草和医学家关于“桂”药药用功能的论述，来证明桂酒具有“御瘴”的功能。正是因为他广饮各种名酒，对以酒养生情有独钟，所以他在“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泉”的艰苦环境中，能免时疫、拒瘴伤。可见，酒确有通经络、温脾胃、润肌肤的养生功效。注重细节。苏东坡非常重视从生活细节入手进行养生，对衣食住行等都颇有研究，并且总结出了一些有效的养生方法。１．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苏东坡主张少吃肉，说“甘腻肥浓”是“腐肠之药”，并使人肥胖；认为用少量的肉与蔬菜同炒，吃了会使人不胖不瘦，保持体形健美。同时，他还认为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比吃肉更重要，主张在住所周围广植竹木。他的一首长寿诗曾在民间广为流传，其中写到：“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可见，苏东坡对居住环境是非常重视的。２．服姜可延年，麦田求野荠。苏东坡喜欢收集民间的延年益寿药方，其中有一个偏方：取生姜汁贮于器皿中，去掉上面的清黄液，将沉积在下面的白而浓的部分阴干为“姜乳”。用此姜乳同蒸饼或米饭相合，做成梧桐样丸药，每天用白酒或米汤送服十粒。同时，他还推崇吃荠菜。一次，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今日食荠极美，天然之珍……君若知此味，则陆海八珍皆可厌也。”并且介绍了具体做法：采新鲜荠菜二三斤，洗净，加入淘米三升、水三升、生姜一芽头捶碎，同入锅中，浇上麻油一贝壳(３０毫升左右)，煮熟后不放盐食用。苏轼认为，以上两个药方若能长期服用，必会养身延年，达到童颜而高寿的效果。３．浓茶漱口，除烦去腻。苏东坡发明了一种饮茶去腻固齿法，用茶叶泡酽茶，每次饭后用此酽茶来漱口，这样残留在齿缝中的饭菜肉屑就会被漱掉。当然，苏轼除了上述养生法外，还编创了一套完整的养生功法，名为“香泉功”，包括步息功，卧息功，爬行功和桥功四部分。比如步息功，也叫行息功，即行路和调息合用的功法，通常缓步行，配合细微呼吸，达到吐故纳新的作用。再比如桥功，则是利用上翘十指，提肛抬臀来锻炼腰、腹、胯、肛等，可以防防止背痛、腰肌劳损等。创办“安乐坊”苏东坡更难能可贵的还不止是这些，他还创办了“安乐坊”，相当于今天的医院住院部，制作稀粥药剂供给贫困百姓疗疾，真正为群众疗疾去病作出了贡献。公元１０８９年，苏东坡被派任杭州太守，当时遇到了疫病大流行，街头巷尾一片呻吟，荒郊更是尸横遍野。苏东坡没有慌张，他一面及时向朝廷奏明状况请求援助，一面采取紧急自救。先是开仓赈济让百姓吃上饭，接着又筹集款项开设病坊诊治病人。由于这种病坊的精心疗治，三年间共有千余人康复且无一例医疗事故，当地百姓便把这种病坊称为“安乐坊”。据史料记载苏东坡还爱好医药研究，并与许多中医药学者结友探讨。他研制的用车前子、白头翁等中药煎制的稀粥药剂可治腹泻，还有至今沿用的“苏合香丸”等据说也是苏东坡研制首创的，于是，我们也就读到了“开心暖胃问冬饮，知是东坡手自煎”的诗句。苏东坡在医学上的成就可以从一本后人编的《苏沈良方》中反映出来。所谓“苏”即东坡，“沈”为沈括。这本集子收有１７０余条药剂，是一部较为科学实用的古籍医书。综观苏东坡的养生观还是非常科学的，他对求仙访道，服石炼丹很反感，他有这样的诗来讽刺当时士大夫阶层盛行的寻求仙丹妙药的愚昧行为：金丹不可成，安期渺云海。尸解竟不传，化去空余悔。而他则重道自守，养气志坚，如他笔下的这样一些诗句：“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浮云世事改，孤月此心明”等，诗中可见苏东坡练功时晴朗飘然的精神境界以及他超然物外摒弃一切浮名浮利的淡然愉悦心态。

惠民

2011-09-08
爱国为民力行善政（图）

报纸

在我国古代，自孔子之后，知识精英们，大都集官员、学者、文士三者于一身，而且把为政济世看得很高，把诗文看得较低，视为“余事”。面对百姓疾苦，苏轼就曾感叹：“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自少年时代起，苏轼就“奋厉有当世志”，观其终生，苏轼首先是杰出的政治家，其次才是伟大的诗人，而且正是其政治上的杰出，成就了其诗文的高格。所以，苏轼首先是个好官员，其次才是好文人。本文要特别赞一赞：好官苏轼。经纬乍呈即被仁宗赞为相才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苏轼与弟弟苏辙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直言极谏科考试，试前，苏轼上了二十五篇《进策》、二十五篇《进论》，应试当场，写了《礼以养人为本论》等六论。如同此前的嘉祐二年，欧阳修见到苏轼参加进士省试考卷后，“惊喜以为异人”一样，宋仁宗读了苏轼兄弟俩参加直言极谏科考试的答卷，回到皇宫，高兴地对曹皇后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给其试卷判了最高等，职位则由此前的福昌县主簿升任京官大理寺评事。王安石时任知制诰，奉命替皇帝起草苏轼升职文书，给苏轼以高度揄扬，称：“尔方尚少（苏轼此时虚岁不足26），已能博考群书，而深言当世之务，才能之异，志力之强，亦足以观矣。其使序于大理，吾将视尔从政之才。”宋仁宗没有看错，苏轼的答卷和献文，远非一般的应试之作，而是全面深刻地阐述了其除弊救时的变革设想，针对性很强，也有一定的可操作性。苏轼的变革主张，内容上，有与王安石变法相同处，而不同处更多，实施方法上则基本相反。王安石急于求成，苏轼则主张稳妥渐变，反对骤变，要“安万民”。认为如同“寒暑之变，昼与日俱逝，夜与月并驰，俯仰之间屡变，而人不知者，微之至，和之极也”，倘若突然之间即变寒暑昼夜，“则人之死久矣”。熙宁四年（1071）的一天，宋神宗特意召见苏轼，征求其对王安石主持下正大力推进的变法的意见，问：“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苏轼当即答道：“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建议“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先冷静下来，等条件成熟，再相机进行。苏轼的目光是犀利的，太急、太广、太锐，正是王安石变法在操作上从一开始就犯下的致命错误。历史已经证明，正是这三“太”，给大批政治投机者制造了难得的机遇，得以近乎批量地涌进官吏队伍，从而直接导致了神宗一朝熙宁、元丰变法的失败，更导致了哲宗、徽宗两朝新法的变质，和无谓而残忍的党争、黑暗腐败的奸人政治，导致了北宋王朝的灭亡。这种与王安石政见的同与不同，决定了苏轼的一生，既因批评新法而遭新党痛恨，又因反对尽废新法而遭旧党敌视，两方面都不待见他，都想置他于死地。若不是大宋祖训不杀士大夫，若不是可敬的曹太后、高太后的热诚呵护，我们的天才大诗人东坡，我们的正直官员苏轼，恐怕早就被新旧两党扼杀了。据马永卿《元城语录》记载，曾是苏轼政敌的刘安世，晚年由衷盛赞苏轼的大节，称：“士大夫只看立朝大节如何，若大节一亏，则虽有细行，不足赎也。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才高意广，唯己之是信。在元丰，则不容于元丰，人欲杀之。在元祐，则与老先生（司马光）议论亦有不合处，非随时上下人也。”这里所说的“唯己之是信”，就是苏轼始终坚持的变革主张，合于此则支持，不合则反对，绝不与时俯仰。刘安世乃朔党领袖之一，元祐年间，朔党、洛党，共攻苏轼，刘安世能这样称颂苏轼，可见其内心深处，对苏轼的人格，敬佩何等之深。王国维说：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诚哉斯言！苏轼不仅以优美的诗词和文章，更以高尚伟大的人格映照千古。通判凤翔初政已得循吏之体嘉祐六年十一月，苏轼到冯翔府任通判，宋代的通判为府、州的二把手，权力仅次于知府、知州。苏轼平生第一次为官施政，即出手不凡。凤翔府地处秦岭山中，盛产竹木，每年都要砍伐大量竹木编成筏子，由渭河入黄河，运往京城开封，途中要经过三门峡黄河砥柱，本已够艰险了，官府又强行规定，必须在渭河黄河河水暴涨之时运送，极难操控，翻筏事故频发，弄得不少服役百姓倾家荡产。苏轼到任不久，就了解到这是当地百姓一大害，于是广泛征求建议，积极寻求除弊之法，很快找到问题的症结，全在官府不明实况的强行干预，遂改旧规，将竹木的运输事宜交给服役者选操筏人自行决定，由其避开河渭暴涨之期，“以时进止”。长期“破荡民业”之弊，遂“忽如春冰”而解。苏轼进而了解到，朝廷对百姓一些生活必需品的官卖政策，造成“民日益困穷而无告”，主张废除这些官卖，尽以予民。本来已将具体情况以凤翔府的名义上报朝廷，但苏轼救民心急，既怕不一定被批准，又怕即使批准，也要经层层批复，待到落实，已是第二年了。遂又以个人名义，上书宰相韩琦，请求帮助。苏轼曾负责“理欠”，“理欠”即为追收百姓所欠官府债务，“鞭打捆绑，日与小民结为嫌恨”，但每天所得，不过千儿八百，根本无法完成任务。一些服役者的无辜遭遇，更令苏轼深感悲痛。譬如：负责押运的竹木，被风浪冲走，要赔；看管的粮食布匹，时间长了霉烂，要赔……朝廷和地方政府明知其冤，却迫于旧规，赔不起就将其长期关押。虽然每逢大赦，皇帝均下诏赦免，但贪官污吏却趁机勒索，有钱行贿则释放，没钱行贿则继续“追呼鞭挞，日夜不得休息”。苏轼查出，凤翔府还关着这种无辜者225人，将详情报告府里，府里很快会上报朝廷。因担心朝廷不一定重视，遂又以个人名义，上书具体主管相关事宜的蔡襄，恳请蔡襄“独断而力行之”，以使这225人得以回家“养其老幼，日晏而起，吏不至门，以歌咏明公之德”。为了解救可怜的无辜百姓，苏轼简直是在哀求蔡襄了。我国古代称优秀的地方官为“循吏”。《侯鲭录》作者赵令畤赞扬苏轼施政，“真得循吏之体”。的确，苏轼在凤翔府的所作所为，表明他初次施政，就是一位循吏，就本能地践行着爱民为民的循吏之政。徐州抗洪勇毅为民宋神宗熙宁十年四月，苏轼赶赴知徐州任，七月即遇黄河决堤大水灾。苏轼积极领导抗洪救灾，表现出勇毅的担当精神、高超的组织能力和尽职到底的政治品德。徐州城外的地势，洪水易积不易泄，抗洪任务分外艰巨。苏轼发动百姓，赶在洪水到徐州之前，修补好了堤坝，准备好了抗洪所需物资。八月二十一日，洪水淹到徐州城下，水量逐日加大，到九月二十一日，水深已将近三丈，水面高于城内平地达丈余，外小城东南角快被淹没，形势十分危急，城中富人争相出城避水。苏轼知道，富人一逃，民心必被惊扰，还如何守城？何况城外正是一派汪洋，此时出城，无疑主动送死。遂一边挺身高呼：“吾在此，水决不能败城！”以鼓舞人心，一边下令将逃跑的富人拦回城中。苏轼从与城中父老的交谈中得到启示，决定在城东南修筑一条长堤，以预防洪水持续升高而入城。为与洪水抢时间，苏轼亲自到朝廷禁军驻徐州军营，对其卒长说：“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宜为我尽力！”卒长深受感动，应声答道：“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小人效命之秋也！”立即率领兵士短衣光脚，加入筑堤队伍。长堤刚筑好，洪水就到了堤下，正好被挡住，不得进城，民心遂安。苏轼却并未因此而稍有松懈，又于城内附城为长堤，并于城外将因为风浪不敢行驶的公私船只数百条，分散系于城下，以减轻洪水冲城的力度。接着又是风雨日夜不停，洪水暴涨，“城不没者三板”，随时都有被冲毁的危险。苏轼决心与城共存亡，白天黑夜都住在城上指挥抗洪，因事路过家门也不进屋，并命各级官吏分段把守。正如苏轼诗中记述，抗洪工作又惊险又艰辛，常是夜半“千沤发。水穿城下作雷鸣，泥满城头飞雨滑”，弄得浑身泥水，“日暮归来洗靴袜”。到十月五日，洪水终于逐渐退去，徐州城得以保全。苏轼也没忘记城外百姓。当时徐州城外洪水际天，房屋被冲走，老弱被席卷，强壮者拼命奔逃，惊恐和饥饿交加，山丘上，树梢上，到处都有尸体。苏轼组织一批水性好的人，驾船载着食物四处抢救，救活了不少人。洪水虽退，城外积水仍在，威胁仍在。有位和尚建议，凿通清冷口，将积水引入黄河故道排出。苏轼立即采纳，这次洪水对徐州城内外的威胁，终于彻底解决。考虑到洪水以后还会发生，苏轼顾不得稍息，紧接着又上奏朝廷，请求动用来年服役力量，增筑新城，并修建一条木岸，得到朝廷批准后，苏轼立即组织施工，设想很快落实，徐州抗洪能力得以较大提升。虽然当时新党把持朝政，视苏轼为死敌，也不得不对苏轼表示褒奖，徐州百姓更是感念苏轼，“至今思焉”。定州治军帅才难得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九月，苏轼被任命为定州知州。定州与辽接界，是北宋王朝北方边防重镇，苏轼一到任，就着力抓边防。苏轼先派幕僚兼好友李之仪、孙敏行遍访驻军营地，仔细了解军队情况，得知自澶渊之盟以来，近百年间，因与辽国少有战事，北方延边诸郡军政渐驰，监管乏力，贪污盗窃，酗酒赌博，竟成风气。士兵日有逃亡，聚为盗贼，搞得百姓不能安居。苏轼根据情况，“因事行法，无所贷舍”，军风军纪，很快得以整饬。“军民自此稍知有朝廷法令，逃军渐少，盗贼亦稀”。苏轼进而了解到，军营现状极差，营房大段毁损，不蔽风雨，且多是偷地修建，面积很小的两椽小屋，一床一灶之外，连打个转身的空间都没有，因年久失修，椽柱腐烂，大半无瓦，士卒妻儿子女挨饿受冻者，十有五六。苏轼感叹道：“岂可身居大厦，而使士卒终年处于偷地破屋之中，上漏下湿，不安其居？”即派三位将官带着工匠，“遍诣诸营，逐一检计合修去处”，预算所需建材和费用，情况既明，苏轼立即多方筹措资金，营房修建随之动工，快速进展。军中衣食稍足，苏轼就按照战法开展练兵，长期懒散混乱的军营，一下子变得风纪整肃，士气昂扬，像个军队的样子了，官兵对苏轼无不“畏服”。第二年春季阅兵，由于军礼久废，官兵已不知上下级之间的礼仪规矩，苏轼命一切遵行朝廷军礼旧典，知州以元帅的身份，身着文官的服装坐于军帐中，将吏则戎装奔走于前，听从元帅吩咐。副总管王光祖是员老将，傲然军营惯了，如今却要他在一个书生面前俯首听命，觉得是受了莫大耻辱，装病不来。苏轼稳坐军帐，命令书吏起草奏状，要将情况上奏朝廷。王光祖惊恐不已，急忙跑来参见苏轼。阅兵仪式按军礼规定进行，隆重肃穆，大振军威。定州军民对苏轼由衷敬佩，曰：“自韩魏公去，不见此礼至今矣！”赞美苏轼治军有方，和三十多年前名相韩琦知定州时一样。根据李之仪和孙敏行的调研，苏轼深知驻防定州以及沿边诸州郡的朝廷禁军，已是病入膏肓，单靠短时间的整饬，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且，考虑到宋辽关系的大局，也不能大张旗鼓地整军，那样会引起辽人惊恐，恶化边防形势。所以朝廷驻军，“缓急终不可用”。而沿边一带百姓迫于自卫，“带弓而出，佩剑而樵”，射击和搏斗能力及生活习惯，与辽人一样。他们又自发成立弓箭社，组织有方，私立赏罚，严于官府。遇有紧急，击鼓集众，顷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马常备，随时可投入战斗。打起仗来，“人自为战，敌甚畏之”。当年范仲淹在西北抗御西夏，就特别重视民间弓箭手，“封殖其家，砥砺其人”，有力地提升了边防力量，从而逼迫元昊臣服朝廷。过去担任过定州知州的名臣名帅，如韩琦、庞籍，也都如此。近年由于推行保甲法，削弱了弓箭社，自然也就削弱了边防力量。苏轼上奏朝廷，强调“弓箭社实为边防要用，其势决不可废”，建议在边防地带废除保甲法和其他一些不利于弓箭社的措施，以大力推进弓箭社的发展。但朝廷不予理睬，苏轼也很快被贬官南方，他在定州的苦心经营，也随之终结。苏轼有诗赞其友人曰：“腹有诗书气自华”。苏轼本人尤其如此，但苏轼又不仅如此，他的腹中，不仅满贮诗书，同时也满贮兵书，他既是腹有诗书气自华，又是腹有兵书气自雄。他以一身雄华之气，给国防孱弱的北宋王朝生色壮胆，令历史千秋仰望。

刘隆有

2021-11-29
“忠恕仁厚”出自苏轼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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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庆平前几天小女新波来家，拿出一张《富阳日报》让我看看，说报上提及太平村王氏家庙里日本学者远藤隆吉赠送的“忠恕仁厚”匾额，以及家父王乃秋与郁达夫先生的旧事。因为这件事情与家父有关，小女特地过来向我问及事情来由与经过。拜读了报纸上登载的蒋增福先生《一块匾额记荣辱》一文后，不由得也想来说两句，算是做点补充。我是文中提到日本友人远藤隆吉去天钟山时，与郁达夫先生一起同行的太平村人王乃秋的小儿子，解放前居住在富阳下街城隍庙对面的罗宅。家父曾任奉化市警察局长，后辞职回乡在太平村创办了私塾改制新兴教育的槐荫小学，曾请郁养吾先生的女儿郁新民在槐荫小学任课。年幼时父亲常带我去相隔不远的郁养吾先生家作客。后来才知道父亲与郁达夫先生是同窗好友，父亲小达夫先生二岁。由于这层关系我们成了郁家的常客。关于蒋增福先生文中提到的匾额，儿时曾听父亲说是一个日本友人代弟弟去天钟山上观音娘娘殿求子，下山时在山脚捡到一只小小的红鞋子，后如愿怀孕得子，生下孩子后为还愿赠送的（传说天钟禅院的师父会在沿路柴草丛林里藏好小鞋子，求子的香客有缘捡到红鞋子会生男孩，捡到绿鞋子生女孩）。因天钟山求子一直有这样一个传统，在观音殿求子下山后必须去王家祠堂拜祭列祖列宗才能灵验，所以后来赠送的匾额就挂在王氏家庙里了。王姓起源于周王朝王子晋的后裔，王姓既系皇族又属相门之后，故王家祠堂又称“王氏家庙”。我退休后，于2007年主持修续了《富春太平王氏宗谱》。我开始关注宗族事务，同时也了解了一些关于日本文学士远藤隆吉赠送的“忠恕仁厚”匾额的事情。“忠恕仁厚”出自苏轼为宋朝王佑父子写的《三槐堂铭》一文，此文收录于《古文观止》，太平王氏将其尊为家训。太平王氏家庙议事厅正壁现在还置有苏轼《三槐堂铭》的条屏。2014年富阳文物馆出资为太平村王氏家庙进行抢救性修缮，房子修好后与改革开放后修复的所有匾额有些不相配套，遂由原村书记王玉华牵头筹募资金，由我负责翻新所有匾额。《一块匾额记荣辱》作者蒋先生与其女儿的合影即是以翻新后的“忠恕仁厚”匾额为背景的。此匾额长225厘米﹑宽90厘米，由于年代久远，加上缺乏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使得它的坎坷经历有多个版本，蒋先生所述乃其中之一。日本文学士远藤隆吉因慕富春美景，由郁达夫和郁养吾兄弟俩陪同来太平作客，由先家父陪同一游天中禅院。求子还愿，送匾额入王氏家庙，这是主线。我保存有改革开放后翻修的“忠恕仁厚”匾额的相片和写真版。此写真版是我当时为准备翻新匾额而拍下的。红线吊着的白色木条长50厘米，用做相片复制写真时的参照物，由木条来印证仿真制品的具体尺寸。从当时的情况看，“厚”字与落款为原物，其余部分则在文革时因“破四旧”而造成缺损。家父那时虽已驾鹤西去，但我家还是因为这块匾额而受到牵连。中日建交后，太平王观聪先生的女儿王水萍带日本客人来王氏家庙参观，发现这块匾额并被重视。据说破损部分由本村贤达王贤才先生根据记忆描摹修补完整，与原先的匾额真迹无异，从现在悬挂的复制匾额也看不出修补的痕迹。（蒋增福先生《一块匾额记荣辱》一文原载8月24日《富阳日报》“达夫弄·发现”）

2017-09-12
燕矶三景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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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子墓燕矶镇因濒临长江中游南岸展翅欲飞的燕子矶而得名，这里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其中，燕矶古烟墩、车湖车武子墓、车湖王氏兄弟的故事，值得关注。燕矶古烟墩燕矶古烟墩，位于燕矶镇燕矶街东1华里江滨处。燕矶古烟墩建于三国时期。孙权立国，在鄂县建都，以武而昌。孙权从夷陵（今宜昌）到建业（今南京），沿长江1800公里，逢长江转折车处或要紧处，五里一墩，十里一台，建立了无数的烟墩（烽火台）。在古武昌（今鄂州）从华容到燕矶建有6座烟墩。登上10米高的燕矶古烟墩，视野开阔，该烟墩与近处的山包原是一体，现残留的烟墩约有400平方米，原来的烟墩至少有2000平方米。奔腾的长江及两岸的景色尽收眼底，的确是瞭望的最佳之地。燕矶镇嵩山村内有古烟墩，该古烟墩应在该村“烟墩垴处”，附近有“榨铺脚湾”。该古烟墩在燕矶街西4华里处，濒临长江。该古烟墩在一个采石场的包围之中，估计原来的面积也在2000平方米左右。周边被切割，只剩下100平方米，高约10米，因剩余的古烟墩没有切割的价值了，幸而被保存了下来。车湖车武子墓车湖车武子墓，位于燕矶镇车湖村朱家车湖湾东150米处的山包上，坐西朝东。墓冢呈椭圆形，高3米、长约7米、宽约6米。原有墓碑，20世纪70年代被毁，1984年10月25日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车湖，据清《武昌县志》载：“在县东二十里，一名东湖，由五丈口入江。”又说：“宋苏辙云，车武子故居与墓在武昌车湖之上。”车武子，名胤，字武子，东晋南平（今湖北公安）人，少年时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因家境贫困，曾于夏日捕捉流萤装入纱囊，悬之案头照其夜读，其刻苦学习之精神为后世读书人所称——故世有“囊萤映雪”之说。后来，车胤被荆州刺史桓玄辟为幕僚，任治中从事，后升任护军将军、吏部尚书等职。东晋末年，因受迫害，避难于武昌，隐居于燕矶车湖，再不问政事，以耕读渔樵为乐，后终老于车湖亦卒葬其地。历代名人多往其墓地凭吊。元代诗人丁鹤年曾赋有《车湖》一诗：“雪后湖山玉作围，小舟乘兴弄清晖，贫看月里鸾回舞，不觉风前鷁退飞，云母屏空春雰寂，水晶宫冷晚霏微。仙家一笑乾坤老，谁驭瑶池八骏归。”《舆地纪胜》一书曾载有张俞诗：“忆昔车公居此地，遗墟缭绕临清渊。惜哉断石文尚在，野老不识投波澜。”车武子墓地为2米高的大圆墩，车武子故居今已不复存在。每到清明时节，当地学生结队前往墓地祭扫，以纪念车公刻苦好学之精神。车湖王氏兄弟故居宋代大诗人苏东坡自“乌台诗案”后，于元丰三年贬谪到黄州，举目无亲。十余日，寓居江南武昌县车湖（今鄂州市燕矶镇车湖村）的王齐愈（字文甫）闻讯，派弟弟王齐万（字子辩）专程前往黄州探望苏轼。王齐万的到来，给苏东坡阴郁寂寥的内心带去一抹“他乡遇故知”的精神抚慰。从此，他便与江南王氏兄弟结下了深厚友谊。通过与王齐万的交谈，苏东坡对黄州、武昌有了大致了解。送别王齐万归来后，苏东坡的心情依旧激动不已，当天便在感慨万千中写成《王齐万秀才寓居武昌县刘郎洑，正与伍洲相对，伍子胥奔吴所从渡江也》，纪其事。此后，王氏兄弟与东坡的交情日益深厚。苏东坡在《赠别王文甫》一文中深情地写道：“尔后遂相往来，及今四周岁，相过殆百数。”他甚至还曾打算在江南“买田而老焉”。苏东坡经常过江去车湖王家，往往被王氏兄弟留饮数日。元丰三年六月九日，苏轼之弟苏辙千里迢迢来黄州探望其兄后，东坡相送苏辙归去，两人同到车湖王家，再次受到王氏兄弟的热情接待，苏辙后赋有《将还江州，子瞻相送至刘郎洑王生家饮别》。读苏轼文章可发现，苏东坡在黄州五年，与江南武昌县车湖王齐愈、王齐万兄弟逾百次的交往。可见，在苏东坡的内心世界占据的地位。燕矶古烟墩、车湖车武子墓在燕矶仍有遗迹，至于王氏兄弟在车湖的故居，人世沧桑，其迹难觅，不过，若有心人想讲好这个故事，应不乏途径。燕矶古烟墩

杜政宁

2021-08-11
东坡遗风今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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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海南日报记者李佳飞特约记者吴孝俊在海南的文化史上，苏东坡是一座永远屹立的丰碑。这个历史上“孤悬海外”的海岛，从苏东坡的到来开始，“儒雅之风”日渐兴起，到明清时期，洗尽“蛮荒”之气的海南岛，科甲熠熠，进士举人接踵诞生，人文气象之盛，被中原仕宦誉为“海滨邹鲁”。有人说，海南的苏东坡成就了一个苏东坡的海南。足见他对海南文教贡献不菲。往事越千年，慨然一叹间。苏东坡谪居琼州期间的足迹，至今仍为人们所追寻，所缅怀。海南岛西部的临高县苏来村，就是苏翁脚踪所到之处之一。仕途上不幸的苏东坡，在1097年被贬琼州；幸运的海南，因为善待了这位文坛巨匠，如今倒多了几份自豪。在临高县西南方向波莲镇境内，有一座不大的村庄叫“苏来村”，当地人说，此因苏东坡来过而得名。在苏东坡到来之前，这座村庄究竟叫什么名字，村民们都不记得了，似乎关于它的历史，只有从苏东坡到来的那一刻，才开始被赋予丰富而生动的内涵。那么，苏东坡是否真的来过这座村庄呢？是否真如当地村民口口相传的那样，苏东坡不仅来过，还在此夜宿并留下了诗篇？带着这样的疑问，有临高当地研究学者查阅了苏轼登陆海南岛后，由琼州府城赴儋州的行程。苏东坡真的到过苏来村？公元1097年6月1日，苏轼与苏辙分手，从徐闻海安渡海，及海南澄迈老城平安登岸，上岸后，受到张景温、黄宣义等当地名士的接待，后“凭舆”（租轿）赴琼州（今海口府城），在琼州城东，苏轼发现“众泉蹙发”，清澈甘甜而无人汲用，特别是双泉（即洗心泉和浮粟泉），相去咫尺而味异，便告知郡人，从此，“汲者常满”。在琼州府逗留十余天（约6月22日）后，苏轼动身赶往儋州昌化军（今中和镇），7月2日抵达，途中行程约10天。在北宋年间，海南岛的驿道沿海边环海南岛，北-东-南、北-西-南两条线都已畅通，苏东坡选择的正是“北-西-南”路线：琼山府城-老城-石躩-马袅-临机-莫村-苏来村-古廪-积顿（头东）-泊潮-榕椽江-儋耳山-昌化军（中和镇）。根据路程，苏东坡行程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是在临高境内行走的，并确曾来到过苏来村。并且途中，苏轼留下诗作《行琼儋间》（原题为《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四州环一岛，百洞蟠其中。我行西北隅，如度月半弓。登高望中原，但见积水空。此生当安归，四顾真途穷。眇观大瀛海，坐咏谈天翁。茫茫太仓中，一米谁雌雄。幽怀忽破散，咏啸来天风。干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安知非群仙，钧天宴未终。喜我归有期，举酒属青童。急雨岂无意，催诗走群龙。梦云忽变色，笑电亦改容。应怪东坡老，颜衰语徒工。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有研究学者认为，诗中“我行西北隅，如度月半弓”两句就是苏东坡已经到达临高境内的佐证，因为那如半月弯弓的地形，恰是莫村（今临高县城）。在苏来村，今年46岁的村民王仲银指着一口已荒废多年的古井告诉记者，他从小就听村里的老人们讲苏东坡来过村里的故事，而这一口没有名字的古井，据称就是当年苏东坡停留饮水和喂马的地方，“我们小时候还常常从这口井里打水洗澡的，当时全村140多户人家的饮用水，主要都靠这口井供应，直到最近二十来年的时间，村里先是出现按压式的水井，后又通了自来水管道，所以这口古井就慢慢荒废了”。因为多年荒废的缘故，记者日前在村头大榕树下看到这口古井时，石块堆砌的古井周边已长满了杂草，井内水质略显浑浊，井壁长满了苔藓。井沿外侧，还有两块水槽状的遗石，看着很有久远古朴的年代感，村民说，这就是当年苏东坡的喂马饮水的水槽，因为大家舍不得丢掉，所以一直留存到今天。《端砚铭》是夜宿苏来村所作？在离古井不远处的村文化室，门前悬挂着一块石刻牌匾，上面雕刻着苏东坡的《端砚铭》：“与墨为入，玉灵之食。与水为出，阴鉴之液。懿矣兹石，君子之侧。匪以玩物，维以观德。”端砚，是指广东端州所产的砚石制成的砚，唐代开始发现制造，石质坚润如玉，发墨不损毫，磨出的墨汁明艳生辉，加以工制精美，极为珍贵。唐李贺所谓“端州砚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即指此。鉴，古代盛水以照面的器具，借喻鉴戒。苏轼研究学者林冠群先生认为，这里以阴鉴指代端砚，意思是以砚磨出的墨汁可以写出警世济时的文章，墨色黑，其德为阴，为玄。傅玄《砚赋》曰：“加采漆之胶固，含冲德之清玄。”故云“阴鉴”。两句意谓：端砚并非供玩赏的物品，而须以此让人见出主人的德行来。众所周知，苏东坡作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坛泰斗，不仅多才多艺，诗词文章世所推崇，其对文房四宝也颇有研究，曾写下不少关于端砚的精辟论述及赞美端砚的诗文，《端砚铭》便是其中的一篇。临高学界认为，此篇《端砚铭》正是苏东坡从琼州府城至儋州中和镇路过临高时，夜宿波莲镇的苏来村所作，只是文学典籍及史书中尚没有发现确切的记载。而林冠群先生则在《新编东坡海外集》注解中提到，苏东坡的端砚乃是赠与琼山人姜唐佐之物。在今天四川省眉山“三苏祠”中，所存此砚背面还有姜唐佐的题记：“元符三年，东坡移廉州，过琼，以端溪砚赠余为别。余得之，不胜宝爱之至，而岁月迁流，追惟先生言论邈不可识，因志之以示不忘云。崇宁元年十月十九日，琼州姜君弼谨识。”当年，在海南的诸多学子中，苏东坡有几位颇为满意的学生，其中就包括“词义兼美”的琼州人姜唐佐。苏东坡非常欣赏姜唐佐这位海南“佳士”，曾在他的扇子上题了两句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并鼓励他说：“异日登科，当为子成此篇。”姜唐佐没有让他的老师失望，就在苏东坡北归后不久，他果然中举，成为海南中举的第一人。可惜苏东坡没有等到这一天，便匆匆去了另一个世界。后来，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为他续完了这首诗，最后两句为“锦衣他日人争看，始信东坡眼力长”。东坡遗风今尚存尽管《端砚铭》这首诗是否作于苏来村尚无确凿的证据，但是数百年来，苏来村的村民们始终这样坚定地认为，并将东坡重视教育、以文化人的精神传承了下来。就在悬挂着《端砚铭》诗句的村文化室旁，一所叫做“苏来小学”的小学堂静静地矗立着，虽然只有10个学生，村民们还是坚持将学校办下去，由5名教师负责孩子们的所有课程。“村里有重视教育的传统，无论再穷，都至少让孩子念完小学，国内恢复高考以来，村里已经有10多个娃考上了大学，有的还念了研究生。”苏来村今年55岁的村民小组长王明勇向记者介绍这些情况时，神情、语气中，毫不掩饰地流露出一股自豪来。如今，已创建为文明生态村的苏来村，村内道路硬化，房前屋后绿树掩映，好一派富裕、生态、健康、文明的乡村生活景象。行走其间，6个女童稚嫩的童声突然传进耳来，让人十分意外。“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说起苏东坡的诗句，这些个最大年龄不超过15岁的女孩子，居然个个都不陌生。王明勇说，当年苏东坡路过苏来村时正是村里干旱缺水之际，但村民们十分慷慨，不仅给东坡先生水喝，还将他的马足够的饮水，善良、淳朴的老百姓给苏东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先生在离开海南之后，还曾向儿子苏过及孙子们提起过苏来村，让他的子孙后代有机会再来苏来村看看。

2014-06-16
瘟疫：诗人的千年之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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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诗人的千年之痛（下）苏轼王朝云白朴□马琳瘟疫，是我们的祖先曾经面对的灾难。作为时代最敏感的触须，诗人在瘟疫中行经，行经于生死存亡之际，行经于爱恨情仇之间。瘟疫，也被他们写进诗文里，或简或繁，或隐或现，留与千百年后的我们，在字里行间读取那些痛楚。壹苏轼侍妾王朝云染疫而亡苏轼与王姓颇为有缘。在原配夫人王弗去世三年后，他续娶了王弗的堂妹王闰之，而在他人生最低落时相伴左右的，是由侍女改为侍妾的王朝云。绍圣元年（1094），五十九岁的苏轼在贬谪路上一直向南，带着王朝云与幼子苏过来到了惠州。而在启程惠州之前，苏轼曾一再动员年纪尚轻的王朝云留在江南。朝云不肯，始终随侍其旁，成为潦倒时期苏轼的生命支柱。后来的苏轼在《朝云诗序》中这样写道：“予家有数妾，四五年间，相继辞去，独朝云者随予南迁。”而苏轼一家的惠州生活如何呢？“门薪馈无米，厨灶炊无烟”“未敢扣门求夜话，时叨送米续晨炊”，艰辛可见一斑。当时的惠州，在苏轼的诗文里是什么样的呢？《惠州谢表》中有“但以瘴疠之地，魑魅为邻”；《与王庠书》中有“瘴疠之邦，僵仆者相属于前，然亦皆有以取之；非寒暖失宜，则饥饱过度，苟不犯此者，亦未遽病也。”《与林天和长官》中有“瘴疫横流，僵仆者不可胜计，奈何！奈何！”然而，生活的艰辛没有难倒能干的王朝云，她垦荒耕作，缝补衣衫，克勤克俭，任劳任怨。可厄运还是降临了。绍圣三年（1096）仲夏，岭南闷热难捱，王朝云染上瘟疫，在煎熬多日后不幸身亡，年仅三十四岁。也许苏轼在哀叹，他刚刚才帮助隔壁的广州控制了一场正在迅速蔓延的瘟疫，让多少百姓免于病痛与死亡！他刚刚才为惠州百姓写下治疗瘟疫的验方“治瘴止用姜葱豉三物，浓煮热呷”，却生生没能救活同样身陷瘟疫的爱人！大半辈子来，苏轼为官一任，就是扶民救苦的一任，就是施医散药的一任。而红颜殒于瘟疫，更让他自责、痛苦。徐徐回望，他仿佛望见了两个月前一起祈福健康、永不分离的端午节：“轻汗微微透碧纨，明朝端午浴芳兰。流香涨腻满晴川。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鬟。佳人相见一千年。”唉！欢愉总短，哀伤尤多。收拾悲伤的苏轼，遵从王朝云遗愿，将爱人葬于惠州西湖孤山南麓栖禅寺大圣塔下的松林之中，筑六如亭以纪念。亭柱镌有楹联：“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王朝云，已由诗人的知己，化作诗歌里的千古红颜。贰元好问将白朴从死神手中夺回元代文学家、戏曲家白朴幼年遭逢兵荒马乱的岁月。白家与元好问父子为世交，过从甚密。两家子弟，常以诗文相往来。战争中，白朴母子相失，当时元好问把他和他的姐姐收留下来，在乱兵和饥荒中救了他的性命。白朴在《天籁集》原序中这样写道：“尝罹疫，遗山昼夜抱持，凡六日，竟于臂上得汗而愈，盖视亲子弟不啻过之。读书颖悟异常儿，日亲炙遗山，警欬谈笑，悉能默记。数年，寓斋北归，以诗谢遗山云：‘顾我真成丧家狗，赖君曾护落巢儿。’”战乱与瘟疫之中，是元好问忘我的坚持与悉心的照顾，将白朴从死神手中夺回，元好问无疑给了白朴第二次生命。1232年，也就是金哀宗天兴元年，在输掉三峰山大战后，为了守住这最后的都城汴京，哀宗下令将城外的军民、南渡的将士家属以及附近城市的军民全部迁入汴京。汴京人口一时暴涨，竟达二三百万之多。“五月辛卯，大寒如冬”，与怪异的天气一同降临的，还有瘟疫。“民中燥热者，多发热、痰结、咳嗽”“其恶寒也，虽重衣下幕，逼近烈火，终不能御其寒”，而瘟疫蔓延的恐怖，更是无法想象：“向者壬辰改元，京师戒严，迨三月下旬，受敌者凡半月。解围之后，都人之不受病者，万无一二。既病而死者，继踵而不绝。……”无论是《金史》还是名医李杲的《内外伤辨惑论》等，都有大量笔墨记录了这场致百万人死亡的瘟疫。亲历瘟疫的元好问，也发出“苍天无眼”之悲：“围城十月鬼为邻，异县相逢白发新。恨我不如南去雁，羡君独是北归人。言诗匡鼎功名薄，去国虞翻骨相屯。老眼天公只如此，穷途无用说悲辛。”最难过的则是这年冬天，在惨烈的战火与疫后的饥荒里，元好问看见的是山河岁月满目疮痍：“郁郁围城度两年，愁肠饥火日相煎。焦头无客知移突，曳足何人与共船？白骨又多兵死鬼，青山元有地行仙。西南三月音书绝，落日孤云望眼穿。”次年春，汴京城破。再一年春，金国灭亡。长大成人后的白朴，因战乱瘟疫中亡国奔命而留下深刻创痛，誓不仕元。潜心文学，将元好问词曲创作光大之外，再开文采戏剧之先河，成为“元曲四大家”之一。于是，我们喜爱这样的白朴，千般柔肠，跌宕而来：“孤村落日残霞，轻烟老树寒鸦。一点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那么，我们也应该喜爱这样的白朴，凭吊故国山水，激扬兴叹文章，感浮萍于乱世，忧民生之多艰。回望家国变换，他义愤填膺：“行遍江南，算只有、青山留客。亲友间、中年哀乐，几回离别。棋罢不知人换世，兵余犹见川留血。叹昔时、歌舞岳阳楼，繁华歇。寒日短，愁云结。幽故垒，空残月。听阁阎谈笑，果谁雄杰。破枕才移孤馆雨，扁舟又泛长江雪。要烟花、三月到扬州，逢人说。”见有遗民堕落，他怒而起身：“楼船万艘下，钟阜一龙空。胭脂石井犹在，移出景阳宫。花草吴时幽径，禾黍陈家古殿，无复戍楼雄。更道子山赋，愁杀白头翁。记当年，南北恨，马牛风。降幡一片飞出，难与向来同。壁月琼枝新恨，结绮临春好梦，毕竟有时终。莫唱后庭曲，声在泪痕中。”面对突来灾害，他心急如焚：“田家秋熟办千仓。造物恨难量。可惜一川禾黍，不禁满地暝蝗。委填沟壑，流离道路，老幼堪伤。安得长安毒手，变教四海金穰。”叁韩愈《谴疟鬼》记录抗击瘟疫瘟疫，哪只在风骨文士的情谊里？哪只在骨肉亲情的取舍间？哪只在瘴烟弥漫的贬谪路？哪只在家亡国破的离乱中？古往今来的诗人，面对灾难的记述与感怀、参与灾难的防范与救助、深入灾难的探寻与反思，都将成为今天我们的镜子。“白骨不覆，疫疠流行。市朝易人，千载墓平。行行复行行，白日薄西山。”我们仅从汉乐府《古步出夏门行》的这三首残句，就可以深深感受到瘟疫流行下生命是如此不堪一击、转瞬即逝。“医师加百毒，熏灌无停机。灸师施艾炷，酷若猎火围。诅师毒口牙，舌作霹雳飞。符师弄刀笔，丹墨交横挥。”唐代大文豪、政治家韩愈在这首《谴疟鬼》中，详实记录了人们如何抗击瘟疫：草药熏蒸、艾灸火疗、巫婆摆阵念咒、道人施法画符，大家出谋划策、各尽其能，救百姓于生死关头。“去年灾疫牛囤空，截绢买刀都市中。头巾掩面畏人识，以刀代牛谁与同。姊妹相携心正苦，不见路人唯见土。疏通畦陇防乱苗，整顿沟塍待时雨。”在唐代诗人戴叔伦的这首《女耕田行》里，父死、母老、兄从军，只有姐妹两个下地干活。加之去年瘟疫，耕牛也病死了，姐妹没了帮手，只有用刀挖地种庄稼。瘟疫后的家庭凋零，真实不虚。“又记得一年到村落，瘟疫正作恶。人来请符水，无处堪摸索。”道家“南宗五祖”之一白玉蟾的《云游歌》里，瘟疫来时，劳苦百姓大都处于“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之绝境。“江南民，诚可怜，疫疠更兼烽火然。军旅屯驻数百万，米粟斗直三十千。”仅二三十年光景，本就吃不起的粮价又涨了三倍！王冕所在的这个时期，除了瘟疫，还有战争。“连村绝烟火，比屋皆伤残。民生与鬼邻，疫疠仍相干。”作为明代藩王的朱诚泳，感此劫难，痛彻心扉：“匡时愧无策，抚膺空长叹。我欲叩天阍，恨乏凌风翰。”而清人张洵佳所写的这首《龙砂大疫谣》，瘟疫肆虐之惨绝人寰，天地不仁而杳无生机，读来让人头皮发麻，心口淌血！“三伏暑，六月天。残骸腐骴蒸毒烟，淫霖恶血迸流泉。饮之者立毙，触之者立颠。因之疫氛传染广大而无边。有父老疾首蹙额而相告，曰疫深矣若之何。盍申醮祀驱邪魔。钟鼓备陈，牲醴其罗。斋戒沐浴，祷尔于上下神，只谓可以消疹疠迓祥和。岂知迪吉者少而遘凶者仍多。吁嗟乎，自古天心多慈厚，我有心香大如帚。夜夜焚香礼北斗，亟拯疮痍登仁寿，千叩首万叩首。”行文于此，悲伤满怀，惟祈世间少受瘟疫之苦，多些风调雨顺。

马琳

2020-03-10
三千龙山人开黔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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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曾湘军图/胡瑜提供苏辙，字子由，宋哲宗时相继担任右司谏、御史中丞、尚书右丞、门下侍郎等职，著名文学家，与父亲苏洵、哥哥苏轼同属唐宋八大家。因为他的一个奏议，三千龙山人外出征战，开黔阳为县，这也是湘西土兵第一次被朝廷征调外出征战。奏议土兵征战渠阳土兵，相当于乡勇，宋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采用福建路提点刑狱闾丘孝直的奏议开始建立，用于维护地方治安。北宋南江地区在沅水以南，主要在今怀化市，北江地区为沅水以北，主要为今湘西州，北宋前期，这两个地区尚未纳入中央王朝直接管辖范围。宋神宗熙宁三年(公元1072年)七月，章惇出任湖北察访使，开拓南北江，广设府县，派兵防守，将南北江纳入大宋直接管辖之下。怀化、新化、安化等地名就产生于此时。怀化，取怀柔归化之意；新化，为王化之新地；安化，为归安德化之意；诚州(治今怀化市靖州县)，为向朝廷表示忠诚之意，等等。宋神宗元祐初（公元1086年），御史中丞傅尧俞、侍御史王岩叟上奏：沅(治今怀化市芷江)、诚州创建以来，广设府县，派兵防守，耗费巨大。而这些地方地瘠民贫，入版图者存虚名，充府库者亡实利。不毛之地，既不可耕，对于国家增加税赋没有好处，反而成为国家沉重的负担，建议放弃。不久废诚州为渠阳(今怀化靖州县城关镇)军，沅州不废。元祐三年(公元1088年)，诚州人杨晟台乘朝廷管理空虚之机勾结西融（广西融州）粟仁催，纠集数千之众发动叛乱，攻克文村堡（在今会同县西南，一名文溪寨），荆湖北路、荆湖南路、广南西路狼烟四起，渠阳军知军胡田束手无策。宋廷遣荆南转运使唐义问征讨，杨晟台断渠阳道，宋军不得进，南江地区重新陷入混乱。如富州的向氏与沅水上游的向氏、舒氏城邦首先在“留下买路钱”问题上产生矛盾，致使南江通往常德的河道和陆地南北交通不通，与绣、鹤、叙诸州向氏、舒氏兵戎相见，南江各州赖以生计的木材、山货运不出去，食盐等生活物质运不进来，致使民生凋敝，下游北江的浦市一度取代了洪江的木材和盐的中转地位。“开边湖南”的成果有可能毁于一旦，为此“开边湖南”的操盘手章惇忧心如焚。御史中丞苏辙属于旧党，但在“开边湖南”的问题上坚定地站在新党一边。针对渠阳事变，他连上三道奏章，在《三论渠阳边事札子》中认为，湘西道路险绝，中央军孤军深入，举步维艰。过去郭逵任邵州(今邵阳)知州，被杨光围困；李浩听从章惇调遣，带兵进入沅州，过界即败。他们失败的原因，是不具地利。“臣访闻湖南北士大夫，皆言群蛮难以力争，可以智伏。欲遣间谍招诱，必用土人。欲行窥伺攻讨，必用土兵。”章惇采纳苏辙的主张，从溪州刺史彭师晏处招募上溪州人三千。具体执行的是荆湖北路转运司孙颀、沅州知州谢麟。他们招抚上溪州蛮，渐筑城堡，并征调他们戍守桂州(今广西)。因沅渠阳防务吃紧，宋哲宗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八月，孙颀上奏请他们回防渠阳，获得许可。上溪州蛮以及麻阳富州向通汉、向光晤部、荆平镇江寨舒姓部，在今黔城筑土为城，驻守军垦，以夷制夷。他们发兵与懿州（今鹤城区）的田元猛、安江的舒姓、靖州的杨姓进行拉锯战，却难以取胜。上溪州，三国时昭烈章武元年（公元221年）始置黚阳，晋代沿之，在今湘西州龙山县。“黚”通“黔”，黚阳晋以后逐渐写成黔阳。南北朝为大乡县，五代、后晋为上溪州。1980年州文物工作队在龙山县南部酉水北岸的湾塘台地上，发现古代文化遗存，遗址的南岸是保靖县的魏家寨，西南与四川的酉阳交界。因此可以初步确定黚阳废县应在酉水北岸的湾塘台地，城址纵横约500米左右。就这样湘西龙山3000名土兵远离故土，为北宋王朝开疆拓土。“取旧名移置”黔阳县黔阳县是原怀化地区所辖县，1997年撤销，原县治安江镇在20世纪50年—70年代间是怀化市的前身黔阳地区地治所在。古城三面环水，是湘楚苗地边陲重镇，素称“滇黔门户”。各种文化在这里交融，“一片冰心在玉壶”的经典诗句就是王昌龄写就于洪江芙蓉楼前。因为地理位置重要，宋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在此始县，置托口寨（今黔阳托口）、贯堡寨（今靖州北）。次年，在今会同境地中部置小由寨、中南部设丰山寨。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正式置诚州，建渠阳县，以渠阳县为州治，领渠阳、通道、会同三县，命沅州知州周士隆兼诚州知州，改徽州为莳竹县（今绥宁县境）。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七月，改诚州为渠阳军，招纳原溪峒民入州县团籍，编入当地的保甲体制。许百姓置田，所属溪峒各姓首领补充班行等，使之事体一同，成为北宋“开边湖南”的有机组成部分。诚州，徽宗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改为靖州。黔阳建县前土著人口不过500，从公元1074年开始至公元1080年筑土为城，面积为0.22平方公里，编户二十二里。刚刚成立的黔阳县接收了大量战乱中痛失家园的流民，辖境包括了现会同、洪江、安江及芷江的一部分。《皇宋续资治通鉴长编本末》称黔阳县是“取旧名移置”，意思是这三千黔土人留下屯垦，再也没有回去，为了纪念家乡，将聚居之地取名黔阳。因为他们为北宋平定南江立下赫赫战功，他们的要求得到朝廷的支持，他们家乡却改称上溪州。值得引起注意的是，湘西自五代末至清雍正年间实行土司制度，土司拥有私人武装土兵。服从中原王朝征调外出作战是湘西土司的一项基本制度，尤以在明王朝征调最为频繁。平定南江是已知湘西土兵第一次被朝廷征调外出征战。助舒亶平定南江南江地区的混乱状况持续到宋徽宗崇宁年间。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知南康军、荆湖北路都矜辖(宋时缉捕盗贼的治安机构)的舒亶，奉命收拾南江乱局。他率领章惇建立的屯丁队伍，分兵七路发起进攻，斩首三千余级，俘数百人，破洞百余，分叙浦、辰溪、龙潭为七，以忠顺首领主之，高奏凯歌。朝廷又诏舒亶收复诚州，并驻扎沅州，兵未压境而渠阳叛军降，舒亶请命天子为之告庙，改诚州为靖州。舒亶复计议在洪江筑屯堡，分兵洪江之南，建若水、丰山、贯堡三寨。靖州有风景名胜飞山，瑶人为屏障抵抗宋军，舒亶乃选形胜，占领飞山福纯坡，建新城，据守要冲。诚、徽二州蛮酋杨晟臻等二千余人纳土入贡，归附王朝。蔡京以舒亶开边功，赠其为龙图阁学士。

2021-08-12
《清平乐》：撩开“仁宗盛治”的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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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7日，由正午阳光出品的IP大剧《清平乐》（原名《孤城闭》）台网同步播出，精良的制作团队与实力派演出阵容共同书写大宋盛世，使该剧未播先火。相比于原著小说以仁宗长女福康公主内侍梁怀吉的视角展开，展现前朝与后宫的风云变幻，该剧则以宋仁宗的一生为线索，讲述了他勤政爱民、开创繁荣盛景的治世故事，以及面对个人情感时的抉择和无奈。与此同时，名臣高士、国朝大势、典章体制、法度人情等多番看点交迭上演，勾勒出一幅波澜起伏的时代画卷。宋仁宗赵祯，宋朝第四位皇帝，宋真宗赵恒第六子。于乾兴元年（1022年）即位，时年13岁。明道二年（1033年）亲政，庆历三年（1043年）任用范仲淹等人开展“庆历新政”，嘉祐八年（1063年）去世，享年54岁。赵祯在位期间，北宋经济、科技、文化繁盛，被史家誉为“仁宗盛治”。作为出品过《琅琊榜》《欢乐颂》等热剧的明星团队，正午阳光依旧延续了其严苛的制作规范。剧中曹皇后、张贵妃、福康公主等人物均有史可考，晏殊、范仲淹、欧阳修等名臣良相集结出现，使作品叙事更具宏大的历史感。精致考究的置景，精美的人物造型，一丝不苟的道具细节等，无不让人赏心悦目。一时间引发剧粉热议，对称构图、文物考古成了话题焦点。此外，片头制作也别具古韵，仿佛一卷铺展开来的《清明上河图》，配以文白相杂的温暖吟唱，展现出一幕幕生动古朴的宋代市井风貌，使观众闻声入景，见景入情，从而获得了沉浸式观剧体验。由此可见，该剧在渲染时代氛围和铺陈叙事背景方面可谓下足了功夫。反观近年来播出的古装剧，《长安十二时辰》《大明风华》等剧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就作品题材而言，聚焦于宋代历史的少之又少，容易想到的大概只有经典的《水浒传》和此前热播的《鹤唳华亭》。相比于遍地开花的清宫剧、唐朝戏，观众对宋代相对陌生。谈到该剧中的核心人物宋仁宗，可能很多观众就更不熟悉了，因为人们从小耳熟能详的不过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而作为宋代在位时间最长、开创盛世之景的宋仁宗，其在历史及后世的注脚中可以说是存在感极低的。其被人所知的，或许他只是“狸猫换太子”这一经典戏说中的可怜皇帝。《清平乐》开篇就推出了“仁宗寻母”这一桥段，随后将仁宗与太后刘娥的母子恩怨和权力纷争娓娓道来，由此提升了戏剧张力和人物贴近性。在《清平乐》已经播出的剧集中，我们可以看到宋仁宗的为政以仁、广开言路以及隐忍沉着的明君风范被展现得淋漓尽致。了解到因自己的无心之言而致梁家家破人亡而深感自责，彰显出他的爱民之心；听闻生母病危，面对万国来朝的大朝会，他眼含热泪却不失帝王风范；面对酷夏久旱，他诚心减食求雨，以担帝王之责。正是这样一位仁慈勤勉的封建君王，使北宋在仁宗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都达了高度繁荣。剧中，实力派演员喻恩泰饰演一代名相和文学家晏殊，其精湛的演技和与生俱来的文人气韵，将睿智通达的宋代士大夫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不改稼穑之能的一代名臣范仲淹、直言进谏的韩琦以及意气风发的欧阳修等人，在剧中纷纷登台，不仅丰富了剧情，也还原了与其相对应的历史场景。通过剧中主要人物形象演绎的故事，观众得以穿过岁月出尘埃，一窥宋代那段繁盛时期的粗略模样。明代思想家李贽说：“仁宗一朝，钜公辈出，尤千载一时也。”据统计，史称“唐宋八大家”的八位文豪中，有六位出现在宋仁宗一朝，分别为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唐诗宋词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两大高峰，执豪放词之牛耳的苏轼，以及婉约派的代表人物柳永，都是这个时代的文学泰斗。宋代崇文尚武，学术思想也是百家争鸣，形成了关学、濂学、朔学、洛学、蜀学、新学、像数学等诸多流派，而著名的“北宋五子”，即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均为活跃于仁宗时代的大学者。此外，仁宗时期还出现了诸多名臣良相，剧中主持“庆历新政”的范仲淹、韩琦、杜衍等，皆是仁宗朝辅佐皇帝施政的中坚力量。另外，王安石、邓绾等新党中人，主导“元祐更化”的司马光、苏辙等旧党中人，都是在这一时期崭露头角的。在中国自秦至清的历代封建王朝中，宋代虽强敌环伺，疆域面积远逊于秦汉大一统时期，但是宋代的经济和科学却相当发达。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有三项出现在仁宗时代，即《武经总要》中陈列的火药配方、《梦溪笔谈》中记载的活字印刷技术以及指南针。据记载，世界最早的自动天文钟“水运仪象台”以及世界第一张纸币“交子”也诞生于这个时代。如此看来，仁宗时代的“软实力”的确令人赞叹，人文、科技、金融无不繁盛。难怪苏轼曾如此评价：“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搜揽天下豪杰，不可胜数。既自以为股肱心膂，敬用其言，以致太平，而其任重道远者，又留以为三世子孙百年之用，至于今赖之。”这样一个文人巨擘光耀千秋的时代，怎能不令人心生感慨。（作者简介：任晓菲，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博士生。）

2020-05-14
段秀实后裔段绎与苏轼、宋祁的诗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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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秀实是唐代千阳人，长期担任泾州刺史、泾原节度使，治理边境有功。泾原兵变后，叛军占据长安。段秀实忠于唐朝，用笏板猛击欲登皇位的叛军首领朱泚，被杀。唐德宗下令追赠段秀实为太尉，谥号忠烈，并为其题写碑文。著名文学家柳宗元、白居易、文天祥等人也曾写文、写诗对其称颂。唐代以后，段秀实的子孙鲜有人知。但在北宋，他有一个后裔叫段绎，字释之，担任过提刑官和屯田官，与宋祁、苏轼多有交际、唱和。宋祁是什么人？他是北宋官员，著名文学家、史学家、词人。宋祁写的《玉楼春》词中有“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一句，被人称作“红杏尚书”。他与欧阳修等合修《新唐书》，撰写了其中的大部分，使之成为最好的史书之一。宋祁和段绎为朋友，宋祁将《新唐书·段秀实传》的内容扩充了不少，除了吸收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状》的内容外，或许段绎也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宋祁写了一首《段释之客都下作诗道其怀》：“密雪天街客履穿，更将羁思敌彫年。无人载酒谁同乐，有物烧愁便许燃。腷臆文章千牍上，萧条光景二毛边。我能知子今何赖，无用长于马腹鞭。”这首诗歌反映了一种百无聊赖的思想感情，段绎来到京城，作者无法给予帮助，连酒也不能喝一杯，真是十分遗憾。苏轼是北宋著名诗人，留下了不少精美的诗篇和文章，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段绎与苏轼的交往更多一些，主要交往的时间在熙宁七年（1074）至熙宁十年（1077）之间，当时苏轼四十岁左右，担任密州知州，身体多病，情绪欠佳。段绎多次看望苏轼，相谈甚欢。苏轼为此写了多首诗歌，以示感谢。第一首，《除夜病中赠段屯田》：“龙钟三十九，劳生已强半。岁暮日斜时，还为昔人叹。今年一线在，那复堪把玩。欲起强持酒，故交云雨散。惟有病相寻，空斋为老伴。萧条灯火冷，寒夜何时旦。倦仆触屏风，饥鼯嗅空案。数朝闭阁卧，霜发秋蓬乱。传闻使者来，策杖就梳盥。书来苦安慰，不怪造请缓。大夫忠烈后，高义金石贯。要当击权豪，未肯觑衰懦。此生何所似，暗尽灰中炭。归田计已决，此邦聊假馆。三径粗成资，一枝有余暖。愿君更信宿，庶奉一笑粲。”此诗描述了苏轼常年卧病在床，就是过去的老朋友，也无人看望。段绎写信安慰他，让苏轼很高兴。他希望自己弃官还乡前，能与段绎聊几个晚上，吟唱几首诗歌。第二首《二公再和亦再答之》：“寒鸡知将晨，饥鹤知夜半。亦如老病客，遇节常感叹。光阴等敲石，过眼不容玩。亲友如抟沙，放手还复散。羁孤每自笑，寂寞谁肯伴。元达号神君，高论森月旦。纪明本贤将，汩没事堆案。欣然肯相顾，夜阁灯火乱。盘空愧不饱，酒薄仅堪盥。雍容许著帽，不怪安石缓。虽无窈窕人，清唱弄珠贯。幸有纵横舌，说剑起慵懦。二豪沉下位，暗火埋湿炭。岂似草玄人，默默老儒馆。行看富贵逼，炙手借余暖。应念苦思归，登楼赋王粲。”和前一首诗歌一样，写了自己寂寞的心境，不同的是，感谢段绎和另一位姓乔的朋友，来看他这个潦倒的文人，但愧于菜少酒薄，招待不周。第三首《送段屯田分得于字》：“劝农使者古丈夫，不惜春衫践泥涂。王事靡盐君甚劬，奉常客卿虬两须。东武县令天马驹，泮宫先生非俗儒。相与野饮四子俱，乐哉此乐城中无。溪边策杖自携壶，腰笏不烦何易于。胶西病守老且迂，空斋愁坐纷墨朱。四十岂不知头颅，畏人不出何其愚。”这首诗歌写的情景与以上诗歌基本相同，感谢段绎等三人来看他，一同野炊畅饮。第四首《和段屯田荆林馆》：“南山有佳色，无人空自奇。清诗为题品，草木变芬菲。谢女得秀句，留待中郎归。便当勤鞭策，仆倦马亦饥。”苏轼的这首诗歌与前几首不同，表达了一种十分轻松、愉快的心情，不仅写了美景，也写了才女。在这首诗歌后，苏轼自己加了一个注释：段有侄女在密州。也就是说，密州也有段秀实的后代，还很有才，会写诗。苏轼的弟弟苏辙有一首诗歌，名字叫《次韵子瞻病中赠提刑段绎》，说明苏轼还有一首《病中赠提刑段绎》的诗歌，也是写段绎的。从以上宋祁和苏轼的诗歌来分析，段绎在当时的社会地位比较高，他的朋友圈比较高雅。和苏轼的交往，体现了他的侠义豪爽。从苏轼的几首诗歌标题中有“和”“分得于字”来看，段绎也是一位诗人。只不过，由于时间久远，现在还没有找到他的诗歌。宋祁和苏轼用诗歌的形式记录了段秀实的后裔段绎点点滴滴的生活，让我们了解了他的人品、诗品。我们由此知道，段秀实在去世200多年后，还有这么一位令人敬佩的后代。陈仓荟萃

2020-11-20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是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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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起成语“卧薪尝胆”，按照惯性思维，人们就会联想到越王勾践，就会联想到勾践辛酸、艰苦的复国大业。即使到了现在，人们也经常用“卧薪尝胆”一语，来表达刻苦自励、奋发向上的决心和毅力。其实，历史上的“卧薪尝胆”事件，并非真的存在。按照传统的说法，“卧薪尝胆”应该发生在春秋时期。而在所有记载春秋史事的史料中，记述最原始，也最为可信的，当推《左传》和《国语》了。但是翻遍这两本书，就会发现其中令人失望甚至产生疑惑的端倪。《左传》在“定公”和“哀公”两部分，以及《国语》在“吴语”和“越语”部分，虽然都详细记述了关于越王勾践的生平事迹，却都没有提及“卧薪尝胆”一事，哪怕是只语片言。这种不约而同的历史记载，让人很是觉得纳闷和不解。众所周知，“卧薪尝胆”是一个合成词汇，是“卧薪”“尝胆”两件事的总称。对于“尝胆”一事，春秋史料一片空白，一直到了汉朝才有了最初的记载。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撰写《越王勾践世家》时，第一次把越王勾践曾“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的事写进了《史记》中，但没有提到“卧薪”一事；东汉学者赵晔在作《吴越春秋》时，虽然也说到勾践“悬胆于户，出入尝之”的事，但仍然丝毫没有“卧薪”的记述。直到唐宋时期，在一些著述性的文字中，才开始出现越王勾践曾“枕戈尝胆”的说法。唐代大诗人杜甫在《壮游》诗中曾有“枕戈忆勾践”之句。北宋学者王洙注释此诗称：越王勾践“出则尝胆，卧则枕戈”。南宋初年李纲在《议国是》疏中，曾说勾践“枕戈尝胆以励其志”；在《论使事札子》中又说：“勾践枕戈尝胆，卒以报吴”。戈，在古代是一种兵器，显然不是传说中的干柴硬棒。可见，勾践“卧薪尝胆”的事情，从春秋到两汉，直到唐宋时期，一直没有明确记载。把“卧薪”和“尝胆”两个词语连缀起来，作为一个成语使用，最早出现于北宋文豪苏轼的《拟孙权答曹操书》中。苏轼对孙权这个三国风云人物，显然尊崇有加。在那篇游戏性质的书信体文章中，苏轼穿越时空隧道，凭借大胆丰富的想像力，模拟孙权的口吻写道：“仆受遗以来，卧薪尝胆，悼日月之逾迈，而叹功名之不立，上负先臣未报之忠，下忝伯符知人之明。”孙权有没有“卧薪尝胆”，《三国志》《汉书》没有记载，就连流传甚广的《三国演义》小说中也找不到任何的蛛丝马迹。可见，孙权“卧薪尝胆”一事纯属苏轼虚构和杜撰。即使有，也与越王勾践八竿子抡不到一块，毫无相干。不过，苏轼毕竟是苏轼。作为北宋后期的文坛领袖，作为一代名噪半个世纪的大文豪，其文章的影响力是巨大的，由他首创的“卧薪尝胆”字眼也得到了广泛流传。所以，到了南宋时期，曾开、真德秀和黄震等爱国官吏、学者，不能满足南宋的半壁江山，时常追忆越王勾践的英雄事迹，在他们的奏章、著述中，屡次提到勾践有“坐薪尝胆”或“卧薪尝胆”的事，也无非是拿勾践说事，有针对性地从侧面敲打一下一贯懦弱无能的南宋皇帝们。与此同时，不少学者也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如南宋学者吕祖谦在《左氏传说》中，却说吴王夫差曾“坐薪尝胆”。到了明代学者张溥作《春秋列国论》时又说：“夫差即位，卧薪尝胆”。之后，清代历史学家马骕在编写《左传事纬》和《绎史》时，仍然把“卧薪尝胆”之事系于吴王夫差名下。把一个成语典故分别用在两个同一时期、针锋相对的对头身上，这种文字类型的巅峰对决，在历史上实不多见。只是，不少学者还是愿意把“卧薪尝胆”的事情，追加在越王勾践身上。清初大才子吴乘权在编写《纲鉴易知录》时记载：“勾践反国，乃苦身焦思，卧薪尝胆”。蒲松龄在一副流传甚广的对联中也明确写道：“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表达了他对项羽、勾践丰功伟业的无限感怀，和对自己屡试不中、落魄至极的无奈自勉。后来，乾隆时期文学家蔡元放在修订的《东周列国志》中又云：“（越王勾践）累薪而卧，不用床褥；又悬胆于坐卧之所，饮食起居必取而尝之。”这样，关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才愈传愈广，一直到今。不少人对于“卧薪”的记载最早出现于宋代，可能不同意。他们认为《吴起春秋》中所记越王勾践“目卧则攻之以蓼”，这种“蓼”菜积聚得多了，就成为“蓼薪”，就是“卧薪”之意。所谓“蓼”，清代学者马瑞辰曾解释为“辛苦之菜”（《毛诗传笺通释》卷六）。他们认为越王勾践那时日夜操劳，眼睛疲倦得想睡觉（“目卧”），就用辛辣、味苦的蓼菜（“蓼薪”）来刺激眼睛，打消睡意。按照这种说法，“尝胆”是让味觉感到苦，“卧薪”是让视觉感到苦，但把“卧薪”说成睡在硬柴上，那显然是一种误解。自汉代始记的“尝胆”和自宋代才见的“卧薪”，是历史上真有其事，还是出于误传？越王勾践曾“枕戈尝胆”，还是“卧薪尝胆”？“卧薪”是想睡觉时用“辛苦之菜”刺激眼睛，还是睡在硬柴上磨炼筋骨？要弄清这些问题，看来还颇费斟酌。一个“卧薪尝胆”的中华成语，被历代名人分别附会到孙权、勾践和夫差三个不同人物的名下，并最终被大多数的人普遍“锁定”在越王勾践身上。可见人们对这个历经千年的发展演变，充满褒义、代表赞扬、渴望成功的词汇的重视和喜爱程度。其实，现在看来，“卧薪尝胆”这个成语，到底有没有确切的历史典故，究竟发生在哪个历史人物的身上，已经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它已经普遍成为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甘落后、自强不息、决心振奋、力图复兴的内在动力。这才是这个被人们争论甚至误解千年的成语，所留给中华民族的无穷财富。据《历史上那些帝王们》

2012-05-25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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