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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制墨与海南松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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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海南日报记者单憬岗实习生张晓甜墨是中国古代文人日常几乎唯一的书写着色涂料，古人对治墨用墨非常用心，工艺技巧不断推陈出新。而一些知名的文人也对研究制墨和用墨乐此不疲，北宋文学大家苏轼就是其中之一。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诗文书画皆精，他对于墨的研究、论述和鉴赏，都极其精当，对丰富和发展宋乃至后世的墨文化居功至伟。苏轼对墨情有独钟，他曾说：“吾有墨七十枚，而犹求取之不已，不近愚邪？是可嗤也。”他不仅藏墨甚丰，擅长品墨，而且出于对墨的爱好他还自己制墨。他与制墨大家中的两潘（潘谷、潘衡）的故事也流传至今。而罕为人知的是，苏轼制墨与海南还颇有渊源，尤其是其亲自命名的“海南松烟”更是因此而在国内有了一定的声名。神交潘谷论制墨与苏轼同时代的制墨大家潘谷，善于制墨，善于验墨。而且世人对其评价是为人高尚，很有风度和义气，得到了各界的好评。苏轼虽然不认识潘谷，但听到他的故事后亦赞不绝口，既作文、又作诗热情地表扬他。苏轼曾在《孙祖志寄墨》诗中称赞潘谷：徂徕无老松，易水无良工，珍材取乐浪，妙手惟潘翁。鱼胞熟万杵，犀角盘双龙，墨成不敢用，进入蓬莱宫；金笺溅飞白，瑞雾索长虹，遥怜醉常待，一笑开天容。能得到苏轼如此高度赞誉的潘谷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人呢？宋何薳《春渚纪闻》中曾记载，潘谷手艺高明，造墨用胶少而墨“遇湿不败”。潘谷又能改造高丽、新罗（今朝鲜）的墨，使其既黑且光。潘谷检验墨的品质的能力尤其传神。宋黄庭坚《山谷题跋》曾称其“摸索便知精觕”，曾经用手隔着锦囊摸，便马上知道锦囊中放的是廷珪墨。对此，苏东坡都非常佩服，所以才有惊叹“妙手惟潘翁！”元丰（1078-1085）末年，苏轼的朋友孙祖志给他寄来一些墨，他回报给他四首诗。其中之一就专门论述了潘谷的墨法：“徂徕无老松（徂徕山，在山东兖州），易水无良工（易水，在河北易县）。珍材取乐浪（乐浪，今朝鲜北部），妙手惟潘翁。鱼胞熟万杵，犀角盘双龙。墨成不敢用，进入蓬莱宫”。全诗的意思是说，如果没有徂徕山中千百年的老松烧出来的好烟炱，易水一带就不会出现优秀的墨匠，强调优质松烟对制造好墨的重要性。乐浪那个地方虽然有上好的松烟，但因制不得法，不能造出佳墨。潘谷妙手予以改造，加入鱼胞胶（能增黑），再杵墨剂以万计令熟透，制出来的墨锭装饰着双龙花纹，就像犀牛角般细腻滑润，非常光黑，是绝妙好墨。不敢轻用，惟有进献给皇宫里的天子。在这首诗中，苏东坡总结了潘谷的制墨经验，用好松烟，加入鱼胞胶，再反复杵打上万遍，就可以获得上佳的墨。这成为后世制墨人遵循的一个技法。苏轼后来在《书别造高丽墨》一文中记载了自己体会和试验潘谷制墨技法的故事：“余得高丽墨，碎之，杂以潘谷墨，以清悟和墨法剂之为握子，殊可用。故知天下无弃物也，在处之如何尔。和墨惟胶当乃佳，胶当而不失清和，乃为难耳。清悟墨胶水寒之，可切作水精脍也。”在海南探索制墨法绍圣四年（1097年），苏轼在政治上接连受到打击迫害，被一贬再贬来到海南。陪伴他的，只有他的小儿子苏过和他随身携带的书籍，当然不能离身的还有他收藏的几箱佳墨。那时海南岛十分荒凉贫穷，所谓贬官实际上就是流放。苏轼到海南岛时，已年逾六十，生活非常艰苦，受尽了折磨，还常受到朝廷派来监视人员的刁难。在海南，苏轼还坚持读书写字作诗。而写字需要墨，当时远离繁华地区的海南，好墨十分难得，因此他凭着自己对制墨工艺的了解，开始研究利用海南当地的材料制墨。从汉代兴起的松烟制墨法，沿用至宋，已历千余年，由于经年累月大量取用松枝制烟，致使大片大片的古松林被毁。到宋代中期，不少地区的松林资源几近枯竭，制墨工匠遂另辟蹊径，以桐油、石油、麻油、脂油取烟制墨，其法日臻完善，墨质亦佳，渐次为人们所喜用，此法便逐渐推广开来。苏轼在海南制墨也是以松树为材料，所制之墨被他戏称为“海南松烟东坡法墨”。九三学社海南省副主委颜家安认为，宋代以前海南本岛松树分布很广，沿海丘陵和平原都有较多的纯林。苏轼北宋绍圣年间在儋州境内曾见到大片松林。苏轼在《夜卧濯足》诗中写道：“况有松风声，筌鬲鸣飕飕。”住所夜里能听到松风声，可见松林距离不远。苏轼还曾烧松明来照明和取暖，著有《夜烧松明火》一诗。而好墨如命的他自然不会放过利用海南松树资源来制墨的。其文《书海南墨》称：“此墨吾在海南新作……海南多松，松多故煤（指制墨的松烟）富，煤富故不择也。”苏轼在试验制墨的过程中，还发现制墨的一些有趣现象，他在《书所造油烟墨》中写到：“凡烟皆黑，何独油烟为墨则白，蓋松烟取远，油烟取近，故为烟所灼而白耳，予近取油烟，继积便扫，以为墨皆黑，殆过于松煤，但调不得法，不为佳墨，然则非烟之罪也。”他以为只要是烟都是黑的，没想到油烟却是白的，经过试验，才知“松烟取远”、“油烟取近”，因为被火焰所烧而成白色。而且须调得法，才能做成好的墨。我想这样的过程既享受制作的过程也悟出其中的道理，何乐而不为呢？在不断的重复中，熟悉了规律，对墨的性质了如指掌，保护也自然不在话下。在琼教潘衡制墨？在苏轼文集中记下了这么一件事：“己卯腊月二十三日，墨灶火大发，几焚屋，救灭。遂罢作墨。”这一年是元符二年（1099年），苏东坡62岁，距他被贬海南岛已两年多。他在海南试验制墨，和他一起进行这一试验的是另一“潘”：潘衡。据叶梦得《避暑录话》载，大宋宣和（1119-1125）间，潘衡在江西一带卖墨。潘老板卖墨的招牌就是：苏轼。因为他当年曾和苏大学士在海南时遨游墨海，深受苏大学士赏识，于是传授以制墨秘方。潘衡称自己卖的这些墨，都是按照苏大学士的秘方做出来的，“自言尝为子瞻造墨海上，得其秘法”。为此，叶梦得向苏过打听其父制墨之法。苏过笑道，其父并无何制墨秘诀。只是因为在海南岛无事时，以此为消遣。苏过回忆说，1098年的一个初夏清早，苏轼和苏过沿着茂密的松林古道，在零落分散的村庄之间盘转寻找优质松木以制墨。正好这段时间里，后来的制墨家潘衡来拜访苏轼，两人就开始在一间小屋里研究烧松脂制黑烟灰以制墨。没想到半夜不慎失火，点着了房屋。第二天，三人从焦黑的残物中弄到几两黑烟灰。因为没有胶，苏轼就用牛皮胶和黑烟灰混合起来。但凝固不好，只得到几十条像手指头大的墨条。苏轼大笑，便尝试着拿这块残煤来写字，结果坚硬度不够。这些墨被他称为“海南松烟东坡法墨”。但是墨的质量还是不错的。经过这次险情，因为苏过坚决反对，苏轼便停止了自己的制墨试验。有心的潘衡却把这细节记在心里。在苏轼的启发下，后来他终于学成了全身的制墨本事。为了更好地销售自己的产品，他将这段轶事炒作成广告，渲染成苏大学士传授他制墨秘方。潘老板最机灵的地方在于，他确实和苏大学士有过互动，至于是不是当场传授了秘方，那发挥的空间就大了，传授秘方不一定就是一板一眼地讲课和抄笔记，两人心有灵犀一点通，在意会之间领悟秘方也未必不可。不过，潘老板的墨也确实质量好，“然衡墨自佳”，没有辱没苏大学士的名声，可惜欠着苏家的专利费。宋何薳在《南海松煤》也记载：“东坡先生在儋耳，令潘衡所造铭曰‘海南松煤’，东坡法墨者是也。其法或云‘每笏用金光烟饼，睹数饼’故墨色艳发胜用丹砂也。”

2015-01-26
伊川山水洛阳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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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北宋时期的伊川，以山水名闻天下，不仅吸引了张齐贤、富弼、范仲淹、文彦博等名相的青睐，而且成为梅尧臣、谢绛、尹洙、欧阳修、苏轼、苏洵诸多文人向往游览之地。尤其是欧阳修，“伊川山水洛阳花”，是他一生念念不忘的美好记忆。北宋天圣九年（公元1031年），二十五岁的欧阳修被任为西京留守推官，协助留守钱惟演处理狱讼之事。这是欧阳修进士及第之后的第一份正式工作，他兴致勃勃地赴任。在洛阳，遇到了成就其文章的导师谢绛、梅尧臣，也因为在洛期间的山水之游养成了他一生寄情山水的洒脱性情。当时的西京留守是钱惟演，喜欢读书写作，交游名士，“于时一府之士，皆魁杰贤豪，日相往来，饮酒歌呼，上下角逐，争相先后以为笑乐”。欧阳修与谢绛、尹洙、梅尧臣等在洛阳一带赋诗作文，游山玩水，不仅成就了一段文学史的佳话，他们也用自己的诗才文笔，记载了北宋洛阳自然生态的优美和人文环境的优雅。1徜徉山水争赋诗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梅尧臣去世时，欧阳修撰《祭梅圣俞文》，其中回忆他与梅尧臣的初识：“昔始见子，伊川之上，余仕方初，子年亦壮。读书饮酒，握手相欢，谈辩锋出，贤豪满前。”言二人一起在伊川游玩，赋诗饮酒，畅谈学问，相互欣赏，由此订交，成为终生的好友。梅尧臣在晚年写给王安石的诗中，也曾兴致勃勃地回忆起当年在洛阳时的幸福时光：“当年仕宦忘其卑，朝出饮酒夜赋诗。伊川嵩室恣游览，烂熳遍历焉有遗。是时交朋最为盛，连值三相更保釐。谢公主盟文变古，欧阳才大何可涯。”其中的谢公，便是当时的西京留守通判谢绛，学记博深，是西京留守府中的文章魁首，是梅尧臣、欧阳修等人的良师益友。欧阳修才华横溢，与大家一起游览山水，登高赋诗，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在梅尧臣眼中，伊川山清水秀，景色宜人，是当时西京留守官员最常去游览的地方。他在《再至洛中寒食》中由衷赞叹：“游人莫惜醉，风景满伊川”，感慨伊川山清水秀，足以让他能够如谢灵运那样徜徉山水而诗致盎然，也能像陶渊明那样载酒行远而乐不思归。初到洛阳的欧阳修，便曾与智蟾上人游南岳庙，看到了伊河两岸的山水田园风光：“终日念云壑，南归心浩然。青山入楚路，白水望湖田。野渡惟浮钵，山家少施钱。到时春尚早，收茗绿岩前。”写自己沿着秦楚古道南行，至于鸣皋的南岳庙参访，甚至还品尝了初春的绿茶。伊河之水的清澈和两岸青山的秀美，让他仿佛回到了江西庐陵，感觉像是回到老家。明道元年（公元1032年），欧阳修和谢绛、梅尧臣等人畅游伊川，夕阳西下，众人却不愿归城，咏着唐代诗人刘长卿的山水诗，觉得面对如此秀美山川，不留下诗篇，既对不起眼前的青山绿水，也对不起一行人的满腹才华，于是纷纷作诗。欧阳修写出了伊川秋天的山水之美：“木落山半空，川明潦尤积。飞鸟鉴中看，行云舟中白。夷犹白苹里，笑傲清风侧。极浦追所远，回峰高易夕。”将远山清影、近水澄澈、蓝天倒影、白云飘逸的景色写得宛在眼前。他也由此爱上了伊川山水，有时兴致上来，他还独自驱马前往伊川游玩，《伊川独游》道出了欧阳修在伊川游玩的兴致勃勃：“东郊渐微绿，驱马忻独往。梅繁野渡晴，泉落春山响。身闲爱物外，趣远谐心赏。归路逐樵歌，落日寒川上。”多次言及他与友人泛舟伊河之上，欣赏伊河两岸的秀丽风景。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钱惟演之子钱暧知道欧阳修对伊川恋恋不舍，就问他伊川为何让他如此魂牵梦萦，欧阳修再次回忆起伊川山水：“之子问伊川，伊川已春色。绿芷杂芳浦，青溪含白石。山阿昔留赏，屐齿无遗迹。惟有岩桂花，留芳待归客。”言此时伊川应该春暖花开，芳草如茵，水流潺潺，山岩上的桂花孕育着芳香，等待友人的归来。言外之意，伊川的山水不仅是客观景物，更是欧阳修的心灵伴侣，在等着他归来。2“曾是洛阳花下客”欧阳修钟爱洛阳牡丹，曾做《洛阳牡丹记》，晚年言自己“曾是洛阳花下客”，以此表达自己曾经有过一段最为快乐自在的时光。欧阳修虽在洛阳仅三年，但终生不忘伊川山水，在《夜行船》中写道：“忆昔西都欢纵，自别后、有谁能共。伊川山水洛川花，细寻思、旧游如梦。今日相逢情愈重，愁闻唱、画楼钟动。白发天涯逢此景，倒金尊、殢谁相送。”言自己一生最快乐的时光便是在伊川畅游山水，在洛阳欣赏牡丹，以致每次想起青年时光，都会生出无限感慨，既是对青葱岁月快乐时光的无尽追忆，也是对后来宦海浮沉的无限感伤。如果说洛阳牡丹给欧阳修的是雍容华丽的诗酒风华，那么伊川山水给欧阳修的则是安静闲适的心灵抚慰，也养成了欧阳修终生寄情山水之乐、得之心寓之文的习惯。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阔别洛阳十年的欧阳修途经洛阳，写下了《再至西都》，感慨自己离开伊川后宦海浮沉，当年作为人生伴侣的青山绿水、鱼鸟芳草应该嘲笑自己忘记了当初在伊川时的闲散自如，变得如此面目可憎，少了几分从容淡定，多了几分官场庸俗：“伊川不到十年间，鱼鸟今应怪我还。浪得浮名销壮节，羞将白发见青山。野花向客开如笑，芳草留人意自闲。却到谢公题壁处，向风清泪独潺潺。”他再次回到当年与谢绛等人题壁的地方，感慨清风明月依旧，青山绿水常在，自己却再不能履行旧约，与秀美山水相伴。3身寄伊洛慰乡愁北宋时期的伊川，以山水名闻天下，不仅吸引了张齐贤、富弼、范仲淹、文彦博等名相的青睐，而且成为诸多文人向往游览之地，也成为他们心中的隐逸之所和潇洒之地。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苏轼从黄州迁汝州时，曾对他弟弟苏辙说：“先君昔爱洛城居，我今亦过嵩山麓。水南卜宅吾岂敢，试向伊川买修竹。”说他们的父亲苏洵最喜欢洛阳，自己曾听父亲讲过到伊川的茂林修竹，充满了对伊川的想象。他在看郭熙画《秋山平远》时，就觉得其中的景色便是伊川山水的写照：“伊川佚老鬓如霜，卧看秋山思洛阳。”希望自己未来能够到伊川看秋山，可惜苏轼未能到汝州上任而病逝于常州，伊川之游也成为他的遗憾。在欧阳修、苏洵的影响下，苏轼、苏辙都将伊川山水视为隐居之所。文彦博功成身退而归居伊川，苏辙便说：“方将翱翔嵩、少之下，溯回伊、洛之间。身寄白云，堂开绿野。释鼎钟之重负，收竹帛之余光。”认为归隐伊洛可以看天上云卷云舒，赏门前花开花落，轻松自在。他在送好友去洛阳任职时也说：“归去伊川潇洒地，不须遗念属清湘。”认为伊川山青水秀、景色宜人，可以畅游，可以赋诗，到伊川游赏山水，就不会再思念家乡。这既是劝勉之语，更是从梅尧臣、谢绛、尹洙、欧阳修、苏洵等人的切身感受对伊川山水之美的理解和想象。行文至此，眼前不禁浮现出北宋诗人们或泛舟或驱马游于伊川山水之间的兴致盎然，历历入目的便是一个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名胜：水寨、白沙、江左、半坡、鸣皋，正是伊川山水之美的历史记忆；不能忘却的则是一个个有着人文故事的古迹：彭婆、吕店、白元、葛寨、酒后，也是伊川人文之美的文化故事。（曹胜高，洛阳人，陕西师范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理事）

2019-11-22
读书，读宜宾，读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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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加了宜宾的两个读书会。一个叫“三月三”，盟主何均虎。三月的季节，春草生发，春花盛，春树蓬勃，虎虎有生气。一个叫“开明书屋”，盟主蔡敏。入会之前我在猜想：苏轼的妻子王弗“敏而静”，苏轼的爱妾朝云“敏而义”，这个蔡敏应该是“敏而艳”吧？待到一见面，哈哈，原来是个帅哥。进到这两个“组织”里，参加活动、在群里发发微信、闲了去开明书屋四楼坐坐，叙叙话，聊聊书，觉得特亲切。交往中，结识了一些大咖，落霞孤鹜、周公子、胡子大叔、横江一道、凝翠一方、颓废de优雅、老肯、心雨、亦奕、踽行、安然、小小田……书友嘛，自然是以书会友了，我们聊怎么读书。我发现，Ta们读书不纯粹是随性而为，一味乱读，一个一个都是有套路的。让我遂想起鲁迅先生的话语，“以会稽郡为横坐标，以魏晋时代为纵坐标，辑录古籍。形成内’剑’外‘书’的精神结构，使之具有战士品质和文人情怀”。我向亲们学习！也向鲁迅学习！当然，我达不到亲们读书的专业深度，也不具有鲁迅先生的大气慨，但摒弃平时的散漫，也订个计划，给自己一个基本定位还是可以有的！那么，我该怎样读书呢？想了老半天，就这样吧：我是宜宾人，读宜宾的山水、历史和人文；我是一个超级“苏粉”，读苏东坡的诗词文章与人生。奢望着也能构建起自己的文化坐标体系。大半年来，我这样做了。读宜宾，我把宜宾拟人，便听到了她的自言自语：“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我借到了一套《宜宾市志》，中华书局2011年11月出版，上中下三本，大部头，2410页。书中全面、系统地记述了宜宾行政区域内的自然、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历史和现状。我沉入其中，我废寝忘食，读到了宜宾的前世今生。通过各种渠道，我还搜罗到了一些宜宾的其他读物。我有一套宜宾历史文化名人丛书。四本，平装，《明代重臣周洪谟》《清代字妖包弼臣》《文坛泰斗阳翰笙》和《儒学大师唐君毅》。由宜宾当地文人撰写，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我有一套《品读宜宾》《美文宜宾》《诗韵宜宾》《水墨宜宾》《风情宜宾》系列读本。我有一本罗应涛先生编著的《诗游僰国》，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当然，想要对宜宾读得更多，还得走更加通畅的道路。带上身份证，去市图书馆办一张借书卡吧。在那里，想读多少读多少，想读多久读多久。读了宜宾，我又转向苏东坡。我一直在想，苏轼“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是怎么来的？在黄州，为什么一夜之间就能由苏轼变成苏东坡？这种价值观与人生观是如何形成的？自儿童至少年，自少年到青年，儒、释、道早已在心里播下种子，后来，随着环境的变化和人生的起伏，自然而然就开出花儿来。随着阅读的深入，我发现，苏轼的学校教育远逊色于他的家庭教育。苏家是一个“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的富有文学气氛的知识分子家庭。置身这样的环境中，很自然的就会进到一种读书的场景和氛围当中。苏洵搞起了亲子阅读，读经史、读百家、读偶像，读得多、读得广、读得深。苏辙描绘了当时的情景：“读书犹记少年狂，万卷纵横晒腹囊。”他们彼此还晒读书法。苏轼谦虚，说自己读书有一种“迂钝之法”。什么“迂钝之法”？就是抄书。少时抄，中年抄，老了还在抄，“迂钝”一生。北京师范大学康震教授还给苏轼总结了一个“八面受敌读书法”。实际上就是分主题阅读的方法，以时间为主题、以人物为主题、以事件为主题、以明线暗线为主题……我们现在的阅读和语文教学都还经常使用。苏轼一生著述宏富，作品广泛流传，影响深远。存留到现在的散文有4500多篇，内容包罗万象，气势纵横，既有魏晋文风的通脱之气，又有唐宋散文的明白简练、自然天成的特点，体现了北宋散文的最高成就，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千古第一文人”。存留到现在的诗有2700多首，苏轼的诗，突破了唐诗的内容和意境，发抒自由，象形状物，寓理精炼准确，比喻丰富贴切，代表了诗歌的有宋一代，也是宋诗的集大成者。留存到现在的词有300多首，苏轼初学填词也是步随婉约的，但不久，他就突破了词的内容和境界，开创了豪放词派，张志烈先生赞道“极豪雄刚健之至而无叫嚣，极深婉缠绵之思而不琐碎”。苏轼写东西为什么那么牛？他说得很简单。“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南行前集叙》）古之圣人有不能自已而作者。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花实，风水相激之波纹，都是自然而然形成的，都是“不能不为”“不能自已”的产物。苏轼还进一步阐述，文艺作品不只是现实的反映，而且还应是现实触动了作者的心弦而抒发出来的感情。“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文艺作品，应以情动人，离开了“有触于中”，现实还没有打动自己，怎么可能打动别人。写文章还得关注一个“知”和“行”的问题，知行合一，才能写出好文章。“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古人在饱读诗书之后，都要游历名山大川，拜访名家，结交名士，以养浩然之气。扬雄如此，司马相如如此，李白如此，苏轼也如此。古人把这种学习方式叫“游学”。对于我们，“游学”有很好的现实意义。现在的条件比古人好到天上去了，高速、高铁、轮船、飞机，可供选择的出行方式好多好多，哪一样不是日行万里。随之，古人的“游学”也有了现代版本：“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名师指路；名师指路不如贵人相助；贵人相助不如自己去悟……”我把这句话改了一下：“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了万里路，回过头来再去读万卷书。”读书———旅行———再读书，这样，一定会把书读得更通达。

2020-04-23
宋韵湖州②：苏东坡眼里的湖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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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文苏东坡五次过湖州，有四次都留下了诗文。他对湖州的喜爱溢于言表，尽情赞美起来真的不吝辞藻。“乌台诗案”是苏东坡颠沛传奇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之一，案件的缘由和起始都跟湖州有关。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4月，苏东坡从徐州太守调任湖州太守，官职全衔是“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馆权知湖州军州事”。苏东坡4月到任，7月底就被御史台派人到湖州逮捕押送进京。苏东坡在湖州为官仅三个月，但与湖州情缘其实早在他赴任湖州前就结下了，我们循着《苏东坡集》诗文线索，参以其他资料，算起来，苏轼到湖州不下五次，在湖州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苏东坡第一次到湖州，是在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熙宁四年苏轼通判杭州，次年十二月，受转运司差遣，赴湖州相度堤岸利害，统一规划水利建设。这在《将之湖州戏赠莘老》等诗作中有明确记载。第二次是熙宁六年（1073年），与“开运盐河”有关，这次时间最短，行色匆匆。第三次是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有转知密州之命，秋末成行，苏轼与朋友在湖州的“六客会”是北宋一次重要的文人雅集。第四次，便是自徐移湖任知州的这一次，时在元丰二年（1079年），《湖州府志》有详细记载：“元丰二年四月二十日到，七月十八日罢”。为时三个月零八天，这一次苏东坡留下诗文较多。第五次，在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就是《定风波》里写到的十五年后再过吴兴作《后六客词》的那一次，这是苏轼在杭州知州任上到访湖州。自此以后，苏轼北迁南谪，再也没有到过湖州。苏东坡五次过湖州，有四次都留下了诗文。他对湖州的喜爱溢于言表，尽情赞美起来真的不吝辞藻。还没到湖州地界，他就开始充满想象和向往了，《将之湖州戏赠莘老》中说，“余杭自是山水窟，仄闻吴兴更清绝。湖中桔林新著霜，溪上苕花正浮雪。顾渚茶牙白于齿，梅溪木瓜红胜颊。吴儿鲙缕薄欲飞，未去先说馋涎垂。亦知谢公到郡久，应怪杜牧寻春迟。鬓丝只好对禅榻，湖亭不用张水嬉。”他觉得还不过瘾，又一口气写了七首《赠孙莘老七绝》，把这个“水云乡”说得既富庶又清绝。“天目山前渌浸裾，碧澜堂下看衔舻。作堤捍水非吾事，闲送苕溪入太湖”；“夜来雨洗碧巑岏，浪涌云屯绕郭寒。闻有弁山何处是，为君四面意求看”；“夜桥灯火照溪明，欲放扁舟取次行。暂借官奴遣吹笛，明朝新月到三更”；“三年京国厌藜蒿，长羡淮鱼压楚糟。今日骆驼桥下泊，恣看修网出银刀”；“乌程霜稻袭人香，酿作春风霅水光。时复中之徐邈圣，无多酌我次公狂”。他甚至和孙太守相约，“嗟余与子久离群，耳冷心灰百不闻。若对青山谈世事，当须举白便浮君”。他在《墨妙亭记》这样描述，“吴兴自东晋为善地，号为山水清远。其民足于鱼稻蒲莲之利，寡求而不争。宾客非特有事于其地者不至焉。故凡守郡者，率以风流啸咏投壶饮酒为事。”七年后接到移湖之命，苏东坡内心满怀喜悦，他在《湖州谢上表》中说，“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湖州给他留下了太多的美好印象，他在赴任途中写了《过淮三首赠景山兼寄子由》，与弟弟苏辙约定，“此去渐佳境，独游长惨神。待君诗百首，来写浙西春”。苏轼到任后，登山夸山，临水赞水。游道场山何山，“道场山顶何山麓，上彻云峰下幽谷。我从山水窟中来，尚爱此山看不足”。端午遍游诸寺登飞英塔，“忽登最高塔，眼界穷大千。卞峰照城郭，震泽浮云天”。绕城观荷花登岘山亭，赞“苕水如汉水，鳞鳞鸭头青，吴兴胜襄阳，万瓦浮青冥”；“环城三十里，处处皆佳绝，蒲莲浩如海，时见舟一叶”。游法华山，“谁云四万八千顷，渺渺东尽日所晒。归途十里尽风荷，清唱一声闻露薤”。他很享受吴兴的无穷美味，“紫蟹鲈鱼贱如土，得钱相付何曾数。碧筩时作象鼻弯，白酒微带荷心苦。运肘风生看斫鱠，随刀雪落惊飞缕。不将醉语作新诗，饱食应惭腹如鼓。”他赞赏“半壳含黄宜点酒，两螯斫雪劝加餐”的溪边石蟹，甚至幽默地说：“堪笑吴兴馋太守，一诗换得两尖团。”他很喜欢湖州是个无事之邦，“得意诗酒社，终身鱼稻乡。乐哉无一事，何处不清凉”“吏民怜我懒，斗讼日已稀。能为无事饮，可作不夜归”“我行本无事，孤舟任斜横”，他甚至要别人不把他当作太守，“莫作使君看，外似中已非”。苏轼出守湖州后，经常自嘲为“闲”太守、“懒”太守、“馋太守”，在给朋友的信中，也屡次表示对湖州的喜爱之情，他在《答范纯夫》信中说“此间湖山信美”，答吕熙道则云“湖州江山风物，不类人间。加以事少睡足，真拙者之庆”。他还约秦观及杭僧参寥在“秋尽”之时来湖一游。但这一切都没有来得及实现，就在苏轼毫无思想戒备之时，被子虚乌有的所谓“罪证”逮捕了。问题出在苏东坡递交的《湖州谢上表》，“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份《湖州谢上表》成为“乌台诗案”的导火索。御史们指摘苏东坡以自己同“新进”相对，说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进”人物“生事”，给苏东坡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苏东坡在湖州写的诗《吴中田妇叹》有言“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赠孙莘老七绝》写道“若对青山谈世事，当须举白便浮君。”这两首诗也被检举为“罪证”。此案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而御史台官署内遍植柏树，常有乌鸦栖息筑巢而称“乌台”，所以称“乌台诗案”。苏东坡是一个重情之人，给弟弟苏辙写了《狱中寄子由二首》以作告别，“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和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诗的最后写道：“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桐乡指棺木，意思是说我死后就葬在浙江西。为什么要选葬浙江西呢？事后苏轼有自注说：“狱中闻杭湖间民为余作解厄道场者累月，故有此句”。宋代杭、湖均属于浙西路。苏轼就捕赴御史狱时，湖州“郡人雨泣”。以秀才贾收为首的湖州百姓，在骆驼桥上和河两岸排满香案，齐声哭祷上天，保佑苏太守平安，祈求他逢凶化吉。据说吓得狐假虎威的八品台吏连夜撑离市河，宿在城外，并要通判派兵保护，在三里桥过夜。苏轼在狱中听说，给他精神上极大的安慰，十分感动，才有了“知葬浙江西”的冲动。

2022-08-18
巫峡中心郡　巴城四面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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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县依山傍水，长江穿城而过，唐贞观八年唐太宗赐名忠州，民国二年设忠县。地处巴楚交界的忠县是古时进出巴蜀的必经水上通道，众多文人往来唱和，吟咏出一幅绚烂的诗歌地图。“巫峡中心郡，巴城四面春。”一千多年前，诗人白居易情不自禁地道出忠县的美景。今天，我们重走忠县古诗路，追寻他们的足迹，以及他们留下的精神财富。这几年一直致力于收集整理忠县古诗的县文联秘书长向金龙介绍，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等文人为忠州留下300多首古诗。李白为石宝寨写下第一首诗忠县有一个地方天下皆知，它便是“江上明珠”石宝寨。它也是诗人最喜欢吟诵的对象。忠县长江北岸，临江一块巨石孤峰陡然拔起，相传为女娲补天所遗的一尊五彩石，故称“石宝”。此石形如玉印，又名“玉印山”。明末谭宏起义，据此为寨，“石宝寨”由此得名。石宝寨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经康熙、乾隆年间修缮。塔楼依山耸势，共12层，全系木质结构，飞檐展翼，造型奇异，被誉为世界八大奇异建筑之一。古诗人往来长江水道，途经此地，惊叹之余，留下众多吟诵之作。曾写下“思君不见下渝州”“朝辞白帝彩云间”的李白途经忠州游览玉印山，诗兴大发，题诗赞道：“霞映孤峰峙江滨，孑孓蓬莱在凡尘。古木绕壁壁俊伟，彩霓连峰峰连云。上矗峨嵋难攀顶，下屹此峰不能登。何日乘龙跃山脊，普洒霞光济苍生。”据查证，这首名为《连云山》的古诗就是写石宝寨的第一首诗。写石宝寨的诗为何名为“连云山”？向金龙解释，李白登石宝寨顶峰远眺，群峰江水连成一片，如蓬莱仙境，遂题“连云”于其壁，石宝寨因此也叫“连云山”。古往今来，明代杜一经、清代侯若源和王尔鉴等诗人曾写下《玉印山》《登石宝寨》《石宝寨》等众多诗篇。如今的石宝寨已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4月，历时3年多的石宝寨抢救性保护工程完工。重新亮相的石宝寨，在巨型围堤环绕下，成为长江上一处大型江中“盆景”，每年吸引游客数十万人次。白居易与忠州的怨与爱在古代大诗人中，与忠县渊源最深的当属白居易。818年，白居易由江州司马擢升忠州刺史，在此为官一年多，留下诗歌百余首。这一年多是其诗歌创作的一个高峰时期。“其实，白居易刚来的时候，对忠州的印象很差。”忠县本土文化研究者林亚才介绍。那时的忠州人口不足五万，偏僻荒凉、生活贫瘠。“……吏人生梗都如鹿，市井疏芜只抵村……更无平地堪行处，虚受朱轮五马恩。”白居易写的《初到忠州赠李六》，就道出了诗人的失望之情：市井疏芜，山地不平，车马都不能通行，这哪里像个州府，简直就是个荒蛮之地！但当诗人安顿下来后，却渐渐喜欢上了忠州的风土人情。这里人口稀少，民风淳朴。白居易在忠州留下的百余首诗中，有不少反映其政事治绩的内容，从中可以看出，白居易对工作全身心投入，轻徭薄赋，劝农勤作。他在《代州民问》中写道：“官职家乡都忘却，谁人会得使君心？”在《东坡种花》中感慨：“养树既如此，养民也何殊？将欲茂枝叶，必先救根株……劝农均赋租……省事宽刑书。移此为郡政，庶几氓俗苏。”出生于忠县的著名作家马识途曾指出，白居易在忠州创作的诗词，“更能体现他‘补察时政’‘泄导人情’，为人民而歌唱的特点。”公务之余，白居易赏花弄树，饮酒悠游，写下不少反映民俗、咏景咏物之作。此时的白诗风格发生变化，以含蓄为主要意境，达到他诗歌创作的另一个高峰。白居易还在忠州干了一件中国文学史上的大事——最早把竹枝词从民歌变成一种新的文人诗体。“瞿唐峡口水烟低，白帝城头月向西。”“江畔谁人唱竹枝，前声断咽后声迟。”白居易在忠州留下的《竹枝词四首》主要描写了三峡风光和对民众的同情。“竹枝词由古代巴蜀间的民歌演变而来，唐代顾况、刘禹锡、白居易、元稹等诗人都有作品，遂成一体，盛于一时。”重庆师范大学教授鲜于煌介绍，白居易写竹枝词是在819年，3年后，唐代的另一位诗人刘禹锡到夔州（今奉节县）任刺史期间，才写下两组竹枝词共11首。“可以说，竹枝词这一有着浓郁地方特色的民歌奇葩，经白居易肇其端，刘禹锡扬其波，才风行大江南北。”鲜于煌说，后世不少人认为竹枝词最早由刘禹锡所写，是一种历史的误会。已故忠县学者程福耀曾在《白居易与忠州》一书中指出，白居易开创了写作竹枝词的先河，“凡研究竹枝词之起源者，不可不知白氏之竹枝词创作。”820年，白居易奉调回长安（今陕西西安）。当真要离开时，诗人却有了许多不舍：“数来犹未怨，长别岂无情。恋水多临坐，辞花剩绕行。”（《留题开元寺上方》）白居易走了，但他留下的诗作成为忠州的一笔宝贵财富，也让这座江边小城成了历代诗人的膜拜之地。明朝崇祯年间，在忠州知州马易从的倡议下，白公祠建成，成为历代文人凭吊白居易的胜地。去年，改造后的白公祠开放，醉吟阁、怀远亭、四贤亭等重新修缮，新增忠县书法家撰写的白公诗林和一片白居易最爱的木莲林，3个展厅以声光电的形式再现了白居易在忠州的历史情景，成为忠县又一处文化景观。古诗颂扬“忠文化”忠县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以“忠”字命名的城市。唐贞观八年（634年），因巴蔓子“刎首留城”的壮举和三国时期严颜“宁当断头将军，不当投降将军”的气节，唐太宗将此地赐名忠州。为了纪念这二位将军，历代诗人留下不少缅怀诗篇。白居易在《登城东古台》写道：“巴歌久无声，巴宫没黄埃。靡靡春草合，牛羊缘四隈。”宋时，苏轼、苏辙兄弟游历忠州时亦留下两首同名诗《严颜碑》，“严颜平生吾不记，独忆城破节最高”等名句，千古传诵。不仅是巴蔓子和严颜，在中国历史上因忠义流芳千古的人物，不少都与忠县有难以割舍的关系：东吴名将甘宁、中唐名士陆贽、明末女将秦良玉……因为他们，一代又一代的诗人，为这片土地留下了诸多忠义之歌。“在我们收集到的300多首忠州古诗中，关于‘忠义’的至少有100多首，其中，写陆贽的最多。”向金龙介绍，明代诗人姚夔就曾写诗盛赞陆贽：“仁义百篇唐孟子，排奸劲节凛秋霜。人生一死终难免，落在忠州骨也香。”陆贽何许人也？为何“落”在忠州？陆贽是唐代名相，精于吏治，秉性贞刚，最终他遭受诬陷被贬为忠州别驾，在忠州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10年。其间，他每日在翠屏山麓的山洞独自读书，其读书洞至今犹存。陆贽虽谪居僻地，仍心念黎民，因当地气候恶劣，疾疫流行，遂编录《陆氏集验方》50卷，供人们治病使用。陆贽临终遗命简葬忠州翠屏山，历代官吏文人到此祭拜不断。1998年，其墓修复竣工，墓碑为马识途所书。明代倪伯鯕在《吊陆宣公二首》中感叹：“劲节不随陵谷变，忠魂应与日星悬。古来多少岩廊者，谁是先生大义全。”清代熊学埙在《谒陆宣公墓》中写道：“墓草连天暗，忠魂揭日光。阳城休悒悒，内相葬桐乡。”时代变迁，忠县人的忠义精神依然未变。近年来，忠县以弘扬“忠文化”为切入点，根据时代发展赋予其新内涵，并升级改造了一批体现“忠文化”内涵的标志性历史街区；拍摄了展示“忠文化”起源和发展的专题纪录片《忠·城》等；打造出以“忠文化”为主题的实景剧《烽烟三国》。随着时代发展，“忠文化”的内涵得到不断拓展，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精髓也不断滋养着当今忠县儿女的精神世界。

2017-08-09
匪以玩物维以观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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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四书话】儋州东坡书院的主体建筑载酒堂上，悬挂着一块红底白字的牌额，上刻“海外奇踪”四个大字，为光绪二十四年儋州知事罗栋材所书，意为此乃海南一处奇特的古迹。作家、学者朱玉书将牌额顺手取来作为书名，记录苏东坡谪居海南事迹，其中一篇题为《琼岛珍物西蜀藏》的文章，记载了他“发现”东坡砚的经过。说1980年秋天，到四川参加全国苏轼研究学术讨论会期间，游览了三苏祠，令他感到意外和惊喜的是，三苏祠里竟珍藏有苏东坡谪居海南时赠给姜唐佐的一个端砚，砚的背面还有姜唐佐本人的题记：元符三年，东坡移廉州，过琼，端溪砚赠余为别。余得之，不胜宝爱之至。而岁月迁流，追维先生言论，邈不可即。因志之以示不忘云。崇宁元年十月十九日琼州姜君弼谨识。文中还说：“元符三年六月，苏东坡遇赦北归，路经琼州时，再为姜唐佐留墨志别，并将所借《烟萝子》《吴志》等书还给了姜唐佐。上述端溪砚，当是东坡临别时送给姜唐佐的。”这篇文章甚为引人注目，它使孔凡礼编写《苏轼年谱》时为苏东坡的生平增添了内容。该《年谱》在记录苏东坡约吴复古、姜唐佐品尝蕈馒头、于姜唐佐家题字之后，载：“赠唐佐端砚，并为铭。”就是引用《海外奇踪》中的这篇短文作为证据。孔凡礼补记的“铭”即光绪《临高县志》所载东坡“寓临邑作”的《端砚铭》，孔凡礼因此指出《临高县志》所载“非是”。学者林冠群编注《新编东坡海外集》亦指出：“此砚为东坡北归时赠唐佐之物，铭文亦当作于此时。”至此，人们对东坡砚便有了个比较完整的印象，苏东坡北归行到琼州时，曾经造访姜唐佐，为其书写张巡、颜真卿联，约吴复古、姜唐佐食用蕈馒头，将心爱的端溪砚赠给了姜唐佐，并为之题写了铭文。这个逻辑算是严密。然而我一直认为关于苏东坡赠送姜唐佐端砚的故事有几个疑点。首先，朱玉书所见之砚存于四川眉山三苏博物馆，而另外一位学者马斗成却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也发现了类似的一方端砚。马斗成的文章发表于《中国典籍与文化》上，其文曰：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东坡笠屐端砚”。左旁竖刻：“端州石砚，东坡先生携至海南，元符三年，自儋耳移廉州，过琼，持以赠余为别。岁月千流，追维先生言论，邈不可即，倩工镌刻先生遗像，为瓣香之奉云。时崇宁元年十二月十九日琼州姜君弼谨识。”下钤“唐佐”篆书款。此砚曾作为国宝多次出国巡展。我们对照两方砚上姜唐佐的题跋后发现，题跋的意思一样，只是文字略有差别。假如苏东坡赠给姜唐佐端砚，也绝不会赠两方。由此可知上述两方砚，至少有一方是赝品。其次，姜唐佐题跋中的落款有疑点。王力先生在《中国古代文化常识》中指出：“古人尊对卑称名，卑自称也称名；对平辈或尊辈则称字。”苏东坡名轼，字子瞻，他使用自己的名字是很讲究的，他给朋友写信最后落款时用“轼再拜”或“轼顿首”，如北归时在见到姜唐佐之前曾在澄迈给赵梦得留下一封信，落款为“轼顿首梦得秘校阁下”；《南轩梦语帖》是一则笔记，文末落“轼”字。据史志载，姜唐佐名唐佐，字君弼。他是苏东坡的得意门生，又是海南第一个举人，曾在儋州居半年从游于东坡，落款用名而不用字这个基本常识应该懂得吧，此砚上的题跋是针对恩师而作，落款却用自己的字。这难道不是一大疑点？最后，既然没有十分确切的证据证明此砚的真实性，苏东坡的《端砚铭》又并非刻在砚上，苏东坡的端砚不止一块，又怎能断定《端砚铭》是为赠给姜唐佐而作呢？又怎么贸然否定《临高县志》中认为是苏东坡寓临高时所作的记载呢？虽则如此，我们也不能提供更多的证据证明此砚不是赠给姜唐佐的，比如，姜唐佐长期居于化外的海南岛，或许对名与字的使用不是那么严格，或许史志把他的名和字弄反了，等等。铭文为8句32字的四言韵语，其辞曰：与墨为入，玉灵之食。与水为出，阴鉴之液。懿矣兹石，君子之侧。匪以玩物，维以观德。铭文的前四句歌咏砚的品质，后四句则由石砚转向人的品德，意思是说端砚虽为珍宝，但拥有它的人不可以陷于玩物之中，因为《尚书》中就有“玩人丧德，玩物丧志”的古训，而应该观览其美好的品德，以此作为人格的类比，这确实像是对晚辈或学生所说的口气。苏东坡平生爱好文房四宝，对砚台爱好有加，查其文集，一生作铭69篇，其中砚铭就有29篇之多，此外还有不少诗咏及砚台。苏东坡好砚的情结是从儿时所得“天石砚”开始的。他曾作《天石砚铭》，正文仅32字，却前有序、后有跋，序和跋都超过了正文的字数。序中说，我12岁的时候，与小朋友一起玩耍，在居宅的空地处玩凿地的游戏，得到一块奇异的石头，像鱼的皮肤一样温润晶莹，颜色浅碧，表里都有细细的银星，敲击则发出铿然悦耳之声，试着当砚台用，发墨很好，却没有盛水的地方。拿给父亲看，父亲说这是天砚，有砚的品格而未呈现砚的外形而已。父亲将此砚赐给我，说你获得了这方天砚，是文字吉祥的征兆。此后苏轼一直珍藏此砚，始终带在身边。跋语则记录了天砚失而复得的惊险过程：元丰年间，苏轼因文字狱获罪，在湖州被抓下狱，家人流离失所，书籍文物散乱。后来死里逃生被贬居黄州后，寻找天砚，却不见了，以为丢失了。几年后离开黄州，舟行至当涂，打开书箱，突然见到了天砚，喜出望外，遂以交付给儿子苏迨、苏过。这件事反映出苏东坡爱砚情结与父亲有关，他从父亲那里传承了一种观念，即佳砚可作为美德和文字吉祥的象征。他也喜欢将砚赐给子侄们，也送给学生，正是这种观念的下传。但是苏东坡对砚之爱，也曾偏离过“维以观德”的标准。《苏轼诗集》中有两首题为《张近几仲有龙尾子石砚以铜剑易之》《张作诗送砚反剑，乃和其诗，卒以剑归之》的作品，讲述见到张近的名砚，而用自家宝剑交换的经过。得砚之后，他意识到自己执着于物的习气未改，而作《剑易张近龙尾子石砚诗跋》以反省：“仆少时好书画笔砚之类，如好声色，壮大渐知自笑，至老无复此病。昨日见张君卵石砚，辄复萌此意，卒以剑易之。既得之，亦复何益？乃知习气难除尽也。”苏东坡曾有过“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的高论，他之于砚也试图从“留意于物”中超脱出来。有一次，他为黄庭坚书砚铭时记录了一段对话：或谓居士：“吾当往端溪，可为公购砚。”居士曰：“吾两手，其一解写字，而有三砚，何以多为？”曰：“以备损坏。”居士曰：“吾手或先砚坏。”曰：“真手不坏。”居士曰：“真砚不坏。”这段充满禅机的文字表明，苏东坡已从自己执着于物的习气之中超脱出来。其晚年的《端砚铭》完全摆脱了留意于物的习气，十分鲜明地揭示出“匪以玩物，维以观德”的主题。我辈观之，岂不受益乎？因次其韵曰：东坡之铭，世人之食。兹养精神，仙汤玉液。留意寄意，其可反侧。既欣其美，更味其德。

李景新

2017-03-30
苏轼从庐山所获得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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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才华横溢，家学源远流长，苏轼与父亲苏洵，弟弟苏澈皆位唐宋八大家之列。嘉祐二年（1057）进士及第。嘉祐六年（1061）25岁苏轼再试制科入三等（两宋310年4人入三等）。仁宗犹自感奋：“吾为子孙得两丞相。”（二苏）。少年得志，苏轼意欲振翮九霄，经世报国的理想跃然庙堂，“方是时，少年气盛，愚不更事。每与公（陈公弼）争议，至形于言色，已而悔之。”（陈公弼传，苏轼）。年轻气盛使得苏轼得罪了很多人。锋芒毕露不知规避，也使得他在朝议之中，政敌履建。从仕途的夷平到风雨飘摇的迁官贬途。宦途跌宕起伏，为官不定一处，生活的地方总是“居无定所”。1061年任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相当于副太守）。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29岁），英宗要破格擢他为“入翰林知制诰”，首相韩琦连声反对。苏轼为自己的“少年气盛，愚不更事”付出代价。1079年，在湖州太守任上，“文字毁谤君相”，受弹劾入狱，乌台诗案在苏轼人生的阅历上意义重大。1080年，贬任黄州团练副使，自况：“别来未一年，落尽骄气浮。”，显示了他对以前人生态度发自内心的反省。1085任登州太守。1094年贬任英州太守，南行途中，三次降级，改派惠州充建昌军司马。1097年，贬往海南，谪居儋州。1101年，徽宗即位，太后摄政，苏轼蒙赦北返。1101年7月于常州病逝，享年64岁。宦海沉浮，使得屡次贬谪的苏轼感到“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为官之地都不久长，造成他内心世界的落差和长期思索。由少年名动京华到漂迫海南天涯，儒家遇此境地都是弃官归隐，晋朝陶渊明隐居庐山；唐朝李白仗剑四游，借酒浇愁；王维隐居辋川伺机登堂入室；杜甫被唐肃宗放还，几度在四川节度使严武帐前做幕僚。他们都一生惆怅潦倒，情绪低沉压抑。苏轼贬途万里，在“不定”的羁旅中，一直在追寻人生的真谛，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轼被贬黄州团练副使。同年弟弟苏辙贬官筠州（江西高安县），沿途南下借宿圆通寺，苏辙与圆通寺主持慎长老畅谈。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贬官汝州团练副使，登临庐山（是年49岁），“仆初入庐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见，殆应接不暇，遂发意不欲作诗。”，可是山中僧俗见他到来，纷纷唤道：“苏子瞻来矣。”，群众的热情感染了他，激起了汹涌澎湃的热血，唤起了内心挥之不去的低回缠绕的情愫。这才提笔挥毫直书胸臆。开始写了《初到庐山三首》。在圆通寺住宿，是夜悼念1068年病逝的父亲，与迁长老回忆父亲旧时与慎长老晤谈之音容形貌，不胜唏嘘，手书《过圆通寺》“石耳峰头路接天，梵音堂下月临泉。此生初饮庐山水，他日徒参雪窦禅。袖里宝书犹未出，梦中飞盖已先传。何人更识嵇中散，野鹤昂藏未是仙。”。迁长老出示元丰六年（1083年）慎长老题诗，该诗是慎长老生前看到苏轼寄给贬到筠州为官苏澈的和诗。睹物思人，感慨万千，遂信笔和诗一首：“大士何曾有生死，小儒到处觅穷通。偶留一诀千山上，散作人间万窍风。”。道出了苏轼翻越梦幻庐山，希翼有所开悟的心情。于次年50岁开始禁欲，虔心修道养生。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苏轼第四次登庐山，自岭南北归，四月山花烂漫，舟行至南康军，入庐山，拜访山中道友，重游栖贤寺、开先寺，并题开先寺漱玉亭柱石“玉局散吏来游”，还重游简寂观、太平兴国宫，进刘义仲屋宇。期间遍访贤达，与林下高士深谈，在佛理禅玄中寻找对人生磨难的解脱，发出了“生者可以一笑，死者可能一叹”的感慨。说出了人世名实之间，有无之中的体悟。在苏轼第二次登临庐山之时，正值五月的花海，庐山就像一个青春的少女，蓬勃向上，明媚靓丽，给予从筠州探望弟弟苏辙回途的苏轼巨大的哲理示现，在此时先后写有《赠总长老》《庐山二胜》《瀑布亭》等诗篇。与东林寺主持夜雨秉烛长谈，闻听禅窗外虎溪的奔腾山水，苏轼顿有所悟，禅机刹现，题《赠东林总长老》偈文一首：“溪声尽是广长舌，山色无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有感于庐山这水声、云石、这一花一木都是“夜来八万四千偈”，深含着广博的哲理，只可意会和领悟，而不可言传状物告诉世人。与600年前晋朝隐居庐山的陶渊明隔着时空相通，“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陶渊明）。苏轼“最后与总长老同游西林”，写下了唱绝千古、脍炙人口的诗篇《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作此诗后，苏轼感慨：“仆庐山诗尽于此矣”。强调了情绪、态度由视角决定，不同心态产生对世界不同的认识，从浮云蔽日，迷茫凄楚的仕途，到庐山悟得的“八万四千偈”，他辨识到“吾心安处即吾家”，禅定内心，力求超脱物外，不被贬谪所摧残，使他在面临政界的打击、家庭的不幸和生活的迁徙困苦时，自适而乐观。坚定了自己笑对江湖风雨的达观态度。随后在贬官广东惠州作：“日啖荔枝三百只，不辞长作岭南人”；在天涯海角海南儋州作：“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不管遇到何种境地，时时慰己“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的佛家思想，获得生活上的信心。“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未消。到得还来无别事，庐山烟雨浙江潮。”，这是苏轼临终时听说儿子苏过将去就任中山府通判，给儿子手书的诗。苏轼结束了长期流放的生活，从一个踌躇满志、一心从政报国的慷慨之士，慢慢变成一个从容面对、参透生活禅机的风烛老人。庐山如梦似幻的烟雨，给了苏轼波澜起伏的人生深刻的启迪。从1084年苏轼时年49岁在庐山“小僧到处觅穷通”，1101年66岁常州病榻留言梦寐庐山烟雨，很好地体现了苏轼庐山的感悟，他从庐山美丽物象上，证印自己广博的知识，也从庐山觅得的“八万四千偈”，使他在残酷的生活磨难中，度尽劫难，最后重获人生的转折，“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超脱物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江湖之远而思社稷之危，所到之处苏轼从未丢弃儒家身份，修身济天下，虽然人生如梦，但是他热爱生活，心系黎民的情怀还是处处可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到得还来无别事，庐山烟雨浙江潮。”，他用自己一生的经历告诉仕途如锦的苏过，要淡泊名利，荣华富贵皆如浮云，只有保持内心的安宁、众生平等那才是庐山风雨浙江潮，不变的物理，不变的俗世民生。

2016-03-24
循碑索迹探寻眉山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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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颂帖》《劝修惠男记》《楚颂帖》东坡先生的田园之梦东坡喜食柑橘、种柑橘、咏柑橘，《食柑》就是其代表作品之一，他说吃柑的时候“清泉蔌蔌先流齿，香雾霏霏欲噀人。”翻看《苏东坡全集》，写橘的诗文随处可见：“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还有“橘怀几日向翁开”“白梅卢橘觉犹香”“想见橘柚垂空庭”“花如卢橘傲风霜”……可谓洋洋大观。在展陈上，有一幅《楚颂帖》部分拓片，字里行间，东坡先生想归田园种柑橘的梦想一览无遗。“栽至易得。当买一小园，种柑橘三百本。屈原作橘颂，吾园若成，当作一亭，名之曰楚颂。元丰七年十月二日东坡居士轼书”。帖子中，东坡引了王羲之的话，又用屈原《橘颂》作典，其文辞悠然，氛围闲适，兴起而笔随，似乎在表明人生的污浊都可在荆溪水中涤荡开来，不足挂齿。王羲之辞官后，纵游山水，说“我卒当以乐死”；陶渊明弃官归园田居，成天“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俨然世外神仙。苏东坡也想体验古人的田园之梦。只是命运留给他的机会太少了，一生漂泊，在他乡流浪，后客死他乡。苏东坡想在江苏宜兴“买一小园，种柑橘三百本”的愿望最终没能实现。但是，东坡文化的瑰宝传了下来，闻名于世的《楚颂帖》在不少地方有翻刻，后《楚颂帖》又名《种橘帖》，可见世人对先生爱橘之推崇。1982年，三苏祠亦对《楚颂帖》进行了精心镌刻，细节毕现，颇具神韵，现立于三苏祠碑亭。苏宅西园，还建有一座楚颂亭，是纪念东坡先生爱橘所建。西湖泛舟东坡居士为谁携酒前来？在展陈上，有一幅苏东坡所书、如今为三苏祠博物馆披风榭抱柱联拓片，将一个潇洒超然的东坡居士描绘得活灵活现。拓片内容为“一天云水，东颍孤州，听坡首落雪冰，使君肠与我似。四座琴樽，西湖夜月，泛空舟浮河汉，居士酒为谁来。东坡居士”。大概的意思是：白茫茫的一天云水，出现在东边孤城颍州，听见山坡前飞落雪花和冰块的声音，与此相似的是太守与我的愁肠。在西湖月夜泛舟，拨弄起四张琴弦，空舟好像飘浮在天上的银河之中，东坡居士为谁携酒前来？据介绍，这副对联，原为清代人镌刻的苏轼撰书的一幅中堂木刻，今人视其对仗工稳将它刻为联，苏轼著述均无刊载。但其词意在苏轼元祐六年（1091）九月出知颍州知州（今安徽阜阳）时所作诗《观月听琴西湖示座客》中可知：“白露下众草，碧空卷微云。孤光为谁来，似为我与君。水天浮四座，河汉落酒樽。使我冰雪肠，不受麴蘖醺。尚恨琴有弦，出鱼乱湖纹。”尽管苏轼当时心境孤凉、无所寄托，但仍月夜泛舟，抚琴饮酒。在如镜的湖面上，倒映着天上星河，东坡居士乘着一叶小舟与友人共享这璀璨天地，一个超然出世的形象跃然立现。探寻苏家两代人的祈福历程相传，苏洵曾经在眉山蟆颐观求子后，诞下苏轼、苏辙。此事被后人刻入名为“劝修惠男记”的石碑，即现在本地人俗称的“苏洵求子碑”，这块碑的拓片也在此次展出。“此碑刻于明代，主要内容是记录了刻碑者在蟆颐观求子、孙的经历，同时也记录了苏老泉曾在此求得苏轼、苏辙的故事。目前这座碑仍存留在蟆颐观大殿的侧边。”张志刚介绍。在科学技术并不发达的古代，人们为了寄托心中善良的美好愿望，就衍生出求子、求雨、祈晴等风俗。除了苏老泉求子外，苏轼在凤翔任上，也曾求雨祈福。1061年岁末，虚岁26的苏轼，通过制科御试，以大理寺评事赴任凤翔府签书判官，辅助州官掌管文书。陕西凤翔毕竟不是风调雨顺的川西平原，苏轼刚到任，老天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连续三月干旱无雨。在那个靠天吃饭的年代，遇到灾害性天气，地方主政也只能祈祷神明来履行他们的职责。苏轼作为凤翔府签判，和知府宋选前往太白山求雨是理所应当的，他的“祈雨文”是这样写的：乃者自冬伹春，雨雪不至。西民之所恃以为生者，麦禾而已。今旬不雨，即为凶岁；民食不继，盗贼且起。岂为守土之臣所任以为忧，亦非神之所当安坐而熟视也。圣天子在上，凡所以怀柔之礼，莫不备至。下至愚夫小民，奔走畏事者，亦岂有他哉？凡皆以为今日也。神其曷以鉴之？上以无负圣天子之意，下亦无失愚夫小民之望。苏轼言辞切切，不仅晓之以理，还动之以情。久旱不雨，我一任小官都为此忧心忡忡，你那么个“大神”岂能心安理得？快来场雨吧，你对上有个交代，对下也不至于让小老百姓失望！也许是这篇《凤翔太白山祈雨祝文》写得感天动地，或者科学地解释为久旱必雨，反正后来几番折腾之后连降三场喜雨，缓解了旱情。苏轼喜不自胜，作《喜雨亭记》。

2019-06-30
群贤聚眉再论“三苏”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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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苏洵苏轼苏辙与传统法治文化高峰论坛在我市举行。此次论坛以“苏洵苏轼苏辙与传统法治文化”为主题开展研讨交流，旨在坚定文化自信，汲取“三苏”德治、法治、自治精神营养，弘扬和传承“三苏”文化等中华优秀传统法治文化，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推动市域社会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三苏”的法治智慧力量。□本报记者李幸“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不仅传为文坛佳话，更闪耀思想的光芒，历千年而弥新。尤其是“三苏”的法治思想，无论是“法须合礼顺情”，还是“立法贵严，责人贵宽”“法行而势立”，无不启示今人。作为“三苏”故里，今之眉山传承先贤精神，始终厉行法治、推进依法治市，不少眉山原创、眉山首倡享誉全国全省，探索出矛盾纠纷大调解、“诉非衔接”改革等眉山经验，跻身全国首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市，先后荣获“中国法治政府”提名奖、全国法治城市创建活动先进单位、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市。一直以来，眉山都不遗余力地保护“三苏”文化，除了每年都举办的寿苏会、清明祭祀、端午沙龙、中秋沙龙外，还举办了第八届东坡文化节、眉山东坡文化国际学术高峰论坛等重要活动，保护、传承和弘扬“三苏”文化。在“三苏”法治思想研讨与弘扬上，我市也多次举办活动和研讨会。今年4月，苏洵苏轼苏辙与传统法治文化高峰论坛还面向海内外学者公开征文。论坛大会上，部分法学专家学者围绕主题进行了主旨演讲，部分主题征文获奖作者代表作了交流发言。“我今天主要想跟大家分享苏轼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苏轼的人生态度，第二是苏轼对民生苦难的理解，第三是苏轼的司法智慧。”中国法律文化研究院院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陈景良将苏轼的法学贡献置于他所处的时代大背景下来审视，以《苏轼法学贡献对现代法治的启示》为题，从苏轼的生平经历来探究，以苏轼的判案案例来分析，提炼出苏轼“重法而不拘泥于法”的司法智慧。“我们一般认为依法办事、尊重法律就是要严守法条，但严守并不意味着‘泥守’。‘泥守’法条会带来明显的司法不公，引起判决效果的负面效应。在一定的条件和前提下，我们可以试着变通法律，这是苏轼的司法智慧。”陈景良教授说。“苏东坡担任钱塘太守时，有百姓因债务纠纷前来诉讼，说卖扇子的人欠了自己很多钱，但卖扇人因为天冷扇子卖不掉，钱还不上。苏东坡便在卖扇人的扇子上写字作画，然后拿去卖，结果一抢而空，这个债务纠纷就解决了……我想通过这个案子给大家说的是，‘德治’‘和为贵’这样的理念在苏轼的身上体现了出来，他不完全按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来解决，而是用他自己认为合适的方法让双方债务关系能够得到妥善解决。”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柴荣说。在他看来，调解是中国古代官吏经常运用来化解民间纠纷的方法，“三苏”在司法实践当中对调解的方法运用尤为到位，而900多年前，“三苏”的法治思想恰好与眉山近年来创新的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机制不谋而合。“眉山市近年来坚持‘调为上’‘调为先’工作理念，创新构建了由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信访群众疏导和社会组织调解‘五位一体’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工作体系，2020年眉山中院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入选全国百强（法院），这也为我们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提供了探索的范例。”柴荣说。湖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肖洪泳以《三苏地方治理思想及实践与现代社会治理》为题，从地方治理的形势根据、主导力量、手段凭借三个层面梳理了“三苏”的地方治理思想。肖洪泳认为，“三苏”父子在多个地方为官，总结出了很多地方治理的优秀经验，完全可以给现代社会治理提供历史借鉴。现代社会治理除了需要顶层设计和统筹安排以外，还要因地制宜，用法治的手段辅以道德建设，实现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这次高峰论坛也让参加者收获满满。“‘三苏’的法治思想博大精深，涉及立法、执法、司法等方面的内容。在此之前，我没有接触过苏轼的法治思想，现在我对苏轼的执法思想有了一定认识和了解，非常感谢这次论坛。接下来，我打算对苏轼的行政法思想进行研究并形成论文。”中国人民大学法律史博士阮致远说。“其实‘三苏’法治思想的研究目前是比较薄弱的，但我们到‘三苏’故里，体会到这里浓浓的人文情怀的时候，就会发现‘三苏是真正的法家’。”中国法律史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张生表示，“‘三苏’法律思想的研究是一个新课题，也是一个时代的使命。通过这次会议，我相信大家能对‘三苏’法治思想有一个认识，研讨出契合于时代与地方法律建设的成果。”

李幸

2020-10-29
千年文豪今犹记寿苏已在世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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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业星李幸文/图“我生之辰，月宿南斗。”此语源于韩退之，也是苏先生遥望山川，以苇作柔翰所书写的澹然之心。宋初，官府禁止民间私藏天文、图谶之类，似可探寻天机的书册，至先生宦海浮沉时，他夜遁寰宇，有了对命分的解析。他言说吾身与退之皆为磨蝎宫，平生多谤誉，又与黄州通判马梦得同岁月生，少富贵。但他披月蓑，饮星茗，划了一枝竹杖作舟，见东坡有了故乡眉州的橙黄橘绿。那一瞬间，他眼中清泪濯濯，想着无求于世，既得芒鞋躬耕，饘粥果腹足矣。所以，他释怀道：“人生自有定分”。庆历年间，先生年少，却已习得经史。那些由兴盛的眉州雕版印刷所造就之累累书册，使得少年的肉身，轻盈地可与鸟兽翱翔。而宋太祖赞许之万卷书楼所延绵的诗书风雅，早已沁润了眉州。少年子瞻的双眼，正透过青绿眉州远眺汴京的风度，这一年，天下州县已立学，行科举新法。千里之外的汴京城，彩楼欢门，绣旆迎风。漫游在坊巷桥市里的四方来客，循着铜锣声前去买香印；或持几块蒸梨枣，呼啸于鼓乐探博；抑或从龙津桥往南走，只需十几文钱就吃到时新糕酥、旋煎肉食。更有相国寺集会上文人雅士赏鉴字画珍玩，妙语连珠，令人炫目……似乎这样的自由，比先生的祖先苏味道所见识的长安、洛阳还要迷醉。春秋积序，嘉祐元年的汴京，酒楼画阁里，虹桥梁门边，苏家儿郎拂曳的清风，正让西蜀眉州变得生动如画，触手可及。帝王更是以“天下好学之士皆出眉山”的美誉，引领世人的瞩目那方“坤维上腴，岷峨奥区”。他们隐隐发觉，大唐的李白只在梦中剑舞，而大宋的苏轼就在眼前。此后，那些自由豪放、深情婉丽、洒脱飘逸的诗词歌赋、妙手丹青，在他们听到、看到、想到时，有的会心一笑，获得希冀；有的放下肩上重担，安然酣眠。还有的人懂得命运如水酒香茗，从自然中来，荡涤在尘世烟雨中，窖藏锋芒，千锤百炼，滋味万千，惟有心澄目澈，才可月长圆，人长久……可是，先生终究归于无常，大宋江山的海棠醉落成觞，红妆万里，为其奉祀。岭南荔枝清甜，先生听罢柔奴曲调，吟出：“此心安处是吾乡。”故乡已隔千山万水，遥不可及，汴京的西园雅集犹如前世之幻，天涯海角就在脚下，心里的婵娟化为一座眉州旧居里的南轩，走进去，空无人迹。常州紫藤花期尽，先生本得恩赦，渡海北归，复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但命运饲养的乌鸦再次袭来，时隔二十二年，纵使蚍蜉朝菌般的生机，也恒久不朽。只因八风不动六觉，亘古万世，散为百东坡，承继着诗书隽永、况味雅趣，凝聚着逍遥乐观、共克时艰，延绵着家国博爱，情暖天下。回溯一生，寿数暗藏玄机，先生洞察几许，写下《三老语》。也许先生的奥义是，吾之年岁不可记，少与嫦娥有旧，而后食荔枝，其核经桑田碧海，与峨眉齐，今谓之寿苏矣。淳熙年间，陆放翁行至眉州，见城内披风榭有东坡像，潸然泪下，慨叹：孕奇蓄秀当此地，郁然千载诗书城。之后，他寻迹三苏文雅，又写下：“想见东郊携手日，海棠如雪柳飞绵。”诗书眉州，海棠飞柳，大宋春光无限，祈愿寿苏庇佑，国泰民安。元代延祐三年，高丽诗人李齐贤奉使峨眉，经眉州访三苏堂，心中风起云涌，挥毫感怀：“迩来悠悠二百载，名与日月争辉光。”百年时光已杳杳，朝代更迭，惟先生之光辉如日月普照，长寿无极。此时的三苏故居已改建为祠堂，怀缅拜祭之人何止华夏缟纻。明代末年，三苏祠堂于战火中垂首缄默，而眉州之苏池瑞莲、灵岩石笋、蟆颐晚照、象耳秋岚、中坝渔村、松江野渡、峨眉霁雪、江乡夜月，依旧与三苏风华，伴随世人走向未来。康熙四年，眉州知州赵蕙芽，依原址重建三苏祠堂，且置书院于其中。他与南宋眉州知州魏鹤山，明代眉州知州许仁般，昔年在诗文中与东坡畅游华夏山河，亦师亦友，而后走入先生的故乡，成为其家人，守护这千古清风，山河青绿。先生曾言：“人生自有定分”，如今他探究人类的缘起与寿命，书写长信，寄于先生，其中如是言语：“时无论盛衰，遇无论穷通，君子惟自求其是，以自得于盛衰穷通之际。”寿命之论，在于人心，看今朝，先生在世人心中986岁高寿。先生诞生之地已名为东坡，而三苏故居从宋代的五亩庭院，蜕变为如今澹雅肃穆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三苏祠。在东坡诞辰之日，世界各地的东坡仰慕者，三苏文脉传习者，即至眉山市东坡区的三苏祠，共聚心灵雅集——寿苏会。畴昔，三苏祠寿苏会之贺寿方式除了传统的祭拜仪轨外，还有极具眉山特色的“坝坝宴”、星光熠熠的“文化汇演”、东坡非遗云集的“东坡集市”，以及“吾家东坡——苏轼题材文物特展·《苏轼书法全集》（四十五册本）图录特展”。且因三苏祠内发现宋代遗址，所发掘出的茶盏、佛像、青瓷瓶也作为展品陈列，对东坡迷而言，无疑是先生顽皮地赠予奇妙故事，待有心人品读。而今年，三苏祠揭幕了一方书香漫漫的阅读空间，其中不仅有四川地方志办捐赠的珍贵文献，还有三苏典籍、文史著论等，栖息片刻，亦能获得无限能量。祠内东坡书院之东坡像前，来自先生为官之地的缟纻，携当地特产，虔诚奉祀。先生闻见糕酥、椰子、灵芝之馨香，虽储有一肚子“不合时宜”，却依然笑着，大快朵颐。自先生遁迹尘世，似乎天下之人适逢东坡诞辰，清风绕庭院时，即知己相会。置东坡像，供金菊贺寿，再奉一盏玉糁羹、一盏松醪酒、一盏东坡肉……而后，佩戴东坡巾的老者抚琴，歌《琅然》。温润才子于天石砚上研半轮廷珪墨，摊开六合麻纸，以诸葛笔书东坡诗文。鬓边别着一枝海棠象生花的佳人正用东坡提梁壶煎峨眉茶，茶香融于几缕雪中春信。凡东坡情深之地，皆有寿苏会。先生也早已告诉了世人，那可爱可敬可得之三苏长寿秘诀，即为：“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取、为政清廉”。还有言简意赅又意味深长的终极绝学——“呵呵！”

万业星李幸文图

2023-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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