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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颂与苏轼的生死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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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喻世华苏颂（1020－1101）是家居润州（今镇江）并在此终老的北宋著名政治家、科学家、药物学家。苏轼（1037－1101）是宋代诗、词、文、书法、绘画全能的一流才士。古人曾有“二苏交厚而无文”之说，实际上二苏家族保持着相当密切的交往，谱写了人际交往的典范和乐章。1苏颂与苏洵联宗苏轼家族与苏颂的相交，最早可以追溯到苏轼的父亲苏洵与苏颂在嘉祐、治平年间同在馆阁时的联宗。嘉祐、治平年间，苏洵除授试校书郎，苏颂任太常博士兼校正医书官等职，二人同在当时的京师汴京（今河南开封）任职。据苏轼回忆，“自昔先君以来，常讲宗盟之好”，苏洵与苏颂虽认宗亲但并非嫡亲本家，苏洵为四川眉山人，苏颂为福建泉州人，这种交游更多可以看成为道义之交。苏洵去世，苏颂曾有挽联二幅，其二“常论平陵系，吾宗代有人。源流知所自，道义更相亲。痛惜才高世，赍咨涕满巾。又知余庆远，二子志经纶”，点出了这种道义相交的实质。苏洵与苏颂的联宗，拉开了苏轼家族与苏颂家族长达40多年的密切交往史。2杭婺间诗歌唱和熙宁初年，王安石开始变法。变法的初衷无可非议——富国强兵，王安石本人不贪财不好色，就个人品质说没有什么值得非议的，但王安石在人事任免上凭个人好恶晋升和贬黜官员，如亲信曾布3天晋升五级，特别是秀州判官李定擢太子中允、除监察御史里行的任命，更是属于破坏程序和规定的做法，这招致了按规则办事官员的反感。苏轼与苏颂当时都在朝廷任职，对于王安石的做法进行了公开批评和抵制。苏颂与宋敏求、李大临时为朝廷撰写任命文告的中书舍人，拒绝草写任命李定的诏书，为此遭到神宗皇帝撤职，苏轼称颂苏颂为“三舍人之冠”，显示苏轼与苏颂在政治操守上“凌厉高躅”的一致。王安石对于政治对手的处理手法是简单而粗暴的，支持者晋升，反对者贬黜。由于反对王安石变法，苏轼、苏颂相继被贬出朝。熙宁四年(1071)，苏轼出判杭州，苏颂出知婺州（今浙江金华）。杭州、婺州相邻，苏轼与苏颂交往密切。苏轼到官三日访惠勤、惠思二僧，作《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苏颂有“腊日不饮独游湖，如此清尚他人无。唱酬佳句如连珠，况复同好相应呼”（《次韵苏子瞻学士腊日游西湖》）；苏轼随即有《再和》。二苏之间诗歌唱和，其关系的亲密由此可见一斑。3相期来访蒜山东元丰二年（1079），苏轼、苏颂都遭受无妄之灾，同入一个监狱——被关进御史台监狱。苏轼时任湖州知州，因李定、舒亶、何正臣构陷，发生了宋代著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苏颂时任濠州（安徽凤阳）知州，因在开封府任上判陈世儒案过轻被秋后算账，何正臣监督办案，这实际上是变法派向保守派发起的一次清算，将普通刑事案迅速上升为政治案件的结果。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的人格操守是有问题的，比如李定不孝，舒亶贪污学生伙食费。二苏在御史台监狱隔墙相望，苏颂相比苏轼的处境稍好，在诗歌中对苏轼在狱中受折磨的情况有真实的记录：“却怜比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苏颂还对相互交往的历史做了深情的回溯：“源流同是子卿孙，公自多才我寡闻。谬见推称丈人行，应缘旧熟秘书君。”“杭婺邻封迁谪后，湖濠继踵絷维中。”对于未来出狱相会也抱有期待：“他日得归江海去，相期来访蒜山东。”“乌台诗案”后，苏轼贬谪黄州，与苏颂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比如听说苏颂坠马，苏轼献上家传“极有神验”的“接骨丹”（《与苏子容四首》之二）；得到量移汝州之命，也向苏颂通报，并推荐庞安时为苏颂治病（《与苏子容四首》之三）。元丰七年（1084），苏轼由黄州出发，过润州适逢苏颂母亲去世，苏轼作《苏子容母陈夫人挽词》。这是苏轼与苏颂在润州的唯一一次相见，实现了二苏在御史台监狱“相期来访蒜山东”的愿望。苏轼的挽词对苏颂母亲给予了很高评价：“夫人高节称其家，凛凛寒松映修。”对苏颂同样有很高评价：“忘躯殉国乃吾子，三仕何曾知愠喜。”元丰八年（1085），苏轼回常州时，苏颂还在润州守孝，苏轼对苏颂“广陵令侄出所赐教，劳问备至”非常感激。4俯仰之间四十年元祐时期，是苏轼、苏辙兄弟与苏颂交往最为频繁的时期，这在苏颂的《苏魏公文集》中保留最多，如《次韵苏子瞻题李公麟画马图》《次韵子瞻锁院赐酒烛》《次韵刘叔贡舍人从驾》《重次前韵奉酬子由、子开、叔贡三舍人二首》等。而在苏轼诗集、文集中也保留了一鳞半爪，比如苏轼出守杭州时，还有诗提到“苏、李、广平三舍人（苏子容、宋次道与先公才元，熙宁中封还李定词头，天下谓之三舍人）”（《送李陶通直赴清溪》），有书信表达对苏颂的怀仰之心：“违去左右，已逾周岁矣，怀仰之心，惟日深剧。”而在《东坡志林》保留的《记告讦事》（元祐初）、《记盛度诰词》（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真宗仁宗之信任》（元祐三年兴龙节）以及《书陆道士镜砚》（绍圣三年，即1096年）有关苏颂的记载则保留了苏颂更为鲜活的形象，保留了苏颂讲的不少珍贵历史掌故。南宋周必大《二老堂杂志》卷四引陆游说：苏子容闻人引故事，必就令检出处；司马温公闻新事，即录于册，且记所言之人。故当时谚曰：“古事莫语子容，今事勿告君实。”绍圣元年（1094），苏轼贬谪惠州路经扬州，是时扬州州守为苏颂。这是苏轼与苏颂的最后一次见面。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颂在润州去世，适逢苏轼路经润州，苏轼也病入膏肓，写下了《荐苏子容功德疏》：“伏以自昔先君以来，常讲宗盟之好。俯仰之间，四十余年。在熙宁初，陪公文德殿下，已为三舍人之冠。及元祐际，缀公迩英阁前，又为五学士之首，虽凌厉高躅，不敢言同，而出处大概，无甚相愧。”这是苏轼与苏颂关系最为实质的总结与概括，带有盖棺论定的味道：宗亲关系是他们交往的情谊基础,工作关系是他们交往的道义基础，政治立场大致相同是他们交往的政治基础。苏轼与苏颂家族的苏坚及其子苏庠也有相当密切的交往。苏轼守杭与苏坚为上下级关系，苏坚时为临濮县主簿监在城商税，为苏轼治理西湖立下汗马功劳，苏轼在《申三省起请开湖六条状》引述了苏坚的大段建议，杭州的“苏堤”“三潭印月”等景致都饱含了苏坚的贡献和智慧。苏轼对苏坚之子苏庠更是赞赏有加：建中靖国元年三月二日，苏轼《书苏养直诗》有“此篇若在置太白集中，谁复疑其非也。乃吾宗养直所作《清江曲》云”。从嘉祐、治平年间苏洵与苏颂同在馆阁时的联宗开始，直到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在润州作《荐苏子容功德疏》，苏轼家族的苏洵、苏轼、苏辙与苏颂家族的苏颂、苏坚、苏庠之间“俯仰之间，四十余年”保持着相当密切和紧密的联系。这是镇江历史文化中值得认真探究的一段历史佳话。

2019-10-12
从三苏祠景观看东坡“橘”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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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爱种橘未达成的愿望，三苏祠建楚颂亭以记之。三苏祠碑亭镌刻的《种橘帖》。三苏祠《洞庭春色赋》碑刻（局部）。菊暗荷枯一夜霜，新苞绿叶照林光。竹篱茅舍出青黄。香雾噀人惊半破，清泉流齿怯初尝。吴姬三日手犹香。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十二月，在被贬至黄州（今湖北黄冈）的艰难岁月里，吃到当年新橘的苏东坡欣然而作这首《浣溪沙·咏橘》。被称为“千年英雄”的苏东坡是宋代乃至中国历史上文人大夫的典型代表人物，不仅诗书画、食药游样样精通，而且富有生活情趣，对“花中仙子”海棠情有独钟，对我们习以为常的橘子亦甚爱之。他毫不掩饰自己对柑橘之爱，品尝新橘“清泉流齿”，剥橘之手“三日犹香”。在三苏祠内，有几处景观也可窥见这位眉山先贤的精彩“橘”情。苏宅西园，建有一座楚颂亭，就是为纪念先生爱橘的情怀。东坡生平喜种橘，本来想在阳羡（今江苏宜兴）买地种一片橘树，建一楚颂亭，但这个愿望未能实现。1079年，苏轼因“以文字诽谤君相”入狱（乌台诗案）100余天，出狱之后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此时的他心灰意冷，带着家人在黄州东坡之上开荒种地，在此取得“东坡”之号。1084年（元丰七年），47岁的苏东坡奉旨改移河南汝州。由于苏东坡一生多次到过地处洞庭湖畔的阳羡，早与阳羡结下不解之缘，因此，在赴汝州上任前，他再次回到了阔别多年的阳羡。好友蒋之奇、单锡的热情款待，让人生坎坷备受磨砺的苏东坡找到了“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感觉，也拥有了完全不设防的那份轻松，所以才有他“买田阳羡吾将老，从初只为溪山好”之感慨。阳羡有溪山曰“独山”。山不算高，山上林木葱葱，山下清波环绕，风景十分秀丽。独山立于画溪之东，山势似四川眉山，苏东坡见山思蜀，遥想故乡眉山风光，感叹“此山似蜀”。当地人乃把“独山”改称为“蜀山”。苏东坡在书斋仰头看着美丽的蜀山，高声吟咏着屈原的《橘颂》。他也为自己设计了一个种橘的蓝图，希望在宜兴烹茶种橘，设馆讲学，舞文弄墨，把玩紫砂，兴之所至，写下了著名的散文《入荆溪题》。他写道：“吾来阳羡，船入荆溪，意思豁然，如惬平生之欲。逝将归老，殆是前缘。玉逸少云，我卒当以乐死，殆非虚言。吾性好种植，能手自接果木，尤好栽橘。阳羡在洞庭上，柑橘栽至易得。当买一小园，种柑橘三百本。屈原作橘颂，吾园若成，当作一亭，名之曰楚颂。”东坡引了王羲之（逸少）的话，又用屈原《橘颂》作典，其文辞悠然，氛围闲适，兴起而笔随，似乎在表明人生的污浊都可在荆溪水中涤荡开来，不足挂齿。王羲之辞官后，纵游山水，说“我卒当以乐死”；陶渊明弃官归田园居，成天“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俨然世外神仙。苏东坡也想重复古人的田园之梦。只是命运留给他的机会太少了，一生漂泊，在他乡流浪，后客死他乡。苏东坡想在阳羡“买一小园，种柑橘三百本”的愿望最终没能实现。但是，东坡文化的瑰宝传了下来。随着这篇作于“元丰七年十月二日”的美文流传至今的，还有它的书法版——题款为“东坡居士轼书”精美书法《楚颂帖》，与苏东坡在黄州写的《寒食帖》等法帖一样被推为苏轼书法的精品。元代书法家赵孟頫拜观此帖后题跋文：“东坡公欲买田种橘于荆溪上，然志竟不遂，岂造物者当有所靳耶！而楚颂一帖传之后世为不朽，则又非造物有所能靳也。”如今，闻名于世的《楚颂帖》，在不少地方有翻刻。1982年，三苏祠亦进行了精心镌刻，细节毕现，颇具神韵，现立于三苏祠碑亭。《楚颂帖》又名《种橘帖》，可见世人对先生爱橘之推崇。东坡喜食柑橘、栽柑橘、咏柑橘，《食柑》就是其代表作品之一，他说吃柑的时候“清泉蔌蔌先流齿，香雾霏霏欲噀人。”翻看《苏东坡全集》，写橘的诗文随处可见。记者近几日初略检视，竟有30篇之多。除了我们熟悉的“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还有“橘怀几日向翁开”“白梅卢橘觉犹香”“想见橘柚垂空庭”“花如卢橘傲风霜”……可谓洋洋大观。在三苏祠碑亭，还有苏东坡一帧流芳千古的法帖《洞庭春色赋》。出乎意料的是，其内容并不是说洞庭风光，而是记以橘酿酒之趣。趣闻名帖，传为后世之福。苏东坡晚年贬往岭南，在途中遇大雨留阻襄邑（今河南睢县）书此赋述怀。“吾闻橘中之乐，不减商山……”开篇就说“橘中之乐”。后题云：“绍圣元年（1094）闰四月廿一日将适岭表，遇大雨，留襄邑，书此。”更有趣的是，记之曰“安定郡王以黄柑酿酒名之曰‘洞庭春色’……戏为作赋”。这篇“戏作”，笔意雄劲，姿态闲雅，潇洒飘逸，而结字极紧，集中反映了东坡书法“结体短肥”的特点。凡优秀作品都是性情而作，无半点功利色彩，反而成为后人“仰止”的“高山”。明王世贞云：“此不惟以古雅胜，且姿态百出，而结构谨密，无一笔失操纵，当是眉山（指苏东坡）最上乘。”比苏东坡晚94年的南宋人韩彦直，1178年写就我国最早的柑橘专著《橘录》，其中专门引用苏东坡《洞庭春色赋》阐述洞庭柑。说它“皮细而味美，熟最早。藏之至来岁之春，其色如丹。东坡《洞庭春色赋》有曰：‘命黄头之千奴，卷震泽而与还，翠勺银罂，紫络青纶，物固唯所用。’酝酿得宜，真足以佐骚人之清兴耳。”佐证了苏东坡叙述的以黄柑酿酒之说。被林语堂称为“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苏东坡，他的随遇而安，坦荡胸襟，对生活情趣的追求，许多人心向往之。他用光辉亲切的诙谐、温暖宽和的笃定来面对纷繁芜杂的世界，或许他也是在经历了宦海沉浮变幻莫测的际遇后深思人生的落处。时光越千年，今天的眉山已捧回“中国柑橘之乡”“中国椪柑之乡”等美誉，最近东坡区又摘取“中国晚熟柑桔之乡”称号。到2021年，在苏东坡写下《咏橘》的940年后，东坡的老家眉山市柑橘产业基地将达到100万亩，一生爱橘的先生可还欣慰？

本报记者吴晓斌文/图

2018-04-08
“大家”齐聚畅谈三苏的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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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日，“传承三苏家风涵育家国情怀”研讨会在我市举行。时值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莅眉视察一周年，本次研讨会旨在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论述，与会嘉宾围绕“传承三苏家风涵育家国情怀”主题，深入研究阐释三苏家风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积极探讨推动新时代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意义和方法路径。研讨会上，四位学者的主旨报告引人深思，“一门三父子”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取、为政清廉的优良家训家风打动了全场嘉宾。□眉山日报全媒体记者林琳/文廖波/图陈才智家风家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宋代蜀人赵夔在《集注东坡先生诗前集》序中写道，诵东坡先生诗文，“其初如涉大海，浩无津涯，孰辨淄渑泾渭，而鱼龙异状，莫识其名，既穷山海变怪，然后了然无有疑者”。6月8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才智现身研讨会，以《自江而海，从家到国——走进如海的苏东坡世界》为题，作了主旨演讲。陈才智在现场引经据典畅聊三苏家风传承与苏东坡的家国情怀的联系时，从苏东坡接受的家庭教育谈到他的家风传承又如何影响了这千年以来的中华文明。陈才智在“苏海”拾起一片片闪耀着智慧光辉的“贝壳”，为大家徐徐展开了一幅完整无瑕的“苏门家风”画卷。“家风家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遗产。”陈才智说，就传承三苏家风、涵育家国情怀而言，苏轼接受并传承的家庭教育的经验，家国情怀与教育理念、实践的影响，早已超越一朝一代，随着其浩荡的才情、渊博的学识，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与宝贵财富，就像大海一样，吸引着每一位“苏粉”。谈到家风与国风、家事与国事的联系时，陈才智表示，宋代家族多以文学世家而知名，或处于文坛中心，或与文坛中心人物交往密切，创作风尚与家族文学息息相关。家族因血缘、地域和师承等多层关联，对宋代国家层面的文学和学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整体效用。陈才智在研究中对苏轼家风传承的经验，以及教育学理念和实践上的贡献进行了思考。他说：“今天，对于传承三苏家风、涵育家国情怀而言，苏轼接受的家庭教育的经验，家国情怀与教育理念、实践的影响，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与宝贵财富。在数字化时代里，在后现代语境中，一代坡仙参与今日社会的可能越来越多。”陈才智相信，站在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之下，苏轼与苏轼研究将迎来前所未有的突破之机，“这位千古英雄其人其文的魅力，也将获得新的理解与认知。”李公羽家风建设是家国情怀的重要根基主旨演讲中，海南省苏学研究会理事长、高级编辑李公羽着重探讨了如何“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良好家风”。他认为，良好的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是新时代共产党人家国情怀的重要根基；家国情怀是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方向和目标。李公羽表示，中国有三苏，主要是苏氏家庭世代传承的家国情怀和人生态度，是我们“这块土地上的文明培养出来的”，体现和展示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是我们自己的文化，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例证。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三苏祠强调“要推动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意义和深刻背景。什么是家国情怀？李公羽说，家国情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之一，是一个人从家庭角度出发，对自己国家的高度认同感、归属感和使命感，是个体对共同体的认同与责任的集中体现。家国情怀的基本内涵立足于诚信、修身、齐家，其理想追求定位为治国、平天下，其行为规范包括自身修养、涵育家风、孝敬慈爱、敬业明德、爱国奉献、天下为公等。新时代家国情怀是青少年成长、人才培养、党员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基础，是增强民族自信力、凝聚力、战斗力的内在动能，也是面对人类文明新形态应当具有的民族姿态与共同价值。李公羽认为，学习传承三苏文化重在涵育家国情怀。他说，三苏的世界，既有仰望星空的哲理思考和审美享受，又有脚踏实地的治国理政理论和从政实践，生动体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苏氏家庭家教家风的养成与传承，对激励子孙后代增强家国情怀，具有十分重要的教育启迪和激励警示作用。“今天，我们注重家风家教，古为今用、成风化人，能更好地涵养浩然正气、滋养百姓精神、培养子孙后代。”李公羽认为，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以三苏家风家训为榜样，清白做人、勤俭齐家、干净做事、廉洁从政，与国家休戚与共，以天下为己任。同时，面向人类命运共同体，面对人类文明新形态，三苏文化代表和含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示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是“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的重要桥梁和纽带。舒大刚“利民”就是坚持以人为本三苏父子，特别是苏轼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价值也是多方面的。研讨会上，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院长、儒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舒大刚以《人本、情本、民本苏轼的家国情怀》为题，从“人本”“情本”“民本”三个维度，解析了苏东坡的家国情怀——人本，即苏东坡的宇宙观，坚持以人为中心，注重人的修为。情本，就是苏东坡的人生观。舒大刚直言，苏东坡判断是非，讨论政事利钝，常用是否合乎“人情”做判断，而这个“人情”正是“民情”。民本，则是苏东坡的社会观。苏东坡认为“民命是天命之本”，他推崇“天下为公”，认为良好的政治就是天下为公，寻找“政权”与“民权”间的最大公约数。“苏东坡认为，‘德政’不是空头、虚伪的，而是要‘利民’。”“苏轼一生都持传统的民本思想，在世界观中他是‘人本’主义的，在政治观中他是‘民本’主义的，在个人性情论上他是‘情本’主义的。同时，其留下的影响深远的‘东坡精神’，其内核与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在国家治理、社会管理和个人价值观培养的各个层面，都能给予人启发。”舒大刚说。在民本思想上，苏轼坚持“人为道本”“民命即天命”“民为邦本”“利民即德政”“皇极即民极”，这些传统的民本思想做统率，苏轼在从政治理方面能更多地考虑民众利益，尽可能地为民办事。“苏轼虽然一生几经贬谪，真正为民办实事的时间和机会不太多，但是他到各地都是爱民如子的“父母官”，革除积弊，政绩斐然，深受爱戴。”舒大刚说。舒大刚说，苏轼是一位才情与见识俱佳的奇才，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具有完善的宇宙观、社会观、道德观等“家国情怀”，其中最明显的标志就是重视人、情、民，体现了其集人本主义、情本主义、民本主义于一身，这是他获得最广泛认可和尊敬的根本原因。正因如此，苏轼才取得了超越时代、超越阶层的巨大成就。因为只有人民才是永恒的，为人民谋福利才是真正的成功；也只有做人民的朋友才具有永恒的口碑，才会获得不朽的英名。潘殊闲领导干部要以“清廉东坡”为榜样西华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潘殊闲在研讨会上以《家风熏育下的民本情怀》为题发表了主旨演讲。他在演讲中介绍了家与国的逻辑关联，“家与国是两个独立的概念，但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却是紧密相连的一组关系，它们之间的任意组合，都是相通的。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家是社会文明的细胞，是文明国家的基础。”潘殊闲说，苏氏家风是三苏前后几代人在家庭内部形成的一种具有苏氏特色的为人、为事、为生、为学、为家的风格与风尚。苏氏家教更多的是身教，是一种道德文章的积淀与熏染，是崇教崇礼崇仁崇义的具化与践行。有零星的诫子篇札，无长篇的家训专著，但这丝毫无损苏氏家族的道德高度。潘殊闲在演讲中谈到了“女性在家风建设与传承中的重要作用”。他说，对苏氏家族来说，程夫人是苏氏家族见诸记载的第一位知书达礼的才女，在苏氏家族的历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发挥了相当重要的影响。程夫人本身受过良好教育，“生而志节不群，好读书，通古今，知其治乱得失之故”。她不仅为苏氏家族生养了苏轼、苏辙，带来了家族的繁盛，而且还以柔弱的肩膀扛起家庭的重担，帮助丈夫卸掉治家治生的烦恼而得以安心向学，使丈夫二十七岁之后尚能发愤图强而终成大名。潘殊闲对三苏家风和“清廉东坡”作了当代阐释。家与国的关系，实际上是小与大的关系，是点与面的关系。家道与国道、家运与国运紧密相连。没有良好的家风，难以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难以培养有益于国家、民族和社会的栋梁之材。这就是典型的修身、齐家、治国的家国同构观。在潘殊闲的心目中，苏东坡博学多才、博爱谦逊，有民本思想，关心困难群体，有强烈的责任感和创新精神，其丰富的阅历和人生，“清廉”的人格魅力，展现出了浩然正气。而这样的苏东坡，给当下的人们带来了很多启示。潘殊闲寄语领导干部：“要做知识型官员、学习型官员，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这样就可以使自己视野宏阔，拥有大境界、大气魄、大格局。要努力做清官，做有责任、有担当、爱民惠民的好官。要敬畏天地、敬畏自然、敬畏科学、敬畏法律、敬畏生命。要有事业良知、家庭良知、社会良知。要慎独、慎交、慎得、慎名。”

林琳文廖波图陈才智

2023-06-09
唐文学家吴少微及其后世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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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民徽州在唐代（时称歙州）出过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叫吴少微，休宁县人。对中国文学史稍有了解者都知道，初唐时期有过一场文学复古运动。如果说陈子昂是这场运动的提倡者，那么，吴少微和富嘉谟则是文学复古的率先实践者和开山祖。他们用新式散文取代六朝骈文的大胆尝试，对后世的古文复古影响至深。盛唐时的散文家萧颖士、李华、元德秀、元结，中唐时的独孤、梁肃、韩云卿、韩会等人，无不受吴少微、富嘉谟创造的“吴富体”（也有称“富吴体”）的影响，以至中唐时出现了韩愈、柳宗元，他们把文学复古运动推向了高潮。人们熟知的唐宋散文八大家是指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苏洵、苏轼、苏辙、欧阳修、王安石、曾巩等八人，他们的文风实际上以“吴富体”为宗。富嘉谟（？—706），唐代雍州武功（今陕西武功）人，唐代散文家，与吴少微同朝为官，相友善。今主要撰文谈谈吴少微和他的后世子孙。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文学大辞典》对吴少微有这样的记载：唐散文家。新安（今属河南）人。曾举进士，任晋阳县尉。神龙年间，为左台监察御史。时卧病洛阳，闻富嘉谟卒，乃作《哭富嘉谟》诗，亦恸绝而卒。与晋阳尉富嘉谟、太原主簿谷倚，同以文辞鸣世，人称“北京三杰”。为文与嘉谟均以经典为本，雅厚雄迈，号“吴富体”。原有集，已佚。《全唐诗》存其诗六首，《全唐文》存其文六篇。生平事迹见《旧唐书》卷一九〇、《新唐书》卷二〇二。吴少微能入传《旧唐书》和《新唐书》，足见他非同一般。有关典籍上言吴少微为“新安”人，这“新安”实为唐歙州休宁县。泱泱大国中以“新安”名地者多，民国以前学人著述讲不清“新安”究竟在哪里，尚可以理解，而时至公元2000年出专业辞典，仍将“新安”误注为河南省属下的新安，实在不应该。歙州改徽州是在宋宣和三年（1121）年，徽州历代方志都有吴少微的记载。结合吴氏谱牒考得：吴少微，又名远，字仲芳，又字仲材，号遂谷，生于唐高宗龙朔三年癸亥（663），卒于唐玄宗天宝八年己丑（749）六月初七日，享年八十七，与夫人朱氏合葬休宁北郭外老柏墩。据吴氏宗谱载，吴少微的父亲叫吴义方，为豫章（今江西南昌）人，初唐之时，他以博学而闻名。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诏天下名儒讲学于歙州，吴义方参加了这一盛会，由于深为当地山水之美所吸引，回豫章后遂举家迁于歙州休宁县城西北向的石舌山。吴义方娶忠壮公之后程氏，生三子，伯太微，仲少微，季宝微。据司马迁《史记》记载，春秋时代吴王吴寿梦第四子叫吴季札，史称“延陵季子”，是一个受中原文化熏陶较深的人，曾代表吴国出使文化发达的中原各诸侯国，和当时著名的政治家叔向、子产、晏婴都有交往。季札死后葬上湖（今江苏江阴申港）中的小岛上，相传孔夫子因推崇季札之德，曾手书十字碑文：“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德”。吴人为纪念季札，在他墓旁建庙，世代祭祀。清同治十三年（1874），周长森为《新安昌溪吴氏太湖支谱》撰序称：“吴氏自太伯以下六十世始居新安。文惠公起于唐之盛时，文章勋业，彪炳当世。”吴氏迁新安始祖为吴少微之父吴义方，吴义方为吴季札六十世孙。唐武则天长安元年（701）吴少微举进士，初授晋阳（今山西太原）县尉，当时文坛崇尚南朝浮靡文风，人们撰文赋诗均仿“徐庾体”（徐陵与庾信）为正宗，文辞华丽而骨气不振。吴少微诗文雄迈高丽，与以文名卓著的雍州武功人富嘉谟，一反流俗，为文雅厚雄迈，文风为之一变，受到时人推崇，被人称为“吴富体”。据《旧唐书·文苑传》记载，“吴富体”的代表作是吴少微的《崇福寺钟铭》和富嘉谟的《双龙泉颂》《千蠋谷颂》。这三篇文章，“词最高雅，作者推重”，因富嘉谟二文今已不存，吴少微的《崇福寺钟铭》（《全唐文》题作《唐北京崇福寺铜钟铭并序》），为“吴富体”代表作仅存之孤版。“崇福寺”在晋阳南五里，为唐代晋阳名刹，《崇福寺钟铭》是吴少微为“崇福寺”铜钟撰写的铭文，这篇铭文继承了先秦、西汉散文的写作特色，文字简淡清新、朴质幽雅，毫无雕琢和浮华；一反四六文固定格式，运用灵活多变的两字句、三字句和五字句，读起来节奏明快，起伏跌宕，语气浑厚雄迈，气势不凡。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因吏部侍郎韦嗣举荐，吴少微升任左台监察御史，该吴及后世因称左台吴氏。吴少微娶武阳公李大亮之女，生三子，长子吴隆术，次子吴巩，三子吴筠。三个儿子都很有出息，能继承家学，其中以次子吴巩为最，甚负文名。唐开元年间（公元713—741），曾任中书舍人。吴巩因以道德文章名世，被人誉为“人中凤凰”，遂将祖居休宁的石舌山改为凤凰山，莲池改凤凰池。与父亲相比，吴巩的诗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作过一首题为《白云溪》的著名五律，诗云：山径入修篁，深林蔽日光。夏云生嶂远，瀑水引溪长。秀迹逢皆胜，清芬坐转凉。回看玉樽夕，归路赏前忘。吴少微离世后，后人仍居休宁石舌山，左台吴氏子孙蕃衍，枝繁叶茂。据《左台吴氏大宗谱》载，徽州的左台吴氏苗裔有七十余支，总支的五大派，即莲塘派、金竺派、石岭派、城门派、丰溪派。在徽州的吴姓中，奉吴少微为始祖的十之占九。休宁商山吴氏、歙县西溪南、南溪南以及昌溪、汊口的吴氏均为左台吴少微之后。宋时，与朱熹同时代的休宁商山人吴儆和他的哥哥吴俯，文名极盛，时人将他们与北宋的苏洵及其子苏轼、苏辙齐名，时称“眉山三苏，江东二吴”。据传，明末清初著名的政治、军事人物吴三桂（1612—1678），近代直系军阀首领和著名的军事家、爱国者吴佩孚（1874—1939），晚清官员、学者、书画家兼民族英雄吴大澂（1835—1902），以及与曾国潘、李鸿章、左宗棠齐名官至四川总督的封疆大吏吴棠（1813—1876），他们都是吴少微的后世子孙，祖籍都在徽州。而据吴佩孚自己考证，他是吴姓开氏始祖吴太伯的121代嫡传裔孙。吴棠祖籍休宁商山，其高祖于明代中叶由休宁商山迁安徽滁州、定远、盱眙交界的三界（今属滁州明光市三界镇老三界行政村）。

2016-12-27
苏轼在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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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4年9月，苏轼经过大庾岭，踏上贬地惠州。这是他生命中“三州”的第二个。这个遥远的地方让他快乐如神仙。惠州原来那么亲切那一年，章惇为相，苏轼是他第一个开刀的对象。可叹啊，章惇还是苏轼的故交，曾经无话不谈的朋友，敌不过权力的支使。一开始，他被贬到广东英州做太守，半个月后，官职降了一等。等去到南京，第三次降官，改派到惠州做一个司马。那是无数人谈论中瘴疫横行的地方。一千五百多里的路程，况且所去的是闻者色变的地方，苏轼打算一个人去的，把家眷全部留在江苏宜兴家里，不想连累他们。但是家人死活不依，没有人照顾，谁也不放心。最后，在家人的泪眼相送下，苏轼只带了小儿子苏过和第二任妻子朝云。一路担惊受怕，但总算比预想的要顺利，终于来到了惠州。当时的惠州自然是穷地方，但目及之处，北方草木已经开始凋零，这里却依然满目苍翠，花红柳绿，水果挂满枝头。多么神奇的南方！苏轼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他看见了满山满坡的橘林，橙红色的橘子到处都是；他第一次看见了高大的甘蔗，飒飒迎风；他第一次看到了芭蕉树，一串串饱满的蕉果垂吊着；他第一次看到了密不透风的荔枝树……城下，宽阔清澈的河流逶迤流过；城墙北望，罗浮山和象头山高耸入云。一切都充满了生机，太美了！看来老天还是眷顾啊！苏轼暗暗欣喜，黄州四年，他从不习惯到爱上，到忍痛离开，想不到很远的惠州，同样没有让他失望。更让他意想不到的是，这里的老百姓听说苏轼来了，都跑来一睹诗人的真容。这让苏轼有点措手不及，毕竟戴罪之身，却受到一城百姓欢迎，好像回到家乡一般。更让他感动的是，惠州四周有五个县的太守，都不约而同地来和苏轼结交，对这个杰出的诗人，他们仰慕太久，根本没想到能有朝一日可以和他近距离接触。这些太守送酒送肉送米，隔三差五的来看望苏轼。其中，惠州太守詹范和博罗县令林抃来得最勤，成了苏轼最亲密的朋友。詹范每隔几天，就带着他的厨师，带着食材到苏轼家里做菜。而千里之外，苏轼的朋友们更是时刻关注着他，有些举动疯狂得不可思议。杭州僧人朋友参寥、常州的朋友钱世雄，担心苏轼在南方的境况，不断派人给他送来药物、食物，当然少不了嘘寒问暖的书信。在宜兴的儿子收不到父亲的音讯，十分着急，却又无可奈何。苏州一个姓卓的佛教徒听说了，赶过来安慰苏家孩子：你们不用担心，惠州能有多远啊？它又不在天上，只要走肯定能走到。他不是说好话而已，而是收拾收拾就出发了，果真是走到两脚长满厚茧，终于到了惠州，替苏家送信。道教朋友吴复古在两年的时间里，充当信使，在惠州和弟弟苏辙任职所在的高安两地来回跑。同乡好友陆惟谦走两千里路，就为了来惠州看他。一方面是老朋友的惦记，一方面是新朋友的关心，苏轼初到惠州，竟感到无比亲切，一点也没有陌生感。之前的些许担忧，早就一扫而光。美食让苏轼如此可爱苏轼是个吃货。有人说，要不是有美食的爱好，苏轼不一定能挺过那么多难关。这样的说法当然有道理，一个乐观的人，总能在黑暗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束光。在黄州，苏轼吃猪肉吃得不亦乐乎，还写了不少关于猪肉的文章，有模有样地教别人怎么煮鱼等。来到惠州，他的味蕾有没有新的收获？苏轼首先发现了一种让自己欲罢不能的美酒——桂酒。有人说桂酒是苏轼发明的，事实上应该不是，只不过是他在跟别人吃饭的时候偶然发现罢了。苏轼去世以后，两个儿子经常被人问到他父亲制酒的方法，尤其关心桂酒。两个儿子都会哈哈大笑，二儿子苏过说：“先父不会制酒，他只是爱好，尝试着做过一两次而已。桂酒呢，尝起来就像屠苏酒一般。”苏轼还自己做了橘子酒和松酒，估计还有其他酒。他曾经在一首诗前的小序说他一面滤酒，一面不断地喝，结果酒没滤完，人已经醉得东倒西歪了。感觉苏轼就是爱喝酒，并没有很深刻地去钻研，不过是外行中的内行吧。在黄州的时候，就有人因为喝过他做的蜜酒，结果可怜地拉了几天肚子。关于酒，苏轼写了至少五六篇关于酒的文章，什么《东皋子传》《酒颂》等。有一天，弟弟苏辙收到苏轼的信，看得他哈哈大笑。他这个吃货哥哥，在信里描述了烤羊脊的发明。惠州市井寥落，然犹日杀一羊，不敢与仕者争。买时，嘱屠者买其脊骨耳。骨间亦有微肉，熟煮热漉出。不乘热出，则抱水不干。渍酒中，点薄盐炙微燋食之。终日抉剔，得铢两于肯綮之间，意甚喜之，如食蟹螯。率数日辄一食，甚觉有补。子由三年食堂庖，所食刍豢，没齿而不得骨，岂复知此味乎？戏书此纸遗之，虽戏语，实可施用也。然此说行，则众狗不悦矣。虽然隔了上千年的时空，我们再看这封信的时候仍然会忍俊不禁。苏轼真是太可爱了，看到街上有人杀了一只羊来卖，不敢跟着官爷们买肉，于是让屠夫帮留着羊脊骨，然后大写特写怎么烤羊脊骨，大写特写怎么啃羊骨头……最后一句最让人喷饭：则众狗不悦矣。跟狗抢骨头吃，狗们当然不高兴了。更有意思的是荔枝。从北方来到惠州，各种水果让苏轼吃得很欢，荔枝又特别让他期待。结果第二年，成熟的荔枝可就让他“大开杀戒”了，大吃特吃，实在美味啊。但解了嘴馋，却苦了身体——他毫不掩饰痔疮的痛苦！想想他写的“日啖荔枝三百颗”，不管是不是夸张，吃得很多是肯定的。但凡吃货，满足味蕾享受的同时，总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苏轼自然也不例外。为惠州做了很多事来到惠州，苏轼要比当初到黄州时手足无措好多了。他很快就“鸡犬识东坡”。这是他自己写的句子——连鸡犬都认识自己了，骄傲吧！能“鸡犬识东坡”固然可喜，如果没有个人魅力，迟早也会变成路人。但苏轼就是苏轼，尽管来到惠州的他已经没有什么权力，就是一个普通国民而已，但是为当地老百姓谋福利，他依然认为是自己的责任。一个伟大的人，不管什么时候都心怀众生。1096年元旦，博罗县城发生了火灾，整座城付之一炬。重建这座城镇是当下最大的事，官府自然会考虑，但苏轼特别担心地方政府会征用物资民工，这样会对老百姓造成巨大的压力，又变个法子来剥削百姓。他心急如焚，指出“灾民又甚于火灾”，给当地政府提出相关建议。结果，当地政府也向朝廷呈请，很让苏轼欣慰。苏轼又做了一件令当地人极为感动的事——把无主野坟的骸骨集中到一个集体公墓。这些死者不是平民，就是兵卒，他希望死者安息。安葬以后，还亲笔写了一篇祭文。在此之前，有谁会去关心这些事呢？这件事让苏轼的名气在当地一下子又提升了好多倍，用现在流行的说法：圈粉无数。有一次，一位太守朋友移任，苏轼去送行。对这个朋友，他推心置腹，说太守要做得好，关键在于“使民不畏吏”。百姓害怕你，还怎么当父母官？他建议这个朋友可以推广他发明的“浮马”，可以让农民在插秧的时候又方便又省力。事实上，他在给其他朋友写信时，也经常提及到“浮马”，希望大家都来推广。尽管他不是太守，没有话语权，如此积极的心态也足以让人佩服。当时，广州有瘟疫流行。太守王古是他的朋友，于是苏轼给王古写信，提议筹备基金，以此来创立公家医院。这样的思路，苏轼以前在杭州就已经用过，很有效。多少年过去，我们再看苏轼的思路，是不是想到了今天咱们的“火神山”“雷神山”医院？每个时代都不缺为民着想的英雄，这就是华夏五千年生生不息的理由！苏轼不仅仅想到建医院，他还思考了疾病之源。感觉跟饮水有关，当时广州人喝水是个难题，缺水，饮水不卫生，这都是瘟疫流行的一个原因。苏轼于是向王古推荐一个道士，这个道士有一套引山泉水入广州城的完整计划。建大水库，用大竹管做水管，引水流入城里。那么操心广州城的饮水，苏轼却让王古千万不要说是他的主意，因为当权派厌恶他。可惜这个计划最终也没能实现，因为王古不久因为“妄赈饥民”之罪被革职。唉，一声叹息！不过像这样经过苏轼嘴里出来的建议，最终不了了之的事应该很多。为什么？他心胸开阔，心怀众生，为民之心从来没有断过。但苏轼是戴罪之身，又有多少人敢采用他的建议？就在苏轼非常享受在惠州的神仙生活，以为会在那里安度晚年的时候，他又被贬谪到别的地方去了，这次是更加偏远的海南儋州。那时候，他的新居刚刚落成两个月。林语堂在他的《苏东坡传》中写，苏轼藏不住安逸的心情，写了两行诗。描写春风中酣美地午睡，一边听房后寺院的钟声。结果他的敌人章惇看到后，幽幽地说一句：“噢！原来苏东坡过得蛮舒服！”于是眼睛一眨，轻松地颁发了新贬谪的命令。

■记者黄梦帆

2021-12-22
颍州西湖访欧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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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立新一“大千起灭一尘里，未觉杭颍谁雌雄”。这是苏轼对颍州西湖的赞誉，《大清一统志》说：“颍州西湖闻名天下，亭台之胜，觞咏之繁，可与杭州西湖媲美。”颍州西湖，位于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西郊，它兴于唐，盛于宋，明正德《颍州志》里记载：颍州西湖，在州西北二里外，湖长十里，广三里。初夏，我游颍州西湖，正赶上蒙蒙细雨，烟水西湖别有一番意境。一入景区，大片的原野，宽阔的湖面扑面而来，面积大到难以置信。成片成片的菊花，将原野涂成了金黄色。道路两旁是一块块两米多高的朱红色的铁框，一共有13块。框中皆崩挂着一条浅黄的布塑，分别写着欧阳修的13首《采桑子》。公元1071年欧阳修退居颍州，极爱颍州西湖的他写下13首《采桑子》，首首都说西湖好，称赞“汝阴西湖，天下胜绝”。并说，泛舟西湖，人在舟中便是仙。颍州西湖上有很多拱形桥，第一座便是春深桥，桥名取自于《采桑子·春深雨过西湖好》，站在桥上，眼前碧水茫茫，柳绿花多色，水草繁茂，细风斜雨，湖之初美好尽现。下春深桥，向前步行七八分钟，眼前便出现了一条长两公里多的长堤，名为苏堤。苏轼喜欢筑堤兴修农田水利，造福于当地人民，杭州、颍州、惠州的西湖都有苏堤。他任颍州知州时，利用颍水与西湖的资源，疏浚西湖，挖出的泥土堆成的大堤，便被后人命名为苏堤。苏轼是喜欢颍州西湖的，有多喜欢呢？他在《泛颍》中是这样说的：“我性喜临水，得颍意甚奇，到官十日来，九日河之湄。”跟喜欢杭州、惠州西湖不同，苏轼爱颍州西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的老师欧阳修曾在颍州做过知州，一生去过颍州多次，晚年又归隐于颍州西湖旁的“六一堂”，终于颍州西湖上的湖心州。苏轼曾在颍州西湖住了近一个月，专门看望陪伴老师。后来他也来颍州当知州，师徒二人先后在同一地方做官，且都是在仕途不太顺的情况下，与颍州西湖结下情缘，古今都实属罕见。二我沿着苏堤，朝东北方向一路前行。由于当日非周末，又下着细雨，所以景区里的游人不是很多，刚刚适合游览追思。在我的身边，是一望无垠的湖面，碧波万顷。湖边长着很多高高细细的香蒲草，随风摆动，湿地上芦苇成荡，不时能听到“扑通”一声响，是鱼儿在湖中快乐地翻腾呢。芦苇荡里则时不时有鹤、鹭、雁、野鸭等飞起游过，野趣十足。青草地、柳树林、绣线菊……一路相随，满眼尽是无边的绿、澄清的水，让人心旷神怡，临波踏堤，耳边是轻柔古朴的古琴之声，时不时加进树上之鸟的叫声，路上有亭有阁，有石桌石椅，可休可坐。途中有一景点名为“碧波在望”，因颍州西湖是平原上的湖，所以从近至远，均无半点遮挡，“渺渺平湖碧玉”。很远处的跨湖大桥和三十多米高的清莲阁，在烟雨之中，隐约可见，犹如海市蜃楼。继续朝前行，只见湖边一斜依绿树草坪上的巨型长方形白布，上有一行绿字：颍州西湖月夜泛舟，听琴一首，东坡居士。有苏轼的《夜泛西湖》为证：菰蒲无边水茫茫，荷花夜开风露香。渐见灯明出远寺，更待月黑看湖光。可以想象西湖夜景之美。再前行便是飞盖桥，此桥为欧阳修在颍州当知州时所建，乃一廊桥，盖在湖面之上，桥曲栏朱，是颍州西湖上“三诗桥”之一，欧阳修有诗：“鸣驺入远树，飞盖渡长桥。水阔鹭双起，波明鱼自跳。”飞盖桥真乃“诗桥”，桥上全是诗，用绿字行楷，佳句妙词连篇，刻在一道道横梁之上，令人拍案叫绝！来回都有，两侧亦有。原来，古时颍州西湖四时景色俱佳，吸引来了无数文人墨客来此吟诗作画，留下了近300首（篇）诗词文章，其中唐宋八大家就占到了4人，还有杨万里、黄庭坚等人的。而名气较大的晏殊、欧阳修、苏轼、吕公著均来当过颍州知州，贡献出来的名篇更多，仅欧苏二人加起来就有近两百首。湖光水色，水光湖色，凭栏而望，水天一色，名篇在侧，好不美哉！从飞盖桥上折回，朝南去便是撷芳园，该园呈岛形，园中角楼湖亭，楼亭旁百花盛放，水面上有荷叶片片，只是荷花开还尚需时日。三遗憾的是因黄河泛滥，历史上古颍州西湖已不复存在了，经安徽省人民政府同意，1998年以来，阜阳市开始在颍州西湖旧址以西的三十里河重建西湖，经过二十多年的精心规划和建设，一个崭新的西湖已呈现在世人眼前。新颍州西湖风景名胜区规划总面积为24.32平方公里，周长11.5公里，湖面约5.74平方公里。遗憾的是，我未来得及乘船泛舟湖上，感受不了“轻舟短棹西湖好，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的美好意境，游览的也只是颍州西湖的南湖，清涟阁、九曲桥、会老堂等所在的北湖，都未及去看。虽只看了一部分颍州，但我已深深爱上了它，大有相见恨晚之感，跟欧阳修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欧阳修最爱颍州西湖，王安石变法出现问题后，宋神宗决定起用他，但历事三朝，窍位二府的欧阳修，已有了强烈的退隐之心，他写了辞职信，表示自己老矣，不愿再出山。1071年，欧阳修被允，回到他魂牵梦萦的颍州——早在二十多年前，他就决定将颍州选为退隐养老之地，“予自广陵得请来颍，爱其民淳讼简而物产美，土厚水甘而风气和，于时慨然已有终焉之意也”。“十载荣华贪国宠，一生忧患损天真。颍人莫怪归来晚，新向君前乞得身”。这是欧阳修历经宠辱后的心声，回到颍州，他开始“筑室买田清颍尾”“独结茅庐颍水西”，并整理自己的文集，泛舟湖上。当年9月，苏轼、苏辙二兄弟来到颍州拜望老师，师徒们游览西湖，饮酒赋诗，并完成了一项重要的交接——欧阳修让苏轼接任他的“文宗之位”，把引导、发展和繁荣文学的重任托付给苏轼。多年前他就预言，未来的文坛属于苏轼，到时将不会有人记得自己了。交代完了后事，整理好了自己的文章，欧阳修感到大限将至，写下了人生中的最后一首诗，伤感得很：“冷雨涨焦陂，人去陂寂寞，惟有霜前花，鲜鲜对高阁。”醉翁去矣。公元1091年9月，已是文宗的苏轼出任颍州知州，到任后的第一个月圆之夜，恰逢好友、音乐家崔闲来访，几人一起泛舟湖上，苏轼让崔闲抚琴弹唱《醉翁吟》，怀念老师，事后，苏轼用大楷写下了这首名诗，并请名匠镌刻于石上，立碑于西湖书院，后被屡屡拓印翻刻：白露下众草，碧空卷微云，孤光为谁来？似为我与君。水天浮四坐，河汉落酒樽，使我冰雪肠，不受曲蘖醺。尚恨琴有弦，出鱼乱湖纹，哀弹本旧曲，妙耳非昔闻。良时失俯仰，此见宁朝昏，悬知一生中，道眼无由浑。又一晚，苏轼泛舟西湖之上，听到有歌妓在吟唱欧阳修在此地的旧作《木兰花令》，他情不能自禁，想起了已去世了20年的老师，随即写了附和之词：……佳人犹唱醉翁词，四十三年如电抹。草头秋露流珠滑。三五盈盈还二八。与余同是识翁人，惟有西湖波底月。苏轼错了，人们并没有忘记那位自称醉翁的大文豪，今年五一，颍州西湖部分风景区对外开放，游人如织，一天进入景区的游人达到2万，只得临时采取限流措施。我想，游人络绎不绝，大都是冲着欧苏诗词文章的绵绵余韵而来，我在湖边看到一些年轻人穿着宋代的服饰在打卡拍照，还有些在销售颍州西湖的文创产品，让欧苏再度活泛生动了起来。返程，我们走了环西湖大道，路上处处皆有写有欧苏诗词的旗帜，迎风飘展，每一首都能直抵心灵的最深处。万顷颍州西湖之波，凝聚诗文千载，涵养颍人的精神田园，近水楼台先得月，颍州人何其有幸，皖人何其有福！苏堤飞盖桥

徐立新

2023-07-03
苏轼诗词中的“鸿”意象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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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钰乔“意象”是中国传统美学中独特的审美范畴,因为语言是一个社会交往的符号体系,而不是人类直接的观念表现,所以人们有时会有“诗无达诂、词不达意”的无力之感,为了避免这种现象,就创造了意象这个概念。“意象”是中国首创的审美范畴,可溯其源《周易?系辞》:“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这说明了“象”与“意”之间的联系,“象”指具体可感的形象；“意”指思想、情意。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物象和事象及其背景经过想象虚实相生的结果,主体的情思与想象以及客体特性在意象中达到了和谐统一,成为人们固定使用的内涵意蕴。在意象当中,首先既有基于客观事物的特点且在人们长期用来表达某一情感积聚下来的固定意义,如“月”可表相思；“柳”可表分别时的依恋和不舍；“朝露”“落花”“流水”等可表示时光易逝。其次,是旧有意象再造新意,即由于个体独特的人生体验与意象相结合,构造出不同的意蕴,如黄庭坚的《寄黄几复》中“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桃李”“春风”本是寻常意象,多用来表示美好的事物,但在黄庭坚笔下,却生出几许苍凉。关于苏轼诗词中“鸿”的意象研究从二十世纪末到现在一直没有停止,并出现了不少于十篇的针对性研究论文。方星移的《论苏轼诗词中“鸿”与“鹤”意象的审美意蕴》中用“飞鸿”“孤鸿”和“归鸿”来分别比喻苏轼青年初尝人生艰辛、壮年人生个体情感和晚年退守心境的生命体验；何倩怡也提出“鸿雁”“飞鸿”“孤鸿”“归鸿”是苏轼不同人生阶段的客观对照物；杨吉华则认为“孤鸿意象成了苏轼个体人格的最好比拟；雪泥鸿爪之喻则典型地体现了苏轼强烈的人生如寄思想；对生命存在的悲剧性体验与深层喟叹使他在归鸿意象中体现出较为纯粹的精神式盼归之情。”我们不难发现,抓住苏轼诗词中“飞鸿”“孤鸿”和“归鸿”三种意象进行分析是研究的主流。除此之外,关茂和周莹则认为苏轼借鸿鸟表达自己的济世理想,象征苏轼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人格以及比喻苏轼自己面对失意和打击仍能够保持旷达超脱的精神境界；王国庆则提出苏轼开拓了鸿雁意象,赋予了鸿雁意象漂泊不定和心惊胆寒的内涵,是宋朝软弱不安心理机制下的外延。这些研究角度虽然各有不同,但“鸿”意象确实贯穿了苏轼的整个生命历程,苏轼不同的人生阶段下的变化也可以从“飞鸿”“孤鸿”和“归鸿”几个意象中体现出来,这也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广泛接受和认可。“鸿鸟”意象成为苏轼济世理想、高尚道德和旷达精神的象征。“鸿”作为一个古典意象,承载着思乡怀人的情感和遗世独立、卓尔不群的高贵品格,以及对美人的赞美和欣赏之情,苏轼笔下的鸿雁意象也继承了传统文化。首先苏轼笔下的“道边逢人问洛阳,中原苦战春田荒。北人闻道襄阳乐,目送飞鸿应断肠”“朝来告别惊何速,归意已逐征鸿翔”“何人织得相思字,寄与江边北向鸿”等就表达了思乡怀人的情感。其次在《和刘道原寄张师民》“腐鼠何劳吓,高鸿本自冥。颠狂不用唤,酒尽渐须醒”中,苏轼将“腐鼠”与“高鸿”作比,突出“高鸿”非同一般的才智和远大的志向；在“从我两王子,高鸿插修翎。湛辈何足道,当以德自铭”中,“高鸿”也成为品德高尚之人的代称；“共为竹林会,身与孤鸿轻”,用竹林会友的典故暗指才能品德超群之人,把自己化身为品德高尚的飞鸿。再者是用“鸿”来比喻美好事物的继承。拿意象“惊鸿”来说,“若共吴王斗百草,使君未敢借惊鸿”“君王不好事,只作好惊鸿”“看紧约罗裙,急趣檀板,霓裳入破惊鸿起”,都含有曹植《洛神赋》中“惊鸿”意象的内涵。苏轼作为一代文学大家,他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他对鸿雁传统意蕴的继承和肯定,无疑能使它们能够继续延续下去。北宋是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时代,士大夫得以重用,因此他们身上有着强有力的社会责任感,积极地关注社会民生、关注人生。同时,北宋也是儒佛道三教并存、理学盛行的时代。这样特殊的社会环境,为士大夫们形成了“进可攻,退可守”的思想活动背景。苏轼作为北宋的一颗璀璨文学之星,特殊的社会环境、丰富的理论知识和深厚的实践基础,为他开拓鸿雁的意境提供基础和可能。一是用“飞鸿”比喻人生的偶然和无定之感。古人常常用“朝露”“征蓬”和“浮萍”象征短暂人生,但苏轼化身“飞鸿”,透露出诗人独特的人生思考,把人生比作漫漫长途,“飞鸿”所停留之地不过是千里之行的途中暂时歇脚,而不是终点和目的地,体现了生命的流动性和暂时性。而苏轼的“飞鸿踏雪泥”则侧重强调生命是一个长久的流程,这既是苏轼对人生的独特体验,也在客观上丰富了“鸿”这个古老意象的意蕴,进一步拓展了“鸿”的内涵,独创性地用来表示人生的无常和偶然,在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明代,有王恭的“悠悠萍水各东西,也似飞鸿踏雪泥。百年心事难倾写,千里云山又解携”,在清代又有著名文人陈维崧的“浮世飞鸿雪爪,故山乱叶茅庵”,以及近代诗人徐志摩的爱情诗《偶然》“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须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等诗句都可以看见苏轼“雪泥鸿爪”这个名喻所留下的痕迹。二是用“惊鸿”比喻遭遇挫折、受过伤害的文人。苏轼笔下的“惊鸿”既有前文所提到那些比喻美好事物的意蕴,又可以重新定义为“受到惊吓的鸿鸟”。“伤弓之鸟惊曲木”,历经乌台诗案的苏东坡对政治斗争是恐惧的,“天静伤鸿犹戢翼,月明惊鹊未安枝”原是慰藉友人的诗,却变成了苏轼自己的真实写照。初贬黄州,苏轼成了一只“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的“孤鸿”,这只胆战心惊的“孤鸿”找不到安居之所,内心充满了恐惧,“惊鸿”也成为苏轼更具“私人化”的情感意象。历代文人反复使用“惊鸿”意象,也使它的意蕴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著名画家徐悲鸿先生的名字,就化用了苏轼此“惊鸿”的意蕴,以徐飞悲鸣、受伤心惊的“鸿”来为自己命名。苏轼所开拓的鸿雁意境在后世的影响可见一斑。苏轼总是从人生实践中去探索人生的真理,正因为如此,苏轼笔下的“鸿”飞出了不一样的轨迹和色彩,青年时他是迷茫的“飞鸿”,中年时他是历经苦痛的“孤鸿”,晚年他又是笑对人生的“归鸿”。无论是人生中的哪一种“鸿”,他都以儒家的济世情怀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又以佛道的思想来超脱自己,化解痛苦,正是这种坚忍和率真成就了他旷达的性格,也为鸿雁意象的继承和发展起到了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

胡钰乔

2021-03-30
椰子自古惹人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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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俊霖椰子，是一种热带水果，汁液鲜甜可口，富含营养。今人爱椰子，古人也一样。椰子溯古我国古人称椰子为“胥耶”“胥余”“椰栗”等。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汉武帝曾在上林苑修建“扶荔宫”，将南方的许多奇花异木移植其中，当时的文学家司马相如专门写了一篇《上林赋》，其中提到“留落胥邪，仁频并闾”。经后世学者考证，“胥邪”就是椰子。椰子树是热带植物，喜欢阳光、高温和雨水，汉武帝想移植椰子树难度很大，当时是否成功不得而知。不过，椰子在当时是很珍贵的。清人李调元在《南越笔记》里记载了一个故事：赵飞燕被立为皇后时，她的妹妹赵合德送了许多珍宝，其中就有椰叶席。李调元在广东为官多年，但他生活的年代和赵飞燕相差1700多年，这个故事很可能只是他从民间听来的一个传说。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交通不发达的汉代，北方人想见到椰子一定不容易，因为当时的大部分典籍中都没有椰子的身影。直到东汉时期，在《异物志》中才有了对椰子的详细描述。《异物志》的作者杨孚是岭南人，他在这本书中对岭南风物进行了系统介绍。其中，对椰子的形态和用途这样阐述：“椰树高六七丈，无枝条，叶如束蒲，其上结实如瓠，系于巅，若挂物状。”这与今天的椰子并无二致。魏晋时期的文学家左思在《三都赋》之《吴都赋》中也有“槟榔无柯，椰叶无阴”的说法。《吴都赋》描写的是三国时期东吴都城建业（今南京）的风物景象。当时的长江流域是否有椰子树生长，这要先打个问号，但东吴境内肯定是有的。《三国志》记载，交趾太守士燮每年都会派人进献蕉、邪、龙眼之类的热带水果，让孙权和手下的吴国贵族们尝鲜，其中的“邪”就是椰子。椰子还有个古怪的外号——“越王头”。西晋植物学家嵇含在《南方草木状》中的“椰树”一条中提到了“越王头”的传说，古时候南方的林邑王与越王有怨，派人刺杀了越王，将其首级悬挂在树上，后来演化成了椰子。对这个荒唐的故事，古代便有人提出质疑，比如宋代诗人赵升之就曾写诗说：“当时曾挂将军首，此说荒唐未可量。”（《椰子》）风雅入诗椰子在古代很受欢迎。唐代诗人沈佺期专门写过一首《题椰子树》，形象生动地描写了椰子树卓尔不凡的风姿与琼浆玉液般的椰浆。不过，他在末尾说，“不及涂林果，移根随汉臣”，感慨椰子这么好的水果，却无法移植到朝廷的中心区域，这是多么遗憾的事情呀！宋代诗人梅尧臣有一位朋友得到几个椰子，他也得以品尝到这岭南佳果：“割鲜为饮器，津浆若美酒。”（《李献甫于南海魏侍郎得椰子见遗》）梅尧臣吃椰子的方式应是割开椰壳直接饮用，好不畅快！至于椰汁，则如美酒般甘甜。宋代大文豪苏轼曾被流放到今天的海南岛，他喜欢吃的水果不仅有荔枝，还有椰子：“天教日饮欲全丝，美酒生林不待仪。”（《椰子冠》）喝着椰汁，似乎连远谪的烦恼也忘却了。在交通不便的古代，椰子是贵重水果，普通人很难有机会吃到。明代大臣韩雍曾经得到皇帝赏赐的3个椰子，于是赋诗一首：“剖开玉椀光偏润，泻出琼浆味独真。”（《二月二十九日蒙恩赐椰子三枚赋此志感》）剖开椰壳，露出圆润光滑的椰肉，而椰汁馨香浓郁、沁人心脾，喝完之后回味无穷。明代的海南本土文化堪称昌盛，文人雅士写下了不少咏椰诗。被誉为“有明一代文臣之宗”的海南文学家丘濬便写过一首《椰林挺秀》，诗中的描述让人真切体会到了椰林之美。所以，丘濬算得上那个时代的“椰子推广大使”了。浑身是宝早在唐宋时期，人们便发现了椰子的药用价值。宋代的《开宝本草》里记载了椰子瓤的功效，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记述：“椰子瓤益气、治风。而椰子浆止消渴，治吐血水肿、去风热。”至于椰壳，可以制作手工艺品，民间甚至还出现了“椰雕”技艺。南宋时期有一位叫项安世的官员，有一回，他的好朋友过生日，他便请人用椰壳雕成2个花瓶和1个香炉作为生日礼物，还赠诗祝贺（《以椰子香炉花瓶为大人寿》）。椰壳还可以制作帽子，称为“椰子冠”。苏轼被贬海南时，便用椰壳制作椰子冠，他的儿子苏过还给自己的叔叔苏辙寄去了一顶。苏辙收到这顶颇具新意的帽子后说，“垂空旋取海棕子，束发装成老法师”（《过侄寄椰冠》），颇有自嘲之感。苏轼父子收到回复后，也各自和诗《椰子冠》，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苏轼超脱、豁达的情怀。椰壳还有一种最为简单实用的用途，那就是劈成两半做成瓢。椰瓢结实耐用，上得朝堂，下得江湖。明朝永乐年间，大臣王绂就得到了御赐的椰瓢，还写下了《赋椰瓢》。当时的小说家还把椰瓢写进了小说，《水浒传》里就有不少椰瓢的戏份。其中第十回，林冲经过山神庙大战后，来到一间草屋避雪，赶走恶语相加的庄客后，便取了一个椰瓢来喝酒。第十六回，晁盖等人为了智取生辰纲，伪装成卖枣贩子，他们取枣用的也是椰瓢。除此之外，椰子还能酿酒。宋末元初学者周密写过一本《武林旧事》，追忆了南宋都城临安的城市风貌，里头便提到了椰子酒。椰汁可酿酒，椰子花也可酿酒，周密在自己编写的《齐东野语》中说：“今人以椰子浆为椰子酒，而不知椰子花可以酿酒。”事实上，很多古代的“吃货”早就知道椰子花能酿酒，比如唐代诗人殷尧藩便曾提到：“椰花好为酒，谁伴醉如泥”（《醉赠刘十二》）。在古代，椰子酒属于高档酒，而在古典小说《西游记》中，这种酒却频繁出现，其中大多数是在花果山，竟成了“花果山特产”。如今，便捷的交通物流和先进的保鲜技术，让全国各地的人们不难吃到新鲜的椰子，椰子的吃法也花样翻新。无论如何，从古至今，人们对于椰子的喜爱从未变过。

邱俊霖

2022-08-09
苏东坡这个天才，北宋孕育了他，明清捧红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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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之蕃临李公麟画苏轼像轴（局部）（翻拍自“千古风流人物书画特展图录”）■苏轼行书题王诜诗帖页故宫博物院藏无论什么时候，风流都是一种天才的能力，比如，总能把稍纵即逝的幸福，赋予不朽的艺术形式，而使之长留人间。赤壁夜游，“两个微小的人物，坐在月光下闪亮的江流上的小舟里。由那一刹那起”，读者陷入了他的风流世界。近日，和朱万章先生谈论苏东坡，我们就从这样的场景进入。■收藏周刊记者潘玮倩无法超越1收藏周刊：千古风流人物，今天，我们如何定位苏轼？千年之上和之下，他似乎在很多方面都有无法复制的成就。朱万章：苏轼，在书法、绘画、文学乃至政务国家处理方面，都有非常独到的特殊成就，尤其对宋代以后乃至元明清，及至今的国内外，其影响之大，几乎没有其他艺术家可以比肩。他的作品在包括英美等地的英语世界传播，同时，日本对苏东坡作品的翻译也更为全面，1990年，他们还正式成立了“宋代诗文研究会”。收藏周刊：您觉得，到底是什么，最集中、最大化地成就了苏东坡？是黄州的那段经历吗？朱万章：乌台诗案乃至黄州经历，的确影响非常大，它是一个节点，但不是爆发点。他的成就、他对后世的滋养和启发，是一个整体的过程，润物细无声。收藏周刊：您是否认同，苏轼所身处的北宋，是中国思想和艺术的黄金时期？朱万章：确实，至少从三个方面，我觉得达至顶峰，它们是文学、书法和绘画，尤其是在书法方面，其后无法超越的。还有，虽然后来的元四家、扬州八怪等也各有造诣，但他们依旧无法望前人项背。收藏周刊：您认为北宋的书画是中国艺术的最高点？朱万章：对，算是一个高峰。当然，其前面还有隋唐，但可惜隋唐的东西如今我们少见。收藏周刊：北宋后面的都没有办法去超越他们了吗？朱万章：是的。北宋之后的那些文人画，都没办法超越北宋时期。其实这也不是我的观点，这实际上是一个公认的观点。收藏周刊：书画同源，成熟的文人画理论，是否是从苏轼这里开始？朱万章：对，他率先提出文人画的概念雏形。“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他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里提出“诗画本一律”，同时品王维的诗画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对于诗画在精神上的融会贯通进行了解读。他既是理论的奠基者，也是文化的践行者。收藏周刊：回到您刚才说的问题，您说北宋文人画当时就达到了一个无法超越的高峰。那么接下来的近千年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朱万章：其实接下来，比如元四家、董其昌、文徴明等，他们的绘画成就当然也非常大，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特征。只是没有超越北宋。收藏周刊：您觉得苏轼他们的文人画，最难超越的地方在哪里？朱万章：他的那种整体气韵和气息。腹有诗书气自华，他具备多方面的艺术修养，按照我们今天的看法，他还是个哲学家，诗词歌赋、种种素养，造就了他深厚的底蕴。很感性很理性2收藏周刊：我们今天阅读苏轼的诗句，会发现它们有很纵深的空间感和苍凉的历史感，这是否就是辉煌璀璨而又积贫积弱的北宋，给予苏轼的馈赠？朱万章：应该也算。实际上，每个时代造就了不同的人才。苏轼在仕途上的起起落落，从高居庙堂到颠沛流离，巨大的反差、历史的时空，给予他的感受自然和常人有异。他对人生的超脱、面对时间流逝的苍凉和成长感，都能在他的诗词歌赋中体现。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本身就是一个天才型的人物。一般人就算与他遭受了同等经历，也可能没办法有深刻感悟，但他很感性又很理性，所以，他能。收藏周刊：您最喜欢他的哪首诗句？朱万章：有两篇文章我是特别喜欢的，一个是《超然台记》，另一个就是《前赤壁赋》。他在这两篇文章里提出了很多人生思考，而且这种思考确实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他很豁达，对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能够认出，并不作强求。“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收藏周刊：但在读《后赤壁赋》的时候，“时夜将半，四顾寂寥。适有孤鹤，横江东来”，还是能感受到一些纠结。您认为他最后放下了没有？他根子里是否还是一个儒家知识分子的角色？朱万章：我觉得，他经过了很大的波折，到后来算是真正的超然了，从儒家的入世到释家的超脱，然后到道家的出世，完全进入了一种无欲无念。收藏周刊：我们说苏黄米蔡，您觉得，苏轼的“写意、尚意”书法风格，对当时的书风，带来了怎样的影响？从“笔法”到“心法”，苏轼对于宋代书法的突破性贡献，最主要体现在哪里？朱万章：苏东坡的书法是唯一最难学的，为什么？因为他不是特别讲章法，就是纯粹为了直抒胸臆。绘画中，写实的就特别容易临摹，写意的则比较难，书法也是这样。我也曾临过他的字，后来发现没辙。除非你的技艺能和他的“意”连接到一起。《东坡笠屐图》的致敬3收藏周刊：其实包括当时和后来，也有人对他的书法提出过异议。朱万章：当然这是见仁见智，我所认识的一些书法家，就说一点也不喜欢苏轼的字，说它看上去不太对路。但有的人就特别喜欢。但总体来说，苏轼的书风，对南宋和元朝影响力比较弱，到了明清时期影响大一些。苏东坡的地位，实际上是在明清时期被完全树立起来的。收藏周刊：为何明清时会有这种现象？朱万章：这是综合性的原因，我曾写过一篇《明清文人为何钟情<东坡笠屐图>》来探讨这个问题。目前所知最早创作此画者，则可追溯到苏轼的好友、人物画家李公麟。李公麟在其《东坡笠屐图》中题道：“先生在儋，访诸梨不遇。暴雨大作，假农人箬笠木屐而归。市人争相视之，先生自得幽野之趣。”这是关于创作《东坡笠屐图》的最早记录。遗憾的是，李公麟原画已经失传，我们只能从文献记载和后人摹本中得知，李公麟创作过不止一幅《东坡笠屐图》。在此之后，直到二十世纪，创作过《东坡笠屐图》的画家不计其数，尤以明清时期文人所作《东坡笠屐图》多且精。收藏周刊：东坡笠屐这个场景，唐寅曾有这样的诗句：“东坡在儋耳，自喜无人识。往来野人家，谈笑便终日。一日忽遇雨，戴笠仍着屐。逶迤还至家，妻儿笑满室。歆哉古之人，光霁满胸臆。图形寄瞻仰，万世谁可及。”明清文人，他们从苏东坡身上寻求到了怎样的共鸣？朱万章：1097年，苏轼被贬到海南儋州，政治上失意，前途渺茫，自然环境也较为恶劣，身体不适，但就在这样内外交困的环境下，他还能保持“幽野之趣”，最大限度地超然面对一切，《东坡笠屐图》便是对此时心态的反映。明清时期包括唐寅、仇英、尤求、曾鲸、张宏、朱之蕃、陈继儒、孙克宏等在内的这些画家，正是借助苏东坡的生命意志与达观人生，或通过《东坡笠屐图》传递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或在《东坡笠屐图》中找到慰藉，成为苏东坡的隔代知己，如明代文学家杨慎在贬谪云南时便绘《东坡笠屐图》，“写以自况，颇能传出一肚皮不合时宜之概”。在绘画之外，明清时期更有不少文人借助诗歌等载体表达对东坡笠屐形象的敬仰或从中找到惺惺相惜的心灵契合。明清时期大多数文人有在苏东坡生日（十二月十九日）当天祭祀雅集的风气，在当日必悬挂苏东坡像以供瞻仰，而多数人便选择《东坡笠屐图》作为东坡的标准形象。他在困顿的环境中所表现出的顽强与超脱，成为明清文人学习的楷式。这种影响，亦绵延至今，未有断绝。简介朱万章四川眉山人，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委员，从事书画鉴藏与美术史研究，著有《书画鉴考与美术史研究》《销夏与清玩：以书画鉴藏史为中心》《书画鉴真与辨伪》《鉴画积微录》《明清书画谈丛》《过眼与印记：宋元以来书画鉴藏考》《画外乾坤：明清以来书画鉴藏琐记》《画里相逢：百年艺事新见录》等。同时兼擅绘画，出版有《一葫一世界：朱万章画集》《学·艺：朱万章和他的艺术世界》和《学之余：朱万章绘画近作集》。

潘玮倩

2020-10-18
宋代贬官的渡海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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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海南日报记者单憬岗宋朝时期，海南岛与山东沙门岛并称为两大贬官目的地，因此有大量官员因各种罪名被贬谪到海南。而这些贬官们在到海南岛时，必须要渡过琼州海峡。对于千年农耕文化熏陶出来的中原人士，很少能有机会与海洋接触，更何况是要乘船渡海。因此，横渡琼州海峡往往成为他们贬谪途中记忆最为深刻的一段路程，现实的波涛与五味杂陈的思绪，往往交杂成一个个块垒，必须吐之而后快。宋代对贬官有相应的恩宥制度，除了死罪和永不放还者外，每遇大赦就会得到赦免，这样就使得他们有了第二次渡海的机会。因此，很多贬官在渡海前后常常会抒发自己的感慨，表达不一样的人生思考。因此，就有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特殊的小门类：渡海诗。为此，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郭庆财专门撰文《论宋代海南谪宦的渡海诗》，介绍了宋代贬官所作的渡海诗。据他介绍，仅宋代贬官们留下的渡海诗就有20余首之多，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与海相关的诗作。南下渡海，是由已知世界向未知世界的过渡，意味着远离中原文明、孤独困守的遥遥无期；北上渡海，则是海外生死考验的结束，意味着身体与精神两方面的解脱。南渡和北归，是生命的沦落与回归，形成了自由和羁束的强烈落差。因此宋代谪宦在渡海这一生死之际的转折中，激发起对人生、命运的终极思考，也影响和改变了他们的心态。这在他们的渡海诗中皆有所体现。渡海惊魂先祭海郭庆财认为，从地理环境上来说，海水的阻绝和分割，对谪宦的心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海南海北在自然环境、风土民情方面有着巨大差异，亲情、友情、各种讯息也为海峡所阻隔，他们常常怀有能否生还北归的疑惧。除此之外，惊险的渡海本身也是一道“鬼门关”。面对茫无际涯的凶险海潮，他们难免忌惮。苏轼在《伏波将军庙碑》中写道：“自徐闻渡海，适朱崖，南望连山，若有若无，杳杳一发耳。舣舟将济，眩栗丧魄。”宋朝时，海南贬官们一般都是由雷州半岛渡海到澄迈。《舆地纪胜》称朱崖“与徐闻对渡。北风举帆，一夕一日而至。”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流谪之人南渡时常有风波之灾。关于琼州海峡的凶险难渡，相关史料多有描述。北宋初期就有记载称“先是岁调雷、化、高、藤、容、白诸州兵，使辇军粮泛海给琼州。其兵不习水利，率多沉溺，咸苦之。”为此，琼州海峡一带形成了浓厚的海神崇拜情结，贬官们也大多不例外。唐代刘禹锡、李翱、李商隐等皆有祭马伏波庙文。不过，他们祭祀的目的仅在发抒贬谪之恨，这也是唐代歌咏马援的主旋律。宋代苏轼、李纲、李光等名宦祭伏波庙，则是敬人和敬神的统一，是集凭吊和祭祀行为于一的。他们耿耿孤忠的人格精神、遭谗被谤而沦落的境遇与马援颇为一致，故多借祭海发抒不平之鸣。苏轼赞马援曰：“生为人英没愈雄，神虽无言意我同。”李纲诗中也表达了与马援这位失路英雄的惺惺相惜：“戈舡下濑勋猷壮，马革裹尸心胆雄。顾我迂疏成远谪，赖神正直鉴孤忠。”凭吊先贤，向海神马援表白自己的心迹，有藉以浇平胸中块垒之意。祈神祭海，与海神精神的冥会，也给了他们平安渡海和顺利北归的双重精神支撑。因此他们在祈神顺风后，相信神灵确能助人化险为夷，其心中的欣悦可知。苏轼、李纲南渡与北归之前皆曾祭海且卜筮，李纲卜以11月25日南渡，一卜即吉，“乃知神之威灵，肸昭著若此。”正是缘于此，李纲虽乘船南下，却模仿东坡北归渡海之作，以啸傲沧海的精神压倒了恐惧：“夜半乘潮云海中，伏波肯借一帆风。满天星月光铓碎，匝海波涛气象雄。大舶凭陵真漭渺，寸心感格在精忠。”郭庆财表示，对神灵的敬奉和祈求，源于贬官们现实中的无能为力。因此，对深感人事多难、命途渺茫的贬官而言，祭海予其精神的寄托和慰藉，使忧愤、恐惧转为平和与旷达。从渡海之际祈神卜筮的茫然，到祭后迎来风平浪静、水云遄飞的欣悦，明显可以感受到从“惶惑”到“平和”的心理起伏，也体现了他们在茫然无助之余自我调节的努力。乘桴浮海却宽心虽然前途的吉凶莫测让谪宦内心充满不平和忧惧，这由贬官们对大海惊涛骇浪的恐惧中隐约可感；但同时浮于江海，远赴天涯，也意味着士人对险恶政治生活的远离和“江海之志”不期而然的实现。因此他们诗中亦多有对浩淼大海的亲近。苏轼与大多数南宋海南谪宦都体现了这样一种人生情怀，即对孔子“乘桴浮于海”精神的认同。海南贬官大多因为政治斗争落败而被谪，渡海之际，孔子“乘桴浮于海”的理想在他们那里引发了强烈的共鸣。苏轼将此理解为出尘高蹈，避世隐居。他在《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中写道：“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郭庆财认为，随遇而安，随宜所适，是苏轼和海南贬官们淡化痛苦、超越苦难的一种可贵的豁达，一种超然的道家智慧。这不但在士人渡海时形成内外映照，而且与其身处海南时的个人出处思考相一致。将个人生命置于宇宙背景之中来审视贬谪南海，使他们不再执着于个体生命存在，而是超然物外，淡化距离远隔带来的痛苦。苏轼即深受庄子齐物思想的影响，从而抹平海南海北的限隔，“吾道无南北，安知不生今。”因而进入海南和出离海南也并无本质区别，放逐虽是失，亦未必无所得。正是因为这样，苏轼北归时才有“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的坦然和豪迈。南宋的贬官们学习苏轼，对被贬谪有了苦难的免疫因子。如胡铨就写下：“仲连蹈海徒虚语，鲁叟乘桴亦漫谈。争似澹庵乘兴往，银山千叠酒微酣。”李光也写下：“须知鲁叟乘桴兴，未似商岩济巨川。”李光的人生精神最接近于苏轼，他此前已被谪藤州3年之久，认为只要不执著于政治得失，不计较南北距离，以佛道的平等观视之，则来亦不惧，去亦欣然。因此南渡时，才有“三载藤江守药炉，身轻那复羡飞凫”的洒脱和超然。身在江海存魏阙郭庆财表示，被放逐于江海，既可以像孔子一样，怀有一种“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潇洒；也可以“身在江海，心存魏阙”，即眷念朝政，矢志不渝。北宋贬官大多是第一种，如丁谓：“今到崖州事可嗟，梦中常若在京华。”而任伯雨《述怀》则昭示了其忠心谋国的一腔血诚：“雅有江海志，仕宦特牵迫。一日偶遭际，用舍何敢必。但思忠邪分，于国系休戚。周嫠不恤纬，我意何穷极。漆女倚门啸，我情第堙郁。呜呼谋身者，所宜念阴骘。”虽投荒万里之外，而无个人生死之恤念，更多的是伤离之感和对朝廷失政之忧念。同是渡海北归，与苏轼不同。身处北宋即将灭亡之际，他面对多艰的国运很清醒，表现出直面现实的忧心。他豪迈的人格境界以国运的担当为内核，而又表现出潇洒超拔的精神超越。他的渡海诗写道：“平生奔走畏江湖，暮齿来乘海上桴。自哂井蛙真见小，望洋向若一卢胡。”因此，李纲这种“身在江海，心存魏阙”的忧患精神既不同于怅愤填膺的任伯雨，更与自安自适的李光形成了很大的反差。李纲北归后，即被除命湖广南路宣抚使，乃有诗云：“龚遂有心安渤海，谢安无计恋东山。”回头再看李光被谪海南昌化时的一首诗与之相应和：“胜欲哦诗追沈谢，不求名迹拟龚黄。”这样看来，李纲以谢安和龚遂自命，不愿贪恋安适的家园，而欲身赴国难。“不同的贬谪经历和自我修养，影响到宋代贬官们对世事的热心和淡漠，也使得每个人有各自不同的江海。虽然个人出处的思考不同，而李纲、李光皆不乏乐观、旷达的精神气象，这在渡海诗中已经显出端倪来了。”郭庆财说。

2015-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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